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形的科技成果，不在于它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或政治运动服务，而在于它以无形的思想文化氛围培育并承载大学精神，生成整个民族的现代精神。当然，这不是轰轰烈烈的造势，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积累。
中国大学需要走出历史的辉煌，克服现实的缺憾，超越各自的学术传统，融合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人文传统与科技传统，形成新的对话与综合，重现昔日北京大学、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的辉煌，形成民族复兴的文化战略基地。
在不具备现代理性文化的非西方国家，政治体系与教育体系的结合不仅是现代公民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体制建设的保障。现代生活只有在古今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的新文化运动中，才有可能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全面展开来。
然而，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建设所代表的进步。无论务实的政治家、实业家还是自由知识分子，一谈政治与教育结合，就会想到前现代的政教合一，尤其是遗迹犹存的思想教育，会抱以轻蔑的嘲讽，甚至嗤之以鼻。
因此必须强调：现代文化建设，一不能回复到古代圣人那里去，二不能搞一场宗教教化运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建立一种普遍一致的信仰，三不能恢复极左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搞政治运动，人为地制造人与人的斗争。
把行政与教育由单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变成依法管理与文化协商的平行、双向、互动关系。教育者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角色，受到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尊重，可以提升全民的文化品位，文教部门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可以抑制腐败。
通常人们所谈的教育，主要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它是将成套知识体系灌输给未成年的孩子，使之成为社会需要的特定模式的专门人才。公民的文化素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仅有学校教育还不够，于是延伸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
广义的社会教育是以某种文化机构为中心，面向社会多方面，旨在以非程式化的文明教化，提升人们的生存体验，创造高层次的并能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民文化，向整个社会的推广、普及、辐射，把现代文明输入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
西方现代学校教育是从宗教教化中演变分化出来的，它承担各专门学科的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在人生观、人生准则、社会法理原则方面的基本教育，一方面受社会高度普及的理性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仍然受教会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中国老百姓是现实主义的，人们的思维、语言完全是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纯文化的影子，少有纯属精神信仰的高级宗教。但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有精神超越的倾向，中国百姓对文化、教育及知识分子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向往、尊重和敬仰。
稍有一点良知的土匪、罪犯、恶棍，也会把读书作为自己孩子上进的首要选择，对老师抱有纯朴的期待。
由于没有宗教教化，也缺乏成熟的现代知识精英，中国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亦即政治思想教育）肩负着西方教会的文明教化使命。党的政治组织就是社会精英群体，因而使整个国家生活表现出政教合一的特征。
当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舆论宣传退出人们的实际生活，文明教化的功能趋于瓦解。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只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陪衬，社会教化问题为政治、经济的转型产生的喧嚣所淹没。
今天，经济建设的实际操作已经市场化，党政工作的中心不再是具体的经济事务，文化教育的建设应当成为核心。社会教育也需要党和政府强大的支持，需要社会经济力量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监督，需要自上而下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形成社会宏观发展的战略格局，向社会辐射现代文化：上端是最高层次的文化中心即大学，下端是遍及全国的各级地方中小学校。
将地方各级学校办成向社会辐射文化的中心，使教师成为社会文化教育建设的主导力量，让他们更多参与地方政治协商、政治、法律及舆论监督，以制约官僚集团的利益膨胀。当然，这又不能让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学校教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政教结合的社会发展体系，与30年代乡村建设的背景不同，但有共通之处。尊重教育部门的社会权威，扩大其社会教育功能，使它更有文化约束力，形成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与自上而下的文教体系相结合的远景战略。
20年代末，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大学院，试图把文化教育事业独立于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之外，以学术化的大学院及各地大学区统一管理文教事务，取代官僚化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这一改革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夭折，但寓含深刻的意义。
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说，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知识分子待遇的人将来是历史的千古罪人。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加玮说：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支出。世界上唯一历久不衰的资源是人才，而通过教育培育人才也是达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唯一途径。【我在抽象意义上同意这一结论，但反对把教育看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
●大学作为现代公民文化的"教堂"，引导社会的潮流，提升时代的品位，重振民族的精神
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教堂"。从原始部落的神山、圣湖、祭坛到成熟文明的寺庙、神刹、观堂，都是人类对于超越力量的追求，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现实之上的精神世界的向往。因此，教堂作为人的精神家园，是一个人类群体灵魂的象征。
中国传统文化素以多元、开放、自由著称于世（不考虑特定政权），没有统一的高级宗教，但传统文化的每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教化之所，佛有寺，道有观，儒有庙，家有祠、国有坛。
现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大多处在边缘（法轮功企图走向中心）；各级政府主导的教育基地、展览、现场会，基本上是应景的。最引起关注的则是博览会、时尚购物中心、现代城市广场、巨型标志性建筑，以及人们争相前往的特区、境外旅行地。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倍受挑战的节日家庭团圆；在循规蹈矩之外，则有豪华酒楼、按摩、洗浴美容中心及发廊、红灯区。
这些特殊追求，在不同方面替代着教堂的功能，迎合人们对现代消费生活的向往与膜拜，对于西方文明的好奇与崇尚，还有对于肉欲放纵的渴望与炫耀。由于现代精神文化的瓦解与崩溃，由外部物质刺激所激发的拜物教主导着时代潮流。
中国大学不能满足于知识教育的工具性使命，还要全面承担西方大学发展文化与科学的使命，甚至还要部分地承载西方教会提升全民精神空间的使命。在现代背景下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的统一宗教。大学不是统一的宗教文化载体，也不是专制的意识形态实体，而是独立而自由的研究、探索、批评、对话、反省、创造的大熔炉。因此，无需担心大学成为专制文化力量。
一个稳定、深刻、统一、强大的民族要有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力量，从各个层面支撑全民的文化空间。
--家庭文化
与西方社会普遍的宗教文化本位相比，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家庭、家族文化自成一体，相对封闭：一是以血缘为纽带，关系狭隘；二是自给自足，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三是以家长为核心，依赖多于自主，服从多于独立；四是以亲情为原则，缺少理性与信仰；五是以家族兴衰为坐标，缺乏历史发展的视野。因此，走出家庭构成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
这些缺点本身也是一种特点，如果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可能变成优点，新儒家学说也旨在说明如此。
直到今天，传统家庭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在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中心的背景下成长的一代，由于受到过多的呵护，对外界形成依赖、挑剔、不负责任，心理封闭，自我中心主义；由于过多的被动消费，物欲泛滥，缺乏学习、探索、创造的冲动；性格早熟，缺乏远见，急功近利，过于计较现成的利益；虚荣心太多，造成不正常的竞争心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
家庭教育是对人是初始的，拥有优先权，但大学教育在家长及社会公众心目中拥有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教化作用，成为社会文化建设的指针、向导、灯塔，全面影响家庭教育，促进学生素养的良性成长。
因此，家庭教育的这些缺陷需要通过大学教育来校正，并借此影响社会，通过长期奋斗根本改变传统文化局限。
--社区和单位文化
社区、企事业单位与每个人的生活发展关系密切，构成人们共同生活、工作及交往的文化环境。
传统人际交往以自然习俗、伦理道德维系，重亲情、乡情、友情，利益分配上以人情关系网来平衡，或以家长权威来裁夺，无需理性及法制。当社会生活复杂化，公共制度无法运转，黑社会却趁机滋长，内耗、腐败会日趋严重，造成一盘散沙。
毛泽东时代曾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政治理想为中心，倡导同志式人际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萎缩，这种关系逐步断裂。在市场化之后，私人所有与自由空间扩大，却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没有现代公民的公共道德、民主意识、个性原则、自律原则、法理原则、集体荣誉感、团体协作精神及高雅趣味。
所谓"企业文化"大多是给外人看的装饰与泡沫，员工的素养及人际交往的氛围，并没有落实在真正的现代文化层面。
城市新型居民小区建设只考虑到市场价格、财产关系、消费需要，很少考虑人际交往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只是原子式的个体。物质消费上是灯红酒绿的海洋，但人际交往与文化生活上几乎是真空，是荒原。尤其对老人和小孩，甚至是囚笼。
社区和单位文化环境的建设需要一个文化中心，一方面它是全社会公认的高品位文化的象征，一方面它摆脱传统束缚的教育中心，把丰富的现代文化辐射到城市的社区、基层单位去。这个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也只能是现代大学。
--市民文化
中国现代标志性建筑，包括近年来一哄而起的城市广场，只在模仿着西方现代生活，渲染着现代技术手段，展示着经济上的气派与豪华，刻意在最大、最多（范围有中国、东亚、亚洲、世界以及"吉尼斯"）等空洞的数量指标上追求虚荣。
一到周末，高校里各式车辆来来往往，甚是热闹，可他们大都是怀着功利目的，来捞文凭的，文化内涵平庸、空白。
西方人周末大都要去当地教堂作礼拜，许多不再有虔诚信仰的人也不会错过，连根本没有信仰的其他移民也入乡随俗。
在中国，如果能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取代那些刻板单调的课程教学，大学就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文化中心。
每座城市可以把大学建设成为高级文化交往与集会的场合。还可以由有资格的大学来主持、建设和经营一些自然文化景观，作为公共文化娱乐设施。那样的文化建设会少一些俗不可耐的商业气，多一些文化内涵。
大学不仅拥有高级的专业文化队伍，而且拥有最好的博物馆、图书馆、报告厅、音乐厅、歌舞剧院。在一座城市的大学里，建立内涵丰富的文化广场。把大学校园当为文化公园，市民文化便会有一个扎实的支撑。
--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境内有众多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演变、生存方式、生活习俗和观念体系。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珍贵财富。每个现代民族都已被卷进现代生活，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使少数民族面临更为迫切的文化边缘化压力，悠久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传统的瓦解，对整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对他们自己都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
一则电视片，讲贵州一山寨的水族老人制作芦笙，儿子不愿干这不赚钱的活，去沿海打工去了，只有几岁的孙子学着做。那精美的竹工制品，本身就是件艺术品，为什么没有人去推广呢？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操作问题，其背后由现代生活的浮躁支配着，它让人们宁愿花上百元去买游戏机、跳舞毯、芭比娃娃、浣浣熊，而不愿买这么个老土来玩赏。
