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4）
卡内基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以至于我最后不得不组织一个夜班组。但当我向上级申请把晚上对线路的调度指挥权交给火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一些困难。事实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时候，我自作主张，任命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个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也是宾夕法尼亚系统内的第一个。 1860年，在我们回到匹兹堡后，我们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八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对当时的匹兹堡做任何的精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烟雾穿透了任何东西，如果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当拿开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黑色。你洗完脸或者手的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会变得和以前一样脏。烟雾中的黑会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很不舒服。当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地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荷姆武德给我们介绍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带了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必要的时候在家指挥分部的事物。 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这里阡陌纵横，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荷姆武德战地好几百英亩，这里有美丽的峡谷和森林，还有小溪潺潺。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园子，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母亲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花朵中间，和小鸡在一起乡村生活以及周围的环境都很让她惬意。她爱花，甚至是迷恋。她几乎从不采一朵花，事实上，有一次她还责备我拔掉一颗野草，说“这是绿色的东西呀。”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特性，当我从房间走丛，便打算摘下一朵花来，放到我的纽扣眼上，然后戴着去城里。可是我找不出那一朵是我可以毁坏的。 我们搬到乡间，这让我们结识了一大群新朋友。这一地区许多有钱人都在这个令人愉悦的乡村里拥有寓所，可以说，这儿是一个贵族区。我这个年轻的经理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的大宅里面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便曾多次举办音乐晚会。在这里，我听到人们谈论我以前从未知晓的事情，因此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我听到他们的谈论时，我应该立即从中学到些什么。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我感到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为了与我一起出游的伙伴，我们一起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行。“亲爱的范迪”则成了我“环游世界”的好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和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图尔特先生后来与我们一起做生意，成了我的合作伙伴，这是使我高兴的事情之一，“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的名门望族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近八旬，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大方，谦和而不失威严，是我迄今有心遇见过的最为博学多识的人。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为慈祥的老妇人，是我所见过或知道的最美丽、最可爱、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和女儿维金斯小姐和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荷姆武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中心。 它尤其令我高兴，因为我似乎是那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主角是为金斯小姐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记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一次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他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先生在他早年的时候（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大臣。他也以同样轻松的方式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而我似乎接触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而我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丰富头脑，提高个人修养的欲望。 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唯一引起对立的话题是政治观点。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维尔金斯们是倾向于南方的坚定的民主派。有一次在荷姆武德，在我正要进入休息室的时候，我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5）
卡内基
“你怎么想？”维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告诉我说，西点军校的司令命令他坐到黑人的身边，你听过此类事情吗？这不是一种耻辱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 “噢，”我说，“维尔金斯夫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我还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获准进入天堂。” 我能感受到那儿的沉默，然后，维尔金斯夫人冷峻地说： “那时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卡内基。” 以这种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得到了很多至今看来还是最为珍贵的东西。亲爱的维尔金斯夫人开始编制一种阿富汗毛毯，在她工作进行过程中，会有很多人问她这是指给谁的。不，维尔金斯夫人是不会说的。对此，她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秘密保守者。直到圣诞节临近，这件礼物也完工了，并被仔细地包好，卡片中写下一些关爱的话语，她让她的女儿把它寄来给我。我在纽约适时地收到。如此高贵的夫人送得如此贵重的礼物。那条阿富汗毛毯，尽管我常常拿给朋友们看，但我一直收着没有使用。在我所拥有的珍贵的财富之中，它对我来说是一件圣物。 我很幸运，在匹兹堡认识了莱拉?阿狄森。她父亲阿狄森医生不久前刚刚过世。很快地，我便与阿狄森一家熟识了。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一种另外的友谊，一种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友谊。莱拉曾到国外深造，她能说流利地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正是通过与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形容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一如继往地发挥着力量。 阿狄森小姐是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块真正的钻石，她会帮你打磨得更加精致而富有光泽。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是对我做出过最为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特别注意我的言谈，还关注起英文经典名著。直到现在我还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我也开始留心怎样对所有人都在言谈上更加文雅、更有礼貌和谦恭——简言之，怎样表现得更好。一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都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装摸作样：笨重的大皮靴，松散的衣领，整体上打扮得粗线条是当时西部的一种独特风格，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圈子里被视为有男子气概。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有纨绔习气”的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还记得在铁路公司上班时见到的一个绅士，他带着羔羊皮手套。他成为了我们这些一心想成为所谓男子汉的人嘲笑的目标。多亏了阿狄森一家，自从我们搬到荷姆武德之后，我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
内战时期（图）（1）
卡内基
1861年，内战爆发，司各特先生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助理，主管交通部门。我便被他召到了华盛顿，作他的助理。我当时负责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还要组织一支铁路武装。在战争开始不久，交通部是当时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一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队遭到了袭击，并且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也被切断，破坏了联邦军队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我的铁路兵团了。在费城，有一条铁路通向安纳波利斯，在那里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抢修这条铁路，使得重型火车可以由此通过，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团的部队在我们之后几天里抵达，我们成功地把所有的军队都输送到了华盛顿。 我坐上第一列发往首都的机车，一路上小心翼翼。在离华盛顿还有一段距离时，我注意到有几条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我停下机车，跑过去松开他们，我没有注意到电报线是绷紧的，在弹力的作用下，他们猛地抽到了我脸上，把我打得翻了一个跟斗，还在我脸上划了一道大口子，除了很多血。我就是这样随着第一批部队进入华盛顿的。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美国流血”的保卫者中的一员。我很荣幸能为这片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大陆做点有用的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让通向南方的交通顺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 很快我就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 ，当时那场不幸的布尔溪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最初我们还不相信这一消息，但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机车和车厢冲到前线，运回那些战败的士兵。离前线最近的是伯克车站。我赶到了那里，指挥把可怜的志愿兵伤员一车接一车地装运走。有报告说叛军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最终我们不得不关闭了伯克车站，而我和电报操作员，则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退往亚历山大。那里也是一片恐慌，一部分铁路工人开了小差，离开了岗位。不过，从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吃饭时的人数来看，与其他部门比起来，我们已经有理由庆贺了。少数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已经坐船度过了波托马克河，虽然好几天夜里听到的声音被认为是敌人追兵的枪炮声，但是大部分工人都没走。至于我们的电报员，没有一个溜号的。 在此之后，很快地，我又回到了华盛顿，我的指挥部和司各特上校一起安在了陆军部大楼。当时我主管电报局和铁路，这使得我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先生、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能和他们有些私人接触，这也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林肯总统有时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在办公桌旁等待回复他的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的消息。 这位杰出人物的所有画像都与他本人很像。他的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没有任何画他的人会画得走了样。当他平静的时候，他的相貌平平，仅从长相上来说，他是我所见过最为普通的人之一。但当他兴奋的时候，或是正在讲一个故事时，他眼里会射出智慧的光芒，照亮他的脸，其亮度是我很少或者说从未在别人那儿见过的。他的举止因自然而完美，对每个人他都语言友善，即便是对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小伙子。他总是细心周到，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管对一个小信差说话，还是对苏厄德国务卿，都一样彬彬有礼。他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平易近人。有些事情如果不用他的方式说出来，可能并不见得能打动人。我经常后悔当时没有仔细地把他的一些古怪的言行记录下来，因为即便是说一些平常的事情，他用的方式也很独特。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林肯总统这样彻底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伟大的人物。海部长说得好，“对林肯先生来说，我们不可想像还会有人是他的仆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为完美的民主党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显示着人人平等。 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在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对此有着强烈的焦虑，我也是如此。要不立刻归还战俘，要不战争将不可避免。当内阁召集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时，卡梅伦部长没有参加，斯各特先生作为战争的部长助理参加了这一会议。我努力让他知道，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将毫无疑问会开战。我力劝他赞成交换战俘，尤其在美国，轮船免于检查是一条基本原则。他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这两个俘虏。但是当他从会议上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西华德在会上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正如我所说的。最开始的时候，林肯也倾向于扣留这些战俘，最后还是听从了西华德的意见。但是，内阁决定将行为推迟到第二天，到时候，卡梅伦和其他缺席者都将到场。由于大家觉得卡梅伦可能不会主张交出战俘，因此西华德将军要求司各特先生在他回来的时候立即去见他，让他在开会之前支持这一决定。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无法形容华盛顿在那段时间的混乱局面所给我的感受。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的时候，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他已经老了，不仅身体年迈不堪，思维也已经瘫痪。但是，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还在依靠这位在过去的岁月建立过辉煌的垂垂老者。他的后勤总监泰勒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司各特的副本，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要开通电报通讯，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必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仿佛已过了有用的年龄，就像一群循规蹈矩者，许多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都要耗费好几天才能决定。在任何重要部门的总部，我都看不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也想不起来。长年的和平使得军队变得陈腐不堪。 我理解，在海军部里，相同的原因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但我与海军部并没有什么接触。最开始时候，陆军的地位很重要，而海军则处于相对较次要的地位。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换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前景。而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为政府推迟生产一种有效的武器，这个国家开始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变得不耐烦，这毫无疑问是很自然的。在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在我们的业务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进步。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上校军衔）不用等陆军部官员缓慢而滞后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直接作那些他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这一授权派上了大用场，政府的铁路和电报部门从战争一开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得到了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他的才能和对问题根基的把握都远远胜过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和各个部门的首领。但迫于众人的压力，林肯总统最终还是将他撤换掉了。不过那些幕后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门都能像卡梅伦的陆军部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许多灾难也许都能避免。
