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 胡 海
内容简介
本书阐述了自然主义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详细介绍了一些重要作家的理论主张、创作背景、创作意图与创作倾向，具体分析了一些名篇佳作的思想意义与审美特色，并在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循着更新的文学思路，依据更广阔的文学参照系，对自然主义的特征、成就得失、文学史地位给予了重新评价，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关系问题、对创作方法与文艺批评标准等基本文学原理问题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而合理的见解。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 （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闸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编委会主编：吴元迈
编委：叶廷芳 卢仁龙 刘文武 吴元迈 郭宏安 谢伟民 蒋卫杰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
应运而生的文学思潮
影响深远的创作方法
欧洲文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历了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演变，到十九世纪下叶，又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它起源于法国，波及到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美国以及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取代了盛极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十九世纪后期世界文学的创作主流并延及二十世纪初。
自然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前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更是当时新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产物。它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现实要求，又是随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应运而生的新思潮。第二帝国时期，即由拿破仑第三统治法国的二十年间（从1851年政变开始，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一方面，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将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国内投机倒把盛行，贪污舞弊成风，上流社会骄奢淫佚、醉生梦死，普通市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广大农村则仍在愚昧和贫困中挣扎；卖淫、酗酒、通奸、偷盗已不足为奇；帝国对外还为某些野心家、某些集团的利益而穷兵赎武，进行殖民活动和侵略战争。这一切，必然引起有识之士和忧国忧民之士的忧虑和愤慨，引起像左拉、莫泊桑这样在清贫生活中冷眼旁观、心明如镜的知识分子的厌恶和不满，激起他们用笔来揭露和剖析这一切的强烈愿望，从而承袭批判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批判精神，并带上讥刺色彩。
不仅第二帝国的现实决定了文学的主流是写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批判、讽刺的而不是歌颂的、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的，十九世纪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必然给文学遗留一种惯性；批判现实主义剖析社会现实、揭示历史规律、抨击不公和反常现象、讥讽卑劣人物的特殊功效，和它所显示的高超技巧、所创建的宏伟业绩，不能不让左拉、莫泊桑等人心向神往。而左拉的文学才华与雄心又使他必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力求赶上和超过巴尔扎克。那么，这位天降大任的文学大师，将如何实现他的宏愿呢？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最终造就了这位风云人物。
左拉是怀有对第二帝国进行总清算的创作意图的，第二帝国的“疯狂与耻辱”的现实决定了他创作的批判精神与写实原则，但由于他的理论加进了实验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分，因而没有成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已基本完成，新发明不断出现，新技术与新工艺不断采用，各行各业迅猛发展。生产力的活跃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必然给社会科学带来新血液，使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也不断进步，文学家们也因此受到启迪，有了新的创作思路，新的表现手段，和新的观察角度。左拉就是这样将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新观念和新方法引入文学领域。
自然科学对左拉创作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实证主义哲学这一中介。实证主义哲学的形成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引用了万有引力定律、热学理论等自然科学方面知识，提到了天文学家刻卜勒和化学家贝多雷，自然科学对他的影响由此可略见一斑。这种只承认经验事实与经验现象才确实可靠的哲学又影响了泰纳，他在《英国文学史》、《拉封丹及其寓言》、《历史与批评文集》中提出了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方面来研究文学的著名文艺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使文学创作开始注重确定无疑的事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把对真实的追求提到一个更严格的程度，并引出了在文学创作中搜集事实的实证方法。如果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是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泰纳的实证主义文艺观就是左拉开创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先导，左拉的文艺论著与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其影响痕迹。左拉自己也曾说，他在青年时期接受了泰纳的思想，并把泰纳的理论应用到小说创作中。
作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学说，给思想界带来巨大震动，左拉也不例外地受到它的启发并在文学方面对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之理论有所借鉴。当然最先接受物种起源论的影响并加以运用的还是泰纳，他的“种族说”几乎就是达尔文生物遗传学的一种具体演绎。而他又影响了左拉。总的来说，达尔文学说促使文学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将人看作是自然人，把民族看作是自然群体，并从遗传角度研究人性，从自然环境 （包含社会环境）的角度研究人性，为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如何认识人和如何表现人的理论基础。正因受此启发，左拉才要在《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问题与环境问题，赋予自己的作品以“纯粹人的因素”和“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
自然主义文学的产生，还直接得力于法国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新成果。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肝脏的糖合成机能》、《实验方法论》、《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吕卡医师的《关于神经系统健康与疾病的自然遗传的生理哲学的论文》等生理学、医学论著，开辟了对人的生理机能与神经现象的认识领域，使作家对人有了新的认识角度，为他们描写生理的人提供了启发和具体指导，对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左拉及其他后继者的作品中，常能看到这种医学及生理学知识的直接移植。
科学的精神、实证的方法、认识人和人类的新的科学体系和生理学、医学的发展，共同影响法国文学家，使自然主义文学潮流最终水到渠成。 “自然主义”一词，最先见于泰纳1858年写成的著名的《巴尔扎克论》。他将巴尔扎克称为“自然主义者”，其主要意思是指巴尔扎克研究法国社会时具有自然科学家的严谨与冷静，不带自己的偏见与激情。他初步确定了“自然主义”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应该和自然科学的观念、自然科学的方法相结合。而最早在文学实践上体现出自然主义倾向的是龚古尔兄弟。他们不是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家，但其病例研究和病理分析之作 《热尔米妮·拉赛朵》却堪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他们并没有自觉的自然主义创作意识，也没有着意构建自然主义理论，但他们在记笔记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所养成的观察分析能力与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却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引入文学，强调文学作品的资料文献性质，提倡小说创作由搜集事实入手。并且，他们已经和左拉不谋而合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始运用在人物描写中，如《热尔米妮·拉赛朵》就是“在赤裸裸的对感官享乐的逼真描绘后面，隐含着对性爱心理的临床研究。”他们说“今天，小说强制自己去进行科学研究，完成科学任务，它要求这种研究自由而坦率，”这种科研诚然也可视作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心理学研究，因为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无明显界限——又正因如此，将自然科学引入小说，在小说中演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就顺理成章了。正是由于龚古尔兄弟的启发，左拉写出了他的早期自然主义代表作《黛蕾斯·拉甘》和《玛德莱娜·费拉》，将人写成自然人，将生理研究的内容注入小说，并直接引用了吕卡医师的“浸染说” （或称“浸透论”，认为少女一旦和第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体内就永远浸透有他的存在）。这两部小说都贯穿了人的动物本能决定个性的观点，带有对人类的“临床研究”的性质，标志着自然主义在创作上的成熟。
七、八十年代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兴旺昌盛的时期，一是创作上有了显著实绩，二是理论上形成体系，三是流派形成。
自然主义在文学在创作上的最大、最主要的实绩是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是一个家族血缘遗传的自然史和一个家族在社会生活中发展、演变的社会史。它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小酒店》、《娜娜》、《萌芽》、《土地》及《金钱》是最为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其严酷的惊世骇俗的写实与无情暴露而轰动一时，并历久不衰。
理论上，左拉先后发表了《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戏剧》、《我们的戏剧作家》、 《自然主义小说家》等文论著作。他是在经过将近十年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之后，才逐渐形成自然主义文论体系的。
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也是逐步形成的，首先是埃德蒙、福楼拜、左拉、都德、屠格涅夫等五人经常在星期天一起聚餐，称“五人聚餐会”。这些人趣味相投，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小酒店》发表后，左拉名声大噪，被一群青年作家推为大师，团聚在他周围，每逢周四到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是为“梅塘集团”。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从此正式形成。1880年，他们出了一个合集，在这个集子里，一直按兵不动、引而不发的才子莫泊桑一炮打响，以其名篇《羊脂球》在名家辈出的法国文坛站稳了脚跟，并成为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1890年以后，法国自然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左拉在完成家族史小说后开始转向所谓“社会主义小说”的创作；莫泊桑于1893年病故，1896年埃德蒙逝世。至于梅塘集团的另几人，本就才华平平，实绩不多，难成大器。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逐渐风平浪静，而又开始在欧美一些国家以及日本文坛兴起涟漪。
综观自然主义创作成就与文学史的地位，龚古尔兄弟可算是开山之祖，最先显示出自然主义倾向并提供了最早的代表作；但由于其作品过于平缓，缺乏趣味；又由于两人合作，刻意编排，自然缺乏生机；选材陈旧，内涵贫乏，一味罗列事实，平铺场景，难免枯燥。所以从文学角度讲，只能说有特色，不能说成就高。左拉则是经典大师，是理论权威，创造了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品。他的家族史小说，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描写入微，是人类学研究、生理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自然科学精神与文学的结合。此外，他又具有浪漫主义气质，风格多样，因而没有局限于自然主义的繁琐的写实。他的创作还体现了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对于文学真实地描写现实与描写人起了开拓性的作用，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对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莫泊桑，他的长篇小说自然主义成分颇多，《一生》和《漂亮朋友》更是堪称其中代表。其短篇小说也多少带有一些自然主义影响的痕迹。但他的大部分短篇，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以严谨的结构、清晰简约的风格集中表现现实生活中一段插曲，至今仍在世界文学中保持着经典地位。
自然主义文学的特征，是与自然科学原理及方法相关的。
首先，它追求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周全齐备、繁细具体的描写。宏观上，作家立意要对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写得面面俱到，无一遗漏；微观上，则是对具体场景、具体事物的描写提高到空前绝后的详尽程度，并且这种描写不仅是为了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而使用的手段，它本身就成了目的。这对于后来的新小说派的专门描写“物”而言是一种先导。
自然主义在描写生活事件与人物行动时，力求削除任何浪漫成分与奇异色彩，避免人为的布局与匠心的安排，而致力于日常生活化，以求用活生生的图景和生活进程来实现对完全真实的追求。这就使得一些与主题情节完全无关的生活细节也进入了作品，如一个妇女的梳妆过程，一桌酒席的上莱情况，这类生活实录与照像式的描写在自然主义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
自然主义将自然科学严肃冷静的精神发展到极端，便显得严酷冷峻。它不仅不回避丑恶，甚至还乐于表现各种丑恶。一切禁区都被打破，一切自然界的、生活中的东西都进入了作品，这诚然有时因其过于露骨而让人不能卒读，但也开拓了文学题材和表现范围，并且对腐朽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而抨击得体无完肤。
自然主义最大的特点，还是在于它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人、理解人与表现人，它重视人作为自然人的一面，将人的行为、思维、情感主要归因于人的生理机体。这以前浪漫主义重“灵”与“情”，现实主义也只是加进了“欲”，而自然主义则把人的“血”和“肉”都带进了文学，表现那发挥着自然机能、由生理机制支配其运转的“血肉之躯”与“灵”、 “情”、“欲”的关系。如《一生》中，婚姻生理学是影响男女主人公家庭关系、决定女主人公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自然主义的这个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开拓与充实了对人的写实，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后，人不再被写成单纯的社会人，而也被写成自然人，即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多方面来分析人的行为，从而将人写成了全面的人和真实的人。
