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尽管不同，儒法尽管争论，然而有经验的政治家对礼、法从未有所偏废。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省昌乐西)人。他出身贫贱，但博学而喜读兵书，胸怀大志，期望能遇到明主，一展才华，匡世济时。东晋桓温北伐入关，曾与王猛相见。王猛一边谈论时局，一边捉着虱子，旁若无人。桓温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班师南返时，赐给他车马，并授予高官督护，请他一起归晋。但王猛认为东晋朝廷看重门阀，不会重用他这样的寒士，就仍然留在北方未走。
前秦的苻坚一心想成就霸业，十分注意收用人才。他听说王猛的名声，急忙派人把他找来。苻坚和王猛纵谈天下大事，意见竟不谋而合。两人都相见恨晚。苻坚登上皇位后，便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
当时始平一带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豪门大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盗贼土匪到处都有，无恶不作，历任县令都治理不了，善良百姓受尽欺压，无处申冤。苻坚就把王猛调去当始平县令。
王猛一上任，就申明法令，有胆敢违抗者定严惩不贷。他决心用严峻的刑罚来管制豪强，分辨善恶，整顿秩序。不多久，就杀了好几个民愤很大的恶霸。
有个官吏是个地头蛇，在朝中又有后台。他一向在当地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他根本不把王猛看在眼里，对他发布的法令，置若罔闻。一次，他触犯了王猛的法令，王猛也一点不客气，依法严惩，把他用鞭子打死。这下当地豪强就像炸了锅，联合起来上书告王猛草菅人命，竟然鞭杀了颇有权势的官吏。这些豪强在朝中都有为他们说话的人。于是有关部门就弹劾王猛，把他抓起来，用囚车押到廷尉所设的诏狱。
苻坚接到报告，亲自质问王猛。
苻坚说：“为政之本，以道德教化为先。你刚上任几天，却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这么残酷啊？！”
王猛回答说：“我听说：‘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这就是讲，礼是用来治理安宁太平国家的，对于混乱污浊的地方就要用法来治理。陛下不嫌弃我才疏学浅，派我去治理难以管理的地方。我决心恪守职责，不辜负明君的重托，为国家翦除凶险狡猾之徒。现在我刚刚杀死一个奸人，剩下的还有上万个坏蛋。倘若责备我未能除尽残暴的恶人，肃清不法分子，那么，我甘心受刑处死，以谢辜负陛下重托之罪；倘若指控我为政残酷无道，那么，我是实在不敢接受的。”
苻坚听了这番话，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王景略真是同春秋时管仲、子产一样的人啊！实在了不起！”于是赦免了他，并且加以重用，一年之内升了五次官。
王猛由于严格执法，纪律严明，所以他率领的部队没有骚扰百姓的事情发生，他所管辖的地区盗贼不敢出没，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在他执政的十五年里，前秦的吏治得到了整顿，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因而增强了国家实力，逐渐统一了除前凉、代之外的全部中原地区。
【简评】
儒家、法家只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才有明显的界线。诸葛亮曾提出：“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然而史书在记载他治国的情形时说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
你能简单地把诸葛亮归入儒家或法家吗？
儒家的道德教育和法家的法制约束都曾为治理封建国家发挥过应有的作用。
谢安处乱不惊
人与人有素质上的高下之分。
危难是检验人的素质、胆识的最佳场合。
东晋宁康元年(373年)，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趁简文帝司马昱刚死、孝武帝司马曜初登位，调兵遣将，炫耀武力，进驻新亭(故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南)。新亭在京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之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朝臣重望，在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这次桓温无缘无故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杀王、谢。
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简文帝弥留时曾命人起草遗诏，让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故事治理国家，还说：“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王坦之读了草诏，就当着简文帝的面把它撕个粉碎，说：“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私相授受呢？”于是简文帝就让王坦之改诏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当年渚葛亮、王导辅助幼主故事。”使桓温希望禅位于己或者如周公摄政的想法落空。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桓温是对着他来的，怎么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呢？
谢安却和王坦之截然不同，听了众人的议论一点也不以为忧。谢安曾经应聘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桓温很了解他的才干，也把他看作自己篡位的一个障碍。但是，谢安做事从来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坐船在海上游览，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这条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依然如故，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船。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谢安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广船夫这才赶紧掉过船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治理国家，谢安也是如此从容不慌。
果然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桓温此来确是想借机杀掉王坦之和谢安，为他的篡位扫清道路。不久，他便派人传话：要王坦之和谢安二个去新亭见他。
王坦之接到桓温的吩咐，十分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谢安商量办法。谢安却神色不变，态度安祥，和往常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杀身之祸等着他。
王坦之说：“谢大人，常言说：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桓将军这次带兵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又要我们两人去新亭见他，可能有去无回，如何是好？”
谢安笑道：“你我同受国家俸禄，当为国家效力。晋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回的作为了！”
说完，谢安牵着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门，直去新亭，朝廷官员也有许多人相随同去。
到了新亭，众人只见桓温兵营，阵容严密，队伍肃然，不由得心情更加紧张起来。
刚走进桓温大营，几位稍有声望的官员，惟恐得罪桓温，马上远远地向桓温叩拜，战战兢兢，脸都变了色。王坦之更是好像灵魂出了窍，吓出一身冷汗。他勉强移着脚步走到桓温面前，向他行礼，慌乱中竟然把手版都倒着拿了。
只有谢安态度自若，不拘形迹。他稳步走到桓温前，不卑不亢，作了个揖，满脸笑容地对桓温说：“明公别来无恙？”桓温虽然知道谢安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未料到他居然能在戒备如此森严的大营中神色这等安祥，反倒吃了一惊，连连说：“好，好，谢大人请坐，请坐。”似乎自己的威风被减去了一半。
谢安不慌不忙，从容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
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风生，桓温和他的谋士们找不到岔，无法下手。而谢安却在闲谈时观察左右，早已看到壁后埋伏着武士。他见已经到了应该说破的机会，便转身笑着对桓温说：“我听人讲：‘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又何须在壁后藏人呢？”
桓温显得有点尴尬，急忙笑着回答：“这已经成了习惯，恐怕有突然事变，不得不如此啊。既然谢大人这么说，就赶快撤走吧！”壁后埋伏的武士立即一齐匆匆而退。
谢安又和桓温谈笑了大半天，他那么风度翩翩，安详稳重，使桓温始终不能加害于他。而王坦之却一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待到和谢安一同回建康时，冷汗已把里衣都湿透了。
王坦之与谢安本来在治国、为人等方面两人都是齐名的，但经过这次风波，两人的优劣便分出来了。
不久，桓温生了重病，却还想荣膺“九锡”(按：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前，常先赐九锡)，派人向朝廷请求。因为他再三催促，谢安只好让吏部郎袁宏起草。袁宏文才很好，拿起笔来，一会儿就写成了。谁知谢安偏偏吹毛求疵，要他一改再改，改了一个月还没改成。袁宏便暗中问仆射王彪之，究竟应该怎么写才成。王彪之说：“像你这样的大才，何用修饰，这是谢尚书故意要你一改再改，他知道桓公病势一天天加重，料定长不了，所以借此来拖延时间。”袁宏这才大悟，懂得了谢安的用心。由于谢安不动声色地用了拖延策略，致使后来桓温的野心未能得逞便死去。
【简评】
古人习惯于把大脑的思维说成心想，并给心起了一个形象的别名一方寸地。
每个人都有一块方寸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方寸在事变面前都能镇定自若。
为人者方寸一乱，可使他失去往日的智慧。《三国志》里说，徐庶的母亲被曹操软禁起来，正在为刘备充当谋士的徐庶告辞刘备时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
为帅者方寸一乱，可使全军败亡覆灭。战国时，赵国主帅赵括中了秦将白起的计谋，被围于长平，立时方寸大乱，平时纸上谈兵的本事早已无影无踪，只会不顾兵法中途扎寨乱打乱冲。可见临危不惧，临乱不惊对于一个人、一个集团是多么重要。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谢安的气质、风度、胆识使多少人相形见绌！
计杀诸葛长民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奉行的信条。
刘裕在称帝之前，为扫清障碍所做的一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大将军、太尉刘裕辅政，为清除异己，伺机自立，想发兵征讨刘毅。
