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闿运在《祺祥故事》里说，咸丰五年间，康慈皇太妃病危，咸丰帝因有养育之恩，也经常前去探问。有一天咸丰去请安的时候，正好太妃睡得迷迷糊糊，以为身边的人是亲儿子奕，就说：“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次，命也，汝宜自爱。”刚说完，发现是咸丰，尴尬至极，于是转身装睡，不再言语。
从此以后，咸丰心里开始有了疙瘩，对奕也有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奕从母亲宫中急急走出，正好遇上前来看望的咸丰，咸丰就问情况怎样，奕哭着说母亲恐怕没得救了，希望皇兄能尽快给母亲一个皇太后的封号——这事奕早就提过，但不知为何，咸丰一直没有批准。
咸丰帝听了后，支吾了两声“哦”“哦”，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奕以为皇兄同意了，当时又想着能让母亲在死前获得封号，就急急忙忙的赶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这下咸丰骑虎难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封号，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咸丰对奕的自作主张非常恼火，加上前面听到康慈皇太后说本来道光帝想立奕为皇帝，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只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可怜的恭亲王还蒙在鼓里！
没多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刚过一周，咸丰就找奕算总账了，他以办理母后丧仪不周的名义，将奕赶出军机处，罢免一切官职，罚他回上书房读书。而在责罚奕办理丧仪不周的同时，却把康慈皇太后的丧仪规格大为降低，以出心中的恶气。自此，咸丰和奕的兄弟亲密关系结束。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在慈禧的提议下，咸丰重新起用了奕，派他为钦差大臣去和英法联军谈判。但当时主政的肃顺是主战派，而奕是主和派，两人“哄于御前，不能决”。旁人洞若观火，两个人不仅仅是对外政策之争，更重要的是权力之争——肃顺暴发的起点正是奕失势的开始，这一点想必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咸丰死的时候，奕还在北京和英法联军周旋。后来遗诏下来，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奕发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心中自然极为的郁闷和委屈。这时，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给奕带来了一封密信，要奕赶紧设法赶到热河，两宫太后有要事相商！
如此看来，两宫太后对这个八大臣辅政的安排也很不满，特别对肃顺的飞扬跋扈，内心更是感到担忧和恐惧。但作为女人，她们并不能直接站出来和八大臣斗，她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家族里的人，而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第一人选。
奕得信后不敢怠慢，立刻星夜赶到了热河。但两宫太后和奕的见面，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庸庵笔记》里说，肃顺等人企图阻拦奕入宫，侍郎杜翰（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甚至跳出来指责说，“叔嫂应当避嫌，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不适合召见亲王。”但两宫太后坚决要召见恭亲王，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奕不敢自主，请端华一同进见。端华向肃顺使眼色，肃顺没办法，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去吧！”
奕与慈禧究竟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肃顺的蛮横无礼，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当然，话题毫无疑问的会转移到如何扳倒这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和两宫太后见过面后，奕立刻启程回京。肃顺一派显然大意了，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短的“叔嫂会”竟然已经定下政变的基调——当时他们是巴不得奕早点从热河滚开。
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其实两派都在暗中积蓄力量，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作为“遗诏派”的八大臣，以为自己遗诏在手，自然想稳定局面；而“垂帘派”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却也没闲着，一直也在暗中动作。
奕回京后，立刻找到了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肃顺和周祖培曾分别为户部满汉尚书，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有一次，文件已经周祖培批阅过了，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手下秘书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懂什么公事！？”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表面上还不敢表露，但心里恨透了肃顺这个政治流氓！
周祖培作为三朝老臣，同情他的人不少，这次得了机会，自然要想尽办法要和奕等人一起扳倒肃顺。在明白慈禧太后的意思后，周祖培暗中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折，这就是后来的《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
按照慈禧太后和奕的意思，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认为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垂帘听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贸然上奏的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董元醇的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
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就像是在热河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使“遗诏派”和“垂帘派”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
作为主要棋手的慈禧，当时很冷静，将董元醇的奏折“留中不发”，既表示对这个奏折的重视，又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反应。
八大臣果然坐不住了，他们立刻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拟定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大批“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参政”的建议，并要求对董元醇严加惩处。慈禧不予理会，仍旧将折子“留中不发”。八大臣心急火燎，竟然不顾君臣礼节，向两宫太后反复催要。
被逼无奈，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在八月十一日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不是傻子，岂肯轻易答应！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展开激烈论辩，但两个女人怎能说得过八个男人！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紧张。八个壮硕男人声震殿瓦的咆哮声，把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吓得哇哇直哭，一头钻进慈安太后的怀里，裤子都尿湿了——大家注意，小皇帝这时找的不是亲生母亲慈禧太后，而是慈安太后！
肃顺等人干脆公然宣称：“今后请太后看奏章已经是多余了！”慈安太后当下就被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哗哗直流。
八大臣第二天更加变本加厉，不等宣召就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在下发批驳董元醇谕旨的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历朝历代还真没发生过。
在当时的热河，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慈禧太后孤立无援，最后只能服软，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肃顺等人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看起来，遗诏派似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遭受重大羞辱的两宫太后决定尽早回京，另做打算。按常例，小皇帝必须每天扶送灵柩归京，但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年龄太小、身体弱为理由，要求先行归京。八大臣被刚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轻易答应了。
这样，八大臣就被分开了，肃顺等人护送咸丰的灵柩慢慢回京，而载垣、端华护送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先走，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先到北京。还没进城，慈禧太后就立刻秘密召见了奕，准备对八大臣痛下杀手！
回到北京后，两宫太后声泪俱下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的倒向了两宫太后。
其实计划早就由奕和周祖培拟订好了。周祖培当时愤懑的说：“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周祖培说：“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太后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恭亲王奕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
肃顺等人垮台为何如此之快？一来是因为其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太后和奕。但更重要的是，肃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事实上，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处于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他支持肃顺，但曾国藩在听完他的话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在慈禧太后等人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由此，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太相信那封遗诏了，以为那是尚方宝剑呢！
载垣和端华的表现更像是个书呆子，当奕拿着对载垣、端华、肃顺治罪的诏书前来捉拿的时候，这两人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侍卫们才不管谁的诏书，立刻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捆了送宗人府关押。当天晚上，肃顺奉咸丰的灵柩驻足在密云县。当咸丰第七子醇郡王奕澴和睿亲王仁寿的亲兵踹开卧室大门的时候，肃顺还和两个小妾横卧在床上呢。肃顺被抓后，还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三天时间。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莫非又是天意！？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监刑者竟然还是刑部尚书赵光。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果然如此！
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特别是奕，更是备极恩宠，一月四赏。十月一日，授奕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二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初八，赏奕食亲王双俸；初九封奕的长女为固伦公主。
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同治同治，共同治理，但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同治”呢，还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同治”呢，抑或就是一个人的专制？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注：（1）隋丽娟：《说慈禧》，第1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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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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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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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隋丽娟：《说慈禧》，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二、1851：太平记
太平富贵，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能够享受得到的，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分为人间、地狱和天堂。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是穷途末路，大丈夫也不当死于沟壑。既然没有希望改变现状，而苟且偷生的诱惑是如此之小，造反就几乎没有成本。洪秀全豁出去了，他带领的太平军也这样跟着干了。
让人深思的是，洪秀全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我们回眸晚清的中华大地时，看到的往往是英雄豪杰壮志难酬，黎民百姓又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在造反声浪中，如石达开、李秀成等少年英雄的屡屡涌现，只证明了这个走向衰亡的帝国，人才并不缺乏。
但它又何以走向衰亡呢？
它的答案就是，当一个国家不能满足其黎民基本的发展要求时，太平是梦，天国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2.1、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
农民造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希奇事。洪秀全出山的时代，其实是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揭竿而起的时代，是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逞强的时代，其实也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帝国，在工业化完成之前，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国民对土地的依赖严重，但凡遇到大的天灾，加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必然会有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杀出，结果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通过人口非正常的大量减少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后，帝国往往又重新回归平衡，并创造出一个新的朝代。
