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
第一部分 第1节：《大都市》，执行总编辑(1)
"迎合单身女性以及在心理上单身的已婚女性"（节选）
《大都市》，执行总编辑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
Cosmopolitan,ExecutiveEditor
MichelePromaulayko
杂志简介
Cosmopolitan（《大都市》）问世已有一百多年时间，其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杂志研究者恩德勒斯（Endres）和吕贝克（Lueck）记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Cosmopolitan是一本平淡的家庭读物。1965年改版后，Cosmopolitan变成了一本性感花哨的女性杂志。"
1886年，保罗·施利希特创办了Cosmopolitan，当时是一本注重文学的家庭期刊。1925年，赫斯特集团（Hearst）收购了Cosmopolitan，其内容重心迅速转向了更具轰动性的题材，如名人、丑闻和小说。
而最剧烈的转变发生在1965年7月，畅销书《性与单身女孩》（SexandtheSingleGirl）的作者海伦·古蕾·布朗（HelenGurleyBrown）入主Cosmopolitan。她把《性与单身女孩》一书的哲学贯彻到了杂志之中——"女人应努力改变自己从而取悦男人"。这一定位取得了巨大成功，Cosmopolitan成为年轻职业女性的圣经，从那以后，Cosmopolitan经常被简称为Cosmo。Cosmopolitan针对的是18到34岁之间，渴望从工作或娱乐中得到最大收获的职业女性——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她们都以单身的态度对待人生。
新时代的Cosmopolitan始终强调其性别特征，杂志研究者冈特列特（Gauntlett）认为："Cosmopolitan倡导的'女性有权享受性、谈论性'的立场是非常激进的。"布朗总编曾说过："Cosmopolitan的读者愿意成为性的对象——只要她们同时也是尊重的对象并因为除性以外的特征被欣赏。"
长期以来，这本杂志被口诛笔伐，研究者恩德勒斯和吕贝克说："女权主义者不断批评Cosmopolitan及仿效它的多本杂志破坏了女性的自信心，并指责布朗总编无视强奸、乱伦和性骚扰等女性权利问题。"
访谈实录
我们的读者渴望充实的感情生活，但也享受人生——甚至"及时行乐"
王栋：女性杂志都非常相似，不过Cosmopolitan（《大都市》）比较有个性，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城市新女性，能具体谈谈你们的编辑理念吗？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MichelePromaulayko）："有女人味、有趣味、无所畏惧"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读者群主要由18到34岁的女性构成，当然也有一些较为年长或更加年轻的读者，但上述受众是我们的目标市场。她们中多数是单身，也就是说，她们未婚，但不少有男友。而我们把那些还没有男友的女孩称作"尚在旅途中跋涉的心灵伴侣追寻者"。所以我们的编辑理念，就是尽量帮助女性理解男性的思维方式；弄清楚让男性产生反应的事物；提供大量和两性关系相关的信息。我们的读者对建立恋爱关系、寻找灵犀相通的伴侣感兴趣，但在找到"他"之前，她并不打算让自己的生命停滞不前。所以她活得非常充实，在事业上雄心勃勃，在社交场上十分活跃，生活多姿多彩。我们的编辑哲学，就是传递给这个群体资讯和资源，让其活得无怨无悔，享受最美好的生活。
因为她兴趣广泛，各种人际关系在她的生活中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她过得并不单调。
第一部分 第2节：《大都市》，执行总编辑(2)
实际上，"有女人味"这个特点不用多解释——我们的读者对时尚和美有浓厚的兴趣。所谓"有趣味"也是不言而喻。至于"无所畏惧"，我认为，是指她现在离家闯荡，独自投入到大千世界的巨浪之中，勇敢地面对挑战。
王栋：以前你们有个说法"CosmoGirl"，指那些独立能干的新女性，你们杂志就是她们的代言人，但现在好像不大提这种说法了，为什么？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实际上我们还在使用。我们有一份关于都市生活的青少年杂志，刊名就叫CosmoGirl。所以，如果我们还在文章里用"CosmoGirl"这个词，有时候就可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混淆，因为已经有一本杂志叫这个名字了。
王栋：在人们的印象中，CosmoGirl是独立、能干、快乐的单身女性，现在你们还强调"单身状态"吗？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是的，当然是。我们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单身一族，她们过着"一人即家"的简单生活。约会，在职场上努力打拼，和女伴们一起过着充实的社交生活，诸如此类。所以我认为，在很多方面，这仍然是一本面向单身女孩的杂志，我们的读者渴望充实的感情生活，但也享受人生——甚至"及时行乐"。
王栋：迎合单身女性以及在心理上单身的已婚女性。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你归纳得很到位，我们虽然没有下大力气去吸引已婚女性，但确实有一些已婚读者，她们希望保持单身时代的那种个人主义，那种"生活的深度和乐趣"，她们希望婚后生活如单身时代一样充满活力。
王栋：这种定位，和前总编布朗有很大关系。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她使Cosmopolitan充满时代气息。现在的总编已经执掌编辑部六年，所以我们的杂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栋：是啊，自20世纪60年代（Cosmopolitan异军突起的时候）以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女性的地位和以前完全不同了。那么，你们的读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杂志又是如何做出相应调整的？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哦，大话题，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们中的百分之五十大学毕业，在职场上所向披靡，她们也推迟了婚育年龄。从性别角度讲，我们在跟着时代转变，所有的东西都在剧烈变化着。
60年代以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
王栋：呼应这种变化，Cosmopolitan在内容上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作为Cosmopolitan杂志过去五年时间里的执行总编，我可以简要地谈一下它发生了什么重要变化。我认为，自60年代以来的变化是明显的，现在的女性拥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权力地位。生活中，她们需要男性的参与，但方式不再一样。两性的关系、处理男女关系的方法和对自身的定位都与昔日迥然不同。
王栋：刚才我们讨论过Cosmopolitan读者的"单身"特征，您能否从心理状态角度更具体地描述一下您的读者？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她是独立思考者，对世界充满好奇，她想搞清楚是什么使她变得特别，她渴望读懂异性，弄明白男人如何硬骨头死脑筋，她对这些都非常好奇。
王栋：女性杂志的内容都非常相似——时尚、美容、职场、两性关系，是什么使Cosmopolitan在女性期刊中脱颖而出？特别是与Glamour相比，区别在哪里？
