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的一部大型评传。全书将能收集到的有关戴震的生平事迹放在其学术思想、科学思想的演进中叙述，夹叙夹议，注意到将这位清代第一流的学问大家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和哲学问题作具体缕析，有较强的可读性。全书以戴震的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贯串，评介了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前后期思想的区分及其转变动因、经学成就、自然科学及其科学哲学成就、史地学成就、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成就、新理学道德哲学、经济伦理及其朴素辩证法成就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下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第一章人生路标和学术起点　　一、畸形时代的文化
　　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属于清代江南行省徽州府的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安徽省屯溪市隆阜乡，出生了一位后来在学术上继往开来，雄霸一世，在思想界披荆折棘、垂范后昆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戴震（1724—1777）。休宁，一个小小的县城，地处皖南山区和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上游。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县西白岳、齐云两山，竹树葱茂，绿水青山，是游览圣地。北有石坼山阻扼，群峰拥立，蔽塞难通，山多涧谷，水贯其中。东有古城岩之固，耸峭秀拔。南有白际岭之险，断岩绝壑。秀山衍为平川，则又阡陌纵横，村墟交通，烟树桑木，掩映其间。山村佳秀，更加江流激冽，纡汩清澈，与群山相衬，织成绿水青山，古来言山水者称休宁之溪、休宁之山为天下第一绝胜。休宁，历来是皖南山区的物资集散地和陆路交通枢纽。从休宁往北、往西，有黄山、九华山等大山阻隔，去本省闹市安庆、铜陵、芜湖等地交通不便，而从休宁往南，穿越山间平地，行走不到一天路程便是江西境内，再过去就到了著名瓷都景德镇。从休宁折向东南，可以到达浙江，当时的经商者多往返于皖赣、皖浙之间。皖南山区的茶叶、毛竹、药材、果品等从这里外运，苏、浙、赣的大米、丝绸、瓷器从这里进入皖南山区，很早以前，这里的茶叶就远销海外①。屯溪、休宁本身是个茶市，著名的屯溪茶“屯绿”名闻海内外，英语中早就有以“屯溪”命名的茶twankay，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威廉·麦克佩斯·莎克莱写道：“或者您宁可来一杯屯溪？”②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徽州茶叶名称已在英国文学刊物上屡屡出现，1785 年出版的英国诗刊上有一首英国自由党人写的茶诗：茶叶色色，何舌能别？
　　武夷与贡熙，婺绿与祁红，松萝与工夫，白亳与小种。
　　花薰芬馥，麻珠稠浓。八句诗中有十种茶名，其中松萝、贡熙、麻珠、祁红、工夫、婺绿六种，都是徽州茶叶名。
　　① 按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引用的材料说：169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优良绿茶300 桶、武夷茶80 桶。至1702 年英国需茶量激增，曾由船队装载一整船中国茶去英，“其中配松萝茶三分之二，园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可见徽州松萝茶至迟十七世纪末已出口英国，而十八世纪初销往美国和俄国。见《徽学》1990 年总二期191 页。
　　② 见罗伯特·伯奇菲尔德《词典编纂学》，商务印书馆版20 页。
　　③ 转引自《徽学》1990 年总二期191 至192 页。
　　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又名屯浦，新安江主流横穿而过，这里背靠黄山，是登山的主前站，山水相邻，平川旷阔，水陆交通都很便利。这里物产丰富，给养充备，三国时孙权在此屯兵，故名。唐代改屯溪为黎阳，置县。明清两代，这里十分繁华。那至今犹存的屯溪老街，建筑古色古香，门楼斗拱，鸟革翚飞，传统的老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世代相沿，那景观，无不令人悠然神往，颇可窥见这里明清时代的人文和经济。一休宁，一屯溪，成了皖南山区明清时代的两大门户。隆阜，地处这两大商业城镇彼此往来的腹地。戴震出生地隆阜老街，紧挨着新安江支流横江的宽阔河面，河对面北望是一片远近闻名的桃花林。临河设埠，水路十分方便，“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①正是此情景的写照。从这里洄溯以远，可直通京杭大运河，陆路步行不到小半天路程，可达屯溪或休宁县城。隆阜可谓屯溪、休宁钳包的皖南山区中的一小块得天独厚的宝地，儒风、世风，商业新风都会因水陆之便直接吹向这里。人云：山外一声雷，隆阜一阵响，世外一阵风，隆阜刮半天。小小的山村集镇毫不闭塞，它竟连着外地都会，乃至直通北京。从隆阜老街到隆阜村口，约摸有二里路。隆阜村口，这里曾是古木参天，芭蕉藤浓叶覆盖，藤萝绕架，孩子们特别喜爱到这里来游玩戏嬉。儿时的回忆，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能激起深情厚意，那芭蕉藤，牵动过成百上千名隆阜赤子、戴氏后裔的缕缕情思，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戴氏的海外后裔总要谈起村口的芭蕉藤，絮絮叨叨他讲起戴震儿时在芭蕉藤下玩耍的传说故事。和绕架芭蕉藤交相映荫的是，隆阜村口那至今犹存的千年古樟，樟叶婆娑，森森冽冽，炎夏季节，荫翳如盖，是天然的憩息纳凉佳地。古樟下有戴氏宗族建造的“云起亭”，这是明末清初的徽派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画栋雕梁，八角顶上有锡胡芦闪闪发光，下层四周砖壁，镶有砖雕花纹图案。传说戴震读书时常登临此亭赏玩，端详壁画，引起无穷乐趣，近眺剡水，竟使青年戴震诗兴大发。戴震有吟咏流经云起亭边的剡水的诗篇《咏剡水》，诗云：“已有扁舟兴，曾看过剡图。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功夫”。砖壁画意，眼前览胜，似成一时间序列，追昔抚今，多有感慨，逝者如斯，笔下很有些“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韵味和气势。由云起亭前行，百米下处有红庙，那是戴氏魁星阁①隆阜村口，还建有戴氏祠堂，其中祖祠一座，名三甲祠，传为三兄弟中进士（登科甲）后所建，是戴震的宗祠。另有两座支祠，一座名荆墩支祠，奉把戴氏始祖戴安，近祖戴奢及分门支祖。另一座名前门支祠，亦奉祀戴安、戴奢并另一分门支祖。荆墩支祠规模宏大，厅堂内高悬尚书、进士匾额二十余块，后身有灵庙三间，供有戴安塑象，每年春季和秋季，戴氏后裔子孙祭祖，烟火不绝，累世皆从。从支祠到祖祠，恰恰是戴震先祖及后裔的一个缩影，先祖隆盛，后世昌衍。可是，在戴震父子手中，却在戴氏家族史上写下了一段辛酸史，可说乾隆盛世，于戴震父子却是家道衰败之际。隆阜老街的戴震故居，原是一般的民居，颇可见其家境，唯一可说明戴震为其封建家族、宗族光耀了门楣的，或许就是那块圆鼓形的旗杆石，那是戴震四十岁考中举人以后，用来插旗张扬，光大门庭用的，其余，故居的一切，都只能说明他在攻书著述，备受寒窗之苦，却还美其名曰：游艺塾，洗砚池??他妙手著文章，满纸儒家经典的新诠、疏证，但他却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封建家族、宗法社会的冷眼旁观者和掘墓人。人道是，生于盛世境遇好，他却似“生于未① 清道光年间撰《休宁县志》。
　　①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二十八宿之一的奎宿，后被奉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并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说，神象“不能象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魁星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谓由它点定天下才高八斗的中式人的姓名。世运偏消。”或许，这里唯一能产生美情美趣，引人憧憬未来生活的，是故居院墙内的几丛翠竹，和相传为戴震亲手栽种的板栗树和桂花树。八月桂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遐思??当历史的车轮滚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时，正值所谓乾隆盛世。早在明代中后期就萌芽了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经中断，但这时已恢复发展并加快了它的历史进程。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封建主义，这两种极不协调的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的封建老大帝国清帝国中并存着，它们时而龃龉倾轧，相互争斗，时而又化干戈为玉帛，为我取用。但总的趋势是封建帝制不断吞噬新兴的民族资本①，封建老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在犬牙交错的矛盾争斗中运转，封建制度在吞噬和反吞噬的腥风血雨中缓慢行进，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兴的生产力在风霜刀剑下仍能潜滋暗长。在整个社会生活的画面上，呈现出商业都市的繁荣和广大农村的凋弊，社会产品的激增和下层百姓的贫困等光怪陆离的现象。休宁，地处高原，有着典型的内陆文明，但商业也已十分发达，春夏之际，各地商人，特别是茶商纷纷来聚，至戴震出生的时代，休宁已是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成为一个著名的“山口市场”了。可是休宁一带的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他们大量涌向外地出卖劳动力，到景德镇去当烧窑工人的就不少。当时的景德镇，已经有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由休宁看全国，国内市场极为繁荣①，国际市场也相继被打开②。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商业资本也激增。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中，往往岁入巨万，徽商中更是有不少人家赀万贯，富比王侯。