自然主义文学的成就与贡献，在于它出色地对自己的时代社会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既留下一份关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风俗人情的文献资料，又留下一份真实描写现实和描写人的艺术经验的宝贵财富。
自然主义也存在着局限性。自然主义作家专注于历史或自然科学，缺乏哲理性思考，作品缺乏思想的闪光。他们不注重伦理道德的探讨，没有任何倾向性，过于淡泊。他们追求严格的写实，而缺少艺术的加工与提炼，显得繁琐、呆板和滞重。对丑恶的过多、过细的描写，对生理状态与行为的过分渲染、有时令人难以接受甚至引起读者们的反感。他们从生理和遗传角度描写人，尤其是将这些因素绝对化，削弱了对正常人性与社会性、阶级性的挖掘，损害了人物形象的描写。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一种创作方法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和二十世纪初的欧美诸国掀起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由于各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状况也有差异。
自然主义在德国兴起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文学正处于一个低潮时期，当时德国文坛上的“摹仿文学”一味摹仿古典作品，脱离现实，粉饰太平，即使是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史托姆、凯勒等人，也因蛰居偏村僻壤，把握不到工业化时期的新变化、新动向，创作不出富于时代气息的力作。这种状况引起一批年轻有为的作家的不满，他们把眼光转向国外，从异域吸收新鲜空气和营养。此时，自然主义运动在法国已成正果，以其绝对真实的态度和严厉的批判精神显示出反映复杂生活、把握动荡时代的非凡力量。德国作为邻国，理所当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德国的社会和文坛现实的需要与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所提供的可能相结合，一批优秀的自然主义作家和作品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著名的有被誉为“德国的左拉”的小说家马科斯·克莱策尔 （1884——1941）的代表作《梯姆坡师傅》；威廉·封·波仑茨的小说《农民卡特纳尔》；康拉迪的短篇小说集《暴行》，阿尔诺·霍尔茨的 《哈姆雷特爸爸》及戏剧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代表作《泽里克一家》（与史拉夫合作），史拉夫的《奥尔第师傅》等等，真可以称得上盛极一时。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都未曾像在德国一样掀起一个小高潮。
日本属于东方文化系统，但它较早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科学的传入，自然主义也被带到了日本文坛。当时的日本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各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文坛普遍感到压抑、窒息，需要突破障碍，尽情宣泄。于是，西方自然主义的那种纯客观、无禁忌的创作方式便与日本作家们一拍即合，并在某些方面 （如性描写）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还是一个几乎尚未开化的地区，保守、愚味、落后，许多人尤其是农民，本身就接近于生理性动物，不依人类文明法则行事，自然主义的某些原则对于拉美文学反映生活而言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传统道德不容许如实暴露这一切，对那些大胆的、尖锐的自然主义作品横加指责，但这反而扩大了自然主义的影响，使作家们认识到自然主义原则是一种能使他们有更大用武之地的原则，读者们则由这些无所顾忌而深刻有力的作品全新地认识了自己的大陆及自身。
自然主义对世界文学之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它对现代主义诸流派有这样或那样的启发、引导作用。从文学表现的广度讲，在自然主义之后，文学禁区不断缩小，作家们的笔触从生理到内心隐秘，从情欲到尖端几乎无所不包。从深度来说，情节流程的动力由外部冲突演进到生理冲突，意识流干脆只展示心理运动本身而略去其原因与结果。表现手法上，传统的模式已不足以容纳日益深广的内容，作家们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采取各种手法，甚至是荒诞的手法，如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创作，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的忠实照录的极端发展。
从实证哲学到自然主义
从实验医学到实验小说
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泰纳、左拉的文艺思想均深受他的影响。
奥古斯都·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曾任圣西门的秘书，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哲学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虚构阶段、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他将实证等同于科学，宣称实证即实在、确定，否认推理的作用和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过分拘泥于具体现象。他是一个学究习气浓厚、眼光狭隘的哲学家，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味推崇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又不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将实证视为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
孔德的著作主要有《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哲学精神》。在这两本书中，他认为，只有以观察为依据的知识才是真理。依此类推，那么，只有完全实录或确有生活原型、事实依据的文学作品才能蕴含和揭示真理。龚古尔兄弟的实践与这种理论不谋而合；莫泊桑正好在观察方面有特殊本领，表达能力也是强到滴水不漏的；左拉则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文论到创作两方面向这种理论靠齐。然而，观察固然重要，但它只是获得真理的前提，人的思维、经验、创造力才是发现真理的更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细致观察和精确表达诚然是一种必要的能力，而提炼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文字显得冗长，而铺展的内容却很有限。实际上，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等也并没有成为生活的奴仆，相反更多地发挥了他们作为文学大师的能动性。孔德强调实验哲学的基本性质是把一切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看作真实的规律，号召人们放弃对现象的内在原因的分析。他之所以排斥推理、想象、概括、归纳，是因为在相互依存的现象中，规律常常已经浮现出来，推理、想象等已经在一瞬间凭借经验与惯性完成。否则，一个哲学家竟然不运用推理、不重视推理，这简直不可想象。应当说真理在实证过程中已经显现，对于孔德这样认识能力强、反应迅捷的人来说，实验本身足以显示一切了，推理只是多余。而对于自然主义作家来说，当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材料时，他们已敏锐地感悟到了情和理，因而认为生活本身足以说明之，才使用了那种绝对忠实生活、冷静客观的创作方法。
孔德认为他已经成功地通过实验的途径发现了人们思维机能所服从的“规律”，而超越了人类认识第一阶段的神学世界观，排斥了那些错误知识和虚假的神圣形象；也超越了形而上学阶段的一味追求事物的抽象本质，强调感性的、直观的材料蕴含了最高的真理。这样他等于否定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而推出了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带有不可知论倾向，在文学上则是等同于福楼拜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客观。龚古尔兄弟是不折不扣地作到了这一点，对于左拉、莫泊桑而言，则只是尽量如此，因为他们没有龚古尔兄弟那样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养成的冷静客观的写作习惯，而更多是出于对实证主义观念和自然主义理论的依从。
从孔德到左拉，中间还经过了泰纳这一重要环节。孔德影响泰纳而泰纳再直接影响左拉。泰纳 （1828—1893）是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的作者。他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在 《英国文学史》导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方面动力”说，认为文学创作的发展依赖于上述三动力，其中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环境包含地理的因素，时代包含文化的因素。他将种族因素推至首位，认为它是内在动力；环境则是外部压力，时代只是后天促力。这也就是说，自然因素是先天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这一观点在左拉的文论和创作中常有体现，尤其是生理和遗传，常常是小说的起点和终点，甚至它本身就成了叙述和表现中心。
泰纳将实证论发挥到更具体、更丰富翔实的程度，从而成为实证论美学最有影响的人物。泰纳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过程都不是绝对孤立和截然不同的，而是具有某些共同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方式是个人的种族天性所固有的；因此，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将这些种族共性挖掘出来。泰纳深信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左拉也深信小说可以变成试管，或者是病房与实验室。泰纳说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原因或由于虚荣，或由于勇敢，或由于诚实，或由于消化，或由于肌肉活动，或由于体温。气质与生理成了决定因素。左拉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以至用他的一句名言作《黛蕾丝·拉甘》的卷首题词——“恶行与美德也是硫酸盐和糖一样的产物。”
泰纳将社会史和自然史相提并论，他说，在这两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然群，即按一定的总门类形成并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在这两者中，研究的对象皆为内部长期变化的生物体；原始的形态遗传下来，而新获得的特征只是部分地逐渐地传给了后代；机体只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生物体的每下一代的状况皆因其双重条件而具有上一代的状况以及该门类的总趋势。无比完善的人类动物是其他动物进一步的继续。由于人的特性 （包括构成人的特殊地位的高级特性以及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低级特性）源于大脑活动，所以机体规律将其威力扩展到一定的范围时，自然科学便停止发展而让位于“精神科学”。不过，在“精神科学”领域内仍然还保留了自然科学在自然现象领域内规定的因果依存性。一个种族固有的精神代代相传，不论文化发生什么变化，它都保持不变，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有机界中，遗传的特征同外部环境相结合，成为下一代机体的必然条件。根据泰纳的这些观点，再看看 《卢贡·马加尔家族》，就能发现左拉的创作所受泰纳影响是多么深。 “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这个副标题本身就是重复泰纳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总说法，而卢贡·马加尔家族首先是一个由遗传学决定的自然群，各代各人就是泰纳所说的总门类下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家族世系图与生物进化树、生物种属几乎没有区别。家族史小说首先在总构图上注明备代各人之间的生理联系、自然属性，而后，按泰纳自然让位于精神的观点，左拉着重描写人物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从而使小说没有成为自然科学教程而成为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亦如泰纳所言，遗传与环境结合影响下代机能，左拉受此启发，将遗传与社会环境始终联系在一起，使人物始终兼有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也是这种双重属性。应当说，只要不失之偏倚，这比单纯从社会性角度描写人更全面、更深刻。而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则多少有点兼片面与深刻于一身，于是又受推崇，又遭贬责。
左拉在创立实验小说理论时，处处引证贝尔纳的论点，贝尔纳的实验医学是左拉实验小说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根源。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学时对文学感兴趣。后中途辍学，到里昂一家药店当职员。二十岁左右来巴黎学医，在法兰西学院生理学家马让迪手下工作。曾两度获得法国实验生理学大奖。他在法兰西学院先后开设过“医学中的实验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的病理学和生理学”等课程。1865年发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是一部实验医学专著，但对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和对左拉的实验小说的影响，可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名著《实验小说论》中得以了解。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声明，他所谈及的应用于小说和戏剧的实验方法，不过是一种借鉴；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是他的理论基础与论据。然后他扼要地介绍了 《导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实验是一种人为发起的观察，实验者永远独立思考，不先入为主，一切现象，先予验证再予接受。二，有生命物体主要指人的自发性并不阻碍实验的应用，唯一的差别是无生命物体处于外界的、一般的环境中，而高级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则浸泡在内在的、完善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也具有物理、化学性质。三，实验产生的目的，对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是相同的，是为确定某现象的必要条件。实验科学不应该去关心事物的为什么，而只说明是怎样。具体到左拉的创作来看，正因他接受了先验证再接受的观点，他才在小说中只是尽量提供带研究价值或已带有分析性的原始材料，而决不象雨果那样自己站出来高谈阔论，也不象司汤达那样激情澎湃。他要在不偏不倚中保证材料本身能显出真相和本质。同时，他根据贝尔纳的观点，将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也纳入自然范围，将心理活动、社会行为最终归因于生理；他也认为社会环境具有物理、化学性质，酒精中毒、遗传变异便经常被当作人物命运的总阐述。他提供一个家族的演变史，展现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认为表现这些已经足够，无须再去追究“为什么”，因为解释就在其本身。