第一部分 第3节：《大都市》，执行总编辑(3)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想Glamour可能有更多的已婚读者，尽管我不是非常确定，因为我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比起我们的单身读者来，她们的读者可能要稍微谨慎一些，我们的读者更加无畏，而Glamour的受众可能更为小心翼翼。
王栋：您的意思是你们的读者更加大胆泼辣？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使用这个词，她们对人情世故表现得极其练达。
我们的男性读者读Cosmopolitan就像在体育比赛中偷到了对手的战术安排图一样
王栋：有些研究者认为，女性杂志对读者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容易上手但也没什么深度，对此，您怎么看？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认为女性杂志非常贴近读者的生活，所以引人入胜；女性杂志视觉冲击力强；它们提供大量可读性很强的信息。
王栋：学者的核心观点是：女性杂志不是那么有内涵和底蕴，读者不会从杂志中真正获得多少信息，得到的只是休息和放松——也就是说，"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反而成了女性杂志吸引人的地方。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没错，女性杂志为读者提供了休闲，但我不认为这一定就意味着它们的信息量不大。事实上它们包罗万象，我们的读者甚至称Cosmopolitan为"圣经"。她们不是从宗教的角度给杂志提出这样一个雅号的，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Cosmopolitan确实是一本可靠的手册，是她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然提供休闲，因为我们报道时尚、化妆打扮和娱乐。但Cosmopolitan也报道重要的新闻故事、健康资讯及其他以提供信息为目的的内容。事实上，人们的确从我们杂志获得了有用的信息。我觉得，对我们的读者而言，Cosmopolitan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又不会带来某种压迫感——"哦，麻烦了，可能这个月我要破例了，不能读完这期杂志了"。读者每个月都看我们的杂志，是因为她们觉得它是必读刊物。很明显，它同时提供消遣娱乐和实用资讯。
王栋：Cosmopolitan杂志往往从个人的视角出发，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去报道一些严肃话题，从而使文章更具可读性。除此以外，你们还有什么方法让报道更具可读性？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们的杂志采用一种非常口语式的、对话式的写作风格。我觉得那样易于令女性融入其中并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文章采用了一种跟读者娓娓道来的方式，从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们所涉及的题材都是独特的Cosmopolitan式的故事——很难用词语来清楚地表达那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读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是Cosmopolitan式的故事。
我们还有男性读者，我们的男性读者读Cosmopolitan就觉得好像是……就像在体育比赛中偷到了对手的战术安排图一样。
王栋：你们平时选题的标准是什么？新闻性？性感？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必须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同时要很具体化。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事实上你可以讲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压力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非常具体，它可以细致到压力如何令你夜不能寐。这种题材是读者普遍关心的，而写出来后给她们的感觉又很具体，很个体化，从而能引起共鸣。我们会问自己：这些题材是不是我们的主要读者群发自内心想要读到的东西呢？是不是跟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她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能应用于她们生活的东西，是活生生近在眼前而非远在天边的题材。
第一部分 第4节：《大都市》，执行总编辑(4)
那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有时我们会采用稍微偏离我们通常框架的题材，看看读者的反应。有时效果极佳，有时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反馈就成为我们做下一个决定时采用的依据了。
王栋：Cosmopolitan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不多？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有不同看法，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们报道总统选举和其他一些政治政策题材，我们大量地报道关于健康、性健康、女性健康方面的题材，我们也非常关注安全方面的话题。最近我们在发掘一个关于工作方式，特别是工作场所存在的危险的题材。我们一年至少做四个体重方面或者性暴力方面的专题，如"两性关系中的危机时期"。或者新闻中的热点问题，比如一个关于LaceyPeterson的报道。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关注社会话题。
这（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可能不是Cosmopolitan最为人所知的内容，明显的一点是它不是一本新闻杂志，但这些社会话题是我们整本杂志内容组合的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部分。Cosmopolitan并不是只有"肤浅"的东西，里面有娱乐有资讯也有新闻，只是所有这些内容都以一种适合读者理解的方式叙述。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故事，它必须和女性读者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如"过度饮酒"，我们知道一些年轻女性正在放纵地饮用酒精饮料，而且人数不断攀升。这种行为危害健康，危害人身安全。我们报道这些话题，是因为这些话题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很重要，所以这些话题就被采用了。
王栋：你们报道环境问题吗？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不是很特意地，你知道，像那一类的话题，我的意思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话题，我们是不涉及的，老板说那是不行的，适合我们读者的环境话题至今还没有出现。但在关于总统大选的报道中，我们曾经涉及候选人关于环境问题的观点。
王栋：Cosmopolitan的发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书报亭的零售，你们如何促进书报亭的销售？你们如何把杂志的封面做得更具吸引力？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我不准备泄露我们的秘密绝招。我们的封面的确很突出，所以我们有很高的报摊销售率，退刊率非常低。随便挑我们任何一期杂志的封面，你都会发现它很吸引人。
