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们就在家中受到关于诚实的教育，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了真话，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见解有正确的，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也可能失之偏颇，还有的可能是错的。但他只说真话的品格，他的诚信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透过历史的迷雾，逐渐看清真诚对社会的重要。其次是他踏踏实实工作，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他193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时，很多大学请他任教授，竺可桢先生就请他到浙大任教。但他以兴修水利、利国利民为己任，放弃了优厚的薪俸和工作条件，徒步考察长江诸源头。他念念不忘自己考取的是公费留学，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告诉我们，他归国后，抗战时期他承建的水利和国防工程为国家省了多少多少钱，总算还清了人民的这笔债。上海解放后，他乘香港通往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并立即响应陈毅市长的号召，带着全家到沈阳参加建设。我家祖籍浦东现属上海，祖父也是上海名人，但父亲从不留恋上海——中国金三角的舒适生活，而是带着一大家子，在四川、甘肃、东北等比较偏僻贫困的地区奔波。来到清华园以后，我们看到他仍是夏天挥汗如雨，甚至赤膊上阵，趴在桌上工作，冬天为了防寒，穿着一件深棕色的棉袍，在书桌旁总要坐到午夜以后。我们睡了几觉醒来，仍能见到他在书桌旁的灯光。我们看惯了这件棕色的长袍，戏称他为“黄袍怪”。
就是“文革”时期，所谓革命群众勒令他在系里扫地，他也认认真真地扫，从不自怨自艾。他认为扫地也是为大家做好事，说不上“斯文扫地”。武斗期间，我们怕他遇到危险，劝他不要去扫地了，但他不听，仍然每天去尽自己的职责。他还说：“现在我扫地扫惯了，一天不扫，我就觉得身上不舒服。” 家父人格魅力的第二特点是他只记恩惠、不计前嫌的善良。人家善待他，他永远记着，人家待他不善，他统统忘却。他老是说水利系同志对他如何好，他的善心使他永远是乐呵呵的。
第三是他的古道热肠。对凡是要求他帮助的人，总是伸出援助之手。还是我们小时在兰州的时候，他的一位老同学突然病故了，留下孤儿寡母共五人到兰州投奔他。我们还记得这位沈伯母在灯下哭诉的情景，他立刻为他们一家想了办法。他为沈伯母介绍了一户人家，让她带着最小的孩子住在那家当保姆，他把她的长子留在他任职的水利局一面当工人，一面参加技术培训，又把剩下的两个儿子介绍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办的工艺学校半工半读，后来他们都成为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就是在他重病之后，他仍然很热心地为其他人介绍大夫。
最后一点，就是他热爱生活，热爱孩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
这是我们不可选择的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对此永远怀着崇敬的感激之情。敬祝他生日快乐，永远保持他一颗纯洁的童心。
最后，我们再一次对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师、职工以及各界的朋友、父亲的学生对他的支持帮助表示最深切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
广泛社会交往和干练行政才能（图）
1997年，黄万里同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的同事们同游北京植物园。
精力旺盛的黄万里在甘肃任水利局长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甘肃“留美同学会”的聚会，扶轮社的活动。当时，扶轮社在兰州经常举办各种现代知识讲座，他有时也去主讲。他积极参与扶轮社的活动，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希望得到扶轮社的援助资金，帮助甘肃进行建设。1948年7月8日，扶轮社甘肃分会改选时，他被选为国际委员会主任委员。因为扶轮社的事，黄万里在“文革”中被反复审查。
要管业务，还要管行政，黄万里很忙，应酬也很多。因为不想在行政事务上耗费过多时间，黄万里曾向省主席郭寄石乔提出辞去局长之职，专职做总工程师，但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接替他的人，一直未能如愿。尽管这样，黄万里对行政领导事务还是胜任的。各种工作上的人与事，他事先都有考虑，并不是一个不善管理的书呆子。有时因出差或开会积压的局务，一上班即着手处理。半个月的局务，往往一上午即可处理完毕。他只是希望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脱身，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专业工作。
从1947年3月8日上任到1949年5月7日，黄万里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从事水利工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他一生颇有华彩的阶段。在这里，黄万里独当一面，从运筹帷幄到具体的施工操作，从点将用兵到培训员工，从工程规划到资金运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不仅是水利长才，而且是经营和行政的高手。遗憾的是，他早就显露的行政才能，在1949年以后连与之共事的人都不知晓，甚至他的孩子们也从未与闻。
接待火箭专家，促成中美科学家大会
有一次，笔者与黄二陶谈起他父亲，他说：“父亲经办过的一次外事活动。我太太的舅舅、美籍科学家袁绍文到中国来讲学，教授之间相互进行沟通，最后促成了中美科学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那次活动的前导——袁绍文来华的有关接待工作是我父亲操办的，时间大概是在1981年。袁绍文先生是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火箭的著名专家，是曾研制V—2导弹的德国人布劳恩带的两个中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是钱学森。据说为了得到布劳恩，美军打到德国时，曾派出五个装甲师采取行动。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来了，我太太
的舅舅没回来，留在加利福尼亚。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开放，他就回来讲学。是谁邀请的？清华大学的张维邀请的，我当时还在国内，我太太已到美国，就由我出来迎接，我爸爸也去迎接了。然后到教育部，教育部的人问，清华的张维来没来？清华的人说，没来，出差了。然后，教育部的人问，那清华黄万里教授来没来？清华的人说，来了。教育部的人说，你和袁绍文是亲戚，就由你来主持接待科学家袁绍文吧。结果，他就真的主持了，指挥人们干这干那，干了几天，还真行，把教育部的接待人员放一边了。我才知道他还有这两下子。
“那次接待影响很好。袁绍文挺聪明，他说：‘我来见中国科学家，我和中国科学家都是朋友。我再介绍一帮美国科学家来，让你们同行捉对交流，开一个中美科学家大会。你们互相认识，交换名片，在一起用用餐。吃完饭以后，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我一听，觉得这袁绍文也有两下子。最后科学家大会顺利举行，邓小平出来接见，一件大事就这样办成了！”
“我怎样训练自己”（图）
黄万里“我怎样训练自己”手迹
1948年6月14日，黄万里在兰州中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我怎样训练自己》。
先自我介绍求学及工作的历史。
1． 必先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
2． 选科——实学较适宜于文科。理由：①国内需要 ②文科尽可作消
遣、陶冶。有文艺天才者除外，仍应作测验。
3． 有秩序的生活：①看重时间，我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必运动，十一点
后必卧。在大学时，从不牺牲十五分钟。 ②连续坐板凳毫无意义。
休息与用功配合，以求集中思力。午睡重要。
4． 活泼我精神——切勿呆样——音乐、跳舞、骑马、游泳、开车都要
会，少作无聊谈天。
5． 理解书无需读两遍——求一遍读透彻。文学书明义后应朗诵。下意
识助人思考。
6． 先实习以明工作方法过程，细心考查——再深造，手脑并用。
7． 有计划的求学——深于一行，仍应广通——我求学之例。