内战时期（图）（2）
卡内基
洛其尔，——卡梅伦喜欢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来苏格兰看我们，当他坐在司马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时，他非常虔敬地脱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过去，他被这峡谷的宏伟所征服了。 我们的谈话马上转换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上来，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确实亲自做出了努力，并且具备政府所需要的才能的人才能当选。这是洛其尔讲的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在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村的家中。他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来看他。因此，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 “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成为第二任期的候选人是我爱国所应该做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能够拯救我祖国唯一的人，等等之类的话，而我也开始愚弄自己，相信那么一点点了。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怎样？” “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同我讲了一个与你同样的故事。我在奥尔良收到他的信，并且花了十天时间赶到华盛顿。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这样一项决议，飞行员在有暴风雨的时候不要抛弃船只，等等。如果一个州这样做的话，其他各州都会照办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就回哈利斯堡了，准备了这样一份决议并且得以通过。如我预料的，其他各州都相继照办。正如你所知，他赢得了第二任期的选举。” “那好，”林肯说，“你现在可以做哪项工作吗？” “不，”我说，我和你太亲近了，总统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我的一个朋友参与此项工作。” “那好吧，”林肯总统说，“那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 “我找来了福斯特，”（福斯特是与他同坐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且叫他查找出杰克逊的那些议案，把它们稍作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况，然后它们获得了通过。接下来的结果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形很类似。在我第二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我在晚上去了总统的公众招待会。当我挤进拥挤而宽敞的东厅时，由于林肯很高，因此他越过一大群人认出了我。戴着白色手套的两手握紧，看起来就象羊的两腿。他喊道：‘今天又多了两个，卡梅伦，两个。’他是说，另两个州通过了杰克逊—林肯议案。” 除开这件事情对政治生活产生的意义不说，相隔28年，同一个人被两个美国总统召见，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询问他的意见，并且运用了同样的计谋，这两个人都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都成功连任。这确实是不同凡响。正如我曾对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所做出的解释一样：“一切都预料到了。”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都在西线。但有一次，他去往华盛顿，以及从那里返回，他都在匹兹堡做了停留，为他调往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两次我都在铁路上遇见了他。我带他到匹兹堡一起吃饭，那时候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遇见的权贵之中，他是最貌不惊人的一个。如果让人凭第一印象来挑选杰出人物，肯定最后才跳中他。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他在西线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走进车厢，斯坦顿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当他看到格兰特将军时，他说，“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是格兰特将军，但是有一位肯定不是。”而他指的就是格兰特。（写完这段文字多年后再来读它，我笑了。这段对格兰特确实很刻薄，因为我跟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在战争的那些年月里，战略和将军们的计划被大加议论。当格兰特将军毫不介意地与我谈论这些东西，这令我感到惊讶。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呆过，斯坦顿将军对我也很熟悉， 也知道我对情势的发展也略有所知，然而当他谈起下面这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到东线去，接手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 “我想也是。”我说。 “我打算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那会使全国都感到惊讶的，”我说，，“因为大家都认为继任者应该是托马斯将军。” “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了解这个人，而托马斯将会第一个说，谢尔曼是不二人选。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事已经向南方打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东线战事像南推进一点。” 他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格兰特将战略行之于语言的方式。我有幸能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他熟悉起来。如果说有一个从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话，那个人就是格兰特，即便是林肯在这一点上也不及他。不过，格兰特是个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在行动上总是很积极。我从未听格兰特用过复杂华丽的词藻，或是讲究什么“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整体他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便是犯了一个错误。有时候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令人震惊。他使用的句子间短却往往切中要害，他对事物的观察也总是出奇得准确。当他在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就沉默。我发现他在战争期间，对夸奖部下总是乐此不疲，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一样。
内战时期（图）（3）
卡内基
这是战争期间发生在西线的一个故事，格兰特将军开始不加节制地饮酒。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劝阻。这一行为在格兰特先生认为是出自真正的友谊。 “你不是说这件事吗？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奇怪！”将军说。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甚至成了你的部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此后，我将滴酒不沾。” 他确实再没喝过酒了。后来，我在纽约多次与格兰特和其家人就餐，我看到他把酒杯推到一侧。正是他这种坚定的意志让他下定了决心，而这，在我的经历和见闻中也极少见到。有的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我的一个合伙人曾戒酒三年，但是他的宿敌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格兰特在任总统期间，曾被指控在某些官职任命或政府行为方面涉嫌贪污受贿。但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的清贫，以至于不得不宣布一项决定，取消惯例上的国宴。因为他发现一次需要花费八百美元——这是他的工资所不能承受的一个数目。在他的第二任期间，他的工资由每年的25000美元涨到50000美元，这使得他有少量的结余，尽管他对钱的态度，还不如他把制服看得重要。在他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他几乎一无所有。但是我发现，当时在欧洲，很多高层官员都认为格兰特将军从对官员的任命上获取了某些经济利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指控基本上没什么份量，但是，对于那些殚精竭虑地盘算他们从国外的公众舆论中会收到什么效果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在今天，英国的民主进程遇到了一种大众舆论的阻力，那就是美国政治是腐败的。因此他们认为共和主义比其他的任何制度都更容易滋生腐败。根据我对英国和美国政治的一些知识，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新大陆的共和政体产生出一盎司腐败，那么在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相应地也会产生一盎司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君主制国家，贿赂的形式是职衔，而非金钱。对两者来说，公职都是一种普通并且合适的酬劳。然而这种区别对君主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头衔是公开授予的，不会被接受者和民众认为是贿赂。 当我在1861年被叫往华盛顿的时候，战争被认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后来很快地，他被看成是一个需要多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长期的官员来负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少不了司各特先生，而司各特认为我应该回到匹兹堡，那儿需要我的工作。最后根据政府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要求，我们把在华盛顿的工作交给了别人，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我从华盛顿回来之后，我第一次得了重病。我被彻底击垮了，在坚持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请假休息。一天下午，在弗吉尼亚的一条铁路线上，我似乎是中暑了，这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尽管我挺了过来，但是从此之后，我发现我忍受不了太高的温度，必须小心防晒了，如果一天比较热，将会把我弄得彻底萎靡。（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年来，高低的清凉的空气是我的万应灵药。我的一生坚持认为我必须躲开美国炎热的夏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准许我休假，等待已久的重返苏格兰的机会到来了。1862年，在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我母亲、我的知己好友汤姆?米勒和我三个人乘坐埃特纳号轮船出发，在利物浦登陆，然后我们立即去了丹佛姆林。这次故乡之行使我感触良多，我感觉像是在梦中，越是接近苏格兰，这种感觉越强烈。母亲同样非常激动，我记得，当他第一眼看到那熟悉的灌木，她喊了起来： “哦，那儿是金雀花，是金雀花。” 她百感交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而且我越是安慰她，她越是无法自持。对我自己来说，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圣地，我亲吻了这片土地。 在这种情绪中，我们到达了丹佛姆林。一路上经过的所有事务，我都一眼就可认出来，但是，和我想象中的相比，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小，我甚至为此感到迷惑。终于，我们到了劳德姨父家，走进那间他交给我和多德很多事情的房子，我大叫起来： “你们都在这儿，每件事物都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但是你们现在看起来都和玩具差不多。” 那条大街，我曾认为是一条不错的宽大的公路。姨父的小店，我一直把它与纽约的一些商店相提并论。还有环城的那些小山，我曾经星期天在上面跑来跑去玩耍，还有那些房屋，一切都缩小了，这儿成了小人国的城市。我甚至能触摸到那间我出生的房子的屋檐。以前曾把在周六行走去海边看成是高难度的一项工作，而现在，那也只不过三英里的距离。海边的礁石似乎也消失了——我曾经在那里捡蛾螺，而现在只剩下一条平展的浅滩。那校舍，在它的周围凝聚了许多我学童时期的回忆，这是我唯一的母校。还有那草场，我在那儿做过游戏，和伙伴们赛跑，现在都变得这么小，小的荒谬、可笑。那些住所、金雀大厅、佛的儿、尤其是东尼布里斯特的温室，一个接一个地变得细微和无关紧要。后来有一次我去日本，那儿的小型房屋模型玩具，看起来就像是这些老房子带给我印象的复制品。 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微缩模型，甚至连摩迪街上的那口老井，和我的想象也大相径庭。但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没有使我失望。她依然那么雄伟，庄严，那可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难以忘怀——“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大教堂的钟声也没有令我失望，当我回到这里第一次听到它，这使我感激莫名。它给了我一个聚焦点，在教堂周围，是残破的宫殿和大峡谷，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的景物渐渐地得到调整，恢复了它们真实的比例。
内战时期（图）（4）
卡内基
我的亲戚们仍是那么友好，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我亲爱的夏洛特姑妈，她高兴了一阵后叫到： “噢，你很快就能回来在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了。” 按照她的理解，在中央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便算是成功，他的女婿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平辈表亲）已经实现了她的此一伟大的目标，对他的有前途的侄子，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中央大街的店主就算是贵族，甚至这条街上的蔬菜摊贩和摩迪街上的比起来，其地位也不一样。 姑妈以前经常照看我，总喜欢说起我小时候的趣事：那时候，我是一个爱哭闹的婴儿，喂我饭的话，需要两把勺子才成，因为只要勺子一离开我的嘴，我便会大叫。琼斯船长，他后来成为了我们炼钢厂的经理。他想容我是一个生来就有两副牙齿的贪吃鬼，而我对于新的工作以及增加产量的胃口也一样贪得无厌。我是直系亲属中最大的孩子，因此，我得到了很多可贵的关照，姑妈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他们和我讲起我小时候的那些恶作剧和说过的有特色的话语。姑妈讲到的一件事情使我对我的早熟感到惊讶。 我是伴着很多睿智的格言长大的，其中有一条格言是父亲交给我的，后来立刻派上了用场。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从三英里外的海边回家，父亲把背着我走了一段，他在薄暮中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点吃力了，希望我能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 “噢，爸爸，没关系，忍耐和坚持成就大丈夫，不是吗？” 因为背着我，尽管当时她步履蹒跚，但还是忍不住笑得发抖。他被自己点燃的炮竹炸飞了起来，也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是我相信，他此刻肩上的负担一定轻了很多。 劳德姨父曾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他在我八岁的时候就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来努力使我变得浪漫、富有爱国心和理想。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姨父还是劳德姨父。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点也没有缩小，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地位。我们不停地散步和交谈，于是，我又再一次地变会了他的“奈格”，除此之外，他从未叫过我其他的名字。我最最亲爱的姨父，而事实上，他对我，已经远远不止是姨父了。 我记得当我回到部门的时候，我被欢迎仪式深深地打动了。东边的工人集合在一门礼炮下面，当火车经过时，他们用礼炮来欢迎我。这可能是我的下属们第一次有机会让我成为游行的主角。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么地在意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回报了我的感情。劳动者总是能对好意做出回报。如果我们是真正地关心他人，那么我们无需担心他们对我们自己的感受，好心会有好报。
钢铁时代（图）（1）
卡内基
