老人终身未婚，将毕生精力投入了科研，身边只要侄女克洛蒂德及女拥玛尔蒂娜为伴。克洛蒂德是萨加尔的女儿，七岁时便失去了母亲，父亲续弦后将他托给巴斯加养育。十余年来，她从伯父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对伯父的才华，勇气和献身精神充满了敬意。女佣玛尔蒂娜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受她影响，克洛蒂德又对上帝充满热情，对彼岸世界怀有美好憧憬。
巴斯加的遗传研究使他的老母亲菲力西特夫人坐卧不宁。她在第二帝国时期曾以两个著名沙龙吸引了各路名流，使卢贡·马加尔家族显赫一时。1870年，第二帝国覆灭，她也成了落毛凤凰，但她们攫取的巨大钱财仍使小城居民对她肃然起敬，第三共和国的官员也不敢轻视她。她经历了家族的兴衰，留恋过去的光荣与华贵，梦想恢复昔日的天堂，希望后人能以家族为荣为幸，力求光宗耀祖。所以她害怕巴斯加的家族成员档案传诸于世，泄露家丑，败坏家声，于是处心积虑要毁掉这些资料。她诱导克洛蒂德和玛尔蒂德说。巴斯加收集的那些资料是得不到上帝饶恕的，要想让巴斯加死后能进入天堂，必须毁掉那些有辱家族的名誉的东西。克洛蒂德和女佣深为爱戴巴斯加，虔信上帝，为了振救敬爱的人，她们与菲利西特夫人达成了默契。
一天晚上，克洛蒂德偷走了资料柜的钥匙。巴斯加很快发现了。他觉得应当让侄女自己去鉴别真伪、善恶与美丑。他让她看了所有资料，告诉她卢贡·马加尔家族历经五代，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有政界要人，有金融巨头，有僧侣，有强盗，有农夫，有妓女……整个家族就是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社会的缩影。而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遗传与品行、气质的关系以趋利避害。他告诉侄女，由于祖先的过失，这个家族正在走向衰亡，除非注进新鲜血液，否则就会一败涂地。巴斯加医师满以为这些话会使克洛蒂德恍然大悟，理解他的苦心，而向他真心认错。可克洛蒂德却为家族的丑恶而瑟瑟发抖。她对上帝的信仰为真理的力量所摧，茫然不知所措。她始终什么也不能说。
冬天到了，巴斯加由于伤心，加上劳累，大病了一场。侄女朝夕相伴，精心照顾他，一天，他偶然听到自己的学生拉蒙医生在向侄女求婚。这时，他才痛感老而无伴的悲凉，猛然意识到侄女在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地位，不得不承认心底掩藏的爱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是不顾侄女的幸福，于是劝侄女答应拉豪医生。克洛蒂德钦佩伯父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拯救人类的雄心，终于发现真正的上帝是人类自己，是真理。她更加爱戴巴斯加，感到没有他，生活就没有幸福，没有希望。因此她告诉伯父，她爱的就是他。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正在这时，公证人卷款潜逃。巴斯加忍痛送走了妻子，自己继续研究。清苦生活加上繁重工作使他病倒了。公证人即将还款和妻子怀孕的消息使他振奋，打算接回妻子，可他已是奄奄一息了。他在家族世系表上，克洛蒂德的名字旁边写道：“将于1874年生下她的伯父巴斯加的儿子。”又在自己的名字旁写道：“因心脏病死于1873年11月7日。”而后呼唤着妻子名字离开了人世。
克洛蒂德闻讯赶来，悲痛欲绝，守在巴斯加旁边睡过去了。突然，她被一阵呼呼作响的声音弄醒，原来是菲力西特夫人将资料扔进了壁炉。老夫人得意洋洋地说，她终于除去了多年心病，“卢贡家族胜利了。”她走后，克洛蒂德忽然发现，家族世系表还完整无缺地摊在写字台上，由于老夫人的疏忽，这份珍贵资料才得以幸存。
次年五月，克洛蒂德生下了巴斯加医师的遗腹子。这是卢贡·马加尔家族断代史中最后一个孩子，是克洛蒂德的全部希望，也是这个家族的希望。
这部小说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巴斯加医师对整个家族史小说的总结，也是代左拉阐述了关于遗传规律的见解和遗传与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的见解。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左拉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其创作深意所在。他通过巴斯加说明，他试图通过遗传规律的探讨，弄明白种族的遗传因素随不同环境而在各成员身上发生了怎样的不同影响，然后进一步发现哪些遗传因素可以导致善行美德而哪些因素趋于腐化堕落，从而怎样运用遗传规律来改变种族遗传，优化人种。他认为，只要从其他种族中给一个种族输进新鲜的、优质的血统，这个家族就可重新振兴，推而广之，人类也可通过这种方法得以复兴。这种想法当然是幼稚的，但在当时，又是难能可贵的。科学家、思想家们以不同方式关注着人和人类，从种种角度对人类前途、社会进程、发展手段与方式提出设想，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一种意义。它不一定能立刻、具体导向一个结论，但所有这些创造性的思维总体上是导向真理的。左拉在小说中演绎自然科学知识，与有些小说在人物命运中展示社会规律一样是合理的。
小说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巴斯加的一生，主要是他与侄女的爱情。在他们的爱情纠葛中，巴斯加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外在矛盾力量，是它使得巴斯加长期单身而与侄女相依为命，是事业使他压制了情感同时也是事业使他赢得侄女的爱，又是事业使得菲利西特夫人来干涉他、来诱骗他的侄女，使他俩都陷于痛苦，经过一番磨难才终成眷属。这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内容，不管作者本人意图如何，前一部分内容更象骨架。虽然这个预设的框架将二十部家族史小说连为了一体，但具体看每一部小说，都是独立成篇的，完整地展示了一个或几个人物起伏跌宕、成败荣辱、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
《萌芽》是法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详尽地正面反映工人斗争全过程的作品，是一部特别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人小说，是作者在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受到工人罢工 （主要是奥班与拉里卡玛里地区的矿工罢工）的触发，而在家族史小说中着意加进的一部社会主义小说。作品主人公艾蒂安·朗第耶是《小酒店》中维尔维丝与朗第耶的次子，成年后在里尔的铁路工厂里当机器匠，因打了工头几耳光而失业，流浪到蒙苏煤矿，当了一名推车工。他受到老矿工马赫一家的友善照顾，并与马赫的大女儿卡特琳结下深厚情谊。由于他懂文化，肯干能干，作风正派，在工人中很在威望。这时，他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家普鲁沙有了书信联系，研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刊，形成了革命思想。在矿工们对劳动条件与报酬强烈不满的情况下，他组织建立了矿工互助基金会并发动了一次罢工。煤矿经理不答应增加工资，使罢工规模更大。艾蒂安请普鲁沙来演讲，并使蒙苏矿工都成会“国际”会员，得到经济支援。只是由于援助不足，工人们财尽粮绝，加上资本家挑拨分化，部分工人在邻近的设备较好的让—巴特矿区复了工。其他矿工忿怒地来此砸毁了机器设备，惩罚了妥协分子，不顾饥饿，坚不屈服。结果煤矿公司招来了新工人，由军警保护着恢复了生产，当罢工群众前往制止时，军队开枪镇压，工人死伤数十人，被捕若干。老工人马赫惨死，艾蒂安幸免于难。此后，煤矿工人迫于暴力与饥饿回到了矿井，罢工完全失败。艾蒂安也跟着卡特琳下了井。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出于疯狂的破坏欲，故意损坏了矿井坑道的防水装置，导致坑道被淹，许多矿工惨死。艾蒂安·卡特琳及卡特琳的男人、工贼沙瓦尔都被困地下，艾蒂安与沙瓦尔进行殊死搏斗，杀死了这个卑鄙暴虐的人。十来天后，他们被救了出去，但卡特琳已死在他怀中，他则变得满头白发。公司解雇了他，普鲁沙请他去巴黎，他就此踏上了新路。
左拉的这部小说，首次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革命活动在文学中被加以正面表现。这是当时最先进的主题。作品以艾蒂安的成长反映了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而普鲁沙的出现则代表了“国际”组织、共运思想与工人阶级的真正结合，使得这一过程有了动力和指南。“国际”对蒙苏矿区的经济支援和罢工工人的加入第一国际充分体现了这一结合，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社会政治意义。
艾蒂安作为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优秀工人代表，从生活作风、劳动技能、工作态度、影响力和号召力等各方面都是高出一般工人的；与此对比，作者设计了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这一形象，他代表一种盲目的、缺乏理智、违反一般人性的路线。这个巴枯宁主义的信徒只知破坏，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仇视一切，结果带来的只是工人阶级更大的损失。这个人物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思想状况的复杂，扩充了作品的反映生活的厚度。
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家以自然主义大师特有的精致、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悲惨现实：男女混居，连洗澡也无法互相回避；经常挨饿，如去赊物，则要以妻女满足店主兽欲为代价；他们的工作条件也非常恶劣，几乎谈不上劳动保障；长期浸泡水中，造成双腿僵直；呼吸煤灰，吐出的痰总是黑的；而与此对照的则是资本家舒适的住宅与办公厅，食利者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这些描绘揭示了劳资对立的根源，也为以后的罢工斗争作了铺垫。
作品在结尾透出一片光明，充满了信心。作者通过艾蒂安的沉思，表明革命即将到来，革命烈火将把本世纪最后几年映得通红，从而以高昂的笔调，阐明了“萌芽”这一主题。
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描写了工人阶级的蜕变倾向，如艾蒂安在成立基金会后俨然一个头目，讲究起穿着来。这不啻是给革命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作品也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关于革命道路和革命前景的设想还是很模糊的，这不必求全责备。作家为了使艾蒂安更成为真实的人，而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他在卡特琳身边劳动时的性冲动；不惜篇幅地表现矿工男女们的放荡生活；将艾蒂安的革命性与家族遗传带来的嗜杀狂联系起来，这都是自然主义的败笔。