新中国从民族团结和国家整体发展出发，建立了不少民族大学、学院以及其他民族文化机构，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也形成了文化融合与再创作，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但它们的出发点更多是用现代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整理、再创造的成分相对较少。对各民族的文化自主性、独立性的尊重不够。
建设少数民族的高级文化教育机构，各单一民族的独立系或学院，用大片空间和资源展示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通过研究与交流展开全面的交流和对话，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各自民族的传统。这种创造性工作更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抑制民族分裂。偏狭的民族文化空间，单一的发展模式反而是民族团结的隐患。
--地域文化
中国版图上的不同区域，曾经生活过不同的人群，发生过精彩纷呈的历史事件，积淀了独特但比较松散的地域文化。黄河流域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长江流域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还有闽、粤文化，客家文化等等。
近代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无不打上地域的印记，革命家、将军、知识分子、艺术家、实业家、能工巧匠往往有规律地分布在特定区域，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当地的文化特色。由于国家统一与团结的迫切需要，地域文化很少进入正式的文化建设视野。
地域文化特点也是国情的重要方面，它所蕴涵的文化资源更是宝贵。一些以地域为主题的文化产业，抓住商机，卖些土特产品，表演些歌舞节目，让人猎奇。但这种商业行为其实瓦解了传统的文化内涵，徒有形式上的操作，是远远不够的。
大学与地域文化资源结合，有助于形成大学的特色、个性；同时也使地域文化走出狭窄和肤浅，激发、升华出新的创造力。
●大学作为文教科技发展的交汇点，是民族创造力的源泉，是社会动力体系中的核心发动机
知识分子创造和拥有的高级专门文化，在中国主要由政府支撑，受意识形态支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相对减少，一部分得到社会扶持，大部分面临市场化的压力。专业文化的市场化，可以甩掉部分过时的文化包袱，但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建设多被搁置起来。专业文化在中国普遍缺乏民间基础，不可能从市场获得充分支持，在这点上，甚至比不上传统宗教。
大学本是专业文化和专业教育结合，集研究、创作、发明、发现、交流、对话于一体的高级文化教育中心。
研究院所、博物馆、图书馆、文物考古及保护部门、文化艺术团体等部门本可收编在大学里，国家扶持大学就能获得高水平的专业文化。只是受苏联模式影响，大学与专业文化部门分别建制，成了单纯的教育部门而不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中心。
文化贵在综合与交流，文化大师、专业工作者、青年学生及应用部门荟萃于一体，资源互享，优势互济，个性互补，选择自由，克服了分门别类的各种专门文化机构并存所造成的重复建设、封闭发展、单一内容及被动依赖状况。
--文、教、科、技及产业的综合发展
社会发展应是综合的、全面的、协调的、长远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依托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依托于新技术的形成，新技术形成依托于尖端科学的进步，科学进步依托于文化的发达，文化发达依托于教育的兴旺和高级人才群体的崛起。
一些城市的大学区形成的科技街，并没有得到像经济特区那样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发展速度已相当可观。如果以国家宏观发展计划扶持高科技产业，建立教、学、研、产、市一条龙配套体系，而不只是以零星挥发出来的人才来发展产业，大学特区无疑会更有实力形成新的经济成长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如果能着眼于更深远的文化战略，可能沿着这条路径成长。
--国情调研与发展战略的智囊作用
国情调研和发展分析是现代科学决策和管理的依据。行政和经济部门不仅需要自己调查、研究、规划，还要委托独立的专门机构。大学拥有国情调查和战略研究的深度优势和综合优势，更充分体现科学独立性，更广泛拓展视野，获得更高的智慧。
中国的调研机构常常是官僚化的附属物，决策者、管理者先入为主的意志左右项目的设立和完成，功利主义目的覆盖了学理的精确性、客观性原则。由于没有冷静的调研和理性的规划，科学在决策者、管理者以至研究者那里都是自欺欺人的外衣，只是给现成结论作包装性论证的工具，中国社会发展为教条主义、主观臆断、浮夸作风、急功近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代表理性与良知的文化批评
现代运动不是由盲目力量驱使的，它需要超越社会生活本身而进行观察、分析、批评、引导、监督。目光短视而没有自信的权势人物会恼火有人给他挑毛病，而有头脑、有远见的人懂得，一支理性的纠正力量是社会正常发展的保障。
独立知识分子是社会理性和良知的代表，独立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之外，以独立的眼光剖析现象，针砭时弊，扶正匡恶。他们需要国家支持和保障的文化阵地，大学就是最重要的阵地。
--公共传媒的文化批评和校正
公共传媒本身是现代社会批评力量。近年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有所加强。但是，现代传媒是职业化机构，一方面为商业利益所左右，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立场所支配，深层次的、独立的文化力量相对淡薄。全球化潮流的外部裹挟，它本身的社会焦点地位，使它容易变得浮躁势利、盲目趋潮、自我中心、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大学作为社会良知与灵魂之所，具有超越于功利的理性态度，深刻的理论思维，全面的文化视野。因此，传媒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借助大学的文化资源，而且应当接受大学的文化批评与监督，不断校正自己的取向。
--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创新
西方现代化是内在发生、自我展开、由精神而物质的过程，非西方的现代进程则是由外在的、物质的、现实的生存压力逼迫的。在急骤的军事、政治、外交、市场竞争中，仓促将自己裹上西方先进物质文明的外壳，内心的深层却陷入危机，千百年积淀的文化生机被窒息，趋于解体，成了没有灵魂的经济动物、消费机器、行尸走肉。
要恢复自己的文化活力，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宿，需要从各方面寻找文化资源。现代文化不能从传统中去寻找微言大义，但也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取养料。要充分估计传统对于变革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变革将对民族传统产生的正反作用。
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挖掘、整理、摒弃、继承、创新，现代大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学术环境。
--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繁荣
文化是人作为主体，对周围对象的自觉认知和实践把握。传统社会里，文化的主要形式是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宗教、神话。现代文化出现人文与科技的区分，人的主体地位和客体实在两个方面形成对立。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有支配一切的趋势，形成一种异化力量。对任何文明来说，人自己才是目的，人文精神是灵魂，客观对象是中介和工具，科技手段是外在的。
人文文化主要表现为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人文精神是人的信仰、理想、良知、理性、尊严、气节、信心、个性、情操、仁爱，它的缺席会造成灵魂的空白。中国现代文化的觉醒基于大学或准大学运动，都是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
过去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覆盖在这些领域，只是简单化的阶级斗争思维造成了这些学科至今难以恢复的萎缩。
超出现实具体需要的文化，只有在大学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并且给尚未被现实生活的压力完全支配的青年学生以精神的启迪和熏陶，这样才能使未来社会精英们的精神境界提升到较高的层次。大学是人文文化的中心。
--文化大师及思想体系的成长
文化大师与科学泰斗是具有永久思想和人格魅力的人，像马克思、托尔斯泰、贝多芬、爱因斯坦，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人算不上伟大民族。中国是世界上智慧卓著的民族，但当今中国文化、科学上却没有一流的成就，一流的大师脱颖而出。
缺乏的因素，一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与社会地位，二是工作条件和公平竞争的体制，三是学术环境、文化氛围。
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划分是功利型、爱好型、宗教型三类。为名利而从事科学事业的人占大多数，他们的成就一般不大；出于自己的爱好、才华实现的人占少数，他们超出世俗的急功近利，往往有较大的成就；最能开拓新的领域，获得全新发现的科学家是极个别对科学事业怀有虔诚信念和献身精神的人。这一分析对科学之外的领域也有意义，由此可见克服人才外流造成的国家资源流失，不仅要提高知识分子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额，更重要的是建立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工作环境和学术思想氛围。
文化事业受到官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干预。前者是旧体制的遗迹，意识形态虽然淡化了，文化事业的支配权仍在官僚手里。后者是市场经济的畸形作用，它企图凌驾于社会之上，功利主义成为绝对原则，文化沦为商业消费业的包装。这种状况只有现代大学才能克服。只有独立于具体政治、经济需要，以学术、学理为根本的大学，才能给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以牢靠的支撑，才能为世界级大师的成长创造最佳工作环境和学术文化氛围，也才能给包括经济在内的现代社会注入强大动力。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具体的工程项目及其直接经济效益上，想以几万、几十万元奖金催生出几个科技人才。放眼历史、现实与未来，我们真正缺乏的是无法用功利价值衡量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那才是一个民族兴盛的标志。
--网络时代的人际沟通与文化交流
大学里最具生命活力的青年人和最具思想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相聚，人与人之间直接对话的氛围是任何发达的信息技术手段不可代替的，正如函授教育无法与课堂教育相比拟一样。因此，大学是社会文化交流、对话的中心，尤其是人文文化中心。
全球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且支配着世界的信息传播。然而，信息社会的核心不是获得信息的工具、设备，而是创作、发布、接收信息的人。建立拥有权威性的信息库和信息产权的关键在于作为文化科技中心的大学。
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存在需要分别对待的两个方面：一是大家普遍看到的信息技术，二是知识、思想、艺术，也就是信息的内容，这是一个文化与心灵上的问题。没有文化的内涵，技术就没有灵魂。显然，后一方面更加根本。
●大学作为自上而下的文明辐射源，是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民形象，促进国家统一的灯塔
在文化失落的中国，经理、官员、教授、工程师们看土产的东西总也不顺眼，一看洋玩艺就眼热。一听什么东西在国外是热点，就以为是高科技，附加值产业，赶紧依样画葫芦，恨不得一夜之间搞到手，抢在别人之前发把横财，至少也能抢一杯羹。
华人世界总是盲目攀人家的高枝，不惜充当世界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也不敢想象像犹太人那样翻云覆雨。
高科技是相对的、特殊的，并无永远的、单一的标准。它之所以赚钱，不过是因为有人有，而别人想有而没有。
不仅高科技，一切流行的东西，如法国时装和香水、意大利食品和皮革、德国汽车和啤酒、日本电器和卡通，都是如此。当你认同别人的东西是高档名牌，并且认定他的方向就是唯一的走向时，你就进入了它的圈套，被牵着鼻子乖乖走下去。
美国人之所以有定义高科技、高档消费的魔力，不只是它有财大气粗的实力支撑，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被人认同。100年前，美国再好的东西，欧洲人也不以为然。只有当它在文化上站立起来，那些原本带着汗臭的牛仔帽，破烂不堪的牛仔裤，才成为风靡全球的时尚，才作为礼物堂而皇之地送给外国元首。美国人很懂这种商业战略，不放过一切机会推销自己的国家品牌。
在华人群体多年努力之下，克林顿政府才批准中医在美国开诊所。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华人也取得这项权力。董建华曾表示要把香港建成世界中医药推广基地，这个想法有合理的一面，尽管在这方面香港相对于大陆不一定有优势。
中国传统生活及其产品不经过中介方式无法进入西方市场。两种文化间不能直接对话，在西方人眼中，中药就是巫术，不讲卫生，而且破坏生态。中医理论难以学术化，无法被讲究精确、实证的西方人认同。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智慧难以为西方理性所认同。在欧美大学哲学系里，华人哲学家职称很难超过副教授，著名华人哲学家只能归到东方文化系里。
要根本中国人改变在全球化格局里的被推动、被同化、被排斥、被改造的地位，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文化中心。
--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根基
现代大学或准大学的文化运动唤醒了现代民族意识，现代政党领导社会革命所依据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由此奠定的。
在长期的封闭、偏执和教条主义之后，通过思想解放与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渐渐在多数人心中淡化，失去文化生命的组织必然退化为利益集团，社会肌体则会日趋腐败。意识形态只剩下没有文化内涵的舆论鼓噪，不再有人拿它当真。
意识形态要走出日益枯萎的困境，恢复其文化生机，必须通过与大学的联姻而回归于文化根基上。必须形成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对话，融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强调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不只有爱国主义立场，还应具有广泛的人文主义视野，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如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平等、尊严、自由与解放。
