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英国去读法律
我一面担心金耀的情况，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学业和对芝的感情越来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莱佛士学院读完文凭课程，我并不乐观。学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课，我还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毕业，算起来就要浪费两三年的时间。我跟母亲商量，如果动用她的积蓄和首饰，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赚到的钱，家里就负担得起我和金耀两人到英国读法律课程的费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
1945年10到11月间，我介绍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管理员，使她当了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脚楼，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经常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中途停下来，到欧思礼路圣诺犹太教堂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心。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分部过去就设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头宽裕，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一辆战前的莫里斯牌汽车，换上了来自英军的部件。后来生意比较好，几个月后我把它卖掉，赚了一笔，换一辆经过修理的战前的福特牌V8型汽车。在日治时期，这辆汽车很可能是日军将领使用的。
除夕我带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振裕园是李浚源夫人在海边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峡土生华人的老前辈，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同年，即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
3月间我写信给中殿法学协会，附上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回信，说我亲自报名就会录取。当时开始有船开抵丹戎巴葛港，载英军回国复员。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我见了他的一个下属。我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很少本地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和用法都不成问题，又不带浓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难题，告诉他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耽误了我五年的时间，如今中殿法学协会录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学协会的来信，说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国去。对方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在忙碌奔波准备离开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我跟母亲一起到处寻找能顶得住英国冬寒的毛衣。我们在双溪路结霜桥旧货市场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双溪路旧货市场战前是买卖贼赃的地方，战后又活跃起来，专门售卖从英军那里弄来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国当局送给复员回国的英军的物品。母亲买了一个四角有金属保护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张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两件运动衣、两条法兰绒裤和一套皇家空军巴拉瑟亚军服呢大衣全塞了进去。皇家空军大衣是向谐街最好的裁缝定做的。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有几个学生带了英国妻子回来，往往闹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兴，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两口到英国定居，因为他们无法在英国殖民地社会立足。在殖民地社会里，人们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是公开冷淡疏远他们。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狠，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将来不大可能带个陌生的英国女子回来，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似的友善亲热。
我曾经告诉过母亲，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莱佛士学院英文和经济两科考试成绩压倒我。在我们制造胶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见过芝，到过她的家。芝的父亲是银行家，在华侨银行办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亲和祖母一样。芝的母亲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土生华人，跟我母亲一样。我们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样的语言，传统习惯一样，食物也一样。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学受教育，16岁考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进入莱佛士书院一个特别班，准备争取女皇奖学金，可惜没争到。她后来告诉我，她在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是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1940年她进入莱佛士学院。我们在晚宴上和野餐时见面。当时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读第一年，适应方面有些困难；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还不想找对象。我们偶尔在社交场合和讲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关系谈不上亲密。1943年到1944年，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经历了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我身心都成熟了，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关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有书就看，而且随时可以参与制造胶水的生意。
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 作者：李光耀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的航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没它这么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约有40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这艘船，就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两个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我事前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到伯爵阁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位，有如在"大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30英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明书(当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是中殿法学协会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学协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的临时房子里，没有餐厅。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纳姆考特路。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也有热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多了，马上搬进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带了泳裤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的，也许比新加坡的海水还温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炸，于是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竟然会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续租房子。我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阁那么邋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发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就是瑞士村地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业因此中断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肃认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学院爆满了，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气的人最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们没打过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学的学额。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辅导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顿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学院内还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向殖民地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最好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物、种族、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识，以及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个大数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煤气圈。我得把几个先令塞进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票进餐的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我也不晓得怎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也还没有人撰写有关如何在大卧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东西的书。