《土地》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补充对法国农村生活的描写，其中心内容是包斯平原上一个农民家庭中围绕土地与财产而发生的纷争和惨剧，一方面展现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劳作娱乐、风俗习惯以及农村的自然景物、季节变化，另一方面着重揭示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愚昧、落后、贪婪、自私、冷酷与残忍。这部小说与家族史系统的联系是通过从外乡到本地来当长工的约翰·马加尔建立的。约翰是弗朗索瓦的丈夫。弗朗索瓦的伯父路易·富安将田产分给了三个儿女，从他们那里领取定额年金过活。但长子、绰号“耶稣基督”的无赖汉雅森德将土地一块块典当出去换酒渴；次子布托也不愿尽义务；女儿女婿同样嫌弃他，他住到长子的破屋里，雅森德与女儿几次试图窃取他的私蓄与证券，转而投奔布托，先是失去了全部积蓄，而后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有时还被赶出家门，在原野上忍饥受冻。弗朗索瓦的故事与富安老爹的悲剧是平行发展的。她的姐姐嫁给了布托，姐夫想通过占有她来占有她的田产，遭到坚决抵抗。后来她与长工约翰相爱成家，分走了自己的那份土地与家产。有一天，她在地里劳动时，被姐姐与布托联合使用暴力而失身，又在与姐姐斗殴时摔在大镰刀上致死，腹中还怀着待产的孩子。布托夫妇闷死了目睹真相的富安老爹，纵火灭迹，又赶走了约翰，从此逍遥法外。
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了争议，许多人对这部作品中的强奸和杀人描写不能容忍，认为笔墨淫秽；那种令人发指的杀父焚尸场面贬低了人类、侮辱了美与爱的一切形象，否定了善的一切行为。然而这种自然主义描写虽然对于人类的道德感与自尊心来说未免过于严酷，它却是真实的，蓝本是有对罪犯夫妇将自己的母亲烧死在自家的壁炉里。当人们冷静下来，就能由左拉的描写引出对人类自身兽性残余的深刻反思。
表现农村生活，而且是异常真实、不加理想化、不是出于臆想的农村生活，这在法国文学中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作家们主要生活在城市，所思所感都与城市息息相关，对农村不够了解也缺乏兴趣。左拉以他关注全人类的广阔视野，注视到了那片开垦不够的土地，描绘出一片全新的图景，显示出奇异的魅力。那喧闹的宗教活动，那公共事务上的口角式的论辩，那分割财产之类的鉴约仪式，那集市上的讨价还价，那耕作时的打闹，婚礼上的起哄，乘凉时的闲聊杂议，小酒店里的高谈阔论，莫不体现出作家丰富的想象力、细致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
作者塑造了富安老爹、布托等农民形象。富安老爹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勤劳本份，朴素善良，最大的特点是热爱土地，以土地为命根子，因为拥有土地而活得有滋有味，因为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他的儿子既继承了这种对土地的炽热感情，又发展到疯狂无节制的地步；同时身上又带有流氓、强盗气息，在攫取土地方面冷酷、残忍，不择手段，完全是一个为土地占有欲所支配的缺少人性的自然动物。他的“恶”不是有意识的“恶”，而是一种本能的犯罪，是自然主义文学为“恶”人物画廊提供的一个新类型。
作品的进步意义不仅表现在作家对农民命运的关注，更表现在他对法国农村和农民之前景的探讨与设计。他着重表现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描写农民的愚昧、野蛮，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帮助农民适应时代的变化，避免在大工业的冲击下破产，流亡。左拉塑造了一个农业资本家胡德根的形象，他的农场的那种严密的分工管理、宠大的规模、较高的生产效率，揭示了资产阶级大生产的优越性，为小生产者设想了这样一条农业工业化、工农商一体化的道路。由此可见作家左拉总是自觉地紧跟时代潮流甚至走在时代前面的。
《金钱》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金融市场的新问题、资本的作用、社会性的投机心理以及围绕这些所发生的悲喜剧。这是家族史小说的第十九部，作品主人公与第二部相同，内容上有承继关系。在贪欲的角逐里，俄翟诺·卢贡的弟弟阿里斯第德·卢贡来到巴黎冒险，在哥哥帮助下发迹，因为哥哥已是有名望的大臣，他改姓萨加尔以免妨碍哥哥。他通过婚姻捞了一大笔财产，又大做房地产投机买卖，施展各种伎俩，成为暴发户。不过，他不久就遭到了失败，破了产，还差点吃官司。在 《金钱》中，萨加尔野心未泯，打着卢贡大臣的招牌，联合了一群有影响的投机家，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自揽大权，并在普奥战争导致证券剧降之时，通过欧仁窃取了战争将要结束的情报，大量购进，获得了巨额利润，并使他的对手、银行大王甘德曼损失了八百万。他通过报刊宣传、造假户头、买空卖空等办法，不断进行冒险，以至华而不实，股票疯涨而库存空虚、现金枯竭。这时，萨加尔的情妇由于对他不满，投靠了甘德曼并出卖了萨加尔的公司内情，使萨加尔遭致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彻底破产，而且本人被法办。
这部小说非常及时地反映了法国社会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股份公司，这充分说明了左拉具有高度敏感的注意力，始终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左拉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金钱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表现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活动形式和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由于它使投机获利、一夜间暴发成为可能，必然带来贪欲的狂涨和投机者的大起大落。萨加尔就是金钱资本运动的主人和奴仆，他既是出于贪欲而积极参予，又是因为不能自控、无法罢休而直至被金融的车轮辗碎。
作者还生动细致地描写了金融投机活动场所——交易所的情形，将投机分子的狂热表情、赌徒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那黑蚁一样的人群、临战前一样紧张的气氛、污秽的墙壁与地板、嘈杂的叫喊声，再现了股票出现之初整个经济生活的喧嚣与杂乱场景。他还真实、详细地描写了投机业务是如何进行的，描写了交易所从早上开盘到晚上收盘的全过程，构成了对交易所的百科全书式的全面反映。这无疑是作者的独特贡献。
总的来说，《金钱》是一部将枯燥的经济题材处理得有声有色的杰作。人物命运与特殊场景有机结合，经济事务在人物活动中展开，而人物活动又展现了经济生活的复杂面貌，并使人物性格由于具体经济生活的内容而得以深化，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金融人物的艺术形象，再现出金融时代的典型环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左拉极力标榜他与巴尔扎克的不同而试图作一个自然科学家、写一系列更富有科学性而不是社会性的作品，但他实际上是仿效了巴尔扎克，将代代相传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成员分布到社会各个阶层，使得遗传在具体环境中丧失了大部分影响力，整个家族史小说的社会史性质远远超过了自然史性质。首先，他的二十部长篇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每部专写一方面，包括拿破仑三世的二月政变（《卢贡家的发迹》）；地产投机买卖与巴黎的市政内幕（《贪欲的角逐》）；巴黎菜市场与市场里的资产者 （《巴黎之腹》）；外省的政治生活（《普拉桑之征服》）；宗教生活与教士（《教士穆雷的过错》）；第二帝国时期的上层政治与政界 （《卢贡大人》）；巴黎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与酗酒的社会问题 （《小酒店》）；巴黎市民小人物的生活与家庭问题 （《爱之一页》）；妓女生活及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 （《娜娜》）；巴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与道德状况（《家常事》）；资本主义商业、巴黎的百货公司 （《妇女乐园》）；矿工生活与工人运动 （《萌芽》）；艺术家生活与艺术界状况（《作品》）；农村状况与农民生活（《土地》）；铁路工人与铁道部门（《人兽》）；金融投机与交易所（《金钱》）；普法战争与第二帝国的溃败（《溃败》）；医学家与生理学、遗传学（《巴斯加医生》）——完全称得上一部第二帝政时代的百科全书，一部详尽的“断代史”。这部断代史反映了第二帝政时代的几乎全部重要历史事件，呈现了历史发展的轮廓。
左拉的创作不仅气势宏大，也很注意细节，重视实录，要求资料式的详尽和摄影式的准确与真切。因而他的家族史小说对于读者了解法国历史状况与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在人物描写上，左拉超越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写出了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对人的影响，从而使人物形象丰满而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概括地说，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法国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发展、经济生活一系列重大现象，反映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特征，全面具体，规模巨大，而且有很多描写在当时是开创先声（如《萌芽》之反映工人运动）或绝无仅有的（如《土地》之写农村的严酷现实。同时代作家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是少，二是空泛，三是粉饰太平或理想化，要不干脆凭空设想）。
家族史小说在艺术上的首要特点是具有文献性和科学性，描写细致、精确，如同摄影或复印，高度接近生活原貌，但也重视画面的生动、形象和情节的内在逻辑，使小说进程合情合理。其次是小说语言并不死板，相反极有活力，富于表现力，如他写娜娜“象太阳那样闪光的苍蝇，从粪坑飞了出去……只要随便在里边男人身上偶然一落，就会把他们毒死。”又如他把矿井比喻成吃人的野兽，把百货公司写成巨人，有一张 “暴发户的大脸”。他还以优美的笔调，写一个姑娘呼吸了“一口茉莉花的香气”，自己也变成了“活的温馨的花束”；写一对情人拥抱时，热带树的手臂也在一阵爱的昏睡中纠在一起，富有诗意，与人们想象中严谨、刻板的自然主义大不相同。结构方面，各章各卷篇幅整齐匀称，内容集中，联系紧凑，前后照应，情节发展既井然有序，又波澜壮阔。
以一个家族的历史构成一个时代的缩影，左拉以他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跻身文学的星河，发出灿灿光辉，当之无愧为文坛泰斗。
梅塘之夜的明星
短篇小说的巨匠
