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知道创作这个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语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
幽默
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但是，第一个将“humour”翻译成“幽默”的却是林语堂。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言论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经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写道：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他在《吾国吾民》中写道：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
林语堂说：人类能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有时能嘲笑一下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曾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林语堂自称，成功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但在这番“矛盾”的自白中，却没有包括他的最矛盾的两句话：“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人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许多女人喜欢模仿男人的行动举止，这正是女人受到束缚的象征。只有当她以生为女性为荣时，才真正伟大。
下面一句说的够狠：
林语堂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爱国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
第16节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曾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但他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人海之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也与日俱增，愈来愈浓烈。他在美国居住30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
林语堂结束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
嗜好
烟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他发明的。他把太太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也可以算是天下“瘾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语堂一生嗜烟，他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留下妙语若干。他说：“从一个吸烟者戒烟的短期中的经验的若有所失的感觉，最足以显示吸烟的艺术的实际的价值。每个吸烟者一生之中,免不了欠少思量的时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脱离关系的尝试。”“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的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他认为戒烟是懦夫的行为：“在我这次做懦夫的三个星期中，我竟会故意拒绝一件我所明知具有巨大的提升灵魂力量的东西。其经过实在是极为可耻的。现在我已恢复了理智，每当回想这件事时，我正不解当时这种道德的不负责任行为何以竟会维持到这般久。我在这痛苦的三个星期中，内心日夜交战着。”“当时我的动机其实很可笑，我不解以宇宙中的人类而言，为什么不能吸烟？对这句问话,我现在实在找不出答语。”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性情
1927年，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的做人准则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谅别人的缺点，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语堂在几乎不会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儿所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是，那家伙聪明。此人确很聪明，他会修理电铃，会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还会补抽水马桶的浮球。更让林语堂开心的是，那家伙会修理打字机。林语堂的幼稚病又犯了。他爱屋及乌地把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替他出学费，让他去念英语夜校。幸好，那家伙不成器，没有去念。后来，林语堂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这小瘪三与这个女佣好上了，两个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语堂从没有怀疑他们，还是等这两个家伙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明白过来。
又有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去玩，本来说好第二天才回来，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们改变了初衷，当天晚上回家了。到家之后却发现，厨子和洗衣服的女佣人睡在他们的床上。这可把廖翠凤气坏了！她立即把他们赶下楼去，并让孩子们的保姆换了床单。第二天，廖翠凤执意要赶这两个人走。林语堂又发慈悲了。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而那个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了。厨子却因祸得福，把他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来，顶了洗衣妇的职务。这又是林语堂的主意。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举一个颇有魏晋风度的故事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倒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转贴一篇南方周末的报道，文章尽管讲的只是法律，但可以想见在人文社科的许多方面，时代在发展，学术以及思想却在大退步。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本报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第17节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图片说明：
图片上排从左至右：倪征日奥周木丹卢峻王各扬蔡晋许之森卢绳祖徐开墅
下排从左至右：王毓骅潘汉典俞伟奕郭念祖陈忠诚周承文高文彬
补充日期:2003-01-1709:38:38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南方周末2003-01-0915:42:23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第18节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遗憾和担忧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
本报记者吴晨光万静波谢春雷
趣闻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林语堂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这一次搏斗，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廖翠凤很是心疼，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林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第19节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当《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章提议用老宋体充数。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林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林汉达编《标准英语读本》，由世界书局出版，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马上黯然失色。林语堂便不依不饶，声称林汉达抄袭自己，一场官司打下来，法庭认为抄袭之说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蒋梦麟发话，说《标准》确有抄袭之嫌，禁止发行，于是法庭只判开明书店赔偿30块大洋。开明书店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世界书局从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林汉达气得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移居美国了，人家的大作《吾国与吾民》还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50多周。