我有过惨痛的经历。煮牛奶溢了出来，熏咸肉、牛排和肉块煎得缩水，在房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冒着天寒打开窗户和门通风，几个小时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学院餐厅的午餐都使人发腻，难吃得要命。为了换换口味，我有时光顾莱昂街角餐馆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样腻人：冷肉煎饼面多肉少，否则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肠。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圆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许多英国白领文员一起搭地铁到瑞士村地铁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她们教我到哪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用于衬衫和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L·威廉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学位。我向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大学生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著作，公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和进口货征收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长。倡导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费边主义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那是有关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学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最优秀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最差的学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种强求一致的主张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待过之后，剑桥是另一番天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私人汽车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授都骑脚踏车，包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师。后者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多年来由学生们一手转一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我跟大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我精神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件连帽粗呢风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传统方式烹调，谈不上可口，但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比目鱼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盐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咽，还有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期患过轻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能到剑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学的多数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进入第二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还有几个学生来自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对我没听过的课做了很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伦敦第一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背景，所以必须修英国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剑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跃。我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感到高兴。同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备进去吃午餐时，他看见我，停下来祝贺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满意。1946年12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参加军队而已。你得出人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拿不到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一等荣誉。"当剑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来。
传来最好的消息
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那是军方剩余的旧物资，样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却不错，花了我60英镑。突然之间，我变得能够快捷地来来去去。我到剑桥乡下到处兜风，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观光。遇到农民竖立告示牌招请工人来采樱桃或草莓也欢迎其他人来买的地方，我会停车下来买。6月底芝写信告诉我，她考到了一等文凭，现在大有希望赢得到英国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我有把握她会赢得奖学金。临近7月底传来了最好的消息。芝从新加坡拍来电报说，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但是在1947年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剑桥来。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他年近50，长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经验，来来去去的学生多的是，他都见过了。他知道学监喜欢我。我告诉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很聪明，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
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月1日他写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设在卡姆河畔银街附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在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他们查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试成绩副本。
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上，我依约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得一等成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样。巴特勒小姐戴眼镜，头发银白，有点富态，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把她给逗乐了，她很想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接受你入学。公函随后就寄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我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见到她，我兴高采烈。我们立刻启程，坐火车到伦敦。在伦敦，事前我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牛律牌汽车，我驾车载着芝到处观光，甚至在当天带她到布赖顿看铺满小石子的海滩。在伦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车还给同学，两个人坐火车到了剑桥。
学监的回信
这时我已经适应了剑桥的生活，虽然老马识途，但还是遇到新的问题。菲茨威廉的初级导师兼财务总管庞兹分配给我的房间，是在剑桥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吓呆了。格顿学院是在市镇的北边。我千方百计物色离芝比较近的房间，始终找不到。庞兹不讲情，我向学监上诉，他的回信语气很慈祥，但不乏一丝冷冰冰的幽默：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或者说是妻子吧，因为你显然希望她会成为你的妻子。实际的路途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我们会尽力跟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会顺其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诚的
W．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找到一个房间。哈里斯上尉养马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等其他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文化震荡"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苦。何况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可以修读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莱佛士学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当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一帆风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有讲师们的奇腔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去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东。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近接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是华人，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的名字叫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可以当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在。对我这个来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当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院旗，是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桥学生联合会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特别是同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英国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英王与帝国"。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要政党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这种联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因为他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也没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能力这一课题展开辩论，声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所配的眼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付钱，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着优雅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表格上签名也省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说，许多法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得多。我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这期间物资仍然缺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凭配给票购买不可。
当时我年纪还轻，满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负担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这么一个平均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他能够从共同资源中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不是他应该怎样工作，为共同资源做出贡献。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负担的沉重。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之前，我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开拓税源和创造财富。因此，当时根本无法谈论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
这期间，我从家书和英国报纸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发生麻烦了。马来亚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有所闻。到1948年6月，马共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马共游击队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公开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无力、毫无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会提出的各种纲领时，我一定出席。
难得的教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开明。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词，指保守党"连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国民保健服务法案在国会通过。工党也替地方当局兴建了许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们是靠政府大量津贴，才能把租金压低的。工党也扩大福利的范围，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顾到所有不足以应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记忆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穷二白之前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奢侈的享受。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关系到如何确保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使得权力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我们把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拿来同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新马人民大多数没受教育。报纸软弱无力，对基本问题一概不理，只管报道重要人物的来来往往。所谓重要人物，多数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们之间的本地人。总之，新马的情况显得落后，前途未可乐观。
