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得到李秀成被俘的消息后，急令好生对待，随后赶到金陵亲自讯问李秀成，曾国藩和急躁的弟弟不一样，每日对李秀成“逐日排宴，待以客礼”，还说，你也人中豪杰，没有遇到明主，才落得今天的地步，实在是可惜啊可惜。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胸襟大概也有些感动，随后便很配合的在单人囚室里每日奋笔疾书，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日书数千言，十日后写成《李秀成自述》。后来此文的真假问题、节气之争，都在史学界掀起了讨论的大热潮。
李秀成虽然对曾国藩报有幻想，但终究还是在写完《李秀成自述》后被凌迟处死。参与审理李秀成全过程的赵烈文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说，“（李秀成）傍晚赴市，作绝命词，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当然，赵烈文也亲眼目睹了湘军攻破天京的全过程，据他的记载，湘军入城后，到处杀人抢掠，连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杀之取乐。天京城中，惟见血雨腥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在抢掠完之后，湘军开始四处纵火，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不止，“十年壮丽天王府”，老百姓十年的血汗，就这样被烧个一干二净。
整个天京，至少有10万多人被杀。中国近代史上，最苦惟有南京人。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杀！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杀！1937年日本兵攻下南京，更是血海滔天！
太平天国十一年，如今尘埃终落定。回望滔滔江水，十三年的血海拼杀，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注：（1）转引自罗尔纲《英王陈玉成自述跋》。
2.9、太平余波，纷纷扰扰
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李秀成给他的骏马，乘着天黑闯出了天京城，但在随后的突围中，和李秀成走散。幸好李世贤及时的拍马赶到，护送洪天贵福杀出重围，逃到安徽广德一带。
此时，正在外地召集勤王兵的干王洪仁玕听说天京城即将攻破，急忙赶回天京，但在路上得知天京已经陷落，幼主真福到了广德，洪仁玕于是又赶到那里与他们会合。洪天贵福见了族叔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赶紧封了洪仁玕为军师。
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后，李世贤跟洪仁玕说：“如今天京虽然已经失陷，但好在幼天王已经脱险，革命还有希望。现在长江以南堵王黄文金和康王汪海洋的兵力，加起来还有三十多万；长江以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加上张宗禹（捻军）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十万，如此算来，我们还有百万之众，只要团结一心，还是能够横行天下的。当今之计，最好是以幼天王为号召，让堵王赶紧和康王合兵一起，增加彼此的势力，然后直捣湖南，夺取长沙。到时继续北上，会合汉中陈得才和张宗禹之兵力，就有百万之众了。等到大兵集合在一起，我们立刻杀奔关中，夺取咸阳，再图中兴之业。”
李世贤的计划，和道州举人胡孝先最开始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
洪仁玕听后表示同意。于是两人领着幼天王，带领残余兵力，赶到浙江湖州去见堵王黄文金。当时太平天国的叛将蔡元隆，帮助清军攻占了湖州，堵王黄文金正把湖州围了个水泄不通。但这个蔡元隆在城内坚守不出，守了二十天，城内粮食都吃完了，就把战马也给杀了吃掉。黄文金听说后，更加想破城宰了这个叛徒。
李世贤和洪仁玕带着幼天王赶到湖州后，两人都劝黄文金不要在这里纠缠，不如赶紧穿过江西，西进湖南，然后北上汉中和江北的太平军余部会合，再图大业。但黄文金不听，说：“这个该死的叛徒已经弹尽粮绝，我马上就可以破城，必须杀了他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两人见黄文金如此顽固，也没办法，毕竟这里是黄文金的地盘。黄文金围了湖州一个月，最终攻破湖州并抓到了叛徒蔡元隆，但他的手下却私自把蔡元隆放跑了。紧接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杀到，太平军很快战败，在撤退中，黄文金中炮身亡，该部太平军损失过半。
剩下的太平军在李秀成和洪仁玕的带领下，想南下会合康王汪海洋，但江西境内遇到左宗棠的军队追击，太平军被打得大败，人员减员非常严重，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随后清将席宝田又带兵追来，1865年10月在江西石城爆发遭遇战，结果洪仁玕被俘虏，幼天王再次走散，剩余的太平军被完全打散。
很遗憾的是，这时洪仁玕一行人与汪海洋所率领太平军的距离，大概只有三十里路远。
1865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处死。死前，江西巡抚沈葆桢见他是个人才，还曾派当时已经降清的原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去诱降他，但被洪仁玕严词拒绝。他在自己的遗言里说，“今予亦只法文丞相（文天祥）已，”“我鞠躬尽瘁，惟求速死。”临刑前，四十三岁的干王赋诗一首：“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实现了他“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再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和大部队走散后，吓得躲进了山中。洪天贵福从小长在天王府，当时也只有十六岁，根本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小孩子躲进深山三天三夜，渴了掬把山泉水喝，饿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但光吃野果子显然没有用，洪天贵福最后饿得没有办法，只好蹒跚着独自下山，但脚下的鞋因为在清军冲击的时候已经丢失，只能光着脚丫强撑着，好不容易走到山下，两个脚板早已经满是水泡，小天王痛得没办法，只知道坐在路上低声哭泣。