王栋：和其他女性杂志比，你们的封面女郎更加性感。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是的，她们是既性感又高雅的女人，这个特色是我们标准的一部分。她们是明星，常常是名媛佳丽，有时是一个模特，但一定要深受读者喜爱。封面上还有动感十足的封面标题，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很显然，我们现在的封面做得比以前更大胆更前卫了。
王栋：我了解到Cosmopolitan和《君子》（Esquire）有一些合作，比如互相帮对方做调查。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没有很多，但当我们进行一项调查的时候，我们也想知道男士们的反应如何。这时，一方面我们会把调查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把调查放到《君子》的网站上去。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信息，让他们知道女性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而他们也可以告诉我们男性又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王栋：除此之外，你们在利用母公司资源方面还有哪些做法？
米歇尔·普罗玛乌雷科：（想了一下）这是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自主运作的，具有独立性。我想您刚才谈及的关于《君子》的例子是属于合作性质的。一旦有资讯可共享我们会开会讨论，但总体而言，我们独立运作，是相当独立的。
第一部分 第5节：《纽约客》 执行总编辑(1)
（以上为节选）
"《纽约客》是'扎实的采访报道'和'讲故事能力'的完美结合"（节选）
《纽约客》，执行总编辑
多萝西·威肯登
TheNewYorker,ExecutiveEditor
DorothyWickenden
杂志简介
《纽约客》（TheNewYorker）已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杂志研究者里雷（Riley）和塞斯诺（Selnow）写道："《纽约客》一直以高品质闻名：只刊发最好的小说、诗歌、评论、散文和插图。"
1925年，哈罗德·罗斯（HaroldRoss）创办《纽约客》，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本集成优秀文学作品与最新观点的杂志。杂志研究者昆寇（Kunkel）写道，《纽约客》的成功向世人证明：重要的观点完全可以通过清晰、文学化和令人愉悦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在它问世的1925年，"格调高雅"还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独有的特征，而《纽约客》的出现为美国人带来了文化上的自信。它的风趣和智慧帮助美国人挨过了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纽约客》帮助美国人形成了全球化的视角和社会良知。
《纽约客》在杂志行业创造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东西，杂志研究者里雷和塞斯诺说："《纽约客》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发展了传记体的'人物特写'（Profiles）；它提升了美国式幽默的层次，并让漫画流行起来；它那些没有情节的短文成为其标志性内容——被称为'《纽约客》式的文章'；它还推动了解释性报道的发展。"
1985年，CondéNast公司收购了《纽约客》杂志。
访谈实录
《纽约客》是"扎实的采访报道"和"讲故事能力"的完美结合
王栋：您能描述一下《纽约客》（TheNewYorker）的编辑理念吗？是什么使它不同于《哈泼斯》（Harper'sMagazine）和《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
多萝西·威肯登（DorothyWickenden）：我们是一本周刊，这一点可能是最大的区别。我们的杂志已有80年的历史，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我们刚刚举行了80周年创刊志庆，待会我会赠送你一本80周年纪念刊。我们杂志属于综合性人文期刊，今时今日的内容已明显不同于80年前创刊之时了。最初的时候，它是一本规模比较小的杂志，当创始人罗斯（Ross）和他的同事们创刊之时，它大体上属于那种休闲消遣型、幽默类的杂志。几十年来，它成长成一本大型杂志了。
蒂娜·布朗（TinaBrown）上任后，《纽约客》转变成新闻导向型了，她的继任者戴维·雷姆尼克（DavidRemnick）在过去五年中一直担任杂志总编辑，他也继承了这一理念。特别是"9·11"事件后和美国的政治文化出现几次大转变后，我们杂志一周一周地变得更具政治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留了《纽约客》长久以来的一些传统：我们发表的各类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我们刊登小说——《纽约客》一直都在刊登小说——每期都有一篇小说；我们还刊登诗歌——许多其他杂志都已不再刊登诗歌了——这些都是一流诗歌。就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是兴趣广泛的综合性人文杂志，所以我们也刊登关于医药、科学、舞蹈、书籍、电影、历史等话题的报道。不过，《纽约客》最出名和最突出的特色非"叙述性"莫属，它实际上是一种"特写"，是我们文学化报道的传统——是"扎实的采访报道"和"讲故事能力"的完美结合。它是"文学创作的雄心壮志"和"长达六个月乃至两年的全方位采访"再加上"把采访所得以某种引人入胜的故事形式展现出来"这三大要素的结晶。
第一部分 第6节：《纽约客》 执行总编辑(2)
能否让我问您一个问题，既然您已经研究过所有这些杂志，那么您如何看待《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这三本期刊的区别？
王栋：《哈泼斯》的总编辑说《大西洋月刊》更关心政治价值，而《哈泼斯》更关注文学价值，我认同这个观点。《大西洋月刊》的副总编托比·莱斯特（TobyLester）描述《大西洋月刊》时称之为"终身的人文教育"，（多萝西·威肯登：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所以他们有点像社会学研究。《纽约客》更关注的是文学价值。这就是我的总体印象。
多萝西·威肯登：现在读者喜爱《纽约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融合了我们的文学传统和对一些新闻事件的报道，所以我们的发行量在攀升，广告在增加——这么多年来我们终于首次盈利了！
有点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成功，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能够以某种形式展现新闻，我们以一种明显不同于报纸和其他周刊的方式去展现新闻。我经常在地铁上看到读者在读《纽约客》，他们在读塞莫尔·赫西（SeymourHersh）的文章??等有了大段的时间，他们还会回过头去读小说或某篇关于在红树林里爬树的故事。对于《纽约客》，人们喜爱的正是杂志的"杂"——这种兼容并包的本质，你能够品尝到各种不同的东西。
王栋：我觉得，《纽约客》更接近《哈泼斯》，同样是侧重于文学价值，有小说，有诗歌。
多萝西·威肯登：我们力求达到"诙谐幽默"，我敢肯定你注意到了这一点，绝对不会与世隔绝而死气沉沉，每周在杂志最前面几页的"高呼与细语"（ShoutandMurmur）专栏就是个好例子。但《纽约客》最与众不同的特色还是非卡通莫属，从创刊到现在卡通就一直出现在杂志上。
有一种"调子"始终贯穿整本杂志——常常是某种"诙谐基调"，这可以追溯到创刊伊始，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遗迹：那种你会在许多文章中看到的精致但带刺的幽默。