林语堂不但文章好，而且言谈风趣。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这种演讲吃力不讨好，因为不说些夸赞祖先的话，同宗会失望，若是太过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当时，他不慌不忙地上台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连《易经》也读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林语堂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蜚声海外。他的《吾国吾民》译成西班牙文后，他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当进，巴西有一位贵妇人，内心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给名马一匹，于是给这匹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马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得名次，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标的马倒没有消息。消息传到美国，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林语堂对什么都感兴趣。1936年，林语堂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后，没有佣人，家务样样都得自己做。林语堂对擦皮鞋很起劲，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孩子们。林在在鞋上抹油，用一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和街口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林语堂对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比如他告诉孩子们，在浴缸里洗澡之后顺手用水抹一下浴缸，便不会留下圈子，他也起劲地这么做。
1938年林语堂全家离美旅欧，羁留巴黎时，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欧洲形势十分紧张。当他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语堂有5天时间停止写作。当事件平息后，林语堂又幽默起来了，他说，他要写一张个人损失的清单，损失5天的工作时间，按每天100元计算，共计500元。他要希特勒赔偿这笔经济损失。
林语堂游西湖，看见博览会塔，心中大为不满，以为好似美人脸上的一点烂疮。他说：“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其放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
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地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有朋友问：林语堂，你是谁？林语堂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林语堂很崇拜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李香君以弱女子之身，怒斥魏忠贤的干儿子们，语堂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终日带在身边，并提了一首“歪诗”，是一首六言的打油诗：“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己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的方法，我的病就会好了”。林语堂最喜欢吃烤牛肉，而且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为了这事，他妻子时常笑他。有一天夜里，他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和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还觉得不够。为此，他幽默地对家人说：“昨天夜里我觉得很饿，不知道是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更不能入睡了”。思想斗争的最后结果，他还是起来了，独自在厨房里吃了一些他爱吃的东西，被妻子瞧见，在一旁忍俊不禁。所以他最讨厌一件事，就是人家在八点或八点以后请它吃饭，如果有人在这时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和家人吃过饭才去。
林语堂从小热衷于发明创造，梦想当发明家。他学了虹吸管原理，就花几个月时间琢磨在自家菜园里搞自流灌溉；13岁时到厦门读书，第一次乘轮船，就盯上轮船的蒸汽机，立定不动，凝神察看，从此对机械着迷；中学时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弄得中文竟不及格；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注册文科而未入理科，完全是一种偶然。
林语堂在50岁以后，开始专注于发明。他用了三年时间，花费了全部的外汇储备10万美元，于1947年终于发明了只要打3个键即可成字，一分钟能打50个汉字的中文打字机。先生为这发明几乎“倾家荡产”，由于战争因素，虽然1948年就取得专利，但一直无法批量生产。先生曾改良他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历时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除了打字机、词典，先生发明的“自来牙刷”手绘草稿、“自动门锁”草图和自动打桥牌机等，都令人惊服先生创意无穷。先生还为夫人设计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座椅，在当时，堪称相当前卫。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展现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部作品原是用英文写成的，英文原名为“Themomentin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先后出现了几种译法。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人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之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moment”译为“烟云”，真是神来之笔，其中既巧妙地交代了时间，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四个字浑然一体，端庄凝重。
第20节
林语堂将自己的传记取名为《狂吠的专家》，不料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作为林的身份编了进去。潘光旦说：“这编辑有改正的责任，否则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名人录变做滑稽列传了。”
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但不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名“林语珠女士”。
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其稿费充作葬仪。
林语堂在美国讲学，有两个哲学学会不谋而合，都指定他讲的题目是“孔夫子与林语堂”。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约，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作为题材，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内称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此“洋人”，原作中为“西人”，指山西人。
林语堂曾遭受了“性骚扰”事件。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语堂住在郊外。他的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有点色情狂的倾向。她每时每刻都在抽烟，就着咸肉喝啤酒，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林语堂，事无巨细地讲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还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那位寡妇还给林语堂看她作的诗，存心引诱林语堂。一次，林语堂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林语堂进去扶她。林语堂吓着了，赶紧叫翠凤代劳，寡妇就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起来了。