8． 研究院时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
9． 不断地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求进步，外人毕业称始业——勿取政
治路线——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
10．政治意识未清楚前，少做政治活动，专家可勿加入党派。
11．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
这个短短的提纲实际上把黄万里一生的信仰、操守和追求都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是了解和研究黄万里的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他主张人要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选科以“实学”为宜，文科可选修；生活有序，看重时间，“从不牺牲十五分钟”；活泼精神，“休息与用功配合”；“细心考查”，手脑并用；“深于一行，仍应广通”；“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这些出自肺腑的经验之谈，就是对今日的年轻学人大概仍不失其参考、启迪的价值。至于他说“专家勿加入党派”，并不意味着他主张完全脱离政治，也不是对政治没看法。他更强调的是“政治意识未清楚前，少做政治活动”，避免盲从，误入歧途。其实，走南闯北、知中晓西的黄万里至少在大是大非上保持着清醒。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有看法，对国民党的领袖崇拜不以为然。应该说，那时黄万里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他不想参与政治，认为自己是搞技术的，应当把技术搞好，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黄万里的这种态度跟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样的，大家都对国民党失望之极，都希望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
王三一院士的深情怀念（图）
80年代黄万里陪大学同窗的好友游览颐和园。左为河海大学教授顾兆勋，右为上海交大教授叶彰。
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悠闲潇洒，而对他的老师、爱穿长衫不苟言笑的罗先生则十分恭敬，给人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以后和黄先生接触多了，才知道当时的感觉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在他的一生中，中西文化融合得远为深刻。他尊重科学，崇尚民主，而又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贫弱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为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学生们对此都十分好奇。当然，最吸引人的是他讲课非常有魅力，态度从容，谈吐幽默，思路开阔，立论新颖
，而又能深入浅出，让听课者概念清晰，引起浓厚的兴趣。当时，大力推行苏联教学模式，但他并不热衷于引进苏联教材和强调专业化课程设置，而是强调培养优秀的工程师，知识要广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后来渐渐知道，这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学习目标，也是他深有体会、深受其益的学习经验。所以，他坚持要学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人云亦云，不赶一时潮流。1951 年暑假，他带领我们去淮河见习，旅途十分艰苦，有时夜宿农家，席地而睡。我们再也见不到洋博士和大教授的模样了。他头顶草帽，背心短裤，顶着烈日登山，挥汗如雨。如今我还记得他那肥胖的身躯，沿着曲折小路，一步一步缓慢不停地往上攀登，一边还和我们谈笑风生说：“你们知道吗，我登山不累的诀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率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就是错误的，重要的是单位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成大灾了。”黄先生还告诉我们，留洋回国后，有请他去当教授的，当官的，但他的第一选择是到基层做实际工作，和测工们一起去查勘四川的岷江、涪江等河流。他在实践中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常常怀念他们，特别是因工坠河牺牲的工人，而且从中
得到了认识川江特点的许多宝贵的感性认识。
改革开放后我多次读到他寄赠的近作、论文和诗词，深感黄先生不仅是一位一心钻研治河的鸿儒，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非常有文采的爱国诗人。他的诗词对国家、人民，同窗、学生情重意深，才华横溢。他的《治水吟草》自序，充分显示了他的气质，特别是赤子报国之心和耿直坚韧的秉性跃然纸上，文如其人。他也十分喜欢赵朴初先生为《治水吟草》题的诗，把它挂在书房里：“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禹公钦饱学，不只是诗才。”书房还挂着一幅金克木先生的题赠：“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看来先生很欣赏这两位大师的认知。
父亲黄炎培的谆谆教诲（图）
1-4 1921年黄炎培一家。前卧者即为十分淘气的三儿黄万里。后立左起：次子黄竞武、长女黄路、长子黄方刚；中坐者左起：黄炎培、四女黄小素（早夭）、二女黄小同、四子黄大能、三女黄学潮、夫人王纠思。
1-1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字任之，晚清举人。上海南洋公学肄业。曾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为创办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暨南大学出力殊多。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同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出席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这张照片摄于他1935年大病之后，由他亲自题寄给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留学的黄万里。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省，现属上海浦东新区）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时年三十四岁，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时期得风气之先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是传统社会中的举人，又是转型社会中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教育家和革命家。
黄万里儿时十分淘气。母亲管不过来，从小学开始，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作为
一个教育家，他知道淘气的孩子，如果教育得当定能成才，所以，从未对其苛责，但父亲是重身教的，在子女中极有威严。
在黄万里近九十岁时的手稿中，有一篇未写完的记叙父亲对自己教诲的文章，录如下：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撷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社会道德的根基，所谓“真、美、善”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在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且从未闻其劝人学他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骄，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老友背后朗诵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遵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黄万里对父亲的感情是深沉的，对幼承庭训，长受父诲，至老铭记在心。