王栋：您刚才谈到《纽约客》现在有盈利了，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盈利的？《纽约客》已经亏了几十年，每年都要CondéNast补贴很多钱。
多萝西·威肯登：如果你想得到确切的答案，我得跑一趟经营部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三年中，情况才开始扭转。其实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十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在别处听过这类说法——人们当时到处在讨论综合性人文杂志的衰落，因为当时美国的杂志越来越细分，越来越针对某个专门市场。广告商们好像也只对细分市场杂志感兴趣，因为那样做广告投放更有效。现在看来这种预测不太准确，技术发展与网络革命并没有使杂志成为古董。人们依然爱读《纽约客》，我们的发行量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万了，非常惊人的量。
王栋：很高兴知道《纽约客》现在赚钱了，实际上办高质量的刊物费时费力费钱，我想把这一点告诉那些想在中国投资杂志的人，您能否给一些例子？我听说，《纽约客》的老总编罗斯会对他的作者说："你愿意在现场待多久，做多少采访都可以，然后你要尽你所能写出最漂亮的报道。"
多萝西·威肯登：我可能不是谈论"采编费用"的最佳人选，你得找我们的副总编或经营方面的同事。实际上，采访费用依据作者所写稿子的类型不同而有很大不同，近几年由于在伊拉克的报道我们有较大的支出，不像报纸，比如《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它的采编队伍非常庞大，对一本像我们这样的大型杂志而言，我们的记者编辑就显得相对少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得同时对付大约一百五十篇稿子，因为我们同时在筹划很多期杂志。此时此刻，我们既要应对当期杂志，同时还要认真计划出以后三至五期的杂志，我也已经开始筹划明年二月的周年庆特刊和今年秋天的饮食特刊。所以，在任何时刻，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有做不完的工作。
第一部分 第7节：《纽约客》 执行总编辑(3)
回到刚才的话题伊拉克，我们并没有派遣很多记者去前方——而且也没有多少记者愿意去如此危险的地方做采访。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这几年，我们派了两到三名记者去伊拉克做采访，那可是费用不菲啊！与在纽约采访的记者相比，在伊拉克工作一年的花费简直大得不协调——在纽约，不需要差旅费，不需要消费账户，你也无须去花10,000美金雇一辆武装防弹车送记者进城。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纽约客》非常非常成功，当时大量的广告争相涌入。现在，我们的广告气候和那时完全不同，现在的世界也大为不同，今天我们面临着种种不同的挑战。
尽管有这么高昂的运作费用，面临如此多的挑战，而且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纽约客》依然屹立不倒，并且还相当健康。《纽约客》永远也不会像《名利场》那样每年带来惊人的广告收入，因为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杂志，这两本杂志的读者群不同，在美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王栋：回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您能否给我一些"十分耗时"的报道的例子？
多萝西·威肯登：我这里有一个很适合的例子可以说给你听听，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才把该稿刊载完毕，如今，这样的情况很不寻常。那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报道，作者伊丽莎白·克尔伯特（ElizabethKolbert），是我们的一位专职作家。她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现象在科学层面和政治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报道写好交给总编辑戴维。伊丽莎白·克尔伯特是一名极为专注又很善于利用时间的记者，而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这一篇深度报道，她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对我们而言，这篇报道虽然非常耗时但的确是物有所值。在写这篇东西之前，她在为《纽约客》写日常性的稿件，但我们让她从日常报道中抽身而出，一心一意把那篇报道写深写透。现在，文章刚刚刊登完，读者反应如何目前还不清楚，但我肯定这篇报道最后一定会结集成书出版。
过去，《纽约客》经常这样操作深度报道，许多《纽约客》的著名文章都是从《纽约客》的系列报道开始，然后结集成书——或者后来作者对文章有所增补，或者他们只是从中选取一部分出版成书。（王栋：《大西洋月刊》和《哈泼斯》也是这样的）是的，很多纽约的出版经纪人介入其中，他们读我们这几本杂志，说"我喜欢这篇报道"，接着他们就努力说服作者出书，跟找剧本拍电影一样。
王栋：您曾经在不同的杂志社工作，而《纽约客》与其他杂志相比差异非常大，能否给我讲讲《纽约客》在运作方面的独特之处？
多萝西·威肯登：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在一家季刊工作，这是一本位于华盛顿的学术期刊，前后一共工作了大约一年半。但那儿的工作进度很慢，有点太慢了。后来我加入了《新共和》（NewRepublic），一本政治杂志。它是周刊，我喜欢周刊的速度。在《新共和》我工作了将近15年，在那儿我真正学会了全面而快速地编辑文章。那时，我主要负责杂志最前面的几页，上面都是关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文章。杂志前面的版面是政治内容，后面的版面则安排了针对它们的评论。总之我编辑时政稿件。在这之后，我去了《新闻周刊》（Newsweek）工作。作为国内要闻编辑，我主要编辑政治方面的报道，也涉及"洪涝"和"自然灾害"这样的题材。那时候，《新共和》的发行量是100,000份，《新闻周刊》的发行量大约为3,500,000份。
第一部分 第8节：《纽约客》 执行总编辑(4)
这儿就有个发行规模问题，《新共和》是亏本的，而《新闻周刊》赚钱。《新闻周刊》的很大部分读者在书报亭买杂志，所以该杂志的编辑花非常大的精力在封面上，他们总是在想什么封面才能令杂志畅销。他们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非常关注读者的需求。在《新共和》，则自由很多，作者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兴趣——只要总编辑也感兴趣，就是那样，因为杂志上几乎没有广告。《新共和》杂志过去一直都没有赚过钱，现在可能也没有，要靠老板补贴，而他也乐于这么做。所以在《新共和》比较自由，非常特别，我想你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的气氛。
我在《新闻周刊》工作了一年半，随后来到了《纽约客》，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工作了10年。和《新闻周刊》与《新共和》相比，《纽约客》介于两者之间，它的发行量比《新闻周刊》小一些，但阅读率很高，读者会很认真地看。我们处于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新闻环境中，但我们经常抢在新闻杂志之前做独家报道，这是我们的一大骄傲，毕竟和他们比，我们的采编力量非常有限。