贝尔纳对观察与实验作了详尽的讨论，由此说明推理（在科学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推理是一种凭空设想，但又很有必要）的不可靠和实证的优越性。左拉的第一个观点便是，由于文学只用了观察方法，实验开始变得可能而也成为一种必需。为确定自然主义小说中可能具有怎样的观察与实验，他摘引了贝尔纳的一些话：“观察者只不过纯然考虑他眼前的现象……他应该是现象的摄影师；他的观察应当精确地表达自然……他倾听自然之声，记下自然所倾诉的一切。但是一旦事实被验证、现象被细加观察之后，观念就随之产生了，而推理则起而干预，实验者就站出来解释现象。……自实验的结果显露之时起，实验者就面临他所发起的真正的观察，他应不带任何先入观念，……应该退隐……变成观察者”。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观点：作家退隐，变成冷静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不带主观色彩的分析者 （即在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分析结果，作家退出小说）。左拉试图像医学家那样分析人的一切，相信激情也能分解成一些反应物，从而加以分析。这是幼稚的，不过，今天的心理学确实能作到对激情的抽象与解析。在自然科学不发达时提出的一些见解，比如说意识是一些元素构成，看似可笑，当时亦是严肃的和富于科学精神的。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物理学及化学引入医学，左拉据此认为，它也可从生理学引入实验小说。在此之前，许多人，譬如居维叶，曾断言用于无生命物体的实验不能用于有生命物体；左拉在和贝尔纳“一起”反驳这一论点之后，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实验小说论。贝尔纳的话就是他的理论依据：“生命现象的科学，除了以无生命物体现象的科学为基础，不可能另有别的任何基础了，从这一点看来，在生物学原理与物理化学原理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其实，实验方法所欲达到的目的到处都是相同的，它只想通过实验把自然现象与它们的存在条件或它们的近因联系起来。”而这一观点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异议，是因为高级生物身上不仅有外界环境或有机体外环境”，还有“内部环境或有机体内环境”，“这就成了我们在以实验来决定生命现象以及使用可能的方法使之发生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唯一原因。”这似乎足以使实验方法进入小说变得无可非议了，不过，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无生命体引入有生命体仍是在自然科学范畴，而文学及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范畴，依此类推是行不通的。生理研究是借助科学仪器，作家的纸和笔又何能取而代之呢？所以，实际上左拉的实验小说只是在将人当实验对象、当无机体、复录人的生理状况、自然行为等方面，采用了实验报告的方式。他的小说从结果上看与科学实验相似，不过是形似而神不似，或曰是形拟而实非。他引用大量贝尔纳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方法并无实际意义，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给自己一反常态的新形式找个比较稳固的理论靠山。从他多次强调 “这种见解是贝尔纳的”，“贝尔纳是绝对权威”来看，左拉寻求理论依据的心理非常明显。事实上，他的实验小说并非将人和人类置于实验环境中，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客体，以供作家进行生理分析、心理分析和哲学分析。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引入医学，目的是研究现象从而掌握现象，譬如经验论医生只知金鸡纳霜能治疗疟疾，并自认仅此已就够了；而实验论医生却要说明他的原理，使之成为科学事实。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意义，是使人支配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鉴于此种不寻常的意义，左拉豪情满怀地说，研究自然与人的社会的小说家，也是带着这个目的而采取类似手段，左拉认为他能成为智慧与个性元素的现象的主宰，他要以实验来发现这些元素，从而知道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人们一旦掌握这种激情的机制，就能控制它而趋利避害。他试图对人进行实验，一块一块地拆卸与装配人的机器，使它在环境影响下运转；在时代进步以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以后，只要左右个人与环境，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样就可做善与恶的主宰，支配生活，治理国家，逐步解决社会正义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犯罪问题，他确实在这么做，也确实对卖淫、酗酒、谋杀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他的小说来看，他并没能将人和社会分解为什么元素，发掘出什么因子，支配人的行动的，虽有欲望、气质等内因，也离不开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外因。由于他始终也注意到某种激情机制的作用与社会环境相关，所以他的实验小说并未写成枯燥的实验报告，而具有活生生的人性内容和社会性内容。一个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不一定等同，有时甚至还很不一致；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是新异的，也是形而上学的，缺乏逻辑力量与理论依据，但他的创作却超越了这种理论，只带有一些不算明显、瑕不掩瑜的痕迹。他的作品仍然是伟大的，不可因其理论而对其创作产生误解、偏见。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对人的认识的科学体系，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实际上也打破了人关于自身的神话，使人从万物灵长、到尊无上的地位跌到与禽兽沾亲带故的难堪境地。一个神话的毁灭带来种种禁忌的突破，人开始被当成一个客体、一个自然物去观察、去研究，最初是在自然领域，然后是在社会领域。左拉从文学角度对人进行医学和生理学分析，可以说是从文学方面体现了人在由上升为神、降为自然人到最后恢复为社会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过渡、一个转折。在此以后，关于人的学说；包括作为“人学”的文学转入正轨，全面客观地判断人的属性，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秘密。
文章有别径
理论开新风
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小说序言，以及部分书信、专题文章，很少有大部头专著。在这些小型文章中，作家们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说明或总结。
龚古尔兄弟的理论主张最早见于 《热尔米妮·拉赛朵》初版前言。它首先声明这部小说来自街谈巷议，不为迎合上流社会的低级趣味，是一本严肃的、分析性的书；没有惊险，没有幻想，只会带给人伤感和冲动。接着，作者解释他们这样写的缘由，是因为他们想探讨被作家们忽略了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态，想让人们知道下层人民的“谈话声音是否会和大人物与富翁们谈苦恼时的声音一般大，”“穷人哭泣的泪水会不会和富人是一样的”。人们可以看到， 《费洛曼娜修女》和《热尔米妮·拉赛朵》确实是反映最普通的人的最平凡的生活经历的。龚古尔兄弟的这种创作新趣向的意义在于：此前的文学，有三方面不足——一是作家主要出自上层，或依附上层，那些远离文明的偏村僻巷里的下层人民很少见于作品；二是文学粉饰太平、逢迎政治、逢迎时俗的倾向已成积习；三是个人抒泄、浮夸虚构的成分太多。即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对人自身隐秘的描写上也还有所忌讳。而龚古尔兄弟则以其历史学家的无情的严谨和可怕的冷静如实展示人的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从而使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更加真实。
前言最后一部分声明：“现在就算这部作品受到了诽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今天的小说题材不受限制，“地位也提高了。它开始成为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一种严肃、富于激情和生气的形式，它通过分析和心理研究成了当代的一部道德史。今日的小说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课题的工作。”至此，前言才显出自然主义宣言的意义，表明龚古尔兄弟将走的文学道路是一条通过文学来研究人和社会的自然主义道路。这与他们以前走的历史研究的道路是相承的，他们有研究的兴趣与天才，自然就要在文学领域里来发挥。于是人们就能从他们的创作里看到科学的自由和坦率，看到精确的写作技巧与活生生的真实。
埃德蒙为他独自创作的小说《谢丽》所写的序（此时弟弟茹尔已死）也是一篇重要理论文献。序言介绍了他的创作意图、设想、美学追求、作品特点，并回忆和总结了他及弟弟一生的创作。
《谢丽》又译《亲爱的》，是作者在《福丝坦》序言中预告过的小说，是“第二帝国时代上流社会一个少女的研究。”作者要“以圣日耳曼区的一个少女为蓝本，她的高雅，出身名门望族，家族的传统”等等，赋予他的小说“一个高贵气质深印在血管之中、经过几代人才获得完善的典型”。他自叙这部小说是以构思一部历史著作那种研究心血写成的，它将一个女人和她的内在女性特征，从童年写到二十多岁，写了那么多妇女的言语和内心隐秘，这种细致、详尽描写、剖析妇女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的作品确实少见，不管他的剖析是否完全准确，这部作品都是别致的，作者的这种尝试也是可贵的。他丰富的生活积累、洞若观火的观察能力和精确的表达，又使这部没有插曲和波折的自然主义作品娓娓动人。
接下来作者谈到创作趣向、风格、语言等问题，坚持自己的反传统的创作方式、个人特色鲜明的语言，提倡风格多样而各自保持个性。而后是漫想式的创作历程回顾，并由此生出万千感慨，对着眼前的最后一个产儿吐露心衷：“现在，你，小小的《谢丽》，龚古尔兄弟中仅存的一个所写的最后一部可怜的小说，要迎接你所有的兄长，从《文学家》到《拉·福丝丹》所得到的对待，要忍受蔑视、轻慢、讽刺、咒骂、侮辱，你的作者坚持不懈地写作，他的年老，他的孤独生活的忧郁，过去都不能使他免受这些攻击，但不管怎样，却使他具有司汤达式的对即将来临的世纪的信心。”这些话构成了他对自己与弟弟一生创作的总评价和总感想。这些话是很委婉动人的，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创作并不算很成功，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不高，也许其意义更在它所包容的历史材料方面。龚古尔兄弟作为文学家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其创作成果，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于他们启示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自然主义。
龚古尔兄弟重要的文论还有给左拉的两封信和《尚戛诺兄弟》序。给左拉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865年和1868年，前者是为感谢左拉替他们新出版的《热尔米妮·拉赛朵》作序，后者是发表他们对左拉的《黛蕾斯·拉甘》的看法。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龚古尔兄弟和左拉在文学主张上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创作上的互相钦羡、互相鼓励。《尚戛诺兄弟》序中谈到了题材选择的问题。龚古尔兄弟认为，自然主义者之所以热衷于“描写下层的、令人反感的、发出臭味的东西”，是因为“人民当中的男女更接近自然和野蛮状态，他们是普通的、不大复杂的人”。简单、普通的人当然更宜于生理学分析和医学分析，上层人则多了许多文明的矫饰与伪装。不过龚古尔兄弟及以后的左拉并没有局限于描写下层人，而是尽量去剥开文明人的面纱，同时揭示他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序言中提出也要写上层人即是此意。
左拉的重要理论文章，除了 《实验小说论》外，还有《黛蕾斯·拉甘》再版序、《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和《卢贡·马加尔家族》总序、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等等。
《实验小说论》是一本专著，其中设一专节《论小说》。《论小说》包含了小说理论、作家评价、作品评价等内容。在小说理论方面，他谈到了真实感、个性表现、批评方法和描写论等问题。左拉之所以要谈论真实感，是因他认为想象在自然科学发达 （相对而言）、人们认识能力提高的时代条件下已变得不再重要，应当退居次席，当代作家的首要品质是真实感。所谓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和再现自然。自然主义小说的内涵就是：作家首先通过缜密精微的研究，掌握所需全部材料；这些材料本身给他们提供了作品的框架，因为有时事实会排列得合乎逻辑，一个导致另一个。作家只要搜集了丰富完整的生活材料，他的小说就自动安排妥贴。小说家只消按逻辑将事实分门别类，从他耳闻目睹的一切抽取一段悲惨故事。故事越一般，反而越有典型性。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质，也就是作家只充当生活的忠实的书记员，让生活材料本身去说明一切。但作家又并非完全没有能动作用，他的作用便在于搜集、精选、组织并展出这些材料。这种创作方式，只要作家能够撷取到本身有意义的生活材料，也能构成好作品；但艺术必竟应当高于生活，即使看似一模一样，它的被选取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加工、审美加工；一些非常无聊乃至庸俗的生活情节，至少是不能作为小说主干。左拉理论上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创作上倒也没出什么偏差。左拉的仿效者就不然了。他们以为一切生活复写出来都是文学，包括那些庸俗无聊的东西——既然如此，那文学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个性表现与真实感是相承的，所谓个性表现，也就是“感觉与再现其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首先依靠一个小说家的真实感。左拉以都德为例来说明这点：“阿尔封斯·都德先生看到了某个景象，某个场面，由于他具有真实感，他为这个场面所打动，对此保留了十分强烈的意象。年复一年过去了，脑子仍然保存这个意象，时间往往会使这个意象更加探刻，它最后变成了一种困扰，作家非把它传达出来不可，非把他见过和保存下来的场面表现了出来不可。于是出现了咄咄怪事，一部独创性作品诞生了。”左拉在这里强调的是自然主义者的观察生活的严谨、客观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使小说家获取丰富素材和深刻经验，并且始终记忆犹新，时时能在大脑中进行改造、升华，即左拉所说的“现实是出发点，是有力地促使小说家行动的推动力；然后小说家使现实延续下去，朝这个方向展开场景，同时赋于这个场景以特殊生命。”
用于小说的批评方法，左拉认为它与小说家的创作方法是一样的。批评家研究一个作家，以便了解他的作品，正像小说家研究一个人物，以便了解他的行动一样，两者都同样关注环境和状况。巴尔扎克不厌其烦地从事实地调查，以准确确定葛朗台居住的街道和房子，分析葛朗台周围的人，确定决定吝啬鬼的性格和习惯的千百件细小事实。泰纳先生想写一篇论巴尔扎克的出色研究，他开始去搜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材料，有关小说家的发现过的书籍和文章；他询问认识小说家和能够提供确切情况的人；这还不够，他要打听巴尔扎克生活过的地方，访问巴尔扎克出生的城市，居住过的房屋，经过的地域，一切都这样被批评家探索过，包括直系亲属和朋友，直到他绝对掌握住巴尔扎克，了解作家最隐秘的内心思想，如同解剖学家掌握他刚解剖过的躯体。这样，他才能阅读作品，创作家给他和向他解释产品。作家和批评家异曲同工。左拉试图把文学变为一门科学，他也要求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科学。而在他看来，泰纳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因为他有自然主义的科学态度，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只接受证实过的事实。这也就是实证批评方法。他指出巴尔扎克很随心所欲地创造，但他强调的是，巴尔扎克“描绘的环境是准确的，他竖立起来的人物脚踏实地”。在今天看来，对于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批评家和小说家来说，应该强调的倒是创造，是充分发挥创作者的主体性，从真实的活生生的素材中提炼出丰富的美好情感和深刻哲理；亦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体性，在充分与把握作家作品 （包括不显在的，轻易不为人知的背景材料）的基础上，发现作品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作家本人没能记忆到的东西。
关于描写，左拉所下的定义是：确定人和使人完整的环境状态。他继续强调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强调环境与状况，他说：“我们给自然、给广大的世界安排了一个和人一样宽广的位置。我们不同意只有人存在，只有人重要。相反，深信人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为了获得真实而全面的人生悲剧，必须向一切存在的东西索取。我深知这一点牵涉到哲学，因此，我们立足于科学观点，即观察和实验的观点，目前它给了我们最大的信心。”
在《论小说》中，左拉还对一些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评价，如于依思芒思和他的《瓦塔尔姐妹》，保尔·阿莱克西及其四部中短篇小说，莱·昂一埃尼克和他的《忠实的女人》，以及龚古尔克弟和他们的作品等等。他认为《瓦塔尔姐妹》的出色之处在于“背景同人物一样真实”，认为埃尼克具有“真实感和创作才能”，如“进一步显示个人的特色”，必将成为“当今文坛最有力的工匠之一”；认为阿克莱西具有敏锐的感觉，只需“按自然去写作”，“出色地解剖他认识和经常接触的人”，就能写出“十分精细和微小的差异变化”，他的作品分析严峻，笔力遒劲，具有使人信服的独创性。他称赞龚古尔兄弟的《勒内·莫普兰》中的研究杰出的深刻，《尚戛诺兄弟》的描绘极其准确和精细。他不断地重复这种思想：“作家只要作出简单的研究，描写一种激情的故事，一个人物的传记，从生活中撷取和经过合乎逻辑地分类的记录就算大功告成了。”“我们从使真实变得更完美的创作的意义上来说，要拒绝想象。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创作力用来赋予真实以固有生命。”“如果有朝一日你感到需要理想化，你就干脆写诗；不要给我一些滑稽和异想天开的故事，想让我相信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不要杂七杂八的虚假的作品，如此而已。不要不可接受的混杂，不要半真半神奇的怪物；不要从道德的爱国的思想出发，对谎言下结论的意图。要么是一个搜集人的材料的观察家，要么是个给我叙述你的梦幻的待人，而我对你只要求有天才，以便欣赏你，我补充一句，现代的发展趋势显然有利于观察家，自然主义小说家，我是根据社会的和科学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的，但我什么都接受，我对一切都满意，因为我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的学者，热爱生活。”真实、精确、实证始终是他论述的焦点，是他的小说论的核心。
