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谩头”到“大当头”
小时的我，备受老师宠爱，在同学的眼中也是领导者。小学五、六年级，台湾一部电视剧《保镖》红遍大江南北，剧中有大当家二当家和三当家，老师笑着将班上3个成绩最好的女生，命名为大当头、二当头和三当头，我当班长，自然是大当头。有了御令，加上天生疾恶如仇，班上男生都得让我三分。有一次午休时间，男生欺负柔弱的警卫股长（我们班是女生当家，清一色女性干部警卫股长，专门管秩序），他们不肯睡午觉，全部躲进男生厕所，并挑衅他说：“有胆进来捉呀！”我知道后，头也不回，直冲男生厕所，大喝一声：“你们给我出来！”这使我创下小学六年级就进过Men，s room。
少年时代的挫折与抉择
一位和我合作过的意大利制作人，曾惊讶地看着我说：‘l’ve never lnet
someone whO has so mature mindand figure but charilcter is like a happy
child．’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女孩，他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女士，都是成人又有童心的综合体。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对生命的好奇心和成长的过程，都没有被压抑，一切任由我自由发挥。
进入初中的我，仍然名列前茅，更因为五音尚全，我一进校就被选为合唱班成员，并担任指挥。从此既要练唱，代表学校参加合唱比赛，又要在全校成绩排名时争取在前，因为合唱班一直是好班中的好班。
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从初中开始，以成绩分班，所谓“前段班”好班，会以参加联招、考高中为目标。“后段班”就是俗称“放牛班”，会以职业专科学校或是直接就业为下一步。
记得我被班上推出竞选学生会会长，由于是全校同学投票，所以必须到每班去拉票，当我和助选团的同学走入“后段班”的教室时，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坐在桌上。站在窗沿边的同学，以一双双好奇不羁的眼睛像是看明星，看另一个星球来的人。我知道，我的生活令他们羡慕，但我却突然发觉，原来学校里，还有很多我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朋友。而我深信，彼此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同样年少，同样有梦。我轻弹吉他，为他们唱了一首《睡莲》，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丽花朵。
结果，我高票当眩“没考上第一志愿学校生活的顺遂，愈发凸显我高中联考的失利。当时台北高中有3所名女校，排名分别是“北一女高”、“北二女高”也就是“中山女高”和“景美女高”（当年附中还未招女生）。
以学校成绩排名，老师和我自己都充满信心，毫无疑问地以为我会考进第一志愿填写的学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永远记得那个人生中难忘的画面。
联考放榜，母亲陪我看榜，结果第一女中的放榜牌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名字在第二女高。母亲没发一言，默默陪我回家。
那时是盛夏，放榜后，当天我坐在地板上看书，看什么书我已记不清，坐了一下午。母亲害怕我的沉默，她告诉我，如果真的不想念，可以重考。直到黄昏，母亲喊我吃饭，我从地上站起来坚决地告诉妈妈：“我去念。”那年我15岁，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学会走出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从此家里有了绿衣黑裙（四姊读北一女中的制服），和我的白衣黑裙（中山女中制服）。
枫楼三载丰收多
我并不晓得，那个盛夏午后的抉择，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如此大的影响。当时只是想到，“一定要上第一志愿吗’那是为了老师父母的期望，还是自己，中山女高不也是个好学校吗，不肯屈就，还不是为了非要第一的虚荣！”放下虚汞，我进了枫楼，中山女高已有百年历史的大楼（楼旁种满枫树，因此得名；也因为夏天多风，又名风楼，通常高三学生才能在风楼上课。每年的大学联考，高三生经常是念书念到疯疯癫癫的，故又别名“疯楼”）。我觉得一来可省下重考一年的宝贵光阴，二来也造就了我丰盛的青春岁月。十六、八岁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我在枫楼里，结交到一群挚交好友，3个女孩子互相支持，分享心事，一起做梦，觉得人生之乐，乐在3人共翱翔。
18岁开始，我们相约每年3人生日时要再聚首，互送礼物。一个和人一般高的大狗熊，是我获得的第一份礼物，至今仍然保存在台北家中。
读到高中后，除了念书，我在课外活动中仍然很活跃。高一时因为我成绩优秀，被选入乐队。后又因为个子高（高中时已有168公分）排在第一排，学吹伸缩喇叭，并担任分队长。
每天升旗时还要指挥全校和乐队演奏唱歌，更代表学校参加阅兵，穿上短裙、长靴，与一排吹伸缩喇叭（Trump）的伙伴走在一起，各个的个头都“高人一等”，够吓人的了。
看着四姊日益加深的眼镜度数，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愈来愈内向沉默（或许是全省精英聚集的北一女高，给她大多念书的压力）。我反而更庆幸穿上了白衣黑裙，作为“鸡首”，有了游刃有余的空间，继续我不受压抑的发展，让我能study hard，play harder。
爱打抱不平，立志做记者
在“枫楼”的高中时期，我已经立定未来的志愿。
小时候嗓门大，印象深刻的是，小学五年级在全校作课间操时喊口令，完全可以不用麦克风或扩音器，当时很得意于自己的肺活量。但长大后回学校一看，原来是校园太小，不过口令的音量能贯穿一楼至六楼，也不能小看。嗓门大兼爱打抱不平，买戏票时如果有人插队，别人会忍气吞声，但我会大步向前要求对方守规矩。
因为我觉得任何事都应站在公平的起点上，要如何竞争，就应各凭自己的本事，这就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可爱之处。
或许是LA Law（美国一部著名影集，讲述洛杉矾法律界故事）看太多，也可能是听了大多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故事，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记者或律师，因为可以伸张正义。至于到底要做哪一行，就交给大学联考，让老天为我决定吧！
所以联考填志愿，我只有两个原则：第一，父亲规定家中女孩未出嫁前不能外宿，所以台北以外学校不能眩第二，是把大众传播新闻系、法律系排名放前。
联考的结果是，我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这就决定了我走向传播之路。进入“辅大”传播系，学做新闻尖兵
辅仁大学虽然是台湾私立学校（当时还是私校之首），但是大众传播系出了多位优秀传播人，像前华视主播李艳秋，现任中视主播沈春华等，使得它的成绩排名颇高，也就是考试成绩要求相当高分才可人读。
在我事业几次的转折都成功后，常有人间我的人生规划，我笑着说：“没有。”
“我从没想过，会到香港。”
“没想过会从电视记者朝一个全方位的电视人走。”我唯一有过的规划，就是我的志向定得早。进入大学后，又迅速决定我的媒体。做记者，有文字、有声音，是做电视、电台、报纸，还是杂志？当时我想，若真能申张正义，就必须入super power的媒具有绝大的影响力，所以我选择做电视记者者。大学时代，除了寒暑假到《华视》社教部、《联合报》采访组、《生涯》杂志社外，也到过《幼狮》电台实习，大众传播系里更提供了编采合一的小环境。为了办好系上刊物《传播者》（它是对辅仁大学所在地台北县新庄地区正式发行的一份