《新闻周刊》每期的内容都是建立在前一星期新闻的基础上的，和他们不同，我们的内容是不断积累的——有的文章需要一年的时间来采访报道。这是一份我们称之为"长期进度表"的规划，它列出了未来10期杂志的内容，每个星期，这份进度表都会有一点小变动——我们的灵活性还是很强的。但我们力求提前大约六个月安排好每期的重头报道，这样，我至少知道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内每期杂志的主体内容、重头报道将会是关于什么的，是人物特写还是别的什么内容。（王栋：提前六个月！？）提前六个月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永远都能做到，有时候，我们直到出刊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忙作一团。提前六个月是最理想的，因为长篇重点报道平均要用六个月采写，之后还要花上很多时间去编辑。
谈到编辑，我认为把《纽约客》同其他杂志区别开来的重要一点是：编辑的深度和为文章的出版所做的细致工作。我们编辑的工序，比其他任何杂志都多：我们有非常非常认真负责的事实核查员，他们一丝不苟，每篇文章、每个事实，都小心查证。然后有原稿编辑这一层。还有资深编辑，他们会从头到尾跟踪一篇稿件的情况??一篇稿子在刊登前也许会经过上百次的编辑——其他杂志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需要各个部门的互相配合，需要所有人都非常非常仔细地工作。要注意很多东西，包括风格、精确性、报道的深度??如果一篇稿件的报道不够充分，我们会让那个记者再回去做更深入的采访。故事的叙述也非常重要。以上种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篇出色的报道。我们始终坚持这种工作方式，只要我们还有哪怕一点点时间，我们就会努力把报道做得尽善尽美。
作者的声音和被访者的个性常常互相碰撞，相映成趣
王栋：了解杂志的人都知道，《纽约客》的文章有一种很独特的调子，或者说处理手法，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纽约客》和《新闻周刊》都做的深度调查报道，区别在哪里？你们的报道更加个人化？
多萝西·威肯登：是的，我认为比起《新闻周刊》，《纽约客》作者个人的声音更突出。对《新闻周刊》的调查性报道而言，部分是受时间限制，记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深入报道。同时，他们也不允许记者表露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和新闻杂志的编辑聊过，你会知道他们有一个模式化的工作流程。在过去，新闻杂志在各地的办事处都有记者，他们会在截稿前把采访获得的素材传给在纽约总部的某位作者，然后那个作者会在不同的层面提取所需的素材，着手写作。但这几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在如今的新闻杂志界，有更多的记者自己直接写稿子（而非整理采访获得的素材），然后提交给总部，但这些稿件会被格式化、标准化。新闻杂志上的报道的格式是非常固定的，比如文章的长度。往往时间有限，特别是事件在周三突发，而在周六杂志得出版，就非常赶时间，你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自由发挥了。
第一部分 第9节：《纽约客》 执行总编辑(5)
但是在《纽约客》，我们鼓励作者自由发挥，在"人物特写"这个栏目里你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者的声音和被访者的个性常常互相碰撞，相映成趣——通常是以好玩并且互动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工作很有意思。这种自由给杂志带来了活力，我想和其他杂志相比，《纽约客》的作者有更多的自由。
王栋：所以很多人称《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运作模式为"工业化新闻生产"（GroupJournalism）。
多萝西·威肯登：他们的确是这样操作的，他们称之为"打包"（Package）。比如他们做关于新教皇的封面故事——事实上《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做了这个题材，一点都不出人意料。如果你编辑那个封面故事，你会知道你得确保某些素材是必不可少的：你得有关于雷特辛格（Ratsinger）的主文章——他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你要有其他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插在正文之间的信息框——通常是一个相关的图表；你得跟你的摄影部门谈，提出你要的是哪种历史照片和哪种当代照片??所有这些模式化的要素都要有。你有一支庞大的采编队伍，每个人都像工蚁一样提供素材，最终的稿子经过极为仔细的校订和组织，非常标准化。每一周你都得面对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流程是你能采用的唯一方式。一篇文章被分割成几个部分，每个人都有一点事情可做，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分到的事情做好。这就好像在一周将了之时，把一个字谜的各个部分拼在一起。通常的情况是，你得在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早上把一切搞定，你会忙得不可开交。你终于把所有的零部件拿到手，可以将其组合起来了。《新闻周刊》的作者会确切地知道某篇文章该写多少字，而他们也知道怎样精确地控制字数。
当我刚从《新共和》来到《新闻周刊》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做的第一个封面故事是关于美国中西部的一种食物，我所做的就是按照吩咐把各种材料都收集起来。到了周五晚上，这儿的一个优秀作者进行统筹撰写，他写的那篇文章的长度和需要填充的版面空间完全相符，而且几乎不用怎么编辑修改，文章完美地以一种《新闻周刊》特有的格式写出来，每个段落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没有地方需要重写。和《纽约客》相比，《新闻周刊》的编辑在整个出版流程的最后环节需要做的事情少很多。在《纽约客》，编辑会深入地参与稿件写作编辑的每个环节，因为每篇稿子都是一个有生命的独立体，每篇稿件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每篇稿件都有很大的差异——作者是谁？写作的目标有多宏伟？我们需要多快把它印出来？等等。所以和《新闻周刊》相比，我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
王栋：您能否把《纽约客》的编辑方式和《新闻周刊》的"集体新闻制作"模式进行比较？这种团队运作方式有何优势？又有哪些缺点？
多萝西·威肯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集体新闻生产"模式的优点在于，在理想的情况下，你能和很多有才干的人一起合作，能汇集不同的才华。一个大型调查项目，比如《新闻周刊》做的关于总统选举的系列报道——该报道赢得了美国"国家杂志奖"并最后出版成书，那是由我《新闻周刊》的一群前同事执笔的。《新闻周刊》的管理层把这些优秀记者从日常工作中拉出来，花了大约一年时间才完成该项目。我不知道具体人数是多少，但大约有12个人共同致力于这个深度报道。
第一部分 第10节：《纽约客》 执行总编辑(6)
王栋：报道的题目是《幕后》？
多萝西·威肯登：没错。他们的确有很多门路，可以全方位地接触克里和布什周围的人。如果只让一个记者来做这件由许多人通力合作才完成的事情，肯定很难做到。
大概有8到10个记者做实地采访，最后由其中的一位执笔，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记者。非常重要的是，他和那么多优秀的记者合作，所以在年末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么丰富的采访素材可以使用，才可写出如此出彩的报道，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资源。
王栋：所以，我认为这种"集体新闻生产"模式擅长提供丰富的信息，（多萝西·威肯登：没错）而《纽约客》采用的方式更多的是关于"作者个人化的体验"——读者通过阅读可以经历作者所经历的事情，感同身受。