回头往前看，四十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时时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一般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本能地可以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的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以其他的高炉比起来，他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他的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看露西高炉。不过，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那些有着高等声誉的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先得乱七八糟的。可是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关于生铁冶炼的90%的疑团都被驱散了。 那一时期，竞争十分激烈，要求公司生产出最好的产品。然而我们的高炉却在此时停产了，因为我们使用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代替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矿石要高出2/3。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优质的原料反而使得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我们真是大傻瓜！但我么依然可以引以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是更大的傻瓜。几年后，我们开始用化学来指导我们的生产，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承受雇佣一个化学家。不知道他们那时是否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但他们本应该知道，没有化学家的指引，他们才真正无法承受。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 露西高炉成为了我们盈利最丰的部门，因为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认识到这一点，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的成本节省了许多。那些没人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则再也进步了我们的厂门了。对此，我么可以举一个比较新奇的有意思的例子。密苏里州有一家著名的铁矿——“飞行员旋钮”矿，它的产品不受欢迎，据说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不会阻塞高炉。化学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矿石含磷太少，但是富含硅，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的话，它的铁含量也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千恩万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好多年我们将自己富含磷矿的煤渣高价卖掉，然后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较少含磷的炉渣。有时候，高炉要尝试着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使之提高纯度。因此，有很多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而扔在河堤上。有时候，我们还能用贫矿换到好矿，并从中获利。 但是，还有一种同样毫无根据的偏见，更不可思议，那就是人们认为氧化皮无法利用，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铁的纯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同是丹佛姆林的老乡，克利夫兰的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玩笑打闹，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要将这运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把他们扔到河边，当要把它们放进熔炉的时候，我们的经理总是抱怨他的坏运气。” 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发明的一种炼铁程序，并因此而闻名。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皮。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直接装船运走。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这个玩笑能被发现，但在我还没能告诉她之前，奇姆泽先生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上来之后，我们照例进行。 我从未停止过对贝西默炼钢法进行密切关注，如果这被证明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消逝，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A.怀特，是列维斯顿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为了调查这一新工艺，他特意去了趟英国。它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业主之一。他极力促使他的工厂建立贝西默是炼钢厂。他的决定是对的，只不过略微性急了一点。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雨季，不仅如此，由于贝西默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要想把它移植到美国，并一举成功，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历时很长而且代价高昂，对此，我的朋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3）
卡内基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郎。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在２１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关照起她的整个家庭来。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他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他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他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4）
卡内基
１８９７年３月３０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着她的时候，卡内基太太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小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因为，这样总的在固定的日子搬进搬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是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阳光。在石南花中，哪里才是最为合适的呢？我将找人咨询一下。” 后来的结果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我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卡内基夫人进入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至今已有２０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我不敢想象，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从表面上看见和感觉到她的一些品质。她的纯洁、真诚、指挥，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在后来的公共生活中、在和别人的所有关系上，（包括我家这边和她家那边），她都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和和平的使者。她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和平和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能够临危不乱，担当起英雄的角色。 在她的生活中，“和平的使者”与人无争，即便是跟她的同学，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产生抱怨她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最好，能够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都不屑一顾。她决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对一切都品位很高，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为这个出主意，为那个想办法，她的安排和礼物总能给那些与他合作的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能够走过这二十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他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候，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之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 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 在尘世间，他找到了天堂的快乐。”
工厂和工人（图）（1）
卡内基
在英国的时候，我学到了钢铁工业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拥有原材料的必要性，以及完成适于其目的的所有条款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托马斯公司，因为解决了钢轨的问题，我们很快就朝下一步进展。由于我们在得到稳定的生铁供应上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得不建立起高炉，自己生产。三座高炉建起来了，其中的一座是我们在从埃斯卡那吧公司买来的旧高炉的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的。克鲁曼先生联系的这笔生意。象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座高炉给我们带来的成本花费并不比新建一座高炉要低，而且还没有那么好。购入劣等设备，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窝心的了。 尽管这一次交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他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因为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小高炉来生产镜铁，后来又开始用之来生产锰铁。在全美，我们是第二个开始生产镜铁的企业，是第一个，并且在好几年里是唯一的一个生产锰铁的企业。我们曾不得不依赖国外来保证这种必不可少的材料的供应，价格高达每吨80美元。主管高炉的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我们自己用那个小高炉来生产锰铁，因为矿石并不难找。这个想法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的生产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导致此种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由每吨80美元降到50美元。 在对弗吉尼亚的矿藏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购买这种矿石回去制造锰铁，而矿山老板们还以为他们是为了别的用途买的。我们的菲普斯先生很快着手就购买这个矿进行洽谈。由于既缺乏资金、有没有技术，矿主们不能够对之进行有效的开发，同意转让。在付出了很高的价钱之后，我们（和以前矿主中的一个，年轻又能干的戴维斯先生）成为了该矿的所有者。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一次彻底的调查，但已知矿石的储量就已经能补偿我们的成本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从发掘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浪费一天时间，这依赖于合伙人合作创造的优越性。有些公司，总裁有什么决定必须召开董事会进行协商，作出最后决定往往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有时甚至在好几个月之后。等到那时，原本想购买的矿早已经成为别人的财产了。 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我们的高炉厂，每新建一个，便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前进了一大步，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标准的水平为止。毫无疑问，依然会有些许细微的改进，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工厂，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每月五千吨生铁。 我们增设了一个高炉部。紧接着迈出的一步对于我们的独立和成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们需要充足的固定数量的焦炭供应，角铁对于生铁的冶炼是必不可少的，缺少这种原料的供应，我们就无法向前发展。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彻底的调查使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公司不仅生产最好的美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他从一个小小的铁路公司职员起家并且获得了成功。在1882年，我们购入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接下来，我们又从其他的持股人手里买入股份，最终成了最大的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到时候，我们在钢铁产业的地位只有欧洲的两三家企业可与之匹敌。曾经，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这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然而，事实上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在帝隆区进行的投资损失惨重。我们尝试着去开采这一地域的矿石，以备生产使用。这座矿的表面部分在大自然里经年长期的作用下，杂质被冲走，因而纯度很高，看起来大有利用前途。但当我们向纵深挖掘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贫矿，无法利用。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炉，并派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儿分析化验那个地区的矿石，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石标本。可是，化学家要在他的实验室里取得当地人的帮助却困难重重，他们怀疑他与某种邪恶力量之间进行着非法的交流，因为他可以利用他那个长相可疑的仪器说出一块石头里有些什么成分。最终，我们只好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过去。 有一天，他给我们送来一根报告，分析出有一种矿石几乎不含磷。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一发现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一财富的主人是摩西?汤普森，他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在宾夕法尼亚中心县经营着数千亩美丽的农场。这里，就是这种矿石的产地。我们立即动身去实地考察，约好在那与他见面。我们发现这个铁矿曾经在五六十年前被开采过——用来炼铁，但在那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声誉。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儿的产品的纯度高于其他的矿石，因为不当的冶炼方法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麻烦。对我们来说，他的好处就是在过去不被其他人看好。 我们终于获权可以在六个月内的随时接受这个铁矿。因此我们马上开始了勘查工作，这个环节是每一个购买者都必须认真做的工作。我们沿着翻越山坡的方向划线，每线中间的间隔为五十码，横向划线则间隔一百码。在这两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 我相信当时一共插入了八十来根这样的杆子，在这样的每一个地点我们都对之将进行矿物分析。我们要在付清10万美元之前，弄清楚它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我的劳德表格，也是我的合伙人，用他的才干使得我们在采掘和筛选上的成本降到了很低，也因此弥补了我们先前选矿的损失，甚至这样比起来，还会略有盈余。这样，因为有化学家作向导，我们抓取了胜利，至少也扼住了失败的咽喉。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决定自己开采原材料，在对它的追求上积极迈进。
工厂和工人（图）（2）
卡内基