刊物，编采、广告业务全由学生自理，盈亏自负），我曾担任了一学期主编、一学期总编辑，做记者采访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学校的小环境，提高了日后我面对社会大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们开始把课堂上所学五个w一个H（why，who，where,when; what & how)放在新闻的第一段，也就是导言里，以金字塔模式在第二段才展开新闻故事。
我也曾试过，为了采访一所小学的校长，在校长室外徘徊了30分钟，不敢敲那扇门，因为觉得自己是学校刊物记者（虽然它以地区报纸的方式来办），校长哪有空理你。
但最终在责任所逼下，我还是踏进了校长室，终于也做到了访问。
为了回忆大学的学习，我刻意回了趟台，找出过去的作品（幸好大学时有剪报的习惯），看到了第一篇写着“【本刊记者吴小莉特稿]”下的文章，它的标题是《近百二老谈养生，勤字一诀最重要》。这标题是我下的，连排版字体也是我出的，因为我兼主编。剪报中的采访手记写到：“第一次发现新庄面积之大，路之复杂，为了访问新庄最高寿（99岁）的老人王逢亨，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走过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饿，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找到他！’”最后，找到了老人，我对他的描述是，“因深居公寓顶楼，又少街坊好友，老人生活范畴多在自家屋中，‘走路’、睡觉、整理自己东西是他的生活内容，从客厅‘走路’到厨房是他不变的行程，他自己规定每天要走440回，每10回才可稍作休息。浓厚乡音下，听不清近百年的岁月中属于他的故事，或许在他不断‘走路’的步履下，生命中的悲喜早已磨去，全心所盼，是未来更长的延续。”这是我12年前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报道。报道本意是采访长寿秘诀，但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心软的我，在采访后，对老人生活的心酸感受。
另一篇采访手记写到：“‘新庄国携是所年龄很大的学校，它像一座宝藏，还有许多的事值得报道。”“五顾茅庐，访训导主任不遇，好不容易见到面，相谈甚欢。”
“访指导老师郑光庆，发觉每个人都是本好书，二访山胞学童，快乐营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搜集所有资料。满心欢喜离开时，却发生小车祸，撞伤了小腿，疼了好几个星期，结论是记者虽有成就感，但切莫得意忘形。”
在采访完学校辅导老师后，我写到：“深切体会到访问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互动，不知是谁说的，不只要从采访那儿得到讯息，也要能给受访者一些资讯。”
当时台湾一本著名刊物《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亢曾1为我们上采访写作课，他告诉学生，访问之前要做足所有工作，熟悉你的受访者。于是受命访问台湾名作家朱秀娟时，几个同学四处搜罗朱秀娟的作品集回家研读，结果了解到一：“朱秀娟不喜欢访问者轻装随便”。于是我们一群人赶紧回家换下牛仔裤，选出最好的裙装上阵，果然宾主尽欢。
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担任了《传播者》的，总编辑，我在报刊实务中是这样写着：“三期总编，一世经验，心烦稿件、编务之余，还要管广告，甚至贴广告版，盯发行，押送报纸，盯编辑，盯完稿，贴报眉，三期下来，只觉得像个打杂的小妹。但是当离开《传播者》远些时，才发觉对它深刻的感情。毕竟，再过三期，我就会脱离它，到那时，想再为它写写稿，画画版，也都没这份机会。”
现在何尝不是，看着当年绞尽脑汁为文章所下标题：“两兔傍地走安能弃我雌，为妻为母为司机，黄美玉兼刚家庭工作。”
“几番风雨故人归，访旅日职棒投手庄胜雄”，都仿如隔日。严格说起来，我的记者生涯早从大三就开始启蒙。
我们班正确的全名是大众传播系语言文字组，所以只要和语言文字有关的，如影音都在学习范围，举凡摄影实务、剧本写作、甚至话剧演出，也都有分参与。
毕业前，系主任皇甫河旺要求班上分小组，创作一篇深度报道。我们5人一组选的题目是<<最后的美丽——访殡仪馆美容师>>，5人当中，3个女孩，2名男士。
男士负责照相，女士负责访谈，文章由我主笔，这是我第一篇报道文学式的作品。
但是为求临场气氛，5个人壮胆进入殡仪馆，深入美容师的工作环境，这是当时仍是学生的我们难以忘记的经验，系主任给我们的评语是“选择社会上较边缘的题目，比较勇敢。”
到了大四，同学们开始人心惶惶，是毕业就是失业？还是继续念书？许多人准备考托福（留学美国的考试）。我的父母因为战乱学历不高，人都说绍兴出师爷，家在绍兴新昌的父亲常说，“要不是因为打仗，我的ABC也不会只念到D。”所以从小我们家做人的理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父母告诉我，有钱可以让我出国，他们也坚信，家中还没有人出国念书，而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我说：“我想先闯一闯！工作两年，有了自己的积蓄再去念。”
我不想再用家里的钱，因为家中还有小妹，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因为想把学校所学用到实际中，有了实务经验，才知道未来想念什么。所以我留了下来，这一留就到了现在。而至今，再去念念书，一直是我不曾忘记的梦。
---------------------------------------书路扫描校对- 三、踏上传播之路
过五关入“华视”
“爸爸没什么背景，帮不了你什么忙！”父亲说。
1988年9月我参加华视招考电视记者活动，并顺利通过笔试和试镜（screen test），最后要进入五关面试——新闻部采访主任、经理、主任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等5层关卡。由三、四百人应征，淘汰到最后剩下不到10人，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了上面这段话。少年的我，意气风发地拍拍父亲肩膀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自己来。”
当时，台湾只有3家电视台（不像现在，加上有线电视，已有上百个频道）。
它们分别是台湾省政府所属的“台视”、中国国民党的“中视”、教育部和国防部合股的“华视”。
以前要进入电视台，一定要有家庭背景，党政关系良好或是由内部安插。一直到1987年前后，台湾“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报禁一开，百家争鸣，电视台也承受很大压力，担心流失观众，更怕漏新闻，所以决定招考新血，电视台的窄门才有了对外开放的时机。
而我幸运地赶上前几波的开放潮，使我这个没背景的女孩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当年电视台工作是高薪、风光的金饭碗，加上难得开放门户，所以整个考试过程耗时两、三个月。7月份得知招聘的消息，首先要寄履历和照片，人事部从上千人的来信中筛选几百人寄出回函，通知考生可以参加笔试，考试内容有中英文测验、时事常识、作文、新闻写作（中视还加考三民主义）。考试场面壮观，像联招似的须向学校租借场地，分好几班同时进行。
一个月过后，如果收到回函，就可以到电视台参加screen Test——试镜。试镜内容包括在镜头前自我介绍、播报新闻、即席答问（后面几届，还考即席中英文翻译）。
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女孩，哪懂得化妆、造型呢？轮到试镜时，我一早就赶到美容院，请美容师帮忙。不知道只懂得化新娘妆的美容师，是不是也把我装扮得很喜气，总之，经过几个月常常翻看信箱的日子，我又等到了五关面试通知。