多萝西·威肯登：你这么概括很有道理，如果作者把工作做得很到位的话，他会把你带到事件里面去。和极为严格刻板的新闻杂志模式相比，在《纽约客》你可以做更多的心理解析，观点分析。
在《纽约客》，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因为这种报道很费时，也非常耗费金钱，一个调查报道记者往往会在一篇报道上花3到5个月时间，而最后稿子却没法写成。所以我们有几个记者专门来做这类报道，我们会注意不让他们在一个报道中做得太久，我们太需要他们了，所以如果某篇报道没有很好的前景，我们会在走得太远之前把作者拉出来。
王栋：《纽约客》每周的运作流程是怎样的？
多萝西·威肯登：在周二早上我们会开一个进度安排会，在这个会上，我们对以后六到七期的杂志内容做大致但认真的安排。所以我们很清楚未来一段时间将会评论什么电影，将要评论推荐什么书，杂志前面版面会有哪些专栏??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在任何时刻《纽约客》都有足够的可供出版的内容在手，而且我们得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稿子，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自由度去组合一期杂志，其内容要兼容并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都富有趣味。不能整本杂志都是政治的内容或者整本杂志都是文学的内容，每一期《纽约客》都必须兼容多种类型的题材。
所以在星期四早上开编务会时必须非常认真，"将哪两篇稿件放到杂志最靠前的页面上？哪篇稿件作为幽默文章？该选哪篇作头条？哪篇作为该期杂志的主打文章？仅次于头条又该是哪篇？"我们有一个相对格式化的内容结构，但如果你想做三篇连续报道，你也有这个自由——于是在这三个星期我们会做一本不同于平时的《纽约客》。会上会讨论将刊登的小说，它必须和其他文章"相处融洽"，我们会小心避免出现文章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杂志最靠前的版面上有一篇关于"堕胎"的文章，我们就不会安排有关"堕胎"的小说，因为这样很怪异，两篇文章好像在吵架。而且，你需要杂志内容的"多样性"。在杂志靠后的几页，我们常常要安排两篇书评、一篇关于音乐或者舞蹈的评论、一篇戏剧评论以及电视和电影评论。还要讨论杂志的封底。
前面讲的那些要素每周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改变，取决于是否出现突发新闻。如教皇逝世，我们就会在接下去的三到四周有一系列很不同的文章组合。评论栏目"都市话题"（TalkoftheTown）——你打开杂志时最先看到的一组文章，是我们每周最后写的内容，因为它最具时效性。一般在周五晚上我们就完成杂志的排版了，现在已经是周四下午，而我还没看到这个评论部分——我们的编辑正在为这个部分加紧写稿编辑，到明天下午，我才能审本周"都市话题"的稿件。这种工作安排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活度，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第一部分 第11节：《新闻周刊》 助理副总编辑(1)
我们也经常改头条，每周你都在组合字谜，你想要把所有稿子搭配得恰到好处，但有些稿子和其他稿件放在一起不是很协调。如果头条突然改了——比如你要做一篇关于"天主教教会"的头条，那么这和做一篇关于"越南历史"稿子所要做的搭配工作完全不同。每周的编务会，很多编辑都会参加，包括图片编辑、设计总监??总之，每个星期所有的人都会参与到该期杂志中，一旦在付印前出现任何变动，这些编辑就能立刻安排美术总监或摄影师干活。
王栋：你们有专门做调查研究的人（Researcher）吗？
多萝西·威肯登：在摄影部门，我们有调研人员。但他们的工作和新闻杂志的调研员不同——我猜想你关心的是这个问题。我们有"事实核查员"，但和《新闻周刊》不同，在《纽约客》作者对自己的报道题材进行调查研究。（王栋：不是由专门的调研人员来做？）不是，我们有助手，每位编辑都配有一名助手。有时助手会帮作者做些调研，但通常是作者自己完成大部分的调查研究。
王栋：《纽约客》对其他杂志有巨大的影响，我最近和《大西洋月刊》的执行总编交流过——这也是一本"精雕细琢"的人文杂志，他告诉我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了《纽约客》的影响，（多萝西·威肯登：没错）那您能否概括一下，《纽约客》怎样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杂志出版业？比如有哪些创新被其他杂志广为借鉴？
多萝西·威肯登：（想了一下）在一定范围内吧，每本杂志都有其独到之处。
这么多年来，一些杂志渐渐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做。但这种技巧必须小心使用，而我们常常做得不怎么样：你不希望看到作者的声音盖过主题本身，特别是在你做人物特写的时候，你不希望读者过度地意识到作者的存在——过多的主观色彩会让人难以忍受。我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纽约客》的这种"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渐渐被很多其他杂志采用——比如《纽约时报杂志》。
《大西洋月刊》、《哈泼斯》这些月刊的出版周期比较长，无论它们怎么做，都会和我们有一些不同。但有时我们也会用同一位撰稿人，比如有一位女作者现在已成为《大西洋月刊》的明星作家，她曾经给我们写了大量的文章，干得很不错。总之，这些杂志的工作在某些地方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但归根结底，每本杂志都有其独特的身份和个性，而这种区别是由其刊登的文章表现出来的。
（以上为节选）
"我们要突破'新闻是突然发生的'习惯性想法"（节选）
《新闻周刊》，助理副总编辑
罗恩·嘉维斯
Newsweek,AssistantManagingEditor
RonJavers
杂志简介
《新闻周刊》（Newsweek）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也是美国三大新闻杂志之一——另两本是《时代》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新闻周刊》由前《时代》编辑ThomasJ.C.Martyn创办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创刊伊始即以"筛去、选择、澄清每周新闻的本质"鹤立鸡群，并一度以"《新闻周刊》——新闻本质"（TheMagazineofNewsSignificance）为口号。1961年，《新闻周刊》被华盛顿邮报公司收购。
长期以来，《新闻周刊》与《时代》激烈竞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影响力与发行量远不及前两者），有些媒体人士认为与《时代》相比，《新闻周刊》更自由主义一些，更愿意接受各种非传统的理念。在选题方面，与《时代》相比，《新闻周刊》稍"轻松"一点，有更多关于生活方式的"软新闻"，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体育、旅游、宗教、美食、健康、艺术、大众文化等。和竞争对手相比，专栏是《新闻周刊》的拳头产品，特别是一个名为"MyTurn"的栏目——来自普通读者的文章，这也是三大新闻周刊中唯一一个由读者撰写的专栏，这个栏目广受欢迎，每一期都有超过600篇的投稿。
第一部分 第12节：《新闻周刊》 助理副总编辑(2)
访谈实录
中国和美国非常相似，但中国的媒体市场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小
王栋：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出版商找您合作吧？