刘毅时为荆州刺史，与刘裕同举义旗，兴复晋室，功劳卓著，与刘裕不相上下。而且行事谨慎，厚以待人，受到众多朝臣的拥戴。平时，朝事虽处处首推刘裕，但刘毅心中难服。刘裕深知刘毅心怀雄才大略，是个不肯居于自己之下的人才，怕长久下去，终生异端，想寻故将他剪除。
同年九月，刘裕以谋乱为名，发兵征讨刘毅。当时，豫州刺史诸葛长民被留在京城主持政事。十月，王镇恶领兵攻下江陵，刘毅被杀。
义熙九年(413年)二月，刘裕从江陵动身返回建康(今南京)。
当初，诸葛长民曾因贪淫骄横，遭到吏民的痛恨，刘裕念他与自己同举义旗，没有加以深究。及闻刘毅被杀，诸葛长民对刘裕诛杀异己感到不满，对左右亲信说：“往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灾祸将来了！”这借刘邦讽裕之语，不知被何人密告给了刘裕，刘裕因怕诸葛长民日后生乱，决定设计除掉他。
朝中众臣听说刘裕已从江陵返回京都，计算该到之日，纷纷前往新亭迎接，诸葛长民也随众前往。但等候了一日，也没见刘裕踪影。其实，刘裕早巳乘轻舟返回了京邑。他心知，诸葛长民听到消息后必然前来拜访，于是令丁旰等十几名壮士隐于府内幔帐之后，听命涌出击杀诸葛长民。
果然，诸葛长民听到刘裕已返回京邑，赶忙前来拜访。刘裕将他迎入府后，屏去侍从，与他闲谈起来，凡平日与诸葛长民不和之人，几乎都谈到了。正当诸葛长民高兴之时，刘裕一声暗示，丁睁等突然从帐后奔出，将诸葛长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不一刻便将其殴打致死。刘裕见诸葛长民已死，立即命侍从将其尸送交廷尉，并下令将长民之弟黎明处死。至此，在诛杀了刘毅后，刘裕又清除了一对手，为他废帝自立扫清了道路。
【简评】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山难容二虎”，这种诛杀异己的现象，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封建政权交替时期，表现得格外突出。
刘裕兵讨刘毅，计杀诸葛长民，正是这种现象的具体体现。
广施怀柔平内乱
比喻反映着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老百姓比作水。
“防民之口若防川。”意思说不让老百姓讲话，就像堵住河水一样，迟早会被冲垮。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是把老百姓比作水，把国君比作船。
这些比喻，反映一种民本思想。
魏太宗登基后，对太祖的重臣崔玄伯仍旧十分信赖，遇大事辄与之计议，曾下诏命崔玄伯与南平公长孙蒿等人在朝廷中坐堂，审断狱案。
魏时各地都有许多豪强大族，极有势力，常有人聚众滋事，作奸犯科，对抗官府，骚扰百姓，危及社会秩序。太宗担忧日久天长，他们羽毛丰满，势力日盛，则会失去控制，因此下道诏书，把这些豪门大姓迁徙到京城，加强控制，防患于未然。这些人家，久居本土，天高皇帝远，又有根基，何等自在；再说，“越鸟栖南枝，狐死必首丘”，人恋故土，难舍难离，都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迁他方。负责督办此事的那些地方官吏办事不力，频频向他们施加压力，强令迁离，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于是，一些不良子弟、好事之徒借机到处煽动，互相联络，聚集起来寻衅生事。西河(今山西汾阳)、建兴(即建州，今山西晋城县东北)等地的盗寇乘机纷纷起事，四处劫掠。加上当时战事不断，民生艰难，铤而走险的人很多，一时间群寇蜂起，一片混乱，民怨沸腾。当地的官府弹压不住，连连向朝廷告急。
太宗见事态愈演愈烈，急忙召集崔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商议对策。太宗说：“过去那些凶顽狂放之徒侵扰百姓，因此征召他们到京城加以节制，而各地守官不能妥善安抚督管，致使许多人逃亡流离，违犯律令，但不能全部诛杀，朕欲实行大赦，一律宽免，安定人心，你们以为如何？”元屈回答：“刁民潜逃，触犯律条，不予治罪，却施恩赦免，似乎是在上者反而有求于下，无形之中助长刁民气焰，不若先斩杀为首凶犯，再赦免余党。”玄伯不这样看，他说：“为君者治理天下，以安定民心为其根本，不可拘泥于细小是非曲直，执行法律也须审时度势，合乎实情。立法与执法，当琴瑟和谐，否则就应改弦更张，法律如不合理恰当，就需更改修定。大赦虽不是正常做法，但为今日情势所迫，唯有此法暂且可行。自秦汉以来，都是这样相互效法，灵活处置。元屈主张先杀后赦，臣以为不妥，不宜又杀又赦，可一律大赦，仁至义尽，如仍有不思悔过者，再杀不迟。”太宗也怕施行高压会激起民变，认为玄伯的主张比较稳妥，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做法。
【简评】
中国有句成语，叫“国泰民安”。二者相辅相成，国家安全，有助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有利于国家安全。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历史上偏偏有人不识此理，与民为敌。
秦施暴政，役民以逞，结果二世而亡。
隋场帝穷兵黩武，酷使民力，结果江山易代。
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乱，此乃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远虑无忧
“三思而后行”，是说事情只有等考虑成熟以后才付诸行动，就有成功的把握。晋末宋初之际，张邵辅助刘裕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真知灼见。
文熙十二年(416年)初，后秦王姚兴死，子姚泓立，国内一时处于混乱之中。中外都督刘裕想乘机北伐，于是上奏安帝，留尚书左仆射刘穆之辅佐世子刘义符，镇守京都，准备择日起兵。在晋军即将北征之际，咨议参军张邵前来拜见刘裕，说道：“人生难测，应当远虑。如若刘穆之遇到不幸，谁可代他？尊业如此，若有不测，事将如何？”刘裕听后，当即答道：“此事我就委托穆之与卿了！”不久，刘裕率领晋军离开京都，远征长安。时青州(东晋侨治，在今扬州西北)刺史檀祗镇守广陵(今扬州)。刘裕走后不久，滁中(安徽东部一带)众盗聚结，起兵为乱。檀祗得知情况，立即指挥人马，前往征讨。东晋境内，兵革又起。面对这种局势，刘穆之惟恐檀祗乘机反叛，想发兵广陵。张邵从旁劝阻道：“切不可轻率从事！檀氏兄弟三人，长兄檀韶现为江州 (今江西南市)刺吏；檀祗为青州刺史；少弟檀道济正从主公北伐后秦。如疑心一旦被他所发现，恐生大乱。”刘穆之听后，问道： “依参军意见，又将如何？”张邵道：“应该派使前往慰劳，顺便探察檀祗动向，尔后再作决策。”刘穆之觉得张邵之言很有道理，于是派人携物前往广陵劳军。不久，使者返回，说檀祗剿灭众盗后，已回军广陵，并未发现有不轨行为。从而避免了一次事变的发生。
文熙十三年(417年)十一月，果如张邵所料，刘裕北征后秦未归，而刘穆之突然因病身亡。因世子年幼，朝内一片惊慌。晋安帝想下诏令徐羡之代为辅政。张邵上书谏道：“今日事急，虽重任终在羡之，但世子不能专权，还是派人前往北地询问中外大都督后，再作决定。”安帝准奏。不久，使臣返回，世子传达刘裕的命令道：“任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暂为辅政，其余之事，待回军后再加定夺。”
文熙十四年(418年)初，刘裕灭后秦后返回京都，听完事情经过，称赞张邵说：“卿遇事不乱，处事不慌，真乃重臣之才！”
【简评】
张邵，勤于政事，断事如神。正因为如此，刘裕在领兵北征之时，将辅佐世子之事委与他和刘穆之。其间，在对待檀祗问题上，他劝阻了刘穆之，避免了一场事变的发生；穆之死后，在任用何人辅政上，他又劝谏晋安帝，派人北向询问刘裕。这不仅稳定了朝内局势，同时，也巩固了刘裕在朝内的地位与势力，为刘裕废晋立宋奠定了基础。所以，刘裕返都后，才称他“临事不慌，有大臣体”。
徐羡之得助废少帝
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上》)。说的是暴君可诛，不算犯上。南朝宋徐羡之废少帝，也是“诛一夫”。
永初三年(422年)，武帝刘裕驾崩。尚书令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受命辅佐少帝。少帝即位不久，大修宫室，严施酷刑，欺辱众臣，行多失德，徐羡之见少帝如此无道，经与傅亮密谋，想废掉少帝，另立新君。
谢晦得到密令，以房屋该修为由，集将士于舍内，待命而动。
南衮州(治所在今扬州市西北)刺史檀道济、江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刺史王弘得到密令，借故领兵入朝。
徐羡之又派人联络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作内应，到时负责打开关门。
一切准备就绪，这天清晨，檀道济、谢晦领兵在前，徐羡之调动人马在后，因此时邢安泰、潘盛已设法将侍卫调开，所以众人没遇到任何抵抗，入东掖门，进云龙门，入达华林园。时少帝正在华林园内酒肆，作酤卖游戏。又与左右亲随在园内池中划船呼唱。将士见此，在檀道济等指挥下，一涌而上，杀散侍从，直奔少帝而去。
少帝名义符，为武帝长子，时方十九岁，长得身高体壮，颇有气力。他见士卒冲上前来，挥刀就砍，知朝中生变，急忙便躲，哪里能够逃脱，不仅被砍伤手指，亦被擒拿。徐羡之等见少帝被擒，忙收回玺绶，命人将少帝囚于东宫。不久，皇太后颁下诏令，废去少帝，将其迁往吴郡(治所在今苏州市)。群臣闻讯，纷纷前来拜别。
少帝被软禁在吴郡，徐羡之怕日久生变，暗中派邢安泰领人前往弑帝。安泰一到吴郡，立即兵围少帝府，少帝持勇冲出包围，逃到金昌亭，被追兵赶上死于刀剑之下。
少帝被杀，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徐羡之等迎立武帝第三子文隆，称为文皇帝。时文帝年方十四。
【简评】
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兵燹频起，政权纷纭更迭，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此时的帝位，也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固的状态，“皇上’’被屡立屡废的现象，层出不穷。南朝宋徐羡之弑杀少帝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平常的例子罢了。然少帝在位短短几年，荒淫无耻，暴虐有加，被废被杀，也是罪该应得，“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
陆俟料事如神
古代许多预言家颇具迷信色彩。
民间传说中的刘伯温，前知五百年，后料五百载。
唐代李淳风，据说预见到了明朝的事情。
对此，我们尽可以一笑置之，不去信他。
然而一些人依据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从而对将要发生的事作出的科学预见，不得不使人佩服。
陆俟是代地(今内蒙古中部和山西北端)人，聪慧多谋。魏世祖时，他曾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刺史，朝廷考核治理州郡的政绩，唯有他与河内(今河南省黄河南北岸地区)太守丘陈被评为天下第一等。
平凉(今甘肃华亭，平凉西南及东南一带)的休屠金崖及羌人狄子玉等发动叛乱，陆俟转任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大将，奉命平叛。他采取了怀柔策略，很快就使羌人纷纷都来归顺，并追讨休屠金崖等，也将其全部擒获。他了解这些异族胡人，很善于调处与他们的关系，这也是他能顺利平定叛乱的重要原因。
陆俟此后被放外任，为平东将军、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大将。怀荒镇为高车族人集聚之处，他们对陆俟非常不满，一再上告，说他为政过于严酷，对下面特别苛刻，不肯稍加恩惠，坚持要请回原来在这里主理政务的大将军郎孤。世祖见高车人对陆俟反响强烈，不得不应允，下令召回了陆俟。陆俟一到京城，便朝见世祖说：“陛下派郎孤重回怀荒镇，依臣所见，不足一年，郎孤必有不测，高车人一定反叛。”世祖一听很不高兴，觉得陆俟言过其实，怎么刚刚离任，就敢断言高车人将会叛乱，因此狠狠地责备了他，让他回家赋闲。