五关面试后，还剩下7个人，两个是刚毕业的新人，包括我在内。经过3个月试用，又刷下了2人，而我就正式成为华视新闻部一员。
我是“华视”记者
“我是华视记者，吴小莉，想和部长约个时间做专访，谈谈……”如我所愿，我进入了一个Superpower的媒体，只是我没想到这样的强势媒体，也使我快速成长。工作半年，老师告诉我，我比进入其他领域的同业成长快很多（同班同学进入电视圈，只有2人，我进华视，姜玲进中视）。我也同时感受到自己的蜕变，我已不再是徘徊在受访者门口不敢敲门的学生，而是顶着“民众知的权利”光环的电视记者。
做记者，每天像是个二、三分钟节目的制作人，从题材的发掘、受访者和事件现场的联络，到了现场后故事的铺排，画面的呈现和受访者的互动访谈，再到资料收集。
回到公司，写稿、过音、串连访问、初级剪接，我都一手包办。我好奇心强，且工作力旺盛，一天常同时做两三条新闻，结果害得我的摄像搭档既赞叹我的敬业精神，又埋怨我让他工作大多。
也因为这份工作，使我从父母眼中的小孩，转眼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成人。母亲唯一的要求是要我学会开车，自己开车上下班，避免搭乘的士的危险（我最终在她坚持陪我坐的士上班，再慢慢搭公车回家的苦肉计下，学会了开车）。同时也因为我的社交层面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因此被认定是见多识广，逐渐成为家中大事的咨询对象。
华视记者的生涯，给我最好的训练是，我几乎认定，没有采访任务是完成不了的。这种坚定的使命感，曾使我凭一个电话号码，便找到了受访者的住所，而且完成了我的新闻故事。
也因为在台湾，做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的地位崇高（现在频道众多，市场和人员素质比较参差，但当年3家电视台可是金字招牌）。倘若心存有疑问时，常一个电话打到委员办公室寻求解答，再不索性杀到部长办公室直接问部长。李登辉出巡时，我也试过追到他身边，大声提问，结果他兴致高昂，高谈阔论起来，身旁侍卫也不便拦阻。加上每个部门的主跑记者都是同行或同仁，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整体资源。这种海阔天空任你纵横的满足，的确实现了当初遇有不公即能伸张，遇有不解即能解惑的理想。
但做记者并非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不说，为了守候一条新闻、一个访问，在门外、在风雨中苦等三、四个小时绝不出奇。同行中的情谊也都是在这样的守候中建立的。大家等闷了，便拿起访问用的麦克风大唱卡拉OK，而我最喜欢用台湾名歌手潘越云的这首歌，描述当时的心情：“痴痴地等，你让我痴痴地等民众每一次“知的权利”，都是媒体同业用生命光阴换来的珍贵过程。
阳光下的第一次
我不是一进华视就懂得如何做华视记者的。为期两周的“新兵训练”，教我们如何在编辑室里社会化。两个刚毕业的女生立刻扮起大人，剪短了头发，穿起短裙和高跟鞋。训练后我们进入采访组，做实战作业。有幸的是带我们这群新兵的，是辅大的学姊、当年的企划组组长、还曾任华视新闻部外电组组长梁蕾。
梁蕾是资深记者，新闻sense（新闻感）非常强。我们这些新兵刚上线，没有主跑路线（怕我们漏新闻），能不能出机跑新闻，能不能上新闻，就要各凭本事。
每个人都为此战战兢兢，刚进华视前半年，沉重的压力，令我的体重直落四公斤。
偶然得知阳光基金会（台湾一个颜面伤残者民间组织）想成立阳光社区，让烫伤面孔的小朋友聚居，但却引起当地社区居民的反对，唯恐家中孩子看到颜面伤残儿童会害怕。这类新闻在电视台绝非主流，但我却觉得很有人情味，可以做专访。
征得梁姊同意后，我争取出机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出机，和我同行的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摄影记者（因为资浅者早就被派出门，只有资深者留守家中，等到我们这些新手找到资料可以出门时，就只有动用老牌的）。那个画面可以想见，“笨乌配老乌”，我这只笨乌哪调派得动连资深文字记者都认为比较难“搞掂”的partner合作者（在电视台，通常是文字主导新闻走向，摄影记者负责画面拍摄，华视早期摄影记者还负责剪接，一条新闻成形虽然由文字统筹，但是电视是影音媒体，没有了影像一切均白费，文字和摄影的紧密合作和友好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结果这个阳光下的第一次，因为还不懂要拍什么画面，做新闻时才发觉影片不足，所以没法上电视，只成为作品收集。
第一条成功在电视上播出的新闻，是我听说台湾经济部有一个降税措施，当我把这个线索告诉当时的采访组长李继孔时，组长说：“这就是新闻了。”
刚巧跑财经线的记者去做别的采访，我就有机会完成这条新闻，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电视新闻中出现，是既紧张又害怕。事后觉得，电视上的声音怎么这么尖锐和生硬，这就是我第一个电视作品。
揭开“洪门”的神秘面纱
“小莉，有件事和你商量。”朋友从台北打电话来。“什么事，这么严肃！”我说。
“最近碰到一个恶霸公司拖欠尾款不付账，我一位朋友听了气不过，说要召集他洪门的弟兄连署抗议，帮我讨回公道。”她紧张地说。
我听了大笑，这位颇富正义感的朋友，大概仍以为洪门是古时候的黑社会帮派，一听到“洪门弟兄”心里就想：“不好吧！做生意，还要动用帮派力量。”
“别担心，洪门是源自清朝的一个民间组织，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帮派，况且他只是帮你召集朋友连署抗议，又不是动刀动枪，这些洪门弟兄，很多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他只是帮你壮声势而已！”朋友听了我的解释才稍微释怀。采访洪门，是10年前，还是华视新人时。
随着时代转移，洪门早就不再负有像，“反清复明”的结社意义，但是在台湾仍有许多成员，由于平时低调，所以洪门一直被蒙上神秘的面纱。
1988年，洪门计划登记为正式社团组织，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透过报社朋友帮忙，联络上一位洪门分会大哥，他愿意让我们拍摄洪门入会的仪式，这是第一次洪门中人和洪门分会在台湾电视上亮相。不过采访过程仍然很迂回。
我们遵守规定，在一个地点会合，采访车再跟随一辆“指路车”，到达位于台北县一个较偏远的住宅区。
洪门分会和台湾民间庙堂有些类似，拜奉象征忠义的关公，负责人身著武术装扮的轻装，腰系红带，入会仪式井无特殊，洪门弟兄笑着说：“洪门本来就不特殊，我们不是帮会，只是清朝留传下来的一个义气组织。大家意气相投，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现在早已没有像反清复明那样宏大的目标，也没有结党结派的目的。”
在场的洪门弟兄说：“海外也有很多洪门子弟，因为华人到了海外更需要团结，”他甚至偷偷告诉我，如果你到华人社区，吃饭时，将食指半曲，双手平放在桌上；或是和别人握手时，半曲食指，对方若是洪门弟子，就会知道你也是洪门中人，彼此心照不宣。但是一旦你需要求救时，洪门弟兄就会互相支援。
他们说：“在台湾有很多洪门子弟，各行各业都有，包括演艺界的许多人。”据说也有政治人物参与，只是都没有公开活动而已。
还是新闻新鲜人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又半信半疑。当晚的华视新闻就出现了一则名为“揭开洪门神秘面纱”的故事，由洪门中人现身说法，因为洪门的故事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播出后的反应不错，我的采访组长也颇为高兴。
那次采访，我和一些洪门弟兄成了好友，洪门大哥还笑说：“哎呀！收你做十三妹好了！”
我当场回敬：“好呀！但是我要先试试你教我的洪门势到底灵不灵！”不过此后，每次和别人握手，我老是忘要试用“半曲食指”的秘语。所以至今，没找到一个散落各地的洪门人，而我当然也做不成十三妹啦。