我们有成功，我们也曾失败过，但是，商场的逃生门往往很窄小。一天，在匹兹堡，我和菲浦斯先生路过国家信托公司在佩恩街的办公室。我注意到在窗户上用大金字写着：是股东，就有责任。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审阅公司报表时，看见在资产表上有几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我对亨利说： “如果这是一家我们参股的公司，请在下午你返回公司之前将它卖掉好吗？”他说不用着急，卖掉它应该等待好的时机。 “不，亨利，帮帮忙，马上就去。” 他照做了，转让了股份。我们确实很幸运，因为此后不久，这家银行因为巨额赤字而破产。我的侄子，莫里斯先生，就是这荒废的股东之一。很多其他人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一时引起了恐慌，假设我们没有及时卖出那些股份，那么对这国家信托公司的债务，我们每个人都得负有责任。我们的信誉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真是九死一生，区区20股股份（价值2000美元），就差点让我们的名字也列在了受害的股东名单上。这一教训切不可丢。商场中有一条铁律：如果你有结余，你可以自由地把钱给别人，但是决不能让你的名字随随便便地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几千美元的微薄投资，仅仅只是微薄的数量，但是这微小之中却有致命的无穷的能量。 在不久的将来，钢会取代铁的位置，这对我们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甚至在我们的吉斯通公司，钢取代铁的位置，开始使用得越来越广泛。铁王国的君主将很快被新的钢国王所废黜，我们也越来越依靠钢材了。在1886年，我们准备在埃德加?汤姆逊钢厂附近再新建一个钢厂，生产各种型号的钢材。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有五六家匹兹堡的工业制造商在赫姆斯泰德修建了几座钢厂。现在他们想出卖给我们。 收购这些钢厂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我感觉到，要和他们的所有者成功交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先与卡内基兄弟公司合并。我提出了一个公平的条件，他们投资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在此基础上，协议很快就达成了。然而，我让他们选择是要现金还是股份。很幸运的是，除了乔治?辛格外，其他人都选择了现金。辛格先生后来告诉我，对于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他的合伙人有多么满意，甚至极为激动。本来他们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但是当我提出一美元价值一美元时，他们再也没什么说的了。 这一交易使得我们所有的工厂进行了重组。为了经营荷姆斯泰德的钢厂，新的卡内基，菲普斯公司得以在1886年组建。威尔森和沃克公司并入了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弟弟是卡内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又建成了哈特曼钢厂，专门生产荷姆斯泰德钢厂不生产的某些型号的钢材。这样，我们形成了各种钢材的生产能力，从一个小小的线钉到20英寸直径的桥梁。这样我们不太可能涉足其它领域了。 在这里，我将很有兴致地提起我们公司在1888到1897这时年之中的发展情况。在1888年我们投资了20，000，000美元，在1897年我们的投资超过了这个数目的两倍——40，000，000美元。我们的钢铁产量在1888年是每天2000吨，后来产量增长到超过每天6000吨。我们的焦炭厂那时拥有5000个炼焦炉，它们后来在数量上增长到三倍之巨，焦炭的生产能力也从每天6000吨增加到18000吨。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在1897年拥有42000英亩煤田。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如果停止了壮大实力的脚步，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要练出一吨钢的，我们就必须开采出一吨半的铁矿石，而矿石必须先用铁路运送100英里，在装船从水路走上数百英里，再经过150英里的铁路运到匹兹堡。另外，还需要开采一吨半的煤，加工成焦炭，然后通过铁路从五十多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还要开采一吨石灰石，从一百五十英里之外运来匹兹堡。我们怎么能够以每3磅2美分的价格出售我们的钢材，还不会亏损？这一点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它似乎是奇迹，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很快由钢材最昂贵的国家转而成为钢材最为廉价的国家。就连贝尔法斯特的造船所也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客户，但这还只是个开始。在现今的情况下，美国生产的钢材可以与其他地方的一样便宜，尽管他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很多。制造行业的劳动力是最贵的，倘若他们能够自由，自足，像租赁服务一样收获回报，那么在这里，美国做到了。 在世界市场上，美国拥有的最大优势将会是，它拥有最大最好的国内市场。只有依靠国内市场，才能获得资金收益，剩余产品的出口也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即使是出口价格比成本还低也无所谓。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产品已经定型的国家（我们就是如此），在销售上可以很快超过外国的生产商。我在英国曾有一个词对这个情况作了概括：“盈余法则”。在商业讨论中，它很快就被广泛使用起来。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1）
卡内基
在叙述我们企业的发展时，我的提一下1892年7月1日发生的在我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劳资冲突，那时我并不在场，而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协调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关系融洽，令人满意，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有人指责我在罢工期间滞留国外，没有赶回来支持我的合伙人。对此，1904年1月30号，我最主要的合伙人菲普斯先生给《纽约快报》写了一封信，以作回应。他说我总是对工人们让步，即便是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我的一两个合伙人不希望我回来。 抛开雇主和工人之间友好感情上得到的回报不说，仅从公司的经济结果上考虑，我相信，给工人们较高的工资，让他们快乐满足，对他们的雇主产生敬爱之情，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让步其实就是利润。 贝西默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了解放。机器使用至今已经变得陈旧了，公司意识到这一点，在荷姆斯泰德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工厂的翻新，并且扩建了工厂。新机器的使用使得我们的钢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80名计件工人（以生产一吨钢为单位计算报酬），曾与我们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最后一年的部分时间，他们是使用新设备工作的。这样，到合同到期时，他们的收入就可以增长60%。 随后，工厂提出将他们这新增长的60%利润按一种新的方法进行分配，这也就是说，他们只多赚得30%，而另外的30%将被用来补偿公司更新设备的花费。因为改进过的机器的帮助，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并没有增加。这样子事实上违反了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我们是太大方了，在普通的情况下，工人们肯定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但是那时候，我们正在为美国政法生产装甲，时间很紧急，而同时，我们还与芝加哥博览会签订了合同，为他们生产建筑用材。工人中的几个首领得知了这一情况，坚持要拿整个的60%，估计公司将不得不给他们。工厂当然不会同意，而且对于此种要挟——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要钱还是要命？”——公司也不应该答应。这次拒绝得非常对，如果我当时在家，也绝对不会向这种不公平的敲诈行径作出任何让步。 知道这时，公司的作法都很正确。当与工人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一贯采取的政策是“耐心地等待，向他们说理，给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何等的不公正。”但决不会雇用新人来顶替他们，决不。然而，荷姆斯泰德的工厂主管却受到了3000名没有卷入这场纠纷的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向他保证，他们能让工厂正常运转，他们急于和那280名工人划清界限。那280人组成了一个工会，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可以加入。 这名主管被自己误导了，而他接着还继续误导着我的合伙人们。他刚从基层岗位上提拔上来，对此类事情没什么经验。少数结成联盟的工人们的不合理要求，还有那三千名未能加入工会的工人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也是非正义的一群）很快左右了他的思想，他觉得工人们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危机很快就可以解除。那三千工人中有很多人可以也希望能够取代闹事的280人的位置——至少他们是这样报告给我的。事后看来，当初决不应该恢复开工。公司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工人们说：“现在这里发生了劳资冲突，你们应该在你们之间解决好。公司的报酬已经很慷慨了，公司只有在纠纷得到调整之后才恢复开工，在此之前，你们的岗位将一直被保留着。”或者，如果主管对那三千名工人这样说会更好一些：“很好，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州政府为了以防万一，派出治安官员和警卫来保护那3000人。而带头罢工的工人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枪，他们能够威胁和恐吓那3000人。 在这里，我引用一下我曾经当作规则写下的东西，“我的主意时，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心让所有的工人都停止工作，与他们自由协商，耐心地等待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不要考虑其用新人——决不能这样。”最好的工人不可能在大街上闲逛而没有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无所事事。一个我们需要的工人，一般不会让他失业的。在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里，要新人成功地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公司雇佣新人的企图使得3000名想要工作的老工人改变了立场，不再是我们的支持者，难道能为此指责他们吗？ 如果我当时在家，我有可能被说服，重新开工，试验一下我们的老工人们能否向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工作。这也是我们的主观所希望的。但是，我的合伙人第一次开工不是为了要用新人。相反，也是应几千名我们老工人的要求。这点很重要，对于主管的这一可行性建议，我的股东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们无需为此而受到责备。我们的原则是不采用新人，但是让老工人回来干活，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罢工的工人后来袭击了州政府的办公室，此后工厂又重新开工。稍作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工厂一直停工，让工人们自己协商妥当后再说，该有多好。”但是拥有八千军队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局势。 纠纷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及之后，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那件事情如此严重地刺痛了我。我的事业在荷姆斯泰德所受到的伤害不再给我伤痛，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工人们极度蛮横无理，那是他们的错误。使用了新机器，按照新的计酬方法（多得30%报酬）罢工者每天可以获得4——9美元工资。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收到了工会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电报： “亲爱的总裁先生，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而我们也将遵照你的指示去办。” 这让我很感动，可是，啊，这都太晚了。错误已经铸成，政府控制了工厂，已经太晚了。 在国外的时候，与我有交情的很多朋友想像到了我的烦恼，他们给我写来很多友善的短信。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是最让我感激的。 “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的妻子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们的感激，因为你曾致以我们最美丽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正万分焦急，你的高贵的努力指引着富人们不要像他们往常一样行事，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反应敏捷，尽管在大洋的另一侧。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他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2）
卡内基
请相信我！ 你最为忠实的 （签名）W.E.格莱斯顿 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的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 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地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中的眼里，这完全相反。因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就是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 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了。 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还经常向工人因用我的观点和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出席这次晚宴的来自匹兹堡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很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纪录。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会议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八千里，但毕竟我有过一段极为糟糕的经历。 在荷姆斯泰德纠纷之后，我的朋友，罗特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出发，要去佛得角的一个朋友的牧场。期望在索诺拉雷普山上打一个礼拜的猎。这个牧场远离文明世界，我本以为在那儿除了少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发现了一个人讲英语，后来知道他是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么将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麦克卢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技工，受雇于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他就是俗语所说的“高手”，薪水很高，结了婚，并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和可观的财富。除此之外，他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被选为荷姆斯泰德的镇长。 当1892年罢工爆发时，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罢工这一边。作为镇长，他下令逮捕那些前来保护工厂、维持秩序的私家侦探们。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释说，这些侦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范围内的武装力量，他有权逮捕他们，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命令引发了流血冲突，冲突变得严重了。 当然，罢工的故事所有人能都知道。罢工工人最后遭到了镇压，麦克卢基呢，他被认为是个凶手、暴徒、叛徒，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对他的攻击。他受了伤，被当局通缉追捕，忍饥挨饿，被迫逃亡，等风头过去后再说。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列入所有钢铁厂的黑名单中，在美国再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的钱花光了，最惨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经历了这种种变迁，他决定去墨西哥。当我遇上他时，正准备去那里的煤矿找活干，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象他这样的技术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又没有钱。很自然地，当他跟我说起他的不幸遭遇时，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决不会无谓地空发牢骚。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并且在罢工发生不久，我正和他在苏格兰，卡内基也没有告诉我罢工的另一面。但是，麦克卢基尽量避免责怪卡内基，他好几次说，如果当时“安迪”在的话，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工人们可以和卡内基相处得很好，但是和他的一些合伙人却合不来。 我在牧场呆了一个礼拜，在晚上我去看过麦克卢基几次。后来我离开了那里，直接去了图森、阿里森纳，并且我在那儿给卡内基写了一封信，跟他谈起这件事情。我又加上说，我对麦克卢基感到非常惭愧，可以想象他曾遭到过更加恶劣的对待。卡内基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给麦克卢基钱，不管他要多少都给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信，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钱，但是没有提数额，只是想让他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他重新自立生活。他拒绝了，说他会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出一条路来，这也正是独特的美国精神，我不能给他帮助，但是他让我敬佩。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3）
卡内基