第二年，果如陆俟所料，高车人杀死郎孤举兵叛乱，世祖闻讯大为惊异，想起陆俟当时的预言，便将他召入宫中细问究竟，何以预知今日结果。陆俟这时才得到机会陈述自己的见解：“高车人上上下下缺少礼教，对他们不能放纵，听之任之，故臣施以威严，用法规加以约束，意在慢慢教化引导，让他们各自安守本份，知道上下有别，进退有度。可也有不少奸佞冥顽之徒，远正直，好邪恶，无疑会控告臣不施恩惠，而一再称誉郎孤仁慈宽厚。郎孤能够重返怀荒，必然因为自己有美名荣誉而沾沾自喜，对高车人更加宽和、仁善，讥笑臣治理不当，多有失误。对缺少礼教的人过分宽松，极易滋生傲慢之心，使之骄纵自大，盛气凌人，这样下去，不过一年，就渐渐不分上下尊卑，此时再想以威严管束，会人人心怀怨恨，怨恨既多必生事端，酿成今日的叛乱，则不足为奇。”世祖听陆俟侃侃而谈，把事情剖析得一清二楚，心中暗暗称许。原来当初陆俟在怀荒，本有一套成熟的方略，只可惜刚刚实施，就因世祖偏听一面之词将其调离而中途夭折。事已至此，再说无益，世祖对陆俟微微一笑，打趣道：“你身材这样短小，而虑事却如此长远。”当日，下诏官复原职，仍为散骑常侍。
陆俟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虑事长远周全，特有主见，而且对治下的高车人有相当的了解。他在怀荒镇实施的策略是，不求一时之功，不做表面文章，从治本下手，恩威并重。反观郎孤，急功近利，有恩无威，也不够清醒，陶醉在虚假的称誉之中，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对策，自蹈死地。陆俟的做法，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取得效果，而世祖不明底里，不审详情，被舆论所左右，轻率将陆俟调离，又不能让他当面陈述理由，因而高车之乱，在所难免。
【简评】
中国人喜欢历史，因为它可以使人鉴往知来。
未来可知吗？答曰：可知！
三国时，诸葛亮隐居隆中，对三顾茅庐的刘备话说天下大势，认为他可以与孙权、曹操鼎足而立，三分天下。事实的发展正
被诸葛亮言中。
我们不能不承认，诸葛亮的预见具有科学性。
科学的预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公主掷衣救儿
“情与法”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当执政者面临这一矛盾问题时，他的选择就是举足轻重的了。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会稽公主，为武帝嫡长女，武敬臧皇后所生。及长，嫁于徐钦之之子逵之，生子徐湛之。
晋末，武帝刘裕贫贱之时，因生活所迫，曾亲往新渊水边伐薪，身穿衣衫，都是敬皇后亲手所做。及刘裕显贵，将此衣衫交给公主，告诫道：“后世如有骄奢不知节俭者，就将此衣示之。”公主奉命，便将衣衫珍藏了起来。
刘裕驾崩，文帝即位，对长公主极为尊重，家事无论大小，必先征求公主的意见。即便如此，公主一不顺心，便嚎啕大哭，令文帝也畏惧三分。
元嘉十七年(490年)，丹阳尹刘湛因谋反被诛，彭城王义康也因此被贬。秘书监徐湛之因被义康所重，又与刘湛关系密切，也被牵连到此案中。文帝知后，大怒，欲将湛之下狱处死。徐湛之吓得惊慌无措，因思无良策，只得跑到母亲——会稽公主处求救。
公主听后，勃然色变，一面责儿之过，一面动身前往宫中，去谒文帝。
公主见到文帝，便大哭失声，也不施臣妾之礼，从锦囊中拿出武帝所留衣衫，掷于地上，哭道：“你家本来贫贱，此是我母为你父做的衣衫。今日有一顿饱饭吃，便要杀害我儿！”说完，又大哭不已。文帝见姐姐如此，心中也十分难过，不由落下泪来，无奈，只得下令，赦免了徐湛之。
不久，又拜徐湛之为侍中。
【简评】
文帝不杀徐湛之，是碍于会稽公主情面；会稽公主替其犯法的儿子求情，是倚仗武帝所留下的衣衫。但衣衫是武帝留下告诫后世“骄奢不知节俭者”的一种印记，其“免死”作用并不显著。倘若文帝回敬公主，责其“骄奢”犯法之过，不知公主将何以言之！文帝徇情而枉法，留下无穷后患。文帝以后，南朝宋诸帝“一蟹不如一蟹”，及后为梁、齐所替，在文帝身上已可以看出败迹。
源贺上书减刑
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刑法是为了治国。然而，刑法过苛过酷，不但治不了国，还会走向其反面。
因此，统治集团中一些有远见之人便提出简化刑律。
北魏源贺就是如此。
源贺因奉迎魏高宗即位，安定社稷立有大功，被赐爵为西平王，是高宗所重的亲近大臣，后又封为陇西王。他在沙场连年征战，特别是在边陲与强敌鏖战，深感兵力不足，不易补充。另外，当时刑律苛重，偷盗窝赃就可判处死罪，一人谋逆，族人连坐，累及无辜，而断案定罪又极为草率，滥用刑法。有鉴于此，源贺上书高宗云：“臣常听人们这样说：人所特别珍惜的，莫过自己的生命；施人以恩德，大不过宽赦被判死罪的人。凡犯有死罪者，不能都得到宽囿，比较其罪行轻重，还是有人大可怜悯。今日北部边境强敌游弋，时时窥测时机，进犯骚扰，南面贼寇狡诈凶顽，凭借险要地势，每每兴兵作乱。当务之急，尤需加强边境守备，臣以为，若不是犯有谋逆反叛、亲手杀人等十恶不赦大罪，而只因贪赃偷盗、渎职过失等而被判死罪的人，都可宽大免死，发配他们去戍守边疆。此种做法，对那些原本要被处死的人说来，有再生的恩德，对那些劳役兵役繁重不堪重负的人家而言，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实惠，刑法举措的目的大概就在于此。古代《虞书》有 ‘流放宽免五种刑法’之说，其本义也同样在于此。臣受陛下恩典实在太多太重，常思无以报答，今日斗胆进言，全为社稷安危着想，所提建议，可能有违朝廷既定律条，故犹豫再三不敢造次，但皇恩浩荡，臣子更应以忠诚回报，拾遗补阙，兴利除弊，身为人臣，责无旁贷，故不得不贸然直言，或为无知妄说，请陛下明察定夺。”
源贺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尽表忠臣一片热肠，且措词委婉得体。高宗思量，此举既可以广布朝廷恩泽，又可以解决戍边军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当即采纳源贺的建议，付诸实施。此后，定死刑的人多被宽免，充放到边地戍守疆土，果如源贺所言，日久天长，大有成效。高宗日后忆起当时源贺上书情景，对周围大臣们说道：“源贺劝朕修定律令，将死罪者宽免，流放到北地充作戍边士卒，此法实施一年有余，因此而得以保全性命者亦不在少数，于增强边防实力大有益处，而朕救生济世又添良策。”说到此处，高宗更感到像源贺这样的忠诚能臣实在难得，也实在太少，他不满意终日围着他唯唯喏喏的一帮庸臣，借机指斥道：“你等日日在朕左右侍奉，又给朕贡献了什么良计妙策？若大臣个个如同源贺一样，朕治理天下又有何忧虑可言呢！朕越思越想，越觉源贺当日所言极是，受益良多。”
高宗夸赞源贺的忠诚与智谋，令朝中大臣自觉无颜，都异口同声地说道：“不是忠臣不能贡献这样的计谋，不是圣明的皇帝不可能采纳这样的建议。”虽说这些人才能平平，但恭顺逢迎这一套却都是轻车熟路，无师自通。
源贺非但忠勇，且腹有良谋，文韬武略兼备，他的上述建议，收到一石数鸟的效果，难怪高宗要在群臣面前再三褒美，众大臣也都不得不由衷佩服。同时还应从中看到源贺胜人一筹的说服力。源贺劝高宗修改律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祖宗之法不可擅动，就是高宗本人，也是慎之又慎，源贺大胆陈辞，上引圣典，下谈现实，分析利弊得失切中肯綮，十分透彻，足以打动高宗。更何况他言辞极为得体，谆谆诚厚之态尽现纸上，闻者岂能漠然。
【简评】
事物到达其极限，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
刑法过繁过苛，就要走向较简较宽。
刘邦进入关中，废除秦朝酷法，只约法三章。
汉初肉刑严酷，经过缇萦之事，肉刑终于废止。
源贺建议宽缓刑罚，一则可使朝廷减缓国内矛盾，二则可增加戍边力量，实为治国之良策。
智借神灵诛劫匪
信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道德观念。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可见人与人打交道时，要以信字当先。
岂止人与人，人与“神”之间也要讲信，旧时人们常说“许愿还愿”，还愿就是取信于“神”。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是讲信的。
“诈”是“信”的对立面。“兵不厌诈”，军事斗争若讲信就是傻子。
王敬则是晋陵南沙(治今江苏常熟西北)人，南朝宋明帝泰始初，任龙骧将军、军主，随宁朔将军刘怀珍征寿春(今安徽寿县)，有功，提为奉朝请，后出补暨阳县(治今江苏江阴东南)县令。
王敬则到任后，就碰到一桩棘手的事。由于兵荒马乱，暨阳地区社会治安很乱，有一支劫匪以大山为藏身之所，专以劫掠为事，历任官府奈何他们不得。王敬则认为征讨不济事，便给劫匪首领送去一封信，劝他们出山自首，保证为他们申诉，使他们平安。为了使人相信他的诚意，他还特意举行了对神发誓的仪式。在王敬则所治辖的暨阳，有一个神庙，当地百姓认为他特别灵验，对此庙之神格外信奉，王敬则便当着众县民的面，对神立下誓言；一旦劫匪自首，一定为他们免罪，决不食言，若违此誓，甘受神罚。劫匪们对王敬则信以为真，便出山自首。王敬则为他们在庙中设宴款待，众人喝得正高兴时，只听王敬则大喊一声，出来许多兵士将劫匪捆绑起来。原来王敬则设宴是假，他早已事先埋伏下人，借酒宴之名行捕人之实。，将劫匪逮捕之后，王敬则又对众县民说：“我事先已向神许愿，若违背誓言，受十头牛之罚。”说完，命人杀十头牛献神，以示受罚，然后又将劫匪杀掉。
【简评】
王敬则借以诛劫匪的手段毫无信义可言，但从谋略角度讲又似乎无可非议，因为计谋有时就是一种欺骗。封建社会，人们对神灵的迷信是虔诚的，王敬则正是利用了这种虔诚将劫匪骗出山来加以诛灭。
人短智高
人不可貌相，这是一条真理。
北魏时东平王陆俟身材矮小，但见识高深，被称为“身短虑长”之人。
他的儿子陆黻，被认为见识超过其父。
魏东平王陆俟之子陆黻，机智过人，办事干练，行为举止颇象他的父亲。魏高宗很赏识他，曾对朝中的大臣们说：“朕常常感慨陆俟，身躯甚短而智谋甚高，智过其躯，不想陆黻又胜过其父，真乃子继父风。”陆黻年轻时被任命为内都下大夫，常与朝中上下打交道，最善于为人处事，对上谦恭，对下平和，小心谨慎，左右逢源。他与人交往行事时，先要细细观察，揣摸对方的心思，心中有了数，因此讲话自然十分得体，办事自然灵活、顺利。同僚们与他共事都非常融洽，喜欢他，愿与他往来。
高宗文成帝兴安初年(452年)，陆黻被赐爵为聊城侯，先后出任散骑常侍、安南将军、相州(治所在邺县，今河北漳县西南邺镇)刺史，代为长广公。在他主持州政期间，扶正压邪，敢于打击横行乡里的豪强恶徒，扶助正直善良贫弱者，为他们撑腰作主。经过陆黻的一段整治，一向为非作歹的恶徒渐渐收敛，犯罪案件越来越少，社会秩序大为改观，百姓们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陆黻治理地方，别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一到任，首先明察暗访，将州中那些德高望重、有权威、有影响的老者恭恭敬敬请到府上，待为上宾，虚心求教，征询他们对州政的意见，请他们就如何治理各抒己见。这些老人经多见广，对全州的大小事情、历史与现状都了若指掌。长者多智，本就有许多良谋妙计，见陆黻礼贤下士，敬重信任而且非常诚恳，都愿意助刺史一臂之力。双方一拍即合，老者们将心中的想法一一道出，毫无保留。这下，陆黻大有收获，不但州中方方面面了然于胸，而且集中了老者们的经验和智慧，如虎添翼，信心倍增。此后，这些老者就成了他长期合作的智囊团，因恰好十人，人称“十善”。
陆黻的另一妙招更令人叹服。他也是先调查了解，摸清底细，再挑选了各豪强之家的子弟百余人，统统收为养子，殷勤招待，引导教化，并赏给衣物。其后，分送还家，要求他们回去后老老实实生活，不能惹事生非，给刺史和官府找麻烦。同时让他们充作自己的耳目，平时务必留心州中发生的大小事情，一旦有异，及时禀报，对恶人恶行尤要随时监视举告。这些年轻人平日放纵，多有劣迹，为州人所鄙视，但刺史却并不轻辱，倍加关心，和善相待，严加教诲，他们岂能无动于衷，也不好再象过去那样公然作奸犯科。他们一被笼络约束，渐渐归入正途。这一百余人，一百余双眼睛、耳朵，使陆黻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州中事无巨细都难瞒过他。有些不法之徒刚刚作案得手，很快就被查得明明白白，抵赖不得。不论多复杂的案件，不消多久就水落石出，该罚则罚，该判则判，快刀斩乱麻，都迅速有了公正的结果。全州上下，又佩服又惊讶，奇怪刺史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凡他说的事没有不灵验的，不明底细的人，真以为他做事有神灵相助。那些作案的恶徒，心惊胆战，主动伏罪；那些心存邪念，图谋不轨的奸人，也都龟缩起来，不敢轻举妄动。经过陆黻大力整治，全州很少再发生抢劫偷盗之类的案件，风气大变，百姓安居，大家都庆幸遇到了一个清正睿智的刺史。而陆黻呢，在州为官七年，贫寒节俭如故，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陆黻治州，政绩卓然，名传遐迩。当他被调任散骑常侍时，州中百姓都自动聚集起来，苦苦挽留，有千余人联名请愿，无论如何也要恩准陆黻留任，则百姓可尽享太平。尽管如此，显祖始终不肯答应，他在众大臣中褒扬陆黻说：“陆黻治州的政绩有目共睹，虽古代贤良，也难胜过。”并赏赐五百匹细绢和十名奴婢。陆黻回到州中时，大小官吏和平民百姓自动前来，赠送布帛等财物，他一概不收，婉言谢绝。百姓们仍旧不肯，不管陆大人是否受纳，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回。最后商定，用这些钱物捐造佛寺，因陆黻代称长广公，便将此寺命名为长广公寺，以示感激和纪念。