渔港一幕谍战片
“开枪啦！开枪啦！”一位观众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电话到华视新闻部，接电话的正巧是我。他继续说：，昨天深夜，有偷渡客想坐渔船闯关上岸，海岸防卫队开枪，有人受伤啦！”我问：“你在哪里？”“澳底！基隆澳底！”说完，“叭”地一声电话就断了。
l988年底到1989年初，正是偷渡客利用渔船偷渡到台湾的高峰期。当时盛传，每到夜黑风高，海面起雾时，台湾基垄花莲和高雄的外海就会有万船齐发的场面，许多渔船抢滩登陆。因为从没有媒体拍到，所以无法得知真伪，但是，在岸上查获偷渡客时有所闻。这回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也不知其真实性。还是新手的我，赶快上报采访组长。组长对我们这批新人不错，尤其是我，平时总是笑容满面，无忧无虑，年纪又小，继孔大哥（当时采访组长）把我当小辈一样疼，又因为个子高，他老叫我“傻大个儿”。“今天就到澳底玩一玩，看看基隆外海，如果现场没有什么事，中午就吃吃海鲜算了。”他说。
于是我们一组人（台湾电视采访通常3人一组，分别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一名司机兼助理）赶到位于台北北面的基隆澳底渔港。到达时已近中午，渔民已经出海，但是岸边出奇安静。好不容易发现有人，赶快开口问：“借问一下，昨晚是不是有偷渡客被捉受伤？”村民像难以启齿，连忙摇手：“咩哉样！咩哉样！”（台语，不知道的意思），然后逃也似地离开。我们心中开始怀疑，但是逗留10分钟，仍一无所获。终于有村民遥指靠近海边的一栋民房说：“在那里啦！”“是不是有人被枪打伤？”我问。“有呀！海防开枪警告不要上来，就不小心打到啦！送到医院去了，其他的就在那里了。”村民说。
我们赶紧往目标屋前进，这时看到一群人被眼罩蒙注了眼（可能怕偷渡客看到台湾海岸线），手则绑在前方，拉住前一个人的衣服，一个接一个被带上大巴士，将被送往专门收留偷渡客的靖庐拘留。
那时台湾老百姓没有见过偷渡客是怎么被押送的，而我们拍到独家画面。但不久就被负责押送的宪兵发现，过来喝问：“你们干嘛？”
那时台湾刚“解严”，海岸防卫刚由警备统部交到警方手中，宪兵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是一切照上级指示办理。
我们担心“秀才遇到兵”会有理说不清。我的摄影记者是老资格的廷勇大哥，他向我使个眼色，表示“我来处理”，他镇定地回答说：“我们在拍渔港。”宪兵问：“你们拍到什么，把带于给我，”我们说：“什么给你，新闻自由呀！”宪兵说：“你们不能走。”
“我们把摄像机带回车上，我跟你到你们办公室，你打电话请示一下好了。”廷勇大哥说完，再跟我使了个眼色。
我们都知道要保护这卷录像带，我和助理往采访车上走，一个宪兵跟着我们，距离七、八步，助理悄悄跟我说：“假如他们真要硬来，没收带子就糟了。”
我说：“你把带子给我，我去找间民房上洗手间，然后放在民房里。”
助理阿良机灵地把一卷空白带子放进摄像机，随便对着海边拍些镜头，以防这些大兵如果真格抢走了带子，也不会怀疑我们调过包。
然后，我把先前拍摄的带子放到我的手提包里，跟大兵说要上洗手间，他果然继续跟着我，看着我进一间民房借用厕所。我把带子放在洗手间的夹板上，也不敢和主人多说什么，只道声谢便离开。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怕赶不及回公司做晚间新闻，打电话回办公室求救，让公司交涉放人。稍后公司交涉成功，宪兵让我们走，我再回到那民房的厕所拿回那盒录影带。整个过程就像谍战片一样。
晚上新闻播出后，我们都深受震荡，因为这样赤裸裸地见到偷渡客被捕之后的待遇。我在偷渡客鱼贯走上巴士时，同时留住了现场渔民的现场声（natUre sound）：“就是这样呀！昨天夜里还听到有人叫得很凄惨！”
事后，有关单位曾经来电关切，但这就是电视，一个影音俱全，无可抵赖的媒体。在这之后，就再没听闻有偷渡客受到类似对待的情形。
当时我人行才四、五个月，这是我第一个独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爱看侦探小说的侦探欲，让我觉得原来做记者也可以做得如此刺激！
第一次上主播台
“电视记者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待遇高。以台视为例，每年年终奖金有十几二十个月月薪。”讲台下一片哗然。讲话的是前台视主播，台湾资深电视新闻人李四端。我大三时，他在辅大教“电视新闻”这门课。这段高薪资的开场白已经吸引所有学生包括我在内的注意。
“社会上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很不错。”他继续说：“但是每个人都来摸你的头，说你棒，说你乖，久而久之，你很容易满足现况，如果不警觉，渐渐会成为一只大肥描。”台下一阵哄然大笑。一来是因为老师具象的描绘，二来是同学们看到老师日益发福的身段，有所联想。一直到我自己也从事这份工作，才深刻体会李四端当年的“有感而发”。
进华视半年，对做电视新闻的技巧已完全掌握，反而对每天例行式的出机、赶新闻、上新闻、陀螺似忙碌的生活有些茫然。
我再回到校园，找当年和学生感情很好的杨志弘老师讨教（杨老师现为铭传传播管理研究所所长）。
杨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你的工作人人羡慕，有什么不满意?”“没错，我每天接触很多人，很多新鲜的事，但是每天input（输入）立刻oiitput（输出做新闻），我觉得自己像个电脑荧幕，关了机就nothing 1eft，没有东西留下来，已经空了。”我说。
老师笑着看我：“不错，有人做了一辈子电视，也不觉得自己不足，你才做半年，就发现了问题，”这使我突然想起李四端老师的“肥猫理论”。但是，要怎么办？
“读书，对你有兴趣的问题深入研究，还有别忘了，你做的是电视，如果不出镜，你永远是45秒钟新闻，那只拿麦克风的手。”杨老师说。
我开始再念书，同时努力让采访对象不只因为我代表的强势媒体而尊敬我，更因为我报道的表现而乐意继续和我做朋友。
“小莉，今天晚上有什么好东西？”前华视资深主播、也是辅仁大学学姊李艳秋，每晚上新闻前常问我，因为我会做些很有趣或是画面感、现场感很强的新闻。
李涛（台湾TVBS无线卫星台总经理、也是李艳秋的先生）更笑着跟艳秋姊说：“我这个‘秀’王离开华视后，就由小莉接任‘秀’后了。”（李涛在做记者时期，也是以擅于运用现场感做stand up现场报道著称。）当时华视新闻部经理黄新生更是常对杨志弘老师说：“你为我们训练了一个好手！”没多久，黄经理突然走到我跟前：“小莉，如果让你播新闻，敢不敢？”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敢呀！”我心想：“有什么好怕的！”
黄经理满意他说：“好！下星期开始，每天早上先试播5分钟晨间新闻，”答应之后，我才发觉手忙脚乱。我没有化妆品，也不会化妆，还要找适合的衣服。热心的导播开始教我化妆，甚至把自己私藏的化妆品捐了出来。
1998年4月，进华视第七个月，我第一次上主播台。第一天播完新闻，导播问：“紧不紧张？”我说：“还来不及紧张，5分钟新闻，刚坐上去，在亢奋状态，等到开始要紧张时，就准备下来了。”
就这样每天来不及紧张，训练了几个月，黄经理有一天又走到我跟前：“小莉，准备好播午间新闻了吗？”我直率他说：“没问题！”
但这回可不是五分钟新闻，而是30分钟的现场直播，尤其中午新闻截稿时间紧，所有稿件是最乱，消息最新却也最急的，常在播这条新闻时，下一条新闻才来，或是开播前3分钟，头条才到，播报难度事实上比晚间新闻还高。
第一天，编辑台照顾我这个主播台上的新手，要求所有记者提早截稿，让我能较从容上常后来他们发现我能“接招”，也就慢慢恢复常态，曾经有一次我才采访完一条新闻，正在编片子时，黄经理突然要我救急，因为当天轮值午间新闻主播的同事身体不适，勉强上场担心现场出问题。我看看手表，只有20分钟，新闻就要开播，我用了10分钟化妆、梳头，5分钟顺稿子，5分钟上现场准备。