这种经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大帝国特有的。但是，在日渐工业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暴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经验的最后挽歌，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重新来审视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十九世纪中叶，此时距离康乾盛世并不遥远，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道光帝在1850年闭了眼，老爷子一走，帝国立刻就乱了套。
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如果我们回推历史就会发现，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而到了道光时期，中国人口更是到了破天荒的四亿三千万。
以十九世纪中期的农业耕作水平，人均四亩地才能免于饥寒之虞。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来看，清初大约人均6亩，乾隆初期降至4亩，到咸丰元年（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造反的那一年，人均耕地不到2亩，而太平军初起的广西，更是只有人均1.1亩！
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劳作终年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乐趣，而对于那些稍微有点野心，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来说，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虽然不存在生存问题，但多年的应试不第，一次次的击碎了他未来生活的信心和乐趣。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等这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既然造反的成本如此之低——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如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即使自明清时就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饷助银，即使是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的广西情况复杂，汉番杂处。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基本以迁移时间为分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加上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就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1）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舍近求远的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一来是因为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有所便利；二来也是因为广西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何况，洪秀全的家乡花县距离广州不远，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开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
另外，鸦片战争后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譬如以江西为例，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货物，多经赣江翻越大臾岭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可算是物华天宝，人才辈出，贸易通道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移往长江，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不多，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江西老表们当然热情支持革命，成为红色革命的根据地。
而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作为广州的腹地，当地必然因广州的衰落而受到影响。譬如南岭深山的客家人，东西江流域的船民，广州衰落往往会导致无货可卖，无货可运等引发失业的严重问题。比如杨秀清等烧炭党人，一旦失业危及生存，这些人的怒气冲天在洪秀全的教导之下，当然要化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恰好在其中起到了组织作用。即使跟着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外来宗教的教义，但一旦组织起来，力量就不可小觑了。政府的瘫痪无能，生存环境的艰苦恶劣，不过是给造反的熊熊烈火上添油加薪。
造反前，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宗教教义过于遥远，难以理解，但共同的敌人——满族权贵——却很具体直接。太平军起事后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渝》，“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聪明，“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句话就足以点燃亿万汉人的怒火。洪秀全直斥满族皇帝为妖，革命对象极为明确，革命火种一旦燃起，如果机缘巧合，必然形成燎原之势。何况，广西民众并不陌生于此类思想，天地会等造反组织不是早已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后来孙中山先生不也接过太平天国的旗帜，大声疾呼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吗？
有意思的是，和太平军、捻军同时发难的天顺王苗沛霖，也曾象洪秀全一样，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入仕梦想，但梦想同样被击得粉碎。失落中的苗沛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愤诗（谭嗣同后来的绝笔大概来源与此），和洪秀全高呼“不穿清朝衣，不做清朝官”，意思基本相同。（2）
同样是造反，苗沛霖的文化水平看来比洪秀全要高出许多。对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什么基督教洋玩意，他显然是不屑一顾的。他曾经写有一联，讽刺洪秀全和满清王朝，上联是：“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
下联是：“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流氓，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3）
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内忧外患，一时俱来。苗沛霖的一个对联，说尽了千千万万个洪秀全造反的原因和本质！
注：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59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2）、苗沛霖诗《秋宵独坐》，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44页。
（3）、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51页。
2.2、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
洪秀全当然不是什么天王，跟神仙鬼怪也是风牛马不相及，他的性格特征，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家中兄弟三个，洪秀全排行老三。洪秀全的父亲名叫洪镜扬，家中有几亩地，数头牛，家道还算殷实——不然家里哪有钱给他读书考秀才？
说到考秀才这件事，是洪秀全心中永远的痛，可算是把他害苦了。小时候的洪秀全还算是聪颖过人，13岁就通过县试当上童生，取得府试考秀才的资格，可就是秀才这道坎，楞把洪童生活活逼上绝路！
但凡读过《范进中举》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古代读书人考学的苦楚。这种苦楚，可比现在考大学、考研究生要厉害得多了！如今小朋友们考上大学、研究生，未必就能找个好工作，但古代要考上秀才，至少可以保证有碗塾师的饭吃；考上举人就有机会进官府任做官或者做个幕僚什么的；要是考上进士甚至点中状元，乖乖，那简直就是一举成名，不得了的事情，不但光宗耀祖，而且有机会入朝为官，施展平生抱负，怪不得古人把“金榜题名”当成是人生三大快事之首。
但现实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中，能够金榜题名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的洪童生就倒在了最基础的考秀才一关上——从16岁那年开始考起，他老人家连考三次，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差。最为可恨的是，每次初试，洪童生的名次总在前十，但到复试院考的时候，却总是无一例外地落选。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好比现在研究生考试，初试名列前茅，复试给刷了下来，心中的愤懑当然是可想而知了。是天意弄人吗？不是。从洪童生留下的诗词作品看来，广州府的主考官绝对是公正的。您要不信，我们可以来看看洪秀全的作品，什么“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等，言语实在是粗鄙不堪，而其后来在天京更是留下大量的打油诗歌，更是让人喷饭不已（后面有引用）。
和他一起长大并共同参加考学的表弟和后来的战友冯云山，在诗品上比这个洪秀全可要强多了，有诗为证：“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执粪生涯来度日，他日得志姓名扬。”“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冯云山这样的水平都考不上，洪秀全就更别提了。
古代科场上的故事讲都讲不完。40年后，同一个科场来了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他的成绩更加糟糕。洪秀全是四战四北，康有为的成绩还要糟糕，大家姑且猜猜看，他考秀才总共考了几回？
七次，我的天！
我们的康老师在36岁的时候，参加他的第七次府试才中了秀才，随后时来运转，乡试连科及第考上举人，二年后又会试高中，居然当上了进士！更绝的是郑板桥，他是康熙时期的秀才，雍正时期的举人，到了乾隆时才考上进士！这还是幸运的，古代多少读书人穷经皓首，最后连个秀才举人都没混上的，多了去了！
据后人总结，县试考童生，府试考秀才，最重要的是文才要好。正因为如此，文才出众、“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才会在12岁就考上秀才，17岁就中了举人。康老师的问题是，有学问无文采，但一旦通过府试，上升空间就很大了。就我们洪童生当时的文笔，您要说他考不上冤，我看一点都不冤。
屡屡落第的洪秀全，没有康老师那样的耐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光读书，不干活。这对洪秀全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对这个狗屁考试和满清政府更是恨得牙痒痒。他满腔怒火的发誓：“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
最后还真让他做到了。打下天京后，洪秀全果然自己开科取士。只可惜，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恨上孔老夫子，到处要砸孔庙，烧儒书，那些自小熟读孔孟之书的士子们，那敢前来赶考，避之还唯恐不及呢？！
说到对孔庙不敬，洪秀全并不是近代历史第一人。据清人笔记《栖霞阁野乘》里说，明末清初的著名书评家金圣叹，因为对文字狱的愤恨，就曾带领学生哭孔庙，并大喊“孔夫子死了”等乖戾之语，结果被关进监狱。据说他儿子带着莲子和梨来看他，他写下“莲（怜）子内心苦，梨（离）儿腹中酸”两名句，一语双关。最后，一辈子玩世不恭的金大师干脆把幽默进行到底，当他被刽子手砍掉脑袋后，居然从其左耳滚出一纸团，上书“好”；右耳也滚出一纸团，上书“痛”！果然“好痛！”
洪秀全当然没有那样的洒脱，考试的失败让他得了一场大病，四十多天里高烧不止。在昏迷当中，洪秀全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黄衣童子来到他床前，并把他用轿子抬到天堂，看见一个身着龙袍、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并将他的肚腹剖开，把污秽的内脏洗涤后重新缝入——大概是基督教中的赎罪和洗礼？
随后这个身材高大的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并告诉他妖魔祸害人间百姓的种种行径，要洪秀全去与妖魔决战，于是洪秀全舞着宝剑，杀向人间，他的兄长耶酥则手捧金印，发出火光，令妖魔丧胆。
昏迷中的洪秀全，由此经常高呼“杀妖！”“杀妖！”家人都以为他得了神经病，大为惊恐。后人常常以为这个梦是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了欺骗会众而编出的一个神话，但从洪秀全多次引用来看，他可能的确是做过这样一个梦，梦的原型，可能来自于他曾经浏览过的一本宗教小册子，他当时看后可能没太在意。人难免会发烧，发烧会梦见东西，本是不希奇的事情，洪秀全这次得病可谓是劫后余生，对梦见的东西深信不疑，也属正常。
高烧退后，洪秀全却又重新平静下来，拿起儒家课本准备再次赶考。但很不幸的是，第四次又告落榜。自此以后，洪秀全对科举考试彻底死心。1843年他联合好友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创立了“拜上帝会”，自行洗礼入教后，又干出一番敲砸孔圣人牌位的大胆行动。但是，这样的行为害得洪秀全连塾师的饭碗也给砸了。
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丢了饭碗后，洪秀全便和冯云山离开老家，到在广州一带开始了一边贩卖笔砚，一边传教的游历活动。但在洪秀全意料之外的是，由于广州一带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他们的宗教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根本就吸引不了人。
失望之余，二人决定溯西江而上，去广西继续发展。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天，两人来到到了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所在的贵县赐谷村传教。但由于他们为了宣传上帝，把当地祭祀的“土神”给砸了，引起当地人的共愤，结果二人只好狼狈的离开，洪秀全灰心丧气，返回了老家花县。
和洪秀全不同的是，冯云山是个实干家，为人坚忍不拔，凡事都不肯轻言放弃。在洪秀全返回老家后，冯云山继续留在广西桂平一带，一边教书糊口，一边积极传教，教化了杨秀青、萧朝贵等大批革命骨干，创下了革命的根据地。
当然，洪秀全回到花县也没闲着，他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边教书，一边日夜不停的进行理论创造工作，写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后来创作完成的），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
但洪秀全真懂基督教吗？未必。洪天王最初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个叫粱发的中国人所写。梁发本人原只是一个印刷工人，本识字不多，后因为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圣经》而后皈依入了基督教，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华人牧师。后来，水平得到提高的梁牧师就自己写了《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其中主要是圣经的原文和梁牧师的学习体会，比较适合初学者。
洪秀全最后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1847年他到香港向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看到了真正的圣经。但当他向罗孝全讲述了他奇异的梦后，这个美国牧师听后去拒绝给他施洗礼，让洪天王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
那罗牧师为什么会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礼呢？原因就是那个梦。当罗牧师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的时候，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最可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等，甚至还有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如果上帝知道了，不被气得吐血才怪呢？
