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光耀
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姑，而是敦拉扎克。东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姑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35岁掌权心中不安
35岁就掌权，我心中不安。我没有行政经验，连自己的律师馆也让芝和金耀管理，于是决定必须了解政府的结构，对各部门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对高级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态度和作风心中有数，以便在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也要估计各部门的人力资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强最重要的部门。
我最先访问的是财政部，因为没有财政资源的话，什么事也干不了。其次是内政部。我们对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敏感和有效地应付他们，必要时能先发制人。我要知道有没有称职的官员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报、分析、想法并为我们进行策划，以便制订挫败共产党人的策略。在社会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纪律，一旦我们决定驱散示威群众或平息刚出现的暴乱，他们能表现得坚定不移、果断和强悍勇武。
执政四个月后，我在10月访问了内政部。我先向高级官员讲话以提高士气，告诉他们我预计共产党人重组后会在一年左右闹事，要求他们为应付未来的动乱做好充分的准备。警察总监名叫布列斯，个子很高，戴眼镜，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沉默寡言。他当过政治部主任，没干过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产党人造成的威胁，可能也觉得我跟共产党人太亲近，而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他手下多名高级警官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不晓得过了多久他才得出结论，认定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我说必须对付共产党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时，我是绝对当真的。
访问了珍珠山警察总部，接着到刑事侦查局，然后到政治部会见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林塞尔。林塞尔有好长一段时间当制服警官，跟收集情报相比，他更擅长于控制暴乱，给我的印象是头脑不够精明，无法了解共产党人的策略和战略。因此我决定在每星期的例会中同时会见他的高级官员，以确保直接听到他手下公安专家的汇报，不致由于经他转述而错过重要的微妙信息。这样的安排果然收效。后来，两名官员柯里顿和阿末汗的工作证明，他们是最能干的专家，经验丰富，既能巧妙地应付各种局面，又能对收集到的共产党人的情报进行透辟的分析。没有他们，政府处境会困难得多。
古德的报告
对新政府成立头六个月的事态发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份报告里，他做了总结。6月26日的第一份，以乐观的语调开始：
"新部长们都很有头脑，对政治纲领想得很多。他们的政治纲领是通过认真写成的讲稿向选民提出的。就信仰来说，他们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意识到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情况特殊，实际局限很大。他们也意识到，在一个靠通过激烈竞争赢得生意的城市里，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着提高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不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要获得成功，他们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部长们也决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动的次数。他们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庄严地献身于为群众利益而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们(因此)自称为非共，尽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们也对来自西方的赞扬敏感，因为他们认为，面临共产党人的替代领导，他们必须坚决保住新加坡左翼的华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赞扬只会损害这方面的支持。政府目前无疑正获得人口中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的热烈支持，今后一段时期，马来亚共产党不大可能向它挑战。据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计，这个时期多半会历时一年或更长。"
两个半月后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报告仍然乐观，虽然这次他列出了我的政府的缺点：
"要在这一切事态发展中认出这个政党原来是过去四年内受到共产党人渗透，利用工人、农民、华校中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不满所争取到的支持，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上台执政的极端的人民行动党，那是很难的事。但是如果认为执政的责任已经改变了这些年轻人，那将是错误的。
"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举行例常会议，自由坦率地交谈。我发现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见和执着，但一般说来很明事理，总是反应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为责备他，把我所能预见的后果坦率地告诉他。有时他能纠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问题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说来他同意我的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公务员。他的答复是，部长们必须看到自己犯错的后果，这样的学习代价很高，但他不应该监督他们，他们会吸收经验。大事上他们不成问题，而且负责任，小事上却感情用事和令人厌烦。跟他们一起做事，我们会不断遇到困难，得不断提心吊胆，容忍和谅解的能力会受到考验。但他们有潜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们一起做事，别无选择。反对党声誉扫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l1月23日，古德写了最后一份报告，也就是所谓"降旗"报告。英国总督通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国国旗时呈上最后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人民行动党的现有领导层看来永远不会公开表明自己是反共的。然而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们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看成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接近得多……
"尽管新加坡部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争取联邦部长接受他们，联邦的态度依然是不信任。总理现在意识到，在联邦现任政府的任期内，合并是没有希望的。他也了解在新加坡公开强调合并会造成政治上的难堪，引起联邦的公开驳斥。但他希望权宜之计是让新加坡宪制维持现状，确信如果人们认为合并不可能实现，新加坡为了前途而转向其他方面求援，对新马两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至为重要的……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李光耀先生控制了内阁，内阁紧密团结。不出所料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除了总理以外，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么能干。他们发现，管由政府比组织成功的政党困难得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落实所宣布的各种政策方面有了好的开始。总理叫我迟些，直到他们执政一年之后，才对他们是否称职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他过去说过的话已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必须是继续同人民行动党合作，尽量争取他们的善意和信心。这一来，我们将能协助他们让新加坡有个胜任和稳定的政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常出现的小困难和挑衅，这些小困难和挑衅我们将来肯定会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莱佛士书院念书时的级任老师那样，古德给我开的成绩单不错。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不知道如果摊牌的情形不一样，他的估计就会大错特错。
古德的"降旗"报告对即将上任的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勋爵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对薛尔克的副手穆尔也一样。穆尔在薛尔克担任海军大臣时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他原本在英国殖民地服务部门任职。34年后退休的穆尔告诉我，有关报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个月后，觉得古德的报告说得很对，负责新加坡事务的殖民部副大臣华莱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断。1961年我遇见华莱士，跟他谈了两个半小时。穆尔非常尊重华莱士。因此，英国在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时，报告起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12月2日离开前，我写信告诉他，他给女王和英国做了最大的贡献，但也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在喝茶聊天时，他一度告诉我："我们到这里是来捡好处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早离开了。"他毫不造作，因此我更加敬重他。他决定坐船回国，不坐飞机。在他登上"布瓦塞万号"轮船时，内阁成员都到码头列队欢送他。
□ 作者：李光耀
第20章 迈出第一步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台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一位英国总督离开后，我们必须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们选《马来前锋报》董事经理尤索夫当古德的继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地人。为了让联邦知道新加坡人愿意接受马来人为领袖，我们选了个出类拔萃的马来人。我知道尤索夫为人不错，生活习惯简单，行为举止得体。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充满活力，和蔼可亲，善于交际。12月3日他在政府大厦宣誓就职，正如内阁成员六个月前那样。内阁宣誓就职时没什么布置，这次却有时间列出一份按礼节排名的重要社会领袖、商界领袖和领事团成员的名单，适当地安排座位。此外，我们在早上八点举行就职典礼，那时太阳还没升高。因为过后是一个小时又15分钟列队走过政府大厦台阶前面的游行，展示了新的国旗，一个合唱团唱了新国歌。立法议员和部长们都在台上观礼，四周有群众围观。随着2万名男女和儿童拿着旗帜在自治邦新元首面前走过，各种彩色气球冉冉升空。
国旗的设计花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要红色；马来人要红白两色，那是他们象征勇气和纯洁的传统颜色。但是印尼国旗已经用了红白两色，波兰也如此。华人受了共产党中国国旗上的五颗黄星的影响，要加上星星；马来人要新月。结果我们选定新月加五颗白星，而不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一颗星。五颗星代表国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进步、正义与平等。国旗的设计是为了协调不同种族的象征和理想。
我们也对国徽的设计达成协议。国徽上有个由一弯新月和五颗星星组成的盾，两旁由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支撑，下面有条饰带，写着马来文字"MajulahSingap--ura",意思是"前进吧，新加坡!"
选择国歌的过程比较容易。曲调必须有本地区的风格，歌词用国语。恰巧当时有个早年来自苏门答腊的马来作曲家朱比赛，他创作的一支曲子，让以杜进才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选中了。它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比较慢，曲名和主题就是"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尽管我们在执政的最初六个月内一直在摸索，我们仍然为政府的许多重要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括在实现建屋计划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计划后来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观。1960年2月，我们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把它的职能分散给建屋发展局和策划局，前者成为国家发展部属下的一个部门，后者归总理管辖。接着我们委任林金山为建屋发展局主席。这个委任关系重大。林金山和吴庆瑞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是同届同学。他原本从商，是个讲究实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他给自己的硕莪厂设计了一架硕莪加工机。除了担任本地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负责经营岳父的当铺和父亲的汽油站。他的本领是多方面的。为了给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吴庆瑞要保证政府拨给建屋发展局的每一分钱都用得恰当，林金山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建屋发展局做到这一点。
林金山依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终于把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水山木屋区发生大火，3万个居民无家可归。在短短18个月内，林金山让他们住进一房式组屋，这种组屋的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广东民路我的选区内兴建一座组屋，位置很显眼，我的选民眼看着它一层一层地盖起来，巴不得早日搬进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选以前基本上把组屋建好，我要争取蝉联恐怕会有困难，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证明本身的能力，通过许多新法律，推展许多新计划。1960年2月，我宣布了准备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组为新加坡港务局的计划。接着我们把妇女宪章提交议院一读，从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后来，设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议院完成，我们便委任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甘巴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过火而把雇主置于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亚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贪污调查局
我们开展推行家庭计划的运动，事先训练了1000名志愿人员向公众展开宣传。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长率。
我们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是向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使我们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来对付贪污。这是我们所连续采取几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旨在强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试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贪污调查局这个新部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宣布将给予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学同等的财政援助，但是我们也要求两所大学具有同等的程度。为了改善南大学生的前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我们着手让他们进入马来亚大学就读，从而让他们提高自己。我们开始在马大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开设历时三个学段的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学生进修后考入马大。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唯独经济计划方面少有进步。9月间，我们同马来亚商谈有关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场的问题，对方的态度却比以往更为冷淡。情况坏得很。当时本地一名厂商打算扩展他的棉纺织厂，使它成为从提供原材料到生产成品的工厂，包括织布和制衣；这已经是则大新闻，因为扩展工厂将使所需劳动力增加300个。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当时，旅游业在亚洲还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游客，都到其他先进国家去观光。于是我们决定展开宣传，把1961年定为"访问东方年"。为了吸引游客，我们在4月间举行航空展览，接着相继举行电视和无线电展览、汽车展览、胡姬花展览、摄影展览等等。6月3日则举行邦庆日庆祝盛会。接下来是历时两个星期的文化节活动。我们以这少许节目来吸引外国游客。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是这个技术团的团长，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精明能干的商人，过去是个工业家，担任过荷兰政府的部长，对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一个印尼代表团曾到新加坡来，讨论如何消除两地之间的"不正常贸易"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外汇收益。他们要求我们把从印尼运到新加坡的货物当中的相当大的比值，以外汇记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则答应通过新加坡购买双方所同意的一定数量的货物。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要商人合作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没有人会申报从印尼进口或输往印尼的货物的价值，也不会申报真正买入和卖出的货物的清单和价格。印尼配货人寄出的发货单上的价钱，也低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许可证寄出第二批货物等等。
□ 作者：李光耀
第21章 大马来西亚
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期间，新加坡同马来亚合并的问题看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东姑对新加坡的态度最叫人气馁。他再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并建议，坚决不要新马两地在任何情况下合并，而且利用每一个私人或公开的场合表明他的立场。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说，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种族结构一样，跟联邦不大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这会使马来亚人感到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说："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他这番议论在当时来说是很典型的。其实他也够坦白的。因此，6月间有人在电台节目中问我有关新马合并的展望时，我决定对人们的期望泼冷水，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马两地不可能合并。我说，联邦担心种族平衡会受到破坏，它也怀疑新加坡的华人大多同情共产党。因此，我们得用具体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我们效忠的对象主要是马来亚。
令人特别担忧的是，东姑对我们的希望泼冷水，却丝毫感受不到对新加坡公众内心造成的伤害。他每次发表谈话，新加坡报纸总是突出报道，这就使那些主张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国的人赢得更高的声誉。到1960年10月，连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也赞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权国家，然后才考虑同马来亚合并。然而正如我向英国驻新加坡专员薛尔克勋爵强调的那样，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共产党一旦控制独立的新加坡，一定会战斗到底，不会轻易把主权交给联邦。
薛尔克是苏格兰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时常摆出一副贵族架子。他异常瘦长，看起来有点驼背。他的头发灰白卷曲，瘦削的脸庞往往露出顽皮的表情。他有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习惯，每次碰到问题，便用舌头拨弄上额的一颗假门牙，使它上下跳动。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面却有高明之处，而且不乏贵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觉得自在。他对我有好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尔可能觉察我有时显得不耐烦，怀疑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重量级人物看待。因此，为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尔就一再提醒我说薛尔克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阁部长，目前仍然能够直接会见首相。
我在吉隆坡会见过英国官员。9月间，我跟珀西·克拉多克会谈。他是我在剑桥法学院的同届同学，现在担任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的秘书。我们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东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浅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总得有人找东姑谈谈，告诉他如果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让毛泽东的代表到那里去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你将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Enosis(合并)运动"。(Enosis是指当年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为了争取同希腊政治合并而展开的斗争，结果发生许多恐怖事件，成为重大新闻。)