【简评】
陆黻的明智之处，是他不做孤家寡人，而是充分动员全州上下的力量。州治好坏事关全州百姓的切身利益，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切实为百姓做一点好事，百姓哪个不愿尽力，有全州人支持和参预，何事不成。百姓心中一杆秤，恩恩怨怨最分明。陆黻广施德政，问民疾苦，而且自甘清贫，勤政廉洁，加之足智多谋，因而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政绩，为百姓拥戴。
恩威并施除匪患
古语云：“叵壑虽深，兽知所避；烈火至猛，人无蹈死。”意思是说：山谷极深，野兽也会躲避；烈火极猛，没有人会去送死。比喻刑罚严峻才能够治乱致治。
北魏拓跋祯正是如此，他利用“死囚”警戒蛮匪，其目的就是要做到以法惩恶，改善社会风气，达到大治。
高祖初年，拓跋祯被赐爵为沛郡公，后来又被任用为南豫州治所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刺史。在任期间，大胡山一带的蛮人时常到处劫掠，杀人越货，闹得全州鸡犬不宁，百姓深受其害。这些蛮匪异常傈悍，势力大，气焰嚣张，地方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稍加约束，无法根除祸患。
拓跋祯深知这些蛮匪非等闲之辈，不易降服，但匪患不除，州无宁日。他殚思竭虑，筹划除暴安良的办法。一日，他设法召来了新蔡(今河南新蔡县)、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两地蛮人的首领共三十余人，在豫州西某地设下酒宴，邀请他们赴宴，并一起观看射箭比武。当日，拓跋祯全副戎装，威风凛凛登场，又事先从部属中精心挑选了二十余名神箭手，听候指挥。开始时，拓跋祯亲自披挂上阵，第一个开弓射箭，连射数箭，箭箭中的，刺吏身手不凡赢来一片喝采声。接下来，那二十余名神射手依次放箭，也是箭不虚发，个个中靶。最后拉出一名“射手”，其实是个死囚，让他穿上甲衣，装成射手，也来参加比试，但故意要他射偏。囚犯不知个中原委，按吩咐去做，拓跋祯见他未能射中，假作怒容，厉声斥骂，喝令推出斩首。那些蛮人首领来时就忐忑不安，不知刺史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待看到刺史武艺超群非庸碌之人，手下将士身手矫健，英武善射，又惊奇又佩服，气焰先就减了一半。待看到刺史怒斩“射手”，被他的威严震慑，个个吓得心惊胆战，两腿抖个不停，你看我，我看你，噤若寒蝉。拓跋祯看得明明白白，只装作不知，并不理会。他坐下来，仰头观望天空，装模作样地看了好一阵儿，稍觉有微风吹来，便煞有介事地对那些首领们说：“现在天气不正，似有劫匪进入本地，但不过十人，当在西南五十里开外。”说罢，令手下人驱马追捕，不长时间，果然绑缚了十人押送到面前。拓跋祯故意问那些首领：“这些家伙在乡里公然抢劫盗掠，作恶多端，罪不可恕，该不该处死？”那些首领此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哪敢说个不字，全都跪在地上叩头不止，一迭声地应道：“该死，该死，罪该万死！”拓跋祯一声令下，这十个人即刻命丧黄泉。首领们哪里知道，这十个身穿蛮服的“盗贼”也是牢中的死囚，这又是刺史预先安排设下的圈套，无非是杀鸡吓猴，以儆效尤。
拓跋祯杀了几个“盗贼”后，又好言好语抚慰教诲那些蛮人首领，要他们今后奉公守法，不得率众滋扰，危害百姓，否则就如今日，严惩不贷。经开导后都一律遣送回家，并不多加苛责。这些人又惊又怕，但又从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大都改邪归正。自此南豫州境内很少有盗匪出没，聚众虏掠，百姓安居乐业。此事传扬开来，淮南(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百姓见这里秩序井然，清平安定，都纷纷前来投奔，多达三千余家。拓跋桢一一妥善安排，把他们集中安置在城东汝水河附近，将该地命名为“归义坊”。
【简评】
杀一儆百，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社会常用的一种手段。
像拓跋顽那样，对那已经判处死刑的人，不是让他们默默地死，而是利用他们的生命去警示众人，以求得地方上的治安。这也算得上对这些死囚生命的一次有效利用吧。
然而，拓跋祯此举又可使人产生这样的担心：这种被用于警示活人的死囚，究竟犯了什么罪呢？倘若他们是杀人放火恶贯满盈的恶贼，无论将其怎样处置也活该。但他们若是被冤枉的呢？在封建社会被冤枉的人可是不少。
杀一儆百可用，但不要有冤案。
以贼治偷
从古至今，窃贼一直为人们所痛恨。
《水浒》中的鼓上蚤时迁，有高超的行窃本领。只有他入伙梁山泊，将自己的本事用于与官府对抗才可称得上一条好汉。
电视剧《燕子李三》讲了民国初一个盗贼的故事，只有编剧赋予他“偷富不偷贫”的正义内容时，他的遭遇才令人同情。
至于一般的鼠窃狗偷之辈，百姓哪个不骂，不厌？
反偷防窃，成为不同社会维护治安的共同话题。
王敬则是南齐的开国旧臣，在刘宋末，曾随萧道成在新亭 (今江苏南京南)抵御刘休范，又受萧道成之命，杀掉宋废帝刘昱，以武力胁迫众臣服从萧道成。萧道成代宋，王敬则又入宫将宋顺帝逐出。他为南齐的开朝立下大功，所以很受萧道成的重用。
南齐建元二年(480年)，王敬则被任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吴兴(今浙江吴兴)太守。吴兴地区社会秩序很乱，小偷也很多，王敬则到任后，立即开始了治理工作。
有一次，官府抓住一个偷东西的贼。王敬则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审问、判决，而是把窃贼的亲属都叫来，当着其亲属将窃贼好一顿鞭打，然后，让他穿着特殊衣服，在街上清扫道路。一天、二天、二天……那个窃贼一直在街上扫了很长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从不许间断。时间一长，全城百姓都知道了王敬则惩治窃贼的方法。到这时候，王敬则才“开恩”，答应将窃贼放掉，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找一个窃贼代替。那个窃贼吃尽了苦头，巴不得马上找到一个，而城里的窃贼早已知道如果被抓将会受到何种处罚，生怕被那个窃贼举报相替，纷纷逃走。从此，辖区内很少发生失窃之事。
【简评】
中国有句成语叫“打革惊蛇”。这个成语为人们总结了两个方面的经验。欲抓蛇者莫动草，以免将蛇吓跑而一无所获。欲吓蛇者就得大喊大叫，虚张声势，这样就会将蛇吓跑，使自身获得安全。王敬则治偷，所用谋略即“打草惊蛇”计，他罚窃贼清扫马路，一方面是以此相惩，但更主要的是在全城制造一种声势，以便将贼人吓跑。
智化干戈为玉帛
千戈意味着争战，玉帛像征着和平。
千戈化玉帛，给人以祥和安定之感。
当人们享受安定详和的结果时，往往会忽视其中的“化”字。
千戈化为玉帛，是要付出巨大的艰辛甚至危险的。
拓跋桢为南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时，城中有个豪强胡丘生，早就与外敌勾结，经常秘密联络，在城内蛊惑人心，拉扰收买党羽，图谋不轨。拓跋桢入豫州任职，胡丘生仍不思悔过，私通外敌，曾被拓跋桢发觉并处置，自此愈加怀恨在心，处心机虑要制造事端，颠覆城池。他知当时社会动荡，人心不稳，而城中大户人家更是忧虑重重，最为敏感，于是，胡丘生在城中大肆散布谣言，说刺史为了城池的安全，想要把城中的大家富户全部迁出，远送到代地(今内蒙古中部和山西北端)，以防不测。在大造舆论的同时，又在城中联络了几百人，鼓动他们聚众起事，里应外合，夺取豫州城。
城中有个名叫石道起的人，了解到胡丘生的阴谋，秘密报告给拓跋桢，并催请从速派兵捉拿胡丘生和他的同党，不使他们的阴谋得逞。拓跋桢听后并没有慌乱，不动声色地说：“我身为刺史，对城中人一向宽宏大度，并未曾做过有负州人的事情，他们怎么会背叛我呢？这只不过是胡丘生在那里妖言惑众，兴风作浪，成不了气候。但如果我现在立即派兵缉拿，那些人一定十分恐慌，反而扩大事端，酿成混乱。不如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待那些人明白事情真相，自会悔悟认错，岂不更好。”
拓跋桢话音未落，只听外面人声喧哗，一看，原来有三百来人都各自五花大绑，跪倒在府街前，叩首谢罪。称他们被胡丘生谣言蒙蔽，一时糊涂，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为此感到非常羞愧，把自己都捆绑起来，负荆请罪，请刺史宽恕，并一一陈述了胡丘生煽动众人图谋造反的经过。拓跋桢听了众人的述说，果然与自己的判断分析相差不多，没有气恼，而对众人好言安慰，保证决不追究，请众人回去，安心度日，刺史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难为大家。众人这才陆续散去。胡丘生费了很大气力，用了很多心思，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他以为一经煽动，许多人不明真情，会跟随他闹事，刺史再加干涉，就会激起民变，可乱中取利。不想刺史镇定自信，坐观事变，自己的阴谋很快败露，众叛亲离。他见大势已去，只好单人独骑，狼狈逃出城去。拓跋桢听后，仍很大度，并不再过问追查，一场风波于此悄然化解。后胡丘生于魏太和十一年 (487年)在悬瓠(今河南汝南)起兵，依附齐朝反魏，兵败，逃到南齐。
聚众反叛，非同小可，但拓跋桢须臾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这是因为自信自己有德政，州中人不会背叛他，即使一时被欺骗，只要处理得当，很快就会辨明真伪是非，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拓跋桢的冷静来自于他的自信，冷静和自信使他平安渡过了这场风波。
【简评】
《列子》中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怎么看怎么像邻居偷的。因此，对邻居充满了怀疑。后来，他在山中找到了自己的斧子，其实斧子是他不慎自己落在山中的。，这才解除了对邻居的怀疑。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被怀疑的邻居行为、心态、品质均无变化，倒是那个丢斧人的心态几经改变。
有些事是用不着耗废精力去解释去急着应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发生变化。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以静制动，静观时变的道理吧！
以退为进巧迁都
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果知道其更多的细节，一定会更有意思。
然而很可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都是小说家们杜撰和想象出来的，趣味性强，可信度小。
魏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可谓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的一些细节，也决非小说家者言。