五、四、三、二、一，Cue，“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新闻开播了，我依然微笑自信地和观众分享发生的大事，但是每到进新闻片时，我却是争取时间去了解下一条新闻内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谢谢您收看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明天再会，”30分钟下来，我像打完仗一样疲惫，但是让观众看不出幕后工作的紧张和紧急，我心中却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也是现场节目对我永远的魅力所在。
“华视”精心栽培的主播
华视新闻部尽心培养吴小莉
由于主播李艳秋休假，华视晚间新闻一连5天由新记者吴小莉主播。为了提携属下，经理黄新生更一改过往习惯，逢人便夸赞吴小莉在播报台上的自信与稳剑为了让演出尽善尽美，华视新闻部的同仁特别在播报前将所有的新闻带都过好音，以减轻吴小莉的负担，此等照顾据悉是吴小莉平日不错的人缘所至。
而制作人刘奇伟更酝酿了一脑袋的笑话，准备在每晚她准备上场前的时间，来转移吴小莉的压力。为了塑造一名主播人才，华视有关人员的心情可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希望每次挥棒，都能将爱将打入观众的心坎里，吴小莉就是这等待多时的第一棒。
（摘自1989年台湾《联合报》）这是1989年台湾《联合报》上的一篇报道，当时我进电视圈才快一年，一路从播报晨间。午间新闻走到Main News晚间新闻。现在回头想想，所有的磨练，真的都是新闻部领导有计划的一步步培养，在周围同事的关怀照顾下，隔绝了外在一切不利影响，让我有机会从隔壁邻家青涩的小女孩，成长为自信稳健的女主播。
眉清目秀常展微笑
“小莉长得眉清目秀，无论是何时何地总是以微笑待人。记得她刚上新闻主播台时，以一口标准的国语为大家分晓天下事，好像是隔壁家青涩小女孩在说故事，然经过岁月的磨练及小莉自我不断的提升，她稳健的台风，已经伊然有‘女强人’的风格。”
（摘自台湾新生报《现代美女风华录》1991年3月7日）从外界质疑：“华视怎么让新人播晚间新闻？”到的士司机见到我搭车赶去做新闻，坚持不收车钱：他说“因为你们每天奔波跑新闻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大事，太伟大了，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一天新闻部收到一箱署名给我的大包裹，里面装着满满的录像带，都是我播报新闻的模样。有心的观众还将它分日期、分时段，并且经过剪辑，剪掉了所有新闻片段只留下我的播报，他说要留给我作纪念。这可乐了我最忠实的观众母亲，她说：“我还没办法这么专业，这么忠实守着电视机，保留这些资料呢！”
而我这张脸，也开始成为华视新闻的通行证。一次采访一个秘密新闻，因不能开采访车，而开了辆黑轿车。在路上超速行驶，被警察拦了下来，司机助理赶紧摇下我这面的车窗：“小莉，赶快让他们看到你！”我伸出头去灿烂一笑：“对不起，赶新闻！”
热心的交通警察赶快挥挥手叫我们先走，还示意后面的车，慢行让路，深伯我们赶不上新闻播出。由于在华视新闻部快速窜起，我也成为平面媒体热衷采访的对象。
“电视记者常予人高不可攀的隔阂感，人际关系往往也只限于采访需求。但华视记者吴小莉，却不愿如此受限，她希望在电视记者生涯中，能得到人生最大的资产——友谊。所以吴小莉常以小卡片来传达她的问候和关怀，给采访对象一份惊喜。”
吴小莉的‘卡片传情’，在电视记者中非常少见。她的亲切和诚心，也为她赢得‘甜姐儿’的封号，”“吴小莉的好脾气、好人缘，使她拥有成熟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这也是她进入华视一年多，就能坐上主播台快速窜升的原因和条件。”
（摘自台湾《联合晚报》1990年8月28日）为什么选择栽培我，是我现在开始回想的问题。我想；第一是时机，那时台湾新闻圈欠缺新生代主播接班，所以，我们这群“新血”一进新闻部，事实上已经是在玻璃屋内接受观察。而所谓的好人缘好脾气，可能因为我只懂得埋首做事，在工作上有进取心，却没有攻击性。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已经不是今天能不能上新闻，而是能上几条新闻？那条新闻好不好看，有没有做到独家？
我一直记得艳秋姊在我们“新生训练”时说的那段话：一个好主播，一定要先是个好记者。因为他在第一线跑过，才知道第一线工作者的甘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样才会是个Ancor（主播），而不只是个Speaker（播音员）。
这也是为什么在做主播10年后的今天，当大事发生时，我仍乐意到现场去看看。因为这样，才能感受大事的存在。而也或许因为我选择先做好记者，没有一步登天想做主播的野心，才使我很快地不只是电视新闻里那只拿着麦克风的手，在踏上主播之路时，更为迅速而顺畅吧！
我的摄像伙伴
“小莉，明天开始你主跑交通线，和贾老哥一组。”
交通线是公认“很肥”的路线，掌管陆海空、电信、邮局、捷运、高铁等各个有钱单位。别的不说，航空公司每年出国考察，都少不了媒体的名额。
这么肥的缺，怎么轮得到我这个新兵？后来考究，原来交通线的资深记者转调别的部门，他和交通线的摄像记者贾冠庆（华视资历数一数二的资深摄影师，现任华视新闻部采访组副组长）商量：“选小莉这个傻大个，没什么心计，好带！”因此，我就被钦点接班啦！
但这又是新手配老鸟，加上贾老哥是公认的铁面公子，生起气来，拍桌于骂人时有所闻。许多人跑来安慰我，连当时的企划组组长梁蕾也担心我“罩不妆，跑来给我打气：“没关系，贾老哥脾气不好，但是人是好人，你自己小心顺着他一点就好！”弄得我更加恐慌。
最后，我发现，贾老哥是“刀子口，豆腐心”，看到小朋友每天努力做新闻，他只会从旁提点，教我不少电视记者出门的基本动作和“画面也可以说故事”的概念。
有一次到板桥拍摄一个防洪工程的新闻。回程路上，突然看到一栋大楼外墙的楼梯间，人龙从九楼排到了一楼的壮观场面。他二话不说，扛起摄像机就拍。拍完后，他说咱们去看看。原来九楼有一个证券公司，当时台湾股市刚飙升，许多人上午都放下正业，翘班跑证券行买股票。
就这样，在贾老哥对画面的敏感下，我们又带回了一条新闻。
这个当初被他钦点的小孩，虽然尊师敬老，符合他“好带”的要求，但是却非常“多产”，通常当别的摄像师剪辑完成一条新闻，可以休息时，贾老哥却在帮我剪第二条新闻，而我还在创作第三条新闻。每晚赶两三条新闻是常事，有时赶急了，他会埋怨“别那么认真，你不能像别人一样，只做一条新闻呀？”
说归说，毕竟是老新闻人，贾老哥身上的新闻细胞，还是被我这个因为刚人行，正兴致勃勃投入的新手给感染。每次看到“吴小莉、贾冠庆的报道”字样频繁在电视上出现，他还是十分骄做。
一位摄像同仁就对我说：“贾老哥只和两个人合作愉快，一个是李艳秋，一个就是你了，”同事更笑着谢谢我：“小莉，多亏你让贾老哥这么高兴，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们发脾气了。”
后来，贾老哥升任采访组副组长，我不再有机会和他一起跑新闻，我也逐渐从笨乌变为老手，肩负提携新摄像的任务。但是我永远记得，一次火车意外，当场撞死路人，我们到达现场时，罹难者仍挂在栅栏上，贾老哥立刻叫我摘掉眼镜，去旁边查问相关资料，不要靠近现场，他去拍画面就好。这就是我的搭档，一位亦兄亦友，引我入电视摄像殿堂的老师，我也永远怀念：“这是华视新闻，贾冠庆、吴小莉在各地报道”的那段岁月。 ---------------------------------------书路扫描校对- 四、“华视”采播手记
我对华视有极深的感情，不只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那里有我许多挚友，更因为它是我成长茁壮的地方，为今日的我奠定基础，练好基本功，让我可以行走江湖。
我进华视时，新闻部正锐意图强，李艳秋、梁蕾陆续从海外在职进修归来，新闻部在经理黄新生、采访组长李继孔领军下，企图以关心老百姓切身生活的民生新闻突围。艳秋姊、梁姊和我，同是辅大前后期学姊妹，我们成为播、编、采铁三角。顿时，辅大帮声名大噪。那时的华视新闻，也曾拼到收视稳坐第二、直逼第一的局面（当时“民视”未开播，台湾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华视”开番较晚，一直以戏剧综艺为主力，到后期才开始重视新闻）。