在自然主义文学潮流开始兴起的时候，法国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团体——“梅塘集团”。“梅塘集团”的领袖是左拉，成员有莫泊桑、阿莱克西（1847—1901）、瑟阿尔（1851—1924）、埃尼克（？）、于斯曼（1848—1907）。 1880年，这几个志同道合的作家朋友联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在这个集子中，莫泊桑以其名篇《羊脂球》脱颖而出，象一颗新星开始在法国文坛，大放光华。
莫泊桑是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接受了左拉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他在相当短促的一生里，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文学成就，不仅创造出《一生》、《漂亮朋友》这样流传不朽的长篇大作，尤其是创作了数量巨多、艺术水平卓越超群的短篇小制，在世界文坛上影响深远，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法朗士称誉他为“短篇小说之王”，说“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采”。这些评价是举世公认的。
在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福楼拜、左拉交相辉映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坛，莫泊桑可谓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占有了一片天空。他曾幽默地说：“我象流星一样进入文坛。”然而，《羊脂球》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透彻观察、对题材的精确把握和炉火纯青的表现技巧，却无处不闪烁着明星般的不灭光辉。而这激动人心的闪光，是靠了他苦苦的磨炼和全身心的感受，才攒聚了足够的热量。
莫泊桑于1850年8月5日诞生于诺曼底省，是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长子，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的浪荡子；母亲文学修养很深，尤其喜爱诗歌。他从小受母亲教育，少年时代便憧憬作一名诗人。诺曼底乡间的童年生活，优美的大自然给了他创作源泉与灵感，他十三岁就开始写诗，一八六八年，他去省会鲁昂读中学，结识了巴拿斯派诗人路易·布耶，同时受到他的舅舅、作家阿尔费莱德的指点，从他们那里听到了简明的教诲，获得“对于技巧的深刻认识”与“不断尝试的力量”。可惜布耶1864年就去世了。莫泊桑因此也就惭惭与诗歌中断了联系。同年，他去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不久，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在军队里担任文书与通讯工作。在这场灾难中，他耳闻目睹了法军可耻的溃败，当权者、有产者的卑劣，普通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与同仇敌忾的勇气，感触很多，为他的写作准备了充分的素材。战后退伍在海军部谋到一个差使，业余写作。从1873年9月起，他有幸得到福楼拜的悉心指点。福楼拜是莫泊桑母亲的老友，他对莫泊桑的栽培是令人钦佩与感动的。他训练莫泊桑的观察能力，要莫泊桑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要他努力寻求最适于表达这些特点的词，例如“用一句话就使人知道马车站里一匹马和周围几十匹马有什么不同。”莫泊桑的小说技巧由此大为增进。一八七九年他转入公共教育部工作后仍坚持写作，但他遵照严师意见，不急于发表，力求炉火纯青，坚信到时候必然水到渠成，所以直到他的习作堆满案头，却无一字轻易流传。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使他的处女作 《羊脂球》一炮打响。它是他经过长期写作锻炼之后达到完全成熟的标志，以此为开端，他积累已久的才华如喷泉洪流般汹涌，接连发表了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很让人遗憾的是，这个放诞文人、风流才子，在空虚无聊的小职员生活中，染上了私生活放荡的恶习，种下了使他过早身亡的祸根。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多种疾病所苦。不检点的生活，由于写作带来的无规律的劳动，以及不间断的紧张工作，使他的生命之烛渐渐耗尽，1893年7月6日最后熄灭，时年仅仅四十三岁。才华是生命力的转化，有些时候，这种转化是如此强烈、迅疾，不可遏止，作家本人都不能自已，所以就造成这样壮美的悲剧，真的象一颗流星，在文学的天空划过，只是那闪光永远不会消失。他留给后世的，是三百多部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和数量可观的评论文章。
莫泊桑的创作比较复杂，有些小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有些小说则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生活在自然主义文学十分活跃的年代，他的创作不可能不受自然主义影响，而且他本身的靡烂作风，也给他的字里行间带来露骨的自然主义描写。但他并不信仰自然主义。还在1880年，《梅塘之夜》刚刚问世、梅塘集团的作家正在起草一份自然主义宣言的时候，莫泊桑就在致该集团成员的一封信中宣称他不信奉自然主义，并指出自然主义同向壁虚构一样是狭隘的。1887年，在《皮埃尔与若望》序言文中，他对置真实而不顾的文学流露出鄙薄之意，与此同时，他对那些重视真实性的自然主义作家大加赞赏，但是，他也否定他们把生活真实强调得过犹不及，所以他的创作，是有意识地注意提炼生活，达到艺术真实的。这与他的经历、社会思想和立场也是一致的。首先，几乎是理想主义文人的共同特征，他和反对暴力、倡议改良、尊崇人道主义、信仰博爱的托尔斯泰、雨果、福楼拜等一样，对巴黎公社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力图超脱于政治之上。这样他对时代的认识必然有达不到的地方，脱离社会特征来描述人物行为，有自然主义的片面。但是，也是和多数作家一样，他关心从自身到一切人的命运，富于正义感和良好的愿望，关心下层人民，尤其是对他有切身体会的小职员的不幸怀着深深同情，对上流社会的腐朽、虚伪怀着深深厌恶，不可抑制要表现这些，分析这些，所以，他的作品也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深度。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兼现实主义因素和自然主义成分于一体，使读者比较容易从中了解到他创作的双重特色。但其短篇小说则各具特色，就象一个大家庭里出来的许多相貌、气质、品行、习性不尽相同甚或截然不同的孩子，不可以由此及彼，或以偏概全。如没有全面的了解分析，就很可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处女作、成名作《羊脂球》，是一部很有现实主义深度的作品。小说写的是被普鲁士侵略军占领的里昂城中十名居民同乘一辆马车出逃的故事。这十名居民有贵族地主、资本家、暴发户以及他们的妻子和两位天主教的修女，一名自称“革命党”的假爱国者，一名外号为“羊脂球”的妓女，一辆马车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旅行之始，三位太太悄声议论，嘲骂羊脂球。后来，大家饿了，而只有羊脂球准备了食品，她慷慨地请大家分享，于是，蔑视变成了亲呢，唇骂变成了夸奖。可是，当马车在普军关卡受阻、侵略者要羊脂球去满足他们的淫欲时，车上的人都变成了迫害她的恶棍与帮凶，有人主张将她捆起来送交敌人，有人主批用巧妙手腕使她就范，而老修女则用宗教说教打动了她，让她为了全车同胞牺牲了自己的节操。而当她返回马车继续赶路时，却没有人再去管她，仿佛她是个罪人。大家吃着买来的佳肴，却让悲伤中忘了买食物的羊脂球挨饿受冻。小说在她的呜咽声中结束。
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第一，在民族气节与贞节同时受到考验时，羊脂球作为一个妓女而卖身本无所谓，但她若卖身给普鲁士人，等于是卖国，她不甘受凌辱，表现了民族自尊心，而那些绅士、贵妇，却觉得让一个本国妓女去受侵略者凌辱是最合适的，似乎无所损失，同时，这种心理事实上又掩盖了他们的损人利己心理，使他们免受道德的自责。第二，那两个圣洁的修女，引用《圣经》中的故事说明只要用意得当，动机纯洁，，任何行为都能得到上帝的原谅，从而打动了羊脂球善良的心。将《圣经》——人们的精神导师与出卖人格国格融为一体，这既深具讽刺意味，又不能不发人深省。在特定的情境中刻画性格，描绘心理，构织冲突，让人们无法不惊叹作者的手法高妙。
《菲菲小姐》与此类似，更集中地表现了民族气节与贞洁的冲突。小说写的是几个普鲁士军官，找了几个侵占区的妓女来寻欢作乐。其中一位军官叫“菲菲小姐”（因为他身段苗条，且常爱发出fi， fi donc——“呸呸”之音），“分配”到的是一名叫拉歇尔的漂亮妓女。他不尊重她，朝她喷烟，拧她，甚至咬她，使她生出了愤怒与仇恨。后来，当军官们倡仪“为我们征服法国干杯”时，拉歇尔哆嗦了。民族感使她奋起力争：“得啦，我见过许多法国人，你在他们面前就不敢这么说。”军官们吹嘘他们的勇敢和法国人的怯懦，嘲笑法国的失败，妓女们敢怒而不敢言。这时，菲菲小姐将一杯酒搁在拉歇尔头上，道：“所有的法国的女人也属于我们！”她忍无可忍地站起来，不顾酒泼进了发里，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不是真的，哼！你们得不到法国女人。”菲菲小姐嘲讽地笑问她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可尊敬的妓女声色俱厉地嚷道：“我！我！我不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妓女；普鲁士人需要的正是这个！”菲菲小姐打了她一耳光，怒不可遏的法国女人抓起一把刀刺进了他的胸膛！……后来，拉歇尔乘乱跑了，并得到当地人保护，转移出去，一个爱国者娶了她，使她成了一位可尊敬的夫人。女性反抗侵略者暴力的题材并不少见，但这并不具有特定意义，因为在女性反抗暴力方面，侵略者一般男人同样是敌人。然而，在另一面，女性与妓女的差别却使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是民族自尊心唤起了妓女的良知，给了她勇气，使她由一个下贱的人变成一个高尚的人。对爱国主义力量的颂扬，大概莫过于此吧。
人们非常熟悉的 《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小说，表现的是人情世态，对象是普通市民，这就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了。例如《勋章到手了》，写一个醉心于勋章而又没有任何才能的萨克尔芝先生，为了实现这个狂热的念头绞尽了脑汁。罗塞兰议员热情帮助他，替他弄到一个去各地图书馆调查研究的任务，以求获得荣誉。奔走之间想起妻子，他突然回了家，使妻子“又惊又喜”，以致好久不曾开门。在卧室里，他看见一件挂着勋章的外套。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件……这件外套上挂着勋章！”
他妻子惊慌地想夺去衣服，但他不肯放，疯疯颠颠地重复：“嗯？……为什么？……解释给我听听？……这件外套是谁的？……既然挂着荣誉勋位勋章，就不是我的。”
他逼问妻子，妻子说这是他的外套，他已经获得勋章了。他立刻跌进椅子里。妻子将外套藏进橱里，解释说是罗塞兰先生帮忙弄成的，但得等他完成调研任务后才能公布。他激动得不得不喝一杯水，话都不成调：“罗塞兰……勋章到手了……他让我……让我也得到勋章……啊！……”