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有宏图远志，想成就霸业。魏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为天兴元年(398年)，自盛乐迁都至此，都城偏居北地，很难有更大的发展。高祖一向仰慕中原文化，雅好古风古道，祀尧舜、祭周公、尊孔子、兴礼乐、正风俗，仿效中原推行文治。基于以上原因，高祖早就筹划迁都洛阳，雄居中原，一统天下，迁都是牵动全国、震动朝野的特大举措，况且由北方入中原，会有诸多不适。非有胆略，难以下此决心。高祖最担心群臣不从，联合起来百般阻拦，便十分巧妙地采取了迂回之计，召集众臣议论，声称要大举南下攻打齐朝，明是伐齐，暗为迁都，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高祖择一吉日，诏令太常卿王谌龟卜，预测南伐吉凶。说来也巧，卜得一个“革”卦，正合心意，高祖道：“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此话一出，群臣肃然，心中并不赞同，但无人敢出来争辩。此时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趋前进言：“《易经》中所称‘革’者，乃指更体改制，应天顺人，商汤、周武之卜，确为吉兆，但陛下已天下称帝，正该发扬光大，何谈改制。今日计议南伐，反得‘革’的爻象，恐难称作全吉。”高祖龙颜大变，声色俱厉道；“卜辞有‘大人虎变’一语，何言不吉？”拓跋澄答：“陛下登基已久，如何今日才有虎变？”高祖更加恼怒：“社稷乃朕之社稷，难道你要败坏朕的江山吗？”拓跋澄并不退缩，抗言道：“社稷原是陛下所有，但臣乃社稷之臣，怎能见危不言，不尽愚忠呢。”高祖心意已决，势在必行，拓跋澄不解其意，言语相对，以至龙颜不悦。但高祖仔细思量，亦觉拓跋澄所言不是并无道理，便徐徐申说道：“各言己志，倒也无妨。”
高祖回到宫中，将拓跋澄召来，单独与其密商，告以实情：“今日在朝中计议伐齐，并非朕之本意，朕意在迁都洛阳，南伐之举，不过巧借名目而已。因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从事，未敢言明。朝中辩白‘革’卦，朕恐众臣竞相陈辞，坏我大计，故厉声厉色，令百官震慑，不敢妄言。”高祖稍作解释，又自陈心曲：“朕之国家，兴起于北地，迁都平城，地域广大，但文轨不同，此地只宜施展武功，不便推行文治，如要移风易俗，成就天下大业，唯有迁都中原。洛阳乃帝王之都，最有王者气象，最合朕意。今日又卜得一‘革’卦，正是改革征兆，迁都之举，其势可行，不知你意下如何？”拓跋澄明白了高祖的意思，非常赞同，欣然道：“陛下迁洛，入主中原，制御华夏，经略四海，成就天下大业，乃苍生之幸，理应庆贺。”高祖仍心存忧虑，坦言道：“北人恋土，故土难离，乍闻南迁，必然相互惊忧，人心动荡，朕不免顾虑重重。’’拓跋澄会心一笑：“此乃非常之举，原非常人所能知晓，只能决断于陛下，想他人也无能为力。”高祖笑道：“汉高祖得谋臣张良成就大业，卿真不愧是我的张良啊！”随之加封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太保，又兼尚书左仆射。
此后不久，高祖一边大造河桥，准备大军渡河，一边传令各地，调集兵马准备南征。经过两个多月的部署，筹备停当，高祖起兵严城，渡河南进，直达洛阳，此时正是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天气秋凉，淫雨霏霏，高祖一身戎装，执鞭指麾，督领诸军南进。群臣纷纷跪在马前劝阻，尚书李冲叩首说：“南伐之举，臣民不愿，陛下毅然独往，如何成事，故臣冒死劝谏。”高祖大怒：“朕方经营天下，志在统一；卿等书生，不知大计，国家定有明刑，慎勿再言。”又有安定王拓跋休等马前叩首，一起泣涕苦苦劝止，高祖便道：“此次大举南进，远近震动，若就此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如何示范后人？今日若不南伐，也当移都此地，庶不至师出无名。机不可失，朕意已决，不可更改。赞同迁都者立于左侧，否则立右。”安定王拓跋休等相继立于右侧，独南安王拓跋桢进言说：“有圣德者不苟同俗议，成大功者不迁就俗众，非常之人方能成就非常之事。天下事最重要的莫过选择皇居，陛下若能就此罢停南伐，迁都中原，扩展王业，实在是臣之所愿，天下百姓之福。”说罢，又回头示意群臣：与其南伐，宁可迁都。众臣见此阵势，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同意迁都，齐声高呼“万岁”。至此，迁都大事议定，高祖见目的已经达到，遂罢兵入城。
高祖留在洛阳，李冲劝其暂时返归平城，待新都修造完毕再正式迁都，高祖不允，而派任城王拓跋澄飞骑返回平城，向留守的百官宣布迁都的决定。众臣闻旨，大为惊骇。拓跋澄此时尽展其才，援引古今事例，譬喻百端，晓之以利弊，慢慢说服引导，众臣渐渐明了高祖的意图，才心悦诚服。拓跋澄见大功告成，便返回禀报。高祖已巡行来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听拓跋澄详告一节，知道此行顺利，大喜，夸赞道：“今日若非任城王，朕几乎难成大业。”就这样，一场举国关注、震惊上下的迁都风波慢慢平息，高祖命人在洛阳大兴土木，最后终于顺利地实现了迁都的计划。
高祖迁都之举，有眼光，有远见，但最初并不为人理解赞同，高祖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采取行动之前，已全面客观地分剖形势；制定对策。他的占卜，向拓跋澄秘密交底，以及他的南伐行动，都是他计划中的重要步骤。他知道，自己有帝王威仪，君令如山，谁敢不听，但他也明白，若百官不服，勉强行事，必然遗患无穷，因而在施以高压的同时，又采取了明伐暗迁，以退为进的策略，才得以克服重重阻力，实现了迁都洛阳的夙愿。
【简评】
知其难为强为之，鲁莽之夫也。
知其难为不为之，怯懦之夫也。
知其难为巧为之，智勇之人也。
孝文帝迁都，反对者多，且多为贵戚重臣，难矣！然而他用占卜制造迁都舆论，向任城王秘密交底以争取臣下支持，并以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孝文帝迁都的一个“巧”字。人人都会遇到难办却应该办的事，当你遇到这种情况时，是作一个鲁莽之夫，怯懦之夫，还是智勇之人呢？
百姓垂泪送刺史
有些封建社会的官，他们离现在多则上千年，少则几百年。然而，人民对他们并不陌生。如诸葛亮，如岳飞，如包公，如海瑞人民对他们传之颂之，是因为他们曾经为百姓做过好事。
民心是一杆最公平的秤。
魏博陵(今河北蠡县南)安平人崔挺，年少时即知努力进学，博览群籍，钻研探究。崔氏为礼义之家，三世同居，讲礼让，求和睦，为世人钦羡。后因连遭荒年，难以维持，崔家才不得不分门立户。分家时，崔挺与弟弟崔振互相谦让，弟弟拗不过哥哥，崔挺将家中的田地房宅及财产都让给了弟弟，自己仅留下一点墓田。虽说家徒四壁，生活十分艰难，但弟兄二人都处之泰然，仍旧手不释卷，潜心苦读。当时谷价暴涨，同乡中有家境比较富裕的人，见他弟兄二人生计艰难，便送些粮食，弟兄二人实在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但随后又将这些粮食送给更困难的乡邻，自己不积存一点，乡里人为他们品德和善举所感劝，又钦佩又叹服。正因有这样的德操，才有崔挺后来的善政。崔挺步入仕途，屡屡升迁。当时的尚书李冲对他极为器重。后崔挺被授任昭武将军、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地)刺史。官越做越大，崔挺仍保持自己的良好德操，在刺史任上，恩威并施，推行教化，政绩斐然，全州上下，风俗纯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高祖驾临衮州(今山东金乡县西北)，特地宣召崔挺，询问他治理边地的方略，并论及文章撰制等事。高祖谈得尽兴，亲赠御制文章一集，还对周围大臣夸赞崔挺说：“倘若为臣者都如此，朕还有何忧虑。”散骑常侍张彝兼侍中职，受命到各地巡视，考察风俗教化。来到光州后，见崔挺把全州治理得一片清平，大加赞赏，且说：“我领命监察各州吏治，专意搜集谣传诉讼等民情，纠举州政阙失。进入光州境地，一片升平，看来我实在有愧清使的美称了。”
崔挺治政大得民心，极有威望，百姓把他的德政美化，传扬甚至近乎神化。其间曾发生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光州的治所在旧掖城，其西北数里有座斧山，岭高而险峻，北临沧海，南接泰山，是绝好的游览观光之地，崔挺想在山上建一座用来观赏风光的房子。当地的老人劝阻说：“此岭秋夏之际，常有狂风暴雨，岭石崩落，相传是虬龙行经的道路，恐怕房宇建成也难长久。”崔挺自有一套说法：“人神之间，相去不远，虬龙悠忽来去，岂能唯此一路。”崔挺说了便做，很快，建起了漂亮的房子，数年间，竟然无风无雨，安然无恙，说来也怪，后来崔挺调任离开了光州，房子不久便被风雹摧毁，再建再毁，如此反复，遂不再建。人们都纷纷议论，说崔挺在，房子在，是因为他的善行德政感化了上苍的缘故。
崔挺重法制，当时的刑律苛重，有的不尽公正合理，如当时因犯罪被发配到边地服役的人逃跑较多，为此做出严酷规定：一人逃跑，全家受罚，都被充作劳役。对此款，崔挺上书直陈己见，他认为，古代《周书》中就有关于父子犯罪各负其咎，不得相互牵连的规定。今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原因何在？一人犯罪，祸及全家，有此规定，岂不是坏人越罚越多，其实许多人是被牵累在内本非恶徒。崔挺同时引用史实为佐证：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宋人司马牛为其兄司马桓魃所牵连而受罚，鲁国大夫柳下惠因其弟盗跖而受株连，本人清白有德，却无端受辱，岂不令人悲哀！崔挺援占证今，晓以利害，言辞恳切又纯正文雅，高祖欣然应允。
崔挺心系国计民生，多有利国利民的举措。如当时州内少铁，铁器需用量很大，都得从外地购进，一路搜求转运，价格自然上扬，且难及时满足百姓各种需求，官府用铁也极不便当，崔挺又上书表奏，请求复设铁官，发展铁业，百姓官府都能有所依赖。
掖县(今山东省东部)有位九旬老者，自称年轻时曾在林邑 (今越南中南部)得到一块美玉，四寸见方，极有光彩，珍藏在海岛已有六十余年，因喜见崔挺治政清明，自愿奉送。崔挺谦虚地推辞说：“我的品德难比古人，不能将美玉视为一己珍宝。”便派船随老人专程取宝，那块美玉果然光润无比，是稀世珍宝。崔挺即奏表将之送到京城。
世宗即位后，崔挺多次上书，乞求告老还乡。景明初年，终于离任。全州百姓闻讯，扶老携幼，都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他们在崔挺后面追随不舍，人人落泪，不愿他离去。许多人拿来了贵重的绢帛，非要送给刺史大人。崔挺也深受感动，一边劝慰，一边说服众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
崔挺于五十九岁时亡故，当年冬天，被赠封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号“景”。那些过去在崔挺手下做事的大小官员，听到噩耗后都悲不自胜。为了纪念崔挺，大家在城东广因寺铸起了八尺高的崔挺铜像，又起八关斋，追思崔挺，为他祈祷冥福。
一位地方官，为政如何，私德怎样，人心自有公论。百姓挥泪送刺史，其景感人。崔挺为百姓爱戴，是因他为官廉洁公正，善待百姓，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有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理地方的办法。他关于修改苛刑的建议无疑是一大善举。魏时律令过于严酷，其连坐制度更是高压政策的产物，仅仅因为服役时潜逃就要殃及全家甚至族人，这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善良的百姓，制造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剧，给社会也带来了灾难：难怪崔，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刑律之下，善人越来越少，“恶”人越来越多，其结果也危及了魏王朝的稳定。崔挺之举，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于百姓有益，无疑是明智之举。
【简评】
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具有扬善惩恶，褒美贬丑的功能。
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因其惩恶眨丑所使然。
北齐时，一些人因史书对其荣光记载不够而到皇帝面前大吵大闹，此为史书扬善褒美作用之佐证。
今天，我们的时代有美也有丑，有善也有恶，我们能否继承这种传统，让真善美流传千古，让假恶丑遗臭万年呢？
李膺以宽治蜀
