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文/丁东
2000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编辑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我是《老照片》的特邀编辑，三人一起商量选题。我说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好了三门峡水库，开工前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
，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夏、陕北等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冯克力也知道黄万里其人，他提议，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我们不妨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为自己平素涉及的领域多在文史方面，和水利不搭界，觉得克力的提议虽好，却不知如何才能与黄万里先生联系。思来想去，还是得求助于李锐老。他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掌门人，在三峡问题上与黄万里同气相求，可能有黄的联系方法。我给李锐老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认识黄万里，但手头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经与那位朋友咨询，我们便拨通了黄老的电话。黄老听说想要拜访他的客人来自山东，十分高兴。原来，黄老的夫人丁老是山东人。当下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
赵诚是我的老朋友，在山西省委党校任教，当时正好在北京出差。知道我和冯克力、张杰要去拜访黄万里先生，愿与我们同行。于是，四人一起打的，来到清华大学九公寓黄万里家。
黄老当时已经89岁，但精神很好。稍事寒喧，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他说，“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那天，他从黄河谈到长江，又谈到雅鲁藏布江，谈到他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谈到有领导人委托人给他回话。我还问他，您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黄炎培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同情我，但无可奈何。
黄老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可惜那天我们谁也没带录音机。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黄家相册上的老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照片没有问题。黄老一生都留下了十分精彩的照片。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就是当年9月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的《但教莫绝广陵散》。
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多位读者投书，对黄老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张承甫、鲍慧荪两位老人专门寄来七律，以诗概括黄老的人格风范：“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后来，《老照片》发过一次读者问卷，征求读者对以往各辑内容的意见，表示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高居榜首。
黄老本人读到赵诚的文章也颇为满意。当时，虽然专业圈内知道黄老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坎坷命运，但公众当中，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水利学界实际学术地位不如他的，有人成了院士，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被青少年当作科学偶像崇拜，而他这位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却在中国公开的书籍报刊上，鲜有介绍。他晚年的著作，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赵诚所撰的《但教莫绝广陵散》，虽然篇幅不长，却基本上概括了黄老生平的亮点。黄老临终前，三个同事和学生给他编文集，自费印刷，黄老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
当时，我已经介入口述史学活动。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也同意这个设想。为此，他征求了黄老的意见。但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
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主办活动，庆祝他的90大寿。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不能亲自出席。赵诚从山西赶来，到病床前，与黄老见了最后一面。
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与世长辞。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时，许多知情人都撰写悼念文章，缅怀黄万里的人格风范。
不久，冯克力又到北京组稿，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此议甚佳，于是和他商量，请赵诚撰写。赵诚乐意担此重任。不久又来北京，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黄家全力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以便他完成此传。
赵诚原来主修中文，后来专攻国际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亦有深入研究。但他担心，在水利方面是外行，生怕在专业上出现纰漏。冯克力本来希望赵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传记。赵诚十分慎重，前后写了两年多。其间，他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下了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功夫。有的访问对象，年事已高，接受采访不久，便驾鹤西去。走南闯北地调查传主生平，本来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功夫。但赵诚自己七年前也曾查出早期肺癌，切了一叶肺，又经历了数年的化疗，身体并不好，但他怀着对黄老的敬意，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负责。
黄万里先生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他诞生于1911年，逝世于2001年。他的一生，基本上与20世纪同行。他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早年漂洋过海，负笈美国，学成归来，希望以现代科学知识报效国家，造福黎民。然而先逢战乱，后逢运动，平生才学得不到充分施展，甚至被打入炼狱，饱受煎熬。在他以一人之力，舌战群儒，反对三门峡工程的五十年代，清华大学还有过另一位教授梁思成为保存古都北京大声疾呼，为当权者所拒绝；北京大学也有过校长马寅初为控制人口力陈己见，遭高层围攻而绝不屈服。真理从来不是权力的奴婢。历史已经证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黄万里、梁思成、马寅初的正确意见虽然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历史终将擦亮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他们只是几十万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凤毛麟角。但只有像他们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3年末，赵诚的传记已经杀青，黄万里的名字又一将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1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其中200多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人们都清楚，祸源起于三门峡水库。惨痛的教训再一次验证了黄老的科学预言。这时，中国水利界高层废除三门峡水库的声音越来越高。有一位当年赞成三门峡水库上马，并在1958年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参与批判的两院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居然说当年就反对在三门峡水库是自己，而只字不提黄万里。一时间舆论大哗。许多人站出来著文发言，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黄万里讨还公正。那位院士只好再次出面表示，他对黄万里很尊敬。
这场不大不小的新闻风波表明，尽快出版一本详实的黄万里传记，实在必要。黄万里的学问，是珍贵的学术遗产；黄万里的人生追求和立世风范，更是高贵的精神财富。《长河孤旅》，只是为黄万里立传的第一次尝试。在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赵诚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我想，追寻黄万里，研究黄万里，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著作。黄万里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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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九十人生沧桑 《长河孤旅》还原历史