注：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 作者：李光耀
第十章 有个奋斗的目标
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这期间，我和芝讨论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并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最好趁12月圣诞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亲征求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学院的学监就给我写过信，提醒我这一点。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表示异议。但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便依照手续结婚了。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摄政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我要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芝在应付第二年的课程时有点困难，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见曙光。1948年5月，考试又到来；6月，成绩在评议会大厦公布。我在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芝在法科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星期。
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处积满污垢，阴沉一片，经过德国四年的占领，情形更糟。幸亏德军司令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时没把整个城市摧毁。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人显得很穷。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自豪和有组织。巴黎的公共交通比伦敦差得多，双节长巴士看起来又古怪又笨拙，转弯时不容易操纵。交通一片混乱，司机的态度都很粗鲁。法国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时，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排队。他们在车门口推推搡搡，上下车都乱挤一通，甚至他们在说"对不起，先生"时，也使劲把你推到一边。巴黎的地铁，票价比伦敦便宜许多。但在1948年那个时候，一般列车都很肮脏，通风设备又差，空气不新鲜。车上的乘客只顾自己，很少替别人着想。在伦敦，男士会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女士，年轻人也会让位给老年人。我离开巴黎时，心里对英国人更加敬佩。在社会准则和政府给人民提供设施方面，法国肯定比英国低几级；所谓设施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
然而对讲究吃的人来说，法国餐是顶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别美，酱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简单的凉拌菜，也蛮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红又甜的番茄为料，加上少许橄榄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国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过。尤其是法国面包，比英国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国的标准菜肴了。
我们乘夜班火车从巴黎到日内瓦去。醒来时，只觉得空气很新鲜，气候凉爽。日内瓦真是个洁净无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车很少，来往川行的有轨电车都很干净；鲜花正在灯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浇水的)。我们下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战前这家旅馆的住客显然都是英国人)，所有的床都铺上美丽的白被单，还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净净，但是价钱一般比法国要贵。瑞士还是那么纯朴，战争既没使物资匮乏，也没带来污秽、阴沉的景象。
我们从日内瓦往南走，到洛桑和卢加诺。我们越南下，所见的城市就越肮脏。从同行的游客口中，我们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处散发着臭味。于是，我们决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馆预订的客房，而在卢加诺多住几天。我们从一家收费较便宜的旅馆转到另一家叫"辉煌"的旅馆。这有什么不好?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在卢加诺痛痛快快地过了五天。每天面对着壮丽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务，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纳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处的职员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华人。我说："是的，不过，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对方说："啊，蒋介石。"他不晓得我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我并不以蒋介石为荣，因为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中国大陆。其实我已料到欧洲人会一成不变地把我看成中国人。我们这几天所过的，依然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假期，观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滨。我发觉瑞士人很守纪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讲究实际，而且待人态度得体，礼貌周到，只是不够热情。他们不会要求你帮什么忙，反过来他们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总之，他们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从美国到英国来，跟我们在一起。他随身带着精美昂贵的尼龙丝袜、可以快速晾干的衬衫以及漂亮的行李--这一切都是在经济紧缩的英国买不到的。美国看来像个物产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话中溢流着牛乳和蜜糖的丰饶羊角。因此，我早年对美国的印象是，一个资源丰富、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但是，我却跟英国人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他们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鲁莽急躁，过于雄心勃勃，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0月，我们开始修读最后一年的课程。我们井井有条地做功课，并埋头苦读。上课听讲，撰写论文，做作业交给督导审阅，也到图书馆读书，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我租用的房间里温习功课。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读书。有时在周末或傍晚，我会骑脚踏车到格顿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请杨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刚到英国修读法科。有时，我把一个星期配给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黄油面条、鸡肉(取代猪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条"，吃起来也蛮可口。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而且同有关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我能够请剑桥大学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导辅导我，他们都是三一法学院的研究员；三一法学院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主要法学院。第一年年底我考获一等成绩之后，就能够说服他们做我的督导，虽然当时我是菲茨威廉的学生。这些督导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导是特雷弗·托马斯，他心地很好，脑筋灵活，条理分明。
我同几个英国学生结交，他们多数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其余的修读法学的各种分科，后来成为国际法、比较法和工业法的杰出教授。他们是一批聪明绝顶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正式辩论)，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见习律师似乎抓不到有关法律问题的细微点。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脸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时，对我赞誉有加。但是，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联合会的任何辩论会。我认为这么早就道出心里话，是不明智之举。等我们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反动的老头子，但他教的却是经济学。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知道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才会增长。又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是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6月，就在我们快要离开剑桥的时候，一天早晨他邀请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轻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着我说道："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彻；但他也晓得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不罢休。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览观光。但是，我们对法科的研究还没完成。要在新加坡当律师，单靠剑桥大学的学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英国取得普通律师资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办案的律师资格。我们于是加人中殿法学协会。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四个法学协会之一，负责教导法科学生和鉴定学生的律师资格。
我们旅行回来便设法住在伦敦，不久找到了一个居住单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旧住所不远。可是在芝方面，家务和学习总是难以兼顾。于是，我们决定不上法学协会的课，留在康沃尔的廷塔格尔独自苦读，准备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一座庄园旧宅里度过几次假期。这座旧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个儿子协助管理。梅勒太太为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对我们的饮食照顾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们两个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个住客。我们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情。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从剑桥买来的，它给我们带来许多轻松欢乐的时刻。我发觉收音机比电视更能起刺激作用。我们听过好些节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讲座"，由罗索主讲，讲题是《权威与个人》。罗素老人的声音优美，带点旧式的声调和发音。他的讲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简单高雅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晚饭后则有《又是这个家伙》的轻松娱乐节目，由托米·汉利主持。他所讲的笑话逗人发笑，不下流，有趣，不谈性，也没有双关语。
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除了假期以外，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加以场内多丘陵又多风，像我这样一个笨瓜，有这么一个球场，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费许多时间寻找打失的高尔夫球，却往往找到别人打失的，质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们煮，味道倒是挺鲜美的。