在美国连读三所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33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1934年元旦，黄万里启程赴美。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他在康奈尔大学修成了土木工程硕士，听导师西雷 教授（F.J.Seery）讲授了多门水利工程课，又在理学院读了莫多夫教授（Mordof）的气象学和气候学以及里斯教授（H.Ries）的工程地质学等。据黄万里总结，起初他只是片面地理解，洪水既是由暴雨产生，学水文就应先掌握气象学，所以他的硕士学位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是《暴雨统计》。取得硕士学位后，西雷教授建议他去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水利系深造，因为该校的伍德华教
授（S.M.Woodward）曾规划过迈阿密水利管理区，是美国优秀的水利学家。
不巧的是，当黄万里赶到爱荷华大学时，这位著名教授已调往田纳西河流域任顾问工程师，他的课只好改由他的助理讲授。在爱荷华大学的一个学期里，他还受业于名教授迈尔（A.F.Meyer），从他那里获益匪浅。后来，伍德华教授鉴于他诚心求学的精神感人，又给他特别照顾，让他到田纳西河域治理区正在施工的诺利斯大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5年8月，黄万里到另一所知名学府伊利诺大学继续深造，1937年2月获工程学博士学位，为该校第七名博士，也是在该校工程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黄万里攻读博士学位的主科是水利工程学，第一副科是地理学，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师从经济地理学家布兰查德教授（Blanchard）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数学为他攻读的第二副科，有高等代数、微分方程等。他在题为《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的博士论文中，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引起业界注意。直到十九年后，另一位学者纳什才提出了相似的方法。
一见钟情，“新妇凝装，裘马清狂”（图）
在反右风暴来临的紧张岁月里，黄万里夫妇纪念结婚二十周年，1957年11月27日摄于北京。
1997年黄万里夫妇结婚六十周年纪念合影，黄万里在照片旁题诗：情坚钻石婚留影，各出名门无赐姻；四世同堂四博士，赤心报国济苍生。
如果说在黄万里一生中有什么最为幸运的事，那就是他的婚姻。
他的夫人丁玉隽女士系民国年间的名门之女，黄万里回国时两人在日本横滨相遇，黄万里一见钟情。八一三事变爆发，丁惟汾全家都上了庐山，准备万一南京不保，就直接从庐山向大后方撤退。鉴于日本已在上海登陆，烽火连天，时局紧张，黄炎培请丁的秘书陈希豪正式作媒，向丁家提亲。陈希豪坦言黄万里诚信笃学，为人可靠能干，劝丁惟汾不必再犹豫了
。丁惟汾遂与黄炎培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定下这门亲事。
一周后，1937年11月27日，黄万里驾驶父亲的汽车经南昌、九江，上庐山与丁玉隽成婚。兵荒马乱之中，黄家只派了黄万里的弟弟黄大能作为黄家的代表到庐山参加婚礼。一桩自由恋爱而又门户相当，颇有点新事老办味道的大婚就这样完成了。从此，兼具大家闺秀和现代风范的丁玉隽把自己毕生的命运和黄万里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自从他们结为伉俪之后，无论他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夫人始终与他相伴，无怨无悔，相亲相爱。
黄万里在1971年10月下放南昌劳动的艰苦岁月里，还曾在《一剪梅·三莅南昌》中满怀激情地写道：“记得年轻过豫章，新妇凝装，裘马清狂”，一股难以掩饰的新婚得意之情如在眼前。
颠沛一生，不离不弃（图）
新婚的黄万里夫妇在武汉至重庆的轮船上。从此他俩在漫长的六十多年岁月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1957年和和美美的全家欢。不久，黄万里就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坎坷 逆境。
黄万里与丁玉隽成婚时正值抗战初启，撤退到大后方。黄万里东奔西跑，在长江上中游各河道踏勘。在三台兴建战备航道水利工程时，他把家安在工地上，把妻子、孩子都带到工地，一住就是三个年头。抗战后，离开南京——当时的首都，赴甘肃工作，那时许多人视甘肃为苦寒之地，他妻子什么也没说，随后携子而来。1948年底，为了跟黄万里留在大陆，丁玉隽与父亲诀别，未随父亲去台湾。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又响应新政权的号召，支援东北建设，举家迁至沈阳。其后，丈夫不幸蒙难，颠沛流离，她都无怨无悔，一路跟随。
1957年黄万里成为右派，清华园里贴着批判黄万里的大字报，她很着急，让大女儿出去看一看大字报说什么，但从未在家里给黄万里以压力，而是把家当成黄万里一个仅有的避风的港湾。黄万里在密云劳动改造时，她去看望，让黄万里感到了亲人的关怀。大饥饿时他俩一起共度时艰。因为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影响了孩子上大学，夫妇都非常痛苦，两人协商后，黄万里为了孩子才承认有“攻击党”的错误，争取摘帽。这可能是黄万里一生中很少做过的违心检查之一。实际上，黄万里的检查只承认攻击了党的政策和积极分子，从不承认反人民。他虽然检查，但经常又“放”。在三门峡问题上，他从未检查。在上峰示意他检查可摘帽时，他又放弃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再次为国犯颜直谏。丁玉隽身为妻子，对这一切都表示理解。
“文革”中，黄万里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一家处境更为困难。黄夫人殚精竭虑，操持家计，给了黄万里精神上最大的安慰。1969年，当清华决定将黄万里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时，并未安排黄夫人一起下放，但为了照顾黄万里，她放弃了留京，一同去了江西。
1974年冬至，妻子和儿子在异地都梦见他遇祸，同一天写信问他有无此事。黄万里因之感念，他若弃世，最苦的当是妻子，于是写了“代内作”《送万里火葬》：
甲寅冬至，妻、子异地同日梦我遇祸，同日来信。时年六十三，寓三门峡，固健如也。因念渊明有自挽之诗，盍别创一格，代内为之？人生如寄如戏。聊以哭泣博嘻笑云耳。调寄兰陵王。
送卿去，卿去我归何处？重霄外，雨冷风凄，谁复须卿帝乡路？
长烟浓一缕，魂遽扶摇直赴！乱云过，莫阻仙途，转瞬长空净如故。
卿去，最谁苦？念庭犬丧家，梁燕无主，归来触物增凄楚。
怜冀缺和泽，恩情难数；痴孙犹问卿何顾，倚户斜阳暮！
卿去，尚还否？忆黄卷埋首，灯下衣补，匆匆卅载沧桑度。
叹繁华尘世，留似朝露，而今零落，对子女，共泣诉。
宋词中，苏轼、贺铸悼亡妻诗词，都是名篇，黄万里这篇“代内作”虽为戏作，但他的遭遇也曾几乎成真。所以，他能注以真情实感来写，如泣如诉，凄婉动人，称得上近代词中之稀品。难怪毛泽东喜欢读他的诗词。
“我是半个山东人，岳父是丁惟汾”
丁惟汾先生1903年考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赴日留学，一到日本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是第一批会员。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经丁惟汾建议，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又改为中央政治大学，蒋中正任校长，丁惟汾任训导长。丁惟汾先生是山东人，他不喜欢上海人，觉得上海人滑头滑脑的。据丁玉隽回忆：“我父亲北伐以后才到南京。他是山东人，出于当时工作的需要，到哪儿都要显示出很浓的山东人刚直豪爽的本色来。那时不少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对他曾有过不友好的对待。所以，他
对上海人印象很不好，不喜欢上海人。”
黄万里第一次去丁府拜访时，并没有见到未来的岳父丁惟汾先生，但有家人告诉了丁先生。第二天黄万里又来到丁家，丁惟汾把女儿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父亲是归途中结识的男友。父亲问是哪里的人，女儿说是上海人。丁先生马上说：“哎哟，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让他来家里？”说完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后来，黄万里戏称自己是被未来的岳丈逐出了家门。