--国家统一的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心
在社会变革的动荡中，中国先后分化出不同的政治群体，并有大批移民在海外。由于长期政治分裂造成的隔阂，台湾人心目中的共党共军都是青面獠牙，而国民党专制统治造成的省籍矛盾以及本身的重新腐败，导致岛内主流意识正滑向台独。
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内在因素，而不仅是外在的财富堆积和实力竞争，以及体育奖牌、外交行动、武力威慑。文化凝聚力是民族灵魂之所系，历史、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的认同比任何有形的因素更具持久的亲和作用。民族内部的交流协作有政治、经济内容，最广泛而深入人心的是文化对话。
大陆是华人世界的文化中心，海峡两岸的文化差异并不构成疏离，反而会促进创新。但如果没有著名的大学，缺乏公认的学术文化大师，世界级科学家以及著名学派、体系，没有自由繁荣的高层次学术文化氛围，华人精英们的文化向心力、精神凝聚力就会大打折扣。最怕一些浅薄得让人发笑、顽固得让人憎恶的教条化脑筋经常跳出来，让人丧失对大陆文化的信心。
--市场商品文化的创造力源泉
文化作为人们生存方式的内在要素，本质上不能成为商品。所谓文化商品是将具有某种文化内容的形式、载体和工具推向市场。文化商品有两种功用：一是文化消费，将文化的生命内涵抽掉，使之形式化，给世俗生活以装饰和点缀，这好比切断生命的花卉；二是文化生产，人们借助于形式化的文化产品，获得文化启迪、感悟和提升，这好比蕴涵生命的种子。
文化市场的消费文化为利益所驱动，不是提升人们生活的文化品位，而是尽量降低文化层次以迎合世俗的生活趣味、习惯心理、怀旧心理、猎奇心理、盲从心理，刺激人本能的肉欲，扩大消费量，所以文化市场既有文化的因素，更有反文化的倾向。
今天文化市场的不健康倾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追逐境外消费时尚，甚至引进文化垃圾，却将西方文明的内在精神摒之于外，二是传统文化和市井生活中消极、落后、低级趣味的居多，只有软弱无力的旧道德立场，缺乏现代理性的批判。
文化市场的生命力要立足于现实需要，也要引进西方文化产品，但更重要的是依托大学的提升，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创造性综合。现代文化需要象牙塔的引导，穷乡僻壤出不了现代文明。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对的，但前提是要有一群在新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热血知识青年。这个前提却是最大的问题，只有国家支持的非功利目的的大学才能办到。
民族传统的产品资源需要现代大学的文化改造，建筑、服饰、音乐、绘画、中医、藏医、民俗、饮食、气功，应当用国家力量，通过现代大学的作用，用现代科学进行包装、对话、综合、创新，首先向华人世界普及，然后走向世界。
--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西方理性原则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力量席卷全球。非西方民族只能顺势由封闭而开放、由保守而改革。然而，任何真正进化的根据是内因而不是外因，依靠内力驱动，外力推动只是条件，这就是所谓自力更生。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有这样几种选择：一是殖民化，这是早期许多非西方国家被迫走的路，中国也有主张三百年殖民化的偏激之辞。二是全盘西化，承认自己从里到外完全不行，彻头彻尾地学习和照搬西方。三是自己文化的内核加西方的物化外壳，即中体西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设备、生产方式和管理技术。四是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外壳，由物质到体制再到文化，由沿海到内地，由下而上，层层推动。五是进行文化的对话，以培养一批文化、科技精英为起点，提高和升华全民的文化素养，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变革。六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积累和建设。
各条道路都有特定的依据。从整体和长远的发展来看，第四和第五条道路的结合是积极、有效的选择：建设高层次的交流窗口，既能动员、集中和组织内在力量，向外竞争于世界，又能引进、改造并消化外来因素，形成综合创造力，向内带动全国。
沿海经济特区是成功的，但它没有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特区的文化发展没有活力，特区的大学水平不是更高，而是更低。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内外经济悬殊的缩小，经济特区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日渐缩小。它的窗口优势集中在物质产品的低水平交流上，容易造成走私和无序竞争的猖獗，反而制约了更高的发展。
以大学为中心的文教科技特区，是一个中外高层次交流的无形窗口，代表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它没有沿海、沿边、沿江的地区限制，中西部地区只要文化发达，交流方便就可以。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里比沿海经济特区最重要的现代生长点。
--海外人才回流的基地
人才单方面外流，在开放前期不足为怪，多出去一些人，他们得到充分发展，对于未来的建设是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源。
但如果外流一直占绝对优势，清华、北大出来的学生"成建制"地出国不归，这种精英的流失，就得引起深思。人才外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经济落后，不是国外生活方式、消费水平对人的诱惑，而是国内文化环境、工作效率、工作体制方面无法相比。
高级人才相对过剩，表明国家向低层次建设一端倾斜，没有高层次文教科技事业的充分发展。只是向人家转让人才资源，尖端成果永远在人家手里。在知识产权上占点小便宜，还在人家反盗版的责难下沾沾自喜，这种小聪明实在对不起子孙后代！
大学是国家文化科技中心，集中国家资源，拥有政策优先地位，特别是能够建立思想文化创造所必须的独立、自由、理性的文化氛围，形成超前于国家现实发展的高水平文化科技发展机制。现代大学提供知识精英们以发挥才智的空间，使出国深造不再成为一种诱惑下的逃亡。人们正常地出去，但大多数人还会回到自己祖国服务。
●若有一所真正的大学，背靠中国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智慧的人民，她当属世界一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在清华大学作《21世纪如何创新重组研究型大学》演讲，指出：知识经济时代，研究型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领导地位。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是在某一个领域真正有世界一流的成果。
一所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形成自己冒尖的学科。这一卓越见解体现了美国人、中国人共有的务实与敏锐，很有启发。
但是，田长霖先生毕竟只是一位洞悉科技前沿发展趋势的科学家，没有表现出哲学家、人文思想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把握，因此接下来，他只是提供了美国人眼光里先进的科技创新思路。我们是需要这个，但还不够，还要有更远大的胸怀。
我们重温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着迷的一个梦："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狂热而天真的红卫兵们以行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香港、缅甸等周边地区，甚至还幻想着在红场上阅兵，多瑙河边饮马，巴黎街头放歌，国会山上扬旗。
几年前，一位美国汉学家反驳我关于中国文化里没有主动进攻外部的倾向时，就举了这个例子，我一时无法反驳。
其实很简单，这些在今天的中国人听来都要扑哧一笑的例子，只是反映一个在一百多年里丧尽尊严的民族刚刚站起来时的豪迈感。他们充当人类救世主的幻想，来自西方对待东方的方式，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在这可笑的臆想背后，却有一种悲壮而真实的理想主义，这就是人类从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倾轧中，在工业文明的物质锁链中，从殖民文化的威胁中挣脱出来，实现各民族的经济独立、政治解放、人格尊严与精神自主。
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内部健康、平衡与稳定。我们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是对的，一旦社会发生动乱，所有问题就会朝着崩溃的方向转化。只是稳定不是孤立的、静态的、消极的问题，它与社会本身的结构合理化，与经济生活的平衡发展，尤其与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相联系。如果失去后者的支撑，孤立的稳定恰恰是脆弱的，可能导致更加恶性的动乱。
中国还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西部少数民族问题，这些问题裹在外部势力介入的威胁之下--美国的超级强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印边界争议及其它极端民族主义的潜在挑战--这都是缠绕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忧患。
从经济、军事上寻求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唯有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才能化对立为协作，化干戈为玉帛。
--台湾问题其实只是中国人内部两个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面子上问题。双方的隔阂如果不能通过对话来消除，走向诉诸武力的危机，事情只会越来越复杂，给外部势力的介入留下可趁之机，造成整个民族的分裂。在中华文化复兴及人类文明再造的目标上，两岸没有任何冲突，有的是不同文化资源的互补，有的是源源不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汉藏民族之间本来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两种文化互补与和谐，它们对于人类文化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格局中，中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动荡以及国际势力的介入，才造成了分裂势力的存在。在实现中国现代文化的全面改造中，在形成中国文化对全人类的影响上，藏民族特殊的佛教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价值。
--新疆是联络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桥梁，一千多年来，欧亚大陆上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水火难容。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多数冲突都发生在他们之间。中国现代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这种冲突的派生物。而在历史上，古老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通常都能和谐相处，这能够给我们，也能给全人类以可贵的文化启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高屋建瓴的眼光来构思中华民族的崛起，其焦点自然落在一批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中心的成长上。大学就是一个民族文明教化的中心，更是一个对全球最有影响力、说服力的文化平台。
大学特区集文化、教育、科技及产业为一体，面对现代文明的现实，在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展开反省、探索、创造，为新的生存方式奠定全面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中国20世纪的大学文化运动的作用周期已经结束了，经济特区的带动力也已成强弩之末，现有成长的惯性推移也是有限的。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极富远见，但社会的全面发现不只是需要科学技术，还少不了广泛的人文文化。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西方一流大学在整个国家的地位，着手以政府力量投入近10所名牌大学，这个投入的力度是空前的。国家对大学进行力度空前的大改组，旨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攀登世界文化高峰。
但是，有的学校开始财大气粗起来，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花这个钱了，传闻里到处都是如何提高待遇，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令人激动的诱惑。可见在目前状态下，就已经轻易地达到高度饱和。如果没有正事可干，再多的投入只会酿成腐败。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极其惊人的。不过因为腐败与落后的症结，恰恰在体制里受过教育的所谓"高层次、高素质"人群里，那些高位而畸形的学者、官员、富人常常陷入一种愚昧与麻木里。而在荒郊野外，在与大学无缘的人群里，有大批远比职业知识分子高明的人。因此，真正的现代大学的建立，必须打破当下由自以为是的学阀、政客支配的大学体系。
总结新文化以后中国大学的成长，尤其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结论是十分乐观的。那可是在空白上建设现代大学，西南联大是在战争的空隙里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而艰难发展的。可是，人们今天肯定那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了。
谁拥有大学文化中心，谁就拥有未来的社会精英，谁就能开拓未来。大学要像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当年北大、清华一样，首先不是从具体现实的需要出发，而是从民族振兴的百年大计出发，从学理出发，从人类文明的延承与发展出发，不只是培养工具型人才，而要培养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大学还要成为领导社会潮流的文化中心。
●以大学塑造新的文化，中国将带来人类福音；以西方模式赶超西方，中国将成为世界乱源