这段华视新闻的黄金岁月，正好是我初入电视圈的时期，使我一直觉得做电视是可以如此有目标，如此意气风发。
交这条线
“小莉是部长终结者！”朋友开玩笑说。“对呀！不到3年已经有两个部长被换掉了。”我说。和我对话的，是跑交通线的记者同行，时间是1992年。
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拓宽工程又爆发关说舞弊案（就是靠人情压力或实质利益，游说他人达到目的），由于台湾工程，是分段公开招标，让工程单位竞标，所以每个路段，都有编导，传出关说弊案的路段，被称为十八标，所以通标为十八标案。
传说有立委，而且是颇高层级的政治人物介入关说。在我们这群记者穷追猛打之下，当时交通部长证实有立委关说，但又不肯指名道姓，最后只好黯然下台，远赴英国，任驻外官员。这是我跑交通新闻后，第二位部长离职，而所谓的舞弊案，如果没有我们这群媒体死盯着不放，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就化无”，搓“汤圆，’（台湾政坛术语，就是合纵连横，为某些特定目的进行游说）就给搓掉了。
偏偏交通部长又是挺难做的官，不幸有个空难，或意外的火车出轨，得理不饶人的民意代表都可能要求交通部负行政责任，辞职下台（像1998年初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又换走了一个交通部长）。
交通部是个“肥部”，手下掌管大小工程动辄上亿台币的预算，关说围标等舞弊案传闻不断。
老交通记者打趣说：“历任部长就数连战的官运最好，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没发生过交通大意外，安安稳稳做完任期，升官去也！”
媒体常和官员打交道，事实上，彼此间早已建立了朋友般的情谊，同行都是“对事不对人”。十八标案，媒体苦苦寻找的只是个真相，但部长碍于和高层的默契，几次想说出真相撇清关系，却都临时缩口，弄得舆论开始鼓噪，已到摊牌的时候。
交通部通知媒体部长有事宣布，当时台湾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还不普遍。SNG（卫星现场转播车）大多仍用于转播职业棒球比赛，3家电视台只好在交通部架设微波，打算现场转播交通部长的一场记者会。
部长刚和执政党高层开完会，所有媒体都等候他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扰攘台湾社会多月的工程弊案不是在今天有个突破性的答案，就是部长可能辞职下台。
我当时在交通部记者会现场做转播，因为部长和高层的会议延迟，我只得在特别报道开播后做了近10分钟的独白。所幸我一路追踪这条新闻，来龙去脉清楚，像说故事一样，我告诉观众事件的起因、演变和仍存在的疑点。
部长终于出现，他只说了一段告白，没有接受提问就默然离开。一如媒体同业所料，执政党成功地搓了汤圆，但是下汤被煮的是交通部长，他选择了保留关说的秘密，离开交通部，留下了我至今仍然想知道的疑问：“究竟是哪位重量级的立委、政治人物，让一个政务官不敢说实话？又或是执政高层到底给了什么样的承诺，让一个破关说者宁愿辞官，扛下责任？”
作为朋友，我仍关心他的动向。
1998年年初，传闻他将被调回台湾，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时电视新闻传来：“台湾传出中正机场到台北的捷运工程关说弊案，中华工程公司代表指控，在立法院长关说下，原本各项徘名均在后的长生集团，竟然在最后关头，排名窜前，夺得工程……”。
唉，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开始责怪自己当年是不是不够努力，没能捉到关说的“大老虎”，让台湾这种关说“传闻”，在6年后仍然不断重演？我只是不知道，远在英国的前部长听到这则新闻，心里又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或许，有一天，等他退休了，我会再去问问，“到底是谁？这个至今让我仍然牵挂的疑惑。
采访空难
“在台湾，做记者最大的梦魔，就是有一天呼机突然响起，告诉你，飞机又出事了……”。
这是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后，我在凤凰卫视主持《轰天浩劫华航空难大纪实》特别节目时，有感而发，说出的一段话。
台湾的飞航安全一直令人担忧，在台湾4年9个月的记者生涯中，我就曾采访过5次大大小小的空难。我真的很怕听到空难的消息，因为它不是机师忘了放起落架、只好用机腹降落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就是几十到几百人集体罹难的悲剧。而每一次，部让我刻骨铭心……
1989年10月26日，傍晚将近7点，我刚忙完晚间新闻，突然传来华航客机在花莲撞山的消息，我的新闻神经突然绷紧。我立刻和民航局、航空公司、交通部、甚至花莲塔台确认消息，查询可能的撞山位置，然后整个新闻部动员起来。我立刻发新闻，将最新消息告诉观众；采访组长指示另一组文字记者，带着两个摄像师，直奔火车站，搭车前往花莲。
一路上他们唯一的耽搁，是路途中买了几件适合爬山的牛仔裤和球鞋（新闻部总部通常在台北，花莲在台湾东北方向）。因为飞机已经停飞花莲机场，而飞机撞山确实位置还没确认，山区都是荒芜树林，没有人行道，人烟罕至。
当时已经天黑，所有救援工作被迫停止，当地搜救人员打算天一亮就由山地青年带路砍树上山，找寻生还者。
陆路这组同仁，就是赶在天亮前，到达花莲和搜救人员会合一起上山救人。我留在总部，一面发最新消息，一面联络台湾空军救难部队海鸥部队直升机，计划第二天一早我和摄影记者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在空中协助搜寻。
我继续和在华航、民航局各个点上的同仁联系。当我完成11点多夜间收播新闻，部署好第二天新闻战的计划，已到凌晨一点多。
我回到家时已夜深人静，父母习惯了我为突发新闻而忙碌，早已入睡。我匆匆梳洗上床休息。我知道还有场硬仗要打，但心里记挂的是飞机上的乘客是否仍有人存活，如果有，在寒冷荒芜的山区，他们是否能渡过？在祈祷中我疲惫入睡……清晨3点多，刺耳的闹钟声吵醒了我，窗外漆黑，但我知道4点多东方就可能露出鱼肚白，救人不能延迟。我起身换装，担心父母以为我没回家而挂念，我只好摇醒睡梦中的父亲：“爸爸！我回过家，现在又要出门了，我有开车，不用担心！”
我驱车直奔松山机场和摄影记者会合，准备妥当，我们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时，天已泛白，将近5点钟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抵达失事现场的山区，从空中鸟瞰，一片树海，山下救难人员已开始砍树上山，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空中1ocate（确认）坠机位置，告诉陆路救难人员正确的方向，直升机在狭隘的山谷中来回盘旋，寻找目标。
我因睡眠不足，加上直升机为了找人，一会左转、一会右拐，一会高空、一会低飞，我一会儿要帮助搜寻，一会要抓着我的摄像师，以免他太专心拍摄跌了下去。没进食的我这时忍不住晕机，作呕。飞机上只有我一位女士，空军飞行官同情地看看我说：“躺下来休息会比较好，找到了我叫你！”我脸色全白，但是坚决摇摇头：“我要帮忙找！”直升机又搜寻了5分钟，“找到了，找到了！”
在一片焦黑，像是被烈火烧秃的山地上，散落了一大片飞机残骸，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因为可以看到的残骸中，最完整的也不过是华航机尾的那一个标志，金属已如此残破，何况是脆弱的人？“没有希望了！”飞行官说。
我拿起了麦克风，在摄像师拍摄影像的同时，用我的声音记录下我看到的一切，我们第一个确认了失事的位置，通知陆上所有救援单位，海鸥部队继续贴近失事地点周围环绕几圈，确定没有从空中立刻救援的必要后，决定回航！