　　与清初民族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康熙本人就向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的《初等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还聘请洋人参与制定历法。康熙本人还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保持着书信联系。由于对外来科学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初就出现了象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等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屡为戴震所征引，往往成为戴震学术的逻辑起点。
　　与清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开放极不协调的是，清王朝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清代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八十余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止，著名的文字狱已有七八起。在这极其严酷的现实中，读书人只能转向文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借以保身避祸。章炳麟说：“家有① 如雍正帝1727 年5 月谕中曾指责手工业使社会“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是逐末之人，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清廷还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理织造的机关，控制其发展。① 乾隆时期已有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其中成为商业资本的部分又投放成工业资本，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市、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贾户数千家。
　　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出超二百四十多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年（1775 年）出口的茶叶有一千六百余万磅，乾隆五十年（1785 年）出口茶叶达二千八百多万磅。
　　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戴震生活在雍、乾，亲眼目睹过文字狱的惨祸。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戴震及其学派在上述畸形的历史背景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封建专制，不等于说禁绝一切学问，这就仍然为从学之士开了一条有限的生路，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看，清廷的确毁了不少书，也改易了书中的许多文字，但更多的限于史学方面。经学的研究，乾隆帝和嘉庆帝都是提倡的。康熙、雍正都还提倡理学。一方面官方理学与文字狱相结合，以理杀人，以致人人畏避，另一方面，到了乾嘉年间，清廷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文化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容忍那些纯学术的经学，亦即理学的研究。然而，从顾炎武（1613—1682）到戴震，恰恰主张“理学即经学”，要从那貌似仅可作纯学术研究的古代经典文献中找出透视社会历史、人伦日用、知识蕴涵的道理和规则。戴震从事的文献考订、语言文字，乃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人本道德哲学等，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它们无不以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不仅激越当时，直至今天，戴震的朴学即科学思想仍不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一些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领域，例如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方志学、汉语史等的研究方面，戴震学派的朴学方法、科学哲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于他的以控诉“以理杀人”的罪行为中心的一系列道德哲学思想，则深深打上了平民哲学的烙印，故被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所排斥，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则被打入冷宫，其因盖出于此。
　　① 《检论》卷四《清儒》，见右文社刊行《章氏丛书》第三册《检论》四第二十三页。
　
二、从儿时善疑好问到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1723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是1724 年1 月19 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 年7 月1 日），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的曾祖父名戴景良，曾祖母邵氏，续配王氏。祖父戴宁仁，赠为文林郎。祖母程氏。父戴弁（1699—1779）赠为文林郎。戴震妻朱氏，赠为孺人。戴震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生前都没有做过官。戴震曾作《族支谱序》，叙述戴氏谱牒①。戴氏先祖戴护在唐代天祐（904-907 年）年问做过兵马使这样的大官，本居安徽歙之篁墩，因身为朝廷命官，戍守婺地（以今江西东北部婺源为中心的赣浙皖地区），留居婪地凤亭里。戴护子戴寿，字伯龄，为中书舍人。戴寿子戴安，字宁叔，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并署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谥忠恭。戴安是隆阜戴氏所追之一世祖。但实际上，迁居隆阜自戴安儿子戴奢和孙子戴睿起。戴奢一名戴颜，字君俭。戴安死后，戴奢奉母避乱，隐居不仕。戴奢是个堪舆家，尝自婺源起程，翻越浙地大山，来到休宁上溪口、隆阜，直到歙县岩寺等处，堪察舆地，著《山水知音》四篇，一路上见怪石峭峻，玲珑剔透，那苍郁的山林，苔染的石壁，凝成一片又一片的墨绿，仿佛那山川神秀，全系灵气所钟，以为人杰地灵，尤以徽歙独居鳌头，叹曰：“斯发祥之地也”。于是携四子和家母由江西迁居安徽歙州（即徽州）。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奢母廉氏病故，奢为其卜葬于歙篁墩小练源，与四子共同庐墓三年，不忍遽去，丧服既满，乃命长子戴庐仍回婺源，三子戴处迁上溪口定居，四子戴虔留居歙县岩寺，戴奢本人与次子戴睿迁至隆阜定居，成为隆阜戴氏的始迁祖。戴奢为人敦厚，性情豁达，淡泊致远，喜结交樵夫农人，世称“孝隐先生”，著有《白岳穷龙赋》传世。戴奢终年六十八岁，葬于近隆阜的自卜葬地游仙山，后人尊之为“奢公墓”。戴睿十三传而戴外，戴外是今隆阜老街三门里故居所在的支系所起。又十二传至戴弁，戴弁曾在三门里主修族支谱，人称半个秀才。据说年轻时戴弁随父宁仁卖过两次布，跑过两趟江西，就受大族宗长房的欺压，领不到祠堂学米，从此不得入学，断送了考试前程。故戴弁识的字，也只够后来做布贩生意时记记帐目，或随贩货的抄抄写写，拟个说帖，立个折子什么的。戴弁是戴奢的二十六代孙。戴震则是二十七代孙。
　　传说戴震刚出生时，天上突然打雷，冬天哪来的雷呢？原来是早春提前来到人间，风霜雷鸣一起来，震得天地颤抖。于是戴弁夫妇就给儿子取名震，不料无意中竟合《周易·说卦传》的说法：“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震为雷，为龙??其于稼也，为反生”。穷人的子弟“为龙”，是犯忌的，戴弁夫妇连想都不敢想的。后一句话是说得震卦，庄稼就能返生，对穷苦的庄稼人来说，戴震这个暗含《周易》震卦的名字，倒是个吉祥的兆头。
　　人称说话早的孩子才特别聪明，可戴震偏偏说话很迟。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十岁。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①“蕴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5 至216 页。
　　① 段玉裁《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4 页。蓄”之说，并无科学依据，但它是探索这位杰出人物成功秘密的一个尝试。原先不会说话，如今可用语言自由交谈，别的孩子免不了以蒙学为苦，少年戴震却乐在其中，竟能每天背书，“日数千言不肯休”②，这已经无意中把学习语言放在蒙学之首。现代心理学认为，对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来说，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更为重要，而不是看识字的多少。
　　戴震不仅学习语言很认真，而且很善于思索，塾师授《大学》章句，刚读完第一章原文和朱熹的集注，戴震就转着圆溜溜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皱着眉头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③这两个在逻辑上顺承深入的并列疑问复句，确实有点出于老师的意外。“这是朱文公说的”。塾师抬出朱青这一权威，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发问。不料戴震连珠炮似地发问，最后遽发巨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老师听后，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叹曰：“此非常儿也！”④从戴震儿时疑“《大学》右经一章以下”的一连串发问，可看出他攫一问题，直截深入，层层穷追的这一年幼时的思维形态。他儿时“日数千言不肯休”的开发早期智力的语言功夫，和善疑好问，非水落石出不肯罢休的思维形态，或许已经包含后来巨大成功的逻辑因子。梁启超曾说：“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①。