但是三个月后，英国驻马来亚联邦最高专员杰弗里·托里爵士告诉我，东姑曾经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觉得每当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暗示新马有可能合并时，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难堪。首先，这种谈话使他的敌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敌手就是社会主义分子，以华人为主，总是渴望有一天能够同长堤彼岸的人民行动党会师。其次，这种谈话往往使他同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关系紧张，因为有关联盟政府考虑同新加坡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会使他们对他实行的政策更加担忧，害怕将来允许新加坡的华人入境，华人会把马来人淹没。尽管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就是不肯坐下来就新马的长期关系同我进行严肃的商谈。关于新加坡如果独立并受共产党控制，对马来亚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不愿去想。
最后，为了使我继续抱着希望，我想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即北婆罗洲、文莱和沙劳越)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提交东姑，而是交给敦拉扎克。我猜想他们已经通过杰弗里·托里，说服敦拉扎克考虑这个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由他转交敦拉扎克。说实在的，英国人为了说服敦拉扎克，费了不少唇舌。托里还争取到罗伯特·汤普森的支持。汤普森是马来亚的公务员，担任国防部秘书，敦拉扎克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敢于正面向东姑提出这个课题的人，是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迪斯。1961年1月他来到新加坡，以便续程前往联邦，向两地政府汇报有关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桑迪斯详细说明，如果新马两地到1963年宪制会谈举行时还未合并，我们将面临的危险。新加坡自行独立的话，走共产路线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一番话想必对他产生某种影响。后来穆尔对我说，桑迪斯表示他从来没遇见过像我那样渴望把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政治核心的当权领袖。英国的档案显示，桑迪斯同东姑谈过这件事。薛尔克也提出报告说，桑迪斯告诉他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不过他对会谈详情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对桑迪斯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有时谈话开门见山，而且坦白得出奇。身为丘吉尔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了腿，后来时常作疼，只好服食止痛药，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简直献出整个生命，成天忙着工作。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场，你会觉得他很讨人喜欢，也令人敬佩。我很幸运，跟他立场一致。他极力推动新马在"大马来西亚"中实行合并，而且必定得到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支持，由麦克米伦出面促请东姑接受这个倡议。
东姑改变一贯立场
1961年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阿达菲酒店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他突然说："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的人民取得谅解。目前时机还未成熟，我不能说如何取得这种谅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并且考虑采取某种计划，把这些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如果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园，这对有关各方都是好事。东姑这番话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先前他并未表示将改变他的一贯立场，就是马来亚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加坡加入。
东姑并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10月间，他在吉隆坡向国会表示，他本来不赞成新马合并，因为两地一旦合并，将危及马来亚的安全。但是，时代改变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怎样改变。我只能猜测是英国人使他相信，他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够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为新加坡大多数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很容易被共产党吸引。我相信伊斯迈已经了解，新马两地的颠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人告诉他，马来亚学生虽然只占南洋大学学生总数的一半，但是大多数左翼领袖和闹事者却是他们。他们毕业后回到马来亚，将会制造更多麻烦。
就连薛尔克和穆尔也料不到东姑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个"惊喜"。英国人对时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将使马来亚共产党永远无法夺得政权。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严肃对待这个计划。
1961年5月，看来东姑至少准备考虑让马来亚在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中同新加坡合并了。然而在随后六个月里，有关新马合并的事，有时又显得只是一个幻景，因为他对于真正的合并仍然犹豫不决。幸亏在这期间，我同英国专员公署的多数成员，尤其是同穆尔相处得很融洽。在往后数年里，特别是在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我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961年，我们的观点已经一致了。英国人现在着手给马来西亚造成一种势头，同时制造一种气氛，使人觉得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势在必行。他们在东姑提出建议的两个星期后做出反应。他们经过协调，发表了一系列表示赞同的声明。首先，薛尔克在6月13日形容东姑的建议是"一个健全的长远计划"。一星期之后，麦克米伦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芬纳·布罗克韦的询问时说："我注意到马来亚联邦首相最近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建议。对这个建议，我很感兴趣。东姑认为联邦迟早应该同英国政府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就有关这些地区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计划取得谅解。他的谈话已经在这些地区引起议论。本政府希望在考虑这个建议时，也把这些地区的反应考虑在内……这件事提出来之后引起议论，我想是件好事。"接着在6月27日，薛尔克召集五个地区的英国总督和最高专员举行会议。在会上，己改任北婆罗洲总督的古德谈到"有必要抓紧恰当的时机，推行东姑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并确保它的成功"。6月30日，薛尔克飞往伦敦，同英国内阁讨论这个计划。
□ 作者：李光耀
第22章 揭开斗争的内幕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1961年7月30日，13个脱离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宣布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他们的宗旨跟人民行动党完全一样，那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社会主义和非共的马来亚，由联邦和新加坡共同组成"。几乎是同时，工会和工会之间也划清了界线。于是林清祥召集他属下83个工会的领导人，讨论有关组织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的问题。这样，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和共产分子彻底决裂。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向人民显示共产党绝不会成为新加坡未来的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有关新马合并的问题付诸票决。我断定票决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经过票决就把新加坡强行并人马来西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简直是证明我们把新加坡出卖给马来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
对于合并问题，我宁可举行全民投票而不愿意通过大选来取决，因为大选的结果不能只对要不要合并的问题作决定。不过，为了争取大多数新加坡人支持马来西亚计划，我必须叫那些抱着骑墙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士相信，胜利的一方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可能失败，否则，将会有许多人投票反对新马合并或者弃权，因为这些人深信那些投票赞成新马合并的人，往后将遭到共产党人的惩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使人民相信新马合并势在必行，而且共产党人无法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以便从中阻挠，他们就会作出另一种推论，那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人有被联邦政府惩罚的危险。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合并这股浪潮汹涌澎湃，不论共产党人或其他人都阻挡不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传达这个信息，中华总商会、华族文化团体和学校里的说华语或方言的领袖就绝对不会跟着林清祥走，至少也会保持中立。好的话，他们会暗地里支持合并。
为了使人民相信马来西亚的成立必然会实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人民了解林清祥、方水双和亲共干部本身也知道他们所打的是一场败仗，所以最好不要加入他们的阵营。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我认为有必要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每一个人，那就是人民行动党和共产党怎样结成统一战线；林清祥和方水双为何自食其言，不赞成新加坡通过同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共产党人为什么注定要失败。为了能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我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于是，8月l1日晚上，我带着芝、三个孩子和保姆乘火车到吉隆坡，然后转乘汽车到海拔1600多米的金马仑高原，住进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别墅"古鲁尼旅舍"。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也同行。我准备通过新加坡广播电台发表一系列演说，让人民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每次演说需要二三十分钟，广播稿由我口述，张突贵笔录后整理成文。
一件劳心劳力的事
金马仑高原气候凉爽，环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暂时远离新加坡的政治温床的好去处。当时没有电传机，没有直拨电话，普通电话也不清晰，所以我动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打电话给我。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我们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我也在景致幽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打了好多次球。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八讲的广播稿。最后四讲只好在新加坡撰写。我一面撰写，一面给前几讲的广播稿录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个月里，我每星期广播三讲，每讲用三种语言播出，其中两种语言为马来语和华语。在日常工作中我对这两种语言的应用只限于口语水平。这的确是一件相当劳心劳力的事。有一次，新加坡广播电台的职员从录音室的玻璃墙望进去，发觉我不在麦克风前，不禁大吃一惊。后来一名职员看到我仰卧在地板上，以为我晕倒。事实上，在进行三种语言广播录音的间隙，躺下是驱除疲劳和恢复精力的最好办法。
在这12讲里，我概述了从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到我们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经过，同时概述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行动党为什么发生分裂，导致目前双方为合并问题展开激斗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们心中的猜疑，不要以为这是对共产党人和颠覆行动的诽谤。其实我很赞赏共产党人为了信仰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气。我在其中一讲的广播中说：
"我们越过了鸿沟，接触到受华文教育的群众。这是一群饱含生命力和革命气息的青年。共产党过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们当中进行的，而且颇有成绩……我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后来者，想去开发同一个油田。我们被共产党看成侵占这块专有领土的人了。在这个群体里，我们认识了林清祥和方水双，他们加入了人民行动党。1955年我们参加竞选，这就开始了我们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职工会和文化团体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新奇的经验。当你碰到一个工会领袖的时候，你很快就要断定，他究竟属于哪一边，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你可以从他的谈话和他的行动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决定权的核心人物……我认识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坏人，也不是投机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是共产党人，他们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险。后来，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肃清行动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捕入狱。我常常到监狱去探望他们，替他们上诉。也有许多人被遣送到中国，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应该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他们相信，最后我一定会被迫承认，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到那时，我一定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许多时间跟他们辩论，设法向他们证明，不管中国或苏联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马来亚。这样，不管你是共产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如果你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就得订下一些基本决策，例如确立马来亚人的身份，把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同马来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国民团结和国民效忠，并通过国语来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等等。"
我又解释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不能分开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联邦对新加坡的重要性。联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产树胶和锡，使我们的转口贸易经济能够运转。联邦这个腹地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个经济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够生存。如果不合并，如果我们两个政府不能重新统一，如果我们两地的经济不能合而为一，那么，我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慢慢地、逐渐地恶化，我们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原本一个单一的全马经济发展计划将分裂成为两个。联邦本来应该跟新加坡合作的，却变成在争取工业化的资金和发展上互相竞争，这样就势必两败俱伤。"
在最后一讲的广播中，我再度强调以下这一点："在过去三个月里，要不是柔佛一带发生了旱灾和新加坡出现水荒现象，我相信共产党早就改变他们的路线……要求新加坡自行独立。自然环境似乎在警告他们，他们的举动是荒谬绝伦的。"这一年新加坡格外干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压突然下降，许多工厂被迫暂时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三个主要的蓄水池几乎干涸了，其中实里达蓄水池池底长满象草。我们实行制水，每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水供，自来水管的水压低得可怜。我们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为日本军队占领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实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这场天灾来得很巧，有助于使人民深信新马合并是解决新加坡问题的合理办法。
开灯照亮魔术舞台
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电视，广大的听众收听了上述广播。广播结束时，大多数人民相信我已经把过去党内的斗争、亲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权代表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相信我对于未来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我扣住他们的心弦。我所讲的故事，是他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暴乱、罢工和抵制都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过去困扰着他们的许多疑团，我都一一做了解释。这就像一名魔术师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开灯照亮观众没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对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备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这些广播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启示作用。例如当时还年轻的张业成(后来成为《海峡时报》总编辑)在回忆中说：
"这些广播演讲是史无前例的经验之谈。它并非典型的政治演说，它包含了切身的经验。即使在它播出的时候，事情还在发生。每一讲的广播结束时，都在听众心中产生悬疑作用，他们恨不得早点听到下一讲，就像当时一般市民一听到丽的呼声以广东话播出李大傻所讲的武侠故事时莫不专心倾听一样。在讲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绝非虚构。对新加坡人而言，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最后一讲在10月10日播出后，电台广播组主任约翰·杜克洛斯为配合我所作的12讲广播，打算举行12次广播座谈会，并邀请林清祥参加其中一次座谈。凡是我在广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李绍祖医生、盛南君医生等都在受邀之列。杜克洛斯写道："总理在广播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不正确或有损他人名誉，都可以加以驳斥。"第二天，林清祥和兀哈尔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电台给他们同样时间进行12次的广播，他们不希望同我对质。我使他们处于守势。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了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这期间，有关合并的问题并非毫无进展。共和联邦国会议员协会会议刚好在新加坡举行，出席者有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和马来亚的代表。7月24日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所有与会者都强调"马来西亚联邦有必要成立，而且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这个联邦的形式和结构需要进一步商讨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与会者同意成立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成立马来西亚的动力能够保持下去。10天后，马来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举行会议，宣布双方将寻求联合国的协助，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场的问题。吴庆瑞以新加坡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议。
8月，我和吴庆瑞同东姑、敦拉扎克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议，谋求解决合并条件的问题。马来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查利也出席了会议，他是负责合并细则的马来亚主要官员。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东姑讨论有关合并条件的其他细则。9月中旬返回新加坡时我告诉报界："合并已经离开发射台，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纳入太空轨道，1963年6月是预定的着陆日期。"我应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宣布这个消息。苏联太空人加加林于1961年飞人太空的壮举，以及美国为发射载人太空船进人太空轨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着了迷。在财务方面，我解释说，根据联邦宪法，每一州都把征收关税、国内税和所得税的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但是由于新加坡将控制教育、劳工、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事务，我们将获得相当比例的税款，以负起以上各方面的职责。因此，我们在联邦国会的代表人数必须调整，"否则我们的代表人数将超出一倍"。
杜进才写信给议院里的反对党领袖，请他们就两个基本问题表明立场。这两个基本问题包含在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协议中，那就是防务、外交和安全操在吉隆坡联邦政府手里，教育和劳工政策则继续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掌管。8月29日，也就是杜进才的信在报上刊出那天，李绍祖医生在一份署名的声明中宣布，13个社会主义阵线议员将接受："一、新加坡同马来亚实行全面和彻底的合并，作为马来亚联邦的第12个州；或是二、新加坡先成为马来亚邦联里的一个自治单位，最后才并入马来亚联邦。如果采取合并办法，本党要求新加坡作为组成的一州，马上加人联邦，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马来亚公民，新加坡在马来亚国会应有合乎比例的代表人数。合并之前，新加坡举行大选；合并之后，全马来亚举行大选。如果采取邦联办法，本党要求新加坡实行内部完全自治，内部事务，包括安全，由自己掌管，外交和防务则交由联邦政府负责。"
社阵主张新马全面合并，他们以为东姑必定不会同意。我和吴庆瑞、拉惹勒南、杜进才、王邦文都感到高兴。他们不但不反对合并，反而比我们要求在更多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并。这是一个理想课题，全民投票可以根据它来拟定问题：人民所要的究竟是哪一种合并?