一张名片躺在地上，当它从那件妻子拼命要夺去的外套口袋里掉出时他没看见，现在他看见了，上头写着：“罗塞兰——议员。”
他更坚信是罗塞兰登门赠送勋章的了，不禁高兴得哭了起来。一周后《政府公报》果然公布向他颂发荣誉勋位骑士级勋章。
在这篇作品中，莫泊桑的讥嘲讽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主人公爱好虚荣的特征显然经过了夸张，但却是集中提取了当时许多法国中产阶级人士中普遍存在的崇拜、渴盼勋位的社会现象，从而塑造出萨克尔芝这样一个典型，具有相当于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人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
《绳子》代表另一类内容。小说写一个贪小利的朴素的乡下老汉，弯腰捡了一段绳子，却被诬为捡了别人丢失的钱包，愈辩解，人们愈不相信他，反倒认为他虚伪，并且对他的反复自辩感到厌憎。他苦闷压抑，变得半疯，最后含恨死去。这段故事虽小，语言也平淡无奇，却深深揭示了偏见的顽固与流言的可怕。《珠宝》写一个小职员心爱的妻子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下卖身，得到很多“假珠宝”，妻子死后，他发现珠宝竟是真的，爱情蒙上了污点，可他的生活窘境却得以解除，他痛心之余，却又捧着用珠宝，用妻子的贞洁，用他们的爱兑换来的十几万法朗而欣欣然。 《西蒙的爸爸》写一个私生子因为被人嘲笑没有爸爸而想跳河，被一个憨厚的铁匠制止并送回家，不懂事的孩子要他作自己的爸爸，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从而使铁匠和孩子的妈妈结了婚，这既有趣，又感人，以孩子为题材的小说很穿易造成这种效果，而莫泊桑的神来之笔尤其能够如此。可贵的是，作者并没将铁匠理想化，最初他送孩子回家多少带了点想沾一个寡妇、失足妇女便宜的心理，后来感情被对小孩的怜悯之情净化、升华，才产生了对小孩子和他母亲的真挚的爱。
《月光》是一部几乎与自然主义水火不容的充满梦幻色彩和温馨意境的作品，主人公马里尼央长老是一个绝对的圣徒，坚定不移地信仰天主，嫉恶如仇地排斥欲望，本能地憎恨、蔑视女人，认为“她们向男人伸着胳膊，张着嘴唇的时候，确实就跟一个陷阱完全一样。”他听说自己的外甥女在田野与人幽会，于是提了一根正义的大棒——他临出门前用它打裂了一把椅子——出去找她。可是，他一出门，就被一片几乎从未见过的皎洁的月光惊呆了：“那种崇高而宁静的美一下就打动了他，使他感到心神不定了”，他的小花园整个儿沉浸在温柔的光芒里，排列成行的果树把刚换上绿装的细枝的阴影投落在小径上，爬在屋墙上的大忍冬藤，吐着香喷喷、甜津津的气息，使得温暖清明的夜里好象有一个馥郁芬芳的灵魂在飘荡着，他大口大口地呼吸起来，象醉汉喝酒似地喝着空气，慢腾腾地往前走去，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惊奇，几乎忘掉了他的外甥女。”当他来到田野，发现整个平原也沉浸在温柔的光辉里，淹没在这宁静的夜的情意绵绵的魅力里，“远处的夜莺把它们那种使人耽于幻梦而不促使人深思的婉转歌声，为配合接吻而发出的轻盈而颤抖的歌声混杂在月光的迷人的魅力之中。”长老不知为什么失去勇气，觉得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他看见两个人合成一个人似地从月光的背景中走过来时，他突然悟到这样美妙的、进入梦乡的人们看不到的月光就是天主专为情人们洒下的，上帝造这些夜也许就是为了把人间的爱情掩护在理想的意境里，于是庄严的他抱头鼠窜，仿怫他无心闯入了一座他无权进入的美丽神圣的殿堂。
《月光》中这种诗意的笔调，美妙的画境，是在龚古尔兄弟和左拉的作品中看不到的。那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优美文字，比任何大家的散文都不逊色。他对大自然一样美好、纯真爱情的热烈赞美及烘托这种爱情的月光、月光中的草木虫鸟的尽情讴歌，与自然主义那单纯的生理性描写真有天壤之别。莫泊桑是提出“返归自然”（这个“自然”与“自然主义”中的“自然”含义不同）口号的卢梭的信徒，他是崇尚纯真的感情和自然的情欲的。他和很多作家一样诚挚地认为一切幸福和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女人，在于爱情，从而不遗余力、激情饱满地赞美女人与爱情（有人说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这在很大程度是正确的，只是对于自然主义小说而言却非如此）。作者巧妙地通过月光（象征女人与爱情）感动了顽固的卫道士马里尼央长老，并使他将此与他信仰的天主联系起来——而在此之前，他正是为了天主才讨厌女人与爱情——从而向人之自然真挚之情低下庄严的头。这一又有趣又感人的情节，充分表现了情与美的感染力量的伟大无边。有人也许会说马里央尼长老的转变仅仅是因为月光，未免将人写成了过于感性化的动物。这并非没道理，人们完全可以怀疑月光的感染力，不过，如果少一点怀疑，多一点浪漫，就更能理解这部散发着浪漫气息的作品。
但是，在有些小说中，却是津津乐道地表现人之间的由动物本能支配的行为。比如《一次郊游》，写一对中年夫妇带着女儿及女儿的未婚夫外出郊游，遇上一对健壮活泼的划艇手 （与那个萎蘼不振、麻木不仁的丈夫和蔫儿吧叽、沉默寡言的未婚夫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女儿与精力充沛、激情饱满的运动员“迅速交换了一个微笑”和“一个会意的眼色”，后来她们分别坐上了他俩的小艇，到了一个岛上，那儿便成了他们爱的温床——准确地说，是返璞归真的动物的乐园。作家用一种嬉笑的，可以说不够高雅的幽默口吻，将这种有悖于道德、不能克制的过失，写成象鸟儿交尾一样轻松自然。当然，技法是高明的，以自然与小鸟的欢叫来烘托尝试禁果者的欢娱，孤立地看这一段，还是相当美的。只是这种过分渲染人的自然行为、全然抛弃人的社会性的创作，很难得到人们的道德认同与理性肯定。《莫兰那只公猪》中，写莫兰由于情欲驱使，追随一位姑娘上了一节火车厢，并且想入非非，竟至抑制不住冲动过去拥吻她，结果受到控告，名誉扫地，铺子破产。诚然，人的这种自然行为并非不能发生，假如没有道德和法津的无形压力的话。但是，除非是一个疯子，或是醉汉，或是极为胆大妄为的流氓，或是特殊情境、特殊气氛中，这种行为是很难发生的，至多只是一种偶然，不是不可以表现这种偶然，但是既然它缺乏典型意义，就容易受到指责。又如《保尔的女人》，写男男女女在同性和异性之间互相玩弄的淫行，将人写成为兽性驱使而不能自律的动物，这种描写即使并不失真，境界也是不高的。对于这类创作，批评劝诫是应该的，但一棍子打死似乎也没必要。何况它仍然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作家的杰出才华。象 《莫兰那只公猪》中关于莫兰在异性面前的心理描写还是相当精确细腻的，因而多少增强了主人公反常行为的可信度。还有那语言的诙谐，也使读者感到轻松愉快，而不至产生什么反感，事实上反感往往是那些不以阅读、审美或消谴为目的，而以批评、指斥和训导为己任，并且头脑中预先有一些框框的人的情绪。
莫泊桑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应报刊的逼索或纯为丰厚稿酬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内容无聊；艺术上也不高明，诚然仍是高明作家的流畅、精美文笔，也只是浪废、作践了这些不同凡响的字句。
总的说来，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成就是相当高的，作为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中富有特色的一个，他的短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很高成就，堪称短篇小制的巨匠。
一生潦倒的淑女
平步青云的俊男
莫泊桑创作的自然主义特色，主要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里。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多，只有六部，它们是：《一生》、《漂亮朋友》（或译《俊友》）、《温泉》、《皮埃尔与若望》、《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生》和《漂亮朋友》。
《一生》是一部关于妇女命运的小说，写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约娜不断遭受挫折、失意和幻灭的潦倒一生。约娜出生于一个家底殷实的贵族家庭，父亲心地善良，思想开明，母亲多愁善感，老实憨厚。在这个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家庭里，约娜从小养成了天真烂漫、纯洁无暇、富于幻想、温柔敏感的性格，年纪不大时，她又被送进修道院，直至十七岁时才出来。长期修道院的生活与教育给她灌输了循规蹈距、恪守道德律条的习惯。回到家后，她抱着对人生的美好幻想、对理想爱情的渴望，满怀热情准备走向生活。这时，她的家庭结识了一个在乡下的邻居德拉马尔子爵，子爵年轻漂亮，文质彬彬，约娜对他一见钟情，很快就与他热恋而结婚。但婚后不久，子爵便撕下了温尔文雅的外衣，暴露出他自私、小气、粗鲁、贪婪的本质。更使约娜失望的是，他们夫妻间除了粗暴的情欲外，毫无真挚的爱与温馨柔情。蜜月旅行刚结束，子爵实际上就抛弃了约娜而与她的使女萝莎丽私通，并使萝莎丽怀了孕。约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撞见了丈夫的奸情，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痛不欲生，大病一场，几乎死去。为了替女婿遮丑，维系女儿的家庭，父亲德沃男爵赐给已有一私生子的萝莎丽一处田庄，将她和儿子一起打发给一个庄嫁汉。约娜对丈夫彻底失望了，这时她也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她从此将全部的生活乐趣与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丈夫积习难改，故态复萌，又与邻近的福尔维勒伯爵通奸。约娜已不再觉得痛苦，只是厌恶与鄙视他。但残忍的福尔维勒伯爵察知奸情后不甘罢休，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使自己的妻子与拉马尔双双死于非命。从此，约娜专心抚养儿子，满心盼他成为正经有为的人。然而她又一次失望了，儿子成人后，先是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后来又与私娼鬼混，并离家出走从此不归，在外负债累累，将家产几乎荡尽。约娜已年老力衰，心如死灰，幸而萝莎丽又回来照顾她；又从儿子那里得到一个私生女，给她的生命增添了最后一丝温暧和慰藉。
小说通过约娜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天真少女变成一个心灰意冷、忧患重重的老妪的经历，以及她这潦倒一生的各个阶段的心灵历程，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温柔贤淑、多清纯真的女人，连平静的生活和基本的幸福都得不到？作者的回答是自然主义者的回答：肉欲，正是道德感未能控制的肉欲本能、使一对父子变成了禽兽，他们迷醉于淫乱生活，从而造成了妻子与母亲的一连串不幸。不能说子爵一开始就不爱约娜，当他迷醉于她娴静美丽的外表时，他对她不无眷恋和热情。但他的淫荡本性使他不能安分守己，而过于庄重严肃的修女一般的约娜，显然是不够刺激，满足不了他的胃口的，于是与使女通奸便难以避免了。虽然使女被打发走了，矛盾并没有消除，子爵故罪重犯也是不奇怪的。然而这次他终于为自己的不可抑止的肉欲冲动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不仅付出了生命，而且给忠实、善良而可怜的妻子带来再次沉重的打击——有时候，坏丈夫也比没丈夫好，因为家需要完整，而坏可以变好，现在则一切希望都没了，这次爱情、婚姻彻底失败了。好在儿子还能给她提供新的幻想，但是没有想到，他竟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承父亲的那种失控的肉欲本能，成为一个不可挽救的浪荡子，使得他可怜的母亲彻底感到幻灭。