　　善疑好问，重视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论传统。明末清初知识论的“道问学”的学术风尚，甚至宋元明以来的知识论和反知识主义的斗争，“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的较量，成为戴震学术产生的广阔的文化史背景，它从文化发展史的内部表明戴震学术产生的根源和途径。章学诚说：“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②明末清初有些禀承“道问学”而来的治学方法对理解以戴震学术为主体的清代朴学极有启发。如明季陈第（1541—1617）是音韵学家，但他同样很有哲学见解，于古音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可谓语言文字之学中的哲理之说，他著《毛诗古音考》，也不过是要纠正明人废弃知识之学的弊病，故焦坟为之序云：“世有通经学古之士，必以此为津筏。”在理学问题上，陈第尤不满于王学未流之弊，认为不读书，不博物求知肇始于那个叫嚷“再来一把秦火”的陈白沙（1428—1500），而其总根于却通在王阳明身上，所谓“文成（王阳明谥号）之教主于简易”。陈第是以古音学为主，兼及哲学的学者。明季方以智（1611—1671）也是兼治哲学和语言文字之学的学者，他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开始著《通雅》，这是一部祖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雅学的著作，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明确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见中华书局1954 年单行本25 页至26 页。
　　② 《书朱陆篇后》，见《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6 页。
　　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①，“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②，这些正确的主张，直启戴震学派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就在这部研究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作者记述博闻，考证经典，该书开篇三卷是概论性质的文章，作者迳直地把知识主义作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由系统的知识去理解一切，得出了“古今以智相积”的结论，他说：“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③象陈第、方以智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学问途径，都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反响，得注意的是，方以智，这位明末清初的哲学和语言学的风云人物，出身安徽桐城，是戴震的乡先辈。将语言文字的研究、文献考订等知识主义方法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明季陈确（1604—1677）的《大学辨》是一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陈确作“大学辨”，断定“大学非圣经”，而是秦汉以后的作品，其动机在于解决“致良知”与“慎独”说中的理论困难，使文献考订辨伪明确地为哲学解释服务。陈确的做法，等于把宋明理学的内部纷争从义理转化为考据①。后来，戴震早年著《大学》和《中庸》补注，探其古奥义，虽与陈确断《大学》非圣经不同，但期间文献辨证为哲学服务，语言文字考订为新理学服务的学术精神，则殊无二致。清代初年，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毛奇龄（1623—1716）著《古文尚书冤词》，尊崇程朱，乃至要增祀羽翼程朱的罗钦顺和高攀龙，罢祀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做法，都是以语言文字的考证为工具，进而评判前代的哲学争论，做到了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方以智语）。到了顾炎武，曾更为明确地提出一句名言：“理学，经学也。”②开启了清代学术的风气。顾炎武对宋代理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回到本经，求其语言文字的知识解，然后才谈得上汲取经国济世之道③。
　　顾炎武的主张，在戴震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既讲“问学”，又语“德性”，既讲语言文字的考索，知识的诠释和贯通，又讲道德哲学的建树。后来，戴震曾有一亲笔篆书对联，联文云：“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署名“海阳戴震”①。上联是说，论述上古且将伸展到秦代以后，下联是说，运思执着在有物之初始。以“独在”对“姑舒”，更可看出他的唯物主义的新理学信念，上下联珠联壁合而言博物求知，往征上古，陶铸神思，仅在唯物。这一对联，尽宣其经学考据、文字训释为其方法途径，而哲学思考为其内容实质的思路，做到了“治学”和“闻道”的一致。
　　② 同上书卷六《释诂》。
　　③ 同①。
　　① 参见《大学辨》、《答查石丈书》等文。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 年版。②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③ 参见《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和《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条等论述。
　　① 原联为吴兴蒋孟苹藏，见载1935 年12 月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联文中“姑”为“且”、“将”义，“舒”为“伸展”义。海阳为休宁古称，休宁在歙县西，汉时为歙县地，三国孙权分置黎阳、休阳二县，后避景帝孙休讳，改休阳为海阳，隋开皇十八年改称休宁。
　　正是中国文化中知识论传统的影响，经宋元明清七百余年间知识主义和反知识主义间的较量而最终形成的雍乾年间的学术风尚，特别是徽歙地区一贯存在的重视知识，质朴求学，讲究根抵功夫的风气，使青少年时代的戴震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义杂论》。一进学就沐浴在渴求知识的氛围中②。聪明颖悟的戴震，很快就找到了由语言文字的意义诠释而弄懂文献的切实途径，这一读书求知的方法和著《通雅》的乡先辈方以智、著《义府》的乡先辈黄生重视经义诂雅和解释的方法极为相象，少年戴震成了乡学的知音。戴震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每一字必求透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奥秘的方块字，当私塾老师取出明代以来的字书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授读时，他乐而忘倦，三年竟能透彻地了解《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又取来《尔雅》、《方言》及汉儒今存的传、注、笺互相比勘考究。他在理解经书中的每个字义时都要使字义合乎汉字构造法则“六书”，使文字形音义本身的解释和经书的语言实际表达双方一致，作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文字方面真正弄通，又能真正读懂经书。这种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经。我国古代没有“解释学”这个名
　
三、师承江永
　　从十岁至十七岁，戴震读完了私塾。十八岁那年，戴弁携戴震客居南丰，课学童于邵武。从南丰回休宁后，大约是在乾隆七年、八年（1742、1743 年），戴弁为满足儿子求知渴望和访师心切的要求，曾携戴震前往江宁拜见同族人戴瀚。戴瀚是位时文作者，不是戴震心目中的老师。
　　就在二十岁这一年（1742 年），他开始从师于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
　　的一位硕儒江永①。江永（1681—1762）字慎修，与戴震早年的字相同，为表示对老师的钦佩，戴震悄悄地收起了自己早年的字，从此专字东原，世称东原先生。戴震和江永相识时，江永已六十三岁。共同的志趣和理想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实现着醇儒传统“同志为友”的古训。
　　在江、戴的师友交往中，有一天，江永列举天文历算中的一些问题试问戴震，并告诉他说：“这些问题我本人已积疑多年了，一直未能解决，你能试试看吗？”戴震仔细看过以后，便将这些题目一一剖析，详加演算，越算越带劲，多年疑团，豁然而解，很快就把运算结果交给了江永。江永认为解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所得结论正确可靠，十题中至少有九题可作定论②。戴震著书立说，凡引江永之说处，一般称“同郡老儒江慎修”。有人据此称呼以为戴震是“背师盗名”。这是不合实际情形的。“老儒”一词没有贬义，意即“饱学宿儒”。对戴震与江永系问题上的指责，归根到底还是通在《水经注》公案上③。魏源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中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逢蒙、齐豹①为一人。”张穆（1805—1849）在《方牧夫寿序》中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也曾指斥戴震对江永未尝笃“在三”（父、师、君）之谊，仅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晚近胡适在详考戴著以后，指出戴著中只有两处叙述古音历史时没有称“先生”，不仅不是大不敬，反而格外尊重。一处是《声韵考·古韵》中说及郑庠、顾炎武、江永三人的古韵分部时说：“郑庠作《古韵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近昆山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更析东、阳、耕、蒸而四；析鱼、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据《三百篇》为本，作《古韵标准》??"②。另一处是在《六书音均表序》中也称“吾郡老儒江慎修”③。而这两处中对郑庠、顾炎武都是直呼其名，对江永既称“老① 这里采用段玉裁《戴震年谱》中的说法。胡槐植先生认为，戴震师事江永“早则在二十四岁（1746 年）以后，迟则相聚于汪梧凤家之时（1752 年）”（见《戴震在徽州》一文）。② 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