马来亚大厦里的谈论
我们在中殿法学协会勉强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为了要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每个学段必须在协会的餐室"进晚餐"3次，这是所有学生都必须遵守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乘坐7个小时的火车，到帕丁顿车站。但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布赖思斯顿广场的马来亚大厦，会见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朋友。我们所谈的，是留学伦敦的英国殖民地学生所喜欢谈论的课题，那就是我们未来的自由斗争。在我的莱佛士学院同学当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如吴庆瑞和杜进才。
吴庆瑞是我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理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理学士课程。他们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而论坛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采取反殖立场，但主张非暴力，同马来亚共产党毫无关系。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如伍德罗·怀亚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却被共产主义事业吸引。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从未及格，剑桥大学学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伦敦，出版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我打电话约他会面，他约我在《每日工人报》办事处外见面。《每日工人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设在舰队街附近。我带着芝一起去。芝认识他，原来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个怪人，不直接到我们能够谈话的地方，而是带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狭窄的街道，毫无必要地东转西转，最后才在一个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来。这地方显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气息。开始时我们讲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话，接着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所有共产党人都把他们统一战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一举吞没，并且引用共产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做例子。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深信共产主义事业比他们的优越。我认为他完全脱离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美梦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一两个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们到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那个周末，刚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们下榻的旅馆，大门小门从早到晚一直砰砰作响，使我们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功课。但考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为不在伦敦而付出代价。因为不在伦敦，我们没听有关讲师讲课，而这些讲师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们根据所教的新个案出考题。没有人获得一等文凭。我考获二等文凭，名列第三；芝则考获三等文凭。不过一切还算顺利。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为我服务的英国男女，他们也许觉得服侍一个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损尊严。有些女房东尤其刻薄和顽固。可也有像廷塔格尔的梅勒太太和伦敦中国协会的管理人杰克逊太太那样的英国人，她们待我非常好。我负笈英国数年，最难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逊太太。会所设在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是英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协会向所有华族学生开放。会所靠近伦敦市中心，我觉得对华族学生最为方便，何况地方又是那么清静。
杰克逊太太对所有学生都很友善，对我一开始便特别和蔼。大学放假期间，由于我的地址从剑桥改为伦敦，又从伦敦改为剑桥，再从剑桥改为廷塔格尔，戈登广场16号便成为我的通讯处，也是我们存放备用皮箱或书籍的地方。我和芝在伦敦没有家，所以时常到中国协会去。我们可以在里头用热水、肥皂和干净的脸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烟灰，一分钱也不必付，只需带着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协会会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逊太太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战后初期英国物资短缺的岁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国留学生，你无法想象在伦敦租用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难和不便。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我和芝便得离开房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我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午餐和晚餐则在餐馆解决。因此能找到一个清洁宁静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简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况还是免费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1950年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 作者：李光耀
第十一章 决定做点事
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当福克斯先生让我在"威廉勒伊斯号"头等舱苦等的时候，我走到甲板上向父母亲、天耀、金满和祥耀等家人招手。他们跟几个朋友，包括韩瑞生，到码头来接我。芝的家人也在等她。但是我们下船后，便各自回家。她跟着父母亲回到巴西班让，我则乘坐一辆由马来车夫驾驶的蓝色史都巴克牌旧轿车，回欧思礼路住家。这辆车是母亲买给我的，连车夫也雇好了。母亲经营一间寄宿公寓，又是多个银会的会头，生意搞得不错。当年在华族家庭主妇当中很盛行搞银会，因为参加银会比向放债人借钱要光彩些。
最初几天我觉得很不舒服。在英国四年，我适应了凉爽干燥的气候。8月份新加坡的高温和湿气，使我感到很困倦。最初几晚难受极了。我把睡房里的吊扇调到最快，把两扇落地长窗打开．房门半掩，让空气多多流通，还是无济于事。最初几晚，汗水湿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淋浴并更换睡衣，搞得筋疲力尽。由于我没有适合在热带穿的衣服，白天也跟晚上一样热得浑身很不舒服。
可是新加坡也有许多好现象。自从1946年以来，它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街道上汽车多了，商店里物品丰富了，食物也增加了。本地的饭食尤其可口，我已有四年没尝过。虽然"威廉勒伊斯号"邮船的菜肴跟过去英国的普通伙食相比已经大有改善，却还是缺乏海峡土生华人用大量香料烹调而成的菜肴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滋味和特色。
我外出探望旧雨新交，重新建立联系。一天，我拜访了一位在司法部门任职的朋友，正要离开最高法院时，遇见著名的海峡土生华人律师王长辉。本地报纸曾经报道我回来的消息，而且对我和芝在剑桥大学取得优异成绩也做了显著的报道，这引起王长辉的注意。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到他和黎觉所设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当见习律师。我表示有兴趣。他随即安排我第二天去见他的资深合伙人黎觉。
黎觉是英国约克郡人，大约60岁。他是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后，30年代初期开始在新加坡执业，他后来娶了一个华族女子为妻，婚后没有生育，领养了几个华族小孩。他才智出众，脾气暴躁，但是声音很小，这跟他的矮胖身材和肥大脑袋相比，显得很不相称。他发怒的时候，满脸通红，说起话来几乎语无伦次。他精力旺盛，一天到晚满头大汗，只好用一条大手帕抹了又抹。他建议我当他个人的见习律师。这样，我将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架大型冷气机散发出冷空气。冷气机噪声很大，但够两个办公室使用，所以相当凉快。在英国时，我决定不到律师馆实习以获得执业律师的资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后，我得实习一年才能获得执业律师资格。这期间，黎觉每月给我5OO元薪水。
我几乎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几件适合在热带穿着的衣服，有白斜纹布长裤和轻便的泡泡纱外套。我也买了几件棉质网眼衬衫，能透风，但同样无济于事，我还是汗流浃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来，总是浑身湿透。但是，带着浑身臭汗进入黎觉通风良好的冷气房间，后果也很糟糕：我因伤风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学会每次回到办公室，先用冷水洗脸，等到身体转凉后，再换上我留在那儿的干净衣服。
冒失青年上门提亲
我有了工作之后，第二项任务就是拜访芝的父亲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当时担任华侨银行总经理。他通过函授课程，自修会计学和银行学。他不是靠裙带关系也不是靠金钱升职的。他全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我恳请他把女儿嫁给我，并同他商量结婚的日期。他听了惊讶得发呆。他一直以为我父母亲会通过传统的方式登门造访，向他提亲，没想到这个冒失的青年竟然亲自上门来求亲，而且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同意。不过，他没有当面说我什么，只是后来在芝面前发了一阵牢骚。我们同意先订婚，到9月底才结婚。黎觉在报上看到我们的订婚启事后，表示愿意聘请芝为见习律师，薪水每月500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芝，她马上接受。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太方便了。我们两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见面。
1950年9月30日，我们秘密结婚将近三年之后，在婚姻注册局举行第二次婚礼。芝接着搬到欧思礼路38号。母亲给我们买了一些新家具，我们正式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了。但是芝却觉得很难进行自我调整；她现在必须适应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亲、妹妹和三个弟弟以外，还有几个印尼来的亲戚。这几个亲戚寄宿在我家，帮补了母亲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以便继续练打高尔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国廷塔格尔所学的球艺能够保持下去。一段时间我很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一天下午，尽管下着雨，我还是跟芝一同驱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来到汤申路时，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车突然滑向一边，掉头转了个弯，滚了两滚就翻倒在柔软的草坡上。我吓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样。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我们很幸运，没受一点伤。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才翻落在路边，汽车势必撞向一条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湿地上，我所热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终了。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丧气，甚至义愤填膺。权力集中在总督、辅政司和律政司手里。他们聚居在象征权力的总督府范围内。总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楼里，也就是总督府。辅政司住在仅比总督府小的洋楼，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楼。至于副辅政司和总督的私人秘书，则分别住在另外两座洋楼里。这五座建筑物之间每天都有24小时的私人电话驳接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的政府权力中枢。总督之下设有一个立法议会，25个议员当中只有6个是当地选出的。其余不是由英国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员担任，而以辅政司为首。1951年，民选议员人数增加到9个，但是他们没有决策的权力。在民众眼里，他们毫无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会或立法议会选举，投票人数都少得可怜。