洪秀全宗教理论最大的硬伤是不懂基督教的“三位一位”说。所谓“三位一位”，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洪秀全说自己梦中见到天父和天兄，并自称自己是天父的小儿子，这反映了他不仅是不懂这个理论，而根本就是对上帝大不敬的忤逆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要怪只能怪梁发那个《劝世良言》小册子没有讲清楚，洪秀全见到小册子里说“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就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小儿子也给列了进去。幸好这是在中国，要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洪秀全这样胡说八道非被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不仅如此，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还对基督教的仪式作了中国化的改进。比如拜上帝教的布道，洪秀全就结合了中国特色的道士作法，把布道的文稿当众焚烧，装神弄鬼的，甚至鸣放鞭炮，弄得热热闹闹，倒也蛮吸引人的。后来由布道衍化出来的“讲道理”活动，更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最要命的是，基督教主张逆来顺受，并不强调斗争，洪秀全却动辄说要“斩邪留正”，斩杀“清妖”，和真正的基督教相去十万八千里。更为搞笑的是，洪秀全居然不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太平天国也从来没有过圣诞节。相反，他倒是创立了一些独有的节日，如“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实在是让欧洲的基督教会大大的跌破眼镜。
当然，洪秀全独创的“教义”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些好东西的，比如劝诫戒酒戒鸦片，有诗为证：“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虽然洪秀全的教义不是那么的正宗，但也足以奠定了他“拜上帝会”理论家和精神领袖的地位了。于是洪秀全离开香港，返回广西和冯云山会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三年时间，冯云山已经在紫荆山打开局面，开创了革命的新天地，并拥有了近三千的信教会众。
洪秀全最为人指责的是，他自己在《原道醒世训》里宣传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但是，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这个污点，不是靠刷点石灰就可以抹去的。
太平天国里等级森严，特权现象极为严重。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圣库制度下，高层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当然是“无处不饱暖”，但下面的会众却一无所有，过集体供应的生活。在革命早期，甚至还别男女，会众连娶老婆组建家庭都在禁止之列，而天王、东王等人却拥有众多的妻妾，甚至连十岁的小天王都拥有四个老婆。
太平天国说“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妇女的大脚是解放了，但目的是去干活和行军打仗，这样的解放，广大妇女同志未必满意。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候甚至拿妇女作为赏赐品，赏给那些打仗出力的人。
据《江南春梦笔记》中记载，洪秀全的天王府里有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又有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一个男人。
据说天王府也曾经尝试用太监，但阉割太监是高难度的技术活，结果阉了八十个，死掉七十七个，剩下的三个都成了废人，只好作罢。至于其他男性，天朝门外有诏：“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太平军称呼刀剑为“云中雪”）
这些可怜的女人们进宫后，除了给洪天王提供各种全方位的服务外，首先要熟悉以下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甚至“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洪天王还喜新厌旧，到了美女如云的江南后，开始嫌那些广西来的乡下老姊妹们粗鲁、脏污，训斥她们说：“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甚至听见老姊妹们高声说话，天王也要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
一旦后宫妇女犯错，处罚起来也没轻的，“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刀）下罪难容！”天王府里顶撞天王，至死不认错的人，往往要受到五马分尸或者点天灯的酷刑。
洪秀全住的天王府，由原两江总督衙门改建，规模宏大，方圆近十里，从1853年建到1861年，才完工一半。东王府也不示弱，杨秀清的床上珍珠结帐，杂以宝石，穷奢极欲。（1）洪天王在宫中“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自从1853年进了天王府后，除了有一次被逼去东王府给杨秀清封万岁外，就从没有出过天王府，一直到死。在女儿国中如此快活，怪不得后来天京危急时李秀成请求“让城别走”，洪天王死也不肯答应的。
人性的弱点，在洪秀全身上暴露无遗。
洪秀全不是什么天王，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人有的一切弱点他都有。后人只有以凡人之心去度量洪秀全，才不会过分颂扬和拔高，也不至于会感到受了欺骗，从而愤懑的辱骂和指责了。
注：（1）、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9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2.3、湖广挡不住，一路下金陵
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努力，对后来太平天国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譬如太平天国的早期领导，如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就都是冯云山发现并培养出来的。
后来成为太平天国东王和西王的杨秀清、萧朝贵，本是紫荆山里的烧炭党人。杨秀清孤儿出身，成年后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萧朝贵是跟随杨秀清的一个小伙计，此人性情凶悍，相貌既凶且丑，但为人忠心耿耿，刚勇过人，打仗时冲锋陷阵，没有丝毫的畏惧。
东王杨秀清，其本人身材矮瘦，体格虚弱，一个眼睛还有毛病，但此人智商很高，志向远大，为人豪侠仗义，实则为乱世弃用的草莽英雄。但如果不是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话，这些社会弃民估计还是死于沟壑而不为人所知——诸多的太平军英雄何尝不是如此？
拜上帝教最开始的斗争，是在紫荆山一带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偶像捣毁运动。当时的广西，各种势力、各种矛盾纷合交错，拜上帝教为树立上帝的威信而捣毁其他偶像，势必影响到其他势力的威信，因而也遭到了其他势力的反感。
这时，乡绅王作新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向当地官府告发了冯云山及拜上帝教，结果导致冯云山和会徒卢六（后死于狱中）被抓走关进县牢。洪秀全得了消息后，急忙赶到广州找当年他求教过的牧师罗孝全，试图通过他来影响两广总督以营救冯云山，但由于当时两广总督调任未果。
不过，后来在杨秀清的主持下，会众的穷哥们筹了一笔钱去贿赂官府，官府接受贿赂以后，判定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但认为他“无籍游荡”，影响到地方的安定团结，于是派差役将冯云山押送回原籍花县管束。
殊为搞笑的是，冯云山用三寸不烂之舌，在路上成功说服并让两个解差加入了拜上帝会。记得《大话西游》里，唠唠叨叨的唐僧对牛魔王的手下说：“你妈贵姓啊？我只是想在临死前交个朋友”，最后把牛魔王的手下给彻底逼疯了，看来冯云山的嘴上工夫和《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有得一拼，这三年来他在紫荆山发展会众三四千人，断断不是吹牛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冯云山被抓走、精神领袖洪秀全远走他乡的时候，会众们害怕官府迫害，人心惶惶，这时候，紫荆山烧炭党领袖兼拜上帝会的高管杨秀清和萧朝贵站了出来，他俩利用当地的降僮巫术，为大家演出了一场“天父、天兄”附身的好戏。
说到降僮巫术，也叫降神，现在已经不太多见，但在南方一些偏僻的小山村里，还是有巫婆神汉存在的——越是落后的地方，就越有人相信这些东西。笔者小时候也见过此类表演，往往开头是巫婆在那里默坐冥想，继而突然跃起，手舞足蹈，披头散发，嘴里还念念有词，并且换声说话，形同两人在交流，但旁观者又往往不知其所云。
乡下倘若有小孩子哭闹，几日不止的，家长往往也会请来巫婆，每到傍晚，夜色渐暗，荒野旷郊里就会传来巫婆的喊声“回来吧、回来吧”的喊魂声，听来毛骨悚然，非常可怖，在笔者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类降神通神的迷信表演，在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扬光大，几乎人人可以通神，人人皆会此术。只可惜，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洋人的长枪大炮面前哗啦啦的倒下，惨重的失败导致中国神术遭到国内外人士普遍的怀疑。尽管现代人对这些古老的东西是嗤之以鼻，但笔者倒认为，这类东西可能就像气功一样，究竟有无科学道理，恐怕还要科学研究验证，不能简单的指责为迷信了事。
回头说杨秀清和萧朝贵的降神把戏。在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兼之会众们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下，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一前一后，咣当一声的摔倒在地，随后又一个鲤鱼打滚，挺身而起，神色肃穆，自称为“天父天兄”，让会众们不要慌张——这时的拜上帝会，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勇敢的站出来。（1）
这一切，洪秀全和冯云山都蒙在鼓里。当他俩返回紫荆山的时候，发现杨秀清和萧朝贵已经利用“天父天兄”的身份，树立了在会众中的威信，而此时洪、冯两人为官府迫害，不便公开活动，只能暂时依靠杨、萧两人来出面主持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投鼠忌器，不可能撕破脸皮揭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在假传圣言，因为揭发他们的把戏也就意味着自己一直念叨的神梦也可能被人怀疑。
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违心认了这从天而降的“老爸和老哥”，承认了杨、萧“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这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拜上帝会的权力结构由洪、冯的一元控制模式，已经悄悄的变成了杨萧与洪冯的二元组合模式，这为后来“天京事变”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重要伏笔。
再来看一下太平军起事前的国内局势。1850年2月，道光老爷子去世，民间盛传“清尽明复，天下大乱”，当时的广西也是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当时就有三合会、天地会首先发难，并逼近桂林。几乎与此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号召各地会众，前来桂平县金田村“团营”。
不信教的人，往往无法理解宗教强大的号召力。所谓“团营”，就是各地拜上帝会的会众变卖自己所有家产，携家带口，前往桂平县金田村聚合，一时间竟然有数万人之多。促成团营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广西当地愈演愈烈的村落间械斗，特别的客家人和当地人的争斗，这也导致大量会众下决心离开原住地，前往金田村。
说到村落间的械斗，此乃中古遗风，特别在地方政府软弱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中国的乡村，村和村之间大多毗连而居，人口的增多导致资源紧张，常常会发生争水或争山之类的事端，官府如果没有能力调解或者偏袒一方的话，受到损害的村庄将会联合起来自保，不服管束，一旦械斗起来，虽然武器都是些锄头扁担，也往往会打个头破血流。这种事情，笔者小时候都曾经见过，那还是不远前的上世纪80年代咧。
根据《石达开自述》里说，当时首先率众而来的贵县石达开，就是因为“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才同率领会众上千人，又沿路收容了四五千的客家人，来到了金田村，成为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
其他大股入伙的也不少，除去金田本部会众二千人外（多为金田村地主韦昌辉的力量），另有紫荆山一带烧炭党人近三千（杨秀清、萧朝贵的力量），秦日纲在贵县龙山招募的矿工上千人，黄文金收容的客家武装上千人。这些能征善战的广西老战士，后来都成了革命最重要的班底，其中特别以客家人最为强悍。
此时的洪秀全、冯云山为避开官方的注意，匿居在平南县，这也隐喻了太平天国未来的不稳定——洪秀全多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出现，而武装力量大都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控制，彼此山头明显。特别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经常借“天父天兄”为名屡屡下凡，挟洪秀全以令诸侯，势力更为强大。
当时的北京政府对于广西的乱象并不了解，在广西巡抚向朝廷的奏报里，根本就没有提及拜上帝会。朝廷后来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剿灭乱贼，对象是天地会而不是拜上帝会，更不知道洪秀全是何许人也。但这次清廷是看走了眼了。
不过，这对于太平军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太平军一来躲避了过早的打击，二来被官军打散的其他会党可以吸收进来，如后来的猛将罗大纲。说来有趣，当时罗大纲和天地会的同事张嘉祥（后改名为张国梁）一起来投拜上帝会，但却因拜上帝会只尊崇上帝，指斥他神而最后掉头而去，投向了清军的怀抱，并在围困天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太平天国的一元信仰也是有利有弊，它既保证了会众的忠诚度，如在天京事变中，天王府的女兵们不顾性命，誓死保卫天王——没有信仰，一群女人怎能做到？但是，这同样也导致了天地会、捻军、和前面提到的苗沛霖等人志同而道不合，无法齐心合力的联合起来反清。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日造反，终身为贼。对于这时的洪秀全等人来说，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村团营的途中，屡次和地方团练发生激烈冲突，影响也越来越大，加上聚集在金田的会众日益增多，势力必然要向外扩张，不然连这上万人的口粮问题都无法解决。
于是，杨秀清就派出数千人马向思旺墟驻扎的清军开战，一举端掉这个潜在的威胁，并乘机把洪秀全从平南迎回了金田。但胜利有时候也会带来麻烦，地方的正规军和壮勇团练闻讯后纷纷杀向金田，意图剿灭革命的火种。但他们大概还不知道太平军是只厉害老虎，一下就被太平军杀得落花流水，兵翻马仰，连清将伊克坦布也丧了命。
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于是在洪秀全的生日那一天（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自称天王，并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只可惜金田村太小，装不下整个天国，加上会众越来越多，清军围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拜上帝会的会众（后面改称太平军）在建“天国”后的第三天，杀出金田村，从此一去而不复返，终于将革命的大幕隆重拉开了。
太平军和其他起义军不同的是，其会众有着极为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人报着为建立天国而奋斗的信念，这些人并变卖家产交给圣库，背井离乡、拖家带口的来到金田村，并且同食同穿，统一过战时共产主义生活，这要没有高度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早期的太平军讲纪律，战斗力强，组织严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置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军帅之上为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2）虽然这样的编制有点理想主义，但还颇为管用。
离开金田村后，太平军数万人的粮食供应很成问题，由此也放弃了占领的第一个据点江口圩，西向转移到武宣东乡。在此，洪秀全对外号称天王，并分封五军主将，也就是后来分封五王的基础。洪秀全称“天王”后，虽有小胜，但围剿的清军也越来越多，并开始采取“坐战之法”，围困太平军。此种战法后来被曾国藩等人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成为湘军的主要战法之一。
同样是因为粮食短缺问题，太平军又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7月份又奔往桂平的新墟，在这里遇到清将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加上钦差大臣赛尚阿的生力军杀到，太平军被杀死伤无数，纵然杨秀清、萧朝贵三次倒地下凡，以“天父”、“天兄”助战来鼓励大家，但最终还是大败，被迫突围而走。