《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不再空泛地宣扬自然主义理论，而是与作品紧密结合来阐述作者的文学主张，并以这种主张来规划作品，同时这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札记》重新演绎了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把一个家族放在中心地位，另外至少有两个家族派生于其上。这个家族在现代社会各个阶级里繁衍。……由于遗传作用，家族里产生了悲剧，儿子反对父亲，女儿与母亲作对。向感受与智慧的高峰发展得过于迅速，则使其才力枯竭，并复归于迟钝愚蠢，狂热的现代社会环境，激起了一些人物迫不及待的野心，而纯粹意义上的环境，即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则决定了人物所属的阶级。”这段话表明，家族史首先就融进了社会史的大背景中；而家族诸成员在社会中的行动、命运，又是由遗传改变了向卓越非凡方面发展的自然趋向而产生了悲剧：时代环境激起的野心，则改变了家族祖先的遗传指向，而使后代有了与前代不同的气质与命运，也就是发生了变异。这样，考察每一个人，都与种族、时代和环境建立了联系。
左拉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怎样为野心和贪欲提供了催化剂，而遗传性又是怎样与此共同作用、产生成道德怪物。由此他总结出自己作品所含的两种成分：纯人类的和生理学的，以及时代的和环境的。他说：“我的小说应该是简单的，只有一个家族与它的－些成员。所有一切遗传生理现象在这里都可以用上。”这样，以遗传学解释家族史和社会史的创作基点就确定了。但由于左拉始终都没有忽略和撇开时代及环境，而尤其他并不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拘泥于理论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他有心或无心地觉到了社会、时代对人物心理、行为的制约作用，觉到了它们对人物命运的无时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左拉的作品并没有过多地、片面地强调生理因素与遗传作用，其现实主义因素还是相当多的。这也是他的作品既具有自然生理研究意义、亦不乏社会历史意义（当然还具有美学意义）的缘由。
左拉的其他的理论文章，也都是围绕上述思想加以论证、阐发。《黛蕾斯·拉甘》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部小说力求将生理学纳入文学的意图，声称作者不过是在两个活的机体上进行外科医生所做的分析，并强调他要研究的是气质而非性格。《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认为戏剧“同样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从他的作品有较大科学性，而巴尔扎克的作品更具社会性；巴尔扎克是一个政治家、道德家、哲学家，而他满足于做一个生理学家，满足于追寻事物的内在原因；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当代社会的镜子，而他只想描绘一个家族等三方面来比较他与巴尔扎克的区别，颇像一篇自然主义的着意标新立异的宣言。
莫泊桑在文艺理论上没什么建树，在自然主义文论上更是说不上有任何贡献，因为他根本就无意作一个自然主义者，也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皮埃尔和若望》序言和《爱弥儿·左拉》中，据此可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
《皮埃尔和若望》序言是由作者就该小说进行的自辩而引发的对小说的一般分析。首先，他认为批评家应没有先人之见和门户观念，不依附任何文艺流派，了解、区别和解释一切最矛盾的倾向，容许最多样化的探讨。如果一个批评家说某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不是一位批评家，”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说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是一位小说家”。小说不应有什么定则，应当鼓励年轻人走新路，鼓励独创性。其次，他提出了与他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相关的“写真实”问题。他认为，批评家批评一个自然主义者，应该向他指出在某一点上他的作品中的真实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小说家不应过分考虑逼真的问题，而要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事件；他的小说只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这正是典型的自然主义创作观。他说，小说家应避免特殊事件，应使用十分巧妙、十分隐蔽、看上去又十分简单的手法，使读者看不出痕迹，发现不了他的意图；他不创造奇遇，而是通过自然的转换手法，将人物由一个时期带往另一个时期。这正是福楼拜“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方式的发挥，是自然主义创作的特色之一。不过，他不象龚古尔兄弟那样有事必录，象左拉那样不加选择 （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小说本身就体现了对生活的选择），而认为“如果他（小说家）要把十年的生活写在三百页的书里，指出它在环境之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是什么，那末，他就必须懂得，在无数日常琐事中，把对他没有用的东西统统删掉。”他进一步提倡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读者，“势必选择”，因为如果“全部实录”，那么“每天就至少需要一本书来列举我们生活中那些无数没有意义的琐事”。由这些观点看，莫泊桑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立场。正是因为莫泊桑创作思想的复杂性，他才既创造出了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又创造出了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或者在同一部小说里表现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双重特色。
《爱弥儿·左拉》是一篇全面评价左拉的创作和艺术特色的文章。莫泊桑作为左拉的同时代人，在文中介绍了他的生活和爱好，对自然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莫泊桑称赞左拉是一个革命者，概括说明其理论是“我们除了生活，没有别的模特儿”，并指出左拉的理论之所以不为人们认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想象文学所产生的怪物，而体会不到观察和细致入微地描绘目睹到的事物的意义。接下来，莫泊桑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列举左拉在文学创作上的功绩，说明自然主义实际上已经战胜了旧的审美趣向而获得了伟大胜利。莫泊桑对自然主义并不是非常拥护的，他也尽量避免让自己和自然主义发生联系，但从《爱弥儿·左拉》一文看，他对自然主义的无禁忌地写真实和从生理角度描写人是完全认同的。
珠联璧合的兄弟作家
别具一格的实录小说
我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这样的父子作家，在千古文坛上传为佳话。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上，也有一段佳话，一对才华出众的亲兄弟，志同道合，终身不渝，通力从事文学创作。与“三苏”、“三曹”不同的是，他们兄弟俩不是各呈佳作，争妍斗艳，而是共构奇篇，同放异彩。他俩就是号称自然主义开山之祖的龚古尔兄弟——兄长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弟弟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
龚古尔兄弟出生于洛林省一个贵族门第的资产阶级家庭。“龚古尔”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姓氏，在古德文里为“斗士”之意，埃德蒙曾自豪地说要拿它“到文坛上去显扬显扬”。作为“文献小说”或“实录小说”的始作俑者，他们所具有的反传统的勇气，与“斗士”称号是相称的。
他们的父亲是一名英勇的军人，他虽然从未买过一件艺术品，但对家用器皿却很讲究，据埃德蒙回忆说，这位军人所用的酒杯，给粗手一捏就会碎；不论什么样的好酒，如装在粗劣的杯子里，就得不到他的赏识。埃德蒙兄弟继承了这种高雅的趣味，对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这位父亲英年早逝，龚古尔兄弟由母亲一手抚育成人。她将女性的细腻敏感一点点地浸染进他俩的身心。而多愁善感对于多数作家来说几乎是一个必要前提。
埃德蒙身材高大，性情沉静。中学时爱好绘画，学业平平。因为当时绘画深为中产阶级家庭所不齿，出于母亲意愿，十九岁时开始修习法律，并到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后来又为了优厚的俸给而到了财政部出纳处，整天与他最讨厌的数字打交道。这对于一个文学天才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他几乎想到自杀。
茹尔则身子纤弱，性情活跃。他学业优秀，深得母亲喜爱。不幸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临终将他交托给年长八岁的哥哥。从此，兄弟俩相濡以沫，共渡人生，几十年如一日，形影不离。好在遗产甚丰，衣食不愁，他们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生活。
他们最初并没打算一生从文，而是想以绘画名世，并为此而背着画囊，周游各地。旅行途中，二人轮流执笔写日记，开始只记些日常琐事、简单印象，后来则记得越来越详尽、准确。成了真正的文学游记。这使他们实际上开始了文学生涯。并且这种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最后积累成卷帙法浩繁的《日记》。
兄弟俩在1851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自费印刷，书名为《在一八……年》。该小说矫揉造作，内容驳杂，全然不受欢迎，一共只卖出去六十儿本，而自家的顶楼倒是堆满了书。
1852年初，他们的一位表兄办了两份报刊，请他们参予编辑和撰稿工作，但不到两年，这两份报纸便停办了，他们的新闻工作也就此告终。他们谓之“文学的练兵生活”。
从此以后他们开始了毕生事之的著述生活。他们试图从前代文物和实物资料入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花费了近十年时间写出了十几本史学和传记著作。六十年代，他们转而从事小说创作，成果不少，可是没有获得预期的荣誉，作品印数也不大，甚至非议颇多。直到茹尔去世，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茹尔曾这样对他的兄长说：“没关系，随别人去非议好了，总有一天人们得承认，我们写了《热尔米妮·拉赛朵》，这是一本典型作品，后于我们的，凡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名义创作的，此书堪称范本。”这垂死的作家充满了自信：“总之，在文学上追求真实，在艺术上复兴十八世纪趣味，替日本绘画打了一个胜仗；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思潮，倡导者是我们，是我们这两个默默无闻的可怜家伙。啊！做了这些，将来好歹也算得是个人物了。”
茹尔于1870年6月20日去世，时年不满四十，才华尚不得充分发挥，实在是一件憾事。在他生前，他们兄弟俩的一切著述活动都是相互合作、相辅相成的。他们既是相依为命的兄弟，又是亲密的朋友和事业上的绝佳搭档。哥哥比较深沉、成熟，艺术家气质不足，但工作更为认真、细致、扎实、可靠；弟弟则思路活跃，激情冲动，言词洒脱，妙语连珠，常有奇想佳构。在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中，埃德蒙的东西多些，小说方面则相反，而实际上，难分彼此，根本没有粘合痕迹。总的来说，埃德蒙更长于通篇构思，周密细致，没有遗漏，而茹尔则更精于局部润饰，添姿加采。当他们着手创作时，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两人共同拟出大纲，确定章节及其大意，乃至具体到每一处场景；然后分头去采访、调查，或是收集资料，参阅摘记；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便分头去写，两人写同一章，往往先写开头和结尾；写完，再把两篇稿子合二为一，所以定稿本上，常常留下一长串同近义词。兄弟俩根据写作方案，按部就班，细细道来，所谓“灵感勃发”、“文如泉涌”或“神游万里，思接千载”的公认的理想创作状态，于他们来说全然不存在，在这对浑如一入的兄弟作家身上，灵感和想象似无立足之地。他们这种违反通常的“创作是个人独特行为”观念的创作方式，使许多人不胜惊讶，也由此生出颇多微辞。诚然，这种有违一般创作规律的方式必然给作品带来一些缺陷，但从另一面看，有时候，由于有些合作者，尤其是兄弟，心意相通，珠联壁合，创造、发挥自如，也是有可能的。埃德蒙曾在晚年日记里说：“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我弟弟天性快活，才气横溢，喜欢表现自己；我生活忧郁，沉思默想，比较内向——奇怪的是，对于外界事物，两个头脑，却获得同一印象。”他们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确是文坛奇趣，千古佳话。
由于这种缘故，茹尔去世后，埃德蒙似乎丧失了创作力，即使他并未辍笔，文坛上的奇才“龚古尔兄弟”也不复存在，他的个人作品魅力大减。当然，这不只是才气不够，而与埃德蒙的精神痛苦也有关系，毕竟，多年来他象一个父亲似地爱着、照顾着茹尔，兄弟俩都未结婚，相依相伴，息息相通，如今弟弟早逝，当哥哥的从此形单影孤，难免黯然神伤，创作热情和才气大受损害。据当时赶往吊唁的戈蒂耶 （十九世纪法国唯美主义作家、理论家）记载，在从寓所出殡到蒙马特公墓的路上，埃德蒙“竟老了二十岁”，头鬓都白了，可见精神创伤之大，这不仅会在他今后的生活中留下一道沉重的阴影，也会使他的文学事业从此失去许多光彩。也有一些时人，如左拉，认为茹尔本就比埃德蒙更有创作才能。甭管是什么原因，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鼻祖，“龚古尔兄弟”是一体的，茹尔死后，这个“连体作家”就消亡了。
埃德蒙后来又写了四部小说： 《艾丽莎女郎》、《尚戛诺兄弟》、 《拉·福丝丹》和《谢丽》，水平一般。他说：“今天兄弟俩的文学事业已结束，一个死去多年，一个自知太老”。
从1874年4月14日开始，法国几大著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及客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等五人常在星期天共进晚餐，当时便叫“福楼拜的星期天”。这是一个小型文学沙龙，五位名家在一起谈论文学问题。福楼拜死后，埃德蒙被推为盟主，改在他家顶楼聚会。埃德蒙的晚年生活比较悠闲，但他仍坚持记日记。1896年7月I6日，他卒于都德郊区别墅。根据他的遗嘱，以他的全部产业并版权收入为基金，成立了龚古尔学院，与敌视新文艺潮流、固步自封、排斥异己的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学院由十名院士组成，各授以丰厚的薪水，以保证他们能专事文学活动；并从当年出版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里，评选最有独创性的小说一部，授以“龚古尔文学奖”。该奖从1903年起，每年定期评选一次，至今不衰，业已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奖。
说龚古尔学院与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是因龚古尔兄弟的创作逆流而行，别具一格，因而他们才鼓励独创性的作品。他们作品的别具一格表现在哪里呢？回顾一下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最初是神话——简单联想的产物，意识里征服自然物的结果，而后是史诗，记载人类早期历史，接下来是漫长的中世纪，有教会文学、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城市文学等。文艺复兴开创了文学的新纪元，小说开始表现时代精神，具有社会意义，莎士比亚戏剧则开始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塑造出典型环境与性格，开创了现实主义道路。古典主义虽然有类型化、形式化的缺陷，但它注重理性，关注社会、政治，这与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启蒙主义在这一点上比古典主义更有所发展，开始关注人生；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新潮流，崇尚自然，注重个性和个人情感体验，想象与理想占重要地位，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将人视为万物灵长，从社会性的各个方面来写人。现实主义以全面、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社会与人，在再现中表现某种见解、倾向，在记实中显示某些规律和必然性，于客观冷静中蕴藏某种主观倾向与理想。如巴尔扎克。他凭着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广泛研究，忠实、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幅封建贵族没落和资产阶级暴发的画面，突破了自己对心爱的贵族的“无限同情”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进程，被恩格斯誉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可是在龚古尔兄弟的创作中，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并不试图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去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也不关心历史进程、社会状况和个人命运本身，不想从某种理性和道德感出发去流露什么倾向性，而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般的严谨态度，象对待实验标本那样对待人和社会，象陈列实验研究对象一样去构造小说，素材就是日常记录的一些绝对精确而全无主观成分的文献式或者流水帐式的琐事，或者是他们着意寻来的一些医学病例、法学案件。他们创作的小说，既象一部历史文献，又象一份实验报告，只不过时有文采飞扬之处而已。