罗恩·嘉维斯（RonJavers）：一直都有人来找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能够在政治上进行沟通和谈判的人，因为对一本美国新闻杂志来说，政治问题非常棘手。我认定，我们的合作伙伴得善于处理政治问题，这确实是必需的。我们现在选择和这家在香港的Vertex公司合作，他们经营着好几项业务，现在分拆出来一个独立的公司专门进行杂志出版。目前我们还不能在中国出版完整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所以我们把现在在中国发行的杂志叫做《新闻周刊》精华版（NewsweekSelect），这是一本月刊。对于月刊，我们不能以新闻为主，如果我们去报道突发性的新闻事件，杂志将失去时效性，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本月刊更像是特写专题杂志，其理念是"《新闻周刊》精华版是一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财经、健康、家庭、社会、科学和娱乐领域最新动态与理念的月刊"。这本杂志现在还没有专门关于中国的报道，而是用中文，将国际性的内容介绍给中国人，这就是这本杂志的理念。
王栋：你们这种运作方式《商业周刊》在许多年前就用了。
罗恩·嘉维斯：《商业周刊》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媒体之一，当时中国政府意识到要打开国门，因此需要有人提供财经方面的资讯。
王栋：我对你们的合作伙伴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在传媒行业经验不多，但在很多领域都有投资——就在不久前，他们宣布了和中国电力的合作项目。而且，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与这家公司进行合作？他们既没有传媒行业的背景，在中国内地的资源也不多。
罗恩·嘉维斯：我看中的是这个叫斯蒂芬·潘的人，而不是这家公司。他非常有意思，工程师出身，现在对工程依然兴趣不减。这家公司同时出版《麻省理工评论》（MassachusettsInstitutionofTechnologyReviewMonthly）——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技术类杂志，还有ESPN杂志。他做技术类杂志，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工程师。他富有，事业成功，是那种靠自己打拼的人。他在大学里拿到了工程学学位，许多年前，他为中国电力工作，那是一家大型电力企业。在那儿，他一路升至总经理，并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核电厂。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想大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他就认识了很多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因为工作的关系，对电力系统尤其熟悉，所以他有很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他也是一位诚实、正直的人。因此我认定，他能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我和许多人谈过，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和挑选出合适的合作伙伴。在全世界，不仅在中国，我都记不清自己说过多少次"不"了，很多人都想得到《新闻周刊》的授权。
王栋：那您要找的合作伙伴应该是怎样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罗恩·嘉维斯：我要找的，是一位在当地社会非常成功的人士，他要有充裕的资金，以维持长期的投入，因为做新闻杂志是一项长期投资，你不能指望做了五年就赚钱，然后转手卖掉。《新闻周刊》有70年的历史，我要找一位可以共事，认同《新闻周刊》价值理念，认同自由、开放媒体价值观的人，同时他也要懂得如何让媒体盈利——我们坚信：办杂志一定要赚钱，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从而拥有强大的采编力量，否则你会受制于人。我们的理念是要做一个自由并且盈利的媒体，我们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去做的。
第一部分 第13节：《新闻周刊》 助理副总编辑(3)
王栋：我对美国媒体做了不少研究，并拿中国的情况作比较：现在的中国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他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接下来希望更多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二战后，美国杂志界发生了巨变，细分化成为一种趋势。我认为，这些发生在美国媒体的变化也会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一直在比较中美两国在媒体管理方面的异同和推动变化的因素。
罗恩·嘉维斯：这种比较很有意义，但现在许多人对中国媒体市场的看法过于简单。很多人把中国当做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看待，而我把中国看成一个两亿人口，和美国差不多大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的媒体市场规模。我们不能指望把杂志卖给农民，事实上只能卖给中产阶级，在杂志上投放的广告都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在我眼中，中国和美国非常相似，但中国的媒体市场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小。
中国很多杂志徒有其表，无有其实，形式远大于内容
王栋：我基本同意您的观点，中国的媒体市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很多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它们的媒体市场还不是很成熟。
罗恩·嘉维斯：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杂志看起来相当落后，远远比不上报纸——我也做过报纸的编辑。当时中国杂志的质量非常差：从印刷到用纸，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其他媒体剽窃来的，甚至没有注明来源。但中国杂志转变得很快，至少从表面看起来，质量提升了不少。很多中国读者告诉我，如今杂志都非常漂亮，但内容很一般，内容方面需要迎头赶上。如果你是杂志行业的门外汉，或者你不懂中文，你会觉得中国的杂志做得很美，比如有些专门给富人看的名流圈子杂志。但如果你真想读些好东西，就会发现这些杂志徒有其表，无有其实，形式远大于内容，杂志的编辑记者还是不知道如何写出真正有意义的文章。
不过，对许多美国杂志，我也不满意——太肤浅，充斥着明星八卦，甚至对教皇的报道也不能免俗。
我也认同你的观点——中国将经历很多美国经历过的阶段，细分化是杂志业的发展趋势，在每个细分市场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杂志。当今美国，杂志实在太多了，报摊几乎无法容纳新的杂志，新杂志因为难以挤进零售系统，举步维艰。报摊主会说："我这儿没地方给你，除非你的杂志至少能卖三四十万本。"
王栋：您留意过上海和北京的报摊吗？您会发现同样的现象。
罗恩·嘉维斯：你说的没错，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杂志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你们将会有两类杂志：第一类是像《新闻周刊》那样的外国刊物，英文杂志的中文版；第二类是中国本土公司创办的杂志。会有一个群雄纷争的阶段，一部分杂志会被淘汰，这是好事，因为优胜劣汰。
和新闻杂志比，女性杂志、时尚杂志、爱好杂志、体育杂志更容易运作。