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蒙城县），这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在这里，太平军滞留了半年多，进行政权建设。洪秀全论功行赏，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事实上，这就形成了准二元的王制，洪秀全有点类似于虚君（精神领袖），实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
小小永安城，一下来了一个天王、五个王爷，真是不得了。当时的洪秀全虚岁不过四十，杨秀清刚满三十，石达开大概二十岁还不到，也是极品。至于东南西北四王各管四方，加上个天上的翼王，这种理想化的封王，很难说是天国的宗教特色，还是洪秀全说书看多了。
在永安州半年多的相持中，清军使用围困之法，断了太平军的饷道，太平军粮食吃尽，只得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再次突围。在突围中，大败追赶的清军，杀掉清军四个总兵并导致上千清军伤亡，士气大振，便向北进发，杀奔桂林。
古代兵书说，“哀兵莫追，流寇难防”，果然是有道理咧！自古流寇的作战方式，往往是穿空钻隙，飘忽不定，陡然疾风暴雨，此时官军倘若要正面拦截，往往会被踏得粉身碎骨。官军与其上前撸老虎胡须，倒不入尾随在后，既可纵兵大掠，归罪于叛军；又可尾随收复叛军之弃地，向朝廷邀功请赏，如此好事，官军当然乐此不疲。
大部队到达长沙之前，杨秀清设下一计，先派出小股太平军穿上缴获的清军号衣，试图骗开桂林城，可惜清将向荣先到一步，没能成功，太平军围攻桂林一个多月未果，只好主动撤围继续北上，攻克全州并血洗该城。
随后太平军冲进湖南，向永州进发。但太平军一时大意，被湘军元老江忠源（3）在蓑衣渡杀得血流成河，由五万多人被杀得剩下不满万人，连南王冯云山也被弹片击中肚子，肠子外流，没过几天就挂了。
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洪秀全的主要支持者，冯云山的死对于后来的太平天国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意义，事实上，冯云山是太平天国上层领导的重要协调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或许就不会发生“天京事变”这样的内讧，至少也不来得如此之快。失去了亲密战友的洪秀全嚎啕大哭，说：“老天这是不想让我定天下啊，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我良辅的性命哪？”
埋葬了冯云山后，太平军继续向北进军，很快就杀近长沙。西王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攻打长沙，在太平军中，萧朝贵的勇猛是出名的，他身着黄袍，立于城下督战，但很不幸被大炮击中，当下就口舌不能言，立马挂了。东南西北翼，封王不过一年多，南西两王已上了天，看来“天父天兄”是想他们了。
萧朝贵死后，太平军全部主力进逼长沙，但打了三个月也没拿下。太平军在道州和郴州招来的数千挖煤工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加上紫荆山的烧炭党人，人人善挖地道和使用炸药，在攻打长沙、武昌、南京等地时，都是挖地道进去，然后埋炸药，“砰”的一声巨响，城墙就倒了一大片。可惜到了天京后，这些人却被派往兴修王府，实在是大材小用。由于太平军有很多人是矿工、烧炭党人等，由于经常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也不陌生，所以武器方面未必不如清军。
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只好弃城而去，1852年底克益阳，数千船户带着民船参加太平军，帮助太平军渡过洞庭湖后攻下岳州，又得到民船五千，于是顺势拔汉阳、武昌，一时间声势大震，已经足以和清廷一较高下。
但太平军随后又放弃武汉，在拥有上万船只的情况下，“蔽江而下，帆樯如雪，”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攻克九江、安庆。不过短短四周的时间，太平军已经逼近金陵。
面对太平军乘风破浪的威势，清廷的江防军被吓破了胆，几乎都是闻风而溃。一路上太平军江上横行，首尾相接，几近十里，对外号称五十万，实际作战兵力约七万五千人，而大部分在后面追赶的清军疲于奔命，怎么跑得过坐船的以逸待劳！由于清廷害怕太平军北进，兵力主要集中在北方，防守九江、安庆、巢湖等地的清军人数很少，和太平军正面交锋，基本就是以卵击石。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把金陵团团围住，据时人江士铎《乙丙日记》的描述，“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太平军扎下铁桶阵，不分昼夜的攻城，挖地道，埋炸药，“砰”的一声，又崩开了南京的城门，随后太平军蜂拥而入，南京城陷，不过七日。
南京失陷后，两江总督陆建瀛和一些官员全部被杀，凡是在政府中任职的汉人，也被视为“清妖”，加以捕杀。南京城内的满城，江宁将军祥厚以下的满人男女老幼大约有四万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太平军果然言必行，行必果，真真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灾难。
南京的陷落，不但让北京的朝廷震惊，连世界都为之震惊。各国外交人员都纷纷猜测中国将改朝换代，并准备和未来可能的政府打交道，以尽早获得未来的利益。如当时的香港总督文翰（兼任英国在华事务代表），就赶忙提醒英国政府重视太平军的发展。
南京城破后，太平军搞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入城仪式，据清人笔记《盾鼻随闻辱》说，天王洪秀全从一个遍插红旗、点灯三十六盏的王船上下来，随后坐着64人抬的大轿入城，而东王杨秀清则坐着48人抬的大轿，前后相拥者，竟然有数十里之长。天王、东王所到之处，老百姓必须跪着迎接，不得仰视。
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太平天国。至此，洪秀全可谓是鸟气出尽，可以和满清皇帝分庭抗礼了。
只可惜，此国只应天上有，缘何下凡到人间？
注：
（1）、详见赫连勃薄大王《极度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的精彩描述，特引用。
（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江忠源（1812—1854年），字常濡，号岷樵，金石镇杨溪村人，道光17年中举人。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奉调召集所练乡兵，号称“楚勇”，随清军赴广西进击义军，后被提升为安徽巡抚，1854年太平军攻庐州时身亡，年42岁。清廷追赠其为总督，缢忠烈。
2.4、胡马西风，北伐一去不复返
在永安的时候，有个道州的举人胡孝先投奔了太平军，洪秀全很欣赏他，与之高谈阔论，共商大计。胡孝先说：“关中乃天府之国，是周朝和秦朝兴起的地方，欲争天下的话，必须先取咸阳，然后北定燕蓟，这样的话，天下就唾手可得了。”洪秀全听后大喜，对胡孝先更加宠信。（1）
东王杨秀清，大字不识一箩筐，对胡孝先这样的文人很是反感，同时也怕他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借永安突围的时候将胡孝先给杀了，丢在半路上喂狗。洪秀全听说后捶足叹息，但斯人已去，遗憾也没有，唯有胡孝先的计策还在洪秀全的心中念念不忘。
当打到安庆的时候，洪秀全提出从安徽北进河南，杀往陕西，再定中原，但这个提议遭到杨秀清等人的坚决反对。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陕西乃贫瘠荒凉之地，哪有六朝古都、秦淮金粉的吸引力大？杨秀清甚至“哐当”一声倒地，再次以“天父”名义下凡，命令大伙前往南京，说那里就是地上小天堂，不得有误！
要说定都南京，倒也不是完全错误，假如他们以此为基地，并保持昂扬的士气迅速向北进军的话，是非常有可能推翻清廷另立王朝的——这是上策。倘若这个不能成功，也完全可以打通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朝一般的南北割据政权——此为中策。最糟糕的，就是疲于奔命，困守南京——实在是下策。
事实上，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并不是没有想到，但行动的效果不佳，究其原因，还是对北伐重视不够，而西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南京的安全。当太平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时候，天京领导层的腐败和分裂却来得如此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由此，小王朝也很快由盛转衰，不过十一年即土崩瓦解，这也就在人的意料之中了。
中国古代一贯讲究“势”，常说“大势所趋”“势之使然”，这个“势”，的确是个难以琢磨但相当有道理的东西。在攻下南京前，太平军可谓是“势不可挡”，但来到南京后，整个太平军特别是领导层的进取之气下去了，奢侈淫秽之风却上来了。没有了士气，就没有了势力，“势”也就稍纵即逝，很快转换。在此背景下，北伐西征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1853年四月，东王杨秀清命令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加上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带领九军两万人进行北伐。临行前，杨秀清叮嘱他们说，不要等待后援，也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只管杀奔北京，捉拿满妖皇帝。
得令后，林凤祥、李开芳等便兵分三路，杀奔六合、滁州，很快就到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随后又北渡淮河，克怀远，下蒙城，陷亳州，一路上可谓是连战连胜，好不得意！
但是危机同样存在，北伐军如同过河卒子，虽然一路上攻城拔寨，但毕竟兵力有限，无法分兵留守攻下的城池，这使得北伐军和南京的联系完全被尾随的清军切断，这两万多人就象断线的风筝没奶的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生自灭了。
幸好这时有捻军兄弟来帮忙。蒙城、亳州一带的捻党见太平北伐军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是羡慕，于是也蜂拥而起，群起归附，北伐军的势力一时间急剧壮大。但这些会党和广西老战士毕竟是两回事，他们既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也不懂得尊奉上帝，更没有建立天国的远大理想，这些人更喜欢的是趁乱剽掠的土匪行径。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北伐大军离境的时候，这些人往往大半开溜散去，真正北进的，还是那些广西老战士。
当北伐军进到河南归德刘家渡，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黄河水突然暴涨，两岸船只早被清军拆散烧毁，北伐军望着对岸苍茫的平原，只能望河兴叹。
无奈之下，北伐军只得沿着黄河南岸绕道西上，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后，总算在巩、汜河边掳得一些运煤船，但由于船只既小又少，一两天根本渡不完。刚渡到一半，就被跟踪而来的清军截击，剩余的一小半人乘机掉头南下，向着小天堂奔去，但最终还是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这些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终究没有享受到小天堂之福。
已经北渡的主力部队没有退路，他们一路狂奔，攻下温县，逼近怀庆。但怀庆是个硬骨头，有清将胜保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坐镇指挥，兵力也有六万人，北伐军久攻不下，只好越过王屋山挺进到山西。
进入山西后，北伐军沿着太行山的羊径小道，连下垣曲、平阳（今临汾）、霍县等地。正当北伐军准备继续北上之时，听说前方清将胜保已经布下重兵，北伐军不想主动钻入口袋，于是从苏三起解的洪洞县再次改道平行向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境内。
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进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今石家庄的机场就在正定），下深州，正要逼近保定的时候，又有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于是便又掉头东进沧州。
但杀到沧州时，遇到了当地团练的顽强抵抗，北伐军遭到重大伤亡。林凤翔大怒，把主要兵力全部压上，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攻陷沧州。因为伤亡过大，林凤翔等在城内纵军大肆烧杀，作为报复。据说，城破之日，全城满汉回居民万余男女老幼，均被屠杀殆尽。
在这里，笔者插句题外话：战争这个东西，除了反抗侵略是正义的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但凡内战，遭殃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要知道，一个英雄的后面，往往是千万孤儿寡母的万千泪水！
譬如太平天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往往是太平军攻杀在前，官军掳掠在后，加上太平军一贯挟裹平民，离开武昌时就征发了上万民船——那可是数十万船民的身家性命，那些失去了家中男人和主要财产的船民老小，又该怎样面对凄惨的人生呢？
古代没有战争法的约束，但凡战斗激烈的攻城战，城破后多半会发生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悲惨事件。发生这种不幸事情的原因，多半是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这些获胜者看着旁边的战友都一个个的死去，心中的愤懑和悲伤当然要发泄，而主帅为了抚慰这些人，往往默许甚至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大肆抢劫，甚至奸淫妇女，胡作非为。
另外，有的军队为了震慑对方，往往也故意大肆屠杀，制造屠城事件，其中特别以蒙古人和满洲人最为恶劣与凶残。平民被屠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五胡乱华时的各族互屠、蒙古人灭金和南宋时攻城逢抵抗即屠、张献忠屠四川、满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还有日本人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杀得中原大地遍地是血，所有的这些，都是国人难以磨灭的伤痕哪！
林凤翔等在沧州的屠杀引起了北方人的反感。本来直隶、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不满于清朝统治，聚众抗命的起义团体如捻军、白莲教、天地会、回教等此伏彼起，在太平军来到的时候，纷纷附和助战，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就焚庙毁佛，强迫他人信仰“天父天兄”，又在沧州大肆焚杀，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清军阵营。民心不再，北伐军越往北走就越艰难了。
此时的北伐军，一些归附的义军纷纷散去，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天王在小天堂遥加封赏，林凤翔、李开芳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但这些封赏对那些在北方拼命的老战士不过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特别是当他们听说留在天京的同伴们在小天堂里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心理如何能平衡？譬如那些没有渡过黄河的那一小半人，到底真是受到清军截击而被迫南撤，还是乘机开溜，还很难说呢？
更为要命的是，攻下沧州已是十月底，北方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季，这些南国来的广西老战士，能不能经受得了北方苦寒的考验，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想当年，拿破仑意气风发，一心北进，直取莫斯科，但最后却在漫天风雪里狼狈逃回，而二战中希特勒的铁甲兵团，还不是照样重蹈覆辙？兵书上说，宁可南行千里，不愿北上一天——北方往往苦寒贫穷，而南方却富裕温暖，这些北伐军将士大都来自南方，他们当然更情愿留在南方。
现在很多人以为北伐军攻下沧州，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后，胜利在望，并时常引用“京城大恐，居民外逃，咸丰帝都做好避难热河”的说法，为北伐军顿足叹息，以为是时运不济，以至于功亏一篑——再往前拱一拱，不就把满清皇帝给拱下来了吗？
其实不然！北伐军迫近天津，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来形容可能更恰切。要知道，当时的北伐军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其实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所谓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北伐军已经基本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从地势上来说，北伐军虽然占据津郊三镇，但在华北平原地带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经验老道的清将胜保的追兵，加之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很快被团团围住，此时莫说攻打北京，能够安全突围已经是胜利了！