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诚如某些人所说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但他们既不是在遗传学、进化论、环境决定论的启示下去创作、去演绎这些观点，也不曾为了创作而去着意研究自然科学。虽然他们也和左拉等人一样从生理角度解释主人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解释更多是一种臆想，与真正的自然科学不大相干。说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关系密切，主要指左拉及以后的作家，对于龚古尔兄弟，更多应在从他们自身的生理、心理病态和他们对历史的热衷、对收藏的爱好和对绘画的擅长来分析。
龚古尔兄弟从文在后，治史在先。他们雄心勃勃，要写一部全新的历史，不写政治史，而写社会史，以发掘“历史的真实”，再现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人情风俗。为此他们查证了一万五千余件当时的资料，包括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片言只语。他们的史著材料繁复多样，场面翔实生动，而更具开创性的是，他们重视考证，发掘原始资料，借助具体而微的细节来描绘一个时代；将历史人物的私生活引入历史。这段治史经历实际上预定了他们以后的创作方式和风格：精确、细致、翔实，但也失之于片面、芜杂，肤浅。他的小说，往往就是文献和史料的罗列，在开文献、纪实小说之先河方面固然有功，但也带来一种文学上的“小家子气”，钻牛角尖，囿于史实、事实，不能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此外，他们都擅长绘画，爱好收藏。茹尔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位画家，埃德蒙水平也不低，只是兴致不高、创作不多。画家所必具的观察能力，使他们在不厌其烦地罗列场景和描写形貌的过程中游刃有余，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拖沓、繁琐的毛病。至于收藏，是与他们自小耳闻目染身受而陶冶成的艺术情趣一致的，是满足他们高雅的艺术欣赏品位的需要。这些精美的收藏反过来又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感受能力，因此他们的小说在局部上总是曲尽其微，生动精致。只是艺术感受一旦精微之致，便难免转向病态，表现在小说上，就是过于浮华。
龚古尔兄弟毕生所记的日记（即后来出版的《龚古尔日记》），对他们的创作也很有影响，记日记的过程是一个较为全面地锻炼写作能力的过程，当然，文学创作不能像日记一样囿于真实、缺乏提炼，而他们则正犯了这样的错误。
龚古尔兄弟合写的小说，除那部失败了的《在一八……年》外，还有六部：《夏尔·特马懿》（1860年）、《费洛曼娜修女》（1861年）、 《勒内·莫普兰》（1864年）、热尔米妮·拉赛朵》（1865年）、《玛奈特·莎洛蒙》 （1867年）、《谢凡赛夫人》（1869年）。
《夏尔·特马懿》初版题名《文学家》，是一部带有自叙性质的小说。主人公夏尔·特马懿是一位报纸编辑，醉心于文学创作，但处女作受到批评界的贬斥，使他深为痛苦。后来他与一位女演员热恋而成婚，暂时得到了安慰，然而好景不长，妻子无知而恶毒，不断给他感情伤害，最后，已经排演的剧本撤了下来，水性扬花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使他神智昏乱，失去记忆。龚古尔兄弟在这篇小说中倾吐了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的失意和遭人嫉妒、非议的苦恼；并流露出厌恶妇女的情绪，主张艺术家应过独身生活。该小说是一部文献实录小说，基本根据他们从事新闻工作时期的经历写成，里面的人名、刊名都有实指，很多文字直接抄自他们的日记——这后来被很多自然主义作家仿效，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小说情节单薄，场景凝固，缺乏生气。
《勒内·莫普兰》是一部很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小说写一位不受习俗约束的少女，反对哥哥为了谋取贵族姓氏和获得大宗财产而与情妇之女结婚，请贵族家的人去制止，结果酿成一场决斗，哥哥身亡，她也含恨而死。这篇小说既是对社会风俗的纪实性的描写，又是类似于巴尔扎克小说的社会研究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
《玛奈特·莎洛蒙》写一位卓有才华、极有可能走红的画家，虽然明知女色是艺术家的危险障碍，却经不住丰腴妍丽的模特儿玛奈特·莎洛蒙的诱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变成了一个顺应时尚的画匠。这篇小说广泛展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坛情况，其中谈艺品画之言深中肯綮，堪称是了解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画坛的翔实资料。
《谢凡赛夫人》以他们的一位死于意大利的姑母为蓝本，塑造出一个神经兮兮而又带有神秘倾向的谢凡赛夫人的形象，带有宗教色彩。为了忠诚于文学，忠实于生活，他们亲往罗马感受宗教气氛，但内行人说他们实际上对宗教只知皮毛。其实，在所谓对自然科学的运用上，他们也只是略知皮毛，得不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如 《热马米妮·拉赛尔》中对主人公沉沦原因的解释，从抽象莫名的“欲”出发就是很牵强的。
《艾丽莎女郎》是埃德蒙和茹尔共同构思、一起收集过素材的，但茹尔死后七年才写成发表。艾丽莎是一个贫苦的姑娘，因生活所迫而沦为下等妓女，逐渐对男人产生一种生理厌恶，由此不能自控，以至当一个很爱她的士兵对她似乎有所要求时，她一时失常，给了他一刀，从此长期蹲监，变得沉默寡言，痴呆麻木，最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从人沦为动物，仅保持了最基本的生理本能。该书较受读者欢迎。作家宣称他的目的是要研究监狱与女囚，使人发出“沉痛的思考”。褒之者将他与左拉（当时左拉刚发表《小酒店》而享誉文坛）并称为“自然主义派”，贬之者则说他们是淫秽鄙亵，伤风败俗，低级趣味。
《拉·福丝丹》（1882年）取材于一位名演员的生平事迹。著名悲剧演员拉·福丝丹为了爱情而告别剧坛，与情人隐居瑞士山区，只因她的情人要占有她的一切，以致嫉妒一切观众。她割舍不了心爱的事业，梦中都在念台词，情人非常失望，临终时说：“你只是一个艺人……不懂得爱的女人！”并让人“把这个女人赶出去！”该作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典雅的法兰西喜剧院，优美的瑞士湖光山色，一反作家素常的风格，以致有的评论家据此认为埃德蒙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作家。《谢丽》（1884年）是埃德蒙根据他收集来的“人文资料”，写成的一部没有完整情节的小说，它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写主人公谢丽的成长过程：由一个天真幼女，到情窦初开的少女，进而长大为寂寂怀春、郁郁寡欢欢的青年女子。由于她娇生惯养，奢华无度，没有钟情男子前来问津，婚姻成了她的老大难题，就这样积成心病，最后在十九岁上无声无息地死去。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她祖父的秘书，每见到小谢丽，都要非常风雅地吻她的手；于是她便常在窗口窥伺，看见秘书走进花园大门，便赶紧去用香皂洗手，再庄重地走过去给秘书吻。这部作品是较为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埃德蒙全无意于构造曲折的情节，而要将它写成一本纯分析性的书。
综观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他们有一句名言：“历史是已然如此的小说，小说是理该如此的历史”。试对照巴尔扎克的话：“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这与前者似乎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然而很多人却贬责前者而褒扬后者，未免有失公允。不过，龚古尔兄弟侧重从生理角度对个人进行孤立分析，而老巴尔扎克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命运置于社会大系统中来考察，显示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因而比龚古尔兄弟更经得起推究。考察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历程，是由研究社会风俗史转向创作社会风俗小说的，由历史文献转向人文文献，所以他们以治史的严谨态度和种种方式来造文。他们援用成例，或是实地调查，写成具有科学依据的作品，想入非非与浪漫蒂克与他们似乎水火不容。尤其是沉静得刻板的埃德蒙，在 《拉·福丝丹》的序言中理直气壮地说：“小说家，实际上只是无故事可讲的历史家。”只是，倘若全无情节，又有多少人能提起兴致去读呢？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彻底地这么作，否则他的小说就有可能不得流传。
二、他们将美术绘画引入小说创作，标榜一种“艺术笔法”，即把艺术之美形诸笔墨，把艺术体验，把造型、色彩、立体感等印象化为文字，成为视觉景象。为了形容贴切，难免咬文嚼字，极尽雕琢之能事，刻意求变，使用僻字、怪字、生造词，甚至违反语言习惯来造句，充斥着贵族的审美情趣，不能够普及于大众。
三、他们热衷于病例研究，多写病态人物，以生理学、病理学代替心理学，并以病理解释人的行为。这与埃德蒙的天性沉郁有关，也与茹尔患有梅毒、羞于见人、心理有所变态有关，推己及人，便好把行为异常、精神病变的人作为主人公。或许这还与他们的父亲早逝、母亲多愁善感相关吧。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们是执着、神经质、对事物的感受近乎病态、有时是不公正和容易冲动的。埃德蒙曾对左拉说：“我们所有的作品，这或许是付出莫大代价换得的独特之处，落点都在神经官能症上。对这种毛病的描写，我们是取诸自身的。由于不断的洞察自己，研究自己，解剖自己，结果变得超乎寻常的敏感，人生中的一点点小事，对我们都是莫大的伤害。”此外，他们认为整个社会丑恶不堪，呈现出一种病态，因而从生理学、病理学角度归因。
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开创了“文献小说”的先河，以客观的态度“显现” （区别于巴尔扎克的“揭露”）出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些社会状态。它们基本是写实的，但是过于客观，并且凝固片面，可算是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自然主义作品。其中 《热尔米妮·拉赛朵》基本上可视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之作。所以人们既可以说，龚古尔兄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始祖，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巴尔扎克到左拉之间的过渡作家。
一缕头发的失踪
一名女仆的沉沦
最能集中体现龚古尔兄弟创作的实录、病理研究等特征的小说是《费洛曼娜修女》与《热尔米妮·拉赛朵》。
《费洛曼娜修女》起源于作者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1860年2月5日，龚古尔兄弟在福楼拜家做客，席间路易·蒲雷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他所工作的卢昂医院里，有一个修女，暗中爱上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死后停在医院，蒲雷在为他守夜时，那个修女来为死者祷告，临走，蒲雷托她把死者的一绺头发转交给死者母亲。修女接过头发，不谢一声就走了。后来，她再未提起此事，似乎死者母亲也未得到儿子的头发。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修女对蒲雷分外客气。
这个故事立即引起了龚古尔兄弟的研究欲望。他们打算将他们女佣的外甥女的童年与此合并创造一部小说。为了熟悉医院情况，他们亲身前往观察，收集直接资料，写成了这部纪录式的作品。小说写一名经历不平凡的修女的变态爱情。费洛曼娜修女本名玛丽·戈舍，生于贫寒之家，父亲是锁匠，母亲做裁缝。她出世时，家里非常困窘，母亲只能靠一点可怜的奶水喂她。四岁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远走，小孤女从此跟大姨妈过活。大姨妈在唐打区一位寡妇维莉夫人家做了二十年厨娘，在这个家里生了根。维莉夫人早年死了一个小女儿，如今从小玛丽身上看到了女儿的影子，因此对她十分疼爱，但小玛丽不知这种宠爱和宽待并不能消除等级，她之所以能进客厅只不过是因她还是个没有社会性的小动物。有一次，太太让她跟小儿子一起上桌子吃饭，第二天她就不肯跟姨玛在厨房吃了。太太和姨妈见她太骄纵，就将她送进了修女办的教养院。她被脱掉了好看的绸衣，换上统一的绿袍，她很委屈，但她忍住了眼泪。因为那儿已有一个女孩叫玛丽，为免叫混，给她取了个新名字——费洛曼娜。她憎恶这个新名字，因为它剥夺了她快乐日子的一切痕迹。她对一切都产生了敌意，甚至连好心也不接受。不管修女们怎么关怀她，她也只想回到她失去的唐打区。后来维莉太太去世了。她因胃痛而回到姨母家。在意大利漫游归来的亨利少爷，看见她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就吻她的面颊。她快活得直抖索，从此全心全意服待小东家。可少爷对此仅报以淡淡的问安。有一次，少爷喝了酒回来，说家里有个大姑娘碍事，倔强的费洛曼娜便又进了修道院，不久被派往医院。她把女性的全部温柔、体贴都用来照拂病人，赢得大家好感。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女病人，放心不下年幼的儿子，见习大夫帕皮埃答应将小男孩交他在乡下的母亲代养。从此，这小男孩成为大夫与费洛曼娜的日常话题。有一次，费洛曼娜正在药房温汤药，大夫进来了，抱住修女，凑过嘴唇，结果挨了一耳光。大夫对自己非常厌恶，经常喝酒。修女一直避着他。他心中不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单独相对的机会，求她原谅，费洛曼娜对这位年轻大夫本来就很有好感，打算说话而释前嫌，却开不了口，转身走了。帕皮埃郁郁寡欢，无从排遣。一次做尸体解剖时，他不慎得了化脓性感染而死去。他的好友为他守夜，将拟交死者母亲的一绺头发放在床上，昏昏欲睡，这时，修女轻轻走进来，跪在床前祈祷良久，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第二天朋友醒来，昨夜之事似梦似真，只有那一绺头发不翼而飞。
从这部小部中人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特点：一，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伴随着背景或前因，即使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譬如维莉夫人对小玛丽的爱怜，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故去小女的影子，是一种移情。又如玛丽的姨妈之所以能以主人之家为家，是因为她曾亲自抚养小少爷和亲自为老爷合上眼睛。这些小细节的介绍本无关紧要，但龚古尔兄弟似乎有这种逢人逢事就分析的癖好。这种分析习惯与分析能力，对自然主义作家来说是必要的和常见的。二，作者通过这种因果的展示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冲突，给这种冲突找到了病因，这也就是病理研究。三，小说前后两部分构成一个病例记录，病理上一贯，具体材料仍有拼接痕迹；叙述细腻但说不上婉曲，详尽但不感人。
龚古尔兄弟的另一部代表作《热尔米妮·拉赛朵》被视作自然主义的开山之作。很多自然主义作品的某些手法、特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小说写一个女仆的沉沦历程和悲惨人生。她们家没有足够的面包，她的父亲则没少让母亲哭泣。母亲很疼她，可在她五岁时就去世了。后来，她跟姐姐去巴黎，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店里帮工，受人欺凌、侮辱，后来被一个伪装成“保护者”和“好心人”的老头子奸污。幸好有一个有钱的老人收留了她，这个老妇也有类似的悲惨经历。这时，她爱上了一个好吃懒做、行为放荡的男人，这个男人的母亲是一个店主，她想利用热尔米妮的“无偿劳力”。这个男人逼得她步步堕落，酗酒，告贷，卖淫，偷盗，潦倒不堪，最后病死。小说将热尔米妮执着的爱视作一种天然特性，甚至反映在外貌上：“发情的母猫一般嘴脸”，“从这位丑陋的女人身上流露出一种酸涩而神秘的诱惑，在那满是麻坑的立体感很强的脸上相交并辟开的影与光给她的脸罩上一层爱情画家在给自己的情妇画的肖像中点染出的快感的容光。她身上的一切：嘴、眼，甚至她的丑陋，对人都具有一种撩拨和吸引。一种刺激情欲的妖媚从她身上流露出来，袭击和依附着异性。她用一种热烈的激情，引出一种欲望，从她身上，从她的手势、步态、小的动作，以及她那含情脉脉的神态，都显示出一种性欲的诱惑。”所有这些描写，从人物自身逻辑讲，似乎不应该属于一个悲苦、屈辱的女人，但龚古尔兄弟将这种“邪恶的性欲”特征强加给这样一个丑陋可怜的女人，看上去倒是为分析而造人物，不是根据现成病例引入分析。作家在热尔米妮身上实施他们的研究：热尔米妮闲时烦闷，去路口小店聊天，对老板娘的儿子徐比龙产生了朦胧的性意向。当她发现他另有所欢时，便不顾一切地发泄了她“天然的嫉妒”，插在他们之间，终于将他们分开。她宁愿为这个首次爱上的男人卖命，为他受一辈子穷。徐比龙贪得无厌，热尔米妮不能自拔，龚古尔兄弟把这种极端的态度归之为生理原因：“苦乐失调，神经紊乱，通常都是这样，以致失去比例和平衡，趋于极端。”他们自认为真实合理，并获得一种“科学的快感”，即在自然科学显示神奇力量的年代，作家通过在文学中实现自然科学、赶上一种“时髦”而感到愉悦和满足。