小说还将婚姻生理学带进人物命运与家庭关系的描写中，从而使《一生》具备了鲜明的自然主义特色。作家以精密的观察与严谨的复录表现了人的生理变化与春情、性冷淡与性觉醒、性生活的协调与不协调、官感与本能，怀孕与生育以及动物的交合，并占有较大篇幅。正是这些婚姻生理学的文字使 《一生》成为自然主义的代表作。
《一生》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不论作者的意图是渲染肉欲本能呢还是以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命运为主题，客观上这部小说探讨了婚姻家庭问题，是一部可与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相提并论的社会问题杰作。若论二者的区别，是托尔斯泰更多从社会环境、时代风习、传统、习惯等方面寻找主人公悲剧之原因，而莫泊桑更多从生理方面找原因。可以说，拉马尔子爵的不忠诚与约娜的性冷淡不无关系，当他从她那儿得不到满足时，自然要另寻发泄。由于以前对性与夫妻感情之关系研究不够，认为这没有意义，不是重要因素，而更多从社会历史方面分析。近几年来，随着观念禁区的开放，国人开始觉悟到性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不可忽视的意义。许多夫妻关系破裂是因性生活不和谐，只不过不好启齿，才托词为感情不合。可见我国评论界在性方面由于忌讳过多，不能客观冷静地考察之，因而在文学上也走进了误区，在许多方面没达到正确认识。否则，子爵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在特定的道德规范中，子爵缺乏理智，不负责任，不讲道德，仍是应予否定的。而小说中对于肉欲则是既有一定程度的贬斥，对子爵追求肉欲满足的丑态、禽兽般的行径予以谴责，但另一方面，他又将这种放任自流的淫欲视为不可避免、人皆有之或皆有可能失足其中的自然行为，象约娜的父母这对琴瑟和鸣、白头谐老的夫妇，过去也曾有过互相的不忠行为。他以否定的笔调描写乡间的淫风、时有发生的男女方面的丑闻，同时又宣传生殖是自然的大法则，批判禁欲主义，鼓励顺其自然，难免地就流于鼓吹纵欲。
约娜这个形象，与安娜有些相似，其命运悲剧都在于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但安娜是一个积极的追求者，是社会习惯势力使得真心爱她的情人也临阵脱逃；约娜则是一个消极的幻想者，完全将命运交托于他人，因此无情无义无德的丈夫和不肖之子就使她彻底幻灭了。另外，安娜属于“越轨者”，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勇敢地追求被视作“非份”的爱情与享受，因而她所遭受的打击主要来自社会；而约娜所渴望的只是温柔的爱情与宁静的生活，当一个贤妻良母，在肉欲与口腹享受上毫无奢求，是女性最普遍最合理的希望，所以她的悲剧不大相关于社会，而主要来自于家庭，归因于个人，最后便推究到生理原因。严格说来，安娜的悲剧首先起源于家庭，婚姻不幸才导致她不安分，而与社会发生冲突，而约娜的命运除了与丈夫儿子直接相关，社会风气的普遍堕落，过于传统刻板的家庭和修道院教育也间接推动着她的命运之轮。
至于德·拉马尔子爵，虽然莫泊桑强调了他身上的肉欲本能，他身上的社会性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他是一个集上流社会之腐化堕落与小市民的鄙俗狭隘于一身的丑恶典型。他有一副花花公子常有的风度翩翩、道貌岸然的外表，而且似乎含情脉脉、忠心耿耿，为讨好约娜，竟不惜重金为她造了一艘华贵的游艇。而这只不过是贵族们追逐妇女惯用的手法，并非出于真心热爱。事实上他垂诞的只是约娜的美貌及她家的财产。他对萝莎丽始乱终弃，对伯爵夫人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其淫邪、自私、虚伪、狡诈、冷酷、卑鄙无以复加。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贵族典型而决不是肉欲本能的化身。这也体现了莫泊桑的社会批判意识。
这部小说技巧圆熟，通过几个主要生活事件表现约娜一生的数度潦倒，重点突出，以点带线，结构完整。心理刻划深入细致，自然景物描写丰富生动而切合情节需要。缺点是社会视野仍然有限，故事发生的空间小而封闭，几乎不涉及政治生活，因而主人公悲剧的归因便主要不是社会性的，而是个人品质方面的。
与一般自然主义小说不同，《一生》的感情色彩非常强烈。莫泊桑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深厚的同情，他带着喜悦与赞美写约娜充满诗意的、朝气蓬勃的少女生活，带着悲愤与伤感写她遭到打击后的痛苦和连连失意后的迷茫凄戚，从而使整部小说委婉动人。莫泊桑在女主人公身上寄托了他对自己那被欺骗、被损害的可怜母亲的哀思，寄托了他小时候在那个不幸家庭的痛切感受，使 《一生》具有了与作者息息相关的感伤情调，并且避免了不庄重的成分，是莫泊桑长篇小说中最严肃的一部。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最具讽刺色彩和批判力量的作品，恩格斯曾表示要为这部作品而向莫泊桑脱帽致敬。这本小说刚问世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短短几个月间再版了三十多次。小说写诺曼底农村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在巴黎费尽心机向上爬、采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冒险发迹的故事。这个叫杜洛阿的青年出身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在乡下开了一个简陋的小酒店，他从小学业不佳，连高中会考也未通过。但生性精明机灵，善于见风使舵，见空就钻。他在非洲殖民军里当过两年轻骑兵上士，抢劫残杀，无法无天。回到巴黎后，面对繁华的都市生活，他野心勃勃，欲火炎炎，但无从下手，只在铁路局里混上了一个小差使，每月入不敷出，过着窘迫而压抑的生活。一次他偶然遇见了过去在骑兵团的伙伴，现任 《法兰西生活报》政治新闻栏主编福雷斯蒂埃。通过他，杜洛阿进入了上流社会的圈子。由于他英俊潇洒，巧舌如簧，善解人意，逢迎得体，颇令这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刮目相看。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替他写文章发表，使得身上毫无文气的他不久居然当上了报社的新闻记者，在上流社会立定了脚跟，不过，这与他的目标相距仍很遥远。他凭借他的外貌和口才，靠上流社会的女人去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愿望。先向生性放荡的德·雷马尔夫人下手，很快就成为了她的情夫。雷马尔夫人能给他金钱与享乐，但并不能助他实现远大前程。于是，他同时向才色双全的福雷斯蒂埃夫人和报馆总经理瓦尔特的夫人献殷勤，赢得她们的芳心。瓦尔特夫人使他很快就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编，成为《法兰西生活报》社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久，福雷斯蒂埃病逝，杜洛阿娶了福雷斯蒂埃夫人。玛德莱娜工于心计，精于新闻之道，她怂恿杜洛阿在自己的姓名上加上贵族标记，利用她与众议员拉洛舍及其他政界要人的关系，获取内部消息，然后夫妻合作，泡制文章，影响舆论，制造倒阁风潮，为瓦尔特、拉洛舍集团卖力效劳，使杜洛华成为颇有影响的政界风云人物。同时，杜洛阿又完全征服了瓦尔特夫人，使她在感情上和肉体上都离不开他。倒阁成功后，拉洛舍当上了外交部长，杜洛阿也得到了荣誉团骑士勋章。但他对自己的地位仍不满意，认为拉洛舍集团只是把他当工具，非常愤怒。这时他正好发现了妻子与拉洛舍的奸情，于是不动声色地侦察，监视，将他们一举抓获，公诸于众，打倒了外交部长，并与玛德莱娜离了婚，几乎是双管齐下，他又引诱了瓦尔特的小女苏珊，迫使瓦尔特同意将苏珊嫁给他，而抛弃了瓦尔特夫人。最后，他与苏珊在巴黎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婚礼，他成了《法兰西生活报》的总编，并踌躇满志地准备向部长、议员宝座进军。
杜洛阿的经历与司汤达 《红与黑》中主人公索黑尔·于连的个人奋斗颇为相似，他们都是一心向上爬而不择手段，都凭其有限的机智与华丽的外表赢得了女性的青睐而一箭双雕地实现了婚姻与财产、地位的双重目的。只是，于连身上多少还有淳朴与真情，杜洛阿则差不多就是个流氓；于连的结局与杜洛阿也不同，一个上了刑场，一个平步青云，这是因为于连时代封闭保守，社会秩序牢不可摧，既没有通向理想的正途，也没有投机冒险的邪路。到了杜洛阿时代，社会秩序则是一片混乱，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色阴谋家、冒险家蠢蠢欲动，大显神通，只要心黑脸厚，就可能飞黄腾达。
杜洛阿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拉斯蒂涅也很有一比。他们这两个外省青年在巴黎冒险发迹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自由条件下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人欲横流的时代，一些卑鄙无耻的野心家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相对而言，在品行上，拉斯蒂涅更接近于连，淳朴善良，富有人性，曾为潦倒的高老头四处奔走；只是在伏脱冷这头野兽和精神恶魔的诱导下，在血淋淋、冷冰冰的现实的刺激与逼迫下，才变得更象杜洛阿，残酷无情，厚颜无耻。杜洛阿似乎是由于连到拉斯蒂涅进化而来的，他一出场就抛弃了于连式的真情善愿和拉斯蒂涅式的青年人的义愤与眼泪，而发散出一股流气。这种品性基调是在殖民军那个大染缸里染就的。他的劣性恶行，与社会大熔炉密不可分。他从福雷斯蒂埃那里学到了一切都靠胆量的巴黎冒险哲学，遇到困难就耍花招的混世行骗原则，以及依靠女人飞速腾达的成功秘诀，并象这位狐朋狗友一样靠女人代他捉笔而进入新闻界。而女人既是他的工具，也是他的教导者，教给他游戏感情和利用感情，教给他欺骗爱人与世人。他确实征服了上流社会的女人，但他也是贵妇们空虚生活的补品，上流女士的“面首”，满足虚伪无聊的太太小姐淫欲春情的工具。他的一切，品性、奋斗方式与成功途径，都是由巴黎社会现实本身所决定的。
杜洛阿的发迹，还是因为他应运而生，顺时而动。当时正是殖民主义疯狂流行的年代，这个有过殖民生活经验的青年人在贵族沙龙里一席关于非州殖民问题的高谈阔论，投合了上流人士的口味，引起殖民先生们的注意和女士们的好感。他在玛德莱娜帮助下发表了《非洲从军记》，一时名声大噪。他还以非洲殖民政策为题，大肆发挥，制造舆论，推翻内阁。所以他成功而于连失败，这与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小说力求将杜洛阿描写为现实生活的产物，细致、有条不紊地描绘他是怎样以其精明狡黠与心狠手辣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他在巴黎现实的教训下，掌握了巴黎遭遇战的关键战略思想：手段要狠，心要冷。他看清了人们道貌岸然的外表下所掩藏着的男盗女娼。那些衣冠楚楚的先生们都是酒色之徒、伪君子和强盗。他对他们的巧取豪夺、盛气凌人恨恨不平，为自己的被利用、被欺侮而怒火中烧，于是，他学会了象他们一样为一己之利不择手段，不惜踩着他人，以变本加厉的强盗骗子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强盗和骗子。事业上，他作为瓦尔特、拉洛舍的小卒，任凭驱使，不受器重，获得甚微，但他不动声色，伺机而动，一举将拉洛舍打倒，并使瓦尔特屈从他的意志。婚姻上，他明知妻子过去有情夫，却视而不见，等到她从情夫那儿继承了大宗遗产，便厚颜无耻地夺来一半；他对妻子的新奸情也故作不知，待时机成熟，才借此既解脱了婚姻包袱、报复了妻子，达到再娶的目的，又打倒了奸夫拉洛舍。正是由于他抛弃了良心、感情、廉耻与荣誉，才能把巴黎战术运用自如，最后高奏凯歌，实践了以恶攻恶、最恶者胜的巴黎哲理。这个卑劣、无耻、奸诈、残忍得让人吃惊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本质。