昨天，一部反映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的图文传记《长河孤旅》在北京正式出版。这位被称为是中国水利界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在他九十高龄时去世。而此次的传记由黄万里家人授权，作者花费2年时间搜集资料写作完成，出版方表示希望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
黄万里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之子。193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四
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历经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李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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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13:26:34
黄万里：一生讲真话 08: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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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九十年沧桑孤旅：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这本书可能不是一本优秀的传记，但它肯定是一本真诚的传记。赵诚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位良心立传。
黄万里长期没有得到机会为治理黄河长江贡献自己的智慧，对于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水利事业的知识分子来说，命运并不是公正的。但在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下，黄万里保持了健全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这是只有坚持真理的人才能拥有的勇敢。
客观地说，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赵诚这本传记还存在着许多遗憾：细节不够明晰，黄万里的形象也不够完整，而且也没有能更多地介入黄万里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本书作为人们了解黄万里的惟一文本，它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最早听说黄万里先生的名字，是在黄先生去世之后，清华的曾昭奋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江河万里》。那时候，除了传说中的大禹和课本上的李冰，还有那个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和水利相关的名词。
以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当然无力去理解黄万里先生的学术成果，但黄万里先生对于长江黄河的付出与执着，却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懂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与6300公里的长江、5500公里的黄河相比，黄万里90年的人生显得太短。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大展身手的机会，这是黄万里的遗憾，也是长江与黄河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遗憾。
黄万里，1913年生，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第三子。黄家是个大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像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是黄万里的族兄。
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相信，危难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超过7万人；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整个民族的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学成后治理黄河长江。
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候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了。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战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他也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过短暂，1949年，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工作，那里的水利领导把他困得缚手缚脚，几年之后，两手空空的他，只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的水利人才。
或许是命运如此，进入了校园的黄万里的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他们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涂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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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诚：力争保持本来面貌 传记再现黄万里一生
赵诚
黄万里传记《长河孤旅》一书作者。
1952年11月生。老三届学生，曾当过工人、炊事员、护理员、建筑公司电工等。
1978年考入太原师专(现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3年春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教。
198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进修班进修。现从事国际政治教学。
1987年任讲师，现为副教授。
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费时两年写作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全书浓缩了黄炎培之子、学人楷模、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的黄万里的一生。他被人赞誉为“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通过本书我们从某些侧面照出了一个逝去世纪的剪影。相信以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黄万里的人，看过此书都会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由衷的钦佩。
一本传记的缘起
●我力争保持黄万里的本来面貌
新京报：你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什么时候？
赵诚：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庐山会议纪实》上看到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当时，我还没上网，但用了电脑，通过上网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关于三门峡和三峡的文章，对黄先生十分敬佩。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写《长河孤旅》这本书？
赵诚：写书记述黄先生一生的事，是因《老照片》第十五辑，发表了我们(《老照片》编辑部的冯克力、张杰、丁东和我)采访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是由我执笔的。文章出来后，黄先生比较满意，还打电话给丁东。
后丁东建议给黄先生写一传记，当时，是2000年底，黄先生还在世，丁东建议，趁着黄先生健在，由他口述，由我来做一个口述史。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黄先生在，许多事的关节点他能说明，时间长了，记忆上或有些误差，还可通过家人，或可资利用的文献来修正。但我去见黄先生时，他当时对自己的身体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说要由他自己来写。
后来，黄先生去世后，《老照片》冯克力向丁东提出应该写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力不能胜，后在丁东和冯克力的支持下，勉为其难。书成之后，因一些其他原因，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最后是在刘硕良先生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面世。
新京报：你见过几次黄万里？
赵诚：四次。2000年的时候去拜访过一次，2001年春节前去过一次，在黄万里去世前又见过两次。
新京报：主要材料是从哪里收集的？
赵诚：主要是黄家提供的黄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文件，一些当年的杂志、报纸(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部分档案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走访了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
新京报：作为一本传记，处理好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这要求作者必须事先确定自己与作者的距离或尺度。在本书中，你是怎样确定和处理的？
赵诚：写好一本传记不容易，作者与传主保持距离是要保持客观性，不应有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有秉笔直书，又有为大人物讳的传统，就如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家，在人物记叙中，也不可能不对人物的行为，在表达上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叙事还是力求客观，所以这都无损他们的著作在史学的地位。