我的老板黎觉是新加坡主要政党--进步党的策划人，该党的领导人多数是30年代在英国念法科或医科的留学生。他们对英国的价值观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样，凡是英国的东西，样样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这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能力，更没有信心。
我在英国期间读过伦敦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驻东南亚通讯员帕特里克·奥多诺万的报道。他形容旧一代的亚洲留学生，不论在情绪上或心理上，都不会为自由而战斗。他们的出发点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个独立国家，需要再累积多年的经验才能办到。我认为他们既然不能站起来争取本身的权益，就别提站起来跟英国人对抗了。本地唯一有势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担任新加坡书记与行政职工联合会的秘书长。
这些政客发表的演讲都因循苟且，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每当他们说出任何批评殖民地官员的话时，却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贝思形容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书处工作，我每次晚饭后到政府宿舍探访他时，两人总是把满腹牢骚尽情发泄。他是个欧亚裔，身材魁梧，说话缓慢，走起路来慢吞吞。他永远忘不了英国人对他的侮辱，很讨厌民事服务中一些英国同事的作为。
我决定做点事，以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别是吴庆瑞和杜进才，早点从英国回来。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经解散了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过去的主要左翼领导人约翰·伊巴事先没通知便跑到欧思礼路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阔谈了半个小时。我问他，对于新加坡不能成事的宪制政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政党，做点实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挑战。他不置可否，说道："你知道，紧急法令正在实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从林丰美那里得知我们两人在伦敦会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
1951年1月，报纸报道有关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产党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者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巴、新加坡教师公会秘书蒂凡那和马来文日报《马来前锋报》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这是紧急法令下的拘留权力，第一次用来对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团。
事实很明显，马米亚共产党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争取到新成员。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担任选举代理人
我继续在律师馆工作，跟随黎觉到最高法院处理他所办的诉讼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场合，却叫人受不了。他带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时，总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机场旅馆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过英文报纸对政府官员施加若干压力，但他们不是新加坡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我感到极度不安。我把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贝恩讨论过。我必须继续我的律师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师生涯中，是否能够打开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门。
一个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见习律师期结束了。为了参加获颁律师资格的仪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装，再披缀有白色垂片的律师长袍，而我还得加上一条翼状硬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新加坡律师公会共有会员14O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师获准人会。一位备受敬重的欧亚裔老律师雷内·伊巴代我们提出入会申请，并发表措辞优美的简短演讲。共产党秘密党员约翰·伊巴就是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由于我出生证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没法子叫中殿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剑桥大学文凭和律师证书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决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我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这一次，我成功了。从此Lee Kuan Yew便成为我在公开场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张，并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此后，报纸报道我出庭的新闻时，都称呼我为Lee Kuan Yew。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开始涉及政治时，偶尔看到报上称呼我Harry Lee，总是有点生气。在政治上，这种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到60年代中期，我经过政治的磨炼屹立不倒后，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反映我的为人和价值观，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个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诞生，我请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译给他取名字。这位翻译帮过许多律师的孩子取华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龙年正月十五日，是农历最吉祥的一个出生日期。因此我们决定给他取名显龙。他是个瘦长的婴儿．体重约37O0克，绘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 作者：李光耀
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密"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工会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我们不在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这场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新加坡虎报》，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态，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社论，对争取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巧妙的辩解，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联邦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邮差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的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有力的。我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结果，使我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过后，在他的报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报》起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工就会变成闹剧，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解决了。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邮差罢工胜利是个转换点。在这之前，非共集团由于害怕紧急法令也会限制和妨碍他们，一直不活跃，合乎宪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众行动能摆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给他们壮胆。
□ 作者：李光耀
第十三章 扩大联络网
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下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
我和芝取得律师资格后，黎觉准备分别跟我们两人签署为期三年的合约，聘用我们为助理律师，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两年半后有全薪假期六个月。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的待遇是优厚的。邮差罢工结束后，我到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芝则处理产权转让业务。这期间我获准到马来亚联邦执业。
1952年9月，一个清瘦的马来人到我办公桌前来。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长，跟一般马来人不一样。我的办公桌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一个角落，只用书架分隔开来。这个马来人的英语说得不错，但说话有点犹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绍，名叫尤索夫·伊萨，是《马来前锋报》的东主、总编辑兼董事经理。他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颠覆分子一起关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将进行审查，他问我愿不愿意替沙末辩护。
当时所有毫无希望或近乎绝望的案件，最后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劝说政府相信这个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暂时可能跟共产党人在一起，但最终即使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会成为共产党的竞争对手。
我当时觉得，向政府施加压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决定找负责这起案子的政治部官员，了解当事人的真正情况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样的证据。凑巧遇上了警监柯里顿。柯里顿主管政治部印度组和受英文教育组。他是个专家，曾在英属印度做过类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
我和柯里顿碰过面。他研究过我的档案。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欧思札路38号找我聊天。他说，他读过我在伦敦的活动记录，想见见我，以了解更多有关林丰美等共产党人在伦敦的情形，以及他们对新马学生的影响。我把对林丰美的看法告诉了他，也对他说共产党人在伦敦不大可能影响新马的受英文教育者。与此同时，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对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青年节的怀疑。我说，我的弟弟金耀参加青年节只是为了好好度假，他"对政治的兴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这个说法被收进了政治部的档案。
这一回我是到罗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顿的办公室见他。他很坦率。他说沙末是个聪明的马来人，非常活跃，是一流的活动家。我问他沙末是不是共产党人，他答说"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共产党人"。听起来案子自然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他继续说道："但是人们会成长，想法会随着阅历日深而改变。影响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会见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师都得到这个便利。那是个工作日的下午，20分钟的航程很愉快，随后是从登岸码头沿着小路和阶梯走20分钟到岛的北部。在苍翠的老淡布苏树之间，散落着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脚楼。离四周军营似的用铁丝栅栏围住的鸦片戒毒所不远，一座浮脚楼也围着带刺的铁丝栅栏，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营的警卫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苏树下放了一张木桌和两把木椅，我在那里等候。一个印度警卫到浮脚楼里带一个马来人过来。这个马来人个头中等，身材修长，有点瘦，特别是脸部，走起路来步履敏捷。他戴着墨镜，八字须修剪过，一颗门牙断了，看起来有点阴险。他烟不离手，看上去激动得很。