小说中的另外两个角色，拉洛舍与瓦尔特，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拉洛舍是政界要人，被公认为最有能力的议员，占据着新内阁的显要位置。但他政治上不过是一个多面派，善于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投机钻营，八面玲珑，搞调和折衷，伪装公正有才，实际上无能无德亦无信仰，凭借家资与瓦尔特集团之力攀上高位；生活上则是荒淫无耻，勾引合作者和支持者杜洛阿的妻子，因此身败名裂。瓦尔特则兼政界要人、金融巨子和报业大王三重高位，权势炙手可热，是一个没有人情人性、寡恬鲜耻、为权欲所异化了的政客。他生性多疑，老巨奸滑，什么人都欺骗，什么人都利用。虽然杜洛阿占有了他的妻子，拐走了他的女儿，他也从政治声誉出发，忍气吞声，招杜洛阿为婿；而且，他作为政治操纵者，正需要杜洛阿这种政治流氓为同伙。莫泊桑通过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丑恶嘴脸。此外，他还进一步揭露了政府选举内幕、倒阁阴谋。他集中描写了摩洛哥事件，反映了政治的黑暗：瓦尔特一伙先是利用政府将要出兵摩洛哥一事对内阁进行攻击，导致内阁垮台；他们上台后，又继续前任的殖民政策，因为瓦尔特暗中操纵了摩洛哥的一大笔铜矿买卖，他们大放不干涉摩洛哥事务的烟幕，使摩洛哥债券降到最低点，大量收购，然后突然出兵，使债券价格猛涨，从而大获其利。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法国政治被某些个人操纵、成为谋私利之工具、置国内外人民生命财产而不顾的卑鄙丑恶和腐朽。
小说还揭露了法国新闻内幕。作者以讥嘲的笔调描绘出《法兰西生活报》社的种种可耻内情：报社人员装模作样，其实将工作视为儿戏；新闻记者闭门造车，滥造新闻，欺骗读者；社会新闻变成牟取利润的商业广告；大肆渲染小道消息、鸡零狗碎，迎合低级趣味；报纸之间互相攻讦，大打笔仗。尤为卑劣的是，报纸既不是群众的代言人，也不是政府的喉舌，而是某些达官贵人谋私利的工具，为他们的政治阴谋、经济阴谋服务。
《漂亮朋友》充分显示了莫泊桑的讽刺才情。比如他写瓦尔特夫人与杜洛阿在教堂幽会，设计了一个假装祷告、实则谈情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而丑恶的场面，尖刻地说无聊而无耻的贵妇们“有时还要上帝给她们拉拉皮条”。小说最后，主持婚礼的主教高度赞扬伪君子、流氓、投机政客、假文人杜洛阿的人品、文才和政治使命，是一种绝妙的反讽。
在人物塑造上，莫泊桑力图避免脸谱化、抽象化。比如杜洛阿，作者也写出了他个性的多样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写了他对父母的关心、成家立业时的责任感，写了他决斗前的胆怯、被妻子戴上绿帽时的羞辱、烦恼与气愤。这使得杜洛阿身上既有丰富社会性，又有饱满个性，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不过，小说中的自然主义成分也是相当多的。由于受左拉的影响，莫泊桑非常注重对人的生理本能的描写，并将它视作人物行为的内因（社会环境与条件是外因）。莫泊桑并不是将杜洛阿当作一个冷静地以猎取妇女为通向高层的手段的野心家，而更着意将他写成一个欲望 （尤其是性欲）强烈、精力过剩的淫棍，他几乎是人的生理欲望的化身，是这些欲望使他向往金钱美女，并为此奋斗不已，绞尽脑汁。在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发达的对异性的感觉，使他对异性有非同寻常的兴趣和占有欲、征服欲。作者在多处描写他与妇女相处时不自觉地产生的性意向乃至潜在的性意识。这种潜在性欲望成了他往上爬的动力。也许人们觉得这种解释不大合理，但它倒挺合弗洛伊德学说，“食、色，性也”，人的一切行为，都与这两种基本要求相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人的意识、人的行为都不是独立的，要受他人影响，受环境制约。莫泊桑主观上注重前者，客观上也没忽视后者，所以不能带着对自然主义的偏见去贬斥他。作者详细地、不厌其烦地描写杜洛阿的食欲与肉欲，描写他对佳肴美酒的生理感受，描写他对异性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无聊地描写他与不同人物握手时的各种手感、描写福雷斯蒂埃死后的尸体变化，这既是受左拉、龚古尔、福楼拜的影响，也是他细致观察、精密摹写的习惯使然。这些描写不全与主体情节有关，但它本身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同时也是小说主干情节的点缀和陪衬，使之血肉丰满。
概括莫泊桑长篇小说的特点，主题往往是表现人物的命运，尤其是爱情命运；在描写个人命运的同时，展开较为丰富的社会背景，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风格上平淡自然，讽刺批判力量在冷静客观的描写中显示出来；语言简明，用词丰富准确，造句灵活生动；场景描写细致逼真，心理描写充分深入；自然主义特色非常鲜明，注重生理因素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但并未妨碍作品的社会意义。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不仅是自然主义潮流中的成功之作，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
长河奔涌
众星闪烁
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的创作历程，基本代表了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的发展。也有人认为福楼拜是自然主义的先驱，这是就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而言，更是针对《包法利夫人》中不加掩饰的性描写而言。但情欲在福楼拜那儿并不是作为驱使人物行动的主要原因，爱玛是在封闭保守的环境压抑下追求新生活而不得才走向堕落的，这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主题。还有人将都德归为自然主义之列，不过，寄意深远、情文并茂的 《柏林之围》、《最后一课》，人们是不会把它们和 《莫兰那公猪》与《郊游》联想到一处的。都德虽然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盛行的时期写作，并与左拉、龚古尔兄弟关系密切，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以真挚的爱国之情和方露复藏的诗意见长的散文家式的作家。他的剧本《生存竞争》被称作“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之作，用达尔文的遗传进化学说来构织戏剧冲突，以舞台形象来演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但这不是他创作的主流。
自然主义文学不仅在法国是继现实主义之后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而且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继左拉之后，上百年来，欧美乃至亚非一些国家的许多作家纷起效法，将自然主义推向纵深。不过，高潮仍是左拉时代，中心仍是他与莫泊桑。这就好比海面上涌起一个高高的波柱，然后向四面散开。
德国自然主义运动大约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 1885年自然主义文学杂志《社会》的创办与1886年自然主义文学团体“突破！”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文学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霍尔茨，他提出了“彻底的自然主义”这一创作主张。所谓“彻底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在实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艺术摹写理论，把自然主义的方法发展到顶端，创造了“分秒不漏地描写”和照相录音手法，所以倘要指责左拉、龚古尔兄弟的繁琐实录，现在较之霍尔茨倒是小巫见大巫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创作方面，小说家马科斯·克莱策尔 （1854—1941）被誉为“德国的左拉”。他最成功的作品是《梯姆坡师傅》，写梯姆坡一家三代的沉浮。祖父时代，手工业是代表德国风尚的光荣职业，这位手工业师傅深受敬重。到父亲辈，梯姆坡木匠是革命的市民阶层，参加过1848年革命，要通过革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到了儿子弗兰茨·梯姆坡这一代，他抛弃了勤俭持家、积累致富的传统，不择手段地挣钱。大城市的发展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使手工业大受冲击，正直本分、靠双手谋生的祖父、父亲破了产，只有儿子投向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才站住了脚跟。但他和祖父、父亲从观念上的分歧到感情上的隔阂，家庭关系的原有和谐状态遭到彻底破坏。表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项新内容，或者说事实上已超越了左拉时代的自然主义。不过他仅是消极地再现，并不去寻问前因后果，对这种变化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所以被“贬”为自然主义。
威廉·封·波仑茨的小说 《农民皮特纳尔》是以农村自然经济破产为题材的，小说写皮特纳尔一家辛辛苦苦劳动，可是摆脱不了高利贷的盘剥，劳动成果又不明不白地失去价值，农民的保守、固执使他不能接受新的先进经营方式，不能适应工业化过程中的变革，同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带着它在未成熟时的迷乱性与腐蚀性侵入了宗法制的家庭，他的大儿子堕落成酒鬼，小儿子成了城市盲流，女儿生了私生子后沦为妓女。一个沉闷而稳固的旧式家庭破裂了，适应不了这一变化的皮特纳尔以自杀给小农经济的退出历史舞台时的哀歌划了一个休止符。但是作者看不到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看不到这种局部的毁灭的悲剧中蕴藏着进步意义，抽象地赞美乡村和自然，他之所有被视为自然主义作家，主要是因他这种与现实主义理论相悖的创作实践。
“彻底的自然主义者”霍尔茨，如果把对左拉、莫泊桑的某些贬责之词加诸于他，需要扩充十倍才能平批判者心头之气。像 《哈姆雷特爸爸》写屋檐上结的冰如何溶化滴落：