我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但可心仪之。我认为在处理黄先生的事迹方面，我力争保持事物的本来面貌。
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历史将来是要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有哪些事？
赵诚：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一生始终说真话，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从不为个人得失说假话。因为女儿上学的事，他违心做过一次检查，但是非常谨慎。
第二件事是，看到在1957年黄先生的一些水利系同事和学生，为了替他辩护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许多苦难。如胡家博、李亚莉、党治国先生等不少人。
他们为了诚实和正义的美德，讲真话，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
第三件事是，尽管这些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但仍有许多人对黄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华水利系的许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杨美卿、杨铁笙先生，他教过的学生王三一等。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但知道黄万里的人，都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钦佩，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承甫和鲍慧荪两位老诗人，还写了《讲真话中国不会灭亡》的文章和诗。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困惑没有？
赵诚：我的困惑就是有些人做了许多违背良知的事，甚至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损害公众和社会长远的利益，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以为世人都不知道，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我很困惑他们真的就这么愚蠢？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要写历史的？
一生志在造福人民
●一生坚持独立人格
新京报：除了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之外，黄万里还有哪些特性？
赵诚：黄万里不仅是学者，而且有组织才能和经营才能，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样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从事专业的水利研究，他应该有很大的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万里一生坚持独立人格。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造福于人民。他1937年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不仅放弃了三家大学的邀请，而且放弃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黄炎培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以这种便利条件，再加上他显赫的教育背景，要谋取一官半职实是易如反掌，但他坚决放弃了仕途，选择了做实事。
新京报：也就是说，他不愿介入政治运动而更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
赵诚：有一件事大概最能反映黄万里的性格和人品。1947他去甘肃任水利局局长时，不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政府给他派了一位副局长监视他。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要挂蒋介石的像，黄万里就用一颗图钉钉起来，而且钉歪了。监视的人很不满意，但因为他是局长，也只有不吭声。除此之外，水利局所有的会议，黄万里都不让副局长参加。理由是这些会议都是业务会，副局长不懂业务。
新京报：那么他就没有政治倾向吗？
赵诚：由于非常了解国民党的腐败，他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国家富强起来。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曾派两个特务去监视黄万里，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后来就不再监视。
他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对政治一贯的态度有关，其次也与他自身的人品有关。
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
新京报：在专业问题上，你认为黄万里与一般学者、专家有哪些方面不同？
赵诚：最大的不同是，黄万里的知识全面而系统。他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求学，留学美国时，硕士学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学的是水利工程学。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数、微积分等等。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重视实地勘测、调查和研究，并不怕劳苦，身体力行。注重实地考察与理论的结合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这个特点不仅使他比其他人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而且与实际结果相符合。
新京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意见就是如此。
赵诚：三门峡工程出现的问题，他事先已经全部预料到了，正因为有了科学的根据，所以他才逆“潮流”而动，极力反对修建。
良知风骨和科学精神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新京报：在黄万里身上，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这一点尤其可贵，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缺乏这点。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诚：黄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时士阶层的传统转化而来，即“士志于道”。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法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获取的增多，国民自尊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其他阶层的人也会用他们的勇气来表现良知。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当然有放弃道德底线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奖罚机制下的无奈和麻木。在这种状态下，“好处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干什么都问一个有什么“好处”(具体的利益)，而放弃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我想如果奖罚机制的导向一旦调整，社会现有的力量能修复缺损的道德勇气。
新京报：从黄万里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专业研究乃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与专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精神？
赵诚：黄万里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水文专家和水利工程专家，1937年回国后，一直在长江、黄河、辽河、松花江等水利一线踏勘、修建工程，后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坚持真理，反对苏联专家的治黄思路，反对在三门峡建坝，认为这样会使渭水流域出现水患。后来，三门峡运行一年就淤积成灾，问题一如黄万里预料。黄万里戴着右派帽子继续主动为解决三门峡问题、海河治理向当局献言。晚年黄万里醉心研究“三峡”问题，表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对中华民族高度的责任感。
甚至有当年在三门峡水库上违心地曲意逢迎的人，还在媒体上说自己是坚持反对上三门峡的，把黄万里的名字隐去，这真是一个昆德拉式的“玩笑”。如果我们对那些说谎者无奈，至少应该让那些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观点，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科学家，在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不再被不公正地对待。
新京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讲真话。
赵诚：发现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和讲真话，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诚实互信也是一个社会的最重社会资本。今天，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坚持科学精神有问题的话，如受到不公正对待，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失调。