我告诉他，是否被释放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会继续成为共产党人。假如是的话，多半会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释放后他显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以后可能就不再理会他。他发出一阵狂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被拘留的共产组织成员。他们决心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们有信念，有力量，为了事业能忍受穷困，是什么心理、什么心态和什么动机使他们这样做，我那时一无所知。
沙末案子的审查是在法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不许宣扬。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是马共属下组织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领袖之一。我申述说，他基本上是个反殖民主义者和马来民族主义者；作为马来人，他接受不了由华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沙文主义号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给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么话也没说，审查不到20分钟便结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几个拘留人士获释，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过铁丝栅栏看到蒂凡那时，他戴着一副角质眼镜，只穿短裤和日本式树胶拖鞋，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又矮又胖，好争吵，显得愤世嫉俗。当沙末发现我注意蒂凡那时，他告诉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师公会的职员。沙末说："在拘留期间，你很快就能分辨谁是弱者，谁是强者。"蒂凡那是强者，靠得住。我当时想，也许如此，但我不喜欢他的好斗样子。过后不久，新加坡教师公会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绝不了，但并不热切盼望着设法把他争取过来。接下来我再遇到柯里顿时，他向我介绍了蒂凡那，证实他愤世嫉俗，忠于共产主义，而且有决心。
这个时期我们一小组人，吴庆瑞、杜进才、拉惹勒南、贝恩和我五个人，一直在欧思礼路我家的底层饭厅开会，讨论成立政党的可能性。饭厅是西晒部分，因此又热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两扇门全打开了，还有风力很强的风扇在天花板上转着，仍旧闷热得难受。如果说空气叫人昏昏欲睡，我们却精神焕发。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我们也需要他参加，因为他可以让我们跟说马来语的世界沟通，通过《马来前锋报》向马来群众传达我们的观点。
经过两次会议之后，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个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我们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局势和能够采取的政治行动。
英国人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他们了解压力正在增加。1953年，总督委任英国前驻比利时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个委员会，检讨新加坡的宪制，并对宪制的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议。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中，林德建议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会使选民人数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将成为新的行政会议，其中六名由民选议员担任，他们将由多数党领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门仍然留在辅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三名当然议员手上。除了在外交关系和防务(包括内部治安)这两个领域，部长会议的决定总督必须接受。部长会议只对立法议院负责。立法议院共有25个民选议席、6个官委议席和3个当然议席。总督接受了报告的建议，定于1955年4月下届选举举行时付诸实施。
我和朋友们必须立即决定要不要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选举，或是继续观望。拉惹勒南根据马来亚民主同盟犯下错误的经验教训，极力主张参加，贝恩和庆瑞看法也一样。我相信，不参加我们就会被排除在宪制领域之外，结果会落得跟马来亚民主同盟一样的下场，否则就得转入地下。于是我们开始筹备在1954年底以前组织政党，让我们在投票前有六个月的时间。
□ 作者：李光耀
第十四章 华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另一个叫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在10月开审。
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这一天，主要来自中正中学的500名华校中学生跟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游行支持一个代表团前往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警方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下令他们解散，他们不服从命令，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警察挥舞警棍进攻，打伤了一些学生的头部。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两名是女的。
第一轮审讯在6月28日进行。40名学生的罪状是不服从警方要他们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处缓刑六个月。另外八名受审的罪名比较严重，指他们阻挠警方人员执行公务。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审理，因为法官前一天对待他们的同学和判他们罪名成立的做法，显得他有偏见。他们拒绝讲话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监三个月，那是这个罪名最重的刑罚。
法庭当时关注的是，他们蔑视法律。但潜在的课题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但是，对移民社群，政府则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他们经费自给，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是从中国请来的，以原来在广东或福建省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华文。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阶梯；否则就到使用华族语言的机构找事做。这些机构是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共产党人自从1923年共产国际最先从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隐藏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立细胞组织。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新马两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新加坡的共产党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动，事实上却在招募成员，扩展势力。1952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国民服役法案，规定所有18岁到55岁的男性必须应召参加武装部队、警察部队或民防部队。1954年4月，政府开始进行登记。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军队，1200人加人民防部队，准备以抽签方式招募。但在学校里，登记工作进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华侨中学的学生向代理辅政司递交请愿书，要求集体兔役。代理总督古德为此发表文告说，豁免只能个别考虑。这导致5O0名学生游行。总督拒绝接见他们的领袖，要他们全部先行登记。
当时我不了解问题的背景，虽然知道在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有股暗流在酝酿沸腾。学生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得不得了，能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表示蔑视，使政府难以孤立他们的领袖，把他们抓来惩罚。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只有经过多年之后，我才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方法。许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当时也同样消息不灵和看法天真。马大学生会因此在5月18日公开对华校生的游行表示支持，要求对这次暴动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警方不适当地动用了武力。他们想法简单，跟我一样。
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学生在学校集中抗议，组织了一个55人的免役代表团，分成几组，收集受伤学生的情报，给他们提供医疗照顾，从而激起公众的同情。．
他们到处争取其他学生、家长、店主和华族地方领袖的支持，事实上是争取整个说华语或方言的华族社会的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是一发现警方找麻烦，他们便集中在学校或工厂，闭门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人们的注意，争取同情，蔑视当局，刺激政府"迫害"他们。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中华总商会一个12人代表团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他们变得重要起来了，华族社会的长者前来恳求他们，答应为他们出头向当局说情。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就向中华总商会施加压力。总商会于是把年中假期提前两星期。商会代表首先得为学生向殖民地政府转达他们所提的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国民服役，无条件释放48名被控候审的学生，公开调查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让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学，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那是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前去责骂子弟，强迫他们离开。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 作者：李光耀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东姑与陈祯禄的分歧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姑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姑则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姑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姑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姑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姑穿马来族礼服--扣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职业是承包商，在榜鹅区生活过，当地人都认识他)。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支部，没有基层领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虽然他所提的是马来亚学生，但是反对我的人都决定不再提这个问题。他们知道，伦敦在必要时会追溯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以纠正事态而不至于让荒谬的规定引来不愉快的政治纷争。正如我当时指出，约翰·伊德在英国出生长大，在新加坡住满七年便有资格当立法议员，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除了在英国四年以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圆的。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蓝天的挑战