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工业与科技开拓的外部空间无限辽阔，生物工程技术直接改变着人类生命的基础，而人们的内在精神却日趋狭窄，种族与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全球环境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千年之交，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在接受英国国家通讯社访问时发出警告：由于温室效应对地球产生的影响，人类可能在下一个千年内面临绝种的危险。为此人类必须开始研究移居其它星球的方法，否则将逃不过灭绝的命运。
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但我们有理由对这一思维方式及其选择保持警觉。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的浪费和污染让地球不堪重负，就在整个环境遭受从未有过的破坏时，欧美各国人们依旧用廉价石油保持着房子里气温四季如春。油价一涨，人们就嗷嗷叫起来。尽管西方也有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但单靠他们自己无法走出困境，需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异质文明中找到反抗、对话和综合的依据，全球化市场需要一种外部力量来反制它。
--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演变的，美国人有后者对未来的开拓精神，但这种开拓把个人本位、肉欲放纵、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发挥到淋漓尽致，却缺乏它对文化的留连、忧患、反省、顾盼与终极关怀，缺乏它对于人类命运的整体关切。
--以色列与中国一样，是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一个现代民族，犹太人在西方现代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解决未来人类问题，也离不开这个伟大民族的参与。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局限，一是他们陷入西方现代文明越深，解决问题也越难，今日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们操控的。二是他们一直处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中，生命创造力在挑战中比现代中国更为突出。但整个民族主要精力在应付生存竞争，中东和平进程举步惟艰，以色列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没有时间和精力面对全人类的问题。
--今日印度保留着许多珍贵的遗产，与古代印度文明有联系，这些遗产无疑能够提供可贵的文化资源。但现代印度部族关系过于复杂，种姓制度过于僵化，而生存的困境加剧了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不得不消费绝大部分资源来维持其生存，然后还要努力在政治上军事上展开竞争，以获得国家的尊严。人们要从容地开拓人类新的文明是不大可能的。
--日本人的岛民心态既驱动了进取精神与扩张欲望，也形成了孤独、自卑及暴虐的心理。这使他们无法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新文明的创造者。别人越失去文化上的自信与强大，越企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成长的动力，他们便越会呈现出恃强凌弱的面目。日本人内心的脆弱更需要文化上的感化与提升，其渴望甚至超越本能的求生，他们会忍饥挨饿去打一场战争，为一次毫无希望的战斗而送死，甚至干脆以自戕来表达一种忠诚。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紧绷的心理张力在放松，但并没有转化为人类的普遍关怀。他们至今维持着古典精神价值作为其内心的慰藉，拒不反省历史，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典型的偏狭表现。也许有人要以经济决定论嘲笑这"心理决定论"，但值得强调的是，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任何人类活动，无不是一种心理上自我实现的途径。
--朝鲜与韩国：高丽民族经历过惨重的历史创伤，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愫也因此极为敏感。其实，他们在文化的本根上与中国殊为接近，在建立共同的人类文化上，他们与我们的一致性完全可能覆盖具体利益的矛盾。
几十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提出，西方文明的没落己成定局，21世纪人类需要从东方文明里寻找自救的智慧。尤其是曾经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可能给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以新的启迪。中日韩将成为东亚的轴心，把全世界统一为一个地球村。
中国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中心，不能出于盲目的虚荣、权欲，建立狂妄自大、沙文主义的文化霸权，应让多元文化并存、对话、交流、综合、创新。我们需要有自己祖先雍容大度，宽厚自信，也需要深刻反省自己民族的腐朽、没落、丑陋，需要对欧美及其它文明的全面把握，需要对人类命运的深远关怀，才有可能发掘自己的深层文化资源，给人类带来希望与福音。
今日，主流学者、买办文人、技术官僚及市场暴发户，葡伏在西方现代潮流之下。人类普遍责任和共同理想，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吃饱了撑的。他们的"现代化"只是在经济、技术、工具层面上模仿西方。他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只是以西方一流大学的标准塑造中国大学，而实际选择，常常是折中主义、消极妥协。
所谓"中国特色"本是不错的，但在没有自信的弱势心态下，常常被人用滥（所以千万别把我的思路与它搅在一起）。
如果我们没有自身文化的全面自新，只是循着西方既定的轨迹亦步亦趋，那么我们即便强大了也只是亨廷顿预言的东方帝国（这是渴望自尊的中国狭隘民族主义者希望的），而且更有可能在某一天失衡之后全面崩溃，令西方人也恐惧。
两种可能都有，而历史和现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以今日腐败之深，只在政治或经济上进行努力，不可能达到根除。社会危机可能再次令我们失去最起码的理智，再度陷入"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里。
中国曾融合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资源，入世的儒、法价值与出世的道、佛境界总是相互融合的，这才维系了文明的生命。尽管现实的腐朽与历史的悠久相联系，但面对人类命运的转折，在多元文化的共存、对话与融合中，也能够激发新的活力。
我们应以五千年文明的自信和勇气，以自己民族经历数千年风雨所积淀的全部智慧和宽厚，以我们作为人口最多民族对于人类命运所负有的责任和使命感，以我们对现实腐败和精神堕落的深刻反省，来定位自己的现代使命。
中国的现代重建，以及作为其轴心的大学建设，必须把根本思路放在人类文明的全面对话、反思、综合、创生之上，以求在全球一体化、技术化、信息化、消费化、军事对峙及市场竞争之上赢得主动，形成新的价值和新的文明--不是弱势的跟随，而是强势的创造。任何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一个人类文化中心，因此它不是模仿别人而来的。
第二十一章 大学主导的文化特区
2004年06月18日23:44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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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创造10倍的效益，10倍的后劲
对外开放的沿海经济特区是引进西方产品，照搬生产方式。近些年来兴起的科技创新基地旨在依靠自己的技术开发和创造，直接提升生产力，这已经比经济特区依靠外部成果前进了一步。但是，孤立的科学运用和技术创新也没有后劲。
集文化、教育（含科技）于一体的大学特区，才是民族内部的原创中心。它对社会持续发展的推动是静悄悄的。
人的成长是在自我追求中实现的，关键是要在开放的背景下形成自由思想、相互交流和独立创新的氛围。
大学的特点就在知识群体与年轻大学生之间全面的激发和对话，活性的文化氛围是创造的灵感和动力，创新的科学是高技术的源泉，高技术是新兴产业、龙头产品的关键。唯有领先产业的形成，才能真正提高生产力、人民生活、综合国力。
前北大校长陈佳洱也说：大学被誉为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和知识创新的发动机，两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大学将在新世纪社会中发挥空前重要的作用，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之一。
大学特区，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综合发展体系，集教学、研究、创作、发明、运用、推广、市场、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带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设大学文教科技特区需要具备的条件与经济特区相似，但不尽相同。
第一，需要资源的投入。文教的基础性投入虽然较小，但不像产业投资主要通过金融渠道，因此文化特区列入国家战略。
第二，需要政策的扶持。科技政策上的扶持，更重要的是宏观的战略发展计划，要由兼具远见和管理才能的人开拓局面。
第三，需要深远的眼光。大学文化的良性成长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而不是稳定的威胁，确保学术思想自由是政府的职责。
第四，需要斩断世俗生活的支配。特别要割断宗法关系网、官僚主义、势利主义、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论资排辈等旧文化观念及其价值标准。经济特区在市场原则的作用下，成功地克服了传统生活的许多消极面，但也放大了一些消极面。
大学文化特区需要健全的市场原则，如公平竞争、机会均等、讲究效率，但还要在此之上形成文化发展高于经济利益，创造性研究高于实用性开发，理想主义高于现实主义，远景战略高于眼前需要，以高品位的文化氛围构成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管理学院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指导思想，达到特定的事业与职业要求的特殊大学。过去，党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政治权力化相联系，造成它与深厚的大学文化的脱离。行政学院和干部管理学校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少一些，比较强调功利主义管理与专业性的操作，但缺乏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氛围。
因此，应从国家的长远、全面、深刻的发展出发，在保持它们特色的同时向正规大学靠拢、整合。正规大学也可分化出一部分力量来办这些特殊教育。把一批重点大学建设成文化阵地和精英战略基地，以实现西方教会和大学的双重文化使命。
办教育虽不像其它建设工程那样，有可见的效益，却牵系着以后整个民族的兴衰。教育舍不得花钱，这与社会的基本良知背道而驰。不是行政策略、技术操作失误，从根本上是小农意识的惯性思维，是狭隘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作祟。
人们将现代文明庸俗地理解为物质、设施、形式、摆设、气派，而不是人本身的进步。一方面，许多钱花在铺摊子讲排场等低级目标上，盲目引进成套设备、生产线，搞重复建设，搞政绩工程，好像是冠冕堂皇的经济建设，其实都是浪费。另一方面，文教投入比例世界最低，教师工资被拖欠。这种现实与社会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资源断送于此。
中国高校经费不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绝对数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相对比例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实，建设一流大学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对于一个大国的财政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十所大学所需总经费也只相当于一项大型工程投资。问题是人们能否看到事情的真正意义，把资金投入到大多数人既看不到面子上的好处，也收不到经济效益的象牙塔工程上。
有个实际困难，经济建设的项目可以通过市场方式的操作筹到钱，而大学教育除了国家有限的投资，很难另外搞到钱。这是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事实，提醒我们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并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经济就是经济，也只是经济，没有政府的宏观控制，没有税收和财政的有力把握，市场就会成为惯坏的孩子，而惯坏的孩子是不可能成大器的。千万不能犯与当年计划经济相反的错误，把市场看作至高无上的原则，政治、文化及整个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转，两个极端的思维都是简单的。
大学是非功利的，但不是孤悬在社会之上的象牙塔，教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大学需要超越社会一般层面的力量支撑。这种力量若不能来自市场，便只能来自国家。国家有长期的考虑，给大学提供自由宽松、独立于流行时尚的环境。
文教特区－经济特区的区别
核心区域：中心城市－沿海地区
发展动力：精神冲动－利益驱动
发展契机：自我意志－外部机遇
基本原则：民族自主－国际接轨
基本方式：探索创造－模仿照搬
启动模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发展焦点：文化建构－物质消费
北京电视台关于1999年中国科技系列大事的一则报道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
中关村拥有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近70所，以中科院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200多家，两院院士占全国的36％。这里已经获得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上的政策支持，正在成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第三个新经济成长区域，成为中国未来的淘金地。
有人把中关村科技园区视为中国科技产业的"黄埔军校"。这形式上与本书提出的文教特区很接近，但有本质区别：
其一，它依靠大学被动地提供的人才，然而中国大学教育根本不具备创新文化氛围，需要全面的自我改造。
其二，它只是以经济成长而不是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依赖国家宏观政策，以利益杠杆诱人，缺乏文化动力。
其三，它的核心是高技术，尤其是当前炙手可热的信息技术，却缺乏包括基础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文化战略。