新京报：黄万里先生这样具有优秀品格的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赵诚：公道自在人心。黄万里生前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直言，为他辩护；死后有不少熟悉、甚至陌生的人对他表示尊敬和景仰，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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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拯农为己志”，改学水利（图）
1927年，黄万里考入著名的唐山交大，攻读桥梁工程，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用英文发表了三篇颇有创见的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学校出版。
黄万里毕业后来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杭江铁路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当时，桥梁工程师很受人尊敬，收入也不错。但他不满足于牛刀小试，而是想得更远，希望能到更高端的地方去学习，去充实自己。1933年他考取官费留美，专业改成了水利。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七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
之余，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唤起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黄万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和另两位唐山交大的校友一道，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黄万里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一向忧国忧民的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泛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的一派豪情深得父亲的赞许。父亲介绍他去拜见自己的学生——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的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咐黄万里多学水文学，后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新津落水，死里逃生（图）
黄万里从唐山交大毕业后，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他毅然改学水利，考取官费赴美。这是他出国留学前夕在上海的留影。
那年夏天，黄万里到雅安一带考察青衣江。这是黄万里五年野外作业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1938年夏天，黄万里奉命往四川天全县始阳镇勘察水利，因为饮食不慎，得了痢疾，腹痛极了，“历三天力竭”，深怕再拖延下去将无力回成都，于是决定独自回蓉，留下其他五人照常工作。
这天大雨倾盆，黄万里“顺山边小路步行，沿途滑壁落石阻塞，勉力跳跃而得过”。他
“左边防着山崩石落，右边看着溪水涨高。虽已腹泻三日，仍不得不奔向新津，到雅安时已力竭不能成行，而腹泻仍不止”。幸好碰上银行一部运钞票空车返蓉，黄万里才“以巨资获准搭闷厢车席地而坐。途中不时请求停车，泄泻，痛不堪言”。车过岷江新津渡要换船摆渡。旅客得下车从一条船边跨跳到另一条船上去。已经精疲力竭的黄万里忍着腹痛，拼力一跳，但还是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里，靠好心的旅客拉上船来，才脱险全命。那时船夫迷信，很少肯搭救溺水的人，何况正值汛期。大家都为病重的黄万里能够逃过一劫而庆幸。
奔赴东北满腔热忱却无施展余地（图）
新中国即将成立，气象一新，百废待兴。黄万里响应号召，赴东北参加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建设事业，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揭开九十年生命的新篇章。1949年9月18日，他一家到达沈阳。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
1949年8月15日，黄万里正式受聘于东北人民政府。东北的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尽管从内地调派招聘来一些人才，但在短时期内根本无法满足建设东北的需要。黄万里担任总局顾问，主要工作是审阅各局送上来的报告，下去调查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没有具体的分管事项。那时，刚刚接管了政权的共产党干部还缺乏管理经验，黄万里这样有学识和有水利施工及水利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对于东北水利总局来说，无疑是急需的宝贵人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在黄万里第一次外出视察回来之后，水利总局让黄万里参加局务会议，让他
在较广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1对新政权，黄万里满怀热情。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加上20世纪上半叶席卷全球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黄万里对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是认同的。他学习了从新华书店购得的关于唯物主义的读本《思想与意识》和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对华北党校教务处1949年11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初级党校读本》也看得很仔细，并择要摘录了从第一课“党员”到第二十三课“党的严肃性和灵活性”中每一课的要点。这些内容在黄万里的日记本里整整占了十页。虽然他并未提出入党的要求，但这至少说明，黄万里想认真了解共产党，在思想上一直努力跟上新时代。
黄万里去东北，原本是希望和自己所带的同事们共同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不说仿照甘肃模式，至少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能有较大的自主性。但实际的情况与他的设想相去甚远。据黄万里夫人回忆：“他赴东北时，动员了曾经和自己共过事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十七人，和他一起去东北，满怀热情地想带着这支队伍为国家大干一番。但他太没政治头脑了，他根本不明白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允许他有自己的小团队。东北农林部把他带去的人全部分开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最后把他安排到水利总局当顾问，对此他很不满意。加之总局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黄万里忍不住要提改进意见，一些对领导有意见的人也常找他说事儿。这样一来，本不内行又欠雅量的领导对他很不满，长期不给他实际工作。偶尔派他下去跑一下，也根本无用武之地。不到一年，他悟出实际上在东北很难做事，他的见解和意见不会被采纳，对当地的水利工作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与其在这里闲呆着，还不如去教书。于是，他与母校唐山交大联系，母校的教授们很欢迎他去。在东北不到一年，1950年，他就到唐山交大任教去了。”
右派生涯里的黄河情结（图）
1961年，为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困境，黄万里夫妇在清华园宿舍院里种满了南瓜。
在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没有忘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1961年3月，黄万里重游他曾住过的密云水库，写下了一首词：
念奴娇·燕都平原吊古
余获右冠，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
年再去，已荒废难寻。追思前后，不禁慨然。
茫茫黄土，埋没尽，千古英雄豪杰。
荒道西边仿佛是，艰苦当年住穴。
半起人间，半居泉下，缥缈茅庐结。
西风残照，空余棂断墙缺。
遥想历代英豪，风云初感会，才华洋溢。
苒苒盈虚曾几度，扌不土北邙湮没。
我岂衰乎！栖栖当奋起，壮怀横越。
苍生应济，仰天长啸情切。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黄万里身虽获罪，仍心忧天下。
从1960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三门峡大坝开始大规模蓄水后，被壅高的水横向冲击，1962年时使两岸坍塌，毁了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被迫迁走，这是设计者不曾想到的。黄万里曾提醒过，根据水流力学和泥沙淤积计算，可能出现设计者预想不到的情况，但未引起主事者的警惕。 1962年3月，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将三门峡水库的功能改为“滞洪排沙”，汛期尽量泄空水库，拦洪水位控制在335米，闸门敞泄排沙，暂不考虑发电和灌溉，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的任务。这一决定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水库改变功能后，库区淤积有所减缓，渭河口“拦门沙”逐渐冲出一道深槽，但由于水库导流底孔被堵，低水位泄流能力不足，潼关河底高程并未降低，库区淤积“翘尾巴”现象仍在继续发展。为此，他作长诗《念黄河》，直接批评当年“胜利冲来头易昏”，以致今日丰腴的八百里秦川“翻为云梦鱼虾没”！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为君身毁灭，其子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磊块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顷，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三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来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芝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沙入河槽须纵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1963年，黄万里听说水利部开会，各家提出了改造三门峡坝工的意见，但仍未能纠正此坝修建时的错误观点，又写了《哀黄河》：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氵矣。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