在不久后电台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和李绍祖医生就合并问题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论，这次争论使社阵谋求人民支持它的全面合并建议的希望破灭。李医生声称在社阵的合并计划下，由于新加坡同槟城和马六甲(这是新加坡以外的两个海峡殖民地)具有相同的地位，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吴庆瑞认为这是无知的"废话"。事实上只有在槟城和马六甲出生的人，才会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他的人都得申请联邦公民权。
然而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正如10月15日我在记者会上所做的解释那样，虽然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余327000名从中国、印度甚至马来亚来的人，首先必须符合在联邦居住的条件，并通过语文(马来语)测验及格，才能够成为联邦公民。唯一不同的是，根据我们和东姑达成的协议，所有新加坡公民将成为"联邦国民"。我希望这种安排能使他们满意，这是我当时所能向东始争取到的最佳的"特别安排"。
□ 作者：李光耀
第23章 社阵慌了手脚
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齐湮没在废话之中。
我不得不希望新加坡人民会对自己成为联邦国民感到满意，因为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就合并条件跟东姑达成协议，以便让新加坡人民对合并条件进行表决投票。我们已经答应在9月间举行全民投票。根据立法议院多数票的赞成来进行合并是绝不可行的，不管条件公平不公平，新加坡人民会以为我们出卖了他们。因此，必须把真相告诉他们，就其他替代选择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自行作出抉择。此外，这样做也能确保东姑不至于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我们。
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执政，也因此必须在议院里获得多数票的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议院里有26票，只比反对党的25票多一票。在关键时刻，我相信除了马绍尔(一票)，也许还有王永元和他的两名支持者(现在称为人民统一党)之外，反对党里的非共派不大可能支持社阵。此外，在我发表一系列广播说明当前冲突的背景之后，我在贯彻我的论点上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眼下我们必须迫使共产党人表态，说明他们要的是怎样的合并。我们不能让他们反反复复，再度呼吁建立独立的新加坡。但是他们依然变来变去。分裂之后，好几个星期他们态度模棱两可，施展拖延策略，促请人民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8月13日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庆祝社阵成立时，林清祥向一万名欢呼的群众讲话，宣布殖民主义是实现新马合并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殖民主义把马来亚分成两个不同的实体。"因此，铲除了殖民主义就会更接近合并。如果合并意味着真正的重归统一，我们会高兴地支持。"在他用马来语和福建话演说时，会场掌声雷动，但是对他所说的这一点群众是否热烈支持，我不敢肯定。重归统一不论是真是假，都会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所占的多数优势被削弱，也会使他们更易受到保安行动的对付。
社阵不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在这回的局势发展中，英国人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切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跟东姑达成谅解，说服他必须在新加坡的前途问题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新马真正合并，不光是"联盟"而已。
穆尔于10月18日向华莱士提出的同一份报告说：
"当然，就我们不准备在短期内对付新加坡的共产党人，没有人会质疑。但是我们得说服东姑。长远来说，在当前的国际舆论氛围中，只有他才能处理新加坡的问题……东姑存有幻想，以为可以无限期地把新加坡的问题留给英国处理而不出问题，这样的幻想非消除不可。"
我以为，当我们在芳林和安顺补选中失败，共产党人企图通过宪制手段除掉人民行动党而自行上台执政的时候，东姑必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好根据特别的条件接受新加坡，那就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马来选民在联邦占多数的局面不致受影响。这意味着他必须控制内部安全、防务和外交事务。10月27日东姑发表谈话时赞同了我的看法。他说，到1963年，"英国多半会给新加坡一部宪法，使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一旦独立，就会跟我们所反对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集团国家将设立大使馆，到时共产党人就近在差咫尺"。他也说，所属政党"可说是属于极端派"的新加坡总理自己也担心新加坡如果独立，新马两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力量扭转这种局面，以免发生这样的冲突。"
但是东姑接受新加坡所要的代价很高。早在8月间，他的政府便向英国发出通知，要在六个月后退出内部安全委员会。英国因此推断，如果它需要马来亚政府接管新加坡，以便控制共产党人，东姑会要求先把婆罗洲三邦完全并进联邦。我当然知道时机是否成熟是一个问题。根据我到这三邦出庭办案的经验，我知道它们的政治觉醒水平不高，政治领导层尚未形成。我把这些问题留给英国去处理，以为英国已经同东姑解决了这些问题。
l1月16日，东姑从新加坡机场动身到伦敦，准备同英国政府谈判马来西亚问题。他当时心情愉快，告诉报界可以放心假定马来西亚已是"囊中物"，那就是说，婆罗洲三邦和新加坡都会加入马来西亚。《海峡时报》报道他以令人安心的微笑补充说："我要相当老实。我希望是同时加入，否则联邦人民会感到紧张。联邦认为新加坡像个问题儿童……宪制建议并不是完全合并，更正确的说法是一种很密切的联合方式。"这句话使我更难以做事。
在伦敦，他同麦克米伦的谈判历时仅80分钟，离开时满面笑容。他告诉记者："我们不必等到1963年。"英马两国政府11月20日发表联合声明说："新马两地政府在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问题上谈判达成的协议要目，两国部长满意地做了记录。"东姑为什么改变了立场?麦克米伦哄骗了他，而且实际上是答应让他获得婆罗洲三邦，只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在新加坡，我们把达成合并协议的主要项目，通过白皮书在立法议院提出。它的要点是：
大新加坡将在联邦下议院获得15个席位，在上议院获得两个席位。
*624000个新加坡公民不会失去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权。合并后他们将自动成为大联邦的国民，获得跟大联邦其他国民相同的护照。他们将享有乎等的权利，同样受到保护，尽同样的义务。
*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将维持下去。
*新加坡政府的指挥和控制权将维持现状，由总理和根据他建议委任的部长组成的内阁执行……新加坡的现有立法议院将成为州议院继续运作，但无权制定有关防务、外交事务、安全和其他联邦事务的法律。
*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政策方面将享有自主权，同时获得比联邦其他各州更大的保留权力。
*新加坡将保留大部分的州税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将受到保障。
奥勒斯胆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动议："本议院确认，马来亚所有真正爱国者的首要目标，是让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合并，使两地重归统一。"社阵慌了手脚。他们看着合并在加速进行，看来难以阻挡，便采取阻挠的手段，拖延会议的进行。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地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过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当时我们不晓得他故意把会议拖拉一天或两天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不必应付任何期限。最后杜进才、我和其他部长就程序问题站起来问议长奥勒斯爵士，是否应该让李医生喋喋不休地重复下去。但是奥勒斯胆子小。令我们吃惊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能够使他害怕到这个程度，以致尽量放宽限制，让社阵可以把辩论拖下去。我们决定下届选举胜利的话，要选个胆大的议长。
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湮没在废话之中。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论点是新加坡不能按选民人数的比例在联邦国会里获得应有的代表权。他说，新加坡在100个议席里应该获得25到30个议席，却只得到15席。我解释说，我要求19个议席，东姑最多只愿意给15个。吉隆坡和马六甲都只分配到15个议席。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并的问题上。新加坡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要完全合并，主要的困难在于公民权问题。李医生形容联邦在婆罗洲娶三个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个，只是个情妇。情妇的所有子女都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到联邦公民权。这个论点击中了要害。人们怀疑"马来西亚国民"跟"马来西亚公民"不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这使社阵获得了理想的争议点，用以加强他们本来就决心进行的捣乱运动。
华校中学生抵制会考打断了这场辩论。l1月29日，教育部政务次长、执政党党督李炯才在教育部外面被学生纠察员阻拦，无法离开办公室到立法议院出席会议。拉惹立刻在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警察确保拦阻他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动议以43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社阵让纠察员静悄悄地解散了。这次事件是在6月间便开始的。当时教育部长建议统一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的会考制度，对华校生来说这是改变。过去他们初中考试不及格还能上高中，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先考到中学文凭才能考高级文凭。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开始反对新制度。11月27到28日，事情发展到最高潮，3O0人在考试中心外面进行纠察，手拉手阻止其他学生参加会考。
这是共产党人设法制造的部分混乱。他们要使华校生采取行动，就像过去对付林有福那样。但是我们避免动用警察驱散纠察员。我们告诉所有家长，如果他们的子女错过工会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参加。我们建议由警察保护他们的子女突破纠察员的阻拦去参加会考，结果是60％的学生参加了会考。我没有像林有福那样让共产党人得以乘隙而入，他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煽动群众。报纸上，包括华文报，刊登了警察护送家长和学生的照片。他们推开在场的纠察员。这些纠察员像歹徒那样用手帕蒙住脸的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手段，比如针对我的中产阶级背景。但是这样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敌人描绘成破坏中华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尽管他们的论点基本上站不住脚，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他们不再要求完全合并，而是强调新加坡人将沦为二等公民。我叫东姑反驳社阵所提的，关于吉隆坡有权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这一点，那对事情就会有帮助。但是东姑却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才遇到问题，只能请拉惹出动多批人员传达我们的信息。
经过13天冗长乏味、一再重复的辩论后，白皮书里有关协议项目的动议才在12月6日付诸表决。结果是33人支持(包括巫统两名议员，新加坡人民联盟三名议员和一名独立议员)，18人缺席，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由于社阵已经表明要合并，他们因而认为与其投票反对协议项目，不如缺席来得方便。1962年1月24日辩论了第二项动议，内容是原则上支持东姑的建议，建立由马来亚11州、新加坡和文莱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1月30日表决，35票赞成(人民行动党、巫统和新加坡人民联盟)，13票反对(社阵)，3票弃权(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马绍尔和另外两名议员缺席。
□ 作者：李光耀
第24章 合并风云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姑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姑希望马来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姑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姑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跟东姑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姑。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姑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东姑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姑，我接电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姑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姑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一些票对他说："东姑，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姑的马跑输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姑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姑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姑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姑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姑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对东姑言论产生的影响，薛尔克的判断是错误的。它对社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阵意识到东姑已经认真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东姑描绘了没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前景会不妙的图景。林清祥恐慌起来。他写信给东姑，答应社阵会支持合并，支持马来西亚。这封信是在新加坡联邦大厦里静悄悄地递交的，东姑却通过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泄漏出来。《海峡时报》刊出这样的大字标题："神秘的信，写信人是林"。在新闻记者追问下，林清祥证实信是他写的；对东姑写了封有礼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记者追问信件的内容，他谢绝回答。
但是经不起杜进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卖?--李绍祖医生终于在7月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东姑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写道，东姑之所以会不喜欢新加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态度显然分歧"，却没有机会进行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对增进了解和国家团结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回信中，东姑欢迎林清祥保证在渴望国家团结方面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他说他必须在第二天离开新加坡，但将乐于在未来会见林清祥，而且会通知林清祥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见面。但是东姑知道"态度显然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他始终没有提出跟林清祥会面的日子。
林清祥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看来，写了信又不公开，首先就是弱点，等于承认自己处境不利，要跟东姑谈和。绘东姑的信是一厢情愿，一点收获也没有。这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东姑现在是最有可能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产党人。我知道，华人将来在作出抉择时会考虑这一点。这期间社阵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干部忙忙碌碌，以便维持士气，以免他们想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于是李绍祖医生宣布，从接下来的星期日开始，1500名社阵干部将会接连六个星期日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劝说选民拒绝接受合并问题政府白皮书。
东姑的访问结束一个星期后，陈修信到新加坡为马华公会一个分会主持开幕。他当时刚出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口气比东姑更强硬。他说，新加坡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儿童，但是合并不成可能也无须封闭长堤，因为新加坡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简短的关税令，规定树胶出口要另外缴税，就会使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树胶市场化为热带贫民窟。一个面积比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仑高原还小的岛屿，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他也说，马来亚政府并不完全受马来人支配，华人得不到公平对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如果他认为政府敌视马来亚华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成员。