接着蓝天向我发出挑战，要我到丹戎巴葛区说广东话的牛车水街头会议进行辩论。我避开了，反驳说要在立法议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选人英语必须说得好，因此我当代议士工作效率会比他高。不过，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这次竞选活动，跟1951年我在加东担任黎觉的选举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是上流社会的活动，开茶会、设晚宴，招待180万人口当中的4800O个登记选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后，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1951年选举时那种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把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以及做他们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这里；鸦片窟也集中在这里。我访问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马来日薪工人宿舍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木屋，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排水系统，臭气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这个地区就想呕吐。但是在这些家庭里，马来领袖们有一个联络网，使马来人成为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人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巫统领袖，他很快就让我会见了住在那里的几百户人家的主要成员。他们答应把选票投给我。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换过，才能坐下来吃饭。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演讲者讲话软弱无力，不愠不火，内容枯燥乏味，既无感情，也没说服力。他们通常讲英语，否则就是马来语，偶尔才译成不同的华族方言。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们热情洋溢，向听众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加坡华人来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这次选举中，林清祥崛起成为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讲者。他年纪轻轻，长得清瘦，个头不高，娃娃脸，说起福建家乡话来媚媚动听。姑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在工会里的。除了华族文化，他的话题是工人受到蹂躏，帝国主义者阴险恶毒，紧急法令限制了群众的权利、言论和结社自由。他在最初两次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是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讲话总是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
方水双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不像林清样那样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没有像林清样那样的魅力。他的条件比较差。为了尽量使群众听懂，他非说福建话不可，因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社群，结果说其他方言的人也听得懂福建话；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客家人。用华语演讲者只能以35岁以下上过华校的听众为对象。我当时在拼命学华语，但开过竞选大会之后才知道，就算会说也不行。对于学福建话，我有点犹豫。许多听众听得懂的另一种语言是巴刹马来语。"巴刹马来语"是混杂语，但是各民族都听得懂，它也是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语言，只是表达能力有限，很难用来打动听众，感染力不强。
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人们前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对我印象好，希望我获胜。大约20名邮政书记在工会领袖领导下，接连多天坐在欧思礼路我家前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为我的竞选宣言写上地址，以便分派给选民。在丹戎巴葛区，邮差替我进行拉票活动，沿户分发传单。一些团体，如贩商公会，也协助我们。一些在巴刹里卖鸡鸭的贩商公会会员，曾经因为在华人新年期间把过多的鸡鸭塞进绑在脚踏车上的篓子里，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请求推事饶了他们，因为这是农历最重要的节日。结果他们都被罚得很轻。
但最热烈支持我的是客属总会和它的属下团体，如茶阳会馆，那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客家同乡的会馆。我记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欧思礼路来表示愿意帮忙，他们是大埔客(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却叫我"叔叔")。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荣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以给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以最高票数当选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许多选区里，他们分散了右翼的选票。说英语和马来语的选民选票投给了进步党；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要是合作的话，原本可以获得实际投下的16万张选票(等于1951年选举实际投票数目的7倍)的半数。
两党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色里。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我们的整个竞选活动是冲劲十足的。我们采取有效的、节节挺进的姿态，这使得进步和民主两党斗志全失。我们抨击进步党是殖民地势力的走狗，民主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剥削者，但主要目标是对准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
马绍尔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批评行动党要求立即自治太过分。"看来他们集中力量在对抗和抨击英国，他们的言论似乎不必要地反英。"这也许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感受，跟受华文教育群众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引述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依我看来，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还在谈论反攻大陆。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长的华人正在马来亚出现，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国人为法国感到自豪那样。自然还有人认为，建立马来亚国是不值得做的事，他们是那些返回中国，重新纳入中国主流的年轻学生。留下来的是马来亚人，他们的马来亚意识将会与日俱增。"他们认为我这一席话值得报告，以领会我的真正观点。
□ 作者：李光耀
第十六章 语文教育的争斗
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产党统一战线一同工作开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林清祥、方水双等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处境异常困难。虽然我不能也不会替他们辩护，但我也不能谴责他们，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就要分裂。我面对极大的压力。首席部长于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工会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动党，同时使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跟共产分子决裂。这一次，古德首先发难。他发表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他把矛头指向我："为了贪求权力…人民行动党以及暗藏在他们当中的共产党支持者和幕后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乱、流血和工潮的发生。"他又说："如果尊敬的议员相信，民主自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他就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真的反对，就请他大声、清楚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进行巧妙的诡辩。他是在暴乱发生和人命伤亡之后才悲叹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问他一句：在暴乱发生之前，他采取过什么预防的步骤?他是否问心无愧?或者是，他已经无法控制坐在他后边，指挥着行动党的武吉知马区议员(林清祥)?"
接着讲话的是约翰·伊德。他是个外来白人，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东陵区议席。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对白人，他起来讲话反而使我更容易应付。我在他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高兴的是，我要答复的是两个英国人的质询。要是马绍尔的话，"他会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个宇，而且会更加谨慎从事，更加了解当时形势的艰难和危险，也会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惧和抱负……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对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我继续以违抗的口吻说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这里来，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
在暴乱发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镜报》的通讯员解释了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面对的问题。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我说："在新加坡，无论谁想获得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场。这里的华人为中国感到异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我会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华人也会这么做。"我是希望争取到足够的华人，同我们一起投票反对共产党，支持独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只要共产党中国的成功继续鼓舞着他们，这个目标就不容易达到。
马绍尔的预言
由于我在发言过程中赞扬过马绍尔，因此他讲起话来再度显得摇摆不定，连他的支持者也给搞糊涂了。他说了以下几句话，使人民行动党不致信誉扫地。他说："人民行动党里有好些负责任、正派和诚实的人。如果他们能清除党内的共产分子和同路人--他们也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人-如果他们敢于负起自身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就可能会如他们所期望的，有一天领导这个国家赢得独立。"我和他都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预言。
可是，马绍尔却不知道由于这番演讲，尤其是他急于解决纠纷和避免冲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开了。新加坡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工会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晓得他们能够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能够利用政府来威逼雇主，获取利益，并接管资方的权力。
他们的成功已获得报偿。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会员剧增到23000名，其中以华族青年占多数。联合会中受英文教育的同伙--如今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则协助受华文教育者摧毁英国的殖民制度。他们的策略是渗透现有工会，再组织新工会。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附属团体。他们的武器就是发动同情罢工。如果有任何机构发生纠纷，他们便恫吓发动全体员工罢工。
这是要形成一个工人、学生和农民(在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统一战线，目的在于煽动工潮，把劳工纠纷变成政治争端，加深阶级仇恨和对白人的种族仇恨，激发民众蔑视当局。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通过说华语或方言的会员发展成为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之后，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把目标转向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公会、军港雇员联合会和市议会工友联合会。这些工会都属于非共组织，但是它们的印族、马来族和说英语的华族会员却准备追随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他们现在才了解原来他们也可以利用华族工会的战斗精神和恫吓发动同情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势已经恶化。9月26日他在呈给波霭的报告中这么写道："在选举期间……有人发表过分的演说，攻击政府……人民行动党的集会也挤满有组织的劳工和华校生；群众的情绪被巧妙地挑动起来。这一切导致人们不再尊重合法当局，却提高了那些……公开向政府挑战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姑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接着他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马绍尔动议中的"自治"一词改为"独立"。换句话说，他要求让新加坡立刻"独立"。这样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进步党一向是主张以温和的态度逐步走向独立的，如今他却突然耍起花招来，使进步党看来比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还要激进。我说："今天我们真有眼福，看到老鼠变成狮子这么奇特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资格，也不适合告诉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应该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长的意见，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问题变得更棘手