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氵止。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上书董必武，再论三门峡（图）
黄万里晚年
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他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在建国前都与黄炎培有交往。其中，黄炎培1938年5月与周恩来在武汉结识，到重庆时就中国之前途常来常往，一块儿聚会、吃饭也是常事。上三门峡大坝的后果，黄万里是当面向周恩来直言过的。诗中说“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指的就是他1957年在三门峡水库问题上只顾直言扫了毛泽东的兴，1964年春节后他再次向毛直谏，也未获结果。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是同盟会员，参与过辛亥革命，与黄炎培算是老同志。抗战后国共合作时，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黄炎培以社会名流为参政员，董必武以中共方面代表为参政员。7月18日，黄炎培去武昌中路83号董处拜访，两老相见长谈良久，后在重庆也多有来往。论交情，黄炎培与董必武可算由来已久了。黄万里在建国前夕从上海到沈阳时，曾在北京专程拜谒过董必武，董必武还介绍他去水利部见了当时的负责人。所以，这一次黄万里选择了董必武，写信向他力陈三门峡大坝淤积的严重性，建议改建。他知道董必武能文擅诗。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一首是《念黄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黄河》。信送走之后，果有反映，黄万里被水利部召见，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看来董必武是认真地对待了黄万里的来信，至于董必武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三门峡这么重大敏感的问题上表达了意见，得在今后有关档案公开后才能得知，但无疑，董必武在纠正三门峡的失误上起了作用。
自驾车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图）
黄万里1934年初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万里还实地考察了美国的重要水利工程。这张照片是留美同学合影，左一为黄万里。
黄万里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事后他总结这段往事，回忆当时他是如何“热诚地渴望着寻求知识以解决江河洪流问题”。他说他的学习门路是“自己制定的”，其中一条重要门径是“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同时，他很注重实践，除在诺利斯大坝上以工务员身份实习四个月外，他还自己驾车行驶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的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黄万里特地到该河了解情况，河道管理机关招
待他坐船参观，直达出海河口。
黄万里是一个悟性极高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在广泛学习了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之后，又参观了众多水利工程和大河，眼界大开，懂得了以前所学的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进而领悟到：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
这一觉悟，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理论。
勘测川江徒步3000公里（图）
抗战期间，黄万里在大西南为水利、航运实地勘测，兴利除害。三台告捷，各方祝贺，黄万里（中间左三）很高兴。父亲告诫他不要自满，他谨记不忘，将刚出生的二女儿取名为“无满”
黄万里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不久即逢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大举进犯，南京沦陷在即，经济委员会已无用武之地。这时，四川省水利局发来聘书，邀请黄万里前去任职。黄万里便辞去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带上新婚的妻子，又约请一同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李镇南，经长沙辗转入川。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
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禄劝、巧家、鲁甸、昭通、永善、绥江等云南十县和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路步行回到重庆，边走边勘测河道水情，历时三个月之久。
在那时的考察报告里，他就注意到长江上游险滩很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从金沙江回来后，黄万里被任命为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河道进行实地勘测。六十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印象最深的是“出差”，“不停地出差”。丈夫没完没了的野外作业，成了和他们新婚生活密切相连的一部分。什么都要实地看过的黄万里，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几乎都走到了。不仅青衣江，长江上游部分河道和四川境内的代表性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考察过。他说他“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 早年的这些实地勘察，为他以后形成水文地貌学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思考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还没有地貌学，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在自己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理江河有了一些认识”。
卵石河床的秘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上战场，不仅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旁测量有危险，即使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着意想不到的杀机。黄万里和他的同事们在表面平静的川江上工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当时对川江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的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面的卵石河床却在悄悄移动，以致堤坝塌陷，站在上面的人毫无防备就被卷入洪流里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考虑到甘肃和四川两省间应预筹交通，特组织技术力量勘测设计水路连接公路的工程。这条线路的最高处就在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之间的摩天岭一带，三国时魏将邓艾取蜀就是走的这条险道。1938年，四川省水利局着手整治涪江航道，先进行平武至绵阳间的上游段勘测设计。11月，全部工作人员六十人到达绵阳，开始工作。黄万里任总队长，下设勘察组和两个大队。
测量工作才进行半个月，黄万里和同事张先仕等刚走过江油旧城几十公里，就接到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游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当时五六个人在船上，船底触石破裂进水，而天气晴好，江水清浅，只没到膝部，大家便下水扶舷靠向岸边，只有测量员卢伯辉和一名工人自恃水性好，离船跳下水去。因为坡陡、水急，河床卵石不停地移动，人无法站住。等到两人倒下想游水靠岸时，不料急流冲得他们不由自主地随波而下，最后在下游一公里多处找到两人尸体。等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虽然流得急，怎么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只一层，是多层移动的。两位同事就是因为无法站稳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头被石头撞破而淹死。这一惨痛教训给黄万里留下的记忆是如此之深，以至五十多年后的1993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得历历如在眼前，除了对同事的深切怀念久挥不去，还由于这次沉重的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川江河床有大量可移动的多层卵石这样一个万万不可忽略的基本情况，这成为他日后观察和思考川江水利和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反对在三门峡建坝提出《意见》（图）
1956年，黄万里在清华任教，提出《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解放后，饱受黄灾之苦的中国人希望根治黄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实意想治好黄河。可是，黄河该怎么治，黄河的症结在哪里，长时期存在着分歧和偏颇。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
方针的指导下，片面听信苏联专家意见所作出的规划和决策就造成了不少后遗症，而黄万里也恰恰是因为反对这些错误意见和决断而获罪的。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光荣孤立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开的，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