在据守相持中，北方的天气越来越寒冷，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北伐军粮草严重缺乏，只好放弃杨柳青，由林凤翔、李开芳分别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当时正好漳水暴涨，运河水泛滥，清军和北伐军便互相掘堤灌淹对方，你来我往，打成胶着状态。
但是，北方毕竟是清军的大本营，粮饷充足，而僧王的蒙古铁骑又刚参战，战马来去如飞，对付这万余人的北伐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果不其然，弹尽粮绝的北伐军被迫在次年（1854年）南逃，但是，两条腿的广西老战士怎可能跑过四条腿的蒙古骑兵？在南撤的路上，光酷寒的天气就冻死冻伤了上千名的北伐老战士，有的人脚指头被冻得青黑发烂，而因冻伤落单的人又往往被追兵所杀。
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林凤翔率北伐残军乘雾南撤，破献县，随后占领阜城，但就在当天，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接踵而至，又将阜城团团围住，无奈之下，林凤翔等只好在此固守待援。
此时的天京闻讯后，也派出了曾立昌、许宗杨等人率兵八千北上救援，但遗憾的是，这支北伐援军虽然在前期进展极为顺利，但在距离林凤翔等据守的阜城大概只有两三天路程的时候，却在临清城被阻，和清军和地方团练混战三月，结果被打败南逃，主将曾立昌最后战死在黄河水中，副将许宗杨则带领少量残兵败将逃回天京，被东王杨秀清严加惩处。许宗杨由此怀恨在心，后来他跟随北王韦昌辉，当时杀进东王府手刃杨秀清的，就是此人。
林凤翔见援军无望，只能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连镇，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据守西连镇。连镇城小，城内粮食很快吃尽，城内的树皮被剥光，甚至死去同伴身上的人肉也被割下来做干粮。当时北伐残军人心惶惶，饥饿难忍，不断有人向清军投降。
终于在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坚守的北伐军战士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但在清查尸体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林凤翔的踪迹，僧格林沁命令手下全力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连城翻三个盖，也要林凤翔给找到。
清兵后来终于在一个废弃的帐篷下，找到一个极为隐蔽的地道。翻开盖板进入地道后，竟然发现洞里宽阔无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而林凤翔和剩余的将领正躲在洞中，里面的粮食居然足以维持一个月有余。
当时的林凤翔已经身受重伤，僧王下令立刻押往北京，最后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据说林凤翔在受刑时未吭一声，并一直看着刽子手行刑，时人有所记载，惨不忍睹，不忍再录。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州。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援军已经无望。而此时清军如鬼影相随，李开芳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
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来，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率领500骑连夜冲出高唐。这批最后的北伐军战士被逼到荏平县冯官屯后，已经无路可逃，周围早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
1855年5月底，李开芳率百余人出降，时人记载，李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灯裤红鞋，身后跟随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开芳直入帐中。李开芳仅向僧王和各大人屈一膝，随后便盘腿坐地上。僧王手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李开芳和两童仰面四视，毫无惧色，称如能宽贷，愿意说服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饭到后，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13种》第一缉）
冯官屯剩下的北伐军战士被俘后，被清军一一处决，李开芳的两名娈童被当众剖腹割心，而李开芳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同样是惨不可言。
十年后，僧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骑兵在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后，又被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躲进麦田中，被捻军的小鬼张皮鲠给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
僧格林沁最值得骄傲的战绩，是1859年将英法舰队诱至大沽口烂泥塘后，重炮轰击，当下就伤亡了四百多英军，英法军舰也被击毁四艘，这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国家取得的最大海战胜绩。
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皇帝也会感到郁闷的。僧王死的地方是山东曹州高楼寨，离荏平县冯官屯不远，19世纪末华北平原大闹义和团的时候，这一带就是发源地咧。
也难怪，这里本就是出草莽英雄的地方，水泊梁山可不就在这里吗。
注：（1）、（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2.5、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
几乎在北伐的同时，在杨秀清派遣下，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于1853年5月沿长江西向，开始西征。
从战略上说，西征是太平天国的中策，控制安徽的安庆庐州、江西的南昌九江和湖北的武昌等主要目标，以打通并控制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割据政权。
如此一来，两江（江西、江苏和安徽）、湖广（湖南、湖北）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而两广、闽浙、四川、云贵，也可顺势战略。如果西征目标顺利实现，太平天国就进可攻，退可守，据有了半壁江山。
1853年6月，西征军轻车熟路，重新占领了安庆，随后又搠江而上，攻打南昌。但这里，西征军遇到了江忠源“楚勇”的顽强抵抗。
江忠源，就是当年指挥衰衣渡之战的湖南将领，南王冯云山就死于此役。江忠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胆识过人，很早就和太平军交过手。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多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杨秀清大怒，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这位“国舅爷”（他老妹是洪秀全老婆）又气又怒，给投江自尽了。
太平军见南昌是块硬骨头，于是改变计划，将西征军一分为二，一路由胡以晃率领，杀往庐州（今合肥）。由于江忠源的卓越表现，清廷火速任命其为安徽巡抚，并命他火速赶往庐州救援。
但在赶往庐州的途中，江忠源却染上重病，无奈之下，只能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前线。尽管江忠源拼尽全力，但城内守军远少于攻城部队，庐州终于被围一个多月后（1854年1月中旬），被太平军轰开水西门，江忠源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跳水自杀。安徽以北，由此尽入太平军之手。
另一路西征军由韦志俊（北王韦昌辉之弟）率领，西进湖北，直奔武昌而去。1854年2月，这路西征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外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部队，逼得这位曾国藩的座师最后投湖自尽。太平军随后攻破武昌，转而进入湖南。太平军本以为只是借道湖南，挺进两广，谁知道，在湖南他们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湘军。
说起湘军，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虬龙从空中蜿蜒而下，降于中庭，头着梁，尾攀柱，黄色鳞甲闪耀着光芒，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家人来报说曾孙已经出世了。老人非常惊讶，预感到这刚出生的曾孙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把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郑重的叫到跟前，要他好好培养，以光大曾家门庭！
关于虬龙之说，恐怕是和曾国藩天生患有皮癣有关，这个病困扰了曾国藩很多年。江西饶州知府善于看相，有一次给曾国藩相面后说，曾国藩是只癞龙，其坐相和捋须都有龙状。于是曾国藩“癞龙转世”之说也就不胫而走，连北京的皇帝都有所风闻。
曾国藩可谓是传统文人的楷模。他曾经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堕落；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1）
正因为“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既成为了世代少有的儒学大师，同时又成为兵马倥戎的军事统帅和乱世复生的中兴之臣。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书信集《曾国藩家书》和奏稿文集，都是后人汲取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极好教材。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和八旗、绿营军大不一样。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湖南人，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土里土气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律不要。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便控制。
从组织上来说，湘军有点类似于南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私人性很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湘军的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在湘军中很难有出头之日。
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关系复杂，盘根错节。譬如，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是兄弟；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是朋友；李续宾、李续宜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和江忠源的座师同为湖广总督；曾国藩和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又有“姻亲”关系。
太平军以天国理想为号召，湘军内部也同样重视思想教育。湘军首领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以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人，这些人大都是理学大儒，受过多年的儒家传统教育，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带兵打仗，也保持自己读书人的本分。
湘军首领常在练兵行军中，也不忘给士兵讲习伦理纲常，目的是训练出一支忠义之军。如此悉心教化，湘军士兵当然耳濡目染，成为最有文化的军人，变得有信仰有理想——打仗是为了给国家分忧解难，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比起太平天国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平等、天国什么的，要实在许多，甚至不比我们后来的政治教官水平差呀。
当下很多年轻人不遗余力的大骂儒家，以为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儒家引起，其实他们并不理解儒家真义。要知道，儒家学说的力量大着呢！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立人安家，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出现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人际关系毒化的现象，说到底，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并习惯于撒谎，到最后整个社会都被传染，而这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被打倒在地了呢。
儒家讲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实是非常有道理呢！这样的伦理观念下，讲关系也就是必然了。中国是关系社会，连刚来中国两天的老外都知道中国人讲“guanxi”——听说已经和“mianzi”(面子)一起成为了英语的新词汇。讲关系是国人的特色和传统，也是一个事实，但有时候，讲关系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这个东西我们还真不好一棍子打死。
就拿湘军来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些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的关系让湘军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要碰到其他清军，往往都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这样怎么能协同作战？
让人惊讶的是，湘军甚至很少会出现叛乱投降的现象。1858年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合军进攻庐州三河镇，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六千余人在重围中血战六昼夜，绝大部分人战死，还有几百人被俘虏，在看押的路上，这些湖南军人突然奋起，杀死陈玉成的士兵数十人，陈玉成只好将这些人全部处死。（2）
回头说曾国藩。曾国藩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七岁得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在仕途上，曾国藩也算是一帆风顺，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并没有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在太平军起事的时候，他因为丁忧在家，咸丰帝当时就想起了他，下诏让他以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
由此，“癞龙”正式出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太平军离湖南而去并定都南京的时候，湖南境内各会党也蠢蠢欲动，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开杀戒，严厉打击各种会党匪徒，虽然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但湖南境内得到安定，并成为反攻太平军的湘军基地。
185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调教下，在衡州初步练成，分为水陆两师，全军大约有一万七千人。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湘军正式开赴战场。临行前，曾国藩不忘他的好笔头，一篇《讨粤匪檄》，写得是一针见骨，特别是对洪秀全太平军的揭发，很符合当时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具有相当的煽动力。
试录一段揭发太平军行事规则的：“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倒也没有完全造谣）
随后《讨粤匪檄》又讽刺了太平天国的信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由此看来，孔孟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决不会因为洪秀全考不上秀才打破其偶像，就能摧毁儒家学说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
但是，湘军没有和太平军交战，在岳州就自乱了阵脚。据说是一阵大风把水师船只刮沉了二十多艘，湘军不战自乱，只好退出岳州，回保长沙。太平军于是水路直奔离长沙只有60里路的靖港，陆路从江西直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长沙。