蒋介石执政后，丁惟汾目睹国民党内的是非纷扰日增，不愿卷入，便逐渐淡出权力中心。30年代后，他希望那些跟随他的后人，多学点能为国为民解忧的专业技术，不要在政治漩涡中成了不务正业的政客。所以，他对钻研水利业务、不问政治的女婿黄万里很器重。另外，黄万里生性耿直，丁惟汾认为黄有山东人的性格，可能也是他对黄偏爱的另一个原因。他经常向客人介绍，女婿黄万里是半个山东人。2000年6月，笔者与山东《老照片》的冯克力、张杰以及丁东诸君同去黄万里先生家，黄先生听说是山东来的人，很高兴，专门告诉我们说：“我是半个山东人，我岳父是丁惟汾。你们是否知道丁惟汾？”对岳父丁惟汾的情感，溢于言表。
接受潘汉年的策反任务
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一度认为黄万里亲共，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因而监视了他一段时间。后来看到他一天到晚在水利局工作，知道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就不再监视了。
1949年3月下旬，黄万里出差从广州到达香港，但父亲已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在香港，黄万里见到潘汉年，当时潘的身份是中共驻香港代表。潘让他回去动员郭寄石乔在西北起义，郭那时除担任甘肃省主席外，还担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副主任。潘同时还让黄万里劝岳
父丁惟汾先生也不要走。见过潘汉年后，黄万里即从香港返穗，飞回兰州。那时他觉得潘汉年没有把话说明白，如果丁惟汾先生留下来，安全会得到怎样的保证。岳父本来已经打算离开，倘若听从意见留在大陆，最后没有安全，他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他最终没有向岳父转达潘汉年的话。
二战结束后，由于眷恋在抗战中与中国人民结下的友谊，1946年退役的陈纳德将军再次来到中国，购置美国战后处理的旧飞机，成立“中国难民救济总署航空运输公司”，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和生活。黄万里回兰州乘坐的那班飞机就是陈纳德亲自驾驶的。今天看来，当时黄万里对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真有些向往，甚至带了一小纸箱违禁书籍登机。他认为陈纳德由于二战中的业绩在中国备受尊敬，他的飞机没有人查，果然，他平安地把书带回了家。黄夫人一看《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些书名就吓了一跳，怪他胆子太大了。但他不以为然，第二天，就把这些书送给同事们。至今黄夫人忆及此事仍心有余悸，说：“幸而同事没揭发，否则他就要大祸临头了。他真不是搞政治的。”
黄万里回兰州后，兰州的军事形势也开始紧张了。他按潘汉年的要求与郭寄石乔单独见了面，说共产党希望他起义。郭听后笑了，说：“我与朱德等人以前相识。”并对黄万里说，“你怎么敢回来跟我说这个话？这罪可以杀头，我因此把你抓起来，你无话可说。你不是搞政治的，赶快走吧！”很快，黄万里递交辞呈，办完交接手续，5月7日离开兰州，飞到广州。这时，国民党行政院已迁至广州。黄万里从广州又到了香港。
回想起来，他参与了策反活动，未能成事，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居然能安然无恙，真是幸运。相比之下，黄万里的二哥黄竞武则比他凄惨多了。
二哥之死与孟复成材（图）
黄炎培夫妇1905年与次子黄竞武摄于上海。竞武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归国后在盐务机关及中央银行工作，接受党的影响，参加进步活动，曾加入民盟，主持上海民建的组织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活埋，英勇就义时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黄孟复，黄炎培之孙，黄万里之侄。父亲为黄竞武烈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1944年1月生，上海市人，民建成员、中共党员。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在南京钢铁厂做过工人、工长、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历任南京市副市长，民建江苏省委副主委、主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图为黄孟复2004年4月15日出席在广西北海举行的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年会。
1949年5月在广州，黄万里去陈希豪府上拜望这位给自己保过媒的先生，从他口中得知二哥竞武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黄万里找人设法营救， 但没能奏效。6月4日，黄万里乘盛尔轮离港。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6月7日抵沪。在码头，方知二哥黄竞武已于5月17日清晨在上海南市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黄竞武，1903年6月10日生，在兄妹之中排行第二。小学毕业后，与长兄黄方刚和堂弟黄
自先后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后进高等科，又四年后，高等科毕业赴美留学。竞武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后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他回国后在盐务机关供职，先后十四年，其中有两年，中国政府聘请其老师葛利佛来华推行新式盐务计账法，由黄竞武随伴老师巡视，襄正全国盐务会计。抗战初期，他转入中国银行当稽核专员，到遇害时已在这家银行供职九年。从留学回来到遇害，黄竞武为国家效力凡二十三年。
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黄竞武在父亲的影响下加入民盟，任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抗战结束后，黄竞武参加民主建国会，被选为上海干事，主持上海民建的组织工作。当时，经常有人被捕，有时中共方面得到国民党的捕人名单后，即设法转告，黄竞武总是冒险通知当事人。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完，中央银行开始把库存的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和港币秘密运往台湾。受共产党的指示，黄竞武秘密调查此事。之后，他把调查结果通知有关方面，而在立法院，上海的立法委员向政府不断地提出质询，认为这将会把上海金融搞垮，使当局极为尴尬。
1949年5月11日，国民党特务到中国银行捕人。一位与黄竞武一起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的同事，闻讯从后门逃走。当天黄竞武没去上班，但逃出去的这位同志还以为他已被抓走，未敢跟他家联系，以至于他失去了死里逃生的机会。第二天，他照常到中国银行上班，遭逮捕。黄竞武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5月17日在上海南市车站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某大队队部惨遭活埋，此时离解放军攻克上海仅仅八天。就义前，他遍体鳞伤，右腿被打骨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民主同盟万岁！”
二哥去世后，留下的两个儿子孟强、孟复跟着祖父，到假期，黄万里也经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他就在相邻跨院的空宅里收拾一间房子，让男孩子们共居一室，几个堂兄弟一块儿嬉戏。
小侄孟复自幼聪颖，好学上进，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在南京钢铁厂从工人、工长干起，做到工程师、副厂长，后任南京市副市长。他是中共党员，忠实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在经济、政治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曾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继承祖父遗志，成为南京市和江苏省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民建中央副主席。现在他是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内堂兄丁基石的往事钩沉