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鹞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意思说：水獭为深池赶来了鱼，鹤鹰为森林赶来了鸟，桀纣为商汤周武赶来了人民。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者，是孤立自己，壮大敌人的蠢人。南朝时，李膺就及时地制止了一件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
公元501年，萧衍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起兵讨伐南齐皇帝萧宝卷，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邓元起应荆州刺史萧颖胄之召，至江陵，又率江陵之军会萧衍于夏口 (今湖北武汉)。
郢州城被萧衍拿下后，邓元起被任为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刺史，代替原益州刺史刘季连。刘季连是萧宝卷所任命，萧衍起兵，刘季连一直首鼠两端，态度不明朗。当他知道自己将被取代时，便发兵拒守，不受替代。
邓元起军至巴西(今四川绵阳)，巴西太守朱士略开城门投降。邓元起到四川以前，蜀中人士多逃亡。邓元起到四川后，打着新皇帝的旗号，所以人们多前来投奔，使其军一下子增至三万人。军队人数激增，军粮供应成了问题。有人给邓元起出主意说：“蜀地政治混乱，老百姓多在户籍上诈称残疾，以欺骗州府，逃避赋税。这种情况在巴西郡也很严重。如果您下令核实户籍，对于那些被查出的诈称残疾之人课以重罚，一定会有丰厚的收入。”
邓元起认为说得很对，准备实施核查户籍。
有一个叫李膺的人，长期任涪县(治今四川绵阳东)县令，对巴西的情况很熟悉。他听说邓元起准备核查户籍，便对他说：“刘季连反对大人作益州刺史，正严兵以待。现在，您前有强敌，后无继援。巴西山民刚刚依附于您，还在观望您的德政如何。这时候对他们过于刻薄，他们必不能忍受，万一与您离心离德，您后悔都来不及。何必要用这个办法来筹集军粮呢？我替您想个别的办法，也能使您资粮充裕。”邓元起听了非常高兴，说：“好！军粮之事全都交给你办理。”李膺出去后，找当地富民供军资粮米，很快便筹粮三万石。
【简评】
清人赵藩于成都武侯祠题联云：“不审势，既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李膺之事恰与此联巧合。因为李膺之举，也恰恰关系到治蜀。但李膺能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治蜀的宽严，这同样能引起治国者的深思。
萧秀以安民为本
得人心者得天下，此话大致不错。
为什么说它大致不错呢？历代开朝皇帝，都是在一个王朝极端腐朽民心失尽时，顺应民心民意，用人民的力量摧枯拉朽，取得天下。然而在封建社会，皇帝世代承袭，那些继承者们，天然龙种，有的几岁就君临天下，他们得何民心？
得人心者治天下，此话才是不错。
无论是开朝皇帝，还是守成皇帝，无论是治理一国，还是治理一郡一县，如果失去民心，是绝对治理不好的。
梁武帝萧衍弟兄十个，萧秀是七弟。萧衍起兵，萧秀任冠军长史、南东海太守，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攻下建康后，仍为使持节、都督南徐、衮二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梁朝建立后，萧秀被进号为征虏将军，封为安成郡王。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萧秀被任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刺史。天监七年(508年)，又被任为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梁、南北秦大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天监十三年(514年)，又被任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刺史。萧秀多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他很懂得人心乃为治之本，在收揽人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他出任江州刺史时，是乘船逆流而上。当时负责行程的主事想用好船装载萧秀的随身物品。萧秀说：“人和财相比孰重孰轻？我难道是个爱财不爱士的人吗？”便下令将坚牢的好船给自己的下属乘坐，用较次的船装载物品。结果遇到江风，载物船被撞破，载人船安然无恙。萧秀虽然损失了物品，却得到了下属的人心。到了江州以后，他听说大名士陶潜的孙子也在此地被前任刺史任为里司，便说：“陶潜所立之德，怎可不荫及子孙？”便下令提拔他为西曹。时值盛夏，江水暴长，桥梁被淹没冲毁，州民往来很不方便。手下有人提出，官府出船摆渡往来行人，收取摆渡费。萧秀说：“是我刺史无德，致使江水泛滥成患，怎么还能乘水灾取利呢？”他下令官家出船，义务摆渡。
萧秀任郢州刺史时，也是以安民为务。郢州当时非常贫穷，百姓凋弊，丁壮逃亡，致使妇女供役。有人提出从百姓中找些役吏，萧秀说：“你真是不识救弊之术。郢州凋残到如此地步，不能再扰民了。”于是他自己生活务存俭约，省去不必要的花费，很快就使州内百姓安心，境内晏然。
【简评】
封建社会小到治理地方大到治国，其核心就是治人。治人方法各有不同，有的靠高压，有的靠严刑峻法，这些都不能服人心。治人先要取得人心，萧秀是深懂此理的。史书记载，萧秀后来被改任雍州剌史，郢州之民纷纷相送，直到出境。百姓闻其生病，纷纷为之祈祷，请求神灵延长他的寿命。当他病逝后，州民们撕毁衣服制成白帽子，哀哭迎送其灵柩。雍州蛮人本来欲迎其至州，听说其死，祭祀哀哭而去。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张溢美之处，但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子虚乌有。今天，治民之论已经过时，治国的意义已变成全民共建新国家，但民心的向背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了。
杨逸放粮救万民
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万事都要奏明皇上，得到“恩准”方可实行。
不过例外的事也是有的。
如在军事行动中，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
又如，在皇权被削弱的时代，掌实权的人也往往自己作主，奏明皇上只徒具形式而已。
再如，一些敢作敢当，勇于负责的官员，遇到紧张情况需要马上处理，来不及请示时，也往往先斩后奏。
杨逸放粮就属于第三种情况。
杨逸二十九岁时，就被魏庄帝授任为吏部郎中、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史，散骑常侍。以他这样的年龄而被委以如此重任，还从未有过先例。此后，又被调任平东将军、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刺史。
年轻气盛的杨逸，决心在刺史任上有所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治理光州，他可谓煞费苦心，不辞劳苦，当时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杨逸集中全力处理事关百姓生计的大事，以求安定民心，稳定秩序。最难得之处是他能放下刺史的官架子，时常到百姓中视察抚慰。为办理公务，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倚仗年轻，常常不分昼夜。他懂得要想天下太平，必须争取民心，而要想获得民心，必须问民疾苦，从点滴做起。因此，每当州中有人被征召从军，他一定要亲自送行，有时风吹日晒，有时雪飘雨狂，许多人都坚持不住，他却毫无倦意。治政、治军要讲究宽猛相济、恩威并施，杨逸也熟谙此道。他仁爱百姓，又法令严明，恶徒狂贼都不敢在州中惹事生非，全州境内，太平肃然。他最痛恨那些豪强奸诈之徒，在州中四处布下耳目，随时监督，稍有动静就立即翦除。他以严格的纪律约束部属，手下的官吏士兵到下面办事，都自带口粮。如有人摆下饭菜招待，即使在密室，也不敢答应，问其缘由，都说杨逸有千里眼，明察秋毫，哪个做了错事能瞒得过。
杨逸关心百姓疾苦。当时因连年灾荒，粮食奇缺，饿死很多人，杨逸见状，心急如焚，决定开仓放粮赈灾，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管粮的官吏惧怕私自动用国库存粮会招致大祸，执意不肯。杨逸也明白，不经上奏批准，擅自发粮，如果朝廷怪罪，将有生命之虞。可是要按常规具文请奏，等待批答，文书往来，颇费时日，不知又要饿死多少百姓，宁可获罪，也要放粮，他坚决地对手下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百姓不足，君王岂能有足。开仓放粮由我而定，责任亦由我一人担当，即便获罪，我也心甘情愿，死而无憾，与他人无涉尸随即果断下令开仓，将粟米发给了饱受饥饿煎熬的百姓。然后，杨逸马上写好奏章，向朝廷申说详情。
奏章送到朝中，庄帝与群臣议事，以右仆射元罗为首的大臣认为国库储粮不可轻易动用，杨逸之请，应予驳回。尚书令、临淮王元或则认为情势紧急，应贷粮二万。最后庄帝恩准二万。
杨逸放粮后，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幼病残者仍难活命，他便派人在州门口摆上大锅煮粥，施舍给这些人，使之不致饿死。杨逸此举，无异雪里送炭，解民于倒悬，那些即将饿死而因杨逸及时赈济终于活了下来的百姓竟然数以万计，庄帝闻听事情本末，也以为处置得宜，连连称赞。
后来，杨逸惨遭家祸，尔朱仲远派人到光州将其杀害，年仅三十二岁。全州上下，士吏百姓，听到凶讯后，如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悲哀，城镇村落都摆斋设祭，追掉这位年轻仁爱的刺史，竟然一个月中始终没有断绝。
【简评】
杨逸心念百姓，为救饥民，不怕承担罪责，自作主张，开仓赈济灾民，真是难能可贵。
封建社会，贪官污吏多如牛毛，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像杨逸这样问民疾苦的地方官实属凤毛麟角。
也许有人说：杨逸这样做，其目的是利用天灾人祸，百姓嗷嗷待哺之机，树立自己的威信，收买民心而已。
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冒着可能丢官的危险，给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好处，即使是树己之威，收买民心的手段，难道其威不该立，民心不该向吗？
欲擒故纵诛叛逆
封建社会，官场就是战场。
所不同者，战场杀人用刀枪；官场杀人用权势与心计。同样使用心计，但因所施加的对象不同，其名称也不同。出于个人目的，对所憎恨人加以陷害，往往被称为阴谋。为江山为社稷着想，对坏人加以诛除，往往被称为智谋。
但是，用这样简单的带有道德评价色彩的标准衡量古人的所作所为是很困难的。南朝的毛喜设计诛除韩子高到底算阴谋还是智谋呢？
我们只能从毛喜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一点出发，将其视为治国谋略。
毛喜字伯武，是荥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父祖都在梁朝任官。毛喜自幼好学，聪明有才华。梁元帝时，毛喜任尚书功论侍郎。江陵被西魏攻陷后，毛喜被俘虏到长安(今陕西西安)，直到陈文帝即位后，才被释放回来。陈文帝死，陈伯宗继位，由于年龄小，由其叔陈顼辅政。
陈顼辅政，大权在握，威望日高。尚书仆射到仲举深感不安，便假传太后旨意，让陈顼出京至京口(今江苏镇江)。毛喜便对陈顼说：“陈朝取得天下的时间不长，如今海内未安，国祸连接，形势十分不稳。皇太后对江山社稷非常关心，所以令您入宫辅政，把您当作古时的伊尹、周公。如今之旨，一定不是太后之意，希望您谨慎行事。”于是，陈顼便派毛喜到太后那里了解情况，果然发现是到仲举等人假造。
到仲举的同谋还有一个人叫韩子高，此人是会稽山阴人，家本贫贱，在梁朝末年一直在陈文帝手下任职。陈文帝登基后，韩子高被提为右军将军，后又任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等职。陈文帝病重时，他还进入内宫侍奉。韩子高这样受陈文帝宠爱，当然对陈文帝效忠。文帝死后，其子陈伯宗虽继位，但大权控制在其叔陈顼手里，韩子高当然不满，所以他与到仲举合谋夺取陈顼之权。