　　③ 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① 逢蒙：古代替射者。《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界，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齐豹：眷秋卫大夫，为求名而杀卫侯之兄絷。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三十一年，《左传·昭公三十一年》：“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杜预注：“求名而不得也。（昭公）二十年豹杀卫侯兄，欲求不畏强御之名。”
　　② 这段文字在《答段若膺论韵》中仍称“江先生”，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89 页。③ 参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9 页。
　　儒”，又称字（按：古人称字为尊称）。胡适还指出，戴震《考工记图》、《顾氏音论跋》、《答段若膺论韵》三篇著作中称江永为“先生”有14 处，加上其他几部书，共22 处之多。胡适以其考证结论为题，写了著名的《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④，为戴震辨诬。至于说到称“先生”而不称“师”，在乾嘉年间，称“先生”更为时尚，格外尊重，段玉裁终身服膺戴震，著《戴震年谱》时，亦无有称“师”者，满纸皆称先生，是为明证。
　　学术平等和学术民主，是乾嘉学派倡导的一种学术风尚和学问道德。“所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①。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一文，是专门辩论文字学中的转注问题的。当时江永误把转注看作字义的引申，言假借也不甚明确，并混淆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后两书（转注、假借）的界限。江永说：“本义外，展转引申为他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则为假借。”针对江永老师的误解，戴震区分了字义引申和文字上的“六书”，区分前四书和后两书是体、用关系。江永得戴震论小学的书信后，十分高兴他说：“众说纷坛，得此论定，诚无以易。”②评介江永，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尊敬老师的态度和师友同道的学术平等精神。江永谢世，戴震万分悲痛，随即写了《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评介先生的功业，将江永在学术上的成就公之于世。《事略状》成为后来研究江永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永》和《清史稿·江永传》主要是按《事略状》概述的材料写成的。
　　戴震认为，江永治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读书好深思”，从而在天文学上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年（回归年）中的定气时刻的春分点的确定仅以太阳视位置的高低为准，岁差引起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当时，宣城梅文鼎对所谓“岁实消长”问题还无定见。所谓“岁实消长”实际上是指回归年与岁差的关系问题，回归年是指太阳圆面中心相继两次过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为365 日5 时48 分46 秒，这个数值是要变化的，每百年减少0.53秒，变化的原因是因月球和太阳对地球的摄力引起地轴的进动，从而引起春分点的变化（后人计算出春分点向西缓慢运行，速度每年为50〃.2 约2 万5千8 百年运行一周，叫作岁差）。由于春分点的变化，就会引起回归年的节气问题的恒气和定气的讨论。恒气是把一个回归年（岁周）平均分为二十四等分，以对应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得15.22 日，因为是均分，所以又叫平气。后来又因恒气与实际情形不符，改用定气，即以太阳在黄道上所在的确定位置为准，自春分点算起，黄经每隔15 度为一个节气，但由于太阳在黄道上每天移行的快慢不均（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以每一节气的日数并不一样，夏至前后，太阳在视运动轨道黄道上移动速度慢，一气达十六日之多，冬至前后，太阳移动速度快，一气只有十四日之多。虽计日不一，但却能表示太阳的实际位置，且使春分、秋分一定在昼夜平分的那一点上，故称定气。针对梅文鼎的疑问，江永说：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④《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 年2 月影印本。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中华书局1954 年本，35 页。
　　② 见《戴震年谱》，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7 页。
　　寡不同；高冲为缩未，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当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犹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与彼月，多于朔策几何，少于朔策几何，俱不计也①。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江永的这一解释不乏可取之处。作为十八世纪中叶对著名天算家梅文鼎疑虑的校正，无疑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江永立论的一个基本点是：地球上的人一年四季看到太阳的位置不同，形成一种叫黄道的视运动轨迹。这一天体运动观测的视角是有实际作用的。黄道视运动轨迹不过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人们为了研究天体，设想以空间的任意点，一般是以地面上观察者为中心点，以无限长半径作出一球面而形成天球或称天穹，黄道就是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面。在人们的视运动中，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即一个回归年，其值不变。江永谓“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一语正是指回归年周岁值不变。然而由于岁差，回归年的长度又是要变的（“岁实消长”即此意）。岁差理应从天体运动的实际情形中得到说明，因为岁差是由太阳和月球等对地球的摄力造成的。江永仍然立足于黄道视运动来解释之，这本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岁差本来就可分日月岁差和行星岁差两种，前者被看成太阳和月球的摄力引起地轴进动造成的，后者则被看成是行星引力产生的黄道面变动引起的。江永在解释因岁差造成的春分点的变动继而引起节气的定气时，仍以黄道圆面上的太阳视位置变化为准，并引用了西方天文学中的本轮，均轮之说。古代西方的地球中心说的同心球理论除了过于复杂外，还和观测到的事实相矛盾。例如该理论要求天体同地球永远保持固定的距离，而金星、火星的亮度经常变化，这正说明它们同地球的距离不固定，又如日食有日全食、日环食，也说明太阳，月亮同地球的距离也在变化。为克服同心球理论本身的困难，古希腊人设想出行星在自己的轨道本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而本轮的中心又在另一个圆周均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这样行星和地球的距离就会有变化，通过对本轮，均轮半径和运动速度的适当选择，天体运动可从数量上得到解释性的说明。此外，他们还设想，太阳的不均匀性运动可用偏心圆来说明，即太阳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但地球不在这个圆周的中心，而是稍偏一点，这样，从地球上看来，太阳不仅仅作匀速圆周运动，且因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近地时转得快，远地时转得慢。本轮、均轮理论到了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约90—168 年）著《天文学大成》时作了系统概括，成了他的宇宙地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问世，托勒玫体系才破产。本轮、均轮之说在西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哥白尼之前仍然是地心说同心球理论有很大的市场，哥白尼以后是日心说占统治地位。开普勒（1571—1630）总结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1642—1727）万有引力定律都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广泛传播及获得巩固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本轮、均轮之说传到中国，引起了十七世纪中国天文界的广泛兴趣，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 年）开始编撰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本轮、均轮之说。该学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本上，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学说也是以地球上的人们观测到的天体视运动为基本立足点的。甚至可以说本轮、均轮之说就是为说明行星视运动现象而制定的（但错误地把视运动说成①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27 至228 页。了天体运行的本来情形），而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太阳视运动的轨迹黄道视路径为观察对象的做法完全一致，江永、戴震当时都接受了本轮、均轮之说。与其说当时我国天文学家从托勒玫体系去接受本轮、均轮说，倒不如说移用了这一术语，而实质性的理解仍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传统的视运动理论。江永在校正梅文鼎之说时引用本轮、均轮的说法，其实质仍然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运动的情形。他说：“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这不过是以本轮、均轮来解释黄道 视运动轨迹。果然，下文“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一语，与上文“日平行于黄道”相比较，“本轮之心”等于是用以指称“黄道视路径”的，前者是后者的代名词。至于江永所说的：“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寡不同”一语，完全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的实际运动情形（以投影说本体），以明二十四节气实际上的定节气间隔时刻多寡的不同。本来这“定气时刻多寡的不同”是因太阳视位置的变化引起春分点的不同造成的。与岁差的关系，江永不是不知道，早在晋代（公元330 年前后）虞喜就发现岁差，得出“五十年退一度”的结论。到祖冲之（429—500）编制《大明历》，已详述岁差的计算方法，江永不会不知道这些，但他强调的仅仅是借助于本轮和均轮之说，其实是黄道视运动的复杂情形来说明定气时刻的变化：“高冲为缩末，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高冲”云云，其实就是指太阳所在位置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针对梅文鼎言“岁实消长”，在计算走气时，江永主张：“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岁差引起的回归年（岁实）变化毕竟很小，在实际计算时可以忽略不计。