丁基石，又名丁君羊，是丁惟汾先生的亲侄儿，早年参加中共，是山东省的早期党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工作。黄万里这位内堂兄的一生不须渲染，就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题材。他与刘少奇、饶漱石都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任满洲省团委书记。丁基石当时叫丁君羊，在孟用潜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饶漱石很有交情。后来和刘少奇在东北搞地下工作时，被张学良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九一八事变前，丁惟汾先生把他营救出来。当时对他说的条件是不能再干共
产党，出国留学，他答应了。出来后，他去德国留学，学工程。抗战时留学回来后做了山东建设厅长。国民党溃败时，他和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一块儿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的部队中有许多是他做共产党时的同志，一看都是老熟人，很高兴，就算又回来了，立即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成为解放军南下干部。这时他来找黄万里，动员黄万里去东北工作，应该说是受命来做工作。他还专程带黄万里见了陈毅，随后黄万里还参加了陈毅对专家们的接见。
1955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发，加之饶漱石还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被逮捕。丁基石因与饶的关系卷入了政治漩涡。他脱党，后在国共合作时入了国民党，被俘后重新参加革命，成了被饶漱石包庇的反革命分子。在肃反运动中，丁基石作为第一批肃反对象，被关进监狱，判了重刑，后到江西一家农场劳动改造。在江西劳改农场，能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也实属不易。因为他在德国留学是学工程技术的，会搞工程设计，劳改农场里要盖房子或有些小工程，就让他参与设计、施工，所以他比一般囚犯的处境要好一点。
丁基石在服刑期间与黄万里夫妇常有书信来往。黄万里夫妇不时地给他寄些食品、日用品，在生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到了“文革”时期，已成为阶下囚的丁基石又身不由己地再次卷入更深更复杂的斗争漩涡。为了打倒刘少奇，有关方面又把他从江西劳改农场转押到秦城监狱，让他做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明。那当然是伪证，好在时间总是让许多事情发生变化。“文革”后刘少奇冤案得伸，海峡两岸国共之间又出现了第三次合作的呼声，丁基石也有了为早年同事洗刷沉冤的机会。 打倒刘少奇后，丁基石被押回江西原劳改农场，刑满后，在农场就业。“文革”后期，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在押人员实行特赦，丁基石在特赦之列，回到上海，安排了工作。他被抓进去的时候，太太、孩子都在上海，二十多年后，他出来的时候，太太已经死了，幸而孩子还在，算是妻亡家未破。由于有关政策能够落实，他生活过得还不错，后病故于上海。
惹来滔天大祸的《花丛小语》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大事件。1957年5月，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第182期（5月17日）和第193期（6月7日）上，分两次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三门峡方案出来后，有些专家原来知道水流必带泥沙，明知让“黄河清”的三门峡工程是失误却不反对，甚至跟着高唱“黄河清”，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6月19日、20日，清华大学举行关于《花丛小语》的辩论会，曾把黄万里
叫回去参加，名为辩论，实为批判。在这种形势下，黄万里顶着巨大的压力，仍在作据理力争。看一看多少本该各有所恃的显赫人物在巨大压力下所作的违心检讨，就可知在中华民族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作为一个中国人，黄万里真可谓俯仰无愧于天地了！
花 丛 小 语
黄万里
这还是3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写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步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己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毛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里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通。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而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据统计解放以来曾经过无——有——无——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反映了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作‘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了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大家渐渐地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ba 3。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人民多少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意犹未尽，再续小语（图）
改革开放后，黄万里先后到各地去讲学。这是1989春到广西桂林讲学时，在阳朔码头与夫人的合影。
《花丛小语》脱稿后，黄万里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续篇。续篇当时虽未在《人民日报》刊出，但为了更多地了解黄万里，在这儿还是不惜篇幅，把它照录出来。
花丛小语（续）
黄万里
写稿既毕，太阳显得有些阴晦，而三人谈兴正浓，于是商定入室续谈。方生重新沏了一壶茶。这时无忌气己平息，有道把两眼看看无忌，又看看方生，似乎很有些话要倾吐出来。
“有道！你们系里现在忙些什么？”主人方生先起了谈话的头。
“我们正在讨论怎样在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面对同学的问题。我来此原想向你讨教讨教，现在学生超学时太多，你对此怎样看法？”
“当面而对，岂有把背对着同学的？”方生未及置答，无忌插口就说。
“莫开玩笑！我对‘面对同学’这一口号或原则素来不敢赞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现在推行的教学法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方生说。
“咦！这可怪了！你平素注重基础课，主张各课讲授时要联系到先修各课，以思考性习题启发学生自学，反对声传法讲授，这些都有独到之处，尚易使人理解。现在竟然会反对‘面对同学’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原则，那就使我对你从前的见解也要连根动摇了呢！”有道诧异地说。
“是呀！这样一来，恐怕矛盾要转化为反革命了！老田你可小心！”无忌故意取笑地说。
“细细想想，是容易了解的。”方生说道。
“不赞成‘面对同学’，那你赞成什么呢？”
“我反对‘教学内容面对同学’，相反，我主张‘学生面对教学内容’。‘面对同学’策略和‘声传法’教学就是现行教学法的根本错误所在，它们会使得现行教学法必然自发地趋向于灭亡，虽然领导不会举行公开的葬礼。声传法的毒害现已受到普遍的同意，估计领导人认识到‘面对同学’的毒害当在1957～1958年间，1959年起教学大纲有可能纳入正轨。只可惜……”方生道。
“只可惜什么？”
“只可惜那时我已有三个孩子，此外还有成千成万人家的孩子陷入火坑了！”方生叹惜地说。
“那你早该据理力争呀！”无忌倒着急起来了。
“1950年来我提过三次意见，岂敢默然？这也是‘天数’如此，像东安市场的避孕套一样，必须静待领导认识的进步。区区阿斗，何补于事？”方生说。
“不过当年阿斗原是蜀国的主人翁，而领导的诸葛亮是通过了历年考验、托孤、前后出师表等经历才授以重任的呀！”无忌又在故意取笑。