到达台北机场，飞行员扶着摇摇晃晃的我下飞机，他尊敬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前一秒钟还对着呕吐袋作呕不止，后一秒钟就能没事一佯的拿着麦克风，对着镜头侃侃而说！”我只能牵动嘴角，以不太好看的笑容回报他的赞美，因为平衡感极差的我，还在“降落中”！
出了机场，采访车已在等候，我立刻飙车回总部。同事着急问我，“情况如何？”我知道他们可能关心新闻和画面如何？但我只关心“人”如何？“希望渺茫！”我说。
我稍做整理，这则新闻快报就以最快的速度登上荧幕，这是班机出事后，观众第一次看到失事现常而我呈现的故事，也是我第一眼看到飞机残骸那一刻所录下的真实感受。事后证实，机上54人全数罹难，肇事原因是机师起飞后，原应转向离开机场，却误转方向撞山。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空难，许多细节要翻看过去的剪报才能回忆。但是，在直升机上，找到飞机残骸的那一刹那，心情由极度震撼，到预测那个环境是No bodv
could make it无人可能生还的绝望，我不会忘记！
“海鸥部队救难人员从空中鸟瞰，藉由唯一一片完整残邯—机翼上航空公司的徽号，终于判定失事位置这是我当年在新闻中说的一段对白，或许已成历史，但华航徽号躺在焦黑土地上的那个画面，却在我记忆深处，至今难忘。
突发新闻
1991年4月28日傍晚，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南京东路口的麦当劳，传出一声巨响，爆炸的火焰从旁边男厕内冲出。麦当劳被歹徒恐吓放置炸弹，警方据报后，立刻疏散人群，派出防爆小组人员进行搜索。大批媒体赶到（包括我在内），最后在男厕天花板夹板内，找到疑似自制炸弹的物品。
因防爆人员无法预估炸弹威力，只研判出是水银平衡式炸弹，必须小心保持平衡，拆卸引爆装置。一名拆弹人员穿上防爆衣和面罩，爬上木梯，准备进行拆卸工作，所有人员退到安全区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突然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退到对面街道的我们，都能清楚看到冲出的火焰，现场一阵混乱。警方冲入现场救人，救护人员扛着担架抢入，将负责拆卸炸弹的防爆小组人员紧急送医。爆炸现场玻璃门窗散落一地，防爆小组成员拿着刚刚穿在拆弹人员身上的防爆衣和钢盔难过地走出来，防爆衣已经破烂。
正当警方仍在民生东路麦当劳清理善后，歹徒突然又来电话：“基隆路、松隆路口，电线杆下还有炸弹！”
台湾社会鲜有炸弹案发生，即使有大多也是虚惊一常但是刚才的那一个自制炸弹威力惊人，据警方研判是行家所为。我们知道这回是来真的了，大批人马便涌至松隆路一带。警方一面疏散车流入潮，封锁街道；一面用仪器进行搜索，最后在歹徒所说的电线杆下，找到了一张恐吓纸条。在场媒体记者当场哗然，“歹徒太嚣张，不但危害无辜百姓，还自恃聪明，玩弄警方！”
这时医院传来消息，拆弹人员近距离拆卸炸弹，爆炸当时，他因为首当其冲，送医后已经不幸死亡。
新闻播出后，台湾舆情义愤填膺，但是像警匪片似的，歹徒仍在暗处欣赏自己的杰作。林森北路麦当劳店没多久又接报有炸弹，店家没有即时疏散顾客，结果炸弹在厕所内爆炸，所幸规模较小，除了门窗受损，没有人受伤。麦当劳高层被指责罔顾顾客生命，而恐吓案还波及其它速食连锁店，店家决定暂停营业。
警方则全力搜寻具有爆破经验或训练的退役特勤人员，筛选可疑名单。最后经过12天的追踪，靠着歹徒的勒索电话，锁定可疑人物，终于捉到企图恐吓取财的两名歹新闻背后的故事“市长，幼稚园罹难者家属抗议市府善后缓慢，要求市府官员为事件负责下台，您的看法呢？”我问。“事件还在调查中！”市长回答。“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我追问。“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
市长气急败坏地伸出大手，从我背后用力推开我，然后在随从人员护送下乘车离去。我转身问摄影记者，全程拍下来了吗？摄影记者点头，我吩咐收队回公司。
我心中并没有因为市长的不礼貌而不悦，反而感慨很多，短短30秒，竟然让一位平时温文儒雅的政务官“原形毕露”。我打算在我的新闻中，不加任何评论全程照用。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年多前，前一年的此时，台北市一间幼稚园娃娃车，因为车辆突然起火燃烧，当场烧死23位师生。其中一位幼稚园老师因为忙着救学生，最后被发现抱着学生死在车内。
学童安全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回响，为了纪念这位老师，市政府在台北新生公园建立了她的塑像，邀请当时的市长参加揭幕仪式，罹难者家属因不满一年来市府仍没对事件做出交代，在现场拉起白布条抗议。
在市长致完词准备离去时，我快步一走，拦在市长车前，开始问问题。所有媒体也一拥而上，因此就出现上面这段对话。
回到公司写稿，当时的采访组长关注了一下：“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来问，早上是不是有人抗议？”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显然市长事后发现自己态度不对，企图来关说圆场一下。“对呀！”我说。“市长办公室打电话来解释，说抗议的事根本和市长没有关系，可不可以不用！”组长说。“好呀！我少用家属抗议，但是，我会用市长的访问。”我回答。我当然明白市长办公室“关心”的是什么，我也料准他们不敢明说，他们担心的是对媒体态度不礼貌。
进剪辑房做后期制作，当时的新闻部经理赵怡也来关心了，显然市长办公室是真的很担心，正在看着摄像剪辑的我转头说，我会少用家属抗议，但这段访谈我会全程采“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之后，我把声音留白，画面则是市长大手推人，关上车门。在市长座车扬长而去时，我的旁白声起：“市长在媒中追问下匆匆离去，至于火烧娃娃车的肇事原因，则仍然没有解答。”经理看完，停了半晌说：“你用吧！”转身离去。
新闻播出出后，同业们万分愤慨，高雄记者站的同仁打电话来支持。这则新闻在电视上出现了两次，另外两家电视台也用了这段一问一答。第二天报纸民意论坛中，有读者投书这样写到：一个政务官的修养，对政务的负责态度，在现代大众媒体下，无所遁形……。”
新闻这条路
晚上近7点，乘3分钟晚间新闻就要直播了，一位主播抱着大批新闻稿往主播台上冲，嘴里喃喃哺自语：“真是入错行！”
听到的同仁总是哄堂大笑。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样的“心里话”。新闻的快速，时间的压迫，在即将开播前，都到了临界点。主播往台上冲，头条新闻可能还在剪接房里，Insert填补上最后5秒钟画面。
我们常说，新闻开播前5分钟，最好不要在新闻部走廊和往直播室的楼梯间行走，否则被赶新闻、跑带子的同仁撞伤，恕不负责。
华视就曾有同仁，赶送带子而不小心摔伤了腿，要包上石膏好几个月。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爱看由荷莉·杭特主演的（焦点新闻》这部电影，戏里面描绘一条新闻在赶开播前的紧张，和终于make it的成就感。我诚实他说，它是真的，而且它每天可能都在发生。
一天中午，我刚播完新闻，台东外海传出飞外岛的小飞机出事坠海，有人失踪，有人获救。当时华视没有驻台东记者，距肇事地点最近的是高雄记者，但高雄飞台东客机少，开车车程又要2个小时，当时已近一点，赶晚间7点新闻，肯定赶不上。最后我们决定由台北南下，我带着摄影记者搭乘一点多的客机飞台东，到达现场已两点多。
我的任务是在2个小时内完成所有采访，并搭乘5点飞台北的飞机返航，否则晚间新闻的头条就泡汤了。
台东的采访现场任务颇多，既要到民航单位查询失事详情，又要到获救者所在医院，还要到外海失事现场和追踪搜救人员行动。我们在当地并没有后援，我和摄像记者最后决定，新闻需要现场感，人力不足的点必须舍弃。
首先，我们包车直奔医院，必须找到生还的乘客和机师，由他们口述，将新闻故事还原。