在讨论会上，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介绍修建三门峡工程的建议。他说， 1954年，政府组织了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黄河查勘团，从山东到甘肃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和有关各省交换了意见。各省除对防洪提出迫切的要求外，对灌溉发电也提出很高的要求。经过查勘和研究比
较，认为三门峡库比邙山库要好。邙山水库虽然投资较少，但只能解决防洪问题，同时坝基是细沙，修建高坝有很多困难。三门峡水库投资虽然大些，但可尽量综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对于泥沙的处理主要是施行水土保持，以减少泥沙来量，进库泥沙则基本上拦蓄起来，以避免下游河道继续淤高，并照顾到灌溉渠道不致淤塞。正常高水位决定为360米，初期运用定为350米。正常高水位由350米抬到360米，对陕西省影响最大。关于360米正常高水位，初期运用为350米的问题，陕西虽曾表示同意，但不是没有问题，所以以后陆续也还有人提出许多意见。
他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归纳为以下三个中心问题，供讨论会参考：1．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是从综合利用方面来考虑，还是以防洪为主或单纯考虑防洪；2．如果采取综合利用的方案，是否适当地降低发电量；3．基本上同意原设计方案，降低初期运用水位，适当地改变结构设计（如留底孔排沙等）。
在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坝派代表为三门峡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和工程师沈崇刚等。他们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不减少库容就是主张建360米大坝，在这个高度的库容是647亿立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于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反上派黄万里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关于水库的运用，他说，最经济的是在7月把库水放到死水位，7～9月全部有效库量专为防洪用。7、8月份可以靠自然雨量来灌溉，用水库预防这时的大旱是不值得的。最后他谈到了建坝将破坏河沙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无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也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同时在坝的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他说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到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留出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要少一些），沙将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办法排下去，也应该留下底孔，或用其他方法以后把沙排下去。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四十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验证了黄万里的预言（图）
黄万里晚年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勇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看法，而且坚韧不拔，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问题。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
面临威胁。
时间也验证了低坝派的观点。由于陕西省反应强烈，1958年4月，周恩来曾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库现场会。为了上保西安，将大坝定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0年蓄水，汛前水库高程为335米，近期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调整后，三门峡水库的实际运用也没达到温善章主张的335米高程。
1964年6月，水电部在三门峡现场讨论了工程改建方案问题。会议上汇报了人造洪峰期
间渭河下游的淤积情况，三门峡水库淤积延伸的部位。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总理于12月18日作了总结讲话。他讲：“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讨论三门峡枢纽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一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要有全局观点。”
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
应该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以上淤积最为严重的是汇流区，汇流区的严重淤积使黄河洪水倒灌渭河的概率增加，使渭河口河水倒流，往往造成渭河口的淤堵，形成严重的灾害。黄河洪水对渭河的倒灌使渭河入黄口门不断地向西倒……
渭南水患，移民困难，这个决策错误造成的仍在流血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呢？
三门峡的代价
王维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写道：“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
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13.75万千瓦的发电机，装机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五台5万千瓦的机组，装机总容量为25万千瓦，只好把已装上的电机拆卸下来，运到别处。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装机总容量为40万千瓦，但一直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从投资的角度讲，谈不上多大经济效益。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就是每个1000万元（当时一斤白面的价格是0.18元）。更重要的是，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其所造成的后果即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如此之高的代价要是也能以“交学费”来轻巧自慰的话，那也该看看是不是从中真正学到了点什么吧？
胡耀邦的反思与张含英的自责
原湖南省教委负责人朱尚同曾在《百年潮》上撰文，回忆1998年冬他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胡耀邦说：
“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
“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
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认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
据《怀念耀邦》第三刊载，胡耀邦还说过：“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的思想意识。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成了右派。”胡耀邦这里说的自然科学专家就是黄万里。
据曾昭奋先生在2002年纪念黄万里先生的一篇文章《江河万里》中说，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曾对三门峡的错误有过自责。除了张老之外，几十年来，人们听不到别的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检讨的话”。
黄家三代大丫头
在家庭生活中，黄万里更是富于情趣的。1956年假期，他领到一笔稿费，就带全家到青岛海滨度假。据黄万里的二女儿黄无满回忆：
到清华后，我爸爸写自己的书，还翻译苏联的学术著作。他是学英文的，解放后又学俄文。那时，清华有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叫安德烈娃，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爸爸晚上去向她学俄文，学完俄文后，就翻译那些俄国的东西。他又写书，又翻译，拿了很多稿费。
1956年，那时候还没反右，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这一年，他拿了稿费特别高兴，暑假带着我们全家上青岛。我们姐妹六个都去了，那个小弟弟，也就是很小就过继给叔叔黄大能的黄鲁淳，也把他从叔叔家接过来，一起去了。现在唯一的一张在青岛的全家福是我们花钱让当地的摄影师给照的。
如果说黄万里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可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在伦理上，他受儒家影响很深，大家族的观念是他生活的另一面。他有钱时，就请亲戚在北京有名的饭店聚餐。1957年春，黄万里拿了一笔稿酬，正赶上长女黄且圆十八岁生日，黄万里就做东请黄家在京的亲戚在一块儿吃饭、照相。在家庭影集里，有一张黄万里题名《黄家三代大丫头》的照片，就是那次照的。由此可以依稀看到，当年黄万里家庭的生活是多么富有情趣啊！
据黄无满回忆：“黄家三代大丫头，是我爸组织照的。这三代大丫头是我爷爷黄炎培的大妹妹黄冰佩、大女儿黄路和黄家第三代中的长女黄且圆。后来，他还组织黄家三代二丫头也照了相。这三代二丫头是我爷爷的二妹妹、二姑姑跟我。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去哪儿了。我爸特爱干这些事。如果没有反右，我们家的面貌就全不是这样。”
可惜的是现实生活里没有“如果”，短暂的欢愉和平静刚尝到点甜头，1957年的反右风暴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刮起来了。