　　概括起来说，江永关于二十四节气定气的说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并以此为基本立足点引进了本轮、均轮之说，使西学为我所用。二是确定回归年是个恒岁实，也是二十四节气恒气（平气）的依据。岁差引起回归年的变化及地球上春分点的变化毕竟很小，计算定气时可弗论此“岁实消长”。三是定气的计算的主要依据是地球上观测到的太阳在黄道上作视运动的位置高低。四是岁差问题在天体测量、天文计算、历法制定中虽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应用仍然要区分不同的对象。五是表明古代天文理论，如黄道运动说，回归年的定值及岁差引起的变化等，在制定历法时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问。江永的学说是个平实合用的学说。戴震鉴于梅文鼎的疑虑而介绍江永校正的说法，本质上就已经表明了戴震对此学说的评价态度，事实上戴震是完全接受江永的天文学说的，除了前面已提及的他和江永一样承认并采用本轮、均轮之说以外，他比江永更重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表述。例如，他在置节气用定气而不用恒气这一问题上，与江永看法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及了恒气对推算日月食、置中气（亦称中节，指从冬至起，太阳黄经每增加30 度，便开始另一个中气，计有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等）等的作用。戴震竭力褒扬江永天文学，钱大昕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点。钱说：“足以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按：指梅文鼎）下??始得尽观所谓翼梅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引而伸之??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及其观冬至权度，益哑然失笑。”①江永和梅文鼎在岁实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已如前所述。这里，更可看出戴震对江永学说的态度，还有什么比正确评价其学说更能显示出尊崇悦服之心呢？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戴东原书》。
　　评介江永，实际上是述评自己所接受的理论主张或业经改造过的理论的前身，从而表明在相应的领域和课题中继续研究的学术起点。评介江永声律学的贡献也是如此。江永认为十二律中的黄钟之宫是“中和之音”，故黄钟高低音标准应取普通音阶，不能取高音阶②，戴震仍之。江、戴共同揭开了汉代以后关于黄钟究竟的哑谜。戴震著《考工记图注》时关于黄钟管长问题也取江永《律吕阐微》之说，以为四寸五分③。又如戴震评介江永古音学的特点在于精于审音，熟谙音理④，这一点完全为戴震所继承。例如戴震在著《声韵考》时善于用音理说明正转之法，以致后来发展成著名的阴阳对转之理，就是明证。关于名物考证，戴震举出著名的“深衣图考”问题而评介之⑤，江永的考释结论为戴震全盘接受，戴震有《记深衣》一篇，考释结论与江永同，甚至在《屈原赋注》中注释《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一语时，云：“衽，谓衣裳旁幅交裂者”，直接引用了江永的结论。
　　②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27 页。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上。今人陈奇猷在《黄钟管长考》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指出黄钟管长九寸，其音与西洋洋乐G 调相同，正好为中和之音，故江、戴持四寸五分之说有误。④ 同②，227 页至228 页。
　　⑤ 同②、229 页。
　
四、戴学发轫
　　在江永的指点下，戴震原先颇有根柢的学问完全成熟，他开始高屋建领地考虑贯通群经的内在逻辑，从而开始了他的学术发初期。欲提挈群经纲目，首先考虑到的是，吸取江永自然科学与经学相结合的精神，从而酝酿成第一部著作《筹算》一卷。筹算就是用算筹作计算，是古代的一种计算方法。《汉书·律历志》云：“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①每个用于计算的竹签子叫作算，又叫筹，运用乘法口诀时借助于算筹作计算，就是筹算的一种。筹算对古代数学概念的发展和数系的扩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分数与正负数的引进和表示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筹算。戴震的《筹算》，当然远不是“九九八十一”之类，而是包括乘法、除法、分数运算、平方、开方、勾股定理、天文历法等，因而是借古法之名行近代科学之实的基础数学著作。清初梅文鼎曾著《筹算》一书（1678 年），引用西法。戴震的《筹算》就方法而论，大体上是继承梅氏的。戴震后来对原书增改时又改为《策算》，是因为“策取可书，不曰筹而曰策，以别于古筹算，不使名称相乱也”②。西方学者还认为，戴震《策算》一书“可能是受了十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的、创造对数计算法的耐普尔计算的影响”③。戴震二十二岁时的这部著作，是乾隆年间的基础数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戴震自己说过：“凡学九章者必发初于此。”①这里所说的“九章”说指数学，可见《策算》是基础数学。在指导思想上，戴震弘扬古代数学，讲析近代科学，阐发中国的数学，比较外国的研究成果，得出若干发人深省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还立足于治经而研治数学，因而把自然科学和传统经学结合起来。段玉裁曾说：“先生乾隆甲子（1744 年）作《策算》，略举经籍之资于算者，推衍成帙，正与古人用意不谋而合也。”《策算》共一卷，重点讲了乘法，除法和开平方。全书开头有图示，基本含义是变古代筹算为策算，甩掉那正反面都有数目字的竹筹算子，图示其数。这些填有数目字的图格，推而广之犹后来的数学用表，可用来计算和查对。这反映了计算方法上的进步，在数学史上是有意义的。图示的数学含义是：自然数1-9 分别乘以1，×2，×3??×9，共得九个图示，第十个空格图示，表示自然数1—9 还可乘以9 以上的任意自然数N，第十一个图示是自然数1—9 各自的平方数的图格的连缀。这十一个图示既是古代筹算的精义，也是戴著《策算》的起点。图示之后，对乘、除、开平方详述之。体例是：讲述基本概念，举经书、近代天文历法等例证以说明乘、除、开平方的运用。如乘法的基本概念的说明，重在对图示的含义及其应用的说明，而使用的术语都是中国式的、传统的术语。例如把被乘数叫“法”，乘数叫“实”，他说：“凡两数相乘，任以一为实，一为法。”在图示中，“列实从右向左横书之。法有几位，则用几策，列策从上而下。”这一使用传统术语的做法。在后来的《勾股割圆记》等著作中一直保持着，今人不易读懂，即使当时，因传入西法，也叫人费解，应该说，在术语的使用上，是有可改进之处的，但其中式传统术语下表达的数学概念的内涵是完全正确、无可指责的。这犹如牛顿的微积分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那样，牛顿用传统的文字表达叙述之，莱氏用代数式dy、dx 等等，牛顿的微积分概念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在表达方式上后来为莱氏代数式表达取代。
　　① 《汉书》四，中华书局本956 页。
　　② 《策算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47 页。
　　③ 戴密微《中国和欧州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3 期。
　　① 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6 页。
　　② 同上，475 页。
　　戴震用《策算》中的乘法验证《易》卦、轻重权衡等，以成其“举其例略，取经史中资于中算者”之初衷。从学理逻辑上看，戴震的这一做法是以策算之法验证文献经典和实际使用中的数量关系，是策算之法的应用，同时，也是以经史验证策算之法的正确性，从而使策算数学法、经典文献记载及实际使用史实统一起来，这一思路，也是合乎戴震唯物主义的学理逻辑应与事理逻辑相统一这一原则的。仅以《易》卦的抽象数量关系看，是合策算的乘法原理的。《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①戴震用策算法计之曰。
　　如《易》“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凡老阳策数四九三十六，老阴策数四六二十四，上下经阳爻阴爻各一百九十二，其策数各若干术，以一百九十二为法，用第一第九，第二策以三十六为实，视第三第六行之数，并之得阳爻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又以二十四为实，视第二第四行之数，并之得阴爻四千六百八策。①13800310_0028_0戴震以策算计之所得之数完全正确，验之《易》卦密合②。当然《易》卦象概念的本身是不科学的，以数量关系来说明现象世界的二元对待的阴阳关系的做法有类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唯心主义，但戴震就其数量而验证之，使数学计算方法与文献记载的数量关系统一起来。戴震的计算，实际上是对文献的一个数学方法的注释，其用意在于使人深信不疑，以加强经典文献的权威性。
　　在除法中，戴震说明其含义以后，举述其用法有古代历法、古代容器、乐律、轻重计算等。在讲到古代历法时，戴震将中西回历详作比较，得出中回历为历法先驱的结论。他首先比较了回回历和四分历③，找到了两者相较之误差④。如果将当① 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80 页。