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不久，我和一个朋友，索诺拉雷暴铁路公司的经理J.A.诺格先生，说起了他。麦克卢基很快就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干得非常好。一年后，或者也许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加利福尼亚有再次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在工厂里监督维修他的机器设备。他变了不少，看起来很高兴，他又娶了一个墨西哥妻子，看起来很满足。现在他的天空变得晴朗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那笔钱的真相，他可能不会相信这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那个人。所以，在我离开之前 ，我说： “麦克卢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的那笔钱并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是他想通过我给你一些帮助。” 麦克卢基愣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妈的安迪，不是吗？” 我希望麦克卢基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很清楚地知道麦克卢基是一个不错的同志。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3万美元之多。在罢工工人枪袭政府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因为他是镇长，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不得不远走高飞，将一切都抛在身后。 将这个故事发表后，因为我曾说过我的墓碑上将刻上麦克卢基的这几句话，而不是别的东西，以表明我对工人朋友们的友善。报纸上立刻有人登文章来进行讥讽。 只不过在途中 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 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 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 儿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妈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 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一件可笑的事情， 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 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妈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 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做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 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 “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 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劳工问题（图）（1）
卡内基
在这里，我要记录下一些我处理过的劳资冲突，这对劳资双方都能有所启迪。 有一次，在我们钢轨制造厂，高炉工人不停地宣称，如果我们不在周一下午四点之前提高工资，他们将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和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之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协议，那么就无需再跟他签订第二份协议了，但是，我当晚就从纽约坐火车赶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厂。 我让主管把三个罢工委员会叫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炉部门，还有轧钢和吹炼部门。他们来了，并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这并不是因为礼貌和客气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与工人们在一起。可以说，我对工人们的了解越多，我对他们德性的评价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巴利所描绘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尊敬的侯爵能将事情做得很好，因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当然，他们也有偏见，也会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重视，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非恶意。委员会的成员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个半圆。当然，他们都脱掉了帽子，和我一样。事实上，就像现代的会议一样。 我对轧钢委员会主席说： “麦克凯先生（他是一位老绅士，戴着眼镜），我们之间是否有一个协议，一直牵到年底？” 他慢慢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 “是啊，先生，你有的，卡内基先生，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 “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 “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吹炼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呢？” 约翰逊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谨慎地说： “卡内基先生，当我要签署那份协议的时候，我很仔细地阅读了它，并且，如果不合适的话，那我不会签字。 合适的话，我会签字的，我签了字，就会守约。” “这又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现在，轮到高炉委员会主席了，他有一个爱尔兰名字，凯利。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和你签订了一个持续到年底的合同？”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曾经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没有细看，也不懂上面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但是有一点冲动。他突然叫道： “好，凯利，你知道我读了两遍，你还和我讨论了其中的内容。”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利解释，我在许多我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那些我们的律师或是合作伙伴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一时粗心而签署的协议先履行完毕，而后在下一次签合同时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在坚持4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内容？” 对此，他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然后说： “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要撕毁协议，并且要离开高炉（这意味着灾难）。除非能在今天4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现在还不到3点，但是我已经可以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在我们对你们做出让步以前，高炉周围肯定会长满了杂草。作为劳动工人，撕毁协议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答复。” 委员会的工人们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里的股东们都保持静默，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是来谈生意的。说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 “我近来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和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走在一起，他说，‘你们应该明白，这个工厂里不许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事件经过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从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高炉车间发生的事情。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走向他们，当然，工人们正等待着他们，人们都聚拢过来。凯利向他们吼道： “快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小个子老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都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有点古怪，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跟他们交往，其实他们很容易相处。从此以后，凯利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本来是那里最好斗的一个。我的经验是，你可以依靠工人中的大多数，提供给他们一个职位，向他们的头承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即使有时候，他们对首领的忠诚是错误的，我们也完全理解，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忠诚，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只需要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 在我们的钢轨厂，又一次罢工的解决途径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在这里，我很遗憾地说，由各部门的134名工人秘密宣誓，结成同盟，要求在年底增加工资。第二年的生意不太好，全美的其他钢铁厂都普遍在减薪。然而，这一些人，在几个月前秘密宣誓，提出要求说如果不给他们涨工资，他们就不开工干活。在其他钢铁制造企业在普遍的降低工人工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竞争对手纷纷采取减薪措施的时候，还给工人加薪。于是，工厂停工，罢工开始了。工厂的各个部门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工人们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之中。
劳工问题（图）（2）
卡内基
我赶往匹兹堡，发现高炉封了火，这是违反协议的。我本打算在到达匹兹堡的当天上午与工人们见面，然后我收到他们的一个纸条，说“他们已经离开高炉，将在第二天与我见面。”这时要给我个下马威，我的回复是： “不，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可以停工，把戏还是老一套，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想要重新开工，那时候我将告诉他们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制定出来的工资标准，工厂决不开工。这个标准将要实行三年，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已经好几次迫使我们让步，现在轮到我们了’。” “现在，”我对我的股东们说，“今天下午我将返回纽约，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罢工者得到我的回复不久，他们请求在当天下午，在我离开之前与我见面。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做出过保证，说我会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用我一贯的方法。他说得很对，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没错。但是他和你们说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则是有问题的。他说我不能和你们斗，先生们。”我看着本尼特的眼睛，握紧拳头，举起来，“他忘记了我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不会和你们斗，我有比争斗更好的办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能，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2/3以上的工人投票要求开工，都那时，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将实行浮动工资制，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我的一个男仆走进我的书房，拿着一张拜帖，上面是我手下工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去问一问，他们之间有没有违反协议，将高炉封火的人。” 仆人回来说没有，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下去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请他们上楼来。” 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的热情而诚恳的欢迎，我请他们就座，与他们聊起了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 “卡内基先生，我们想到这里是来和你谈工厂的事的。”一名工人终于谈到了正题。 “哦，那么，”我回答说，“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说，“你们想让我再介入处理这个问题，而我说过，除非有2/3以上的人投票决定开工，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还没有游览过纽约呢。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还有中央公园，1点30分回来吃午饭。” 我带他们出去，一路上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绝口不提他们要谈的那件事情。我们玩得很高兴，而且我知道，那顿午饭，他们也吃得很好。美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有一点不同，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如果他是天生的绅士（他们往往也是如此），他会坐下来和人们一起午餐。 他们会匹兹堡去了，对工厂的事再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公决了（只有少数人投票反对开工），我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拟定的工资标准让工人委员会过目，这是一项按产品价格浮动的工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让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当然，这个标准还有一个下限。可以保证工人们的生活费用。真如人们看到的这个标准情况，我们也无须在这里再作回顾。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会同意所有的条款。现在，”他有点迟疑，“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很好，先生，只要是合理的，我当然不会拒绝。” “当然，是这样，请允许工会的头头们替工人门签这些文件。” “为什么不呢？当然好了，先生，我很乐意这么做。既然我答应了你的要求，那么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帮个小忙，请不要推辞。在工会头头们签完字之后，请每个工人再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贝内特先生，这份合同持续三年有效，有些人，或者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没有权利让他们遭受这么长时间的束缚。但是如果我让他们自己签了名，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旁边的工人向他耳语道（但是我听得很清楚）：“天哪，一切都完了。” 这次并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从侧边攻击，迂回包抄。如果我不同意由工会首脑来签署合同，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就有了发动冲突的理由。既然我大度地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又怎会拒绝这一个简单的要求呢？每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签名。但是我的回忆中，事实上工会的头头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上面签字。如果每个工人都要求独立签写，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呢？此外，工人们知道，一旦标准被接受之后，工会就什么也帮助不了他们了，也就不愿意再交会费，而工会也就会遭到废弃。（那是在1889年，距今已有27年，那个工资标准一直没变，工人们也不愿意改变它，就像我跟他们说过的那样，这个标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劳工问题（图）（3）
卡内基
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做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协议的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的多的办法。经过六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地解决。 当我们宣布将实行三年期限的浮动工资制后，工人们选出了一个16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与我们协商。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进展，我宣布说因为我的婚约，我不得不在第二天去纽约。有人请求是否可以和一个32人的委员会商谈，因为还有其它的一些人想加入到委员会中来——这是他们内部有了分歧的信号。当然，这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工人们从工厂赶到匹兹堡来见我。谈判有我们一个很棒的工人开场，他叫比利?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他被提拔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认为我们的提议总体上是公平的，但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部门感到很满意，但其它部门则相对来说不那么公平。大部分的工人都自然地持有这一观点，但是当他们开始提出具体是哪个部门吃亏的时候，情况就和期望的大不一样了。没有哪两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会达成一致，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是公平的。比利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认可每吨产品所付的总数，但我们认为没有在我们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现在，卡内基先生，你可以不让我们工作？” “安静，安静！”我喊道，“绝不可能，比利，卡内基不会“取消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对于一流的工人，不让他们工作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挑衅。” 我听到下面有人大笑，接着是掌声，然后更多的笑声，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我们给予了比利很高的评价，冲突当然很快就得以解决，有时候，金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公平、尊重和关心，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抗拒的。 雇主们只要略微花费一点成本，就可以为他们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还是这个比利?爱德华兹，他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付酬，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他很善于理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进城去大批量地购买下个月的必需品，这样就能介绍1/3的开支。而许多工人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店家要价太贵，而且，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给工人们每两个礼派付一次工资，这就和给他们涨10%的工资一样好了。” “爱德华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回复说。 这要求我们增加些人手和更多的文员，但这都是小事情。他们对物价太高的抱怨给了我启示：他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合作社呢？这个也得以组织起来——公司答应支付租房的费用，但是坚持由工人们自己持股并且管理。于是有了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个机构的价值，至少能让工人们明白，做生意也有很多的难处。 煤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答应公司可以卖煤给所有的工人，只收成本价。（这大概只有外面煤商要价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安排把煤送到工人的家中，当然得由他们支付运费。