这两部作品体现了龚古尔小说的一般特征：一，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可依，《费德曼娜修女》是两件实事的组合，《热尔米妮·拉赛朵》取材于在龚古尔家佣工二十五年的姨娘梦丝的身世。龚古尔兄弟认为在文学上只有亲眼目睹的，有痛切感受的，才能写得好。二，重视实地调查，实例研究，注重事必有据。他们认为如不是耳闻目睹的事，小说家就无法描写，认为提供的材料越多，作品就越有价值，有时就不讲什么有机组合，不惜罗列堆砌，以致浮于表面，缺乏深度。他们力求细节充实，内容完备，表现细节的真实，甚至将剧场节目、舞会名称、信笺的格式都原样复制，因而情节散漫而单薄。三，他们注重研究，认为作家有权有责任研究一切，不避忌讳，能降尊屈驾走向底层，能表现生活中丑恶一面，所以事实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广度与深度。
与巴尔扎克并驾齐驱
与 《人间喜剧》各领风骚
自然主义的旗手是爱弥尔·左拉，因为正是他在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文艺理论以及克罗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的影响的基础上，创立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理论，更主要地，他以毕生的精力，创造了《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这样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品，以及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规模宏大的、号称“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自然主义文学潮流正是由于左拉的功劳，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规模，走向成熟。
左拉于1840年2月出生于巴黎，父亲原藉意大利，出身世袭军人的家庭，是一个很能干的工程师，普罗旺斯-爱柯斯运河的设计者；母亲是一个手工工人的女儿。在巴黎附近的爱柯斯，左拉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七岁时，父亲去世，他从此随母亲投靠外祖父，过着贫困的生活，亲身体验过被债主催逼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给了他敏感的心灵、锐利的眼光和强烈的正义感。
左拉从中学时期就热爱写作。毕业后没能上大学，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一个货栈找了份低微的差事，且没能干多久就失业了。他极为困窘，经常只以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充饥。他到处流浪，深深体验到世态炎凉。他一面用笔诅咒这个社会，一面又充满美好的幻梦，写出了诗集 《恋爱的喜剧》。二十二岁时，他开始在著名的阿晒特书店当雇工，由于他的出众的文学才能，被提升担任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
左拉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 《穷人的妹妹》，因为它太富于革命性而没被录用。他也为共和派的小报写进步诗歌，与一些因反对政府而被通缉的革命青年保持来往。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 《给妮侬的故事》与第一部长篇《柯劳德的忏悔》先后于1864年和1865年出版。官方批评界认为《柯劳德的忏悔》有伤风化，警察当局为此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导致他被书店解雇。1866年，他将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收集成《我的憎恨》一书，将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保守派、资产阶级学究与庸人，流露出鲜明的愤世嫉俗倾向。同年还发表了小说作品《一个女人的遗愿》。次年发表《马赛的秘密》。1868年既是他形成自然主义理论的一年，又创作了典型自然主义作品《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并且，也许是由于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的启示与鼓舞，他开始实施一项宏大的文学工程—－ 《卢贡·马加尔家族》。这项工程历时二十三年，直到1893年，他五十三岁时才全部竣工，共包括二十部长篇，较之 《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计九十余部虽有不及，但左拉的宏大气魄、高超技能和他的创作的巨大容量，已足以使他能与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并驾齐驱了。而且家族史小说作为一种体栽而言在小说史上也属首创。
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从1870年6月开始在《时代报》上报载，三周后，由于普法战争爆发而中止，1871年才正式出版。接着每年一部出版了《贪欲的角逐》、《巴黎之腹》、《普拉桑之征服》、 《教士穆莱的过错》、《卢贡大人》。这些作品当时并不很受欢迎。直到《小酒店》发表，才引起读者兴趣，获得成功。从此他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从巴黎迁居梅塘乡下，专心写作，相继出版了《爱之一页》（1878年）与《娜娜》（1880），后者轰动一时，左拉因此被尊为自然主义领袖。一些拥护自然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阿莱克西、瑟阿尔、埃尼克、于斯曼等，经常在梅塘别墅聚会，他们被称为“梅塘集团”，并于1880年联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这个集子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展现特定情境中各色人等的行为与心态，具有一定深度。左拉的中篇《磨坊之役》、莫泊桑的《羊脂球》都是其中的名作。从1882年起（除1889外），左拉每年推出一部家族史小说：《家常事》、《妇女乐园》、《生之欢乐》、《萌芽》、《作品》、《土地》、《梦》、《人兽》、《金钱》、 《溃败》，直到1893年，出版最后一部《巴斯加医师》。同时，他还发表与出版了几部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及批评方面的论著： 《实验小说论》 （1880年）、《自然主义戏剧》、《我们的戏剧作家》、《自然主义小说家》、《文学资料》（1881年）与 《战斗》（1882年），阐述了他的“实验小说”创作观，构成了与他大规模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实践平行发展、互为补充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体系。
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是要求作家对描写对象持冷静客观态度，不表露倾向性，不人为归纳总结所谓“真理”、“规律”，但事实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他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思想和共和立场。1870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拿破仑第三为帝政利益而发动战争的祸国殃民行为，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政府罪，好在帝国政府真的倾覆了，他才免遭迫害。而他的整个家族史小说系列，也暴露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种种疯狂、卑劣行径，体现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其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甚至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比如描写煤矿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 《萌芽》。
人们一般认为，左拉后期创作已较为自觉地超越了自然主义。他力图跟上时代，使文学服务于进步事业，加之当时社会主义力量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又活跃起来，更促成他去创作新型作品，这就是于 1893年至1898年间完成的三部曲《三名城》：《卢尔德》、《罗马》、《巴黎》，基本内容是揭露教会的罪恶，但是成就不高。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左拉也是一名正义的斗士。他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充分说明了这点。1894年，法国反间谍人员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门房里，发现一封向德国情报机构出卖军事秘密的信件，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被诬为投递者，右派势力、反动党团趁机煽起了反犹太的狂热，叫嚣要对犹太人进行屠杀，并借机将矛头指向自由思想者、民主人士、新教徒，企图进而推翻共和国，恢复王政。德雷福斯因此被判为终身监禁。两年后，真正的罪犯被揭露了出来，但因牵涉到国防部和右派的阴谋，政府拒绝重审，反而释放了真犯，朝野为之震动。左拉激于义愤，经过调查研究，确认了德雷福斯是冤枉的，便在报上发表文章，出小册子、宣传真相，揭穿右派的谎言，抨击无耻的报界，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一些将军和司令违法乱纪，共同作弊，违反人道和正义。他的言行触怒了当局，被法庭传讯，后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三千法朗。但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他一边。他流亡出国，避免迫害并以示反抗。一年后，德雷福斯案真相大白，取消原判，蒙冤者无罪释放，左拉也回到了巴黎。
在流亡期间，左拉又开始创作 《四福音书》，但只完成三部：《繁殖》 （1899年），《劳动》（1901年）和《真理》（1902年）。 1992年9月28日，他在巴黎寓所因煤气中毒而不幸逝世，有人怀疑是反动派谋害所致。
左拉一生创作的成就较之巴尔扎克固然略有不及，但算上他理论上的建树，就足以和巴尔扎克分庭抗礼了。
自然主义是左拉有意识、有目的创建起来的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他创建它的意图是要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作家，要在创作上与理论上具有自己的，不同于过去时代大作家的东西。“自然主义”一词原用于哲学领域，含义是：除自然外，不存在超自然的事物，一切都包括在自然的法则中。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对自然主义作了这样一些规定： “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役，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看现实。”左拉的阐述更明确、丰富、系统、完整：一、小说家最高的风格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何如实地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真实性是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标志。二，排斥与否定浪漫主义的想象。三、否定作家的主观色彩，认为主观色彩不是把场景缩小了，就是把它夸大了，使一切都浸渍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四、作家的个性与独创性当然不能排斥，但它们也是在真实地表现自然上的独特方式。五、把科学的方法介绍到文学中来，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结合，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认为文学也能借助实验方法而成为科学；把医学的遗传学说引入文学，要求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人。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与现实主义的写实性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写实上与巴尔扎克有所不同而已，一方面，它从生理方面解释人的行为方式，补充了一个真实地描写人的新角度，另一方面，它往往忽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又难免让人觉得偏颇。反映到创作实践中，他的作品较之巴尔扎克的作品，既同是展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详尽社会景象，在表现手法上又各有得失，各显风骚。
左拉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最后转向自然主义的过程，如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就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后的一些影响不大的小说则深受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成就最大的当然还是在自然主义创作方面。这类作品主要是长篇，也包括一些短中篇，如 《夏布尔先生的贝壳》就是短中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明确的婚姻生理学的背景上。夏布尔先生因肾阴不足而无嗣，他接受一个医生的建议，携年轻漂亮的夫人去美丽的海滨浴场，在那儿大吃贝壳肉。当他充满希望地进行这种无效的饮食疗法时，他的妻子却以最自然不过的方法解决了他的苦恼——一次浪漫的外遇使她怀了孕，而当她生下一个男孩后，糊涂得可爱的夏布尔先生还喜不自胜地到处向人夸耀贝壳的功劳。左拉以高超的手法绕过了人的自然生理这个本来无须多加表现的问题，让它只成了一条远远的地平线，而在这条地平线前上演了一个有浪漫情调、发散着大自然气息的爱情故事。它既是自然主义的典型作品，又没有一般自然主义作品的琐细繁复、平淡无味，而那种客观冷静的笔法使得故事情节象生活之流缓缓而来。
《小酒店》是家族史巨著中第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表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的重要特征。《小酒店》的主人公绮尔维丝，父亲以编柳条筐为业，母亲若瑟芬·加沃丹是一个小莱贩，劳累而死，绮尔维丝在贫困、劳累、被虐待和缺乏教育中长大，十岁就开始当洗衣娘，十四岁与同乡青年朗第耶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到了巴黎，性情奢侈、好逸恶劳的朗第耶又同别的女人姘居，而将绮尔维丝和两个孩子抛弃不顾。绮尔维丝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挣扎奋斗，出卖劳力，独立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在这过程中，她得到青年工人古波的帮助，并结婚同居。两人努力工作，勤俭持家，生活得很幸福。绮尔维丝积攒了一大笔钱打算开一家洗衣店，不料古波在屋顶上做工时摔了下来，养伤期间不仅耗光了积蓄，而且养成了酗酒和懒惰的恶习，这时，朗第耶又笼络了古波，成为他的朋友和他家的食客，勾引绮尔维丝，成了实际的屋主。在朗第耶的腐蚀下，绮尔维丝日益贪吃、惰怠，沉醉在酒与肉欲之中。店铺不久倒闭，她沦为娼妓，女儿娜娜也出走当了娼妓。最后，古波酒精中毒疯狂致死，绮尔维丝死于饥寒，朗第耶则投靠了别的女人。
这部小说的显见意图是指出酗酒的危害，支配人物命运的直接原因就是酗酒。酗酒使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走向衰败，使一个勤劳健壮的妇女走向堕落。书中还写到一个叫俾夏尔的工人，酗酒使他天良丧尽，人性灭绝，将妻子虐待致死，又整天折磨小女儿。当时酗酒是法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左拉以此来解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变迁，是一种自然主义者特有的思路。
这部小说还试图从遗传学的角度去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必然性。他在小说中屡次指出古波生于一个酗酒的工人家庭，父亲就是因喝酒过量而从屋顶上摔下来跌死的。绮尔维丝的父母都是酒精中毒者，他们在醉酒中结合而有了绮尔维丝，父母性情都遗传给了她，她母亲有与男人一粘着就离不开的特点，这使得维尔维丝也容易被引诱和堕落 （这又遗传给了女儿娜娜）；甚至连她的跛脚也和母亲一模一样。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自然主义特点，作者总是不厌其烦、不避其讳地描写生理性细节，如古波临死前的疯狂状态；对一些生活现象也作了过于繁琐的、堆砌性的描写。