胡家博被打成“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
据黄万里当年的年轻同事、党员胡家博回忆：
我与黄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感受到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
面对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到1957年才工作两年，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教研
室里，黄先生是主任，我是秘书。按当时一般的观念和学校的体制：教研室主任都是较老一点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授，科学秘书则是党员干部。实际上，所有的事大都是科学秘书说了算。今天开什么会，党支部研究好了，科学秘书到教研室主任家里通知一下，然后，再通过教研室主任的嘴说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秘书专政”，实际上就是这样。尽管我们这些人是党组织培养出来，并且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一旦我作的独立思考被认为超出轨道，就一样要受到批判。我就是因为对批判黄万里的做法不满意，在多种场合为黄万里辩护而被划为右派的。
我说：“他黄万里虽然话说得难听，但不能说他主观意识上就是反党。”结果我
被说成是“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受黄万里腐蚀的党内年轻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其实，我只不过是从心底里敬佩黄先生的为人和学问，他对我这个年轻助教和许
多年轻人很关心，很随和，指导我们学习、研究、译书、写文章，有时还一起玩，请我们吃个饭，我们去他家他热情接待。但这些都成了他“拉拢腐蚀青年”的“罪证”，我也被扣上“为个人名利接受黄万里腐蚀”的帽子。
我和黄先生成了患难朋友。打成右派以后，我们在一块儿劳动、学习。先生鼓励
我们这些年轻的右派学外语。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你们的学业，不要灰心丧气。人要有大志。这个形势总有一天会过去。”他对我说：“你总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岗位。”当时我不信，说“根本不可能”，看来还是黄先生有历史的眼光。他对事业的发展和“文革”以后的中国有眼光。
一身正气的“保黄派”李亚莉
年轻助教李亚莉，当时23岁，也是因为属于“保黄派”被打成右派的。1957年以后，李亚莉被调出清华，下放到河北省，右派改正后，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据她回忆：
1954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清华水利系基础教研室做助教。后来我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又是工会宣传委员。黄先生是工会副主席，正职是党员。那时水利系的工会工作搞得很好，黄先生也很活跃。我和他谈四川，谈乡情，又同做工会工作，关系很融洽，我把他当父辈
看待。
1957年鸣放时，以团支部为名的一张大字报《党内有特权》贴在工字厅一面墙。这是
清华毕业的那帮人提的意见，我根本没提。但是贴上后无人签名，我比较冲，心想提意见是好事，又不是搞阴谋，为什么怕签名？我就签了。
后来开鸣放会，内容是反党内特权。那时候书记姓L，四川人，是北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姓Z，是清华水利系毕业。
有一天我在七八公寓背后那个平台下面碰上L。他说：“亚莉，你是不是找一下黄先生。”我问他：“找黄先生干什么？”他说：“水利馆四楼党总支那个鸣放会改由工会组织，工会是群众团体，组织广大群众开会，让工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你是不是通知一下黄先生？”我说：“行啊。”当时我是团支部委员，他是党总支书记，我还想入党呢，他要我通知，我就去了。没有什么怀疑和更多的考虑。
这是我第一次去黄先生家。我向黄先生转达了L的意思。我说：“黄先生，明天的会，L说，由你来组织，以群众团体工会的名义进行。”第二天的鸣放会，黄先生就按党总支的意见以工会名义召开了。
可是后来，L在会上一反常态，把主持那次鸣放会说成是黄先生“向党进攻”。我当时就站起来很认真地说：“不对，根本不是黄先生向党进攻，是你告诉我，让我去找黄先生的。”当时我坐在最后面，站起来说完，就坐下了。可是L不说话。我触动了他的伤疤，为此事他恨死我了，他不把我打成右派行吗？
我被打成右派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新闻纪录片里上了右派的镜头。当时，上面已决定反右了，但是大家还不知道。清华园里的鸣放还在热烈地进行着，而新影厂的人来清华拍摄鸣放场面了。清华操场边一排树下，大喇叭开着，就是在“明斋”的门口。我们当时是出于好奇，感到很新鲜，想到这儿来听一听，看到黄先生在那儿，就站到他身边。这是一个偶然。如果是另一位不熟悉的先生，我就不会站过去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我就站在黄先生旁边，结果全给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摄进去了。
新闻制片厂的人拍下了这一切。当年7月份，在清华大操场放“右派向党进攻”的纪录片，让大家都去看。第一个镜头就是黄万里先生，还有我——扎着两个辫子，穿着白衬衣、蓝裙子、白凉鞋，站在黄先生旁边。还有两个水利系58届的女学生，她们后来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作为反击右派的第一部新闻片，全国城乡播放。我妈妈在四川也看到了。
我二十三岁成为右派下放到河北省水利厅。我的经历类似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男主角的原型。比方说，在右派吃东西时有小孩拿石头砸右派，还有在水库抢险，我也去过。1958年开始下去修水库。单位上对我是要重用我的时候就重用，要批判我的时候就批判。比如说，要批判了，一写大字报就准有写我的。但是我这个人不认输，我把工作做得好好的，一回到机关就穿得漂漂亮亮，决不邋里邋遢，低着头，好像真是个右派似的。
我和黄先生交往还有一件事。1958年国庆节前，我路过北京，去清华询问关于给我降工资的事。那天我就住在黄先生家。第二天，他把我送进城，送到西单。西单有个湖南餐馆，他在湖南餐馆要了几个炒菜，请我吃了一顿饭。他鼓励我说：“没关系，自己做得对，不要气馁，你自己做得对就行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像父辈一样关怀我。但我想，他已经是右派了，孩子又那么多，而且老去他家，也不方便，我就回保定了。
1962年我结婚了，丈夫也是右派。他是朝阳大学学法律的，在民建工作，因章乃器先生之事成为右派。我的婚姻是吴敬琏的妈妈邓季惺和陈铭德伯伯介绍的。那一年我二十九岁，他三十六岁。国庆节我们要结婚了，可是，“十一”时右派是不能准假外出的。管人事的王光彩人很好，给我开了介绍信，偷偷放了我，我回北京结了婚。1965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
1966年“文革”开始，“地富反坏右”被集中在一起批斗，但是工人们保护我。因为我在工地和他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没有架子，把自己的知识都教给他们。挂大牌子游行的时候，别人都低着头，他们不让我那样，还悄悄和我说话。“文革”中，我到了五七干校。养猪、掏粪、当农民、插秧、下煤矿挖煤，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孩子没人看，我就把孩子锁在屋里头，有时跑几公里回来喂奶。小孩饿得哭，我也抱着孩子哭。
我这个人不服输，你怎么批我，只要我认为对，我就不承认，所以在那儿一直没把我整倒。当时有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叫潘汉长，他说，跟我学了很多。“文革”后，河北有水利工程要做，他说，为什么不把李亚莉请回来？后来请我去了，每月给我1500元，管吃管住，搞了半年。我看出他们的设计图有问题的地方，他们都改了。
军宣队来了，认为我实实在在，不说假话，给我摘了帽子。
1969年我在河北唐山附近的芦台农场，听说我弟弟出事了，便要求回四川老家，但是那年春节不让回。1970年春节后，经过批准，我回去了。可是回来后，我被再次戴上了右派帽子。因为有好多人回家后不回来了，就有人迁怒于我，说是我这个摘帽右派在带头闹事。那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再次被打入另册，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不过队里还是有一些同志对我很好，让我一个人打猪草，意思是想打多少就打多少吧。1970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林彪事件后第二次给我摘帽。在这之前，有些人受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志自杀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所以好好地活着。“文革”后，1978年秋天，这时我已调回北京了，大约是11月左右，我没有通知黄先生就去看望。当时他家里有很多人，黄家的人看到我都很高兴。黄肖路说 ：“快，快去找爸爸。”让人到操场去找黄先生。黄先生回来以后，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心里面觉得挺不容易。
党治国的良心：从“辩论”到“辩护”
据党治国在《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一文中回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了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一定还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且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仍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一种感觉突然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党治国等五人不但在会上为黄万里、钱伟长辩护，在反右开始后还去清华校党委质问：“为什么批判黄万里？”结果这几个人戴右派帽子时，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大闹校党委”。党治国1959年12月从煤矿回到清华，在清华呆不下去，到西安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后来又到乡下当农民，在饥荒年吃过草根树皮，“文革”时因“思想反动”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