人们总是天真地幻想有个金娃娃，只要抱住它就可以腾飞。以往的热点，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捞一把后，作鸟兽散。
中国人缺乏现代理性精神，丧失远大胸怀，脱离创造力的文化背景。这一状况不根本改变，可以肯定，任何创业都只是在美国人占尽天时地利的技术潮流里，充当国际大公司的生产车间和销售市场，其命运牢牢拴在别人奠定的格局及其标准里。
这与中关村早在10年前就开始的创业没有实质区别，至多是在别人进步之后再步人后尘，在高一个层次上的国际技术市场为背景，鼓捣些粗劣的复制品，对着国内市场上更多的跟从者作点贸易而已。这与20多年前的深圳相比，也没有实质区别了。
对此，中关村雄心勃勃的精英们并不讳言：紧跟美国最新科技，不能世界第一，也能争取世界第二。
一位淘金者发感慨说，80年代日本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称雄世界，收购好莱坞，进军曼哈顿，好是财大气粗，当时我们真为日本人骄傲（什么出息！）。不料一场经济衰退，日本没脾气了，教训就是他们落后于新技术革命。现在看我们的吧！
中关村的兄弟们豪气可贵，可这样浅薄的思路，能树立中国的产业支柱吗？你凭什么能够超过欧洲人、以色列人、日本人、印度人、新加坡人，还有香港人、台北人，你凭什么担保不会被美国人在下一个轮回里不费吹灰之力收拾掉呢？！
●科学院、社科院、文化艺术团体取消独立建制，核心部分大学化（并入大学），其他部分市场化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学只是学校，是未成年的孩子接受训练的机构。成熟的文化与科学是大人的事，大学的文化科研活动只是附属的，业余的，非高水平的。专门的文化科研机构高于大学，中国科学院下设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一流的大学。这种观念将研究等同于职业探索，学习等同于简单接受，并将两者分裂开来，违背文化、科学发展的进程，结果是两半都没有生命力。
为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想，蔡元培曾主张设立大学院以取代教育部，地方设立大学区取代各省教育厅，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学术与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务，以避免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大学院又设中央研究院，大学区也分设自己的研究院，分别作为全国及地方学术研究机构。教育经费独立于军政费用之外，以特定税种征收，通盘划入大学院，从而保障教育和学术独立于政治与经济。这一方案在1927年实行，但不久失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到两年就完全夭折了。
宏观上看，庞大的文化、教育、科研专业机构是过去是由全能政府创办的，只是服务于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这种依附性容易陷入官僚化的困境。随着社会生活多元化，市场竞争起主导作用，全能政府逐步淡化，不再可能主持和包办一切社会事业。
微观上看，传统的文化、教育、科研机构都是为了当时某一具体需要建立起来的，出发点就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倾向，表现在过分专业化、功能化、应用化、职业化。既缺乏基本的文化与科学氛围，难以深入展开高深的、创造性的工作，又与实际应用脱节，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适应变幻莫测的社会市场应用的需要。
文化、教育、科研机构结构老化，举步维艰，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出路，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都是合理的，不能偏废。
其一，对绝大多数文化科技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来说，要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改革，将自己定位于层次较低、适应广泛的工具性、服务性层面上，或依托于特定的政府、企业部门，或干脆独立为市场成员，接受市场化生存的挑战，找回自己的职业位置。
其二，对少数高、精、尖的文化科学机构来说，要继续作为文化与科学的中心，承担起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柱作用，就必须真正超越具体政治、经济的力量，以独立的文化姿态引导社会全面发展为使命，其根本出路就是实现大学化。
研究型大学不仅要有高精尖科技研究所、实验室和信息网络中心，更要有文化艺术力量，要有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队伍，要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最优秀的乐团、剧团、考古队、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要成为国家文化中心。为什么？
第一，现代社会精英成长的关键时期，就在大学毕业前后。大学的环境必须具备一流的文化水平，全面的创造活力，而不是以教书匠和教科书灌输给人死知识、死框框；它要给人以人性的启迪，文化的熏陶，而不只是现成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从事专业文化创作、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的人，不仅需要社会体制、市场利益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承认，还需要精神创造力的激发，青年学生的倾听、评价、认同和协助，能够带来职业活动所缺乏的灵感与活力。
第三，大学与其他专业性文化科学机构相比，文化科学的学术氛围更加纯粹，对社会具体分析需要更有超越性，社会功能也更加稳定，而社会世俗习气和职业考虑相对少一些，因此其功底更扎实，后劲更足，成就更大。
第四，过于专门化的文化科学机构缺乏调整学科方向、适应社会发展的应变能力。综合性大学具有优越的学科交流和交叉条件，回旋余地就大多了。大学较少为具体的市场需要所支配而出现涨落，人力资源也不会循环于缺乏与过剩之间。
第五，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普遍认同的文化权威，公众形象甚至超过政府部门。它在社会利益上相对保持超越、中立的姿态，又是社会精英的摇篮，而且牵系着无数家长，因此其影响力可以辐射整个社会。
第六，教育与文化、科学的互补共生关系，可以节省资源的投入。把本来不多的资源散向各孤立的专业机构，利用率很低。如果集中到综合大学里，不仅可以形成各学科的学术互补，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实现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的资源共享。
美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都在研究型大学，而不在分立的专门机构。7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考察分析了欧美方式的合理性，向中央提出建议：改变苏联模式，在高校实行教学、科研并举。但旧体制积重难返，这个建议未得到充分重视。
大学要全面承担文化科学的使命，而不只是限于专业技术训练和职业人才培养；学生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要获得知识分子必备的文化教养。这样社会才能在开放的文化中获得自我引导，而不是依靠专断的个人意志和教条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中国科学院某些研究所实施力度空前的改革，这样彻底的改革可能带来五年、十年的高效率运作。但如果没有内部新的科研氛围和合作机制的形成，特别是自我更新机制的建立，不久之后还会重新僵化、老化。一个完全由职业化人员构成的单位，再优厚的待遇，也会因为缺乏青年人的参与获得文化精神的不断更新，终会丧失思想文化创造活力。
因此，科研院所的出路在与大学建立更为密切的学术、人才、教学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最终转变为高层次的研究性大学。
●多数高校可以推向地方、民间及市场，实行产业办学；但文化教育不是产业，大学更不能产业化
中国缺乏基于普遍、系统、严谨的理论信仰和理性思维传统。所谓的学术争论往往是貌似高深的抽象概念，表达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意图。前者是教条主义，充当学术外表；后者是经验主义，才是实质倾向；前者为后者服务。
人们常常出于功利主义需要，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伪问题，展开滑稽的"学术论证"，各方在各自立场争论不休，另有和事佬从中圆场。一方面造成许多专家、教授以及汗牛充栋的学术论文、专著，另一方面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一团雾水。
"教育的产业属性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就是这么一个伪问题。"教育是一种产业"，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因为有关政策条文里已经有了"教育产业"的概念。于是人们便在教育能否"产业化"上相持不下，主流的市场万能主义者坚定地说："能"，大学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作为第三产业，应当进入市场，实行有偿教育服务。保守的市场怀疑论者则说："不能"，大学教育是特殊产业，不能用一般产业模式来经营。自然，又会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能"而另一种意义上又"不能"。
有时候，"搞"学术的人脑子特别不灵光！大家就没想想，既然教育就是产业，"产业化"还是问题吗？还用得着"化"吗？
其实，问题的始作俑者是一帮用西方教材指点中国经济战略的经济学家，看着内需不足，于是黔驴技穷之中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来折腾教育--教育的使命不就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么，你还要干什么呢！
可是，教育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文化及科学、艺术等等一样，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产业！产业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运作，目的在于经济收益。教育从根本上是人类文化的传递，首先是人自身的成长，然后才是一般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在前一种意义上，既是社会进化的根本需要，又是人的天然权利，如何能够与人之外的物质传递和生产效益混为一谈？
政治产业化（权钱交易、行政收费，满清朝廷最为泛滥）、军事产业化（近年被明令禁止）、外交产业化（这种礼尚往来变成私人交易）、法律产业化（清水衙门成了肥缺）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同样，文教的产业化也会造成全民族的堕落。
经济、政治、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于一体的，每个维度都会交织着其它维度的内容。在政治决定论者看来，经济、文化都是由政治体制统率的，在经济决定论者看来，政治、文化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而在文化决定论者看来，政治、经济都是由内在的文化灵魂支配的。同样，教育、科技、法制、军事等都是社会的特殊维度，各有自己的独立性。
教育、文化也有供给保障与营运收支问题，因此"教育产业"是可能存在的，它是以教育为内容的产业，但不是教育事业本身。"教育产业"是以产业方式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它本质上是产业，而不是教育。正如政府有财政问题，军队有后勤问题，外交有利益往来问题，但你不能说财政问题就等于政治，后勤问题就是军事，利益回报就是外交一样。
由于教育既是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每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教育既可以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又可以作为个人权益来选择。通常，一个健全的社会要免费为每个成员提供最基本的、普遍的、平等的义务教育。
在更高程度上，其一，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出发以一定方式选拔一批精英分子，给予其旨在服务国家利益的高级教育；其二，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其成员一定的技能教育；其三，个人及其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选择一定的教育项目。
每一种教育方式的资源供给不同，都有收支运作问题，但只有后两种教育可能进行产业化运作。
由于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而且近期内很难有根本改善，社会其他途径投入教育也很少，因此基本的义务教育也很难保证，高层次的精英化教育更是捉襟见肘，这是人们讨论"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背景。有经济学家关注教育产业化，只是缓解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窘况，甚至只是关注如何以此拉动内需，这对教育本身决不是什么好事。
在一个成熟的文明里，社会必须全力给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教育。国家还要保证其最高利益和长远战略得以实现，必须竭尽全力，优先于任何现实的需要，建立文化、教育、科技的战略中心，这也不能从当下经济效益考虑问题。
只有在一般大众化的需要层面，在一般的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方面，教育才可以诉诸于产业化途径来运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教育不是纯经济领域，除了经济功能外，它还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功能。
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也不一定完全面向市场，把高校当作经济产业来经营。美国是最彻底的市场经济，但义务教育却是由公共基金提供的。公共基金还为私立学校学生提供午餐、课本、交通、保健等许多服务（市场经济的信条可没有免费午餐啊！）。
大部分美国大学是公立的，私立大学生源只占大学生总数的20％左右。私立哈佛大学学生所交学费也只占教育成本的21％，其他私立大学通常也在30％以下。日本的非义务教育大部分是私立学校，但政府向私立学校提供的补贴通常占学校经费的1／3到1／2，它是私营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调控。北欧许多高福利国家，学生上学根本不用花钱。
即便是西方国家私立学校，也不同于其它经济产业，它并非私人所有，而是由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提供经费，其中也有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学校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教育为本位。基金会接受的捐赠用以维持学校运行，却不能撤回、转让、抵押办学资产，不能随意关闭学校。因此，西方产业化教育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作为赚钱的营生。