由于许多家长也热爱中华文化，对华校引进英文科目并不热心，这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他们要政府负担所有华校的行政费用，学校本身就必须在课程和纪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条例。
我认定不管是否切实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政策，就是实行三语制度，以马来语，即马来亚未来的国语，作为共同语，并以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和科学方面所用的语言，同时规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泰米尔语、印地语或旁遮普语则是印度人的母语。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长周瑞麟担任，其他七名委员中包括一名马来人，即地方政府部长哈密·裕末。在往后九个月里，我跟他们两人一起工作，他们颇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们一起草拟了包含我的意见的报告书。报告书也建议重新编写华校所有教科书。以前华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
这期间，林清祥和方水双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不久便对这种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代表16个工会和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端。他手头有一份人数更多的名单，凡是他能号召的人物和组织都列在上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华人许多传统的宗乡会馆吸收过去。由于这些会馆都附属于中华总商会，他便设法争取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华总商会和它的附属宗乡会馆，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 作者：李光耀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姑本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姑便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姑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姑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只好独自在政治上为新加坡寻求最大的进展，但我们还是会争取同联邦合并。"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O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在伦敦会谈全体会议开幕时，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首先发难。他以冷静、坚决的语气发表演讲，表明英国的立场。认为马绍尔已经偏离新加坡只争取内部自治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却寻求主权完整的独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询，也没同意从这个新起点展开讨论。"
马绍尔离开新加坡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此行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因此他不但不顺应时势，静观其变，反而决定勇往直前。决定再度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的独立。然而双方对这次会谈都感到很厌倦，尽管其间有过多次冗长的会议和私下的商谈，却显然不会有结果。马绍尔正在追寻--个海市蜃楼。这次会谈以惨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把马绍尔的政治狂热从新加坡政坛一扫而光。到了这个地步，马绍尔非辞职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会出任劳工阵线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长，我们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57年2月7日，马绍尔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召集各政党代表开会。目的在于拟订新宪制的大纲。一个月后，他把一份关于其他项目的报告提交议院。他的提案内容符合实际，也恰到好处：我们"将向女王陛下的政府争取自治邦的地位，对内政拥有一切相关的权利、权力和特权；对外事务方面则管理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这并不是独立，新加坡的主权仍然操在英国人手里。没有人企图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正如我后来所指出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有权任意废除宪制，他们在新加坡拥有足够的军力，能够使任何废除宪制的措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议院的辩论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动身前往伦敦时，并未大吹大擂。第二次宪制会谈离第一次会谈不到11个月，但气氛完全不同。各政党之间的歧见，在会谈之前已经消除，所有提案原则上得到各政党的同意。东姑告诉林有福，他愿意让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参加由三方面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其次，林有福根据马绍尔率领13人代表团的经验，把代表团人数减为五名，计劳工阵线两名，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他说："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不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喊"教皇万岁"。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我发现他们就在我上面，是一批唱诗班男童坐在柱子上边的圆形平台上。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
□ 作者：李光耀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选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觉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
1959年接连三个月，我在调查委员会和主持竞选工作之间两头奔忙，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选定51名候选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说华语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现在有了政治权利，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我们必须代表70万选民。
我们决定派出34个华人、10个马来人、6个印度人和一个欧亚裔。马来族和印族候选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人口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士气。当选的29个华人当中，6个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个是完全受华文教育的，7个是掌握华英双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
人民行动党按照原定计划，角逐所有51个议席。在33天的竞选期间，我们举行了6个群众大会和60到100个街头集会。竞选开始时，卜基①接受人们下注，赌看我们会赢多少席，这是个好迹象。反对党知道了，由于缺乏信心，没进行剧烈的竞争，前后的表现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工作人员和候选人精力充沛。候选人年龄多数还不到30岁，他们的演说在年轻选民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我们打破传统，派出了三名华族理发师，虽然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剃头匠和艺人、屠夫一样，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代表了铲除这种封建意识的新秩序。
在这个忙忙碌碌有时也兴高采烈的竞选过程中，我感受得到，对"非共的"人民行动党可能在新加坡赢得大选，东姑和他在吉隆坡的伙伴并非抱着友善的态度。哈密裕末在芽笼士乃举行的一个巫统群众大会上说，马来亚是反共，人民行动党是非共；马来人从来不喜欢骑墙派，因此跟马来亚合并是白日做梦。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说法是狂热的，他却极力要我公开反共。这不像是他本人的态度，于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态度强硬起来。东姑支持哪一边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吴庆瑞发表"经济政策"演讲，那是《今后的任务》这个系列的一部分。他解释新马两地必须合作。他说："作为建立共同市场的交换条件，我们可以让联邦联合管理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港口平时处理那么多的联邦对外贸易。"但是，联邦的工商部长陈修信声称"人民行动党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共同市场的主张是实行不了的。人民行动党应该认识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设法帮助竞选的另一方。后来我才觉察，他的这些看法是坚定不移的。当时吉隆坡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我们。东姑颁赐林有福"敦"的头衔，那是马来亚的最高荣衔。东姑说，虽然他自己不会参加竞选活动，但他赞成建立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阵线，并警告巫统内的亲人民行动党党员，如果他们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巫统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美国政府也不喜欢人民行动党。《海峡时报》报道说，美国商业部出版的《国外贸易周刊》预见新加坡可能左转，放弃私人企业传统，"这个可能性使人无法估计这个城市的经济前景和贸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联邦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投资环境继续恶化"。《海峡时报》选用了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这则报道。这家英文报也恶毒地反对人民行动党，跟友善的华文报和马来文报不一样。
我们会以牙还牙
《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我们举行下一次群众大会的时候，拉惹紧接着抨击《新加坡虎报》。他说，他们大谈言论自由，却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压下来。拉惹大有条件说话。1950年到1954年他担任过该报副总编辑，报社要他改变方针，否则就离开；他离开了。该报转而反对人民行动党。一个星期后拉惹把矛头转向《海峡时报》。他离开《新加坡虎报》之后到《海峡时报》工作，知道该报是由谁控制的。他说出了控制该报的四个人的姓名，他们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报业，他知道当拉惹和我说一旦组织政府就会跟他们较量时，我们不是闹着玩儿的；由于害怕人民行动党胜利，他们已经在进行准备，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员转移到吉隆坡，此外，我当时也毫不怀疑，他们决心以联邦首都为基地跟我们斗，也知道我们决心跟他们周旋。
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留下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们必须逃到联邦，在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针是受他们左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心铲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好，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喝彩。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很快，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他也会说巴刹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无论他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须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谷。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明显地占上风。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战争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理发师，后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青年团"，1954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后来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工运动分子，都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