　　② 乾卦一爻有三十六策（阳卦），坤卦一爻有二十四策（阴卦）。戴震此处用策算法计之，实际含义是：36×192=619224×192=46086912＋4608=11520 验之密合。③ 四分历为汉章帝元和二年编、李梵等所造。四分历沿袭刘歆为解释《春秋》所造的三统历，也以十九年为一章（计235 个月），一年之长则复用古法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统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故称四分。
　　④ 《策算》云：“回回历西域默狄纳（按：Medina 地名，阿拉伯之都会，回教第二圣地，此处指阿拉伯）国王马哈麻（按：穆罕默德）所作，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分六十秒，以下皆六十递析，三百六十五日为平年，增一日为闰年，一百二十八年而闰三十一日，是为三百六十五日小余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较四分历一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二日有一日之差，用一千万为日分，置三十一为实，以一百二十八为法。除之得小余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分，四分历小余二百五十万，大于此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五分。”
　　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历法与我国大约成书于西汉或更早时期的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相比则又完全一致，戴震不无自豪地说：明万历三十八年以后，至崇祯末西洋人庞迪峨、熊三拔等所译《新法历书》云：“西法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馀成一日，因而置闰年。百年中为整年七十五，闰年二十五，共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日，此即《周髀算经》三百六十五日谓之经岁，馀四分日之一，积四年而增一日也①。
　　至于西人第谷测量春分时刻而定岁实所得的岁实数，与回回历相比较，其小余数不差分秒，而回回历与四分历误差甚少。戴震认为西人天体测量的数据与我国四分历数据也是很接近的。他说：《新法历书》又云，当（明）神宗十六年戊子第谷测春分时刻，以前弘治元年戊申西城白耳瓦所测相较，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考其与回回历异同??为法除之，得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分，於回回历之小余不差分秒②。关于朔望月，即月球相继两次具有相同月相所经历的时间（平均长29.5日），古代天文叫朔策或会望策。我国东汉颁行的四分历规定朔策为29.53085 日，已十分精确了（现代天文谓此值为20. 53059 日）。戴震据《新法历书》提供的资料云：其会望策二十九日五三○五九三，亦云西史依巴谷考验所得，於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朔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亦不差分秒。
　　依巴谷（Hipparchus 约前190—前125）是古代希腊的著名天文学家，他对朔策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天文学成就，他曾算出一年的长度为365 又1/4日再减去1/300 日，求得月球的距离为地球直径的30 又1/6 倍，发现了白道拱点和黄白交点的运动，编制了几个世纪内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表，并用来推算日食和月食。公元前134 年依氏发现了新星，由此推动他编出了一分包括850 颗恒星位置和亮度（星等）的星表，发现了黄道和赤道交点的缓慢运动——岁差，算定岁差值为每年45 秒或46 秒，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后人在定出行星的各种周期参数时，常利用他的观测结果，例如1718 年哈雷将自己的观测与依氏记录比较，发现了恒星的极微小的运行。第谷（1543—1601）也曾精心观测过天体运动，编制过精密的星表，重新测岁差为每年51秒。戴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从徐光启主编的崇祯《新法历书》提供的有限资料，得出了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偏颇之论，他说：“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其新法则袭《回回历》，会望策又袭郭守敬，乃妄言第谷、巴谷测定以欺人耳。”①我们只能说东方和西方，中国和西洋，各自独立地研究天文学取得了若干相同的数据和结论，但许多研究古代中国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戴震弘扬中学，乃至后来以中国的勾股解释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
　　②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并与28 页注④作比较。
　　①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西洋的三角八线，甚至想取而代之等等，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三千年华夏文明流播至乾嘉盛世，逾越西洋者确实不计其数，在西学和中学之间，戴震出于彼而入于此，不能不说在总体上是有若干科学依据的。但是，西方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为适应逐渐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除人文主义外，自然科学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创造发明等等，都使西方近代科学以崭新的雄姿跃然于世，处于超越华夏传统学术的前夜。那时江永、戴震接受的西学主要还是传统的学问，如数学还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天文学还是第谷的地心说，而实际情况是，莱布尼兹用代数式表达的微积分已盛行于世，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也早已成为普及性知识，牛顿万有运动定律已得到广泛运用，哈维的血液循环说已妇孺皆知。江永、戴震在我国科学技术总体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代开始学习外国，诚为可贵，但走对了路却又走错了门（如未学哥白尼而学托勒玫、第谷），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妄断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的《四分历》、郭守敬《授时历》等，不能不说是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学术发初期的年轻少作中作如是观尚情有可原，后来成了一代学术的旗帜，站在学术发展史的前头指引方向的学术主帅时，仍不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如欲以勾股取代三角八线等），就负有历史的责任了。
　　继二十二岁著《策算》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二十三岁写成《六书论》三卷（已佚），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二十五岁著《转语》二十章（已佚）。二十七岁著《尔雅文字考》十卷，三十岁著《屈原赋注》，三十一岁著《诗补传》。这些著作传到浙江，浙江学人中有人读其书，想其人，恨不相识，传到江南，查定庐、沈冠云等古稀老人皆引以为忘年交①。以上著作都是戴震三十二岁（1754 年）进京以前完成的，在学术思想上如同《策算》那样，与江永有密切的联系，且不反宋儒，因而本质上仍是光大朱熹学术精神的。
　　事实上，清代沿用明制，用八股科举取士，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宋代理学熏陶，甚而至于弃群经而只读《四书》。康有为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②即使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以程朱理学为起点和基础的。吴派首领惠栋搜辑疏通汉人经说，钱大听说他“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③。但他的父亲惠士奇红豆山斋楹帖却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戴震的老师江永则著有《朱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戴震《经考》和《经考附录》中反复引用程朱，早年著《诗补传》多次引用朱熹《诗集传》，乃至戴震谢世后其大弟子段玉裁有《戴东原先生配享朱子议》，可见程朱对乾嘉学人影响之大，戴震早年不反程朱，实属文化史的必然。
　　戴震青少年时代的交游，并给戴震学术以强烈影响的，还有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同门为朋，这些人都和戴震同时师事江永。
　　① 见《戴震年谱》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2 页、212 页、213 页。
　　② 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269 页。
　　③ 《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④ 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服郑”指东汉经学家服虔（字子慎）、郑玄。戴震二十八岁时（1750 年）