他提出要通过经济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威胁，使两地的华人都不喜欢他。数天后社阵作出反应，提醒他马来亚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严酷的现实，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制裁将是自杀。与此同时，林清祥也转弯抹角地跟东姑较量。他说，英国人由于再也不可能根据旧的殖民地模式来进行统治，所以决定成立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右翼力量替他们在本地区维持治安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东姑做出答复，再度警告说如果新加坡拒绝合并，年底可能封闭长堤，并强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欺骗马来人，那是可悲的错误。"一星期后社阵驳斥说，这样的威胁只能使公众更加仇视联邦的政界人物，这些人的态度是"极端不讲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联邦以让步来吸引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对新加坡却一直施压，进行威胁和恐吓。
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威胁使人民认识到，跟东姑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马来亚会受到伤害，它的应付能力却比新加坡强。英商感到惊慌。为了强调处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国际商会会长提到"被称为工潮的罢工、怠工、静坐等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成为很大的风险，新的资本会避开新加坡，成本开支上涨将约束现有贸易，致使财政产生困难。
这一切所引起的忧虑对社阵不利。与此同时，我们却克服了另一道障碍。在议院里，激烈的对质和辩论持续了五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第二天的凌晨，才以23票对16票通过一项修正动议，欢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
□ 作者：李光耀
第25章 风尘仆仆游说忙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动的辩论声中，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访问英国领袖，以便同他们恢复联系，并顺道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
印度总理尼赫鲁百分百支持我主张新马合并组成马来西亚的建议。印度报章很友善。专门记载大事的《印度时报》，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总理赞同"的标题底下写道，马来西亚已经得到官方的谅解了。印度显然认为这是个好发展，有助于排除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在记者会上，我告诉记者们，亚非秘书处宣布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的总理并不在意。我引述了尼赫鲁的话。他说，亚非秘书处并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府。当他们问起我有关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形时，我解释说，在独立的马来西亚里，他们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动伪装成反殖活动。关于英国基地，当时反对英国基地是时髦事。我说我宁可要英国军队，因为他们会顺从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的压力，必要时可以随时叫他们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开罗。亚非团结委员会就是在开罗发表声明抨击马来西亚的。如果能把纳塞尔总统争取过来，那将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达时埃及副总统在机场迎接，把我带到宾馆，那是前埃及国王法鲁克的一座比较小的皇宫。晚上纳塞尔总统在家中接见我。他的家并不华丽，陈设却很得体。这次会面气氛融洽，很成功。我到达时他站在大门前，摄影记者都准备就绪。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他做过几百次。他很上相，不论在电视或报纸上，都显得很好看。他态度友善，热烈欢迎我。埃及驻新加坡总领事大力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马来西亚。他知道我们不想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他向外交部长报告了这一点。
纳塞尔花了一个小时听我说。我解释了新加坡自行独立的危险性，那就是会脱离东南亚的主流，成为大约一亿人口的马来群岛中的华人岛屿。我不想这样的情形出现，解决的办法是让新加坡跟马来半岛重归统一。两地分开前曾经作为一个单位，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费唇舌，纳塞尔便认为马来西亚不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向我保证他会给予支持，还表明我可以把这点说出来。在五天访问期间，埃及人到处给我铺红地毯。我飞到当时苏联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运载我们的苏联飞机引擎出了毛病，他们让一架慧星机改道送我们一行人回开罗。
纳塞尔邀我以后再访问埃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见他。他说这是个人的邀请。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我喜欢他的为人，喜欢他生活简单，也对他渴望根治法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的腐败，感到高兴。
纳塞尔跟我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做打破了惯例，因为新加坡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公报说，他支持马来西亚，支持"有着相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争取结束殖民统治的所有人民的统一"。纳塞尔和尼赫鲁是为非洲和亚洲树立榜样的领袖。新加坡虽然小，让他们了解却是很重要的"
铁托改变看法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飞抵贝尔格莱德。铁托正式接见我。他的住所气派豪华，跟纳塞尔不一样，入口处装上了自动钢门，我们到达时静悄悄地打开。一个名叫斯拉夫科·科马尔的部长带我去见他。铁托穿着普通西装，不是华丽的制服。摄影记者照相时他神情严肃坚定--没有笑容，没有热情，跟纳塞尔截然相反。我的处境困难。印尼人在他面前讲了坏话。但他愿意听我说。我从容地解释自己的背景，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不是殖民地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国启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样。新加坡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功，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主义不可能在东南亚成功。从他的身势语言我发现自己改变了他的看法。我提到他们党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者周报》抨击马来西亚的文章，铁托说有关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达到了目的。
在动身前往机场，快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之前，我问斯拉夫科·科马尔，我能不能重复铁托说过的话。他说总统说话算数，说了就不改变。所以我在记者会上重复了铁托的话，转身问部长我说得对不对，他点点头说"对"。我离开之后，外交秘书处发言人说："文章代表作者个人的看法。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李总理把希望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愿望告诉了总统和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南斯拉夫方面有了了解。"路透社报道了这则消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见报，这对我们有利。
伦敦繁华境况好
芝在1950年8月离开伦敦后，这是第一次再来。伦敦看上去很繁荣，伦敦人彬彬有礼。他们正在进入活跃的60年代。虽然1956到1958年我到过伦敦三次，眼下物资充裕，商店、餐馆和汽车都很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米伦一再重复说："境况从没这样好过!"他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大众化的报刊管他叫"超人麦克"。当时是5月，天气很好，我们发现英国首都繁华兴旺，感到高兴。英国政府礼宾部门接待我们，几辆巨型的亨伯·普尔曼斯汽车停在我们下榻的格罗夫纳酒店，让我们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场话剧之外，我们没时间观光和娱乐。节目安排得很紧凑：同部长们进行讨论，会见国会里的原有工党支持者，通过不准发表的访问建立跟英国报纸的关系。
戴眼镜，个头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处。在正式的谈商开始前，他和夫人先跟我们会面，让我们觉得受欢迎。他也邀了些部长跟我共进午餐。莫德林夫人在海德公园酒店为芝安排了一个妇女社交集会。
一个主要难题，仍然是有关应当在合并前还是合并后肃清共产党人的旧争论。东姑重复说，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先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向英国人表明，也向我表明，他不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因为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开始。
当时我准备在合并前采取行动，但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告诉莫德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起责任时开始，因此必须由英国以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我的公开立场将是：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但根据我个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我也坚持，在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时，应该让共产党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号召抵制，但是选民不会听他们的话，这一来他们就会声誉扫地。另一方面，在全民投票举行前拘留他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全民投票毫无价值可言，使人们可以指责说，抓他们是让我可以赢，以便把新加坡交给东姑。接着肯定会发生抗议性的暴乱。
莫德林问要拘留多少人，我说这得由政治部决定，我估计多半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姑必须把其余25到35个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时期。莫德林问，在新加坡采取保安行动，会不会吓坏婆罗洲地区的华人?我向他保证，华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东姑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
这期间，以科博尔德勋爵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北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态度。我强调，无论科博尔德报告对婆罗洲的公民权问题提出怎样的建议，绝不能让新加坡的条件比婆罗洲方面差。"马来西亚国民"如果同样适用于两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东姑现在宣布婆罗洲公民会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人民却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东姑对马来西亚的一般看法。我说，看来是因时而异。在一切都顺利，他指望能获得大片土地的时候，跟他在考虑将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自己根本没着手做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种类型的人物。他不那么勤劳，进取心也不那么强，却很能干。他问我跟东姑发生了哪些难题。我说："东姑认为我聪明却犯了错误，他不聪明却没犯错误。争论之后我赢了，他觉得难堪，但仍认为我结论错误，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劝说东姑认识到，把所有华人一概看成潜在的共产党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会比由我来说好。东姑的简单信念是，"政治归马来人，商业归华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却不符合现实。至于双方对公民权看法的分歧，当天早上我见过科博尔德勋爵，花了不止半个小时讨论他对婆罗洲的建议。我告诉莫德林，现在我比较高兴，因为他已经明白它们会怎样影响新加坡，会怎样给我增添困难。
我的访问不纯粹是工作。薛尔克和夫人奥德丽邀请芝和我周末到他们在多塞特郡温伯思的家中作客。我们也拨出时间，驾车到剑桥探访比利·撤切尔，到大学徽章酒店喝茶。撒切尔对我1949年离开剑桥以后的表现很高兴，问起我们的子女--我们写信告诉过他龙很聪明。他拿了一本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让我们送给龙，说道："要让我在这里见到他，他得快点来。"看上去他身体不是那么虚弱，我见着他深觉高兴。一年后他去世了，我们夫妇很悲伤。
周末到剑桥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们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节目里喘一口气。官方节目包括会见麦克米伦一个小时，同时拨出时间向报界发表谈话。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报纸和电台报道了我同尼赫鲁、纳塞尔和铁托会面，以及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广播，必定对我有好处，因为社阵强烈抨击我。为了说明这几位亚非世界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认为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他们声称我制造了错误的印象，从而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社阵挑剔说，尼赫鲁、铁托和尼温(跟纳塞尔不一样)没跟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理发表联合声明。然而他们支持马来西亚这一事实，却是社阵所无法否认的。
林清祥否认说蠢话
另一方面，印尼的亲共报纸《帝汶之星》报道，林清祥说他赞成同印尼合并，而不是同马来亚合并。这样说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认发表过这样的谈话，但他已经蒙受了打击--在反对合并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流露出胜利是势在必然而他们志在必得的自信样子。他的否认说服力不强。
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人不断地斗，在报上用尖锐的言辞跟他们交锋。此外，在商业受到打击、就业机会丧失、失业人数增加时面对他们罢工、怠工和静坐的挑衅，也有办法克制自己。
事态的发展并非糟透。5月，3O00名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纪念1954年跟警察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他们唱歌，谴责政府成立调查庭调查中四罢考，号召所有华文中学在5月21日调查庭开庭时罢课一天。但是在5月21日这一天，25所中学当中，19所的学生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等于说上课的学生占了70％。100名学生由于在墙上、电灯柱上和交通标志上涂写抗议标语被捕，时间是早上五点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不想自己的活动被人发现或拍下照片，
另一方面，尽管社阵每逢星期天都出动宣传，民众并未反对我们。他们的论点没占上风--只有马来西亚的国籍问题例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公民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 作者：李光耀
第26章 全民投票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我说，他们要求联台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
1962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庆祝成立三周年，我向聚集在大草场的数千群众发表演说。他们是前来观看军人团体、平民团体和学生团体接受检阅和表演文娱节目的。我向他们保证，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我将在宪法中列明新加坡公民跟联邦所有公民平等。
林清祥立刻说，我的许诺是承认根据建议中的合并和马来西亚的安排，他们事实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阵把我的难题缩小到这个范围。我深信自己能说服东姑把"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从而解决问题。我决心做到这一点，然后在社阵能够利用其他无理课题煽动不满情绪之前，尽快举行全民投票。可是我对东姑没有影响力，只有英国人才有，因为东姑要婆罗洲，也需要英国人协助防卫马来亚，所以必须设法使英国人影响东姑。穆尔同意我们心中不满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他会想方设法促使伦敦的部长们劝说东姑在公民权问题上改变主意。但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全民投票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一致，
穆尔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已经获得特选委员会通过的全民投票法案建议，由于投空白票意味着选民不愿意行使权利表明赞成或反对合并，应该由立法议院的多数议员(指人民行动党)来做决定。我之所以会加入这项条文，为的是要应付共产党人号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过投下大量空白票来抗议，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合并和全民投票，穆尔认为我应当让他们这样做。穆尔劝我别举行全民投票。他说，人民已经在指全民投票是不诚实和虚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专员身份于6月21日呈交殖民部大臣的报告里写道：