“一块地板裂开了，油在劈叭作响，屋外房檐上的冰解冻了。
梯扑…………………………………………………………………………………………………………………………………………………………………… … … … … … … … 梯扑……………………………………………………………………………… … … … … … … 梯扑……………………………………………………………………………………………………………………………………………………………………………梯扑………………………………………………………………………………………………………………………
八天以后……”
霍尔茨并不是为了多挣稿费，而是要追求一种“分秒不漏的描述”，以致写出这样空洞无物、稀奇古怪、让人哭笑不得的段落。又如小说《死》中，他详尽之至、细微之至地描写死者的嘴唇怎样露出一丝神经质的微笑，夕阳怎样照在死者蜡一样苍白的脸上，床前两个同伴的对话结结巴巴，断断续续：
“根……根本就感觉……不出脉博……正在跳……。”
‘什么？？’
‘噢……他……他也许……死了？？！’
‘什……？？’
‘死了！！’
‘死了？？……你是说……死了？？’
一般作家在表现某种情景时常以集中概括、抓住特征来省略具体过程，以某些旁物来烘托气氛，以心理写效果或以效果写心理，霍尔茨却异常忠实地记录全过程、不避其艰涩地直现气氛、解剖式地复述心理和拍照似地摹写效果，真正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彻底得不能再彻底了。作家有他创作的自由，而且这也确实给读者带来新奇的愉悦，开拓了文学思路，不过，似乎这种绝对客观没有必要，与真实生活完全一样，直接就去生活和欣赏生活好了。反感霍尔茨的人，大概也是这种思路，而后就是指责他没尽到作家的社会责任了。
自然主义在德国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由小说进入戏剧领域，而且成就很高。自然主义戏剧由于突破了视觉艺术的限制，时、空、声、色等结合，更能实现霍尔茨的“分秒不漏地描写”的主张，而且能使观众因看到自己行为成为欣赏对象而产生被认同的愉悦，所以影响很大，经久不衰。自然主义戏剧主要表现由自然环境或生理遗传造成人的变态扭曲，经常使用方音、口语，结巴、哑场、没意义的自语、咳嗽、吐痰等不登大雅之堂的细节都被精确地再现出来。最典型的自然主义戏剧是霍尔茨与史拉夫合写的《泽里克一家》（1890），写原住乡下的泽里克一家，随工业化的农村经济破产而流入大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中人，这个家精神道德堕落了，父亲成了酒鬼，喝醉了就寻衅闹事，母亲又神经质地专门找碴吵骂，整个家中乱成一片。圣诞夜小儿子病死，更加重了悲惨绝望气氛，房客温特对大女儿产生了感情，想把她带走，离开这个环境，但她拒绝了，决定留下来帮助自己的父母。全剧共三场，严格按照浓缩时间、力求体现表演时间与被表现时间重合的原则，实录、复现了从圣诞之夜到天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女儿的抉择表现了环境对人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这一自然主义主题，她有逃脱这个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的环境、幸福生活的愿望，但维系家庭的旧传统观念束缚、扼杀了这个愿望；她留了下来，却又看不到出路，最后还是成了环境的牺牲品。
史拉夫的《奥尔第师傅》，同样以照相录音手法写奥尔第为了夺取遗产而谋害了父亲，并使异母姐妹失去继承权而一贫如洗，只能依附他，寄居家中。异母姐妹猜测到了谁是罪犯，但没有将秘密揭穿，只希望他自己认罪。他整天为紧张和恐惧所扰，最后终于吐血而亡。史拉夫试图用自然主义的外部描写手法把人物内心也表现出来，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姿态交待出前边发生的故事。剧中出现了一些背离自然主义原则的成分，如梦境、预感、征兆等，给剧中带来一些神秘恐怖气氛。
德国的自然主义小说和戏剧具有一种电影和留声机式的新奇的审美效果，但分秒不漏地描写毕竟使创造主体失去了应有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它很快就为接受主体也为创造主体所厌倦。德国自然主义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新特征，则预告了一些新的流派的产生，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都与这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十九世纪末意大利的一个文学流派——真实主义与法国自然主义联系很密切。它是在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和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形成的，泰纳运用科研方法研究文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提出的关于种族、时代和环境对人发生重大影响的决定论，启发意大利真实主义作家以自然科学家的眼光去观察、描写人的生活行为，左拉的实验小说则从创作方式、表现手法上提供启示。
评论家、作家卡普安纳主张作品应当成为人的文献，具有科学性，无主观色彩。他在短篇小说集《妇女们的侧影》中通过对女性心理的分析来研究行为之产生。长篇小说 《姬雅塔》完全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妇女幼时不幸遭受奸污，这一心理创伤决定了她的思想、感情、行为乃至命运，她无辜受害，又因此遭到社会的不公指责，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促使她做出一系列反抗行为，后来失败而自杀。在这里，造成主人公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受损害的心灵有抑制不住的反抗本能，生物学的决定论超过了社会环境决定论。作者有意在书中安排了一个医生，对女主人公的行为和感受作出生理学的和临床病理学的解释。他的另一部长篇 《洛卡维迪纳庄园的侯爵》写一位侯爵很喜欢他的女仆，但又不能与她成婚，当他要和另一贵族妇女成婚时，就把女仆名义上嫁给一位男仆，规定他们以兄妹相处，后来疑心男女仆人违反要求而杀死男仆，诿罪于他人，事后他无法承受负罪感与恐惧感而精神错乱。小说着力描写人物精神上的畸形和行为的反常，往往脱离性格发展而单纯表现人的变态，使人成了在自然法则制约下精神活动的图解。
另一位重要的真实主义作家是乔万尼·维尔加，他的小说从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观点出发，解释一切社会矛盾。他遵循 “无个人色彩”的原则，不直接发议论，但字里行间仍能流露出某些倾向和感情色彩，所以他离现实主义更近。
意大利真实主义实际上只在某些局部带有自然主义的影响，它是多种文艺思潮与本国社会现实、作家创作实践自然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
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度“随着自然主义的迎神队伍走向艺术的神庙。”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被剥夺遗产的女人》和 《禁脔》。
《被剥夺遗产的女人》是个“以事实和分析写成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西多拉是一位美丽的贫家女子，幼年丧母，父亲因患精神病而被送入疯人院，她和弟弟分别由叔父和姨母收养。其父给她留下一份公证文书，证明她和弟弟是阿朗西斯侯爵小姐与一位炮兵上校的私生子，小姐与上校业已离世，但姐弟俩的外祖母依然健在。伊西多拉的叔父坚信姐弟俩将被相认而获得继承权，故精心培养伊西多拉，经常给她讲述未来的贵族生活，使她怀着梦想长大成人。但当她找到“外祖母”时，侯爵夫人却拒绝相认，说她的外孙女早已夭亡。伊西多拉诉诸法庭，然而官司旷日持久，叔父亡故，她又缺乏生活能力，加上都市奢华风气的诱感，先后失身并同人姘居。数年之后，法庭调查弄清了她的所谓贵族遗孤身份纯系其父篡改公证文书制造的骗局。伊西多拉闻讯顿时失去精神寄托，自某堕落，沦为妓女。
《禁脔》是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我”——何塞·马利亚是一位年轻而有教养的资产者，先天患有疑病症，父亲死后他清理了外省的产业移居马德里，与叔父拉斐尔一家为邻。叔父及其一子二女均患不同症状的遗传病，唯三女儿卡米拉例外，但她性情狂放不羁。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商人、贵族和军官。何塞终日无所事事，与二堂妹勾搭成奸。二堂妹丧夫后，希望与他结婚时，他却不肯答应，自称只愿窃夺他人的“禁脔”以满足私欲与虚荣，而绝不肯戴上婚姻的枷锁。此外二堂妹挥霍无度，也使他望而怯步。他又转而打三堂妹主意，没有得逞，后来他破了产，心情郁闷，一次又去见卡米拉，被拒之门外，一时冲动，失足跌下楼梯，半身不遂。回忆录就写于病榻之上。
上面两部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冷静的笔调描叙平淡的生活，没有激情冲动，没有理性深索。人物的命运发展几乎没有社会背景。《被剥夺遗产的女人》本是一个极富戏剧冲突的故事，作者却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女主人公自幼年至最后堕落的过程，并不着意构置曲折情节。《禁脔》中，作者更是借主人公之口明确指出，他只是“原原本本地讲述1880年秋至1884年夏自己在马德里平淡无奇的经历。这些经历与构成其他人生活的许许多多事并无二致。我只想通俗真切地传达事实，此外别无它求。”加尔多斯确实是这样创作的，他排斥虚构想象，甚至不愿在符合真实的前提下更改事实以增加趣味，宁愿一丝不苟地复写事实。他宣称 《禁脔》唯一与真实不符的只是人物的姓名。
两部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了人性的研究，虽然他只是用左拉的环境决定论和遗传学观点去分析人，但这对以后的在文学中实践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学说不无启迪，或者说是一个必要过程。第三个特点是更注重环境细节的描写，不吝笔墨地平添了许多枝蔓，甚至使用或引用了许多准确的数字。
虽然这两部小说在加尔多斯的全部作品中只算一段插曲，但也足以说明自然主义对各国文学的影响之大。
在英国，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创作成果最突出的当数阿诺·班奈特 （1867—1932）。他与威尔斯、福斯特、伍尔芙、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被并称英国二十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七位小说家之一。
班奈特最富自然主义特色的小说是 《赖斯曼阶梯》（1923年）。故事发生在伦敦市中心区附近的一条名叫赖斯曼阶梯的僻静小巷里，主人公，旧书屋老板厄尔福沃德是一个俭省的吝啬鬼。他通过继承得到旧书店这一产业，不懂经营、扩大财产。他舍不得拿出十先令来付给慈善摹捐者，而宁愿捐一本能卖好几镑钱的古书；宁可忍受疲累和足痛，而不愿叫一辆出租汽车。他的节俭使得家里忠实的女仆半夜饿得起床去厨房偷吃生咸肉，使妻子在长期半饥饿状态下身体逐渐衰弱下去直至燃尽生命的最后一滴油，后来他自己也虚弱得卧床了，却不肯让女仆去请医生，最后也呜呼哀哉。