对黄万里折磨最深的是连累家庭
株连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统治者对付政治异己者的常用手段，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部分。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并未从精神上垮掉。他自己最痛心也最担心的是所学的治水学问不能造福于民，这是他的一大遗憾；而精神上折磨他最深的则是自己因言获罪连累了家庭。
1957年，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高中毕业，当时反右刚开始，高考招生还没有实行因父母
是右派而株连子女的政策，黄观鸿有幸考上了北大。以后，他的次女无满、次子二陶、小女肖路都受到了株连。
1958年，黄无满参加高考。当时她在贝满女中，也就是女十二中，数理化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她很自信，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学理科，因为姐姐黄且圆、哥哥黄观鸿都考上了北大。她自己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对学理科很有兴趣。那是进一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第一年，她考得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被录取。所幸1958年大跃进，成立了许多新学校，又在未录取的考生中进行了第二次录取。她再填志愿，后来被北京机械学院录取。这个学校在北京东郊，是原来北京工业制造学校改办的大学，先开了一个本科班，她就是在那儿上的大学。据她回忆，清华另一名右派教授的儿子因不愿受二次录取之辱，就没上成大学。“同样，钱伟长的儿子，跟我同届，是男四中毕业的，功课相当好，也没取上北大。让他第二次报志愿，他很倔，说不去，当工人去了，上石景山当了六年车工。钱伟长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有两女儿，也因为受父亲牵连，没上大学。儿子是老大。他跟我说过，六年很苦，上夜班时困得头都抬不起来。他没上成大学，后来就自修专业，如今在照相机研究所。”
为女儿入学问题几天急白了头（图）
此时长女黄且圆北大毕业后在北工大任教，长子黄观鸿北大毕业后在天津大学任教，次女黄无满在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到北京仪表机床厂当技术员，次子黄二陶正在清华冶金系学习，幼女黄肖路在101中上高二。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学业优异却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未考上大学，黄万里满面愁容，痛心不已。在素以诗书传家的黄万里看来，再没有比连累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大学更令他难过的了。
无满、二陶上大学费尽周折，过了四年，到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考大学的时候，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又成了她前进的拦路虎。黄肖路是名牌学校101中学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很好，但仍然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万里精神打击很大。对这些永远也抹不去的伤心往事，黄肖路本人是这样回忆的：“1965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可以报三个系，按志愿顺序，我报的是：无线电系、电机系、精密仪表系……但结果是‘不录取’。记得那天上午发通知，我爸先拿到了通知，一看‘不录取’，就放到口袋里。快到中午时，同学、朋友们
来找我，说他们都考上清华了。我说我的通知还没来呢。我父亲就把我拉到屋里，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真如在大晴天被轰顶的霹雳打蔫了。不知我父亲怎么知道我的同级同学谢玉淳也是‘不录取’（他奶奶是日本人，爷爷是台湾人，姑姑在台湾），就去谢大夫家了。一会儿，我从新林院到胜因院的小路上去找他，正碰上他从谢家回来。一看他，我真吓了一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脸上那么难看的表情，那么难过、可怕！他好像老了十多岁。一下子，我一点也不为我自己伤心了，我只是为父亲伤心。我想起了他说过：‘如果我犯了罪，我愿意受处罚，坐监狱甚至杀头都行。但是因为我犯了错，我的子女不能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后来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后一两天，水利系专门做我父亲工作的杨诗秀来找我，叫我赶快准备高考……谁知6月9日，高教部长蒋南翔就被揪出来了，接着高考制度就被废除。我在清华的工字厅看见一张大字报说：‘蒋南翔的校党委是向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投降的党委。大右派黄万里的女儿没考上大学，给黄做工作的干部受到层层领导的批评：‘你的工作怎么做的？连黄万里有个女儿今年要考大学都不向上级汇报？’”
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图）
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改正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1961年，二陶升学受影响后，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我母亲也希望他写检查，他才开始有限地承认错误，争取早日摘帽。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头脑都很简单，觉得他既是右派，应该承认错误，早日摘帽。我们知道，他任何党派都不入，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祖父的组织，他都不参加，不会有政治上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要克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逐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也就不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一方面认为影响孩子升学，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那些观点都是对的，他
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一点令他特别苦闷。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而国家的形势有什么变化，他却很关心。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受不了就自杀，他决不会干。他比较喜欢干实际的事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整天愁眉苦脸。那时候让他去扫地，他能面对现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心理障碍。1968年到1969年，在工宣队进校前，他到水利馆扫地，要经过大礼堂，大礼堂两边两派打来打去，我们告诉他太危险，不要去了。他却跟我们说：‘唉，我现在一天不扫地，身上就不舒服。’他多次对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干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不工作了，就是农民在工作，就是农民在养活我们。他非得去不可，觉得这是他的任务，应该完成。
父亲的性格比较开朗，而且不计私仇，即使是整过他的人，他对他们个人也无介蒂。有一些人，帮助了他，他总记着人家的好处。为我弟弟二陶上学的事，刘冰帮了忙，父亲非常感激。他觉得不让上是人家执行上面的政策，让上是人家网开一面，只要人家为他做了事，他就不该忘记。‘文革’时有一个工人在路上碰见他，就逮住他大声地批判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是他也不忌恨这个人。他回来对我们说：‘只要他真的是那么想，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对的。’他就是这种人，不狭隘。所以，他在清华人缘比较好。
九十寿诞上的发言（图）
1988年，黄万里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
在黄万里生命的最后时刻，子女们在他九十寿诞的庆祝会上，向来宾表示了他们对父亲的敬爱之情。下录黄观鸿代表子女的发言：
首先，我代表我们的母亲和黄万里先生的全体子女，对清华大学和水利系领导、全体老师、教职工、父亲的全体同事和学生表示深切的感谢。父亲在清华已工作了近五十年。清华大学是科技与人文荟萃之地，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曾经为中国近代的学者包括父亲在内
提供了国内最好的工作条件和发表自己创见的讲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更能够在系里充分发表自己对治理黄河、长江及如何利用这些江河水利资源的学术观点和意见。我们更要感谢父亲生病十几年来学校和系里以及老师们、职工们对他身体康复所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谢谢大家。
今天，在庆祝父亲九十周岁的大会上，我们——黄万里先生的亲属和子女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怀念父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众所周知，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对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就是他说真话的最好例子。在四人帮统治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大家也看清了他们的面目和政治目的，只是采取不吃眼前亏的态度。但是父亲不同，平时在家里就常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他研究老子，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警告他在会上不能这样说，会引来大祸。但是他却回答：“这思想我已在会上交待过了。”当然后果是又遭一次特大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