《新闻周刊》坚信：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处于开放时期，我们渴望进入中国，投身其中，我个人也是如此。我有一个儿子，年纪和你差不多，会说中文，在北京待了三年，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现在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我们父子俩同时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发现两个人在读相同的书。当时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一个周末他回到家，我正在读JonathanSpence写的《探寻现代中国》（TheSearchForModernChina），我儿子说："爸爸，我们在读同一本书！你是怎么知道JonathanSpence的？"我说："当你是一名记者时，你总会知道谁是最好的作者。"
第一部分 第14节：《新闻周刊》 助理副总编辑(4)
王栋：对中国杂志市场的前景，您怎么看？
罗恩·嘉维斯：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市场，在一段时期内，它的规模不会很大，比欧美投资者想象的要小。我想，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界希望在对外国媒体开放之前，让本土媒体充分成长和发展，这是合情合理的。而外国媒体也已经进入中国，这会促进本土媒体的发展，既为后者树立榜样，提升行业标准，也在竞争中实现优化。
在中国杂志行业，有许多聪明、见识广博、专业的人才，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王栋：像《新闻周刊》这样的美国杂志，进入中国有哪些障碍？
罗恩·嘉维斯：发行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难题是经济方面的：我们不能定价太高，而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还不多，这限制了在杂志上投放的广告的量。当中产阶级壮大了，杂志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我们在俄罗斯出版杂志，情况和中国颇为相似，我们也在等中产阶级发展起来。在国土辽阔的俄罗斯，我们感兴趣的也就是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最多两三个其他城市。所以目前来说，市场是非常有限的，不过这种状况会改变。
在我看来，中国的杂志市场比俄罗斯稳定，会迅速发展起来，而俄罗斯的情况要棘手一些。
王栋：根据目前的法律和政策，《新闻周刊》在中国是合法运作的吗？
罗恩·嘉维斯：是的，我们有合法的执照，《新闻周刊》从不会乱来。《新闻周刊》有七十年的历史，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是公开、合法、上得了台面的，我们不会轻率行事。现在，我们被认为是一份"进口"杂志——在香港出版印刷，然后通过合法渠道进入中国内地发行，我们希望以后能在内地出版发行。
王栋：很多外国媒体公司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杂志，然后在中国内地发行，这样做，需要获得有关政府部门的特别许可，你们是否得到了正式的许可？
罗恩·嘉维斯：是，我们从来不会无证运作。我们希望，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获得在内地出版发行的许可，然后我们会整体搬迁到北京，事情正在进展之中。香港出版商和《新闻周刊》总部对这本杂志的发展状况都感到满意。
王栋：以前，台湾和香港的传媒比内地媒体先进，但现在内地媒体发展很快，在有些领域比港台媒体做得更好，而不少进入内地市场的港台媒体表现并不怎么样。
罗恩·嘉维斯：我在中国内地出版过一些特刊，我们在香港组建一个团队，把杂志翻译成中文，然后在美国再组织另一个团队，进行校译。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的区别，甚至香港和内地两地在用词和语法方面也是不同的。我也知道了香港人和内地人互相是怎么看的：内地很多人把香港人视为傲慢自大的有钱人，趾高气扬；而在香港人眼中，内地人是"穷光蛋"。我清楚两地的文化差异。
王栋：这种差异会给《新闻周刊》中文版带来什么问题？
罗恩·嘉维斯：做特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不少问题，帮我解决难题的是一位女士，她是我们美国团队中的一员，在北京出生长大，她成为这个团队的明星，她告诉香港人该怎么做，她说："如果你要办一本在大陆发行的杂志，就得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接受了她的意见，并取得了成功，这让我学到不少东西。我之所以赞赏潘先生，就是因为他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办一本在中国内地发行的杂志，那就得尊重大陆的习惯，聘请大陆的记者和编辑，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总之，我们很注意两地存在的差异。
第二部分 第15节：《新闻周刊》 助理副总编辑(5)
王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很多港台传媒公司漠视两地的差异，最终没法在内地成功。我有朋友在香港媒体的驻沪机构工作，发现尽管大家的语言差不多，但两地传媒人在价值观、理念和工作方式上非常不同。
罗恩·嘉维斯：在香港，《新闻周刊》中文版有一个工作团队，大概有六七个人——那本杂志90％的内容是从英文版的《新闻周刊》翻译过来的，其中四个人来自大陆，另外两三个是香港人。我想，这样的人员组成结构相当好：我们有足够的内地人，这让我们能充分了解大陆读者的需求和想法。将来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会搬到北京，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内地运作，这是我们的理想和计划。
王栋：不久前，面向亚洲意见领袖的新闻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转成月刊。更早的2001年，《亚洲周刊》（AsiaWeek）停刊。很多人认为，在亚洲，没有英文新闻周刊生存的空间，没有那么多高端读者，想听听您的观点。
罗恩·嘉维斯：能屹立不倒的杂志应该是自由、开放、强大的，其财务表现应该是健康的，但《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周刊》的财务状况一直很糟糕，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是亏损的。
《亚洲周刊》的总编辑曾经为《新闻周刊》工作，她招了一帮年轻出色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我都认识。但一段时间后，时代公司将《亚洲周刊》停刊，这不是她的错，而是出于财务考虑。时代公司的人说，在和"美国在线"合并后，他们的股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不断压缩业务，《亚洲周刊》就是被压缩掉的业务之一。
您觉得《新闻周刊》做得怎么样？在您看来，《新闻周刊》的职责是什么？
王栋：您指的是美国版《新闻周刊》吗？这是我要问您的问题。
罗恩·嘉维斯：我想先听听您的观点。
王栋：我想，我不是很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和《时代》周刊相比，《新闻周刊》似乎更讲求平衡，更新潮，文化内容更多，有更多的非事件性报道，因此可读性比较强，也更迎合年轻读者的口味。不过总体来说，两本杂志还是非常相似的。
罗恩·嘉维斯：在你看来，除了发行周期之外，新闻杂志与日报的区别在哪里？
王栋：新闻杂志有更多的背景报道，把新闻事件放在一定的背景下考量。运作流程也不同，报纸的报道通常由一个人完成，而新闻杂志经常是一个团队合作报道。
罗恩·嘉维斯：我们把这称为"委员会式报道"（JournalismbyCommit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