班奈特对这个吝啬鬼采取了独特的“隔离审查”式的写法，将他置入一个没有变化和发展的背景，放在一个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形同实验室或试管、容器之类的空间里，对他进行象解剖青蛙似的科学研究。他一出场就是一个定了型的吝啬鬼，无法克制自己的节俭本能，这种本能是支配他一切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小说有意插进了拉斯特医生一家人所过的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个家里有温暖，有孩子的笑声和喧闹，还养着一只小狗，这与厄尔福沃德的没有正常人的情趣与欲望而习以为常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更刻划出了他的怪僻与可悲。班奈特象一个医生诊断病情那样，对这个吝啬鬼的症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客观描绘，然后对这个病例作出了判断。他不是从道德立场将厄尔福沃德写成一个丑恶卑鄙的小人，而是将其当成一个不能控制“贪欲”的病人，这个病人狂热地发泄自己的贪欲，以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班奈特没有采取揭露、批判态度，而是用幽默手法写出可悲的结果，使读者在好笑的同时对这个“患者”产生了怜惜与同情。
班奈特的这种“实验”虽然违背了一般的生活逻辑，不过表现生活的手法是各种各样的，既然允许鲁迅杂取种种人的特征，东取一个头西取一只脚南取一身衣北取一匹马，又如何不能允许班奈特将人作另一种变形来考察呢？
美洲大陆与欧州大陆虽然远隔重洋，但文化联系很紧。自然主义潮流同样波及到美国及拉美一些国家。美国作家费·诺里斯（1870—1902）、奥多·德莱塞（1871—1945）的创作都带有自然主义痕迹。诺里斯的《麦格梯格》，被认为是“一部左拉的《小酒店》的出色复本”，而《章鱼》则极成功地“描写了左拉的《萌芽》中的世界”。麦格梯格纯是将主人公作为生理研究对象，《章鱼》则是重大的社会内容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它是《小麦史诗》三部曲的第一部，真实描写了美国西部垄断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压迫和掠夺，揭示财产不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西部的中小农场主，不堪垄断资本铁路公司的压迫，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终于在公司强大的武力、权力、财力压迫下失败，土地被强占，并酿成流血冲突，控诉垄断资本家的罪恶势力章鱼的触须一样无所不至而威力可怕。作者的自然主义方法表现在：首先，小麦三部曲从小麦的生产、分配一直写到消费，总体构思象科研程序。 《章鱼》中详细描写小麦从翻种、生长、收割到装仓的全过程，这种对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科学说明似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表现。其次，在人物刻画和场景描写上亦见自然主义印痕。农场主利益代表、老派政治家马格纳斯，作者总是强调他的本能：“马格纳斯有一种强烈非凡的本能，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欲望，那就是当别人的主子，哪怕是短短一会儿也好”，他介入农场主与工业家的冲突是因为“这个老牌赌徒，埃尔·高拉多县最勇不可挡的打扑克的能手的本能又蠢动起来了。”
德莱塞 （1871—1945）在我国的文学史教材上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之列，但是美国评论界却将他奉为本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宗师之一。这固然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本身界定的不完全明确有关，但更主要是随着多种文学思潮的不断交汇、融合，作家创作中不可以框定与归类之处越来越多。
德莱塞的主要作品有 《嘉莉妹妹》（1900），写一个美貌天真的农村姑娘到芝加哥谋生，身心交疲，意气颓丧，成为一位推销员的情妇，后又与酒店经理赫斯渥同居并私奔至纽约。不料赫斯渥却陷入困境，死在乞丐收容所里。嘉莉离开赫斯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为演员并成名，她有了金钱与地位，但仍然惆怅满怀，感到生活十分空虚。 《珍妮姑娘》 （1912）是《嘉莉妹妹》的姊妹篇，同样写一个穷女人的不幸遭遇。《欲望三部曲》包括《金融家》（1912）、《巨人》（1914）、 《斯多噶》（1947）三部长篇，写金融巨头柯帕乌的发迹、挫折、东山再起、又遭败迹和最后成为金融巨头，直至死去。《美国的悲剧》写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从小向往花花世界。他与一名小女工有了私情，后为和大工厂主的女儿桑特拉结婚，设下圈套使已有身孕的小女工堕入湖中淹死，事发后自己也被判死刑，年仅二十二岁。
德莱塞的小说以人的命运为主题，但他对这种命运的诠释，未必符合中国读者和批评家们熟悉的思路——社会历史的批评思路。其一，德莱塞对人物命运并不表现出热切关注，也不加诸好恶褒贬，如对赫斯渥的爱欲难禁、酒醉失智而携款与嘉莉私奔，颇为宽容，令读者不怀厌憎，反生恻隐。其二，对于主人公的失足、罪错，他至少主观上不追究社会原因，而以先天缺点、弱点予以诠释。其三，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盲目生活，悉听本能驱使，为一己之利不惜损人，象动物一样全无理性。其四，他运用遗传说乃至气质说来解释人物行动，如克莱德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忠厚老实的品德而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富于感情和幻想的特性。德莱塞常在人物出场伊始即给他们列出生理、生物档案，将人视作纯生理性的动物。当然，实际上他也写出了他们身上的社会因素，只不过非为作家着意之处而已。
在拉丁美州，浪漫主义余波未平，批判现实主义方兴未艾，现代主义即将崛起，所以自然主义竟不得伸展。不过，人们仍能从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看到它的影响。
阿根廷作家曼努·加尔维斯的成名作《师范学校女教师》（1914），写女教师雷塞尔和男主人公胡里奥朝夕相处，过从甚密，引起流言蜚语，而这反而促使他们真正相爱，同居，结果舆论大哗，骂声四起。胡里奥不堪忍受，逃之夭夭；雷塞尔塔身败名裂，几乎丧命，最后避到偏村小学。书中有赤裸裸的性描写，并且将女主人公的行为归因于放纵的母亲的遗传。智利小说家埃德华多·巴里奥斯的《相思男孩的疯狂》（1915），触及被时人视为大罪的早恋。相思男孩是个私生子，受尽世人歧视和讥诮，性格内向且多疑深思。他九岁时就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位姑娘，但保守、虚伪、压抑的环境和卑怯、多虑、软弱的内心使他始终不敢亲近他所爱的姑娘，久而久之单相思变成了犯罪感的折磨，变成了疯狂和痴呆。作者不吝笔墨，肆意展示人物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被指斥为淫秽作家。
墨西哥作家费德里科·甘博亚有拉美左拉之称，他的代表作《怪女》 （1903）则被视为拉美的《娜娜》。该作写一个天真的农村姑娘独自到墨西哥城谋生，无依无靠，无人援助，最后沦落为娼。她几度挣扎出火炕，却又不得不重新跳进去。数年后，她体力衰竭，风韵失尽，被老鸨逐出，贫病交加，悲惨死去。作家指出，她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在她的血脉里流动着她那浪荡的祖父体内的肮脏的隐血。这种解释与小说本身显示出来的原因并不相符，她的沉沦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
在十九世纪以前，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交融程度很微浅。也许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太大、隔膜太深的缘故吧。不过，这种交融必竟是存在着，尤其十九世纪以来，其交融的深度和广度都大胜于前了。日本国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大量传播以科学、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随之进入日本明确提出自然主义主张的是小杉天外的《流行歌》序和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跋》，他们强调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自然科学成为对旧道德的斗争武器，成为作家主张文学独立性的向导。小杉天外还首先模仿 《娜娜》写了《初姿》和《流行歌》，前者写一个女艺人为家计，舍弃自己的情人，嫁给一个放高利贷的老人，内心充满悲哀；后者写女主人公嫉妒丈夫同艺妓发生关系，自己也“以牙还牙”地与一个医生勾搭成奸。这其实上只是在“性”题材上对法国自然主义加以模仿。
1906年，岛村抱月发表自然主义文论《被囚禁的文艺》，1907年田山花袋发表《露骨的描写》，鼓吹文艺突破禁区，象西欧自然主义作家一样露骨、真实、自然地描写。岛崎藤村的《破戒》被看作自然主义代表作，但存在争议；自传体小说《春》，繁琐地描写一批文学青年交友和恋爱的细节，缺乏提炼和集中；《家》着力描写家庭内部的生活纠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主人公的内心痛苦。作者宣称他对屋外发生的事一概不问。《家》和《春》都渲染爱欲冲突，流露出宿命情绪，岛崎藤村最具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应是《新生》，根据自身经历演绎而成。作者在妻子去世后，与前来帮忙料理家务的侄女发生了关系，《新生》从侄女告诉主人公自己有了身孕写起，主人公害怕自己的乱伦行为败露，一度起轻生之念，后避往法国，侄女产下一男孩，岸本愧悔交加，回到侄女身旁，公开罪错，请求社会评判与惩罚，他相信只有这样做才是两人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作者完全遵循自然主义的法则，毫不掩饰地坦白、忏悔自己的罪过，企图以此来净化自我。
田山花袋的《棉被》也是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小说描写一个中年文学家竹中时雄爱上了自己十九岁的女弟子横山芳子，但只能将爱欲强压在心头，终日郁郁寡欢。芳子走后，他睡到芳子的床上，一边闻着芳子在棉被上留下的余香，一边抽泣。这基本是暴露作者自己的隐私，这种不顾忌道德压力的露骨描写，震动了当时文坛。
正宗白马 （1879—1962）的代表作《微光》写少女阿国玩弄男性，又被男性抛弃，最后自暴自弃，当了一个男人的小老婆，该作意在剖析本能的利己主义，暴露人生丑恶。
岩野泡鸣 （1873—1920）在理论上鼓吹“灵与肉的活跃”，在实践上倾向于肉欲场面的渲染。其自传体五部曲《放浪》、《断桥》、《发展》、《喝毒药的女人》、《迷人的邪魔》，如实记录了作家本人放浪形骸的生活，一度被当局以“有伤风化”而查禁。
一言以蔽之，日本自然主义不是完全的自然主义，仅是在人的动物性和肉欲本能方面将左拉、莫泊桑等人的创作特点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就是自我表现、自我暴露到恶性膨胀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