《小酒店》中男女主人公的女儿娜娜从十五岁起就浪迹街头，沦为下等妓女。她成了左拉家族史小说第九部《娜娜》中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她被低级剧院经理捧上万象剧场舞台，主演一出庸俗的歌剧 《金发的爱神》。她的演唱极为拙劣，但她的裸体却赢得了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使得观众迷离心醉，轰动了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淫徒色鬼趋之若鹜，她家门庭若市。她一面与绅士们周旋，一面仍去妓院。不久，她得到银行家史坦那的供养，同时又接待未成年的资产阶级小少爷乔治·于贡与朝廷大臣莫法伯爵。史坦那破产后，她抛弃了他，转向莫法伯爵，由于伯爵没给她多少经济上的实惠，加以她又爱上了演员丰当，于是向莫法揭发他夫人与新闻记者浮式瑞通奸的丑事，并把他一脚踢开。她真心热爱丰当并与他正式结了婚，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但受到丰当的虐待与盘剥，再度沦为娼妓，生活相当悲惨。万象剧场排演《小公爵夫人》时，她又被邀约扮演其中的荡妇，她却渴望扮演正经女人，并在莫法伯爵帮助下如愿以偿，从此她在莫法伯爵的供养下，过着奢华生活，可她又并不忠于莫法，对一切有钱男人门户开放。她的色情与淫乱使上流绅士不能自拔，使许多男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后来她去了国外，也受到当地王公贵族的宠爱。普法战争前夕，她携带大量钱财回来，从儿子那里染上了天花，烂死在旅馆里。
这部小说具有尖锐的揭露性，充分显示了自然主义文学暴露社会丑恶、腐败现象的特殊力量。左拉第一次在文学中展示了无所不在、无孔不人的淫靡之风，并充分灌注了自己的鄙夷、嘲讽之情。如王公权贵出入后台围着裸体女演员；剧院经理厚颜无耻地宣称他的剧院就是妓院；乔治的哥哥去娜娜的淫窟挽救乔治，却连自己也陷进去了；莫法伯爵在浮式瑞门外游荡，守望，明知妻子在里头与奸夫鬼混，却不敢进去捉奸，后来在家庭舞会上竟与情夫握手言欢；他为讨好娜娜，不惜在她面前装畜生，给她当马骑，当狗打，还按她命令在自己的徽号与勋章上践踏。正如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上等人都是禽兽”，“许多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比平常人放纵得更显出猪形”。
左拉的自然主义描写，有时到了令人们的道德感和作为人 （区别于动物）的自尊心难以忍受的地步，如莫法伯爵的岳父舒阿尔侯爵，其下流的程度几乎象一个低等动物。由于长期的荒淫生活，他早已衰老不堪，但他仍然将色迷迷的眼光盯着鲜艳的石榴裙。他追逐娜娜一时没有得手，就用重金买了一个妓女的小女儿来作玩物。左拉用令人心惊肉跳的字句写到，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淫棍，被自己的女婿看见，象一堆残骨摊在娜娜的怀里，令读者恶心不已。
左拉在这部小说中仍然强调遗传和生理与主人公行为的联系，说娜娜由于父母酒精中毒的遗传，在生理上与神经上形成了一种性欲本能特别强烈的变态，渲染娜娜的“色欲光波”、“肉之魔力”、“性欲的火焰”。
不管自然主义有多少缺陷，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总有它特定的存在意义，它和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特点，但不一定是缺点和弱点。如果因为它描写的繁琐的而看不到其精细的一面，因为它渲染的露骨而看不到其尖锐的一面，因为它角度的片面而看不到其深刻的一面，就容易对它产生误解。
欲望与罪行
性爱与“浸染”
评论家们一般认为，左拉后期创作超出了自然主义范畴而带有更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分。他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当是前期的《雷斯·拉甘》与《玛德莱娜·费拉》。
黛蕾斯·拉甘是一部以生理学分析为基础的病态心理分析小说，也可说是一篇犯罪研究的作品。拉甘太太原是一个外省杂货商，小有积蓄，丈夫死后靠利息维持富足生活。她的儿子卡米尔幼患大病，身体虚弱，发育不全，虽进过高校，但脑中空空，满足于做一点简单、机械的事务，拉甘太太早年从她弟弟，一个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上尉手中收养他的私生女，这是他与一个部落酋长之女结合的产物。后来，上尉在非州战死，这个私生女，即黛蕾斯·拉甘，正式过继给拉甘太太。黛蕾斯从小与卡米尔同吃同睡，一齐长大成人，婚姻是顺理成章的事。二人成婚以后，全家迁往巴黎，在一条小巷里开起一爿小杂货店，卡米尔则到铁路公司谋到一个雇员的差事。在婚后生活中，身体强健、性格粗犷、内心炽热而外表冷淡的黛蕾斯苦闷异常，度日如年。一天，卡米尔把他童年时在外省乡下的朋友洛朗带回家中作客，这个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青年人引起了黛蕾斯内心的骚动，而洛朗本就是个品质恶劣、好吃懒做、贪求色欲的人，一见黛蕾斯就心存不良，有所企图。他设法成了这个家的常客，并占有了并不反抗的黛蕾斯。从此两人沉溺于疯狂的肉欲。而洛朗并不满足，渴望永远霸占这个温暖舒适的家庭和性欲旺盛的女人。他产生了谋夫夺妻之心，并得到黛蕾斯默许。一天，三人同出郊游，泛舟于塞纳河上，洛朗突然把卡米尔扔进湖里，这个善良、可怜而迟钝的丈夫还惨声向妻子呼救。洛朗制造了翻船落水的假象，并得到冒死救友人妻子的美名。虽然两人得以逍遥法外，但互相的关系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犯罪的行为使他们先是不敢接触，竭力回避，而后都开始了心理上的不安。他们以为正式结婚后就可以消除，于是巧妙地取得了亲朋与拉甘太太的信任与同情，而后成为夫妻。然而，从新婚之夜起，被淹死的丈夫的形象与回忆就不断地困扰他们的神经，增加了他们的不安与恐惧，而他们彼此的存在，不仅不能使各自得到一点点安宁，反而使得他们陷入罪恶感而不可自拔。这样，两人的共同生活反而成了共同的枷锁与苦刑，只有在分开的时候才有所缓解。他们开始互相厌弃，互相憎恶，互相推诿罪责，乃至争吵、殴打。拉甘太太不幸中了风，不能说话和行动，虽然她从奸夫淫妇的争吵中听出了儿子被害的真相，但她已没有任何报复与揭发的能力，只能以仇恨的眼光看着，等待着。黛蕾斯为了从悔恨的歇斯底里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开始经常外出不归，找其他男人麻醉自己，洛朗也大肆挥霍、纵情酒色，而且，二人互相都有了戒心，唯恐对方揭露罪行。为了彻底解脱，两人都起了杀心，一个准备了毒药，一个准备了利刀，他们几乎同时动手，但此时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意图，于是共饮毒药，双双自杀，拉甘太太象一尊无言的复仇女神，在近旁看着这最后的结局。
小说写黛蕾斯和洛朗在感官欲望支配下犯罪并因自己不能为世所容的罪行而恐惧不安，自行覆灭，这样的情节人们在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麦克白斯》中可以看到，区别是莎士比亚注重人的社会性欲望——权位，而左拉描写的是人的生理欲望；黛蕾斯与洛朗是自我毁灭，麦克白斯夫妇是受到正义力量的制裁。相同的罪行给两对主人公都带来灵魂上的不安。莎剧具有生动性与丰富性，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从《黛蕾斯·拉甘》与它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左拉小说的自然主义特色。
作品主人公的犯罪与由此产生的变态心理，可联想麦克白夫人的不断洗手—－想洗去那手上的永远、时时沾着的鲜血——去理解之。这种变态是由潜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感、法律裁决意识与其反法律、非道德行为的激烈冲突，与其不可遏止的欲望、不可避免的罪行的冲突。不过，左拉并不这样认为。他将这一切归因于生理。他在小说序言中说，人们如果细心地阅读这部小说，就会看到每一章都是对某种生理的奇特病情的研究。对于导引黛蕾斯罪行的情欲，左拉最根本的解释是：她的母亲是未开化部族的蛮女，具有钢铁一般强壮的体质、旺盛的生机，放任的、不愿受社会约束的性格和疯狂无度的热情。然而，狭小阴暗的房间，发散霉气的店铺，面目可厌的几个亲友，年老的姑母与多病的丈夫，使她的内心不得伸展。她压抑得太久，婚前，自小就和生病的表哥同住，轻言细语，不声不响，整天闻着药味；婚后，她不得不在浑身发散着病人气息的、发育不全的丈夫身边渡过一个又一个空虚的夜晚，她炽热的情欲象洪水被堤堵住了一样。一旦遇到外来诱惑，那高高的理智、道德、法律之堤倾坍，本能冲动便再也无法管束，使她一步步走向犯罪。
至于洛朗，左拉在他身上也安置了一个根本的病因——他在生理上是一个血气旺盛的嗜欲者，游手好闲，贪图享乐，尤其是耽溺淫欲。他的经济条件难以保证他充分满足自己这种邪恶的癖好，因此就时时琢磨获得一种便宜的肉欲生活。他一见黛蕾斯就决定引诱她，因为他看出有机可乘。他本来并非色胆包天，只是逢场作戏，见好就收，但黛蕾斯狂热的肉欲给了他前所未有的生理上的刺激，使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越陷越深，沦入罪恶深渊。
小说结局是二人自杀，这比互相谋害更具悲剧色彩，引起的不再是人的厌恶、恐惧，而是喟叹，甚至一丝伶悯。他们的悲剧既不是社会条件造成的，也不是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生理与气质造成的，是人的官能要求被放纵、动物性压制人性而泛滥的悲剧。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 “在《黛蕾斯·拉甘》中，我是要研究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 “我选择了两个人物，……在他们血肉之躯的必然性的驱使下，作出他们生涯中的每一个动作，黛蕾斯和洛朗都是人形的畜生，如此而已，我正是要在这两个动物身上，一步步地追索肉欲、本能的压力以及由于神经发作而来的脑系统紊乱发生的不声不响的作用，两个主人公的情欲是对他的本能需要的一种满足，而他们所犯的谋杀罪则是他们通奸的结果。……我不得不称之为他们的悔恨的东西，其实就是生理器官的一种紊乱，即将崩溃的神经系统的一种强烈反应。”
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了攻击，原因是左拉对性的问题没有回避。左拉认为，分析小说家并不害怕去探索肉体需要，他的目的只是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象外科医生解剖尸体一样。而既然他要分析黛蕾斯与洛朗的负罪心理，就不能避免描写他们的奸情，何况他并未渲染细节。与以后的自然主义作家相比，左拉是相当严肃的。
小说的描写带有一定封闭性，淡化社会背景，着重于展露内心世界。不过这不能算心理分析，而只能归入生理分析。作者将心理解剖看成是一种生理结构及其运动过程、活动因果的探究。
总的说来，《黛蕾斯·拉甘》第一次明确地将生理学引入文学，以文学来探讨、展示人物心理、行为的特定因果，使文学呈现一种新的状态。假如人们不是先给文学下了一个绝对定义的话，这种通过生活再现式的情节所实现的科学研究，与通过形象来展示一条社会真理、规律是一样合理的。
《玛德莱娜·费拉》与《黛蕾斯·拉甘》异曲同工。所谓“同工”，指它也是以生理学为基础，对婚姻、爱情、两性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心理状态的研究，所谓“异曲”，是指玛德莱娜·费拉与黛蕾斯在性情、心理、行为上不尽相同，她不象黛蕾斯那样是生理要求的奴隶，不能自制，而是有理智，有节操；她身上的灵与肉的冲突是自觉的，她经常对自己进行道德反省、谴责与清算；黛蕾斯的灵肉冲突是不自觉的，她受到一种潜在力量的抨击，但她不是在悔憾，而是变得更残忍。结果是玛德莱娜自杀而获得自我完善，而黛蕾斯则试图杀死罪错的另一方。
小说主人公玛德莱娜的父亲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机器匠，来到巴黎后，从经营小工厂到成为大工厂主。他中年娶一体弱的少女为妻，女儿一诞生，妻子便去世了。玛德莱娜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强壮的身体、粗暴固执而又严肃认真的性格，以及母亲的温柔、多愁善感的神经质。六岁时，她父亲破了产，将她交托给一个作呢绒商的朋友照看，自己则不幸在去美洲谋生的途中遇险身亡。玛德莱娜在寄宿学校长大，受同学中轻浮随便习气的影响，成年后，她回到监护人家，老呢绒商对她心怀不轨，强行非礼，玛德莱娜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在街上邂逅一个医科大学生，轻易委身于他。这人叫雅克，性情开朗，为人豪爽，但爱逢场作戏，放诞不羁：他们同居一年后，雅克随军服役去印度，扔下玛德莱娜，使她陷于屈辱与失望之中。这时，她遇见了青年吉约姆。吉约姆是外省一个富有的老贵族的私生子，缺乏父母的爱护，被狂热信仰宗教的老女仆日内维叶芙带大，感情脆弱，理智不强，又屡受歧视与欺凌，软弱，孤僻。只有他的学友、强壮有力的雅克给了他一些保护与安慰。雅克是他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他闻知雅克要出国服役，便来巴黎与他道别，可惜雅克已经动身。就在这时他与可怜的玛德莱娜相遇了，并满怀柔情地爱上了她。玛德莱德也对这个温驯的青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两人同居后，有一天，玛德莱娜从吉约姆嘴里知道雅克的死讯，同时发现雅克原来是吉约姆的密友，不由大为震动。而使她深为内疚的是，她对雅克并未忘情，雅克的死讯，倒使她稍得平静。他们正式结了婚，渡过了四年愉快而又平静的生活，并有了一个女儿。可突然有一天，吉约姆把雅克带回家来，原来他的死讯纯系误传。他的到来使玛德莱娜精神濒于崩溃，不敢见雅克，而向吉约姆坦白了一切。夫妻俩在痛苦与恐慌中，为了逃避不安，与雅克不告而别，躲到了乡间别墅。然而，从此他们再也得不到平静，吉约姆因为发现世界上他最亲近的两个人原来是情人而陷入空虚与绝望，嫉妒噬咬着他的心，尤其他从亲生女儿身上发现了雅克的特点而痛苦不已。玛德莱娜则摆脱不了对雅克的回忆和雅克留在她心身间的烙印，他们决定去巴黎，以求平息内心痛楚，然而却正好住宿在玛德莱娜曾和雅克同居过的旅馆房间里，并且遇到了雅克，使玛德莱娜陷于灵与肉的激烈冲突。肉体本能使她不由自主地留恋与向往昔日与雅克共度的销魂时光，而理智、道德及对丈夫的情感又使她充满自责与自厌、自恨。他们无法在巴黎呆下去，只好回返外省老家，临行前，玛德莱娜来到雅克寓所，打算向他说明一切，以为这样才能忘却，然而却又不由自主地顺从了雅克的要求，再次委身给昔日情夫。事后她心乱如麻，羞愧交加，无法忍受这一切。回到老家又听说女儿生病去世了。接踵而来的刺激使她端起了毒药，吉约姆全力制止，她终于坦白了自己的新的过失，使得吉约姆顿时神经失常，眼睁睁看着她饮毒死去。
从小说中显然可以看出，玛德莱娜身上的人性因素更多，而黛蕾斯身上的动物性因素更多。黛蕾斯的罪行是由不可抑制的生理欲望造成的，而玛德莱娜身上更多体现了灵与肉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灵魂消灭了肉体而自身得以解脱。为什么灵与肉的斗争如此艰难并且无法达到理想的和谐呢？在这里，左拉引入了著名的吕卡医师的“浸染说”生理学观点。“浸染说”认为，少女一旦与第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体内就永远浸染进了他的成分，永远有他的存在。玛德莱娜是一个冷静、理智、道德感极强的人，冲动只是偶尔的，最终都能被克制，但是当她一时冲动与雅克发生性爱关系后，这种性爱导致了雅克的成分向她身心的浸染，这种浸染使她心理上摆脱不了回忆与留恋，生理上消除不了快感的旧迹与贪求，甚至连她与吉约姆的女儿，也带上了雅克的特征。她无法驱除雅克的无处不在的阴影，无法消除对丈夫的内疚，她也无法抗拒雅克的再次诱惑，因而也无法抗拒道德的自裁。
浸染作为外在的生理作用，与遗传这种内在作用共同加强灵肉冲突。父亲的严肃认真使她自律甚严，母亲的温柔善感又使她对先后爱着的两人都充满柔情，这样，当雅克已经将其存在从生理、心理两方面浸染于她时，新的情感以及她对这种情感的责任使她不得安宁。
如果跳出作者的思路，可以发现玛德莱娜的心理与行为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作为一个缺乏保护而几遭强暴的女孩，在离家游荡时投向一个豪爽男子的怀抱，是自然而然的事；雅克并不“坏”，只是在爱情方面游戏成习。他身上的男性魅力是十足的，而且他给了玛德莱娜最初的安慰与幸福，因此玛德莱娜对他永远不能忘怀。这种浸染，其实是心理上的，是浸透了她的全部记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记忆与生理快感相联系。而她被雅克抛弃后，深受欺侮，恭顺温和的吉约姆对她的与众不同的礼让使她惊讶，好感顿生，疲惫的她此时正需要柔情抚慰，爱便如水流一般自然了。吉约姆提起雅克是她的朋友，使她原就因失身而对他有愧的心立刻陷入恐慌和痛苦。而她愈想排斥雅克便愈会觉得忘不了，陷入自我意识的冲突，而不是灵与肉的冲突。她无法消除记忆，记忆又令她痛苦不堪，所以死亡是唯一的解决手段，或者，如果她没有偶然而不幸地遇上雅克，时间也可消除这一切。然而，她太急于求得心清意平，去找雅克，那个放诞的人随意间给她的心理上又增了一片阴影，一道烙印，她终于只有以死来求得解脱了。
总而言之，不论作者如何在其中强加了自然主义的成分，这部小说仍是一部深刻的人性悲剧、人生悲剧。而小说不管属于哪个流派，人性、人生都是永恒不灭的震动人心的文学表现对象。
一个家族的历史
一个时代的缩影
法国文学似乎有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使得法国文坛最能产生魄力非凡的作家，这些作家很难满足于喁喁细语，而热衷于高谈阔论；很难满足于“断代反映”，而热衷于“全景再现”。法国产生了世界文学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长河小说，如雨果的 《悲惨世界》（五卷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七部本），系列小说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
左拉早就想写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表现他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杜会的看法。这自然是一种“巴尔扎克效应”了，他不能不羡慕与向往那样宏伟的成就，而且他的才气也使他跃跃欲试，要写一部“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之自然史与社会史”。
左拉的基本创作意图是以一个家族的血缘关系为线索和框架，展示这个家族中成员各自独立的生命活动，从而将笔触伸向人生与社会的各个角落，表现或者包容 （包容指作者未从生活中提炼出来但已意识到，而随其他内容一起呈奉，如同捧出含金的沙子一样）作者对他热切关注着的第二帝政时代的认识及这个时代本身所含的真理或意义。