"六个月来我们一再建议他别举行全民投票，他的答复总是，为了避免受人指责为把新加坡的华人出卖给马来人，他非这样做不可……因此，看来他必须按照自己定下的条件举行全民投票。他的条件是经过仔细考虑，确保输不了的。眼下唯一最大的风险是，选民会大规模抵制全民投票。"
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仍然决心举行全民投票。当前的任务是让立法议院通过有关法案。在这之后，科博尔德委员会报告一旦公布，我必须决定要向人民提出怎样的选择方案。人们在报纸、电台和马来亚大学的各个论坛公开讨论全民投票问题，没完没了。立法议院的辩论从6月27日持续进行到7月11日，其中八次会议开到深夜，辩论激烈，内容一再重复，没有什么新的论点，只是对立双方发表意见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李绍祖医生就关键问题提出了一项修正动议，建议全民投票只提出一个问题："赞成"还是"反对"合并。他的动议获得马绍尔和王永元的支持。林有福介入，建议提出三个问题：你要的合并是，一、根据白皮书；二、以新加坡作为马来亚联邦一个组成部分；三、根据至少不比婆罗洲三邦来得差的条件。李医生的动议被否决，林有福的通过了。我暗自高兴。林有福所提的建议，正是我已计划要做的。
需要以暴制暴
但是在辩论期间，所有立法议员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吓的信。以南大毕业同学会为首的39个校友会和大学生俱乐部在这封信上署名，要他们投票支持社阵的建议，否则……因此，6月29日我就拨款100多万元给新加坡步兵团第二营的附加预算案发言时，向社阵发出警告：胡言乱语导致胡作非为的话，到时胡来的人就会被关起来。如果有人不守规则，拿起石头和铁棒，那么，我基于和平、安全等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制暴。对于动用新加坡步兵团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疑虑，因为不至于被人称为殖民地的傀儡。但是为了鼓励这些人守规矩，我向李医生保证，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军队就不会出动，
1962年7月3日下午，人民行动党女议员何佩珠交给我一封信，以我们在做出重要的政策性决定之前没跟她磋商为由退党。共产党人一直在极力影响她，使她在这个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行动党如今只有35名议员，反对党联合起来有26名。我们成了少数党政府。我立刻要求穆尔会见我、杜进才和吴庆瑞。吴庆瑞问他：如果行动党认输退出，我们辞职之后，英国会不会继续促成合并?穆尔认为很难，因为没有民选政府的支持。他促请我可能的话还是促成合并。我说我会，但要求他告诉伦敦，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在立法议院再激辩了八天才表决，结果以29票(行动党24票，巫统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两票)对17票(社阵13票，工人党马绍尔一票，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三票)通过动议，何佩珠弃权。我们是在林有福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和东姑的巫统支持下通过了法案。
在这之前一个月，穆尔拿科博尔德报告的定稿让我过目，试探我的反应。报告的建议使我非常担心。报告说："并没有理由把婆罗洲三邦的公民权区分开来。"接着列出条件，包括在一定的时期让超过某个年龄的人免考马来语。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张会站不住脚，全民投票会失败，许多人将会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报告给了我一条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辩论过后，我立即写信给莫德林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科博尔德委员会也建议，选举权应该在选民平日居留的地区行使。换句话说．婆罗洲公民在婆罗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东姑不必害怕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会到马来亚去投票压倒他。7月12日我写信给东姑，附上给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解决办法是对婆罗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样的字眼，不改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投票权的内容。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还附上一份写给东姑和桑迪斯两人的备忘录，内容说共产党人抨击白皮书，主要是指它反华：因为新加坡7O％的人口是华人，东姑不准备让新加坡得到他给婆罗洲70％非华人的条件。只有让新加坡获得看来比较好的给婆罗洲的条件，才能证明有关的反华指责是无稽的。我通知了英国。如果他们不向东姑施压，要东姑让我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我就无法使合并在立法议院获得通过。我没说的是，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进才、吴庆瑞、拉惹都这样想。到时东姑和英国人必须承担后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过后，李绍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动议。林有福则提出修正动议，谴责政府"不约束已知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战线的领袖操纵像社阵那样的组织"。他滔滔不绝，把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他借这个机会表示为了在1956年到1957年对付共产党人，他曾经牺牲了一切。林有福后来说，他如果早知道总理跟"全权代表"勾结，就会把总理送去(樟宜监狱)陪林清祥，使总理跟蒂凡那一样，能好好地反省一下。他暗示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社阵指责行动党出卖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认为行动党争取实现合并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时出卖了社阵。
他继续说，社阵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出卖自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绝望和灾难；行动党通过合并的"出卖"会带来繁荣、幸福和安全。通过提出不信任动议，社阵要破坏全民投票与合并，他不会跟他们一致行动。
人们认识到势力很大的共产党人已变得脆弱，因此渐渐地不再害怕他们。人们知道将来跟他们对抗的是马来亚人而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林有福的修正动议被否决，原来的不信任动议也一样无法通过。如今社阵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动议中落败。7月中东姑动身到伦敦跟英国人会面，敲定婆罗洲三邦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不顾一切寻求其他办法阻止合并。
在他们辩输两天后，以社阵议员为首的19个议员，联合向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请愿，反对将在全民投票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委员会17名委员当中，只有两名来自共产集团，多数来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况。回避问题没什么好处。我拍电报告诉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反对派的请愿只是新加坡国内的党派政治活动，特别委员会要考虑的话，必须先听政府方面的陈词。我准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有关事实，这些事实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
起初印度代表坚决支持我们，那是按照尼赫鲁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认为除了成立马来西亚没有替代办法。他说，印度、柬埔寨、突尼斯和其他亚非国家认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特别委员会不能审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动。但也许因为我愿意参加，他出人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第二天联合国说，特别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以10票对2票表决不采取行动，过后却决定准备会见请愿反对全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派出观察员的新加坡立法议员代表团。李绍祖医生兴高采烈。我对这样的结果不会不高兴，我深信自己能驳倒社阵和马绍尔的论点。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别委员会让我去陈词。
两天后我和吴庆瑞动身到纽约，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随行。我要抢在前头向特别委员会陈词，然后到伦敦，在东姑和麦克米伦谈完婆罗洲三邦的问题后跟他们会面。我们坐的是超级星座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当时主要的洲际客机。从新加坡取道西贡、关岛、夏威夷和洛杉矶到纽约要将近两天。飞行途中吴庆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针对马绍尔协助社阵起草的19点备忘录逐点反驳。到曼哈顿酒店打开行李箱之后，我立即找张奕贵，发现他疲倦得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就仰卧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断替吴庆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几乎持续工作了48个小时。
新加坡的外交事务当时依然由英国人掌管，来自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官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英国人确实是第一流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经历的每一道程序他们都很清楚，引导我去见了该见的人，进行初步的谈商。他们劝我别向特别委员会提出长篇大论，希望它能重新采纳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场，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选政府，特别委员会不应过问它所做出的决定。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在两个小时内详细说明了各点。我说，他们要求联合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维持紧急状态的气氛，以便给他们的支持者打气。他们的支持者眼看合并已成破竹之势，因而士气低落。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这里看来有明显的矛盾，但我的解释是，新加坡加入联邦之后，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再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反对一个已经争取到国家独立的民选政府。其实，我们已获授权可以落实合并，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绝不是英国傀儡
我陈词之后轮到李医生。在他结束陈词时我提出要求，获准作出答复。我说，反对党两位发言人李医生和兀哈尔，都是在马来亚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并且兀哈尔是以马来亚公民的身份，持马来亚护照到纽约来的。这是充满讽刺意昧的。此外，他们并不代表多数，因为他们向政府挑战，提出不信任动议，只能获得立法议院51名议员当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吴庆瑞千里远行感到疲倦，却决心证明自己是亚非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调、手势以及应付所有问题的强有力的方式，我们确保了特别委员会不致误会我们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傀儡。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休·富特爵士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高兴，认为委员们无疑会认定人民行动党是个以进行斗争的总理为首的强有力的组织，绝不是什么英国傀儡。
同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动身到伦敦。时间很紧迫了。东姑正在结束跟麦克米伦的会谈，现在应该迫使他在英国人面前解决公民权的问题了；所以我没在纽约留下来听马绍尔陈词。马绍尔慷慨陈词，给特别委员会的印象比李医生强，然而无法消除我给委员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别委员会决定不对请愿采取任何行动。
□ 作者：李光耀
第27章 摊牌决胜败
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7月27日星期五，我们抵达伦敦机场已是上午11点15分。我和吴庆瑞从新加坡向东飞，先到纽约，后到伦敦，已经疲惫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店匆匆地盥洗之后立即下楼，准时跟薛尔克共进午餐。薛尔克把跟东姑商谈婆罗洲三邦问题的进展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们。下午三点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再累也得继续工作。
第二天，吴庆瑞、我和总理公署常任秘书斯图尔特到利兹酒店跟东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东姑会商那样，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公民权问题。这时他心情轻松，气氛不错，因为有关婆罗洲尚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几乎全部跟英国人解决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吴庆瑞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温登打高尔夫球。下午东姑休息的时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马来西亚公民权、拘留共产党人和共同市场计划的问题。麦克米伦是否悄悄跟东姑提过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诉敦拉扎克，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意签署婆罗洲三邦协议之前非解决不可。敦拉扎克当即表示，只要东姑不反对，他原则上同意在马来西亚公民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担心，若不是英国人出面劝东姑的话，我是无法争取到这一协议的。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一旦成立，英国人就不能再为新加坡出面干预了。与此同时，在同东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良好的关系。东姑和敦拉扎克两人个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总是犹豫和顾虑重重，老是要重新考虑。一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会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改变主意。他会为细节操心苦恼，在这一点上是东姑的好副手。东姑从来不管细节。敦拉扎克工作勤奋，只花18个月的时间就考完中级和最终的法学院考试，那是个新记录。在英国期间，他花时间在马来学生当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联络网，其中包括九个苏丹的儿子。他本人出身于传统的族长家庭。但是他没有东姑那种待人发自内心的和蔼态度，跟他打交道始终比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我和吴庆瑞到利兹酒店正式会见东姑和敦拉扎克，留下来共进午餐。东姑赞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内容。我说我会写封信给他，把内容列出来，要求他证实。午餐过后回海德公园酒店，我写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称为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国民'或'公民'没什么差别，有人认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协议。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术语问题，白皮书第14段应该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民。"我附上马来亚总检察长和新加坡自治邦总检察长的联合声明，证实宪法所规定的投票权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这点将维持不变。
第二天，东姑以伦敦利兹酒店为地址回信说："我证实，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权安排，将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号白皮书第14段列出的马来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的方式，它的行文在术语和选举权的资格规定方面作了修改。"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争论这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转败为胜。如今他们没什么可以真正感到不满的了。我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时间可以在全民投票举行前制造新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英国人最后是怎样说服东姑改变主意的；也许是澳大利亚帮了忙。在谈判过程中，桑迪斯有时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决。他多半告诉了东姑，没有共同公民权的话，婆罗洲三邦就不会归东姑，也不会有合并。当晚七点钟，桑迪斯跟东姑、敦拉扎克、吴庆瑞和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一切。我要求先别公布公民权的协议，以便我有机会于适当的时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产党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伦敦以后我从薛尔克口中知道，东姑仍然坚持必须在联邦对新加坡负起责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来。但是薛尔克也透露，英国人并不热心于采取行动，最好是合并后由马来西亚政府这样做。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反对东姑的重担现在可以由英国人来挑起。于是我调整立场，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结束，我准备支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采取肃清行动。