大军压境之下，长沙乱成一团。曾国藩当时还算冷静，他把赌注压在了防守湘潭上，而自己带领水师牵制靖港之敌。这招果然见效，乘太平军立足未稳，湘军主力在湘潭一阵猛攻，太平军损失惨重，连战皆北。
但在靖港，虽然曾国藩亲率水陆两军，但在进攻太平军时却遭到大败。在太平军的顺风纵火之下，水师大溃，陆师看水师溃逃了，也慌不择路，尽管曾国藩在阵前大喝：“过旗者斩！”，也无法阻挡士兵的溃散。
曾国藩想不到自己苦心练就的军队如此不堪，又气又羞之下，纵身一跃，跳水寻死。不过，曾国藩命大，每次自杀都有部下奋不顾身的把他救出来，不像江忠源、吴文镕和赖汉英，一跳即死——看来跳水自杀也要看时间和地点的。
曾国藩回到长沙后，被城内士绅讥讽，面子上很挂不住，感到心灰意冷，无脸见人，甚至连交待后事的遗书都写好了，再次准备自杀。正当曾国藩准备抹脖子的时候，湘潭那边却传来捷报，太平军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长沙之围，不战自解。
看来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还是没有白花，再加上一点点好运气，终于成就了这位“中兴之臣”。咸丰也欣喜不已，后来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有如此本领，不容易啊。
西征军在湘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这时东王杨秀清派来了翼王石达开和罗大纲前来接应。而此时的曾国藩却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他以为太平军从此不堪一击，天京指日可下，甚至像后来朝鲜战争上那位麦克阿瑟元帅一样，以为可以结束战争回去过圣诞节呢。
石达开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九江和湖口的鄱阳湖上，太平军日夜骚扰曾国藩的水师，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溜船放火，每天都搞得要进攻的样子，弄得湘军水师一惊一乍，时间长了自然是疲惫不堪。最后，太平军来真格的，乘着夜色，顺风放火，数百只火箭喷筒，火网密布，直扑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猝不及防，大船小船乱做一团，而太平军的火船已到跟前，很快把他们的船只点燃，一下被烧了一百多艘，熊熊火光在江面上沸腾，几里之外都是一片红光，照亮了湘军被杀得人仰马翻的狼狈。此役曾国藩的座船也丢失了，惊恐之余，曾帅再次跃入水中寻死，幸好又被部下救起，在残兵败将的护送下，赶紧退守南昌。
遥望江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栽到了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石达开手上。而此时的少年英雄石达开，可谓是英姿勃发。
滚滚长江，淘尽多少英雄！都是人才啊。
在南昌保卫战的同时，武昌的战事也很吃紧，双方争夺非常激烈。湘军将领罗泽南分军一路，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打武昌，围城已久。石达开等在得知武昌被围困消息后，率军前去解救，遭到罗泽南所率湘军的阻拦，双方又开始缠战，不分胜负。
石达开见无法顺利前往武昌，于是突然南下，杀回江西。太平军顺着湖南和江西结合的软肋部位，势如破竹，旬日之内，连克宜春、吉安、樟树等江西中北部重镇，占领了江西一半以上的土地，并越过樟树、丰城，由南向北向南昌发动进攻。
曾国藩困守南昌孤城，见江西的形势大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保住江西的省城南昌，他一下乱了分寸，忘记了和胡林翼、罗泽南约定的战略计划，而要求罗泽南立刻回援南昌。
罗泽南又是一位传奇儒将，要说湘军真正的元老，首先当推罗山先生，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罗泽南的乡勇基础上编练而成的。罗泽南，家住罗山，弟子如云，人称“罗山先生”，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罗泽南虽然比曾国藩年长4岁，但在科举上却远不如曾国藩那样一帆风顺，一直到太平军起事，罗山先生还在当地设馆授徒，每日惟有青灯黄卷。
虽然没有功名，罗泽南但在学术上却是一流水平，他的著作包括《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桃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乃晚清一代理学大师。罗老师授徒多年，得意门生也不少，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后来都是名震一时的湘军名将。
在湘军湖口大败后，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清岳鄂之交”。曾国藩点头称是，于是令其率湘军三营自江西进发，奔往湖北援助胡林翼夺取武昌。
罗泽南虽然是儒将，但气势不下职业军人。在武昌90多天的战斗中，湘军伤亡3000余人，罗泽南仍然阵前指挥，坚持不退。后来，九江的太平军赶来援救武昌，罗泽南率军前去堵截打援，一日突起大雾，城内太平军突然冲出，直扑罗军大营，激战之中，罗泽南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血流如注。最后，罗泽南因失血过多而死于军营之中。
乱世英雄乱世情，英雄不须问出处。铁马金戈，血染沃野，谁又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谁又堪说儒将自在不风流？
注、（1）（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17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2）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21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2.6、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的一本《推背图》，据说是中华第一预言书，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还真被它说中了。这本书在宋元明三朝都是禁书，因为涉嫌妖言祸众，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看了这书可就是死罪。但人的通病是，越隐秘的东西，人就越想看。古今中外研究《推背图》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位临死还幽默了一把的金圣叹大师。
《推背图》里有一卦是对应太平天国的，在它的第三十四象里说，“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这卦不难理解。“头有发，衣怕白”，太平军被人称为长毛，因为太平军的人都是解开大辨留长发，不像清朝人都按满人习俗，半个脑袋剃个精光，光留一大鞭子。至于“衣怕白”，那些广西老战士还真从不穿白衣服——杨秀清等人是烧炭党人，大概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
前两句都不打紧，关键是后面两句，“太平时，王杀王。”如果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天京事变”，那就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高人写的一本奇书了。
闲话少说，下面且来看看那场血雨腥风的政变是怎样发生的。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红色，“接连捆绑及黄衣黄褂者”的尸体顺河漂流，数不胜数，令人震惊。江南大营的清军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
清军还真猜对了，太平天国果然发生了大事件。
这还得从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说起。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南京后不久，清军就在南京城的东南郊建立了江南大营，一来用来困住天京，二来可以庇护苏州、常州地区的产粮区。另外，在扬州城的北郊又建立了江北大营，以从上游威胁天京，并庇护淮北一带的产盐区。这两个大营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55年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但西征军的形势还不错，第三次攻克武昌，曾国藩也被围困在南昌孤城，皖北等地区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击溃江北大营；随后又调回围困南昌的石达开部队，在石达开外围作战并调走清军主力的掩护下，太平军猛扑江南大营，一举打破江南大营。长期和太平军顽强作战的清将向荣，战败后上吊自尽，天京围解，太平军总算出了心头恶气。
巨大胜利的后面，却隐藏着重大的危机。外患刚去，内忧就很快浮出海面，问题就出在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层上。太平天国本是一个天王加上东南西北翼五王，天王高高在上，下面五王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其余四王都要受东王杨秀清的节制。
1852年，南王冯云山已死于衰衣渡一战，而西王萧朝贵也死于同年的长沙之战。这样，首义的最高领导层只剩下了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最说不清楚也最矛盾的是天王和东王的关系。按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天王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是上帝派来解救人间的最高代表，但东王杨秀清在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在而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急时候，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稳住了会众的情绪。洪秀全回来后只得承认事实，不能去揭穿——要是揭穿，大家就都露馅了，我要不是什么天父天兄，你洪秀全又算什么上帝的次子！？
但承认杨秀清“天父下凡”有效就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出问题了。东王杨秀清本应该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的可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甚至还可以训斥洪秀全并打天王的屁股呢！
实事求是的说，东王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全面工作，取得的功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洪天王则大都是高高挂起，反有点虚君的味道。这种类似二元的体制一直带到了天京，天王通常都在天王府中深居不出，很少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只是醉心于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并享受天王的快活日子。由此，杨秀清也权威日盛，日益骄横，也起了篡位之心。
东王建有的东王府，穷极奢丽，内有妃妾数百，连宫中服务的都全部是美女，一点都不逊色于天王府。杨秀清也是昼夜淫佚，还造有龙车放在东王府里，让美女侍妾裸体拖曳，以此淫乐。杨秀清小时候穷怕了，一旦发迹，当然要大讲排场。杨秀清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个人抬，轿子里还有两个小童服侍，连轿夫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派头不下当年的福康安。每次出门，杨秀清的队伍前必打着绣有青白二巨龙的旗仗，鼓乐齐奏，扈从千人，一副煞有介事的暴发户样子。
杨秀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大政方针都出自东王府，弄到后来天国中的人只知道东王，而不知有天王的。杨秀清大权在握，不但视洪秀全如无物，对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后来封的燕王）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韦昌辉等人为求自保，只好对杨秀清曲意奉承。据说杨秀清纵欲过度，“久乃不能入”，韦昌辉为杨秀清四方发榜求医，能治愈东王病的就授爵封官，以此来讨好杨秀清。
但危险依然存在。自从西王萧朝贵去见上帝后，太平天国里只有杨秀清可以合法通神，所以每当杨秀清要表演他的“保留节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跪伏屏息，被吓得汗不敢出，生怕东王借“天父”发怒为名，把自己的小命枉送。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就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给捆了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知道杨秀清忌讳他们，更是谨慎有加，心存畏惧。
甚至高贵庄严连天王洪秀全，其本人也屡次被杨秀清责罚。据《贼情汇篡》上说，太平军中别男女，普通士兵见不到女人，但洪秀全却妻妾成群，军中有人憋不住，夜间偷窥了洪天王和妃子们行男女之事，不巧被洪天王发觉，洪天王大怒，将此人绑了要杀头。杨秀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咣当一声倒地，摇身一变，再次“天父”下凡训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重罚就是要打洪秀全屁股。洪天王有苦说不出，只能跪下认罚。幸好有其他人求情说愿意替天王受罚，杨秀清才见好就收。
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禅位。关于杨秀清想篡位的故事，版本很多，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说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说四弟杨秀清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洪秀全惊恐之下，慌忙说应该是万岁。“天父”又说，那东王世子呢，洪秀全赶忙说，也是万岁，世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很满意，说，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下面姑且录清人罗惇曧的《太平天国战记》里记载的另一个版本，供参考。
杨秀清在图谋篡位前，已经做了舆论准备，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个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常明显。后来杨秀清假装生病，要洪天王前去探视。洪天王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天王府，见到杨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旁边有四个妖艳的美女伺候，床边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只设了一个小榻给洪天王坐。
洪天王强压心头之火，假心假意的宽慰东王好生养病。杨秀清也不理会，故作呓语说：“人家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洪秀全大惊，赶紧下令让手下从官对杨秀清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
洪秀全的突然之举动，反倒让杨秀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呢，杨秀清想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的话就动手杀了他。但是洪秀全猝令手下对杨秀清高呼万岁，反而使得杨秀清无话可说，于是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见杨秀清没有反应，洪秀全就假称上厕所，乘着机会跑回了天王府。洪秀全走了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问左右：“天王去哪了？”左右说上厕所了，杨秀清才停止假装的呼噜——这简直就是当年鸿门宴的翻版，按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理论来说，杨秀清毕竟还是心不够黑，反应也不够快，所以做不成大事，注定要被人所杀。
洪天王出了东王府，全身冷汗直流，回到天王府后，立刻下令紧闭宫门，让女兵们加强护卫，并连夜写下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速回天京护驾。
韦昌辉与秦日昌得令后，带领三千精兵昼夜兼程，在五日后的一个深夜赶到了天京城外。当他们到达水西门的时候，守城士兵不给开门，说：“没有东王的令箭，不能开城门。”韦昌辉听后大怒：“我就是奉了东王的密书，这才星夜赶来的，你们竟然胆敢阻拦，不想活了吗？”
守城士兵一听是北王，心里害怕，就把他们给放了进来。韦昌辉也不作片刻停留，立刻拍马杀奔东王府。在东王府的门口，遇到卫士的激烈抵抗，韦昌辉登高大呼：“奉诏讨贼，顺从的人散去不加罪！”深夜当中，大家都迷迷糊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便渐渐被驱散。
控制局面后，韦昌辉带兵直扑杨秀清的卧室。杨秀清当时本已睡了，一下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听到外面动静不对，吓得赶紧躲在水阁下面，但最后还是被找到并被捆了带走。东王所有的妻妾子女，全部被韦昌辉的亲兵杀死，特别是那些身怀有孕的王妃，更是一个不留。