“非也！非也！”方生也笑着答了几句，“这乃是到了许昌后乐不思蜀时代的阿斗呢！”
“正经事不要故意取笑！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同学去面对教学内容？这又怎么可能呢？”有道把问题正面地提了出来。
“方生真是才情横溢！专业之外，还通医卜星相，竟然替高教部的教学策略排了八字，算了命，预知 1959年后才可能吾道大行！妙哉妙哉！我佛如来！”无忌又来了一段插曲。
“岂敢呀岂敢？这不过是通过些须经验性相关法加以内插并外延罢了。注意，这还不过是可能推行的最早时候呢。其实教学问题本身原是极简单的：学好了第一步，踏稳了，再走第二步；学好了第二步，踏稳了，再走第三步。第一步的基础课乃是随后各课的必需条件，当然不能说是足够的条件。假使能深深体会这一简明的道理，那么，必需条件若未满足，也就是基础课若未学好，升级上去后质量是绝不会好的。进大学前大代数、几何、中外语文底子等没打好，以后在五年内按现行工科教学计划施教，若能把学生教好，我愿拿头颅来打赌！但是偏偏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必需条件，硬以为前面未学好的以后仍可慢慢补回来。不错，打好底子原不能过分地要求，试看现在的入学考题和三十年前我们入正规大学时的考题能相比吗？但我们总是可能定出一些标准的考题，非及此格决不准进全国任何一个大学。大学内各课也订出标准示范性考题，非及此格决不准升级。这样，使学生程度逐级面对着一定的教学内容，于是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如果相反地把教学内容‘面对同学’，那么可能保证的乃是毕业生的人数，却不是他们的质量！”
“有理有理！方生的话我完全同意！”无忌说，“若说我们每个人当年读书有些成就的话，谁不是靠高中时打好的基础？”
“言之果然成理，未知方生还有什么证明的方法可以说服人家？”
有道表示怀疑的态度。
“巴甫洛夫的所谓‘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这个道理。要我证明，我只能提出一种反证法：假使某人前面的课没有学好而后面的课可能学得好的话，那么，（l）把前面课学好的那些人将是白费的劳动；（2）照同理推论，初中毕业入大学一样可以学得好！但事实上可能吗？”方生回答道。
“但是照你这样做，及格的新生人数可能不够社会要求，怎么办？”无忌提出了另一问题。
“可以设大学先修班，补习所不及格的，直等到达标准后才准入大学。总之，必须补够先修课，满足必需条件，决不可欠了债往后拖日子。人数不够，可让部分底子差的人改入专科，两年草草毕业，可是要说明培养目标只是技术员。”方生这样解释。“须知唯其由于欠了旧债往后拖，这才会产生四年来目睹的教学怪现状：什么‘超学时’呀（前面未弄懂学后面，哪能免得了超学时？所以宁可把所超时数移到前面去补足基础），什么加设辅导课、习题课呀（程度不够，只得靠人扶助），什么‘面对同学’呀（实际上就是降低要求，迁就同学现实程度），什么‘声传法’、讲课要明确要求呀（实际上就是说明要考些什么），要求考试提纲呀等等。你看！如果能先还清宿债，满足了先修各课的必需条件，这些怪现状会一扫而清。所以说，目前教学中的主要矛盾是学者必须逐步满足必需要求这一原则和领导对此认识不足之间的矛盾。至于这些怪现状，不过是些次要的矛盾罢了。”
“现在内地各大学学生入学程度太差，照你这样说都要补课，那我们各校刚刚会面定好的教学计划怎能推行？”有道问道。
“若是入学程度差，那只得费一年半载补足，才有条件继续学习。这样，五年减为四年，唯有削减专业课。至于教学计划，那原是（l）入学程度（2）在学总学时及（3）培养目标三个变数的函数。你们竟然不管各校入学程度的不同而只按后面两个变数订出教学计划，恐怕是不合科学的吧！”方生说道。
“这真是：三只蛤蟆跳河，不通！不通！又不通！”无忌忍不住讽刺起来。“但是，方生！你说什么削减专业课，岂非和金大朗的论调一样？听说在贵校他已受到围剿，我们理科的都为他抱不平。我看你们学校里一些老先生的工程经验未必丰富，理论基础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为了大朗那句话，‘专业课不能举一反三’，就小题大做。有人说，你校虽被当作典型学校，论实力却早已沦落为全国第二流的学校了呢！”
“不错！先生们大都对他不满，大家认为他既然不谙工程，就没资格评论专业课。那天大家提了意见，最后他发言。会后听得有人说他：何必酸溜溜的好比吃了醋溜鱼片；有人则说他企图赖掉，不算好汉。至于我的意见却并不全和他一样：认为应看重基础课，这是一致的。但他注重基础课并未说出具体办法来，似乎不外乎加重基础课的分量和时间，实际上他只不过强调了削减专业课；我则主张基础课非达到一定程度决不准入学或升级，分量倒并不一定要很多。”方生回答道。
“听说领导方面不满意他，因为他的话中含意似乎否定了学习苏联，而且使得学生迷惑理论课，轻视专业课，促进了已经发展着的不健康的学风。那天人家是怎样批评的？你去了吗？” 有道对方生问道。
“我只记得校长说了三句话后，一开场就来一小时的‘本滩’（注：本滩是上海、苏州一带的通俗戏曲），接着跳了许多场例行的加官，中间……”方生未及说完，无忌插嘴问道：
“难道真的是上海滩簧开场吗？跳加官想是指歌德派谈体会领导企图吧！”
“我是指那位田后鼎先生的那篇上海白，人家很难听懂。中间我蒙目龙欲入睡乡，忽听得好像锣鼓大响，好像自己置身在天安门前听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样的严肃。睁眼一看，原来是汪守亮先生在宣读他的论文。论文写在一张宣纸那样的纸上，只见他挺直了身子，左手指天，执宣纸的左上角，右手指地，执右下角；硕大的脑袋时起时落，眉飞色舞；只听得他发音洪亮，想必从丹田里出来；态度庄严，毋须拿出优待证便可肯定他是教授先生。接着……”方生描述未毕，有道插嘴问道：
“他们的意见是怎样呢？”
“恕未记录，当时听完，他们的高见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具体的印象！我只闻到一派江南五月黄梅雨时节的霉豆腐、烂芥菜气息。他们的论调很多是从体会领导意图出发的，因此大都首先得出结论；其次牢守着这结论，利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推理程序，针对所假设的结论找出有利的材料；最后说，果然预定的结论是正确的！”
“哈哈！哈哈！”无忌大笑起来。
“你别取笑！真的，我就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肯拿出赤诚的态度说出心头的话？党为什么这样简单地用虚伪的靠拢来衡量人们的积极性？听说党内讨论问题倒是直截了当、全不带假的，这种风气难道不能拿出来感化群众？像那次会上，大家何不老老实实说出心里话？譬如金大朗的谈话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那多么干脆！何必一定要转弯抹角，离题既远，而又抹煞一切？”
“到后来怎样呢？”
“后来首长田柏年从圣经里搬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真是见鬼！把哲学界批判空想家不重实际的论调搬到工程界来！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则性的理论，这说明需要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你难道真的认为我们拟订的教学计划是这么毫无价值吗？”有道有些着急的样子。方生忽然脸色一沉，立起了身，声音发抖地说道：
“啊呀！我的老朋友！当年同窗学友，个个赤心要报国。今日里，一来立场，二来体会，我就看不出你有些须正直气息！教学中有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会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等总理向部长提出，才大家立刻体会起来？你们抹煞了学生入学程度，空谈教学计划，‘面对同学’，害苦了多少子弟！使他们一辈子在学术上不能翻身！想想当年我们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怎样评论错误教育的罪过》的文章吧：‘虽我人百年身后，取白骨而鞭之，犹不能赎罪于万一也！’当年为学生，把头一摇，讲得多么痛快！现在呀，可痛快到自己头上来了呢！”
“唉！这真是，这真是。”无忌也跳了起来，背着手，来回走着说。
“这真是什么呀？”方生紧逼着问。
“这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无忌狠口说了出来。
这一下弄得方生反觉不好意思，欲笑不得，忍不住把脸转了过去，再斜眼看有道，只见他顿时色变，目瞪呆立，拖起两脚，蠢蠢欲动。
毛泽东说“黄万里的诗写得很好”（图）
2001年，在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的模型试验厅。
当三门峡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
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黄万里个人的处境。
清华被斗——恐怖的红八月（图）