说来也巧，其实当时汪洋海的军队刚从他的不远处经过，洪天贵福也看见了，但因为脚痛，根本赶不上这些人行军的速度，洪天贵福又不敢喊，最终还是没有赶上。过了一天，路上有难民成群结队的经过，洪天贵福便跟着这些人的后面，一起乞讨，辗转数月后，一个不小心，误投了敌营。更不巧的是，敌营中有个人曾经跟过小天王的叔叔洪仁政放过牛，一下就把洪天贵福给认出来了，结果小天王被送到了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弄到，反招来灾祸！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干脆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他的族叔洪仁玕被俘要晚得多，但洪天贵福在11月18日就被处死，比洪仁玕还要早五天，大概沈葆桢认为他没有什么价值吧。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了汪洋海军中，乞求汪洋海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大概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康王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时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由于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到了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汪海洋所率的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很快在1866年2月，谭体元率领的残军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再来看一下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多。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清将派人在太平军阵前大呼：“你们的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于是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听说天京陷落，前锋军队不战自乱，便改变计划进攻开封，当时的兵力，据称还有四五十万。开封当时有僧王僧格林沁的十万骑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的骑兵反而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最后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的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这种冒险的作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敌人了），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把他们打得大败，小黑也战死军中，捻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
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李开芳的北伐军，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1866年秋，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后面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2.10、太平余闻：揭竿不起的大运动
笔者的家乡，是江西吉安一带，古称庐陵，《醉翁亭记》里说，“醉翁者谁？庐陵欧阳修也。”欧阳修就是我的老乡。
在前面，笔者屡次为江西鸣不平，说的也是事实。王勃在《腾王阁序》里说江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从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后，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的北方士家大族在江西定居。
两宋时期，江西的发展很快，明朝更是达到鼎盛。明朝时的谚语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在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甲申科中吉安府甚至包揽前7名），这种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震惊全国。（1）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选翰林院庶吉士中，28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府籍人占10名。
明清时期，全国有三大商帮，一是徽商，二是晋商，三是江右帮。江右帮就是指江西的商人，很多城市现在都有江西会馆的遗址，就是当年江右帮曾经辉煌的写照。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晚清，江西确实衰微了，成为了红色革命的故乡。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长江以南要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起了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是困窘了一百多年了。
机遇的丧失，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很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恰好是处于同一时间段，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恰因为太平军，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笔者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长毛，总以为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一定是当时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吧。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老百姓总是最倒霉的，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以下是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饿民毙于道”的惨状，笔者的家族史可以间接证明这点。笔者祖先是北方的士家大族，南朝刘宋年间因北方战乱（五胡乱华时期）而南渡，见庐陵一带风景秀丽，于是落地于此，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有家谱为证。
笔者的这个家族，在当地经过千年的发展，已经散为十几个村落，大都是以本姓为村名，前面加个地名，比如山前、庙下、古井之类的。但很奇怪的是，我出生的那个村落却不是本姓“张”，而是他姓“王”，乡人都叫这里王家。但让人好生奇怪的是，本村人只有本族的不到十户人家，并没有王姓，方圆十里之内也没有姓王的人家。
听族里长辈说，我们本不住这里，这里原本是一个叫王家的大村庄，从村边的菜地经常刨到断瓦碎瓷就可以证明这点。据说，很久以前，有个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孩，讨饭来到王家，当时的王家也已经只剩下一个老头，后来才收留到王家，并一直住在这里，后来王姓的老人死了，这里就成了张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乡人却一直按习惯叫这里是王家，虽然100多年来早已没有一个王家的人了。
那个老婆婆由从哪里来呢？长辈说，是从离王家大概二十里的冷水张家过来的（大概以有冷水井而命名），我曾经旧地重游过，那里早已经是一片荒地，要不是还有些残埂断壁，根本就不会认为这里曾经有过人烟。从时间上来推算，老婆婆带的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们往前推五代的祖辈了。
为何冷水张家和王家会突然衰亡呢？后来笔者仔细研究过族谱，我们这个分支本在冷水张家，时间也算久远，何至于最后落得村庄尽毁，只剩下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孩子？而现在居住的王家，原来也是人口众多的大村，何至于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头，王家从此断子绝孙？