但是薛尔克在7月27日写信告诉桑迪斯："我必须让你一清二楚，基于以下的理由，这项政策危险得很：
一、没有能使公众信服的证据而强行逮捕，必定会加强新加坡反对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导致他倒台。
二、这样一来情形就会非常清楚：马来西亚是由英国人自上而下、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们会说这是我们保护基地的计划，东姑允许我们利用他作为傀儡。
三、无论在英国国会还是在苏联人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联合国，要为这样的行动进行辩护并不容易。
"为了治安，也许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动。有关方面并未提出过任何强有力的论点，说明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组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不能这样做。，'
薛尔克没说的是，可能会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国可能因此被人憎恨。桑迪斯强调说，在没有机会考虑个别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则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带头的不应该是英国政府。但如果有关各方表明准备分担责任，英国政府不会逃避，也不会抛弃他们。就眼前来说，东姑必须接受这样的处理办法。
8月1日晚七点，东姑和麦克米伦签署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
社阵在抓救命稻草
亲共分子仍然在装门面。8月11日，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宣称，在吴庆瑞的牛车水选区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8．4％的人赞成投空白票。与此同时，马来亚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永久秘书处，办事处设在社阵总部。但是社阵当时正在抓救命稻草。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决定8月14日在电台宣布允许可以就全民投票进行两个星期的积极宣传。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证，他们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我宣读了7月30日给东姑的信和东姑7月31日复信的部分内容作为证明。这对反对党的反对合并是致命的一击。
我定9月1日星期六为全民投票日。为了动员会员鼓动人们投空白票，林清祥的左派工会和文化团体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动，以便发动会员游说人们投空白票。各种海报、标志、旗帜、横幅和标语牌迅速在新加坡各处的灯柱和墙上出现。每天晚上都有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是由社阵组织的。但是就在消息宣布后的24小时内，高德根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宣布支持政府的合并建议选择A。他决心不让新加坡的华人因为社阵玩弄政治把戏而失去公民权。这是个转折点。广大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不跟共产党左翼走，在面临关系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权的重要抉择时，他们选择听传统领袖的话。
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林清祥一天比一天绝望。社阵甚至不惜指责我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于不顾，要造成既成的事实。他们声称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考虑他们指全民投票有不诚实行径而提出的上诉。这是一派胡言，因为有关各方都知道，特别委员会已决定不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反对党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们加强了在立法议院的地位。8月17日，宁甘跟王永元决裂，要求重新加人人民行动党。行动党接受他归队。他的重新加入，使政府恢复了占绝对多数的地位，以26票对25票，压倒反对党。(宁甘摇摆不定的表现有点奇怪，这点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弄清楚了。吴庆瑞发现他是马来西亚政治部的受薪特务。吉隆坡政治部原来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图，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可能会被推翻时，就指示他重投行动党的怀抱。我们在1963年大选中原来想让他当候选人，发现他的身份之后就取消了。)
但是我们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于喝酒过量，而是因为早年患上肝炎。我们送他到英国动手术。他病情恶化，8月21日去世，弥留之际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气，在领导军港工友联合会期间显示了领导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于从贝恩手上接过劳工部，制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是个重大的损失，使我们在立法议院又面临25票对25票的局面。但情势绝非毫无转机。马绍尔正在动摇。为了恢复跟东姑的关系，他要远离共产党人。于是我请他到电台同我一起参加一个讨论会，他接受了。在公开讨论后答问的时候，他同意既然我们现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公民权，新加坡公民跟马来西亚其他公民就没有差别了。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对此有所怀疑，他要求保证新加坡公民将有权在马来西亚各地工作和拥有产业，有权成为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新加坡州宪法的措辞应同其他各州一致。我毫不费力便做出了保证。
同一天，他会见工人党的领导层，说服他们一致欢迎公民权条件的改变。不过，他们照旧反对全民投票的规定，认为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马绍尔自然知道投票是强制的；由于不能弃权，所以劝人们投空白票抗议。这又是律师搞的典型花招。他不准备因反对而得罪东姑，同时又要让人觉得他没跟林清祥决裂。
几天后我终于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学一个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说得确切些，工人党并没有改变立场。宪法的建议修改了，以便满足工人党的要求。有关修改是完全根据工人党的方案进行的。"然而他却要求政府把全民投票推迟，直到马来西亚宪法草案在立法议院提出为止。这是最后一种徒劳的姿态。尽管他为自己的动机施放了烟幕，但是他毫无保留地承认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不会是二等公民。由这个既反合并又是个律师的对手发出这样的言论，对社阵的宣传路线是个致命的打击。
更多的打击还在后头。高德根答应支持之后，8月23日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要求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劝人民别投空白票，支持选择A。他们公布了团体的名称，以便于人们辨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直接反对马来亚共产党所发表的公开信的。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择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二天，高德根率领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到政府大厦总理公署，要求我澄清关于选择B的声明。我让他清楚了解，他不应该让说华语或方言的成员去冒丧失公民权的风险。接着高德根要求各个反对党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在他们鼓动下人民投空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结果是接受选择B，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林清祥的反应是进行恐吓。他说，华族社会懂得"如何对付出卖他们的所谓领袖"，谴责中华总商会追随人民行动党的宣传路线。但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不怕恐吓，要求会员支持选择A。同一天另外六个华族团体出面支持。
投票在9月1日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随即计票。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情形很清楚，社阵号召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失败了。空白票占实际投票数目的不到30％，70％赞成选择A，支持选择B和选择C的不多。基里玛路羽毛球馆外面聚集了大批群众，气氛紧张，因为新加坡各地有345个投票站，票箱全部送到那里开箱计票。社阵曾要求在各个选区分开计票，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哪些选区投的空白票最多，因为在下届大选中这样的信息还有用。但是他们很机巧，号召支持者把投票卡和选票一起投进票箱，从这些投票卡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支持者属于哪个选区的选民。
尽管如此，早上6点45分左右，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对选票在三点半已经整理好，却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按照全民投票法令一箱箱计算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要求重新计票。半小时后总监同意了。但是拖了半小时，却使李医生在7点45分写第二封信，声称总监把第一封信先拿给总理看，然后才答复，因此他不过是总理的信差。此外，由于第一次计票有不合常规之处，第二次计票会采用同样的办法，整个过程跟全民投票过程同样可笑，他不能接受。
一个小时后总监答复他。在我劝告下，回信在交给李医生之前，它的内容通过扬声器读出来，让报界知道。信上说，票箱是在李医生面前打开的，选票也在他面前混合和计算，整个过程李医生都在场，直到计票结果快宣布，他对具体做法是否适当都没表示反对。尽管如此，总监仍然接受李医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告诉报界："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
星期日上午11点半，票数重算过程结束。71％支持选择A，25％投了空白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众发表谈话，高兴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新加坡电台从羽毛球馆现场播送我的谈话："对政治上不诚实的人来说，人民的裁决是可怕的。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公众盖下印章赞成合并和成立马来西亚……如果没举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就会因此允许共产党人使人民相信，所谓的群众是反对合并的。只要有时间进行解释，我们将能削减他们通过撒谎、诬蔑和恐吓所获得的少数残余的支持者。"
当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时，李医生发表声明，谴责全民投票是欺骗性的，声称计票过程不合常规，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规定，因为在计票过程中没提供有关如何点算或选票来自哪个选区的信息。末了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会继续战斗。"
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9月5日我动身到伦敦，出席1962年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也召开了工党和共和联邦社会主义党总理会议。尼赫鲁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印度高层人员强烈抗议说，他们和前殖民地被遗弃了：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对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物，特别是纺织品的优待将受影响。其他领袖也都恳求继续保持联系，要求输出货物到英国能继续享有特惠优待，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应该特别考虑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看他们互相争议是饶有兴味的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未来难免会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它沿袭下来的责任。遗弃这些地区后果严重，将威胁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英国是跟我们联系得最紧密的工业强国，失去这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诚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和英帝国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对我们的生存至为重要。我们固然要有决定怎么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维持和需要维持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尤其珍惜同工党的联系。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工党帮过我们的忙。我的发言引起了共鸣。
但是很显然，过去30年来，英国的利益同欧洲越来越密不可分，共和联邦的新旧成员同英国的距离则越来越远。
对英国首相来说，英国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了。在欧洲和美洲等辽阔的大陆上，优越的通讯有利于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创造财富收获会更大。英国在海外建立的帝国已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必然道路。无论未来是多么不愉快，把英国同欧洲大陆增长与进步的火车头连接起来是他的任务。这次麦克米伦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不但没有针锋相对，反而带点忧郁和怀念旧的共和联邦的神情。在场所有领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他们毫不怀疑英国首相非履行职责不可，那就是对发出召唤的欧洲作出回应。但是他将尽力维持共和联邦同英帝国的联系，只要欧洲人(毋宁说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提到他的名字)允许他这样做。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机离开伦敦。在我离开新加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宾都凯觎婆罗洲三邦，8月1日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引起了两国的不良反应。9月24日东始发表声明，警告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别插手，"我们指望其他国家别干预我们的事务"。他是针对印尼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声明做出反应的，后者说雅加达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不会漠不关心。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烦即将到来。随后菲律宾外长表示北婆罗洲的主权属于菲律宾，声称北婆罗洲原属苏禄苏丹国，菲律宾是苏禄苏丹国的合法继承者，北婆罗洲从未割让给英国，只是租借而已。
东姑对这一点嗤之以鼻：英国自1878年以来便是这三邦的主人，lO0年来英国对三邦的主权从未有人质疑。但是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社阵发表了有关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们当前的目标是在下届大选中推翻现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然后继续争取赢得新加坡在联邦国会的议席。林清祥进一步呼吁社阵团结一切左翼反殖民主义力量，以便将来控制联邦政府，挫败"英国--联盟轴心"。
敦拉扎克的反应是向人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必须觉察到民主的敌人，社阵不是为他们的真正利益而是为那些效忠对象在国外的人而奋斗。林清祥反驳说，如果执政的华巫联盟信奉议会民主制度，就必须接受反对党有权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他的好斗使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益发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结束，新加坡的安全将由吉隆坡负责，因此必须迅速把局面控制下来。但与此同时，这个课题却徒增分歧，令人沮丧。
□ 作者：李光耀
第28章 东姑要把我甩掉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
9月8日内部安全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当时我已经动身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由联邦和新加坡两地警察总监联合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议合并前分阶段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取代伊斯迈的马来西亚代表敦拉扎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代表我出席会议的杜进才反对仓促行事。代表英国的薛尔克支持杜进才的立场。他说，虽然有威胁，却不是非用暴力镇压不可。敦拉扎克不满意，过后前往伦敦向桑迪斯提出这个课题。桑迪斯回答说，他要推迟行动，直到建立马来西亚的立法在下议院辩论过后，也就是说，不会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动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必须先考虑英国国内的反应。