　　曾赴童子试落第，始与程瑶田结交。正是经程瑶田介绍，戴震才得以去西溪村汪梧凤家教学童。程瑶田曾说：“吾与东原交几三十年，知东原最深。”①值得一提的是，戴震早期以《策算》为代表作的著述高峰期的形成，除老师的指点，同门的砒硕以外，还与贤内助朱氏的支持有关，二十六岁那年（1748 年），戴震娶妻朱氏。朱氏本新潭的农家良女，心地善良，俭朴淳厚，家庭生活中双方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侍奉长辈也殷勤周到。戴震的知友洪榜曾说：“先生事亲至孝，夫妇躬操井臼，浆酒饮食，亲自进之。”②朱氏贤慧干练，持家得法，又很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同志为友，朱氏是戴震日常生活中的志同道合的伴侣。段玉裁曾说：“夫人归于先生，先生方为诸生，攻苦食淡，以待舅姑，事君子，米盐凌杂，身任之，俾先生专一于学。”③戴震进入四库馆的第五年，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京，“夫人率子中立匍匐扶柩南归??凡丧葬之事，经营困瘁，期于先生九泉无恨。”④朱氏力克艰辛，完成了戴震晚年早定的“归山”之志，葬戴震于故乡休宁的几山。戴震死后的第三年，子戴中立又死，因无后，“夫人谋于宗族”，继立族弟戴渔卿（戴霖）之子戴中孚为嗣子，为中孚娶妻，中孚妻卒又为续娶。凡此种种，可以告慰戴氏在天之灵，也宽慰了尚健在的戴弃（戴弁妻去世较早）。一位单身妇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办成这类重振家声的事是何等不易。朱氏八十岁时仍很健康，中孚为其母祝寿，段玉裁特地写了寿序，盛赞朱氏“夙夜匪懈，以勤劳节俭持其家，持门户于先生既逝后三十余年，其为戴氏功臣可知。”①
　　① 程瑶田《通艺录·五友记七》。见《安徽丛书》第二期函装本下函。
　　②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9 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
　　④ 同上。
　
第二章戴震的前期思想　　一、前期论学
　　戴震的思想可分前期和后期，从乾隆七年（1742）课学童于邵武、从师江永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结识惠栋为前期，其思想特征是不批宋学，同时褒扬汉学和宋学。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后期，其思想特征是批判宋学。
　　前期的主要著作有《筹算》（1744）、《六书论》（1745）、《考工记图注》（1745）、《转语》（1747）、《尔雅文字考》十卷（约1749）、《屈原赋注》（1752）、《勾股割圆记》（约1755）、《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1755）、《与方希原书》（1755）、《经考》、《经考附录》等。前期的主要学术活动还有将汉扬雄《方言》写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方，为日后著《方言疏证》作准备（约1755）。还有论《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1755）。主要行止有：从师江永（1742）。娶妻（1748）。避难入京（1754）。寄居纪昀家（1755）。辞姚鼐从师（1755）。在京与纪昀、王鸣盛、钱大听、王昶、朱筠交游，以学问名闻京师。应秦蕙田之约请，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教王念孙读经书（1756）。
　　后期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上、中、下三篇（约1757 至1763 年间）、《声韵考》（1766）、《杲溪诗经补注》（1766）、《原善》卷上、卷中、卷下（1766）、《绪言》（约1769 至1772）、《六书音均表序》（1777）、《答段若膺论韵》（1776）、《水经注校》（1765·8 至1774·10）、《孟子字义疏证》（1776）、《声类表》（1777·5）等①。后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有：评介江永，著《江慎修先生事略状》（1762）。修《直隶河渠书》（1768）。参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1769）、参修《汾阳县志》（1771）。在四库馆校《九章算术》等（1774 至1777）。后期的主要行止有：在扬州结识惠栋（1757）。客居扬州（1757、1758、1760）。主讲浙东金华书院（1772 至1773）。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1773）。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1773）。应该提及的是，戴震论学的后期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前两次为乡试考举人，1759 年一次，1762 年乡试中举。后连续六次为会试考进士：1763 年、1766 年、1769年、1771 年、1772 年、1775 年。清代每三年在京师举行会试，1771 年那一次是遇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 1775 年会试不第（其时已在四库馆），后恩准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掌管编修国史或草拟制诰的官署）的职官庶吉士。关于功名问题，戴震早年第一次乡试（1759 年）不第以后，就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客居扬州时有《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十分明确他说：“夫儒者于平生之遇，率目为适然，独孜孜不怠，以学自治，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于今，欲借文学道艺立功名于后世，何见之归于浅也。”①甚至认为，求显于当世是私见之蔽，
　　① 有关《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成书年代，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4 至331 页的考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2 页。
　　并进而说出了自己“安贫乐道”之志。戴震说：“世之欣于禄位，从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语。若所谓事业显当世，及文学道艺垂千古，慕而企之，从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②总之，一切为了求知闻道。第三次会试不第（1769 年）后，应该说心情是抑郁的，但戴震并不拘于功名得失。他在同一年为惠栋的大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作的序中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③这段文字，表明了戴震在追求名失败后归于古圣贤，“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心迹，并认为不能“徒以介其名”而求“通显”。可以说这是戴震自述对功名的态度的最重要的文献。当然，余萧客一辈子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读书把眼睛读瞎了有关），这段文字也有表彰余萧客的意思在内。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再则；还应看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功名是正常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立功、立德、立言 的必由之路。
　　戴震早年，对先秦经典、诸子百家、汉唐传注、程朱理学，以及明清以来诸哲如方以智、黄宗羲兄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无不熟读，这从《经考》和《经考附录》中随时可见。为什么不见读王夫之的记载？那是因此时夫之之学尚未传世①。但这不等于说戴震和王夫之没有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经考》一书、就是经学考证，书名就能表明戴震的治学方法：考据。今本《戴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在《经考》和《经考附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而形成的。乾隆十八年（1753）《与是仲明论学书》就是一篇。文章提到《经考》：“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此外，还有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等。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戴震的前期论学思想，主要有：一是概括了“以词通道”的治学方法，具体表述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②这一治学方法，也是戴震自幼而然的读书方法，故由来已久，但完整地作出这一表述尚属首次，其核心内容是治经必自语言文字之学起，段玉裁说：“此则先生说经传本肇始于小学，而其敏且专可知矣。”③由于这一时期不反宋学，“以词通道”的认识仅是正面立论，作为读书求知、通经获道的基本方法而阐述之，还不具备批判意义。只是到了戴震后期，再次阐述“以词通道”时，才赋予它批判宋儒的意义，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再次作了概括：“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② 同上，213 页。
　　③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① 夫之一生除结识当时名流刘继庄（献廷）外，几乎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没有门生，故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丰同治年间才渐为世人所知。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①同是“以词通道”，从思想史的发展看，却有正面立论的通经方法和批判武器意义的区别。
　
二是治经时要考证