翻开家谱，从时间上往回推算，一切疑问都解决了。这段时期，正是太平军战乱时候，看来清人笔记并没有说谎。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1.1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说明他的揭露是部分属实的，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每馆廿五名，立一牌长监之。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余布衣及旧细衣，皆抛满地。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人家冠带影像，目为妖，抛掷满街，祖先木主则毁之，可恶已极。”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也就是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据说太平军是“讲道理”的。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时期，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场面极其宏大，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大会期间，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之下，“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厉害的时候，犯人要到第三天才死的。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是巨大的考验，而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三月不知肉味！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真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真是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用手抠破了不少满人少女的处女膜，甚至抓住这些女孩子的小乳房狠挤。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成大约180度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轮奸。”还有更多变态的举止，几乎是色情描写，不叙。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北大程演生教授二十世纪初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这是国人首次见到太平天国的印书样式。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书。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这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服务员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有点说明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英国人呤唎在他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算是一针见血的，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太平军的仇满是人所皆知的。和梁启超同出于康有为门下的反满人士欧榘甲认为，“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就连同样激烈反满排满的《革命军》作者邹容，也认定太平天国立国是“以汉杀汉，山尸血海”，内战一场的结果，“所保者却是满人。”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极为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孙中山先生曾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造反并不解决问题，“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而同世代的罗尔纲先生却热情讴歌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和反抗精神，甚至是创新精神。简与罗，两位同治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同样有着极高的史学造诣，得出的观点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大破坏”，就是对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中国历史可悲的历史循环率。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大自然消灭过多的人口只能通过瘟疫和战争。这场部分因为人口太多而引发的内战，终于消灭了大量的中国人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为后来的中兴提供了条件呢？
如果答案是的话，又何尝不是一种壮烈的悲凉？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太平天国就是一场“揭竿不起的大运动”，以暴制暴，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愿中国不再有农民式的造反。
注：（1）、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状元曾启是江西吉安永丰人，榜眼周水和探花是吉安府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是吉安泰和人。二甲第二、三、四名宋子环、王训、王直也是吉安府人。杨相又兼得会元。7名内阁大学士担任甲申科主考官和读卷官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5人都是江西人。
本章参考书目：
1、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
3、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赫连勃勃大王：《极度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7、（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8、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11、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12、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王元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5、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