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节
日期：2009-09-0210:37:11
眷恋
1923年，赵元任的二女儿出生，赵元任为其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赵元任的朋友丁绪宝便一直叫赵新那“新中国”。
赵元任曾对外国人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赵元任将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努力探讨和创作具中国民族风味的“中国音乐”。许多人批评他的曲子“欧化”，不是“中国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言中说，这些人的看法来源于一种“博物院的中国”的错误观点，他说：“不但对于音乐，对于好多事情，他们愿意看着中国老是那个样子，还是拖着辫子，还是养着皇帝，还是呵尤呵地挑水抬轿，还是吟吟嗡嗡地吟诗念经，这样他们的观光公司才有题目作广告，这样他们旅行的看了方才觉得picturesgue(景色如画的)，guaint(离奇的)等等形容词。”
抗日战争前后，赵元任写了很多爱国歌曲，如《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他还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陶的许多诗谱曲，如《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
到云南后，赵元任因为受到李济的排挤，加上病后精神状态极为不好，一整天七八小时手里拿一管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终日也不说一句话。于是，他们决定到美国任教。离开时，蒋梦麟夫妇特地从蒙自赶回送行，送给他们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对他们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杨步伟说：“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赵元任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极深的感情，中美建交后，他两次回国，每次流连于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拍了张照片留念。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国时，开了一个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70多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赵元任夫妇非常高兴，赵元任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
赵元任夫妇回国后，一直去寻找他们曾经的足迹。当年他们结婚后住的房子，赵元任和罗素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老南院等等。他们还回到常州老家青果巷，见到了赵元任的堂弟一家人，并在小时候游泳的小河边拍照留念。临走时，赵元任拉着二女儿新那的手说：“过一二年一定还要再回来。”
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来到赵元任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老南院(今照澜院)1号的一幢灰色砖房时，赵元任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门走进院内，上前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于是众人就和赵元任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之后，赵元任还想再去清华故居。6月4日上午，赵元任由女儿赵新那一家陪同，“秘密”回到清华。这次赵元任故居的主人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热情地迎他们进屋。赵元任在50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接着，他还去看了工字厅、大礼堂。赵新那说，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赵元任去拜访金岳霖，金因病行动不便，平常只能坐在椅子上，但三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他非常激动，站起来与赵元任拥抱。这天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
赵元任去南京金陵刻经处，途径南京逸仙桥小学时，90岁的赵元任和女儿们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1981年，赵元任逗留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有人问道：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元任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到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对家乡常州念念不忘，杨步伟去世后，赵元任收到了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唁电，他感激地说：“常州还没有忘记我这么一个在海外的儿子。”1981年，赵元任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建设和变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此后，邓小平接见赵元任时，赵向邓小平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说：“常州进步了，变化很大。”临终前，他给女儿新那的最户一封信，还说想回常州，让女儿陪他去。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
日期：2009-09-0211:31:26
赏誉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中认为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赵元任的弟子、语言学家王力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罗常培评价赵元任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可是对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大。从1922年到1948年，他一共发表了语言学专著约14种，论文约21篇。近20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的一辈都管他叫做“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ofChinesephilosophy）”。
第380节
日期：2009-09-0308:17:21
三十八、郁达夫（初稿）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
非命、抗日、忧国、家恨、婚姻、畸恋、忏悔、逸事、
性情、任侠、颓唐、从政、嗜好、教学、文学、评说
日期：2009-09-0308:19:33
非命
1938年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36年时，郁达夫在一首诗中说：“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这竟然成了诗谶。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也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8月8日，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胡愈之推测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胡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中推测因郁达夫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最后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的。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而且他手中还有当时下令的复印件，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对“凶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铃木称他答应过被采访的凶手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也颇受置疑。
据学者推测，之所以日本宪兵在投降后还杀害郁达夫，是因为他当过日本宪兵的翻译，知道太多内幕，怕在日本人受审时郁达夫作为证人指正他们，故痛下杀手。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但是，反对者认为，当时郁达夫是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失踪的，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第381节
日期：2009-09-0411:10:02
抗日(一）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
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但他的条件是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赵廉。
由于郁达夫会说日语，日本人又对郁达夫很是恭敬，印尼当地人都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的间谍，碰到日本人的那天，当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后，郁达夫去买香烟，当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说话。当郁达夫担任日本人的“通译”后，当地人对他更是怀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于是，这位神通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第382节
日期：2009-09-0513:28:57
抗日（二）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郁的身份，他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的演讲，也与郁达夫有过接触。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联系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每到岁首，立作遗言。”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日期：2009-09-0513:31:53
忧国
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时，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郁达夫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有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有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随即谈及时局。郁达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郁达夫被推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并兼任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王任叔在《记郁达夫》里说到一段：“爱同小学校里，有时静寂得如深山古刹似的。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即此负责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