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积极开拓国外教育市场，但对开放本国教育市场却很慎重。加拿大教育对本国国民是免费，但对国外留学生却实行高收费。一些美国大学打算去日本开办分校，争夺生源，但日本规定了很严格的准入条件，使其望而却步。教育除了传授知识，还有公民教育、意识形态等因素包含在内，即使美国大学的课程中也将美国政治、历史作为必修课，因此教育市场不可能像其他经济领域那样完全开放。【以上两段的部分资料摘自网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韩民、马陆亭】
目前中国高校令人失望，是行政化办学卡死了它们。许多人寄希望于刚刚起步的私立大学，那里有一片自由的天空。但问题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维，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同样会作怪，只是各自的表现不同而已。
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有经济实力，又有办学远见的私立大学，能摆脱直接经济效益，以长远的文化战略展开建设。当年在特区办大学，大家也是寄予厚望，它也确是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选择空间，结果却比传统体制下的大学更令人失望。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达成基本的理智呢？既然能给私立大学办学的自由，为什么不给国立大学办学的自主权呢？
●职业高等教育产业化，为具体的现实需要服务；研究型大学则以国家为后盾，成为文化战略中心
大学与学院本来有严格的区分：大学就是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有文、理两科。
学院是大学下属的一个部门，或者是特定学科专业构成独立的高等学校，或者是地方小型高等学校。
50年代院校调整后，中国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了，大学与学院主要只有规模和行政级别的区别。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摊子铺大，外延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内涵的建树却不多，有些方面甚至在倒退。众多专业学院升格为大学，系升格为学院，完全是官本位心理支配下的瞎起哄。电大、函大、职大、夜大、网大都叫大学，大学的真正意义越来越模糊了。
这种"中国特色"极大地损害了文化教育。近年来，有一些名牌大学试图建设或恢复成综合大学。但由于大学的工具性地位以及对文化事业的忽视，文科的发展无法真正克服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工具主义的双重夹击，难以真正上水平。
"211"工程是个有远见的计划，但它停留在"重点"、"非重点"这个模糊思路上，而且服从于行业和地方的需要。
不管重点还是非重点，大学都是按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办。中国每所高校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成人教育学院（部），外人以为这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其实，和许多事物一样名不副实，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工作以后回头接受教育的成人，大部分是高考落选的中学生。学校从中收取较高学费，名义上是利用剩余资源办学，实际上则是滥用高级资源，提供商品化的学历服务。
国家重点综合大学应朝研究型大学发展，数量不要多，有十来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的综合实力。但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再加一批地方大学，包括历史形成的重点专业性较强的学院（现在也叫大学）总共一百所就足够了。
这些大学主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当然需要扩大办学规模。欧美著名大学都在万人以上，十万人的巨型大学是常见的。
其它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要以职业教育的标准来办。职业教育是直接为社会现实的需要服务，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应当占绝大多数，它是为了在最大范围内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其中最直接的是现代科技的运用能力。
研究型大学教育－职业高等教育的区别
人格养成：自我养成－道德训导
教育性质：人文教育－事理教育
教育重点：文理基础－知识技能
教学方式：对话交流－课堂灌输
教学内容：思维能力－课程体系
教学氛围：探索创新－程序操作
社会功能：文化向导－服务工具
运作原则：学术至上－产业经营
主要生源：各地招生－就地招生
服务目标：国家战略－地方利益
不同于高等教育高度普及的欧美，中国没有一批自主、自立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由国家重点扶持一批大学。国家应当无条件从全社会选拔素养最好且志愿接受高级文化教育的青年，实施全部或大部免费，对特困学生应多方给予生活资助，保障他们接受大学教育。这符合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比支持任何具体的、有直接效益的产业或工程项目都重要。
高级文化中心建设和人才培养，并不排斥一般高等教育普及，问题是两者需要明确加以区分。中国高等教育只有重点、非重点及各专门分科高校的分化，没有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分化，既没有少而精的研究型大学，也缺少大批职业学院。
把目前80％以上的高校改造成高等职业学院都是可以的，但应当建设一批真正能够支撑整个民族科学文化大厦的大学。
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区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生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许多低水平的高校，不论其办学出发点如何，培养目标是职业教育，教学方式上却是脱离实际的普通教育。应当作相应的调整，明确划到职业教育里去。
只有极少数有一定规模的重点高校才应当按照大学模式发展。这些大学的学生，应当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在文化素养、知识深度、广度以及思维水平、创造能力上有拓展潜力的学生，只有到了高年级才重点考虑自己职业技能。
科技高速发展，许多短、平、快的应用项目，需要灵活机动、适应性强的技术人才，这是大规模职业教育的使命，象牙塔里倒还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产业化的高等教育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多层次普及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当然是合理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远程目标出发，国立重点大学是文化战略的轴心和最高手段，是全社会的高级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它培养的不是普通工具型技术人才，而是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栋梁。
全国范围内办好100所完整意义的大学和专业学院，其中重点发展10多所代表国家水平，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的大学。其他绝大多数高校向职业学院发展。这样分流既能保证一般实用人才的需要，同时又能保障高级科学文化人才的需要。
大学应当是终身教育的中心。应当实行文化假期制度，让知识分子回到大学学习、研究、交流，而不是去捞学位。直接来自社会的学生之间差别很大，多数固然不如正规学生，但其中的杰出者在体制外成长，可能更为优秀。
●高校招生制度的分化：重点大学精英化选拔，普通高校大众化普及，灵活多样与严格标准相统一
大学精英化和高等教育平民化是一个矛盾。矛盾只有在两极的差异、对立与冲突中存在，才能形成对社会发展的张力。
高等教育是对人的提升，只有具有相应愿望和能力的人才能接受。尤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旨在培养社会精英，维系较高的文化品位，提升社会的创造潜能。大学作为公共资源，要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起点，它的资历必须通过公平竞争取得。对起点低的学生要以果断予以淘汰，以让出资源给其他更适应接受高层次教育，更能实现自己价值的优秀青年。
今天人们讨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只是把教育当作一种消费，一种享受特殊服务的权利。人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民营"、"民办"，让更多人获得市场机会，而不是更多数人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为高收入阶层的子女进大学开方便之门。
教育普及是给社会每个人的权利，真正的大众化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机会。有钱才能买到的服务是一种伪"大众化"。
这几年招生规模扩大，学生人数巨增，高等教育成为可购买的商品，高校的门坎越来越低，谁有钱就有资格在校园里逛荡。学生基本素养下降，其自我定位的水准降低，精英意识淡化，大学固有的文化品位被漠视，学风严重下滑。一些学生进大学像家常便饭一样容易，而且进来似乎就有了保障，起码的学习任务也不完成，沉迷于娱乐、游戏、消费里，考试以蒙哄过关。
我赞成大规模发展市场化、产业化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技能化、市场化高等职业教育。产业化的高等教育面向所有人，只要全部交费，就可以获得受教育权利。至于毕业文凭，仍需要有严格而统一的考核标准。家庭有经济实力的独生子女成绩差些，要获得上大学的资格，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经济条件，选择产业化的高校，但不能挤占公共的教育资源。
但是，不能把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重点大学与一般高等教育混同起来。一般高等教育可以大众化，而大学教育必须精英化。真正的大学不是为任何社会的具体目标服务的，它可以考虑市场的需要，但不能从根本上为市场所支配。重点大学必须首先保证贫困而优秀的学生有上学资格。所有适龄青年通过考试，平等地获得升学的权利，进入重点大学。
当然，可以实行学费全免、半免和自费并举，各占一定比例的方式，考虑各不同收费级别学生的录取标准，但必须以保证基本的生源质量为前提。要造成自主的学习环境，让大批学生获得勤工俭学机会，形成自食其力、珍惜个人劳动成果的风尚。
大量珍贵的办学资源提供给了缺乏进取心、恒心及相当天资的富贵子弟，不会充分发挥效用，反而会助长学生养尊处优的傲慢，失去对自己的正确把握。这对整个国家就更不利，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公，而且造成国家精英质量的严重下滑。
中国大学要大量吸收海外留学生，包括华侨及港台学生，因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因素，这与吸引外来师资一样重要，要把他们引进大学，不要另置于专门学校。我们还没有足够实力吸引发达国家的优质生源，但不能放弃在这个方面的努力。
当下讨论高等教育最多的，一是招生考试，二是高校收费。对这两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人们众说纷纭，大多就事论事，或者出于论者自身的利益立场，或者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或者杂揉些国外方式，很少有系统、全面、公正的分析。
招生录取，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也就需要考试。因为反对"应试教育"，有人顺理一推，把高考也取消掉。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声音来自那些有升学路子的家长，并忧虑社会公众心目中最后的一线公正可能因此而瓦解，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子弟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将失去。这也是空穴来风，看看大城市与一般省份录取线与升学率的巨大差异就清楚了。
西方国家大多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可是并不因此就没有升学的硬性标准。在客观标准和公平原则高于人情关系的西方，中学本身就有一套衡量学生成绩的整套严格的程序，因此大学招生十分重视中学的成绩及推荐。
在美国，一般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但要进入著名大学，也要经过激烈的考试竞争。美国大学门槛低，但淘汰率高。
必须以国家权威主持统考，并通过全社会的统一监督，才能保证高校招生的相对公正，且使考试成本降到最低。以学校推荐取代统考，这在中国目前是完全不现实的，少数重点中学有限的免试保送名额里爆出越来越多的腐败。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应改变目前"3＋x"的模式，拟为"5＋2"方式，并保证每年有两次考试。
中学教育基础不能偏科，不应划分文理科。可减少专深、冷僻、刁钻的成分，只求掌握一般知识和原理。在原来的三门基础课之上，增加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地理－社会两大门，共五门。一般考生通过这五门，就可以进入一般高校。
在此基础上，再设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社会、发明、艺术、体育等要求较高、分类较细，主要考察考生天资与个性特点的科目，考生自由选择任何两门，作为重点大学及特殊专业学校的招生根据。
目前的考试评价标准偏于客观化，这对一般的知识和原理的考核是必要的。但后一类较高水平的考试，评分方式则需要尊重个性发挥。为了保证公平，可以采取多人独立评分方式。当然，这就需要增加阅卷的时间、人力与经费。
评判标准表面上很严格，理科答案一步步是死的，文科答案一条条也是死的。判卷者评分是简单而机械的"踩点"，一两秒钟内一眼扫过几个关键词，形成印象，以此给分。这种判断有时比较准确，但只是看到考生死记硬背的能力。长时间重复这种单调的工作，还要赶进度，脑子渐渐趋于麻木、厌倦、疲劳、焦虑之中，只是在凭机械本能支撑，失去对考生全面素养的判断。
因此，作为正规的升学考试，一是加大灵活题的比例，以考察考生的内在素养和灵活把握知识的能力。二是要扩大对阅卷教师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保证阅卷者能够用心投入其中。三是由于这样阅卷主观性较大，因此要有几套独立的阅卷系统，多人独立阅卷，取平均分值，以保证相对的公正性。四是把知识性部分的阅卷交给智能化手段，以提高效率，并保证准确。
●提升师范院校的规格，依托或并入研究型综合大学，作为全国教育指导中心，形成教师文化网络
一个人最初的心灵启蒙至关重要。在家庭教育基础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基础。