到仲举事发后，韩子高心中惶惶不安，向朝廷请求镇守衡、广诸州。毛喜知道后，向陈顼建议说：“韩子高这样，说明他心里对您非常疑惧。您应该挑选人马，配备给韩子高，还要给他些铁炭，让他制造器甲。”
陈顼听后大惊，说：“韩子高图谋不轨，反心已露，我正要将其逮捕，你怎么还出这个主意呢！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毛喜说：“我劝您这样做，正是为了除掉他。如今文帝的丧事刚刚办完，北朝仍窥视我边境，国内政局也不稳固。韩子高深受前朝皇帝的宠信，有仗义顺礼之名，现在对他动手，恐怕不易将其制服，万一除不掉他，可能会招惹大麻烦。我们应该将他稳住，使他安下心来。然后，用一壮士之力便可除掉他。”陈顼认为毛喜说得很对，便接受了他的建议。
到仲举参与制造假诏后，被废居私宅，他经常坐着小轿，穿着女人衣服，到韩子高处密谋。光大元年(567年)八月，前上虞令陆防和韩子高的军主都告韩子高谋反。陈顼借召集文武大臣议事之名，将韩子高召入宫中，逮捕入狱，不久将其处死。
毛喜为陈顼所献之计，可以说是欲擒故纵。纵是手段，擒是目的。纵之，一可稳住对手，二可使对手误以为平安无事从而更加肆无忌惮，从而提供更多的罪证，三可以使欲擒敌者寻找有利时机。
【简评】
有很多时候，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借以实现的手段是完全相反的。
比如，人们要做一个木器，必须先将树木砍伐，然后将其破成木板、木棍，再将其锯成一节节，刨成一片片，还要在上边打眼做样，然后木器可成。这就叫“将欲成之，必先毁之”。
人们钓鱼，必然先在鱼钩上放上鱼饵，让鱼得到一些“好处”。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西游记》中如来佛想把孙悟空捉住押起来，却让他先在自己的手掌上自由自在地翻斤斗。这就叫做“将欲擒之，必先纵之”。
杨尚希上表减郡
自从秦代实行郡县制以后，历代就一直沿袭这一制度。随着朝代的兴亡更替、国家的分裂与统一，郡县的变更也越趋复杂。隋朝的统一，对南北朝遗留下来的行政区域，有必要重新划分、统一。兵部尚书杨尚希率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隋朝开国之初，在郡县管理方面仍然沿用南北朝时的制度，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它原因，州、郡设置过多过乱，有的地方方圆不到百里却设置好几个县，有的地方同一个县却由两个郡共管，还有的郡根本就没有属县，而且州、郡、县的名字经常重复出现，混淆不清。
当时的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认为州郡过于杂乱，问题很多，急需改革，于是就给朝廷上表说：“自从秦朝在州县职位上罢除侯职设置守职，到汉朝、魏朝以及晋朝以来，州县制度曾多次被改动。我认为现在的郡县，比古代多出好几倍，有的地方方圆不到百里，却设置好几个县；有的地方人口不足千人，却由两个郡分管，这种状况所带来的后果是：官僚、差役人等越来越多，政府支出也越来越多。而且管理地方是很复杂的事情，需要真正的精干良才，这样的人一百个人中也找不出一个，然而现在的官职设置这么多，怎么能找到这么多贤才呢？如今的郡县制度实在是应该改革，因为治理国家就像琴瑟一样，琴弦要不断改变，以前的制度也要改变；瑟柱不能被粘住，治国也不能固执拘泥，要能变通才能治理好国家。我觉得现在应该保留那些主要的州郡，废除多余的郡县，把小州郡合并为大的。这样国家的收入会相应提高，选举任用官吏也容易得到贤才了。”
隋文帝杨坚看了杨尚希的表以后，非常欣赏，觉得杨尚希说得很对。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下诏对郡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境内五百多个州郡，改原来的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刺史一职，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的两套制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后来又设置尚书行台一职节制一方，隋朝所设的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扬州(今属江苏)、荆州(今湖北江陵)、益州(今四川成都)四大总管，所管辖的多至几十个州。
【简评】
隋朝统一了中国，就面临着南北朝时期郡县林立，管理混乱的行政问题。沿袭南北朝的制度，就势必出现州、郡、县过多过乱的现象，这对中央政府的统治、管辖显然很不利。作为一个具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杨尚希充分意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建议合并郡县，精简官吏，这对隋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当然隋朝国柞过短，这一合理的改革，并未显示出更大的效应，但是隋朝的急速灭亡，归咎于统治者的荒淫奢侈以及穷兵黩武。设使“天”假隋朝以年，杨尚希的建议定会越来越显出它的合理性与效益性。
柳昂劝学行礼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每当改朝换代之际，统治者在“偃武”之后，一定要进行“修文”，隋朝也不例外。柳昂的上书“劝学行礼”，就属于“修文”的内容。
隋朝开国之初，天下动荡，叛乱不息，百姓困扰，因而民风民俗日下，鸡鸣狗盗之徒屡出不绝，民情急须整治。
当时的潞州刺史柳昂，因为在边疆地区任职，对民间风情非常了解，对民风日下状态也深感不安。隋开皇二年(583年)，柳昂上表，建议朝廷整顿民俗，劝学行礼。他在表中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帝王受命登基，都要先建立学制，制订礼法，以这种方式改变以往的民风，开创新的民俗。自从魏朝衰败以来，天下分割为九区，其中关(今函谷关)右，山(今泰山)东地区，一直处于战乱状态。统治者施展权诈之术，百姓疲于争战，赋税繁重，刑政严急。至于整治民风民俗，则为当时朝廷所忽视，后来的几代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出现开明至哲之君主，那么民间的礼仪风俗，就不会为当世所重。
希望陛下能应天顺民，重整民风。北周朝廷衰败，天下大乱，及至陛下即位后，制订了一系列英明决策，实施以后对国家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陛下在继承古训、体察民情方面比以前几代作得都好。然而民间的情况非常复杂，实际上陛下的圣明之策并没有完全得到实行。我有幸为朝廷所选拔，在边疆地区任职，因而了解到民情方面还有很多缺陷。有些地方礼仪风气被淹没，道德教育不够显明，可见老百姓的心思不能马上得到改变。我深切地希望陛下能够深思远虑，体念下民，以俭朴的作风引导百姓走上正道。如果朝廷能够制订一系列的措施、制度，劝导百姓崇尚学习，重视礼仪，从思想和教育两方面下功夫，就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改变民风民俗的效果。”
隋文帝杨坚看了柳昂的表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下诏决定从京城开始，到各个州郡，都要提倡劝学行礼。同时也制订了一些相应的制度，如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其中最有效的制度之一。
劝学行礼对于普及道德教育，改变民风民俗，以及加强国家政局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说来，每一代的封建帝王在即位登基以后，都要在学风、民俗、礼仪制度方面下一番功夫，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从百姓的思想上加强一下统治，所谓治人先治其心。
【简评】
柳昂上书“劝学行礼”，所要发扬的当然是儒家的那一套礼仪制度，这是每一次改朝换代以后，统治者所要实行的惯例，不足为奇。如果说是其中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倒是在强调对全国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对于隋初民风民俗的整顿，在巩固政权、稳定政权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可惜隋朝政权过于短命，柳昂“劝学行礼”的建议也无疑成了一张画饼。
杨坚智定内乱
汉有九江王英布的作乱，隋有相州刺史梁士彦的作乱，这些人都是跟随着开国皇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功臣。他们的作乱，无疑是对当权者的一种挑战。
隋朝开国之初，政权并不稳固，不但外部经常发生叛乱，就是在朝臣之中，也有一些人心怀不满，有谋反作乱的意思，隋高祖杨坚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一直在寻找机会，下决心解决
这一问题。
相州刺史梁士彦，曾经是开国元勋，在帮助杨坚夺取皇位时出过不少力，后来尉迟迥作乱时，梁士彦也曾带兵征讨，居功至伟，在朝廷百宫中有极高的声望。但是梁士彦自恃功高，狂放不羁，屡次犯杨坚之忌。于是杨坚把他召还京师，令他在家闲居，以此削夺他的权力。梁士彦因此大为不满，口中多有怨言。
当时的舒国公刘防、杞国公宇文忻等人也都被高祖杨坚疏远，几个人便凑在一起谋划作乱。当时隋朝朝廷有定期祭祀制度，祭祀时皇帝要外出，于是梁士彦等人曾策划趁高祖车驾外出时，在朝廷内起事，各自率领家童、奴仆等发乱，但是因为事情仓促，没有成功。宇文忻有一次对梁士彦说：“帝王之位难道是上天常定的吗？不过是大家拥戴谁谁就成为帝王。如果你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起事，皇帝一定会派我前去证讨。我们在两阵相对时，对官兵痛陈利害，乘机合兵一处，一举可定天下。”于是梁士彦等人又策划从蒲州起兵，攻占黄河以北，占据黎阳关(今河南浚县西南)，截断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路口，劫取朝廷外调的布匹，作成军衣，招募盗贼、豪强之士为战士，计划得非常周密。
不想事情被梁士彦的外甥裴通知道，并向高祖杨坚告发了此事。杨坚不动声色，并没追究，还授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想以此看一看梁士彦的意向和动静。
梁士彦以为杨坚不知他的阴谋，心里非常高兴。他对刘防等人说：“真是天助我也！”于是又上奏请求让他的亲信仪同官薛摩儿为长史，杨坚虽然知道他的用意，还是批准了，梁士彦等人更加高兴，觉得事情很顺利，于是不作防备。
隋开皇六年(586年)八月，梁士彦等同公卿一起朝拜皇帝时，杨坚令左右将梁士彦、宇文忻、刘防等人从百官行列中拿下，并诘问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竟敢谋反，为什么要这样做？”梁士彦等人矢口否认。杨坚令人将薛摩儿带出，当庭与梁士彦等对证。薛摩儿将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还讲到梁士彦的二儿子梁刚、三儿子梁叔谐怎样苦苦规劝父亲，但梁士彦不听。这时梁士彦等大惊失色，没想到薛摩儿竟出卖了自己。因为证据确凿，梁士彦、刘防、宇文忻等人都伏法认罪，杨坚将参与谋反的人都处以死刑，以此警戒朝臣。
【简评】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杀戮功臣，似乎是封建统治者的一贯做法，因为“功高震主”，犯了皇帝的大忌。隋代梁士彦等，跟随文帝杨坚，东征西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是隋代的开国元勋，这在文帝的心目中已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如果这班人能够学一学汉代的张良，功成身退，日后或许能够得到善终。无奈这班人恃功自傲，口出狂言，甚且还蠢蠢欲动，那么离末日也就不远了，因为皇帝是时时刻刻地在窥伺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欲擒故纵”不过就是一个策略的运用，其实“擒纵”都在文帝的掌握之中，早晚都是能够把这班“元勋”们给收拾了的。