日期：2009-09-0613:11:34
家恨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躲在夹墙中，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第383节
日期：2009-09-0709:54:11
婚姻（一）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亲。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达夫原本对包办婚姻反感，但当他读过未婚妻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当他第一次接触孙时，惊喜万分，他后来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郁达夫惊诧于孙蓝坡的文采，孙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孙蓝坡后由郁达夫未其改名孙荃。
见面之后，郁达夫与孙荃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二人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达夫对孙荃的诗作颇为欣赏，曾把自己的诗和孙荃的诗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之江日报》上，竟使读者真假难辩。郁达夫还把孙荃的诗作编成集子，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夸示同人。为了将来生活和谐美满，郁达夫也开始要求孙荃学习书法，并亲手楷书影格，孙荃都照办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郁达夫和孙荃完了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郁达夫做诗曰：“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试看下面一段：“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对你说。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以相聚。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舍，洒泪联句作别。联句云：“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醒来却喜夜沉沉（郁）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与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荃到了上海。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都为亲人所劝止。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这期间，他和孙荃有简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孙荃暂时住在北京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在北京的孙荃也担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第384节
日期：2009-09-0810:14:49
婚姻（二）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第385节
日期：2009-09-0909:59:20
婚姻（三）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就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郁达夫在写下许多革命性很强的政论的同时，也写下了许多情书和日记。郁达夫还将自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此书的出版事前并未经过王映霞同意。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他语无伦次地将他迟到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两个被神箭射中的情侣，偷偷地躲在西湖边神昏颠倒地诉说情话：一个把自己比作玉皇，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快乐的生物；一个把自己比着皇后，已经快乐得说一句话都很困难。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有详细的记载，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有明确的记录。
这场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甚至于是当时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当时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爱惜郁达夫的才华，因此并不忌讳郁达夫已有妻室和3个孩子，并且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郁达夫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得到了。”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字样。
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传中到她与郁达夫的婚礼：“l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日期：2009-09-1009:52:55
婚姻（四）
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郁达夫表示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与王映霞结婚的决心。但是他却受到了来自郁家的压力，特别是兄长郁曼陀对他的压力。郁曼陀凭借的是法律，曾多次写信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毫不让步。郁达夫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与孙荃的婚姻继续存在下去。
而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选择了低调的婚礼。据学者研究，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郁达夫“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王映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就接到了请帖，而且他们夫妇当时也正在东京，2月21日这天他们到精养轩参加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礼，却“扑了个空”，然后再写信问王映霞。郁达夫和王映霞说孙百刚为介绍人，可孙百刚本人却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而且孙百刚在当时自称反对此事，几十年后写《郁达夫与王映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郁、王结合也仍持反对态度。所以，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王同居次年即发生郁达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宁波的事，此事最后由郁达夫向王映霞之母写“保证书”了结。此后郁达夫发脾气，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说：“郁达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经常写悔过书的，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原来，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二南先生出于对外孙女未来的忧虑，督促郁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与王映霞。面对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虽答应并照办，但却感到椎心之痛，情爱的馨香居然泛出钱财的铜臭。
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拟定居于彼时，鲁迅等朋友就劝阻过，鲁迅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许多历史典故说明杭州险恶。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
1936年初，郁达夫在杭州横河桥场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郁达夫一生在此屋内仅居住3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陈仪。一个人在异乡，郁达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二人的关系不久便走到了濒临劈裂的边缘。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达夫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对早先听说的王氏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的绯闻，由怀疑渐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郁达夫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第386节
日期：2009-09-1111:36:52
婚姻（五）
据说，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映霞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二人闹翻。郁达夫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问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周象贤、胡建中为见证人，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
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第二封，本为王映霞“致郁达夫夫君收存”的“字据”：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有人认为是王映霞先写了这张字据交郁达夫收执，郁达夫才肯在《大公报》刊登有“神经失常”字样的《道歉启事》的。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这张字据。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连同36年到38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文中他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极力对郁达夫攻击，甚至有“蒙了人皮的兽心”等语，也是辩诬过头，几近谩骂。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也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因为害怕戴笠对郁达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戴笠。郁达夫没有征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带王映霞出国来到新加坡，以至于王映霞后来说自己是“被骗到了星洲”。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与曹聚仁则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第387节