钢铁时代（图）（2）
卡内基
后来，当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并应用在钢铁工业上时。资本家们开始在哈利斯堡兴建现在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同样的，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关键时刻这个钢厂没有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支助，那它已经胎死腹中了。正是汤姆逊总裁，这个目光远大而又才能卓著的人，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以保证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做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在匹兹堡铁路的某些曲线路段以及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路段中，我曾注意到，每隔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就要更换新的铁轨。在贝西默炼钢法还不为人所知以前，我曾提醒汤姆逊先生关注一下英国道普斯先生的一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这样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英国，取得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逊先生投资20，000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建立起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处理了好几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证明效果非常好。我们在一些最繁忙的路段装上这些铁轨，结果发现，汤姆逊先生资金的投入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如果贝西默炼钢法没有获得成功，我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也足以被广泛的采用。但是，这还是不能够与贝西默流程生产出的钢材相比。 约翰斯顿（离匹兹堡不远 ）的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铁轨生产的关键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西默工厂。在英国，我已经看到，至少也使我感到满意，这一流程将获得极大成功，无须冒险和花费太多的资金。威廉?克鲁曼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了兴趣。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他以及在我父亲过世后帮助过我母亲的大卫?麦克坎德里斯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后者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他。接着，约翰?司各特先生和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埃德加?汤姆逊和托马斯?斯考特也成了股东。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 第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公司的选址，我不同意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方案，最后不得不去匹兹堡和我的伙伴们商议此事。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此事，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我从床上爬起来，然后赶紧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道克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那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了。我们以好朋友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怎样？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道克斯。”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克鲁曼先生已经开始为获得这一财产而努力工作。那儿的农场主麦金利先生对他的土地要价很高，我们原以为每英亩只需五六百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我们需要在购买土地时，每英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在那里，就在布拉道格斯战败的地方，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等。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亚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是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时候，这座英国城市的宪兵司令是贵族成员，他们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责任。在商界中，没有人认为适合这一职位。即便在几年的英国，这一贵族观念依然残留了下来。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寿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总裁的荣誉，却丝毫也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亚瑟?豪克特爵士是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被认为以战争为职业，最终在此地战死沙场。真是巧合，两个丹佛姆林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战死，而如今，另外又有两个丹佛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不久就被发现了。1904年，约翰?莫利在匹兹堡卡内基学院的独立日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俘虏迪凯纳侯爵一事，并且在写到皮特首相时也说他曾在匹兹堡再次受洗。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特克利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我后来将此峡谷买了下来，并将之作为公园捐给了丹佛姆林。因此，两个丹佛姆林人都是皮特克利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在匹兹堡。 出于对埃德加?汤姆逊的敬意，我们决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钢厂。但当我们询问他的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意味深长。他说，就目前美国的钢轨生产水平来看，他并不希望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可信度还远远不够。当然，不确切地说，美国还尚处于试验的阶段。但是，我向他保证，美国现在完全可以造出和国外一样好的钢轨来，我们要让我们生产的钢轨享有吉斯通公司的桥梁和克鲁曼的车轴一样的声誉，这样，他才同意了。 在我们选址建厂的时候，汤姆逊先生迫切地希望我们在比夕法尼亚铁路沿线购买土地，他总是最先想到自己的公司。这样，宾夕法尼亚铁路将垄断我们所需要的运输。几个月后，他来到了匹兹堡，继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的罗伯特?皮特凯恩告诉他，纲常的地点是布拉道克斯，那里不仅有他们的铁路线，还有其竞争对手——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路线，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比两者更大的竞争对手——俄亥俄河。罗伯特告诉我，说这些的时候，汤姆逊先生直盯住他看。 “安迪本应该选一个离东边更远些的地方。”但是，汤姆逊先生完全知道选择这一地点的原因和好处。
劳工问题（图）（4）
卡内基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人有了结余之后，就迫切地想把钱存起来。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邮政储蓄，这一点不如英国。他们对银行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主动提出帮助保管他们的积蓄，每个工人帐户上只要达到2000美元，我们就给他6%的利息，以此来鼓励勤俭节约。这些钱和公司需要运作的资金是分开的，我们还另外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一旦出现某个工人要建房的情况，就从中借钱给他。我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像这样一些满足工人福利的做法，可以视为公司最能获利的投资，即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是在与工人签订的合同之外的。菲普斯先生曾说，我总是过于大方，总会答应一些工人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回顾一下我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失败，我只希望我能在大放点，甚至不只是一点点。如果能获的工人们的友谊，这比钱更重要。 我总是认为，我拥有最好的工人，他们也是最好的人。争吵和罢工已成过去，如果荷姆斯泰德的工人都是我们的老工人，那么1892年的冲突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在钢轨厂，1889年引入的新的工资制度一直实行到现在（1914年），我认为此间并没有什么劳工冤情和劳资纠纷。工人们解散了工会（我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签订了3年的合同，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再交会费了。不过虽然工会没有了，却成立了一个更好的机构来取代它——劳资友好协会，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从雇主的利益出发，他的工人也应该有很好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浮动工资制使得公司与市场接轨。有时候可以保证秩序，使工厂得以运行，这对工人们来说是主要的事情。高工资已经足够了，但这还不如稳定的职业。在我看来，爱德加?汤姆逊公司在处理劳资关系上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型。有人告诉我，在我们那个时代，甚至直到今天（1914年），工人们更愿意把一天的时间用来工作。但是8个小时工作制是肯定要到来的。随着我们的进步，工人的劳动时间正在缩短。8小时工作制将成为规范：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两外8小时用来休息和娱乐。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有很多的时间表明，劳资冲突并不只是单单与工资有关。我认为避免纠纷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真诚地承认工人们的贡献，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真正关怀，由衷地感谢他们出色的成绩。我对工人的了解越多，我就越发地喜欢他们。他们通常比他们的老板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更慷慨大方。 与资方相比，劳动者往往处于相对无助的地位，如果雇主关闭车间，那么他也许在短时间内不再创造利润。他们的习惯、饮食、食物、穿着并不会有多大改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恐惧和需求。但与他们相反，他的雇员则会因为生存手段的丧失而遭受折磨。他们有妻儿需要养活，他们的孩子有病需要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无助的劳动者。倘若我重回商场，对劳工问题的担忧不会主导我的思绪，我会用我充满柔情的心去对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他们的心是善良的。我要用我的心去温暖他们的心。 在荷姆斯泰德冲突之后，当我在1892年回到匹兹堡，我去了工厂并且见了很多没有卷入暴乱中的老工人。他们说，如果我当时在家的话，罢工就不会发生了。我告诉他们，公司已经提出了非常慷慨的条款，我也不可能会有更优厚的条件。我说： “你们听信了谗言，我的合伙人的条件已经很慷慨了，是可接受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能否开出这么好的条件来。” 对此，一个工人说： “噢，卡内基先生，这个问题和钱无关。工人们允许你替他们，但别人要揪我们的头发的话就不可以。” 这就是感情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作用，甚至是在处理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事件中。那些不知道情况的人不会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敢肯定，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在劳资纠纷中占不到一半的比例，很大部分是因为雇主没有给与工人正确的评价，对他们也不够友好。 许多罢工者被起诉到法庭，但是我回来之后，这一现象立即消失了。所有未参与暴乱的老工人都被找回来了。我在苏格兰发电报强烈要求施瓦布先生派回荷姆斯泰德，它是不久前才被提拔到爱德加?汤姆逊钢厂去的。他回来了，“查理”是工人们对他的爱称。他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和平和和谐。要是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荷姆斯泰德工厂，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查理”喜欢工人，工人也喜欢“查理”，可是在荷姆斯泰德，还有一个不让人满意的因素：有些工人是以前被我们不同的工厂弃用的，尽管有很好的理由，但在我们还没有买下荷姆斯泰德钢厂以前，他们就已经在这儿找到了工作。
卡内基
1873年9月，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钢厂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段时间是我商业生涯中最焦虑不安的日子。开始时，一切都还是好端端的。可是，一天上午，在阿尔勒格尼善终夏日别墅里，我们收到一封电报，宣布杰?库克银行的倒闭。此后，几乎每一个小时后优先的坏消息，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想，轮到的下一个该是谁。而随着银行的倒闭，其他企业的资金来源被切断，于是也纷纷破产，最终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大瘫痪。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许多本应该很有实力的银行的倒闭，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我们国家缺乏一个健全的合适的金融体系。 对我们的欠债，我们还无需为之焦虑，偿还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倒是收账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需要我们操心的不是要支付的账目，而是别人需要向我们支付的账目，不久，我们很快就需要与着双方同时进行接触，开始将二者对冲抵销。甚至我们自己的银行也不得不请求不要动用其中的结余。有一件事可以对当时的情况作一说明。发薪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我们需要100，000美元的小面额纸币，为了得到这笔钱，我们还在纽约多花了2.4万美元的佣金，然后将他们快运回匹兹堡。借钱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通过最好的中介。但是通过出售我当时持有的一些债券，我很快就弄到了一大笔钱，但是公司许诺日后将之赎回。 当时，匹兹堡周围的铁路公司因为购买我们的材料，还欠我们一大笔款项。我记得去找福特?韦恩的副总裁，邵先生，告诉他我们现在得拿到我们的那笔钱。他回答说： “你应该要你的钱，可是这段日子里，我们能不付的就不付。” “很好，”我说，“我们会学习你的好榜样，你的运费也在此列之中。我现在宣布，我们将不付给你们一个子儿。” “好，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他说，“我们将停止给你们运货。” 我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铁路公司不可能这么走极端。事实上，我们好几次没有付给他们运费。很简单，当他们的客户停止付账的时候，匹兹堡的制造商自然也不能支付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不得不将到期的债务作续借处理。如他们一贯的那样，银行对我们不错，这使得我们安稳地度过了危险期。但是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中，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金，控制在我们的企业内部，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免受煎熬。 