幸运地，我们是第一个冲入医院的媒体，刚好撞见正在移入病房的机师和生还者。机师告诉我们，飞机失事迫降的原因；生还者情绪激动地述说，乘客如何打破玻璃，逃出飞机，游出海面……。我只适度提问，将当事人劫后余生的激情全数保留。当我们做完采访打算离开时，友台的同业赶到了，我知道他们至少有两组人在台东活动，而我的观众只能靠我们这组人了。
现在要抢的新闻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时间。离回程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决定下一个点必须到失事的海边看看搜救情况。回程搭飞机时，才顺道在机场附近向民航单位查问最后资料。在飞机关闸前5分钟，我们赶上台东飞台北的班机。
摄影机里带回了当事人的第一手访问，失事现场的情况和官方说法。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要如何在6点钟飞机抵达台北后，能完成后期制作赶上7点钟的头条新闻？这是另一个和时间的竞赛。
我在飞机上写稿，就记忆所及，选出我要的访问内容，请摄影记者先在飞机上用耳机听出来，找到Time code（时间点）。一下飞机，公司采访车已在等候，我们跳上车子一面向公司飞奔而去，我一面在密闭车厢内录妥新闻旁白（volce over）。6点40分到达公司，采访组长看到我，举起双手高兴他说：“头条回来锣！”
我头也不回直奔剪辑房，井回答说，“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
补上我的voice over，剪入访问，最后insert剪辑画面，我和摄像记者身后站了组长和副理一排人，我嘴里喃喃“阿汉阿汉，加油！”此时心里浮现《焦点新闻》里新闻制作人荷莉·杭特在陪剪辑师剪最后一个画面时，手拍着桌子，不断鼓励剪辑师，“Bob，Bob！Bob……”的画面。
“Donef”我取出完成的带子直冲导播室，当我把带子交到制作组同仁手上，全身松软地往回走时，刚巧听到华砚新闻的片头响起，30秒后，这则新闻在电视上顺利播出，观众可能不以为意，但是参与其事的人，却深刻明白个中滋味，因为“我们赶上头条了！”
曾经为跑了一条独家而沾沾自喜，曾经因为今天的新闻播得不完美而懊悔不已。一位同仁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莉，这就是新闻世界，你随时可以扳回一城，也随时可以痛失城池，但是every day is a new day，每一天你都可以重新来过。”这让我想起《飘》这部小说的女主角郝思嘉在故事的结尾时说的一句话：“Anyway，tomorrow isilnother dayl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也是我在新闻世界中学到，至今仍奉行不悻的人生哲学。有人问，“新闻迷人之处在哪？”
“在它的不可知，在你回首来时路时，发现今日新闻成为明日历史时，你竟然都有份参与。”我想，我现在会这样回答。
自认记忆力不好，为了写下过往印象较深的采访，我请友人代查台湾麦当劳爆炸案是何时发生？友人问：“做什么？”
我说：“我在现场呀！看到拆弹人员当场被炸弹炸烂的衣物……”这位女性友人听我说完这段故事，仍有些惊愕他说：“唉！你经历过的事还真不少！”
眼看波斯湾起战火，又见彼方战事停
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华视派到波斯湾的记者被扣留，失去联络好几天。好不容易有了消息，要他兼程回台湾，一到台北我请他上主播台和他做现场对谈。这一代中国人命好，没有大战乱，做战地记者更少，那次访谈，极有临场感。
另一天，电视上正播放着最后一条新闻，心里想着待会只要温柔地和观众说晚安就可以收工了。这时，耳机传来导播急促的声音：“小莉，有最新消息，现在送稿子下来！”
现场导播给我做手势，还有20秒回主播台。楼梯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我正思考，如果20秒回现场后，稿子还没到手，我该先说些什么应急？
偏偏快回现场了，我的麦克风已经打开，不能开口问，到底是什么新闻，这么紧急，只要知道是什么事，都可以先拖拖时间圆圆场，5、4、3、2、1、回现抄…一张潦草的字迹刚好递到我的台前，“观众朋友，我们收到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统海珊（萨达姆·候赛因）已经在几分钟前宣布投降，如果消息证实，波斯湾战争将正式宣告结束，这就是今天华视晚间新闻，我是吴小莉，祝您有个好梦，晚安！”
---------------------------------------书路扫描校对- 五、从台北到香港
吴小莉进军香江加入“卫视”
“华视前新闻主播吴小莉昨日告别台北的新闻生活，飞到香港为十一日中午卫视中文台新节目‘台湾财经眺望’亮相，她在饯行记者会上以‘世界观’、“国际观’自期，希望在两岸三地关系日趋密切之际掌握先机。”
（摘自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7月8日）“甘国亮表示，首次见到吴小莉，对她极具亲和力的态度，自信沉稳的表现及专业素养印象深刻………“卫视中文台昨（七）日举行酒会，欢迎前华视新闻主播吴小莉正式加盟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在会中赞许吴小莉是一个具亲和力、自信、独立的女孩。”
（摘自台湾《自立早报》1994年7月8日）吴小莉赴卫视甘国亮来台欢迎昨午搭机赴港迎接工作新挑战“昨天下午搭机离台，前往卫视发展的前华视主播吴小莉，昨（七）日举行行前记者会，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并亲自来台欢迎吴小莉的加入。
吴小莉说，知道此行所面临的是个新的环境，会有新的挑战需克服，但也未尝不是个新的转机。”
“由华视新闻部转往卫视发展的吴小莉，是在卫视主动联系之下，到香港中文台，与相关主管会面，由于吴小莉具有新闻从业背景，而且台风稳健，人又长得甜美，本身对于转往卫视发展的兴趣也相当浓厚，因此，便谈定了前往卫视的发展计划。
在昨天卫视为壮其行色所举行的记者会中，吴小莉坦言，到卫视之后是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势必得适应一段时间；而且其新主持的财经报道节目，在中文台也算不上‘主流’节目，做新节目的压力与辛苦，自己都有心理准备，但为了扩展自己的视野与发展空间，她愿意接受这份挑战。”
（摘自台湾《大成报》1994年7月8日）
正式奔向卫视中文台怀抱，
吴个莉动作归零，心情有点恐慌
“卫视中文台昨天在台北凯悦饭店为吴小莉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但是吴小莉却是怀着‘嫁作人妇’的心情，向参加宴会的新闻界好友‘道别’。吴小莉说，此次赴港加盟卫视，离开亲友独自过活，面临的是新环境、新生活、新工作，心里确实有点‘恐慌’”。
“吴小莉又说，不过对于她即将面临的新生活，她已经调整好她的‘归零’动作，纵使前面有很多阻碍，愈是冒险的工作，愈能感受到成功的满足。”
（摘自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7月8日）1993年7月7日，我带着一个黑色的小行囊，来到了台北凯悦饭店，参加卫视中文台为我举办的欢迎会，也可以说是我告别台北朋友的惜别会。除了电视圈的好友来相送外，台北当时叫得出名字的报纸、杂志几乎到齐，小小的会场挤满了五六十人。
事隔5年，我本来已经忘了那时的感受，但是在翻看新闻剪报后，当时背着小行囊走天下，既勇敢心里又没底的：‘壮士”心情又回到我的脑海。这是我人生极大的转折，现在回想，也不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离开华视高薪闪亮的金饭碗，放弃台湾熟悉的生活环境、亲人和朋友，只身到一个语言不通（当时我完全不懂广东话），人生地不熟的工作环境，而我也明明知道，新开播的卫视不论设备、人力、物力绝又，没有老牌的“华视”好，但我还是决定搏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