林语堂受赛珍珠的邀请去美国，途中，“胡佛总统号”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语堂打算带着妻子女儿好好游览一番。哪里料到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旁边站着二十来个人，面色着急地翘首以盼。林语堂一露面，欢迎者涌过来，按当地的习俗，给林家献鲜花编成的花环。林语堂和廖翠凤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语堂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各色的热带鱼在浅红色的珊瑚丛中穿梭，色彩缤纷，煞是漂亮。晚上，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看土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语堂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目的那位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你们是做什么的？”那位先生一脸错愕，敢情双方游玩了一天，还没有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林语堂赶紧说，“谢谢！谢谢！”“打扰！打扰！”那位先生急忙回礼。略一停顿，双方旋即哈哈大笑。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语堂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横竖打不开。最后，他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孟孔武写《幽默诗人》，其中杜撰了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会为盛名所累。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导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林语堂晚年居于法国。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嘴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书展是由《纽约时报》和全国书籍出版者协会共同主办的。主办者还安排了一次作家演讲的项目，林语堂也在邀请之列。当时，他的《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高居畅销书榜首，他的名字也正风靡美国读书界。美国的读者，正欲一睹他的风采，所以，他的演讲受到读者的欢迎。轮到林语堂演讲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以风趣幽默、机智俏皮的口吻，纵谈了他的东方人的人生观和他的写作经验。那天，林语堂一反他在欧美大众场合穿西装的习惯，打扮得像在国内一样，穿一身蓝缎长袍，风度潇洒，慧气四溢。热心的听众，被他那娴熟的英语，雄辩的口才，以及俏皮精湛的演讲折服，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正当大家听得入神的当儿，他却卖了一个关子，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他的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半天没回过神来。过了好几分钟，身着华服的太太小姐们才匆匆忙忙拿着纸片跑出来，“我的问题还没问呢，林博士怎么就走了！”“我也是啊！”一片跺脚懊恼之声，林语堂听说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1939年，林语堂在美国纽约的世界笔会上发表一篇《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他说，当今德国有人把希特勒比为耶稣，由此他想起中国明朝有一位读书人倡议一说，称颂魏忠贤与孔夫子应当有相样的地位。那时惟有这样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魏忠贤的官吏全给残杀了。魏忠贤当权时与今日德国如出一辙，声势显赫，但到头来免不了自杀身亡。林语堂说：“自杀乃是独裁者的唯一出路。”
林语堂说：美国总统林肯最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讲，就是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而演讲结束后，又让人看不出有准备的功夫，他认为这是成功的演讲，因此，林语堂最反对临时请人演讲，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临时请人讲话，令人措手不及，那是多么窘相的事呀！
有一次，他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后，校长请他到大餐厅和学生们共餐。校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临时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语堂很为难，无奈之下，就讲了一个笑话。
林语堂说，罗马时代，皇帝残害人民，时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给猛兽吃掉。这实在是一件惨不忍睹的事！可是，有一次皇帝又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让狮子去吃。这个人胆子很大，看到狮子却不十分害怕，并且走到狮子身旁，在狮子身边讲了几句话，那狮子掉头就走，也不吃他了。
皇帝觉得很奇怪，狮子为什么不吃他呢？于是又让人放一只老虎进去。那人还是毫无惧色，又走到老虎身旁，也和他耳语一番。说也奇怪，老虎也悄悄地走了，同样没有吃他。皇帝诧异极了！怎么回事？便把那人叫出来，盘问道：“你究竟向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
那人答道：“陛下，很简单，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一番！”说罢就坐下了。哗，顿时全场雷动，得一个满堂彩！校长却弄得啼笑皆非。
林语堂生平演讲无数次，每次均在伴着喝采声和鼓掌声中，走上讲台，可是有一次演讲，却被人“轰”下台去，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演讲失败。世界笔会第三十六届年会，在法国举行，当轮到林语堂发言时，他向主席要求讲十分钟，但主席却拒绝了，说别人发言都是五分钟，不可破例。林语堂则说五分钟我不讲，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于是马去找大会主席，商量并请求，主席终于答应可讲十分钟。马又去找大会秘书长，秘书长答应说：“先安排十分钟，如果林语堂讲满十分钟，尚未结束发言，则仍可讲下去。”
林语堂接受了这个安排，便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他讲得也很投入，不知不觉，已讲满十分钟，主席说时间已到，请林语堂结束发言，那时与会者，正听得入神，对主席的粗暴极为不满，于是一致的热烈鼓掌，希望林语堂继续讲下去，这时主席显得很尴尬，只得默认答应。可是林语堂却发怒了，愤而不讲，迳自走下台去，因而永远留下“半截”精彩演讲的一幕。
第21节
在美国成名后，时常有大学请他去演说一番。林语堂基本不拒绝，美国的演讲费高，兴趣和赚钱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他写演讲稿是快手，礼拜一晚上的演讲，他总是磨蹭到中午，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一袋烟吸完，腹稿也打完了。穿着打扮似乎更费时间，妻子廖翠凤要他以最好的形象示人，他却像不愿上学堂的小学生，跟父母拧上半天，最终还得照办。有一回，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去讲中国文化。他从衣食住行谈起，一直讲到文学、哲学，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美妙绝伦。在座的是年轻气盛的美国青年，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说中国的好，一个女学生实在忍不住，手举得老高，语带挑衅地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话音刚落，林语堂微笑着徐徐道来：“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举座喝彩。大家都扭过脖子去看发言的人，女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林语堂会来上这么一句，窘迫得脸色绯红，羞答答地坐下来。
林语堂携翠凤1962年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来听的人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演讲者是人越多越兴奋，越容易出妙语，林语堂也不例外，他留下了最广为传诵的一段：“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喜欢演讲，可太多了也腻味。尤其是到台湾定居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王妈妈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语堂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
教学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语堂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