1967年3月，因“文革”被挤到窄小的后院，婴儿为黄万里的第一个孙女之乐。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且圆回忆：“先来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让我父亲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二十几元钱。我父亲虽然是个教授，但家里人很多，他根本存不住钱。我们家那时候好几个人都在上大学，打成右派后他又被减过一次薪：由教授二级降为教授四级，月工资从240多元降为200元。所以，他的钱根本不够花。红卫兵看了一眼存折，就给他扔了回去。这是第一次抄家。”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8月20日，黄万里五十五周岁时还去照了一张纪念像，对生活仍然充满了爱。
8月24日下午，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女士被清华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会后，不让她回家，让她在办公室坐着。
这天黄万里在家，恰好未婚女婿杨乐来了，告诉岳父，近来抄家打人风盛行，听说郊区已打死人，让他注意。杨乐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念研究生。话刚说完，就有一批清华的学生来到新林院教授宿舍区，从前门闯了进来。黄万里见来者不善，叫杨乐从后门快走。
天黑后，校医院的领导才让黄夫人回家。回家时，黄万里已经被红卫兵们打了。据黄夫人回忆：“我们单位校医院的人，是出于好意还是共谋打黄万里，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知道造反派学生去我家了。我回家时，进了二校门，到新林院大桥，见沿途坐着一排学生。当时挺热，他们穿的是单衫。”
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黄先生告诉她，是被带金属扣的皮带抽的。后背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俯卧。第二天大女儿回来，看到了父亲背上一条条被抽打的血痕。她出主意并提供地址，让母亲去周恩来接待办公室反映。二女儿黄无满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在城里住，听说后回来了一趟，父亲就跟我说起挨打的情况。红卫兵把箱柜、书桌里的东西都翻出来，倒在地上，将照片、字画撕毁。当时我家有一把小小的工艺剑，是祖父送给我哥哥黄观鸿的。因为剑比较小，也比较锋利，没敢让他拿着玩，我爸就搁在抽屉里当裁纸刀。抄家的红卫兵搜出这把剑，说是凶器，把剑尖掰折了。然后，他们问我爸爸：有没有藏武器？有没有枪？有没有藏国民党旗？让他坦白。我爸说没有。他们就打他，说查出来怎么办？我爸说查出来你枪毙我。这些情况都是我回家时我爸告诉我的。那天，他把衣服掀起来，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
江西的苦难岁月——下放到疫区干重活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紧张，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所有高等学校也下放到地方或迁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所最著名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被派去了江西鲤鱼洲和陕西汉中等地。清华大学师生所到的地方便是南昌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了的劳改农场。
黄万里夫人回忆说：“校医院本来没让我去南昌，下放的人里没有我，后来把我也带上
了，是水利系让我去的。有人来动员我说，去那儿是一家一户开灶，我去了可照顾黄先生。我当然希望能照顾他，就答应一块儿走，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劳改农场，是疫区，劳改农场撤了，才空出这个地方，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
到了鲤鱼洲后，据黄夫人回忆：“刚开始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隔成两层，一个大通铺睡上百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吃饭是集体吃食堂。在江西，他干最重的活。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两个人挑水，供全连用，什么运砖哪，挖坑哪，还有种大田，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都要他干。”
工程师出身的黄万里对这种用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当时有一个工程，需用大量的土和砖头，黄万里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利用工地上现有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滑轮，用来运砖。在运土时，他觉得用肩挑不如用自行车推省力，便推来自己的自行车，把筐子绑在车上运土。大家纷纷仿效，结果省了力气，又提高了效率。工宣队发现后立即制止，还追查是谁带头干的，黄万里当然是罪魁祸首。为此，工宣队专门开会，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抵制劳动改造。
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是他第一次中暑。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后来四连的人发现了他，立即叫来医生给他处置，随后把他送回了六连。事后，他多次跟我们家里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一点就死了。
水利界一个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图）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耄耋老人黄万里重返讲台，特地穿了白西装以示郑重。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学。
原水电部老领导、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说：我和黄万里是在三峡论证过程中认识的，大概是80年代后期吧。他先提出，建三峡道理何在？一开始有关方提出，是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所谓300万亩地（大概有300万人口），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洪水的威胁（这是一种概率）。为了防洪，不能以邻为壑。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可能面临的洪水，就把上游四川十几个县、一百几十万人的美好家园全部毁掉，得失之间，简直无须谈的常识问题嘛。我从来都愿意谈常识问题，他跟我谈也是常识问题。黄万里
首先讲这个道理，讲何方得益？我们都认为这是常识问题，不能这么干。
黄万里还讲了他认为三峡不能修的其他原因。他说他抗战前留学归来，对四川的河流，长江的那几条支流，大部分都走过，用腿走过，河床里也走过。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河流本身的泥沙来讲，泥沙在科学上的名字叫悬移质。一般漂的泥沙，像黄河那样，都是悬移质。另外一种是推移质，推移质是河床底下的，如四川的都江堰，都江堰建在岷江上，当年李冰父子修堰时发现推移质太严重，多少吨的大石头都冲下来，那就不是泥沙问题，所以后来他们修成的都江堰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解决了推移质堵塞河床的问题。这项工程是了不起的，两千年不坏，可谓人类水利史上的杰作。从都江堰的河流到四川的长江支流旁流，都是河床比较陡，冲力比较大，移下来的石头比较多。黄万里谈这些问题，第一他是个专家，第二他亲自踏勘过。所以，他跟我谈到一个结论，将来一定要修三峡的话，遇到的不是悬移质泥沙淤塞的问题，而是推移质的问题。而推移质会形成什么呢？三峡修成以后，整个四川河道的水流生态发生变化，推移质冲不下来了，势必把整个四川支流的河床逐渐抬高。那时，人为造成四川洪水的形势将非常严重。为四川的整个生态考虑，不能搞三峡。如果上了，将来的四川不得了。整个河流起变化，河床起变化。整个防洪形势起变化。重庆也会遇到许多问题。
最后他讲，一定要修，后患无穷。这个观点我们两人是一致的。
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9月4日向黄万里遗体告别，我去了。在告别仪式上，系里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他们自费编印的《黄万里文集》。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开会。我旁边坐的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我去告别完了，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