敦拉扎克向东姑汇报之后，马来亚方面要求10月再召开内部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对有关逮捕的问题再度延期做出决定。但人民行动党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确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马来领袖的支配和压制。我向薛尔克强调，把逮捕行动推迟到合并之后最理想。我也向穆尔强调，在联邦国会的15个新加坡议席举行选举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要让社阵自由竞争。若是先把他们抓走了，再也没有明显的共产威胁，联盟可能会赢得好些议席。后来桑迪斯的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我"坦率得叫人吃惊"，竟然告诉他让反对党内保存少数亲共分子对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接连几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确实没有暗中破坏他，却也没听他的话，按他的意思就是服从他。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东姑和敦拉扎克都喜欢吴庆瑞。但即使是吴庆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聪明，不易受劝说，也诱惑不了。
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陈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对党马华公会，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轻的马来领袖。最不祥的迹象是，东姑要求我释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岛上最大的华人私会党的头子，我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去在选举期间，他组织过对付人民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有权释放像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担心支部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我已经告诉薛尔克，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后，三巴旺必须举行补选，东姑提出人民行动党应该靠边站，让他的候选人跟社阵斗。这点我没接受。我对薛尔克说："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做法。"薛尔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向桑迪斯报告说，东姑推行的政策必败无疑。东姑似乎认为可以利用逮捕行动来干扰社阵，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台。桑迪斯回复薛尔克的时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认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岛的最佳人选。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姑同意下举行选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姑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严加保密，尤其是不让联邦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说，兰斯多恩勋爵、薛尔克勋爵等人劝东姑基于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认为我们做到了他单独做不到的事……任务是艰巨的，尤其鉴于东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保持政治稳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于两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则新加坡不是出现社阵政府，就是在社阵因党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敌视联邦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李光耀反对吉隆坡的马来人，公开争取华族沙文主义分子的支持。联邦政府是否全面了解后一种局面的危险性，我有所怀疑。他们也许认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他们看出吉隆坡管辖联邦华人的那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华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习惯了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套，从没受过马来人的统治，采取强制策略肯定会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便在伦敦通过"枢密令"颁布新加坡州宪法的方式，让我能在新加坡举行15个议席的选举。
就在穆尔提呈报告后三天，形势出现了新的一面。12月8日文莱爆发叛变活动。自称为"北婆罗洲国民军"，声称实力多达3万人的武装叛军攻占了诗里亚石油城。英国迅速做出反应。两连辜加兵和300名英军空运到文莱，随后是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英军迅速收复诗里亚，打死了一些叛军，俘虏了5O0人。与此同时，机灵的英国籍警察总监把文莱市内的第一批叛军包围在自己的网球场内，不让他们行动以免再制造麻烦。48小时内叛乱便以失败告终。辜加兵和英军收复诗里亚之后，扫荡行动跟着展开。
社阵发表愚蠢声明
但是就在叛乱消息传开后，社阵发表了愚蠢的声明，欢呼这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声明宣布新加坡和联邦两地政府不反对英国的话，就会受到谴责。作为未来事态发展的前兆，马来亚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数是华人，包括马来亚人民党的组织秘书；新加坡逮捕了同这个集团有联系的当地亲社阵的人民党的三名成员。为了显示团结一致，我们要跟马来亚一起采取行动。
但是文莱叛乱牵涉的范围大得多。东姑于12月11日在联邦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了阿扎哈里发动叛乱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东姑说，阿扎哈里跟好些马来亚邻国的人有联系。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国防部长纳苏顿将军已经宣布，文莱起义后，他的政府将更为关注接近英属婆罗洲的地区。印尼总统的政党印尼国民党已经表明支持文莱人民党，支持显然来自苏加诺。
英国人深知个中的危险，应付阿扎哈里显然比应付背后支持他的人简单得多。英国驻文莱最高专员丹尼斯·怀特爵士深信，叛军有把握获得印尼的协助，否则不会进攻林梦(地理上林梦位于文莱中间)，因为林梦是英国殖民地沙捞越的一部分，英国肯定会反击。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动叛军，作为破坏马来西亚的手段。他指出，这场叛乱绝非报上所说那样是可笑的非专业行动。它在最初几个阶段是成功的，尽管基于种种原因，准备得并不充分。叛军占领了好些警署，夺取了许多武器，攻占了电力站，切断了电力供应，并扣留了英国专员的秘书，在林梦俘虏了英国驻扎官夫妇和其他欧洲人。幸而英军和辜加兵迅速开到，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东姑公开表示怀疑之后数天，苏加诺加以证实。苏加诺说："那里(文莱)发生的事情跟新兴力量的斗争分不开，我们站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边。"几天后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现场广播，呼吁印尼人支持叛乱。他说，不支持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诞生，曾为争取独立受苦受难，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天经地义的，不像获得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其他国家(指马来亚)那样。东姑回应时指出，尽管文莱叛乱现在结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领袖仍然在发表激烈的演讲，目的显然是要煽动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反对当地的政府，这会导致大灾难。
接着双方展开了舌战。印尼人再度对他们魅力十足的领袖的豪言壮语做出反应，通过演说和媒体鼓动公众的情绪，以便引发示威行动。这是苏加诺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达要求荷兰归还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部)，证明这项策略收效。现在他需要另一个问题来吸引群众的注意，转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视线。12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焚烧两具模拟像：一具是西方人的；另一具是个马来人，头戴宋谷，架着一副角质眼镜，那就是东姑。印尼人以支持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独立为表面理由，正准备发动反对马来西亚的运动。
□ 作者：李光耀
第29章 冷藏与最后谈判
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
文莱叛乱爆发五天后，内部安全委员会应东姑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了解东姑的立场：文莱的事态发展使对付共产党人的行动势在必行，社阵发表支持叛乱的声明提供了机会。但有关行动给人的印象必须是：为了捍卫所有即将加入马来西亚的地区。我不能以英国傀儡的姿态出现，我要给人以同马来亚合作的印象。
定于12月16日凌晨展开的逮捕行动，后来由于东姑改变了逮捕两名联邦议员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还没了结，因为社阵领袖还在煽动情绪。在社阵的新年献辞里，林清祥说，马来亚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道路。李绍祖医生说，文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他们把破坏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文莱叛乱和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上面，这些声明肯定会刺激东姑要求采取行动。东姑正在变得不耐烦。他告诉英国人说，除非逮捕新加坡的亲共分子，否则他将取消整个马来西亚计划。穆尔多次找过我，敦促我采取行动，他认定这是实现合并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叫我怀疑，但是英国人比我更有条件了解东姑的真正意图。我和同僚们讨论后得出结论，我们冒不起忽视他的论点的风险。于是定名为"冷藏行动"的保安行动，定于1963年2月2日进行。
当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准备行动，另有133名马来亚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战部队的营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吉隆坡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行动。(我们从逮捕名单中删除了六个社阵议员的名字，因为东姑仍然反对逮捕两名搞颠覆活动的马来亚国会议员。)第二天凌晨三点，65队人员到新加坡各处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余都不在他们预料能被找到的地点。追捕共产党人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不断改变过夜的地方。
逮捕行动展开后没有发生暴乱，没有流血，没有实行宵禁。人人都料到会有大逮捕，公众了解共产党人是自找麻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严重的挫折。这次行动抓走了他们搞统战最有经验的一些领袖。从此只有让更多领袖从地下冒出来，他们才能恢复实力，而是否有时间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层的联系，他们又没把握。过后我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派人填补空缺，却看不到迹象。他们不愿或无法让更多干部出面搞统战工作。
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
被捕的人当中有兀哈尔，他是一级死硬派的组织者。詹姆斯·普都遮里则属于二级共产党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列入一级的另一个人是傅超贤。傅超贤是个记者兼翻译，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员，曾在亲共华文报《新报》工作过。他的文章同情学生鼓动者和罢工工人，他也自愿替两个过去在华侨中学求学的同学林清祥和方水双搞宣传工作。四个月后他获释，调查显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联系1962年断绝了。过后他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72年成了我的新闻秘书，一直服务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为他掌握双语，又绝对可靠。
还有三几个人像他一样，年纪很轻便在理想主义和渴望改变周围万恶社会的影响下被卷进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让他们有时间看出马共组织的残酷无情，他们就会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收效比较慢，走的是改良路线，却比较公平，不那么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间考获大学学位。他考到了伦敦大学(校外)法学士学位，获释后受雇于地契注册局，后来成为一个成功和富裕的律师。
当年东姑建议人民行动党不要参加三巴旺补选，让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直接跟社阵对垒。我不得不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们赢不了，社阵赢的话会使亲共分子士气重振。当时我感觉得到，总的说来东姑态度越来越强硬。
我现在得出结论，东姑扩大了目标，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对新加坡掌握更大的权力，仅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让新加坡享有自主权。我越来越相信，一旦采取逮捕行动，暂时解决了共产党的威胁后．东姑在把白皮书化为宪法的具体条文时，对合并条件的细节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的应付办法是威胁英国人，除非遵照我们已经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间向新加坡人民提出过的条件，否则合并不会实现。不遵照这些条件合并的话，等于出卖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必要时会举行大选来解决问题。要是社阵和共产党人赢得大选，整个马来西业计划就会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一样。东姑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姑谈判的障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曾经替东姑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姑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不习惯于必须出钱购买商业执照的做法，那是当时马来亚的情形。
两名上议员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财政归吉隆坡控制，联盟在下届选举中得胜的机会就比较大。他们因而公开指责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税收盈余，目的是要用来伤害联邦政府，使它垮台。他们的想法跟陈修信的想法吻合。陈修信告诉报界，"基于联邦税应该由联邦征收，这是联邦税收的原则"，他必须接管新加坡的税务工作。他要新加坡总税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在来往信件中，东姑曾保证新加坡的财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东姑当时要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经济。但是陈修信不让步。他顽固地争论说，不到这个百分比，不够支付联邦开支的新加坡部分。
陈修信40岁出头，能力强，办事认真勤劳，诚实不贪。他的父亲拿督陈祯禄爵士是海峡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马六甲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族长，曾经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但是做儿子的却刻薄寡恩，性格在无框眼镜后面苍白的马脸上显现出来。他知道吴庆瑞比他聪明，却决心在合并后占上风。吴庆瑞发现无法同他进行谈判。然而我知道大事都由东姑决定，我不能让陈修信骑在我们头上。至少在合并之前，只要州财政由我们控制，绝不让他这么做；即使在合并之后，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他渴望打击新加坡的威望，这使他益发仇视吴庆瑞和我。他要公开压倒我们，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便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他在交锋中被击败后，赛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赛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马来亚国籍的阿拉伯人，当时担任巫统秘书长，擅长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报上警告我说，要达成协议就别公开发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陈修信和马华公会出头说，造成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对联邦政府的要求负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问自己，东姑会采取什么立场?像赛加化阿巴和敦拉萨那样支持陈修信，还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东姑会保持中立。随着压力仍在持续，我最后得出结论，他让他们尽量逼我。陈修信生性难以相处，需要东姑约束他。但是东姑显然决定不这样做。