中小学教师队伍是全社会最广泛的文化普及力量。但在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的职业任务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即所谓应试教育。这不只是教育方式的扭曲，其根源在于从家长、学校到社会，上上下下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教育观念。
当教育目的不是学生内在素养的全面成长，而是实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运用，考试便成为教育效果的唯一衡量手段。
教育管理部门的精力也集中在知识普及，技能培训，以及各种项目的检查达标，这对提升教育品质大多是隔靴搔痒。
由于教师实际地位普遍较低，优秀学生很少愿意进师范学校，这个职业队伍的选择和建设根本说不上高要求，连基本素养也无法保障，更不用谈吸引社会精英从事教育。这是国家文化教育整体战略必须深刻检讨的，因为教育主宰着民族的未来。
关于优先发展大学教育还是优先发展中学教育，曾有过意见分歧。从中小学直接入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蔡元培先生无论出掌教育部，还是主持北大，或者筹划中央研究院，都偏重高等教育。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他主张首先把大学整顿好。当大学教育形成全社会的文化共识，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
师范是教师的摇篮，师范教育的衰落与教师素养降低相联系。师范教育体系是国家大学体系的重要部分，师范大学是社会长远发展与现代文化普及的又一文化中心。中国师范教育与整个大学教育几乎同时起步，有识之士特别强调教育普及的地位。
师范教育一方面要培养教师特殊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包括责任感、使命感、自信心；另一方面则要有更加深厚的人文文化背景的熏陶，要以文化内涵淡化教师职业属性。教师面对的对象是人，而且是正在成长，最需要文化资源的学生。
一些政策虽然旨在保护师范教育，但孤立的师范教育过分强调教师的知识传授能力，只是简单的培养职业教书先生、"教书匠"。仅仅是一些知识教育，而不顾及其理想、兴趣、性格、能力及道德品质，这无法扼止教育品质下滑的趋势。因此，师范教育体系不仅要在地位上得到有力的保证，而且要加强与整个社会的文化联系，要成为文化普及的核心。
1930年美国将师范并入文理学院或综合大学，法国、德国、日本的多数师范教育也在综合大学里。中国高校重组没有考虑师范院校，当然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其实，教师地位的稳定，使师范生有了更多的自信，不必担心师范教育的保证。
从强化与重点研究型综合大学的文化联系出发，高层次的大型师范大学要建在大学群中，甚至干脆并入综合大学。
其一，弱化未来的教师作为单纯"教书匠"的职业角色，强调他们是视野开阔、胸怀宽广、见识丰富、人格丰满的人。
其二，扩大综合性大学与师范教育的交流，有利于达成教师与学生两种角色的对话与理解。
其三，师范学校女生比例高，而一般大学男生多，两类学校融合，有利于校园生活的和谐。
大学教育像西方传统的教会、中国传统的科举体系那样，是高于现实、自上而下的文化权威，是全社会文明教化的导向。大学拥有教学改革和文化建设的主动权，学生自我意识受到启迪，树立信念与理想，全面斩断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相当的教育规模才有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建设一批重点师范大学，作为全国教师文化的圣地，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以及新的教育理念的创作、培养、推广、示范中心。地市县一级的高师、中师及教师进修学校，只能算职业培训，要建立和维持浓厚的文化氛围比较困难。因此，至多建设一所师范学校作为当地文化中心，重点加强大城市的大型师范学院或大学的建设。
所有这些，都以教师社会地位的提升为前提。教师本身在维持特殊素养的同时，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保障和令人尊敬的社会形象，就会形成文化的良性发展。教育所需要的经费只相当于腐败造成的浪费之一角，何况劳动效率与教育品质相联系。
全国教师有一千多万，学校的社会辐射面和影响力与国家行政系统不相上下，而且直接深入到年轻一代身上，并通过他们直接影响到多数家庭。学校的文化影响，政府的政权建设，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需要。因此，应把教育系统作为与地方行政系统平行的部门来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党和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和管理，另一方面要使学校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文化引导和监督。
●意识形态的典型示范模式已瓦解，经济特区的桥头堡使命在淡化，文教特区的轴心需要日益突出
人们强调，开放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却忽视与它相反的前提，即经济、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核心城市的存在。
所谓"开放"，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开朗、外向、明亮、互通有无，而是被核心城市的利益主导的单向依从关系。
意大利佛罗伦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美国纽约等实力强大的"国际大都会"，各自引领着一种文明。
各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地位竞争，还可以说是相对平等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流却不是对等的，一方面是居高临下的照射，另一方面是居低就高的跟从。在周边地区又形成区域性第二级大都会（人们也称为国际大都会）如东京、新加坡、香港、曼谷、台北等等，第三级大都会则是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城市，如中国的深圳、广州、北京、上海。
一个国家跻身世界强者之列，从根本上取决于自己内部的动力--不是简单的技能操作和低级体力劳动，而必须是独创性的高级智力劳动。因此，只有建立内部的一级大都会，作为文化辐射中心，才能高屋建瓴地提升民族整体的文化创造力，才能集中优势智力资源进行对外交流，才能把握世界潮流，真正步入有个性、有活力、有自主能力的现代社会。
非西方民族的现代进程没有文化的内在支撑，只是从看得见的经济建设开始，是被动、短视、消极、依赖的。直接引进别人现成的、有限的结果，单一的经济利益关系使社会生活畸形化，高品位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难以成长。
在旧中国，上海已经成为第二级国际大都会。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现代文明，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屈辱，传统瓦解，而新生事物没有原创性，多数人在舶来品面前无所适从。"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记忆中国人至今耿耿于怀。
这时，一种与全球化潮流相向而行的力量出现了，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这些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民，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下，凝聚为一支革命队伍，承担着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延安学习运动的关键性，正是这种准大学文化，实现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改造与融合。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摆脱了依附性的国际接轨，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现代社会体系，北京、上海、武汉、沈阳、西安等成为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甚至还想成为世界革命的首都。在大干快上的年代里，毛泽东树立了大庆、大寨两面中国特色的旗帜，文革前有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文革时期则有江青搞的小靳庄。其它各种示范典型还有很多。
沿袭苏联模式的中国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受重视。但是，在既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本位的背景里，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只是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整个文化、教育、科学都是服务性的技术工具，服从于现实政治及社会生活的需要。
在国外，有人至今用赞许的目光看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特殊现代动力体系。但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文化本身的局限早已使这一体系陷入了死胡同。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今天更迫不急待地与国际接轨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一方面，依靠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工业化老底维持局面，这些公共资源在转为个人所有的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利益刺激，其推动者先是安徽和四川的农民，随后是受到政策优惠的个体户，乡镇企业，民营企业。
另一方面，主导方式则是依靠沿海经济特区作为桥头堡，利用政策上的优惠与放宽，集中全国的经济资源，形成内外交流的窗口，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境外先进物质设备、生产技术和市场体制，形成先进生产力，开发国内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经济特区高速发展的原动力，来自国内外经济水平落差与互补关系。它对经济发展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向内地辐射，摆脱传统生产、管理、生活及人际关系的约束，缩小内外水平的落差；
二是集中内部优势力量，走向国际市场，向海外输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作为旗帜，经济特区发展的标志是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几天一层上升，几月一座树起，外资节节上升，股票天天膨胀，淘金与打工的人流浩浩荡荡。一派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灯红酒绿、如痴如狂、物欲横流的景象。
但是，经济特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依赖内引外进，人是工具型的，创造能力有限，缺乏内在创新。由于法制和文化建设的落后，特别是腐败的滋长，它给全国辐射先进的市场经济的同时，给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
经济特区在参与国际分工方面，相对于其他地区有巨大优势。但它是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下成长的，它吸取了全国已有的资源，包括文化教育科技上方面最优惠、最广泛的资源。而它本身却没有在文化、教育、科学上开辟相应的发展空间。
与东南亚的发展一样，过多物质、技术和市场的泡沫，难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来，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中心。
如不考虑70年代末的具体背景而作一个大胆假想：改革开放沿着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两个平行的轨道前进，特别是以办沿海经济特区的力度，办几个以大学为中心的文教科技特区，两者都背靠在强有力的政治后盾上。一方面建设经济特区，搞活基层，形成自下而上的物质建设力量；另一方面建设一批大学文化特区，激活上层，形成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力量。
大学文化特区作为窗口，引进的不是有形的物质文明，而是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刻、更长远、更先进、更具持久活力的文化与科学；这种无形的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及现实需要进行综合，形成自由、奋进的文化教育氛围，培养素养高的现代精英；再由他们推动全社会，进行由上而下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照搬别人现成的模式，更具有战略主动性、全面性和创造性。
不难想象，文化建设的代价比经济建设小，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也比经济体制的转换小得多；社会精英会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公民会有更普及的现代意识；政治运作、文化建设、科技发展、法制与道德建设，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会有更良性的状态。在沿海地区兴建经济特区主要是利用外部交通的优势，而对于文化特区来说，就不受沿海的局限，有利于国家的平衡发展。
●大学文化与校园民主是社会变革的实验场，总不能叫大学生将来到田间地头向村民学习现代民主
正在铺开的基层民主选举一直是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把它视为中国民主进程的试验步骤。
但是，民主制度虽然表现为选举等操作程序，实质上却需要人们认同现代理性文化。基层民主选举是一种试验，有利于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抑制腐败现象。然而，彻底的、深层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还要从民主文化的普及做起。
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大学有大批较高理性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有正在接受训练，准备走向社会的青年学生，他们更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的运作，更具备与西方民主制度接轨的知识，同时有更高的文化觉悟来处理中国特殊的问题。
大学是现代文明的桥头堡、火车头，民主化进程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首先在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领域里逐步建设现代理性文化，并向全社会辐射，为社会提供普遍的示范。必须把对大学的重点扶持与大学本身的民主化提到日程上来。