日期：2009-09-1211:14:00
婚姻（五）
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有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1939年元旦，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同时，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妹报《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歌女玉娇。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王映霞将自己与郁达夫关系破裂的原因归结于郁达夫，她在《王映霞自传》中说：
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往来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说要与孙荃离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妾姬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朝云道（后改霞君），玉局参禅兴正赊。
另一首《偶感寄映霞》：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合共君来隐此间。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传中列举的郁达夫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妻子（即王映霞），让妻子脸面丢尽，无地自容……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写下凄惨哀婉的《毁家诗纪》组诗，把王映霞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而此时，夫妻二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第388节
日期：2009-09-1311:15:30
畸恋(一）
13岁时，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李初梨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安庆法政学院教书，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老鸨婆便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与一位妓女海棠姑娘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郁把自己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她保管。有人认为，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道，在安庆时，郁达夫对太太很好，12点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太太一趟，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力车，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只要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他一定旋风一样回家去看看太太。沈宁的小说《泪血尘烟》也曾这么记载。但是，根据其他资料分析，沈宁笔下郁达夫半个小时也要去探望的应该海棠姑娘而不是孙荃。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曹先生引了郁达夫的好友易君左讲的一个故事：说郁达夫在安庆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巷，看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娘颇有姿色，便上前搭讪，指名要买老板娘头上的别针和襟上的手帕，那老板娘见钱眼开，把两件私物真卖给他了。郁达夫买回后跑到寝室，对着镜子，用别针刺破自己的嘴巴和手指，让血滴在手帕上，放在鼻子底下狂嗅，越嗅越香，又哭又闹，令同室大为紧张，闹得满屋子人都以为他发神经病。
日期：2009-09-1410:49:05
畸恋（二）
1926年冬，郁达夫在广州向戴季陶校长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和出版部主任之职的当天晚上，与白薇等人逛公园，后来又与白薇一道看电影，吃饭，甚是亲密。有天晚上，白薇送了他一张非常“灵敏可爱”的照片（《郁达夫日记》1926年11月21日）。不久，郁达夫就往上海去了，这段浪漫很快就随之结束。
郁达夫就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而没有得到王映霞的明确允诺之时，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觉得这个寡妇“实在可爱之至”，比王映霞要“强得多”。
有了王映霞，郁达夫也没有停止对其他女性的欣赏。1927年4月15日，郁达夫见到一个叫“文娟”的女子，竟然为她所“迷乱”。
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了美女作家谢冰莹时表现出十分兴奋和激动，王映霞见了就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
1934年7月23日，郁达夫见到了一位姓栾的小姐，于是在日记里记道：“栾小姐貌美，身体亦强健，在青岛接见的女士之中，当以她为最娇艳温柔。”
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期间，还有一个姓丁的女子到他这里来拜师，而这个女子虽然说是学生，但是年龄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非常仰慕郁达夫，为郁达夫在杭州修建的“风雨茅庐”提供不足的资金。像这样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品评文字在他的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还不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陷入危机之时，他在新加坡欢迎他宴会上遇到了一个叫“玉娇”的歌女。这个歌女当时就坐在郁达夫的身边，她不仅钦佩郁达夫诗才，而且还敬酒三大杯，她在郁达夫的眼中因“两个大酒窝”而“娇美可爱”。其实，这并不表明郁达夫爱上了王映霞，而是这位玉娇小姐在郁达夫的眼里分明是王映霞的化身。有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然搂着玉娇小姐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似乎从玉娇小姐身上找到了王映霞的年轻时的身影。郁达夫与玉娇小姐的浪漫故事才非常短暂，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小瑛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暗中则已实行同居之好。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据王任叔说，他对这位李小姐，已到了“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
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郁达夫的儿子，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饮冷品，并买很多玩具给他。郁飞想要架小望远镜看星象，她发薪水后领着郁飞去欧洲人商业区打算给他买，谁知只有大型的，价格相当于她的月薪，只能作罢。可是郁飞对这些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对于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相恋同居，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李筱瑛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瑛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不久，李筱瑛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瑛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龄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难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注释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绪约莫过了半年。”
李筱英后随军撤到印度，并跟一位青年广播员结婚，其后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悲痛之余，返回新加坡，在“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后来再嫁，并定居香港，生儿育女。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停妻别恋的朋友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第389节
日期：2009-09-1510:29:38
忏悔
郁达夫第一次去妓院，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后，郁达夫便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妓女。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饮之后，便把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乱的狂态，顿时觉得像在大热天里，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凉水。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热泪，狠狠地自责说：“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他的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充满尖锐的灵与肉、道德律令与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时刻都在折磨、压抑着他，表现在作品《雪夜》中。
郁达夫对于自己之所以沉迷于酒色生活的情由，曾这样说过：“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郁达夫苦闷的时候，经常会骂孙荃。孙荃从来不还口，任郁达夫骂去，她总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拖着日益膨胀的肚子到厨下给郁达夫烧饭做菜；或者是默默地躺在床角里暗自流泪。而郁达夫每当骂了妻子后，把胸中的悲愤发泄完了，却又往往会痛加责备自己：“啊啊！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在责备自己后，郁达夫还常常对孙荃加以抚爱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