当时我相信东姑始终没告诉陈修信，他愿意让新加坡尽可能控制财政，条件是新加坡尽量避免参与联邦的政治。结果陈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的财政，而为了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我们只好尽量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这是个根本问题，合并前后都没解决。东姑让问题恶化，却在一个方面对我有利。社阵抨击我出卖新加坡，说我"假惺惺地关心"州的财政，骗不了公众。陈修信倨傲不逊，提出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应证明我不会轻易就范，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卫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了。东姑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决尚存的问题。东姑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姑不可。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姑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姑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我和吴庆瑞到达伦敦，开始进行现在所谓的"近距离谈判"。换句话说，我们开头不会见敦拉扎克和陈修信。他们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国人分别跟双方谈判以缩小歧见。接着我同敦拉扎克共进工作便餐。第二天吴庆瑞再见敦拉扎克。最后桑迪斯安排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举行通宵的马拉松会议。这是他应付态度顽固的谈判双方的办法，极力争取双方让步，直到最后达成协议。过去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过新加坡代表团，只供应饮料，没什么食物，令我们感到疲倦。这种情形跟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待我们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够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后才表决。
但是这回我们料到他们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当天晚上我们用打字机盒装了三明治和几瓶啤酒赴会，把它们带到暂时休会以便代表团自行讨论时所用的另一个房间。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内阁秘书黄水生会打电话给在公园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间。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芝报告说，客房餐食服务部的三明治卖完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我们谢绝桑迪斯供应的烈酒。这种谨慎做法和食物供应，使我们整个晚上能保持耐力。我们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样足够的食物供应。
将近拂晓时分，双方终于同意，为了应付跟印尼"对抗"的局面，国防开支增加，我们将交出"国家税收''的40％或总岁入的28％给联邦政府。给婆罗洲三邦的赠款5000万元，改由贷款1．5亿元取代，其中l亿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场将在12年内逐步实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税。在这期间，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逐渐划一关税。但是盛产石油的文莱不会加入使东姑获益。老谋深算的老苏丹对如何分配石油税收的建议不满意，无论桑迪斯施加压力还是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我在格罗夫纳酒店的套房里见过苏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谈判进展交换过意见。我了解他的疑虑和保留态度，始终没劝他别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决定。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深信英国人不会遗弃他而任由印尼来对付他。
协议签署仪式定于7月8日举行，这是马来西亚顺利开始的另一个吉祥数字8。两天前东姑抵达。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经引起争议的课题之前，协议未能敲定。这些课题是：把拘留私会党歹徒的警察权力下放给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立法议员脱离参加竞选时所属的政党必须辞职；建设婆罗洲计划的一半劳工开支，将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亿元贷款。
由于东姑的记忆力有伸缩性，因此我把这几点写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在信笺抬头写上"利兹酒店"，请他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间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后一分钟跟东姑讨价还价，加上麦克米伦要设晚宴，这使在马尔伯勒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麦克米伦、东姑、我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两地的代表演说后，协议在午夜过后才签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是7月9日，不是东姑日历里的吉祥日子。
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在那六个月里，我写了无数封信给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和伦敦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轮番敦促、恳求和威胁他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争取不到自己的条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预见的，要使这些条件在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不得不接受一项灵活的规定，不保证共同市场会实现。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仅在交换信件中同意，轻易就可以作废。我们必须在没得到这些保证的情况下加入马来西亚。
社阵依然大吵大闹
不出所料，协议签署后我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并没减少。社阵依然在大吵大闹，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协助社阵阻挠了联邦选举法案的通过，因为他要在东姑控制警察之后才举行联邦国会15个新加坡议席的选举。甚至对采纳和支持马来西亚协议的动议，新加坡人民联盟原本应该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表明团结，使赞成的多数票增加七票；他们却在表决时弃权。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纳拉辛汉前往婆罗洲评价当地人民的愿望途中于4月22日抵达新加坡的时候，社阵更猖狂。为了给纳拉车汉留下新加坡反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同时进行宣传，李绍祖医生率领六名立法议员(包括马共全权代表的妹妹)和大约100名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到政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来示威，高举标语牌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士。警察拦阻他们，告诉他们总理不在，他们却冲向大门。双方发生混战，数名警员受伤。大约15名示威者冲到了二楼总理公署外面的门厅，才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制服。七名立法议员和大约30人被捕，被控暴乱和企图用武力恐吓政府。他们都获得保释。我们安排纳拉辛汉离开前在机场会见他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个性冲动的李医生说话。5月中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三名英国工党议员博顿利、布罗克韦和索伦森教士访问新加坡。我鼓励他们前来。他们会见了各政党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们访问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三邦的两周之行结束前，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电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医生设法诋毁合并，正如他曾向纳拉辛汉诋毁马来西亚那样。工党议员们不接受所谓"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看法，否认是被人安排前来观光。工党素以同情反殖民主义运动见称，议员们的意见，对尚未支持马来西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来说，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相。但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里的一次策略性的小胜利。
注：
①坦慕尼厅(Tammany HalI)是坦慕尼协会总部。坦慕尼协会是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它在19世纪以政治上的腐蚀和党魁控制来操纵市政著称。
□ 作者：李光耀
第30章 访选区马不停蹄
踞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除了不断跟吉隆坡的陈修信和东姑手下其他部长、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联盟和社阵争论之外，来自印尼的威胁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必须争取选民在下届选举中支持我们，我已经决定选举不能拖到合并之后才举行。共产党人跟我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我和吴庆瑞于是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么长的时间就能使基层重新支持我们。
我们从社团注册官那里查到了所有基层群众组织的职员名单，从宗乡会馆、慈善团体到中华总商会，从零售商团体到体育团体，从棋类团体到军港图书馆等等。我们把所有亲共组织排除出去，如华校校友会和华人音乐协会。
全民投票过后，我立即到各个选区进行一系列访问。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的选区，那就是乡村选区，如裕廊、汤申、甘榜景万岸和惹兰加由。开始的时候每月到一个选区进行全天的访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两星期一个、一星期一个。到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临近时，再增加到每星期两个、三个和四个。最后为了访问完51个选区，几乎天天都去，有时甚至一天访问两三个市区选区，直到深夜。
访问之前，政府官员先陪同该区议员(如果是反对党选区，则由其他选区的议员代表陪同)到当地动员店主、已知的社区领袖和所有地方组织领袖，协助他们制定计划。过后这些人会欢迎我到他们的选区，同我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车前去，扬声器装在车上，麦克风拿在手里，向民众讲话。我规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们早就集中在那儿等候。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共产党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败，人民知道他们只争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准备站起来支持我们。
店主和基层领袖会用沉甸甸的大花环欢迎我。花环采用的是万寿菊、鸡蛋花，有时甚至是胡姬花，比较穷的团体用纸花。这些花环用金属丝装饰和扎起来。华族代表向我献上绣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们的金色字句的锦旗。我把数十面锦旗收集起来，悬挂在他们最后请我参加露天晚宴的地点。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开20桌，有时多达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钱招待我和他们选区的领袖。
访问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对陈修信和敦拉扎克的无理要求的论点，人们纷纷支持我。访问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多。领袖们急于欢迎我，让人们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跟随我一起访问选区的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听取人民对铺路，开渠，供电，安装路灯、水龙头以及设立诊所、学校和民众联络所的要求。容易处理的要求他们马上处理；比较难的，能做到的话，我答应研究并满足他们。对传播信息以应付共产党人的宣传来说，联络所是有用的。我们开始建造。那是简单的木结构建筑，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装上电灯，有把吊扇、一张乒乓桌、一张康乐球桌、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路上我不时得停下来，耽搁了时间，欢迎委员会会等上几个小时。老大娘和小姑娘会要求我处理个人的问题。印度人会带我到庙宇去。在我要走的过道上撤鲜花，并在我前额涂上一个彩点。那是表示尊敬贵宾。华人也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庙宇去，在门前敲锣打鼓舞狮欢迎我。总理光临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访问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过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谈，通过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很快就流传开来。人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尤其是店主和社区领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许多店主原来就反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捐钱给他们，现在有机会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谁--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亲自送来花环和横幅，还把家中陈列橱里的纪念品带来，缠上一条红丝带，外加一张红卡写上姓名住址，祝我好运。我忘不了的一件礼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块黑漆板托着，装在玻璃盒子里。这是主人最珍贵的艺术品。他是个店主，50岁左右，两鬓灰白。他用福建话祝我幸福长寿。这件艺术品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会客室里，是我珍爱的礼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对我充满热情并接受我为领袖的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些小店主对我的信任，鼓舞着我继续战斗。
访问的成功导致林有福在议院质问自治邦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能回答说没滥用公款，因为接待和购买点心的开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这应该归功于组织者，他们为能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华当时是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绘了她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爆开的鞭炮放在眼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药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伦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我在屏幕上的表现。我看过早些时候拍摄的一个节目，里面有我的镜头，对自己形象凶巴巴感到吃惊。伯内特这回说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些指点：总要盯住镜头，说话时绝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倾，后仰会使你显得懒散。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万别造作。"我放心了。电视是在1963年2月引进新加坡的，它成了我们强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的技巧是群众大会的技巧，演说者咆哮，做鬼脸，夸大姿势，目的是让人群后面的人看得到。用可变焦距镜头拍下来，演说者显得丑陋和气势汹汹。他们没有伯内特提意见，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当我在花大气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本区域却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马来西亚对抗，因为马来亚让自己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几天后，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也谴责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力量。10天后苏班德里奥告诉外国通讯员，要是马来亚同印尼的敌对行动蔓延到婆罗洲三邦，可能会出事，包括发生实际冲突。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公开表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认为它是"该地区安全的最佳希望"。苏加诺却加强咄咄逼人的言论。5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婆罗洲三邦，坚持应该先让它们独立，再度谴责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对于这些抨击，东姑的最初反应是召回驻雅加达大使，接着马来亚宣布立即加强海陆空三军。随后远东英军总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够的兵员、战舰和飞机，可以应付婆罗洲的任何紧急状态。局面越来越不祥。
□ 作者：李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