薛道衡纵论陈朝得失
薛道衡是隋代著名的诗人，他的“空梁落燕泥”诗句，久为人传颂。他还是一个颇有思想的政论家，下面是他纵论陈朝得失的一席话语。
隋朝开国之初，北有突厥，南有陈朝，都对隋朝构成一定威胁。但是当时的南陈政权已露出衰败气象，不但军伍不整，内政外交失策，就是统治阶层也整天饮酒作诗、歌舞升平，不理朝政。因此隋文帝杨坚早早地就有了出兵伐陈、扫荡江南的志向。
薛道衡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善于作诗应对，他的诗深得南陈文人喜欢。杨坚曾派薛道衡出使陈朝，出发前薛道衡上表陈奏说：“陈朝偏安江南一隅，废弃朝政已经很长时间了，这只不过是因为天下分裂，人们无暇顾及江南所致。魏朝从北到南，因为缺少远略而使江南逃脱，之后北周、北齐两朝势不两立，一直在互相兼并，所以江南未被平定。陛下承天命、立圣德，光芒四射，扫荡天下，怎么能使区区一个陈国漏在天网之外呢？我如今就要出使，请允许我责令他们称臣于我朝。”杨坚觉得准备还不充分，因而没有同意。
隋开皇八年(588年)，隋朝出军大举伐陈，兵临长江，大将军高颎对薛道衡说：“这次我朝出兵，能否平定江南？你不妨试着说一说。”
薛道衡朗声说道：“凡是论及大事的成败与否，都要先根据道理来作出判断。古书《禹贡》上所记载的九州，本来属于王者的封地，江南是九州之一。后汉时，群雄并起，孙权兄弟趁势占据吴、楚之地。从晋代以后，战乱不断，人们无暇顾及江南之地。但是名人郭璞曾经说过：‘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现在算起来，正好到期。从时运来说，一定会成功，这是其一。自古以来，有道德者兴盛，无道德者灭之，这是兴亡的大道理。我国的国主恭敬俭朴，亲自为国政操劳，陈国国主陈叔宝则吃喝玩乐，酒色之徒，陈国上上下下人心离散，这正是失德的征兆，必然灭亡，这是其二。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在于如何用人。陈国的公卿百官，都是些无能之辈。施文庆是一个小人，却担当重任，处理国家政事。尚书令江聪只知道饮酒作诗，本来就不是什么经天纬地之材。萧摩诃、任蛮奴作为大将，没有将才，只能带一人，不能统领全军，这是其三。我军有道，力量强大；陈军无德，力量弱小，算一算他们的兵士，不过十万而已，却守着西起巫峡(西起今四川巫山县，东至湖北巴东县)，东到大海的广大地方。如果他们分守各地，就会削弱力量；如果合在一起守卫，又会顾此失彼，这是其四。有这样四条理由，我认为一定会出现我军席卷陈国的形势。”高颖听了以后叹服不已。
隋、陈两军开战以后，形势果然像薛道衡估计的那样，隋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陈军则一败涂地，结果隋将韩擒虎攻进金陵(今江苏南京)，生擒陈叔宝，隋朝于是平定了江南。
【简评】
薛道衡论述陈朝得失以及隋出兵成功与否，是颇有见地的。其中论陈的四条理由，第一条过于迂阔，其他三条，则指出了南陈衰败的政治以及军事战略的失误，这是总结了历史工“有道德者兴盛，无道德者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后代的执政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实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其兴盛之时，国君恭敬俭朴，操劳政事；及其将亡之际，和南陈的情景又有什么区别？可惜隋场帝没有好好记住薛道衡的这番言论，否则隋朝也许不至于那样急速便灭亡了。
巧解《论语》论治国
有个成语叫做“借题发挥”，即从一句话，一件事中引申出原话原事所不具有的意思。
借题发挥所表达的，不仅是自己的见解，也使原事原话得到升华。
借题发挥也是一种智慧。
太宗初即位时，十分留心政务，孔颖达多次向太宗进忠言，因此颇受太宗亲待。
太宗曾经问孔颖达道：“《论语》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说的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圣人教育人，总是希望人们因谦让而愈有光辉。自己虽有才能，而不自我夸耀，仍然向才能低的人虚心请教人家所擅长的事。自己的技艺虽多，但仍然觉得少，仍然向技艺少的人学习，以求得自己的技艺有所增加。自己虽有，但外表仍然像无。自己虽充实，但外表仍然像空虚。不仅平民百姓应该具有这种美德，帝王也应该如此。帝王应该内心蕴藏聪明睿智，外表须沉静，使人觉得深不可测，思量而不可知。《易经》称‘以若愚培养正气，以明智平和莅临众人’，若帝王位居至尊，炫耀聪明，以才能凌侮人，掩饰自己的过失，拒绝谏言，则君臣感情就会产生隔阂，相互背道而驰，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无一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宗对孔颖达的见解深表同意。
【简评】
古代的书生们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他所做的《论语》中有 “微言大义”。
为此，一些书生就抱着儒家经典在里面找“微言大义”，他们从翩翩少年一直找到龙钟老态，从一头黑发一直找到皓首银须，也没找出个子丑寅卯来。
而孔颖达解释《论语》，从谦逊好问勤学的论述中，引申出虚心纳谏的为君治国之道，进而揭示了文过饰非导致君臣背离，国家灭亡的严重危害。这确实找到了其中的“微言大义”。
真正的微言大义，究竟在书里，还是在人的实际经验中呢？
唐太宗不计前嫌
从生理上讲，人与人的心胸没有太大差别。
从心理上讲，人与人的襟怀却判若天壤。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成就大事者，一般都具有坦荡的心胸。
隋大业末年，王世充兄子王太镇守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南)，聘请邓世隆为宾客，对邓世隆十分亲近。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及早投降。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在复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不恭之辞。
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在今辽宁省凌源县境)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颉、庚安礼、敬播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正在邓世隆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举止失措之时，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于是派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我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理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岂是你对我有什么恶意呢？我现在是天子，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我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
太宗不计前嫌，不念旧恶，安抚邓世隆，让他安心供职，让他充分施展才华。安抚一个邓世隆，影响一大片，使许多曾在前朝及曾在叛臣手下供职的人，能安心为大唐帝国效力。在唐帝国初创时期，百废待举，要想使百业复兴，首先需要的是各方面的人才，太宗正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广泛地网罗人才，安抚人心，为创造唐帝国的稳定繁荣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简评】
观察一个人心胸宽阔还是心地狭窄，最好的办法是看他如何对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
春秋时，管仲曾与齐桓公作对，在战场上，一箭射中他身上的带钩。然而齐桓公不计前嫌，终于使管仲成为自己的谋臣。晋文公重耳在落难中，遭寺人披的追杀，一只袖子曾被斩掉。然而晋文公最终却能尽释前嫌，使寺人披成为自己回国复位的得力帮手。
唐朝武则天，在听到骆宾王写的讨伐自己的檄文时，还称赞他的文采。
上述数人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权术，还是一种心胸呢？
不管是什么，都值得后人汲取、效法。
唯依功绩行封赏
人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然而中国历史上不乏不为女色所动的英雄。
人人都说执权难过金钱关，然而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视金钱若粪土的廉吏。
人人都说赏罚难过亲情关，然而中国历史上也有赏罚唯功不唯亲的明智之人。
唐太宗唯功是赏可谓明智之举。
隐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勾结，将要谋害太宗。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因李建成的诬陷，被高祖斥逐。在紧急情况下，太宗令长孙无忌召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道士服装潜入秦王府商议对策。太宗入主东宫，被立为太子，拜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627年)，房玄龄代萧璃为中书令。太宗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房玄龄进爵邢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杜如晦进爵蔡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其余人也按功各有封赏。
封赏完毕，太宗对众功臣们说：“我按照各位功劳的大小，量定封邑，恐怕不能完全恰当，允许各位自己说明不当之处。”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说道：“义旗初起的时候，我率兵先到。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我心中不服。”
太宗说道：“义旗初起的时候，人人皆有起义之心。叔父虽然率兵前来，您并未亲自参战。崤山以东地区尚未平定时，您受命出征，窦建德率军南侵，您全军覆没，仅仅自身逃归。到了刘黑闼兴兵作乱，您又溃败，望风而逃。现在按功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功。他们如同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战场上拼杀的功劳，但他们指明方向，确定路径，规划全局，所以应该功居第一。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对您的确无所吝惜，您一定不要攀私情，而滥与功臣争同等的奖赏。”
太宗说完，淮安王李神通满面羞渐，无言以对。
在此之前，将军丘师利等人，都夸耀自己的功劳，有的捋起袖子指天，有的以手画地，十分不服气。等一见到李神通被太宗说得理屈词穷，都说：“皇上按功行赏，对他的亲属也不偏袒，咱们还有什么可妄加诉说的？”
太宗办事公平，论功行赏，不徇私情，使群臣心服口服，而这恰恰是为君之道的重要内容。唯有赏与其功相称，才能使人心服；唯有使人心服，才能团结人，使君臣同心；也唯有把臣下团结在自己周围，使君臣同心，才能有效地驾驭、指挥朝廷上下一班人；唯有朝廷上下的有效运作，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面。唐太宗是深谙此道的明君。
【简评】
秤不平则买卖难成，碗不平则难以蓄水，路不平则难以行走，行事不平则难以服众。
道理再简单不过，事实上却有不少人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