说实话，韦昌辉早就看杨秀清不顺眼了，他心想，杨秀清你小子当年不过是个大字不识的烧炭工，身材矮小，一个眼睛还是半瞎，居然还胆敢人模狗样的，动不动冒充天父下凡，你也不看看你那模样！我堂堂七尺男儿，比你有钱有文化，竟然被你这样的人踩在脚下，当年要不是我带领金田村人支持你们，太平天国哪有今天？轮得到你来欺压我等？
想到这里，韦昌辉命手下捆了杨秀清，连夜前去天王府见洪秀全，但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段更加毒辣的“杨秀清”，要是把他扶正到杨秀清地位的话，恐怕以后同样是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韦昌辉见天王出尔反尔，极为愤怒，命令左右立刻杀了杨秀清。天王得知杨秀清被杀后，还下诏说不要多杀，也不褒奖韦昌辉的功劳，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韦昌辉这下才发现自己是被洪秀全当枪使了，气得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得不到天王的支持，韦昌辉又担心杨秀清的余党会报复，于是矫诏说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都可以赦免，否则就杀无赦。
受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无首，三千多位东王府的高干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昌辉的精兵一网打尽，杀得遍地流血，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的党羽。在这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近两万革命精英，一时被屠杀殆尽。此时的事件，已经演变成杨秀清篡位未成，而韦昌辉叛乱是实。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赶回天京，见到韦昌辉如此滥杀，壮着大家还算是兄弟，就好言劝导韦昌辉说：“杨秀清谋反篡位，死不足惜。但那些广西老乡，大都无罪，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都杀了，弄得人人自危，这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啊。”
韦昌辉听后非常不爽，他心里清楚自己杀戮过分，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石达开来主持工作，于是又想杀了石达开，去除这个政治对手。由于走漏了消息，石达开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从城墙上逃走。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杀进石达开家，给来了个满门抄斩。石达开奔到安庆，召集部属，发兵杀回天京。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大军将至，惊恐之下，干脆破罐子破摔——既然大家都恨我，我就每天都要杀人泄愤。
韦昌辉的暴行，终于引起天京剩余将士的愤怒，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拿。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并逮捕了同党燕王秦日纲，将之斩首示众。随后，洪秀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石达开这才重新回到了天京。
自此，东南西北，四王皆去，还剩个翼王，也要飞离！
石达开是个聪明人，还善于拉拢人心、招揽人才，曾国藩就常说他“凶悍、诡谲”，其智力和志向远在其他人之上。特别可贵的是，石达开对于洪秀全的那套东西，颇不以为然，显示了他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性。
洪天王经此大变，心里自然多长了个心眼，对于外人也是心存畏惧，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中人。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因他兵多将广，洪天王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生怕他又成为杨秀清一样的人物。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了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话说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兄弟，虽说是个宗教迷，但却喜好贪敛财物；自己无才无能，却又偏好不懂装懂瞎指挥，还自以为得计，且日渐专横。年轻气盛的石达开哪里受到了这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活宝，这时，他手下有个谋士说：“大王既然得深军心，何必在此受制于人？中原虽然不易拿下，何不挺进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业？”
石达开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不再受洪氏兄弟的鸟气。石达开出走的时候，在沿途城市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所受的遭遇，以鼓惑更多的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老战士从者入云，跟随石达开而去的人竟有十万多人，狠狠挖了一下太平天国的墙角。
当石达开大军到达安庆的时候，约陈玉成、李秀成带领部队跟着他走，陈玉成听后已经跟着走了，并飞马告诉老乡和好友李秀成，李秀成说：“我们背井离乡，拼死拼活，就是为了建立天国，如今干到一半就变心，后世将怎么看我们啊？你要去就去，我反正是坚决不去的。”陈玉成被李秀成这么一洗脑，半路上又折了回来。
石达开出走的时候，至少带走了当时太平天国一半的兵力，太平军精华，一时俱去。1859年，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东部抚州一带杀入浙江西部金华衢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下底后进入赣南（从此江西无一完土，均被太平军蹂躏）。紧接着石达开又西入湖南，打算向四川进军。此时的石达开军队，已成流寇之势。
但进军到湖南宝庆（今邵阳）的时候，石达开的大军被刘长佑、李续宜（李续宾之弟）的湘军阻截并遭到重大挫败，石达开于是率军改而南进广西，到老家兜了一圈。石达开的大军在最鼎盛的时候有二十万人之多，但在宝庆战败后，军心涣散，很多人纷纷脱队。
广西本就是因为贫穷而首义，石达开的军队来广西后连饭都吃不上，大家都觉得前途渺茫，士气沮丧。无奈之下，石达开只好在1861年率残部约一万余人，再入湖南，取湖南湖北的边地进军，并在次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地险民富，清廷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听说石达开进入四川，便急领湘军先至布防，严阵以待。
1863年，石达开率军又进入西南贵州一带，这些地方穷山恶水，地势险要，石达开屡遭当地苗人勒索，终于在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的夹击，败退无路，陷于绝境。军中粮食耗尽，大家忍饥挨饿，完全失去战斗力。无奈之下，石达开自请入骆秉章军帐之中，骆秉章说：“你来投降的吗？”石达开说：“我来求死，兼为士卒请命，请你放过那些剩余将士的性命。”
石达开最终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五岁，另一个刚刚出生数日，却要被清廷收养，养到十八岁后才凌迟处死。石达开的残部二千余人，包括他的十几个王妃，也最终被屠戮干净。当年英姿勃发的一代翼王，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终于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事变后，石达开的出走，更是让太平天国从此“内政不修，人心各别”。军中当时流传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偌大的天下，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可以同患难，却不可以同享福的所谓“兄弟”！天国如梦，梦醒后，剩下的人却还要苦苦挣扎！
2.7、乱世英雄少年郎
天京事变加上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的精英已经损失大半。1857年，清军于是重新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将天京紧紧围困。
在长江上游，形势也开始变得危急。在攻占武昌后，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军直取九江。李续宾是罗泽南的门生，此人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单却文武双全，胆识过人，能从万人中取敌首级，人称湘军“兵胆”。罗泽南战死后，李续宾接替恩师掌管这部分湘军，并打造成湘军里最为精锐的部队。
太平军在九江的守将也不弱。此人乃跟随杨秀清多年的林启容，同样是身经百战的“老贼”悍将，湘军在他手里就没少吃亏，譬如副统帅塔齐布就是因为败于林启容而愤懑而死的。李续宾来到九江后，依旧是使用长围法，挖开长濠，把九江城围个水泄不通。在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之后，清军以逸待劳，最后破城而入，将城内近两万太平军屠杀殆尽。
湘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安徽重镇安庆。安庆位皖河和长江交汇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安庆的得失，不仅关系到天京的安危，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太平天国的命运。
天京当然知道安庆的重要性，但石达开出走后，朝中无人，急也没用。仗还是要打，安庆也不能不保，在危机时刻，洪秀全恢复原来的五军主将制度，并在年轻一代中寻找合适的人选，后来封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李秀成之弟）为左军主将，韦志俊（韦昌辉亲弟，后叛变）为右军主将，连杨秀清之族弟杨辅清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天朝的用人之际，这些太平军的少年英雄如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也开始崭露头角，并由此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中坚力量。
先说陈玉成。英王陈玉成乃广西藤县人，早年父母就已去世，他一直跟随叔父陈承瑢生活。1851年金田起义的时候，14岁的陈玉成也随同叔父加入太平军，从此跟随太平军踏遍大江南北。由于从小就在南征北战的残酷环境中成长，陈玉成远比其他同龄人要更成熟，也经受到了更多的考验。
陈玉成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的“二下武昌”之战中，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勇猛异常，第一个杀上武昌城头。因建此奇功，陈玉成被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进入了太平军中层干部的行列。
在随后的九江战役中，陈玉成配合林启容坚守九江，帮助石达开大破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天京事变前夕，已升为冬宫正丞相的陈玉成和老乡李秀成一起赴援镇江。陈玉成冒死进入镇江城中，协调内外太平军一举攻破江北大营。紧接着，陈玉成又率军回击江南大营，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真是，乱世果然出英雄，英雄又在少年出！
天京事变时，陈玉成不过十九岁，但已经是太平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了。洪秀全任命了陈玉成等五军主将后，这些年轻人的能量被迅速释放了。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前后军主将联手，在1858年的秋天再次攻破江北大营，清将冯子材的五千精骑被杀得狼狈逃窜，天京之围暂时又被解除。
真正让陈玉成名扬海内的是庐州三河镇之役。清军江北大营被摧毁后，湘军悍将李续宾正率七千湘军精锐赶往庐州（今合肥），以控制天京上游。太平军也不敢怠慢，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部队也纷纷赶往庐州前线。
当时太平军在庐州的外围三河镇筑有一坚城，九层堡垒，一面临江，防卫严密，正好挡在李续宾前进的必经之路上。李续宾的湘军果然凶悍无比，杀敌七千，攻克三河堡垒。但胜利只是短暂的，李续宾很快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当中。
就在湘军消灭三河镇太平军的同时，陈玉成的部队已经包抄了湘军的后路。另外，又有数万捻军来帮太平军的忙，这样总共有十多万的兵力把李续宾的湘军团团围住。这有点像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张灵甫所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这个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王牌师——被围困在孟良崮上，外面是陈毅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十个纵队，兵力足足比整编七十四师多了十多倍。
三河镇当时的形势和孟良崮一样，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最里面的部队被外面数十倍的敌方部队包围，但在敌方的外面，则有大量前来救援的友军，有可能对中间的敌人形成内外夹击。就象下围棋一样，战役最重要的莫过于中间的棋子要存活。一般来说，中间的棋子往往都是精锐之师，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来拖延时间，吸引对方的主力。只要里面棋子不死，再设法和外面合围的话，对方夹在中间的棋子就要死一大片了。
据说，善打仗都爱好下围棋，谢安、曾国藩、陈毅等人可都是下围棋的好手。这种包围与反包围其实时间和战斗力的较量，就看谁先顶不住。从战术上来说，这种战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啃硬骨头，要硬啃，哪怕自己死的人远比对方多（终究是包围方的人多）；另一个是坚决打援，不为消灭对方援军，只为拖延时间。
尽管都是精锐之师，并让对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李续宾没有顶住，张灵甫也没有顶住。面对二十多倍于自己的太平军和捻军，李续宾的部卒们杀得刀口卷刃，但还是不能杀出重围，最终全部战死。据《清史稿》说，李续宾最后“跃马驰入贼阵死之”（也有说上吊自尽），果然壮烈！另外，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连尸体都找不到，曾国藩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几乎呕血厥倒！
一将成名万骨枯。陈玉成破庐州后，受封为“英王”。随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再度联手，第二攻破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统师和春和提督张国梁，一个自杀，一个阵亡。
这里要提一下另一个横空出世的少年英雄。李秀成，广西藤县人，贫苦子弟，陈玉成的老乡（比陈玉成略长几岁），同样是童子军首义出身，一直跟随杨秀清、石达开征战南北。天京事变前，李秀成已经屡立战功，官居地官副丞相，年仅二十三岁。
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李秀成和众将领使出“围魏救赵”之计，他亲率大军杀奔浙江，向杭州直扑去。1860年3月太平军杀到达杭州武林门外，用火药轰开清波门后，杭州城陷，浙江各大员包括巡抚罗殿遵等人大都自杀身亡。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将军瑞昌率兵死守满人居住的内城，太平军一时仓促，居然放了他们一马——不过还有下一次，待叙。
杭州被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帝急令和春与张国梁调派江南大营的兵力前去援救。这一下，正中了李秀成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李秀成迅速撤出杭州，太平军分兵合进，五路大军直扑江南大营。这五路大军分别由五个年轻的主将率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一路上势不可挡。
5月，在天京城内太平军的配合下，太平军终于再次荡平了江南大营，清军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战死，统师和春就着烧酒生吞鸦片自杀身亡。这个张国梁，和冯子材一样，都是会党出身呢！真是各为其主，死而后已啊。
打破江南大营后，李秀成再率大军东进，直取苏州、常州和杭州等富庶地区，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便占领了苏南所有地区——上海除外。“太湖熟，天下足”，苏南地区自宋朝以来就是鱼米之乡，每年要为北京贡献二百万石的漕米。李秀成来到这里后，粮草充足，既可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又可以和洋人买卖武器，怪不得李秀成对这里情有独钟，也怪不得咸丰帝要急得跳脚！
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攻城掠地的时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并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呢！1860年的晚清帝国，可不就是满目创痍？！蒋介石说过，“攘外必先安内”，怕就怕内外不修啊。