大学民主比乡村民主的社会意义更大，也更加复杂。过去，国家直接管理和支配着大学的文化资源，要让这个长期工具化的高级文化机构独立履行其文化中心的使命，这在过去的体制里是通不过的。因为来自传统社会底层上来的官员们大多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对于现代文化缺乏基本自信，他们不能容忍自己手上绝对的意识形态权威被独立的文化批评所冲淡。
大学民主还有历史性的障碍。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在50年代反右以来的政治运动中形成了隔阂、怀疑，缺乏相互理解、信任、配合，党组织及其舆论部门，成为独立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墙与幕。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大学生和红卫兵运动给老干部们痛苦的记忆，使他们本能地拒斥年轻人的冲动情绪以至任何诉求。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最敏感的防范对象。
在80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高校反而被排斥在改革先锋之外。大学每一次对于社会的冲击都以更重的打压告终。人们宁可依靠功利主义的经济特区，而不愿相信理性主义的大学。这就造成了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畸形现实--低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增长，难以扼制的体制腐败，失去普遍的信任，造成不稳定的内在隐患。
而今，大学民主化进程竟然落后于农村。学校运转完全是行政化管理，学术机构也是官本位，学术带头人也是准权力部门审批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全面崩溃地步，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科学没有它所必须的学术民主。
学生生活、学习和交往更是完全置于管理者支配之下，学生骨干大多是指定的，或者主动向管理者靠拢的积极分子。一批处于有利可图位置的学生构成特殊阶层，他们公开或暗地里争权夺利，全面演绎着传统官本位的模式。
在隔阂与不信任的关系中，压制、打击只能维持表面上的一时稳定，却隐藏着无穷的后患，可能爆发出非理性的破坏力。大学生不是在与世界潮流一致的理性与民主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而是在权力与管教的阴影下畸形发展，社会将彻底断送这一代人的理性建设和创造能力。有人还寄希望于封闭条件下的政治教育，其实它早就失效了，一旦走出封闭，便会土崩瓦解。
未来的社会精英们，需要到田间地头请他们的父兄们来补现代民主的一课。这种本末倒置的"民主"岂不成为天大的笑话！
大学民主文化建设的核心不是政治民主和投票选举，而是尊重个人的人格和权利，养成理性思维，形成平等对话的环境和制度，以人格平等克服官本位。大学民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包括言论自由、对话平等、学术本位、人格独立。
利益和权威是现实的、可见的，而文化与精神却是未来的、无形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常为功利主义思维所忽视，人们往往为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声音所激怒，甚至失去理智，以权威抑制正常的思想与学术，造成紧张关系，结果是双双走进死胡同。
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党处于主动地位。人们不会忘记，建国前后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赢得了自己几近完美的形象；邓小平复出时主动要求主管文化教育工作，他对知识分子的诚恳和信任态度，赢得了他崇高的地位。党要恢复过去的权威是不现实的，但建立良性的信任关系并不难。关键是要有远见、自信、坦荡的胸怀，不回避矛盾，解开历史形成的死扣。
民主并不是放任自由，大学民主与国家对大学的行政管理并不是对立的。以国家委任的校长为中心的行政领导，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会，应当形成相互配合与制约的三角关系，在法律的约束下共同推进大学的进步。
●重塑中国现代政党的"准大学"性质，以文化理想为政治目标，实现民主化、精英化的自我改造
现代中国依托的社会精英来自新兴的准大学式的政党。中国大学－准大学政党，是西方教会－大学－政党的对应物。
大学给中国现代政党奠定了文化基础，国共两党早期的成功，都基于准大学文化运动。作为具有现代文化信仰和理性精神的精英组织，而不是利益集团，它们曾积极地支配着大学文化资源，其权威和战斗力也在于自身内在的文化信仰和理论素养。
建国后，刘伯承元帅辞去一切职务去办军事学院，陈赓将军也去主持军事工程学院，体现了两位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更是高屋建瓴地直接主持意识形态工作，把全国变成一所政治文化的大学校。政治学习运动不仅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展开，而且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开来。"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新观念、新风俗、新思维蔚然成风。
党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实行以一元化行政领导与管理。这种体制与干部文化素养普遍较低，没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现实相适应。大家按延安时期奠定的政治信仰、理论、方法思考问题，照苏联模式建设，并随时听从上级指示。这种工作方式按照统一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把一件事做好，做得轰轰烈烈，无需太多个性和创造性。
由于普通群众热情高，尽职尽责，步调一致，在较低的层面上，在工具性的专业领域，造成了外延式的高速发展效应，并且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教育就是如此，除去文革十年，外延的发展速度还是蛮快的，专业教育成就也相当可观。
但是，也正由于这"准大学运动"囿于政治目标里，文化层次太低，内涵肤浅，思维简单，虽然能够动员和激发群众一时的热情，却难于持久维系。尤其是缺乏深刻的创造性，因而不可能创造真正的现代新文化。谁要有点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改革精神，稍有点棱角，想标新立异，甚至鹤立鸡群，不仅不被认同，即便上了台面也多没有好下场。
随着和平时期外部挑战的缓解，经济建设的深入，现实政治或经济利益突现出来，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一种凝固的权力，文化学术更是日益功利化、工具化，文化资源逐步僵化、枯竭。这样党作为一个高于大学而居绝对支配地位的政治集团，也就渐渐转化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很难在活的文化中健康成长了。它最后陷入歇斯底里的狂热中，其背后则隐藏着世俗功利主义和权力斗争的暗流。这种情况下，大学更是彻底工具化，其现代文化使命完全被取消了。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自主权扩大，国家意志和统一行动相对削弱，意识形态日益淡化，主持社会生活的体制日趋官僚化，腐败不可避免。20年来，官僚体制掌握的国有企业普遍凋敝，行政体系腐败丛生，连法律系统也不例外。
人们发展经济的要求过于急迫，只在旧的思维框架里突出物质利益原则，并作为主导方向，而现代理性文化的建设被挤出视界。大学固有的文化使命与看得见的国计民生问题看似无关，也就不大为社会关注，因此它仍只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百分之百是一场浩劫，再搞不得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天错地错！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给人们永恒的警钟：执政党的官僚从自己的地位出发，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构成社会腐败之源。按他的思路，文化大革命不仅必要，而且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今天，我们又如何解决这个千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呢？
出路只能是以现代文化建设作为社会全面变革的先导。现代大学文化代表了超越世俗利益的最高视野和胸怀，是社会腐败的抑制力量，又是文化创造力的源泉。大学不能带动社会文化的优先发展，社会发展就会失去灵魂而呈无序化趋势。
毛泽东也看到了政治腐败必须由彻底的文化革命来根除，这是他的深远见识，但他单从底层落后的民众中寻找文化革命的力量，而且封闭于世界文化潮流，显然是错了。尽管他发动文革也是从大学开始的，但是那时的大学及其文化本身是畸形的。
政党大学化，旨在从历史、现实、国际三维背景里，充实自己理想的文化内涵，提升实践的文化高度；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超越狭隘的政治、经济利益，从根本上扼制腐败，扼止滑向利益集团；恢复早期准大学形式，升华、激活、超越过去教条化的意识形态，要与现代大学建立直接、稳定的联系，形成民主活泼的文化生活。准大学的形成是多样的：
其一，传统党校体系仍然存在，培养党员干部，有中央和各地方党校；培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干部，则有社会主义学院。尽管这些学校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需要积极面对新的时代需要，研究和探索新的问题。
问题是，要根本突破旧的局限，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就必须使整个组织向学术化、思想化的大学文化靠拢。大学没有禁区，是各种思想交融的学术机构，与大学文化的全面沟通，能全面提升党校教育，使之成为政党的文化中心。
其二，现代公务员教育与培训的终身化，是一种现代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各国政治体系都需要这种教育不断注入活力。中国也有行政学院，有各种类型的干部管理学院，偏向于新知识与技能的专门培训。
问题是，这种教育缺乏新理念与思维的成长氛围，视野过于专业化、功利化，因此需要大学里更多的学术性、超越性。在国际上，虽然历来有专业行政学院和综合大学两种公务员教育方式，但后者越来越显示出优势，因而成为主流。
其三，机关单位内人们交往的语言、思维、活动方式，本身是由人们意识里的一种文化倾向所支配的，也就是一种风气、风尚、舆论、思潮。由于现实主义背景的影响，人的思维趋于单一古板，平庸陈旧，缺乏活力，一潭死水。
这不是经常把人组织起来开会、听报告、上课，了解一些领域的新动向、新知识就能够改变的。重要的是经常与知识分子对话，全面引入大学的非功利的文化氛围，从自己职业技能的狭小空间里走出来，形成广阔的视野，远大的境界。
其四，政党和政府部门的人们，观念由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支配，但内心的理解却不同程度地掺杂着私心杂念。今天，后者越来越公开，只是正式文件除外。腐败是一种文化瘟疫，患者需要走出困境，关键是要摆脱腐败的精神陷阱。
常常走进大学里，能够从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的深厚文化土壤里，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熏陶，形成新的人际交往方式，特别是对地位、权力的超越性认识。少些官气，多些儒雅；少些恶俗，多些内涵。
其五，政党准大学化并不是单向的。越是超越的东西，越需要"形而下"的丰富；越是现实的东西，越需要"形而上"的超越。大学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领域，自然包括作为社会控制枢纽的政府部门的经验，以增长其现实主义的含量。
如果政府官员、职员和大学教授、大学生能够平等地到一起来（我突然想起毛泽东晚年那种无奈的理想："老中青济济一堂"），既有谈笑风生，又有尖锐辩论，既有相互的协作配合，又有平等的监督，那一定是一个良性的，充满希望的社会。
●恢复、充实、再现人民解放军的"准大学"功能，以现代理性文化为参照，培养贮备组织化力量
军队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是国家安全和秩序的保障。在现代进程中，军队是现代理性文化及法律制度的组织力量。
然而，军队作为工具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为豪族、军阀、冒险家等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也可能为革命者、民主力量和法治国家所掌握。一支理性的军队区别于匪帮，在于认同现代文化；一支由革命理想武装的军队，是社会革命的保障。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把国家重建的第一阶段称作"军政时期"。他大半生从事革命起义，总是失败，最后在黄埔军校基础上形成国民革命军，才打败各路军阀，基本统一全国。黄埔军校不是简单的军事学校，更是政治与文化学校。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发挥了现代军队应有的作用。国民党的失败，正是民族精神在胜利后失落，堕落为利益集团。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本是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民族独立和劳动者解放为理想的"准大学"。
早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就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力量。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党指挥枪"的原则，克服农村武装斗争中的流寇、土匪、军阀作风。延安时期，他更把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军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两支力量成功地融合起来，将党和军队建设成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大学校。正是其充实、饱满的革命精神，使它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取代腐败的国民党集团。
人民解放军进军所至，所向披靡，摧枯拉朽，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新文化、新观念、新理想、新生活的胜利。
这支军队是党组织最发达的载体，是由执著的意识形态信念，朴素的革命豪情凝聚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队伍，是各级组织机构的主要干部来源，成为民族统一和社会重构的基本力量。它扫除了困扰旧中国的黑社会、土匪、宗族、会道门势力及毒品、娼妓。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效率，不仅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50年代后期，知识精英及其理性文化趋于瓦解，教条化、凝固化的单一意识形态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全民狂热。随后，时局渐渐疲软、僵化、动乱，不得不实施"军管"以收拾局面。军队作为政治工具，组织社会的功能被重新启用，以恢复社会秩序。
改革开放之前，军人是人们的偶像，军服是青年的时装。军队一直是全社会最积极主动的力量，仅次于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