所谓“独立的生命活动”指的是是读者的感觉，作者还是给书中人物加上了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的，这种联系就是遗传。人物在具体的境况中如何思考、行动各不相同，但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代代相传的气质、性格，预先决定了这个家族对不同事件的特定反应方式，实际上也就基本决定了人物的命运。
求知欲与征服欲是人类的两种基本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些伟人身上表现得更强烈。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左拉首先是一个好大喜功得几乎不自量力的思想家，总想将他感兴趣的、热切关注的一切，将别人关注过、探讨过从而更激起他的追挖欲的一切，全部想个一清二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序言里坦白的，他要使自己的描绘尽可能地完整、全面、包罗万象，从而使得后人再也没什么可写、再也没什么可构思、再也没一个人物可塑造。
至于他思考、研究社会的方式，也就是从遗传问题中去寻求同一个父亲的子女的种种相似或相异的气质的因源，从人类的内在基因里去研究人类。这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蓬勃兴起且给人类生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惊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思想家们的深思，心境豁然开朗，并把这些思考引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产生了以自然规律、原理解释社会运动、人类活动的特殊现象，那么不可避免就是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混存了。他在家族史小说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的序言中表明他的创作计划与创作思想是，他要解释一个家族一小群人如何在社会里安身立命；这个家族的几十个成员，看似大相径庭，一经分析，却显出其内在联系；遗传有其规律，就象地心吸力有其规律一样。他要表现出，在生理方面，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某些种神经与血缘的变态慢性发作的受害者，而这种神经与血缘的变态是在机体第一次被损害之后陆续发生在这一个家族之中。左拉的这些观点，不是通过科学实验，也不是移借科研成果，而仅是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启发下所进行的一种哲学玄想，美其名曰“推理”，而与“研究”无关。生理遗传，象精神病遗传，确实存在，但这是特例，对于人类全方位研究来说意义不大；而且，只要不是严重的病态遗传，人的行为方式、思维特征主要是受后天影响，不仅受家庭，更受整个社会影响，故对一个人、一个家庭而言，生理遗传研究也不宜占太大比例。当然，事实上，左拉进行的也是社会研究，或社会反映。他也自觉到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他在序言里提到，这些神经与血缘的变态与环境也是相联的，随着环境的不同，决定了这个家族各个不同人物身上有种种不同的情感、愿望、情欲以及一切自然的、本能的人性的表现。他思想上注重的是前者，是因，即生理遗传，但笔下表现的是果，是人物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命运。所以他的创作仍是合理性因素占主体。如果仅因他的创作思想有些不合文学原理而以为他的作品不值一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大多数方面他的家族史小说与基本文学特征和美学规律是一致的。
尽管 《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创作前后沿续了二十三年 （1868—1871），却是经过精心设计、周密安排、总体上较有系统性的。早在创作之初，他就拟定了它的大致规模与初步的人物世系表，再加上其基本创作意图 （即建立在生理学研究与社会研究这两种研究之上，去研究人类，描绘一个整个的时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作提纲。同时，他最初计划要写的十部小说，其大致内容也已确定。只是随着创作进展，作家的生活阅历、思想状况及水平的变化，家族史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增为二十部。至于他据以工作的马加尔家族世系表，曾于1878年公布在报刊上，是为了回答某些读者对他的所谓“缺乏组织、缺乏总体安排”的非难。这是一个表格，按五代人的辈份分为五个层次，标出上下代的血缘关系，每一层次列出每一代的成员，包括姓名、出生年代、生理影响。随着家族史规模扩大，家族世系也相应扩充。在最后一卷《巴斯加医师》中，他设计了这样一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个家族的每个世代，将成员的婚嫁生死等都按遗传学定理加以记载的医师，他在一张发黄的纸上画了一棵家族世系树，树的枝干展开，互不相接，横里排出五行大树叶，每叶上写上一个姓名，并以小字注明该成员的小史与遗传情况。这张树状世系图被印在该书卷首，也是左拉的世系图最后的原稿，从中可以看出二十部家族史小说中人物关系的脉络。
统计二十部小说，共写了卢贡·马加尔家族的五代人，计三十二个成员，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不过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集中于1851年至1871年，即第二帝政时期。这以前的人物事迹都是追忆的，为了给作者运用遗传分析法作一个铺垫。
卢贡·马加尔家族的第一代情况是：阿戴拉意德·福格，1786年嫁给鲁钝的园丁卢贡，生子彼埃尔·卢贡后丧夫，1789年与酗酒、神经不健全的马加尔姘居，得子安图瓦·马加尔和女于尔絮·马加尔。1851年神经失常进疯人院，1873年卒，是一个时代、一部家族史的见证与象征。
第二代的情况是：彼埃尔·卢贡，健康状况良好，当过油商与税务特派员，1810年与一聪明健康的女子结婚，有子女五人；安图瓦·马加尔，当过兵，后以编柳条筐为生，与菜市女贩若瑟芬·加沃丹结婚，有子女三人。在他身上，父亲遗传占优势，本人是酒精中毒者，后因醉而死；于尔絮·马加尔，1810年与身心健康的制帽工人穆雷结婚，有子女三人。
第三代有十一人：一，欧仁·卢贡，《卢贡大人》主人公，彼埃尔·卢贡的长子，母亲遗传占优势，曾任第二帝国的大臣。二，巴斯加·卢贡， 《巴斯加医生》主人公，彼埃尔次子，医师，与其侄女克洛蒂德·卢贡结合，有一遗腹子。阿里斯第德·卢贡，《金钱》中主人公，彼埃尔幼子，后改姓萨加尔。他由一名小职员而上升为巴黎的大银行家，有一子一女，并因奸污一女工而得私生子一名。他的性格源自父亲，而相貌源自母亲，属“■接性的混血类型”。四、西多妮·卢贡，彼埃尔长女，曾为一个法律助理的妻子，后丧夫，与人有奸而得一私生女，寄养于育婴堂。当过女经纪人、掮客，后成为虔诚的修道者。五，玛尔特·卢贡，彼埃尔幼女，与表兄弗朗索瓦·雷结婚，子女三人；由于隔代遗传，性格、相貌与第一代祖宗福格相似，后患癔症而死。六，莉莎·马加尔， 《巴黎之腹》中主人公，安图瓦·马加尔长女，与身心健康的格尼结合而得一女，在菜市场作女肉店主。七、维尔维丝·马加尔，《小酒店》之主人公，安图瓦幼女，先与朗第耶姘居，得三子，后嫁出身酒精中毒家庭的工人古波，生女娜娜。先为洗衣工、洗衣店主，后酗酒而堕落至死。八、约翰·马加尔，安图瓦之幼子，在《土地》与《溃败》中均为重要人物，当过工人、务过农、入过伍，结过两次婚，性格是父母遗传混合型，没有不正常之处。九，弗朗索瓦·穆雷，于尔絮·马加尔之长子，与表妹玛尔特·卢贡结婚，子女三人，由于隔代遗传，发狂死于火灾。十，海仑·穆雷，于尔絮·马加尔之女，第一次婚姻子女各一，第二次婚姻未育，身心健康。十一，西韦尔·穆雷，于尔絮之次子，母亲方遗传占优势，在1851年政变中被打死。
第四代十三人，一，马克西姆·卢贡，阿里斯第德·卢贡之长子，靠家庭过活，与一个父母均为酒精中毒的女仆姘合而有一子，本人死于机能失调症。二，克洛蒂德·卢贡，阿里斯第德·卢贡之女，随父改姓萨加尔，母亲遗传占优势，性格、相貌象外祖父，与叔巴斯加结合，生有一子。三，维克多·卢贡，阿里斯第德·卢贡之私生子，小流浪儿。四、昂热莉克·卢贡，《梦》之主人公，西多妮·卢贡的私生女，寄养在育婴堂，结婚不久即死于一种不知名的怪病。五，奥克塔夫·穆雷，弗朗索瓦·穆雷之长子，因隔代遗传，不象其父有精神变态，巴黎大百货商店的创始人，见于《妇女乐园》。六，塞尔热·穆雷，弗朗索瓦·穆雷之次子，教士，本堂神甫，由于父母双方的病态遗传而成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神秘主义者。见于《穆雷教士的过错》。七，戴西雷·穆雷，弗朗索凡·穆雷之女，由于母亲遗传而为痴呆型神经病患者。八、若望莉·格朗让，海仑·穆雷与前夫格朗让所生之女，由于隔两代遗传，心性相貌均与老祖宗福格相似，死于神经病。九、波波莉娜·格尼，莉莎，马加尔之女，身心健康，未婚。十，克朗德·朗第耶，维尔维丝的长子，祖先的神经病遗传在他身上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才能而成为画家，有一子，后自杀而死。见于《作品》。十一，雅克·朗第耶，维尔维丝的次子，铁路工人，酒精中毒的遗传在他身上演变为嗜杀狂，死于火车事故。见于《人兽》。十二，艾蒂安·朗蒂耶，绮尔维丝的幼子，矿工，因参加工人斗争被流放，有轻微的嗜杀狂。见于《萌芽》。十三，安娜·古波，即《娜娜》之主人公，绮尔维丝与古波之女，酒精中毒的遗传在她身上转变为旺盛的肉欲。
第五代的人物也不多既无足轻重。马克西姆·卢贡之子查理·卢贡死于鼻孔血崩；克罗德·朗第耶之子雅克一路易·朗第耶九岁死于脑小肿病；娜娜之私生子小路易，三岁死于天花；巴斯加卢贡的遗腹子，尚未降生，遗传后果未知。这一代由于已不能介入第二帝政时代活动，所以仅为保证家族系统的完整和给遗传学找一个断代的终点，而让他们不是早夭就是不出生，以免多费笔墨，无休无止地遗传下去。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清楚看到，遗传是维系马加尔家族的一条内在线索，是左拉创作思维的出发点和归结处。虽然他的创作过程实际远远游离了这个出发点与归结处，仍有必要了解、分析他的“遗传学”。
左拉不仅是要用遗传学知识来研究人和社会，他还将揭示或者说证实、体现遗传学规律这本身也当作一个目的。他的家族遗传知识几乎全完来自吕卡医生于1847年出版的《自然遗传论》一书，然后想当然地将它实例化。在马加尔家族五代遗传关系中包容了该书的几条基本规律，一是直接遗传，分“将接性的”、“散布性的”、“混合性的”、“平衡性的”四种类型；二是间接遗传，或曰隔代遗传、超隔代遗传，还有反复遗传。种种遗传又随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还有父母遗传综合产生变异再遗传，因此千变万化。这主要是靠推理，主观成分较多，吕卡医生的理论本身就有些形而上学，左拉更是在任意玄想了。因为自然科学发展程度如此，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也是如此，不能过多追究，更应着重分析那种种不合理成分之外更多值得注意的、可称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之精华的那部分内容。
家族史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小酒店》、《娜娜》之外，还有《萌芽》、《土地》和《金钱》。了解了它们及具有总提和收束作结之恃殊意义的首末两部，就可基本把扯家族史小说的整体风貌。
一，《卢贡家的发迹》
这是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在它的序言中，作者阐明了他总体的创作意图与设想。这部小说既介绍了马加尔家族的老祖宗狄德太婆的身世，也对全书有总提作用。小说从1851年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发动－十二月政变”起笔，先写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的青年西韦尔在进人反抗义军前与情人依依惜别的情景，以及当时南方小城普拉桑的特殊气氛与景象。而后以回忆的方式讲到狄德太婆的身世，也就是卢贡家早期的历史。狄德太婆是西韦尔的外祖母，真名阿戴拉意德。十八岁那年，父亲患疯病去世，她继承了一个大菜园，与园丁卢贡结了婚，生下一个男孩叫彼埃尔·卢贡。卢贡死后，她同贩私货的马加尔姘居，又生下一个儿子安图瓦，一个女儿于尔絮。卢贡·马加尔家族由此而来。彼埃尔认为自己是合法继承人。他虐待由于遗传而患了精神病的父亲，又以服兵役为借口，将安图瓦赶出家门，异父妹妹则一嫁了事。马加尔死后，阿戴拉意德只好栖身在一间小屋里孤苦伶仃地过活。彼埃尔卖掉母亲的菜园，将钱据为己有，娶了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生下三男二女。三个儿子念完书，家产也耗得差不多了。
大儿子欧仁热衷政治，反应灵敏，1848年“二月革命”前一个月，他前往巴黎活动，同时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他既想从事政治投机，附带还想给父亲谋个特派收税员的美差。老卢贡在家里招纳一批反对共和政制的保守党人，小儿子则对新政府热诚拥护，写了许多言辞激进的文章，自称是资产阶级的仇敌。二儿子巴斯加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苦心钻研生理学和遗传学。他同时也在观察、审视着这个家族和整个社会。他是一个局外人，也是个哲人。
到1851年11月，卢贡家的客厅变成了主宰普拉桑小城的中心。保守党人痛骂共和体制，梦想一旦叛乱爆发，官府就会土崩瓦解，他们便可成为小城主人，卢贡家也能官运亨通。
12月3日，巴黎发生政变的消息传到小城。担任一家报纸主笔的阿里斯第德写了一篇抨击政变的文章准备次日发表。但当他听说政变一定会成功时，便撤回了稿子，并假装手受了伤，用绷带裹住，以避免就政变问题表态。
7日，听说一支反抗义军将来小城，卢贡家的常客都逃之夭夭了，老卢贡也躲到了母亲那儿。
再说安图瓦，他在拿破仑一世倾覆后回到普拉桑城时，家产已一无所有，他非常生气，穿着破衣烂衫，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不幸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没人同情他。他将满腔愤怒发泄到母亲身上，将母亲仅有的一点小钱都拿去喝酒。他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与一个女贩结了婚，靠妻子养活，儿女长大后，他经常厚着脸皮向儿女勒索钱财。他想向彼埃尔夫妇、向整个社会复仇。他欢呼政变，是因为这使他可以随便杀人越货，他极力拉拢妹妹的儿子西韦尔来共同对付彼埃尔。
西韦尔是于絮尔的儿子，阿戴拉意德的外孙。他父母早死，从小由外祖母带大，称外祖为狄德太婆，太婆很疼他。西韦尔对外婆感情很好。他对舅舅遗弃老人非常不满，对太婆的经常发作的疯病充满了同情。他对共和体制充满幻想，以为一切人都将过天堂般的生活。
安图瓦的妻子死了。儿女也不再管他。他穷困潦倒，对卢贡家族更加仇恨。反抗义军来到小城时，他便带人去逮捕彼埃尔，但没抓着，他们占领了市长办公厅，俘虏了市长。西韦尔也在反抗义军队伍里。
一天早晨，大批官兵突然出现，屠杀义军，西韦尔的女友死了，他自己被浮。老卢贡则带领几十个人跑到市长办公厅，将安图瓦赶走，自己担任了市议会议长。
官兵离开了，局势变化不定，小城人心惶惶，阿里斯第德手上的绷带解下来又捆上去，因为“共和”还没胜利，“帝政”又不稳定，他仍不知怎么表态。
欧仁的来信使彼埃尔确知政变已成功。他的妻子菲利西特设了一个阴谋，让安图瓦带领几十个共和党人去夺市政厅，而让彼埃尔奋勇抵抗，成了救世英雄，安图瓦则获得一千法郎报酬。阿里斯第德解下了绷带，在报上大写歌颂政变的文章。
官兵回到小城，决定再杀一个共和党人以示报复。西韦尔作了牺牲品。狄德太婆悲痛过度，终于疯了。
巴斯加认为他已看穿了卢贡·马加尔家庭的前景，那是一群在黄金与鲜血中不择手段地角逐于贪欲的人们的前景。
圣韦尔的血快要凝固了，老卢贡家的客厅里灯火通明，客人们欢呼 “帝政”的到来，同时庆贺老卢贡佩上了缎带，当上了特派收税员。卢贡家族亨通了。
由这部小说人们可以看到，左拉着笔的重点是人物命运与社会变动及二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生理学研究。他运用医学知识，一是为了给他尚不能作出更科学、更合理的其他解释的问题以一个至少暂时能说服自己的结论，二是由此可以使他的创作思维始终具有落点及连贯性。
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以路易·波拿巴政变和帝政时代开始为背景，等于是宣告了这个家族与第二帝政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实为两位一体。由此更可见出左拉仿效巴尔扎克要充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再现一个不平凡时代的创作雄心，可见出他的小说具有史诗气概。
小说将人物活动与时代变迁紧密安排在一起，社会运动转化为人的具体行动，因而使文学没有抽象为社会学，而是形象化为人学，使小说不是充斥了说教与析理，而是闪烁着人情人性的光辉。如西韦尔加入义军前与女友告别、女友终于也伴他站进队伍一幕，及后来女友倒在血染大旗上一幕，充分说明左拉决不只是一个冷静的思想家，而更是一个善于发掘生活中激动人心的因素、能够感染人的美学大师。
西韦尔的命运贯串始终。从他充满热情、充满幻想地加入反抗义军到成为帝政、共和斗争的牺牲品，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了一段历史的转折。卢贡家的发迹也是贯串始终。作家在情节安排上颇具匠心。从卢贡·马加尔一家人“乘机活动”、欧仁去巴黎投机、替父谋求官职，到老卢贡获得大绶勋带、卢贡一族永远亨通，一个家族的命运也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左拉甚至一点也不忽视细节安排。阿里斯第德的几次系上绷带又取下令人好笑，而这又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惶惶不安、不知所描的心理，和一些人在动乱之际审时度势的投机心理。
钻研生理学和遗传学的二儿子巴斯加是作者着意安排的一个代言人。这个处于五代之中层 （第三代）的人物，前瞻后顾，一目了然，最终成了家族史的总结者。他作为最后一部家族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将整个家族史小说连为一体。
《巴斯加医师》中的巴斯加这时已近六旬了。三十年前，他从巴黎学医归来，一面行医，一面从事遗传学的研究。大量的临床经验使他觉得，生命是人类幸福的希望所在，而遗传学则可指出创造健康、美好的生命的途径，因此只要掌握了遗传的秘密，就可使人免受疾病之害，并且使人心理正常，行为正常，从而使人类充满生机和活力。为了论证这一理论，他以卢贡·马加尔家族为例，搜集、整理了有关这个家族各个成员的资料，建立分类档案，并绘制了一张世系图，注明其简单生平，遗传情况，对各代之间遗传关系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