1861年底，李秀成大军再次攻克杭州，新一届浙江各大员包括巡抚王有龄等数十人或被杀或自杀——谁说做官就一定开心？而上次坚守内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在劫难逃，内城数万满人被悉数屠杀。
看来太平天国回光返照了。有人或许会问，李秀成、陈玉成春风得意的时候，曾国藩哪里去了？难道李续宾死后，湘军就此一蹶不振？
曾国藩这时正憋屈着呢。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曾国藩手下的将领和朋友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曾公辛苦了这好几年，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没有地方上的实职，曾国藩在带兵打仗时很是郁闷，因为打仗要人要钱，中央没钱给，地方上有钱也不给，为了发军饷，曾国藩弄得像讨饭的一样。所以，曾国藩发誓，一定要弄个实职的总督巡抚干干。
大家或许就纳闷了，老曾怎么就得罪了朝廷呢？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庸庵全集.书宰相有学无识》中说：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当时有个汉人出身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在旁边说了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一个激灵，此事就不再提起。
虽然这事未必是真，但曾国藩的确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也许曾国藩的“癞龙”之说，传到了咸丰帝耳中吧？朝廷担心曾国藩坐大，也许是有他们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
就说江南江北大营，都是满人所率的绿营兵，乃清廷依靠的国防军。满清皇帝本想乘着天京事变之际，让满人和绿营军建此大功，谁知道这些人不争气，一击即溃，使得清廷四顾无人，手里无兵，当时只能起用曾国藩，并重用地方部队——湘军。
有了胡林翼的全力推荐和肃顺的力保，咸丰帝焦头烂额之下，最后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实权到手，最终打造出了“湘系”势力（1），一时权倾朝野，汉人的势力也就开始和满人一争高下，甚至略占上风。倘若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精明强干的汉人官僚，就不会有晚清中兴大业，也不会有南方的崛起。
这里，稍微提一下洋鬼子们和一个香港来的假洋鬼子。
当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的广西发生了起义后，兴奋的认为“中国的革命，将引发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也高兴的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中国纪事》里严厉斥责了太平天国，“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失望的还不仅仅是马克思博士。英法洋鬼子们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很是狐疑不定，刚开始他们以为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应该比北京的皇帝要好打交道一点——太平军不是称他们为“洋兄弟”吗？但很多传教士去天京，经过细致的了解后，发现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完全就是瞎扯谈，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什么天父天兄，上帝次子，真是乱七八糟！那些虔诚的传教士们还想纠正洪秀全的错误，但被洪教主一句话给噎了回来——洪教主说，你们说我错了，但我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你们见过吗？？？
不到十年，太平天国这个潜力股一下就被打回原型，变成了垃圾股。
在洋人的眼里，太平天国更加的不堪，他们也认定太平天国不会有好结果。相对于北京的皇帝，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显然更加不利于通商，洋鬼子们终于在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心满意足的离开北京，临行还慷慨的答应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因为恰好在这时，李秀成的大军已经杀到上海附近，洋鬼子终于撕下“洋兄弟”的面纱出手了！
恭亲王奕訢对借师助剿最为热心，洋鬼子们为了保护他们既得的商业利益，自然也会使用一切手段，两者是一拍即合。李秀成大军攻打到上海杭州一带后，洋鬼子们更是觉得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上海官员的统筹安排下，计有以下洋枪队参战：常捷军（中法联合军）、常安军（中英联合军）及华尔、戈登统领的常胜军，这些武装力量或半土半洋，或是一些国际失业军人组成，凭借他们先进的枪械和现代战争理论，这些人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而在1859年的4月，一个假洋鬼子来到了天京，这就是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说起洪仁玕，他是天王的堂弟，比洪秀全小九岁，也是洪秀全早年发展的教民之一，虽然没有参加金田首义，但也姑且算是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
1847年洪仁玕和洪秀全一起去了香港学习宗教理论，洪秀全后来因为传教士拒绝给他洗礼而怏怏离去，但洪仁玕经过努力，终于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受洗礼。在太平天国知名人物中，洪仁玕唯一接受过正宗洗礼的基督徒。
洪仁玕后来听说老哥发迹了，洪仁玕就急忙赶着去投奔老哥，但到了上海后，兵荒马乱，路途不通，他又想让小刀会护送他去天京，但小刀会的人有眼不识泰山，竟然不相信他的身份，结果只能在上海和香港间辗转，成天厮混在外国传教士之间，按义和团大师兄的理论，是标准的“假洋鬼子”。
一直磨蹭到1859年，洪仁玕才最终到了天京。不过，洪仁玕来的很是时候，很快被天王家兄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简称干王。洪秀全的意思，是让这个弟弟像杨秀清一样，总理大小政务。干王毕竟在香港呆过多年，英语说倍溜，比这几个老土的哥哥强多了。这时，他捧出一本早在香港就打好草稿的《资政新篇》，呈献给天王阿哥。
《资政新篇》这本小书当时看来，还是有点意思的。它的主要思想，其实是“睁眼看世界”，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先声。在书里，洪仁玕提出要利用西方有用之物，譬如火船、火车、寒暑表、连环枪等等，并建议仿效西方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等，在当时来说，算是很现代，很进步了。
只可惜，洪秀全未必理解这些东西，太平天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条件去实施这些东西，《资政新篇》提出的纲领，纯粹是纸上谈兵。洪仁玕总也算喝过洋墨水，和洋鬼子们打起交道来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有的“香蕉人”，外黄内白，本是中国人，却带着洋做派，洪仁玕倒没这个毛病，对天国一直是忠心耿耿，最后在天京城破后护送幼主途中遇俘被杀，死前一直以文天祥的节气自谓，也算条汉子。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太平军众多少年英雄和湘军诸多儒将的涌现，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可爱的国家，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注：（1）、湘系人马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胡林翼曾任湖北巡抚，刘长佑曾任广西巡抚，李鸿章曾任江苏巡抚，左宗棠曾任浙江巡抚，沈葆桢曾任江西巡抚，曾国荃曾任直隶总督，加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可谓鼎盛。
2.8、天京城破血满河
曾国藩被实授两江总督后，立即和湖北巡抚胡林翼联手制定了安庆战役的战略计划。曾国藩甚至亲自赶到湖北黄州胡林翼大帐中，九个晚上，抵足而谈。最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能否攻下金陵，就看能否夺取安庆；惟有取安庆后，方可高屋建瓴，以上制下，洞开天京门户。
湘军中坚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比曾国藩小一岁，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岳父则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陶澍。在科举考试中，胡林翼比曾国藩先中进士，后来去了贵州任职。太平军起事的时候，胡林翼被调派到湖南，由此进入了湘军体系，并一度作了曾国藩的部下。后来经过曾国藩的保荐，胡林翼被授予湖北巡抚实职，升迁速度远快于曾国藩。在曾国藩处于低落的时候，胡林翼就成为维系湘军的关键人物。
在曾国藩、胡林翼合军进逼安庆的时候，太平军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五路救皖”的计划。这个计划以二破江南大营的部队为原班人马，其中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为主力，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三军为牵制力量。为保住安庆，陈玉成和李秀成制定了一个更大的“围魏救赵”之计，约定两军会攻武昌，吸引曾胡回军自救，安庆之围也就自然化解。
这一招，和之前李秀成大军进攻杭州将江南大营兵力调出的计策基本雷同，但这一次，曾国藩和胡林翼冷笑了笑，他们这次只认准了安庆，不会上当了——即使当时英法联军已经进攻北京、咸丰帝告援也不放手。
太平军这边，却在协调上出了大问题，尽管陈玉成进军顺利，并已经攻至武昌附近的黄州，但李秀成只顾自己开辟的苏常地区扩充自己的势力，无心西进，这最终导致了合击武昌计划的失败。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关键时刻，曾胡同心，而陈李相左，这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
姜还是老的辣，陈玉成和李秀成毕竟还是太年轻！
安庆争夺战总共打了18个月，曾国藩命令士兵在城外深挖长濠，结硬寨，打呆仗，死死困住城内的孤军，而外围的陈玉成等诸援军被一一阻截，始终打不进来。最后，安庆城内弹尽粮绝，一片死气，和北伐军被困连城一样，再次出现食人惨剧！正可谓，“釜中余炙存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
1861年9月，湘军用火药轰开安庆城墙，冲杀进城。面对那些已经饿得差不多的太平天国军民，湘军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全城男女老幼，还有守军两万余人，全被尽数屠戮，尸体浮江，江水都为之染红变色。湘军的暴行，长江滚滚，可以作证！
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胡林翼却已经重病缠身。在攻破安庆不到一个月，胡林翼终因心力憔悴而病死在武昌，终年50岁（和罗泽南一样寿命）。临死前，胡林翼被朝廷加封为太子太保，可惜路途遥远，封赏消息是在胡林翼死后第二天才到。
陈玉成眼睁睁的看着安庆守军全军覆没，无计可施，只能挥泪撤往庐州，从此了无进展。1862年6月，陈玉成被困庐州，被时叛时顺的淮北割据势力苗沛霖诱至寿州而被俘，后被解送到清将胜保大营，凌迟处死。从此，太平军后期纵横一时的陈玉成兵团土崩瓦解，被悉数消灭，皖北基地也由此沦入湘军之手，太平天国的“江山也就弃去了一半！”（1）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围困天京，在安庆杀红了眼的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中路突进，另外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苏巡抚李鸿章率两路偏师分别从南路和东路进行包抄。面对天京的如此危局，李秀成仍旧转战苏南，并在上海附近和洋枪队发生激烈冲突，一直等到洪秀全严诏才回到天京。
1862年5月底，湘军水陆并进，直抵天京城外。湘军陆师扎营于雨花台，直插天京的心脏；水师则由湘军才子“雪帅”彭玉麟率领，镇守河口，卡住了天京的脖子。而此时回援的太平军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都是新兵蛋子；虽说是新兵，却早已没有了革命激情，正如湘军幕僚王闿运在《湘军水陆战纪》里说的：“（太平军）罕搏战，率恃炝声相震骇，比于初起时衰矣！”此时的太平军，真的已经是暮气沉沉了。
随后的雨花台之战，可以清楚的看到双方“势”的转移。湘军虽然人数少，但准备充分，在水师的辅助下，粮草充足，器械精良，势在必得。尽管太平军一批又一批的连续冲杀，湘军在曾国荃的指挥下，始终巍然不动。主将曾国荃甚至在左腮中弹、满脸是血的情况下，仍旧骑马在湘军各营垒中来回驰骋，指挥并鼓舞手下的士兵拼死顶住太平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在最危急的时候，湘军和太平军更是近身赤刃格斗，杀得营垒里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最终，还是湘军取得了胜利，李秀成见久攻不下，只好率军撤围进入天京。
在天京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东南战场也是恶讯频频，李秀成打下的常熟、太仓、昆山等相继陷落，李秀成请求去苏州救援时，竟被洪秀全扣下母亲和妻儿子女作人质，并要求交银十万两助饷。当时围困苏州的有李鸿章的淮军三万人、戈登的常胜军三千多人和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四百多人，力量远胜于太平军，虽然李秀成亲临苏州指挥，但还是无济于事。在李秀成回到天京后，苏州很快发生叛降事件，苏州太平军的主将，也是李秀成的部下慕王谭绍光，被纳王郜永宽等人所杀，苏州于1863年底被攻破。
在苏州陷落的时候，李秀成就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听后勃然大怒，严厉斥责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如今李秀成带领剩余的太平军悉数进入天京城，已成瓮中鳖之势矣。
后人一直疑问洪秀全为什么就是不肯离开天京，据笔者的揣测，假如洪秀全撤出天京，路途劳顿不说，只能死得更快，倒不如困守天京，至少还可以“天京城在”的精神相号召。洪秀全作为一个神秘的精神领袖，是不能在逃难中被“臣民”们看见的，一旦大家觉得天王不过如此，谁会跟随？再者，如果离开天王府这个安乐窝跟随大部队逃难，怎么能保证不被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将领挟裹？到时乱军当中身首异处，又向谁喊冤？很简单的道理嘛。
天京被围后，粮食锐减，天王此时居然号召大家以“甘露”为食。何谓“甘露”？百草也。在湘军日逼日紧的形势下，城内的一些人不得不为自己作打算了，松王陈得风、吏部尚书朱兆英等人即开始暗通湘军，以求自保。
1864年5月30日，五十二岁的洪秀全撒手西去，据说是因为食用“甘露”慢性中毒而死。临死前，天王还幽默了一把，“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死后，十六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这可怜的小东西，虽然很早就有了四个王妃，但估计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要面对天京城破后的悲惨命运了！
曾国荃得知城内粮食耗尽，火药用完后，加紧在天京城外挖地道，埋进万斤炸药。1864年7月19日，“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地道炸药炸开了天京城墙，在隆隆的炮声和阵阵喊杀声中，天京城破。在一片混乱当中，章王林绍璋投河自尽，顾王吴汝孝上吊自杀。
李秀成领着数十骑兵在城内飞奔试图堵截湘军，但湘军如潮水一样涌入，如何堵得住？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好奔向天王府，到后见宫门大开，宫女们纷纷逃出，数以百计的妃嫔蚂蚁般的投河自尽。御河之外，很多逃无可逃的太平天国军民男妇争相投河而死，尸体填溢如桥，水不能流。
这时，王后赖氏一手牵着洪天贵福，一手拿着剑，踉踉跄跄的从天王府中走出，看到李秀成，泪流满面的说：“天王创业一生，想不到今天覆亡，真是天绝我也！这个孩子年纪小，身体弱，就交给忠王你了。”王后随即跃入御河而死。
乘着薄暮时分，李秀成一行人带着幼主冒充清军从城破处拼死杀出，沿孝陵卫走入紫金山。但南京城外三百里，到处都是湘军的关卡，李秀成一行人屡次遭遇湘军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洪天贵福在清凉山外战斗中走散（被李世贤护送），最后只剩下九人奔入无名荒山之无名小庙，李秀成白天不敢出去，晚上下山取水被附近村民发现，剩余随从被杀。这些土人贪图李秀成携带的珠宝，分赃不均，最后闹哄哄的把李秀成扭送到曾国荃的大帐之中。
曾国荃随后立刻讯问李秀成，开始李秀成并不配合，曾国荃大怒，“椎刺其股”李秀成骂道：“曾九！你不要得志就猖狂，大家彼此不过各为其主，何必如此凌辱于我？”曾国荃怒极，欲杀之。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来讯问李秀成，问“汝今计安出？”李秀成答：“死矣！”赵烈文发现李秀成“言辞有乞活之意”，便说：“你的罪大，得听朝廷旨意，并非是统帅所能决定的。”李秀成听后俯首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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