《黄万里文集》序言（图）
《黄万里文集》封面
黄万里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今年8月是他九十华诞。作为晚辈和学生，与他相处也已经数十年了，总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表达我们对老先生生日的美好祝愿。黄万里教授一生涉猎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著述丰盛。他立论新颖，常常语出惊人，又能仗义执言，逆流顶风，坚持己见，独战多数，每每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争论的焦点。世间对此褒贬不一，同时，对他也笼罩着一缕缕神秘的色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诸多言论文章，只是散见各处，未能集于一册，供人阅读、评判和研究。近十余年来，我们在
帮助先生打印整理他的讲义和文稿时，手边留下一些资料，于是几经酝酿，才有了编辑出版这本《黄万里文集》的动议。这得到黄先生的应允，也得到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将现有的资料经过适当筛选，编辑成册，再请先生过目审校，以期能够赶在他生日之前印出。
黄万里教授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年毕业以后，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和1933年长江、黄河的大水灾，促使他改行立志，学水利，治黄河，救国救民。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年和1936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从底层的实际工作做起。1947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1949年应邀去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全国解放以后，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担任教授。1957年，他力陈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批评苏联专家建议的三门峡水库规划是错误的，指出建库后泥沙淤积将使黄河北干流与渭河两岸大量耕地淤没，居民将被迫迁移，三门峡水库不可以修建。同年，因一篇《花丛小语》被定为“右派”。1964年，三门峡水库因泥沙淤积严重而讨论工程改建时，他不顾自己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积极提出改建意见。“文革”中他更遭厄运，作为“牛鬼蛇神”被扫地出门，从清华新林院的教授洋房被赶到了地板下积着陈年脏水的北院小屋，每月只领得20元生活费。后又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派到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和接受批判。1980年，这时他几乎是全国的最后一名“右派”，终于也得到平反改正。后来他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工作，为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统计与随机理论》、《治河方略》和《治水原理》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策略，华北水资源利用，长江三峡工程，以及明渠不恒定流力学等问题。90年代以来，他极力反对长江三峡工程开工，提出了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引起世人瞩目。
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有的在被历史证明确实是正确意见之后，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他的见解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大度和包容。何况，在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中，多一些对立面，多一些思考和论证，对于正确的决策和更加完善的规划设计总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的问题认识正确与否，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如果学术上没有百家争鸣，只有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受害的将是国家和人民。
数十年来，黄万里先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所遭遇的升降沉浮，在我国知识界中是十分少见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在他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就毅然勇敢地站出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文化革命中，他一边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一边却在研究和草拟他的“治理黄河方略”。改革开放以后，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他常常感激国家给予他这么高的工资，而自责未能对国家做出多少贡献。为了水利系的课程设置，他多次找有关同志，提出应当开设“治河工程学”的建议。19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他更是倍感焦急，责备自己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主动要求重上讲台，为研究生和教师讲授治河原理课程。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坚信真理必将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总能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近些年来，在他身上相继发现多处癌症。他一面积极治疗，与病魔做斗争，一面仍然醉心于长江、黄河等问题的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对事业执著，勇于坚持真理，为人胸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对晚辈关怀爱护，真诚平等相待。他在我们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的师生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钦佩。
黄万里先生生活的这九十年，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的九十年啊。在他九十华诞之际，我们愿以这本《黄万里文集》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祝福。
由于时间仓促，除我们现有的资料以外，未能专门去收集其他的资料，连黄先生自己手边的资料也未能帮他进行整理。所以《文集》中所列文稿，远非先生著作的全部。但是，他对水利工程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黄河治理与长江三峡工程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文集》尽量予以反映。另外，《文集》还收录有黄先生的部分诗词、散文和几篇记者访谈录。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文集》，可以大体了解到黄万里教授主要的学术成就和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见解，可以观察到像他那样一代学人为追求事业、追求真理的执著、艰难和曲折的历程，也可以多少从中感受到他那鲜明的个性和高尚的人品，欣赏到他那优雅的情趣和秀美的文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