在这场大危机开始的时候，我是几个合伙人中最为紧张不安的。我几乎不能自持，终于，我们的金融地位得到了巩固，我的心理才开始平静下来。如果有必要，我已经做好了去各个银行董事会的准备，将我们公司的状况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与我们有业务联系的银行。我觉得这样做并不会给我们丢脸。在我们公司中，没有人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与此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当节俭。没有人将钱从公司的业务中撤出以建立昂贵的住房，总之，我们之中没有人参与股票的投机交易，或者投资于我们的主业务无关的企业。我们也不与别人互签背书。除此之外，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每年都在盈利。 我可以微笑着消除伙伴们的恐惧，但是没有人比我更加乐于谈起我们公司的财政状况。克鲁曼先生，我真诚的朋友，他总是有很多的方法和极好的信誉，也从未拒绝主动给我们他的保证。为此，我们孤独地站在一起，威廉?克鲁曼的名字，只对我们来说才是力量之塔。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老人怎么样了呢？他的爱国心永无止境。在国庆节的时候，他们总是停产庆祝。有一年的七月四日去他的工厂参观，工厂停止生产了，但他发现有些人正在修理锅炉。他把经理叫过来询问原因，接着，他命令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 “在国庆日工作吗！”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来维修？”他显然很生气。 当1873年的风暴袭来时，我们立刻开始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收帆减速。虽然极不情愿，我们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而有几位已经入股的投资者，也拿不出购买股票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过来。就这样，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这场风暴首先爆发影响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场，没过太久，又波及到了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坏，最终引发了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德克萨斯铁路公司的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受窘的消息传到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里时，他正在纽约。他急忙赶回匹兹堡，并在第二天召开董事会，指出这不可能不牵涉到我。他建议银行拒付我们的汇票，他惊恐地发现我们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数目庞大。为了不出现严重的麻烦，我立即采取了行动。我坐上了去匹兹堡的第一班火车，在那里公然宣布，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我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只对我们自己的业务担有责任。我已经做好准备我所拥有的每一美元都拿来偿还我的贷款，对公司的任何债务我都不会赖账。 一直到这时，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是一个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很年轻，我已经运作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将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辉煌灿烂。有一位资深人士曾经说：“即便卡内基的大脑不能帮助他铺平道路，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但是我想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我肯定，任何评价都会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当我有什么大的动作时，总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我，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我身上有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但是很显然，我也敢于铤而走险。因此我才可以成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他们老了，而我还年轻，这就是区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于我们的公司又担心很快就转变为有点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好比那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日益下降时，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它鄙视用美钞作为还债手段的办法。他没有太多的海报传单之类，但我想他的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我们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窘，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挑战，我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克鲁曼先生被诱使入股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他们要将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但在此实现之前，他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700，000美元。克罗门先生除了选择破产之外，别无办法。
钢铁时代（图）（4）
卡内基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震惊的了，因为，克罗曼先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他无权投资另一家公司，或者被卷入个人债务。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人有一条强制性的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忽视了这条纪律，不光把克罗门先生，而且还把我们公司卷入了危机。不久之前，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便陷入了困境。一时间，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信的东西存在？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鲁曼先生是一个商人，那么此事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出色的机械师，只不过略有商业才能。出事以前，克鲁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厂与机器为伍，尽管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与之一争高下，而是在办公室里，尽管他在那里弄得一团糟。我们想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很困难，也许这使得他到其他地方另寻出路。也许他受到了这个社区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于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高扬他在机械上的天赋以外赞美他的商业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牵着他的鼻子走。商业才干本是属于他的合伙人，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克鲁曼先生通过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提出以原始成本价转让10%的股份给他，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当然也有条件，就是他不能在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机器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他早就有数百万的身价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气，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闯出一篇天地来。尽管我和朋友一再恳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办一个新公司来与我们竞争。结果，他未能获得成功，并且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干什么，不仅得心应手，还充满了乐趣。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这样的能干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将自己困在办公室里，尽管自己有机械方面的机高天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经受痛苦，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与克鲁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他不是那样地意气用事，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其他人提供的资金——在需要的时候却未能获得——使他调转了头，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1）
卡内基
在克鲁曼先生离开公司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让威廉?伯恩特莱格负责管理工厂。每次提起威廉的工作，我的心情都特别愉悦。他是从德国直接过来的小伙子，还不会说英语。因为他是克鲁曼先生的远房亲戚，所以我们雇佣了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出色。她很快学会了英语，成为了我们的运务员，每个礼拜有六美元工资。他原来并不具备什么机械知识，但是，凭着他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勤奋，他很快熟悉并参与厂里的所有业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威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总改不掉德国人说话的习惯，语序颠倒的英语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监督下，联合铁厂成了我们所有业务中赢利最多的一块。连续好几年，他都过度操劳。我们决定给他放放假，让他到欧洲去旅游一番。他先取道华盛顿来了纽约。在纽约的时候，他来找了我，说欲重返德国相比，他更迫切地希望回到匹兹堡去。在华盛顿纪念碑的楼梯上，在其他公共建筑中，他看到我们生产的横梁，他这样说： “我觉得是那么自豪，我要马上回去，看看厂里的一切是否正常。” 威廉总是天不亮就到厂里，满天星斗时才离开。那里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就在哪里。我们第一次要吸收几名年轻人成为我们的股东，其中就有他。我记得，这个贫穷的德国小子，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每年能赚到50，000美元。无疑，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在一次董事会的年终宴会上，每个人轮流发言。威廉这样总结他的演讲： “先生们，我们必须做的是提高价格、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能必须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他的话引起了经久未息的大笑。 埃文斯上校曾有一段时期出任政府派驻我厂的检察员。他是个很严格的人，威廉找了不少麻烦，埃文斯抱怨不断，他们之间终于有了冲突。我们尽量想让威廉明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威廉回答说： “但是他无所顾忌地走进我的房间，拿我的雪茄抽，”（上校也真是，威廉抽的是那种一分钱一支的劣质雪茄）“而且还总是对我们的铁厂挑三拣四，你对这种人怎么看？不过，明天我会向他道歉。” 我们向上校保证威廉将会向他赔礼，此后他笑着跟我们讲起威廉是怎样向他道歉的： “上校，我希望你早上没有生气，我并无恶意。”然后，伸出他的手，上校愣了愣，还是握了手，两人尽释前嫌。 威廉曾把我们没法用的旧铁轨卖给了我们的邻居，匹兹堡钢材生产的先驱，詹姆士?帕克。帕克先生发现这批货质量很差。就向我们要求赔偿，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处理好这件事情。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办公室的时候，威廉正在工厂四处寻找那批受到责难的材料，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下威廉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最后走进了办公室，帕克先生还未置一词，他就说了：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到卖给你的那批旧铁轨不适于炼钢，我打算把所有的再重新买回去，给你每吨5美元的价钱。”威廉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早就把那批材料给用光了。帕克先生感到十分为难，这件事情就这么结了，威廉取得了胜利。 在他从德国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威廉跟我说他有些“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能告诉其他的任何人。他在德国时，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拜访一个教授，他以前的一个同学。 “卡内基先生，他的妹妹对我非常好。我到了汉堡后，就寄了一件小礼物给她。她给我写了封信，我也给她回了封信，她再写，我又回，然后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但是她写信来说愿意。然后我让她到纽约来，我去那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他哥哥写信给我，说他们想让我再回去一次，在德国与她完婚。可是我不能再离开厂子了，想问问你怎么办。” “你当然可以再去一次。当然了，威廉，你应该去。这样她的亲人会感到很高兴的。你马上去，然后把她带回家来。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说：“威廉，我想你的爱人一定高挑漂亮，是个讨人喜欢的德国姑娘。” “哦，卡内基先生，她稍微有点胖。如果推着她滚动，我只能让她转一周。”威廉所有的例子都与工厂的工作有关。（今天上午，1912年6月，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我读到他说的那段，“每个人都应该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时，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菲普斯先生原来担任铁厂商务处的主管，后来我们公司的规模扩大，钢厂需要他，就提拔了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伯特接替他的位置。艾伯特先生的履历与伯恩特莱格有某些相似之处。一开始他只是个拿微薄薪水的小职员，但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负责铁厂的营销业务。他与威廉一样成功，也被吸引进了董事会，享受的股份也与威廉一样。他后来被提升为公司总裁。 柯里先生在这段时期因为管理露西高炉表现出色，为我们器重，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之一，和其他人享有相同的股份。商业要获得成功，除了将做出杰出贡献的员工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之外，别无他途。最终，卡内基和麦克坎德里斯公司并入了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一开始，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拒绝将他们发展得很成熟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不过，我把第一年的盈利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不加入钢铁公司，那他们就是上错了船。他们在重新考虑过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2）
卡内基
我的经验告诉我，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杂乱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建立好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生产钢轨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审计原来做审计工作，他以有才干、有办法著称。但是，科尔曼先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买断了克鲁曼先生的股票。此后不久，我们便发现克鲁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有一套，但是，要想期望他或者任何其他办公室人员，能走进制造工厂并且一开始就做出成绩来，就显得不太实际了。他没有新工作的任何知识，也没受过这方面的培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师，期待不可能情况的出现，这是我们的失误。 最后，工厂终于要开工了， 审计员将一份组织计划提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将工厂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由琼斯先生控制；而另外一部分由斯蒂芬森控制，斯蒂芬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业厂主。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同一个工厂里，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的工厂，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这和一个军队中有两个司令，一艘船上有两个船长一样，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行不通，我既不认识史蒂芬森，也不认识琼斯，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也只有他直接向你负责 。”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日后，凡是知道贝西默钢厂的地方，他都名声大噪。 “船长”那时候还十分年轻，瘦瘦弱弱的，但显得很活泼，精力充沛。从他的身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很矮。他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每天报酬2美元的机修工。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他的行为便足以证明。在内战中自愿入伍，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他所带的连作战勇猛，不知退缩。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 接下来的年月中，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富翁。有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得的收入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为董事会成员，这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 “不，”他说，“我不愿意老是想着公司的运营状况，向着是否盈利。照看厂子已经够我忙的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我该得的，那就给我一份高薪水吧。” “好，船长，我们将按美国总统的薪水标准付给你酬劳。” “一言为定”这个威尔士小伙子 说。 一开始，我们钢材制造业的对手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根据他们自己在开始生产钢材时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再过一年我们也不可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把我们当作对手。我们开始的时候，钢轨的价格是每吨7美元。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好的价格。在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情况之前，我们已经接了不少订单，这足以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因为如此完美的机器、绝妙的计划、琼斯船长选出来的工人技术娴熟，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个极好的管理者，我们的成功是极为显著的。第一个月我们就盈利11，000美元，这是创纪录的。我们的会计体系也如此值得称道，它帮助我们算出了盈利的确切的数目。从我们的铁厂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确切的账目制度意味着什么。在生产过程中，原料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都有员工进行核对，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能提高利润的了。 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光明的前景，我开始考虑去休假了。一直渴望的环球旅行也终于可以实现了。我和J.W.范德沃特先生（范迪）于1879年秋天处罚。我随身带了几个笔记本，每天用铅笔记下一些东西，从没想过要把它们编成书出版。但是我想，也许我可以把它们复印几份，在私人的圈子中传阅。一个人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言论变成铅字，印成了书，其感觉绝对美妙无比。当那一大包书从印刷厂送到我手中时，我又重读了一遍，看它是否值得我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们。后来，我得出了结论：总的来说，我最好把它们赠送给别人阅读，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 作为一本专门为朋友设计的书的作者，当然无需担心听到什么刻薄的反响，但我仍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还是盼着能得到赞扬。朋友们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们确实很喜欢这本书，至少有部分评价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每位作者都倾向于相信甜美的言辞。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塞尔来信抱怨说，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开始读它便不忍放下，直到凌晨两点，满身疲惫的时候，才把它读完。这样的信我收到了好几封。我记得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有天早上见到我并说，他要好好地夸我一番。 “为什么呢？”我问。 “哦，我把你的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了。” “嗨，”我说，“这并没有什么啊，我其他的朋友也都是那样。” “是的，但是也许你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除了我的账本之外，这几年我没有读过一本书。一开始，我也并不想读你的书，但当我一拿起，我就放不下了。5年了，能让我从头看到尾的只有我的帐本。” 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不敢全信。但是，有些书从我的朋友们手中流传出去，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这使我着实陶陶然地过了好几个月。我相信他们的话并非谄媚。越来越多的人向我索书，因此，我不得不又加印了几次。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于是，便有出版商要求将他出版，以满足市场需求，就这样，《环球世界》公开出版，而我，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作家。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3）
卡内基
这次环球旅行给我开启了一条新的地平线，也很快地改变了我的思维观点。当时正是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达到顶峰，广为流行的时候。对他们的作品，我有着极大的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阅读孔子；在印度，佛家和印度教的经典也被列入我的书目；在孟买，我从帕西人中学习了解拜火教；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是让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以前那儿一片混乱，而现在却秩序井然了。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最后，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真谛，基督有云，“天国就在你心中”，这句话对我有了全新的解释。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现在才是我们的天堂。此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责任，都需要我们富有耐心的努力，一旦僭越，便只会得到毫无结果的虚无。 那些伴我长大的宗教理论，斯维登伯格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在对我产生影响，再也不能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的信仰是真理，尽管这种信仰被视为神灵的启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那么愚昧落后，信仰中尽是谬误。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所以，我打算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我总是很骄傲地拿它来称颂朋友： “孩子们，那不可见的神力，是谁的眼睛 永远陪伴着人类 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 这个人已然找到 不能说出他的意志有多么柔弱？ 不能像雨水一样滋润干渴的心田？ 他也没有哭到双眼凹陷，这个连自己都为之厌烦的人 你定将重生。 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就在这个时候出版了，这部诗集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刚去过印度，诗集则让我重温了那里的一切。我对此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的耳朵里，后来，我们在伦敦相识。他把这部诗集的原手稿送给我作为礼物，这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之一。即便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一个人如果可以环游世界的话，那他也应该这么做。与周游世界相比，其他形式的旅行就显得不彻底、不完整，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泛泛而言），在这个对称的整体的某一部分中，你会看到，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 一个环球旅行者，如果对东方经典进行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的家园是最棒的，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在《环游世界》一书中有两段描写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不妨援引一下： 在新加坡附近，我看到人们正忙着干活，孩子们光着身子，四处跑动；他们的父母穿着平常的松垮的旧衣服。我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去跟他们说，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季节里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感到好奇，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 我们还去看了拉普兰人的驯鹿。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在回去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起。我看见就在峡湾的对面，散布着几间棚屋，却有一座两层小楼正在修建中。 “那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那是一个在特罗姆瑟出生而后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人盖的。他现在回来了，要住在这里，他非常有钱。” “你告诉我你曾到过全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还有其他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那儿安家呢？” “啊，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他说。 那是在北极圈，那里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的地方。家，温暖甜蜜的家啊。 在自然生活和自然法则的状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完美、非正义，甚至是残忍的。但是，我们也因许多的美丽和甜蜜而感到振颤。不管家在哪里，对它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这种多美好中的一个。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1）
卡内基
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佛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称号，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我的父母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描绘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做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我要说些什么，都是我的心里话。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告诉我说： “安德鲁，就那样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说课，我用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我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观众前面，只要想着，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要向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想特意地改变自己，伪装自己。那么不要有任何的难堪，就当作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尽量变成其他的某个人，那么你会感到胆怯，没有底气。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需要成为你自己。” 1881年的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的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奠基。当年丹佛姆林有五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拢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他们的邻居开放，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丹佛姆林把我捐献的建筑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我向他建议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光的太阳，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 我组织了一个马车队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乔治?劳德，亨利?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我的至交好友，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弗内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在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高兴的心情 ，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算将此写成文章，向杂志投稿，或者，仅仅只是为伴我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我想，挨冻去三英里之外的纽约的办公室有点不值，也没有必要。我决定呆在家里，那么我又怎样打发时间呢？。我想起了我们的那次马车旅行，决定写上几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继续下去。我文思泉涌，任思绪自由流淌，在天黑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三到四千字。于是，在大风雪天气里，当我无须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便呆在家里做这项令人愉快的事情。这样过了二十多次之后，我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给我印刷几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环游世界》一样，我的这本书也很让我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坎普林先生有一天告诉我，斯克布诺先生已经看过书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属于皇室）出版发行。 一个虚荣的作者，听到有人说他的作品具有纪年的意义和价值，他将会很容易被打动，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今年是1912年，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能从中得到一小笔作为版权费）书出版后 ，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热情，我的家人将它们保存了下来，将它们收集在一个剪贴簿上，而且还不时会有新的贴上去。很多残疾人很高兴地给我写来信说，我的书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光明，这使我大为振奋。在英国，这本书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相信，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我不刻意地去追求效果，以给人以独特的印象。我是为朋友们写的，轻松地去干一件事，那一定能干好。写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和在旅游时一样。 1886年带给了我深深的忧伤。被人细心照料的，就像是一个快乐的小孩的生活结束了，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而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伤寒，卧床不起。也许这是我的幸运，在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我却不用去感受天塌一般的灾难感受。 我是第一个病倒的，当时，我从纽约回到我们住在阿尔勒格尼山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和母亲度过了好几个夏天。从纽约离开后的一两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们请来医生，他将之诊断为伤寒热。丹尼斯教授也从纽约叫了过来，他确信了此一诊断。很快，我便请了内科医师和护士来为我服务。不久之后，我母亲病倒了，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弟弟在匹兹堡竟然也一病不起。 我绝望了，变得消沉。当时我整个的性情好像都变了，我沉缅于那些能让我兴奋的药物，以减少痛苦。母亲和弟弟一直向我隐瞒了他们严重的病情。在我被告知他们永远地离我而去时，很自然的，我只觉得我应该随他们而去。我们从没有分开过，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2）
卡内基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郎。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在２１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关照起她的整个家庭来。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他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他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他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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