　　治经时要考证经典名物，弄懂文献中的天文、历法、史地、音韵、律吕等，为通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当然是个书本求知的方法，今天看来，光有这些并不能真正弄懂，还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辩证的综合思考，和当时的时代条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等等，都是通经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那些基本知识，那就连门限也没有蹩进，根本谈不上弄懂。仅就通经中的考证名物而言，戴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反映了一代宗师治学的广袤视角和谨严求实精神。他有感于自己的治学过程，深有体会地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诂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未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①，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②。这里戴震已经提到研究文献、通经中的中法和西法的比较及其应用问题。如天算中的勾股，西人用三角，但“三角”之法穷而必以“勾股”御之。在戴震看来，只有懂得中国传统的“勾股”，方能“法之尽备”，无往而不能释疑解难。无疑，戴震的考证名物的方法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研究古典文献，乃至一切历史科学的基本功。考据，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考据，本质上是个知识论方法，是个以书本知识为主要领域而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应该说，考据学是包含着这一“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特质的。问题是，求实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书本，而应该是实践性的研究。戴震的时代，自然科学已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系统。戴震以当时尚属先进的我国自然科学成就诠释群经，在古代学术史上再辟一治学门经，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此，经典名物的考证在有清一代蔚成风气，以自然科学诠释若干疑难成为不可缺少的治经内容，大大拓展了治经和治学的新路，也为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找到了国家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① 戴震误，应为九寸，见本书24 页注③。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至184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18 页。
　　学术：经学的发展框架，从而为乾嘉学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这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是极有利的。当然，这一自然科学为阐释群经服务的指导思想也有其明显的不足，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使自然科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但前期戴震的主张还多半停留在古代文献范围内的“格物致知”，尚缺乏实际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精神（在实际进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因而又不利于把自然科学大踏步推向前进。但和儒家传统中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做法相比，戴震的这一治学主张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加之他本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成就，无疑对清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其三，戴震批判
　　戴震批判陆九渊、王阳明的“尊德性”，为朱熹的“道问学”张本，除了表明他前期不反程朱的立场外，事实上也是从学术渊源上阐明“以词通道”，力戒空疏，考证名物，博物求知等一整套方法的正确性。考证离不开淹博，淹博是“道问学”的必然，章学诚曾就宋儒朱陆分疆，不可调停，承朱熹之学者必为博学多闻等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垢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伯厚（王应麟）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①章学诚还历数朱熹一传至五传，实际上以和他同时代的戴震为殿后。他说：“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②章学诚所说的“生于今世”者，就是指乾嘉学人，尤指戴震。章学诚是明确地视戴震为朱熹宗传的第六代的。章氏的论述，无疑是戴震早年学宗朱熹的一个有力旁证。同时，章氏还指出这一派的特点是多学而识，寓约于博。至于这一派发展到乾嘉，尤重名物考证和自然科学知识对治经的作用，章学诚也是深有所知的。他说：“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①十分清楚，章学诚把考证名物，解其天象历法，看作“实学求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章氏的这一段话，简直就是针对戴震所说的“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不能卒业”一语而发的。如果象“乃命羲和”这一类问题不能索解，不了解“前人遗蕴”，那只能因① 《文史通义校注·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2 页。② 同上，264 页。
　　① 见《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三·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4 至265 页。不淹博而造成“识不足”，故戴震曾谓治经“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里，章学诚的看法与戴震早期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四。戴震提出 “十分之见
　　1755 年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质就是强调“识断”，即治学的“见识”。前面提到的“以词通道”，考证名物，寓约于博，都不过是求得“十分之见”的方法和手段，如不循此途径，“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戴震认为，非“十分之见”的种种议论，只能“徒增一惑”，成为“识者之辩之”的对象。经有识之士数辨，而后乃达“十分之见”，“十分”为“极致”之意。见解可以臻于极致，但朴学的求真认识并不封闭。实际上，戴震求“十分之见”的极致是一个认识过程。梁启超曾把“十分之见”与“非十分之见”当作科学的定理与假说之分①。钱大听曾谓戴震之学的根本之点是“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②，而对于他人的真知灼见，没有不加以虚心吸收的，钱大听曾说戴震“亦不过（按：过分）骋其辩以排击前贤”③。余廷灿论戴学一段，也是对戴震“十分之见”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有一字不准六经，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不为歧旁骄枝所惑，而壹禀古经，以求归至是，符契真源，使见者闻者，洒然回视易听。”④这里说的“至是”亦即戴震的“十分之见”的“极致”。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是他个人早年治学的甘苦阅历的结晶。就在给姚鼐的信中，他表达了个人的治学体会：“昔以为直者，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者，今见其坳”。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完全道出了笔耕不止的一代学人反复实践，殚思竭虑，一步步向真理逼近的过程。
　　为求学问的“十分之见”，戴震主张以高尚的学德保证之。他说：“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兔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①为学需解蔽，这就是戴震的结论。这蒙蔽来自两处，一是受别人的蒙蔽，一是自我的盲目性，受自己的蒙蔽。种种蒙蔽中，名利可能成为最大的蒙蔽，受名利的蛊惑，或者攻击他人抬高自己，或附骥他人煊赫一时。有了此类“蔽”，决不能闻道。为学受人受己蒙蔽，还是个识力不足的认识能力问题；追逐名利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个品质问题。大凡治学之初，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难成定见，一旦初见成效，又极易产生自我盲目性，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从而“以己自蔽”。认识此“两蔽”不易，认识后在行动中去此“两蔽”更为不易，这无疑需要反复的治学实践和长期的学德修养。戴震前期论学强调“闻道”中去其“两蔽”，可谓一代学入兼哲人的自我反思而得出的至理名言。在认识并实行去人蔽的基础上，前期戴震得出了汉儒、宋儒“得失中判”的结论，告诫人们不要让汉儒、宋儒蒙蔽自己，这一观点到了可能是戴震后期著作的《与某书》中进一步发展。在认识去己蔽的基础上，就在这一封给姚鼐的信中，明确表白了自己不愿好为人师的态度，拒绝了姚鼐的从师要求，把师生关系的含意置于严格意义上的古师友同道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震传》。
　　③ 同上。
　　④ 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
　　① 《答郑丈用牧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6 页。
　　其五，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
　　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这是对一代学术畛域的新的建构。《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未，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①戴震这段话，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文章为其中之一，而对文章，不排斥其有道，文章同样是可以载道的。特别象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学问为三，义理居其首，义理之学，研核天下之大道。有了前面所列戴震早期论学的几个要点：以词通道，考证博洽，问学重知和极致之学识、学德，就不难懂得到达“义理”之路。后来，戴的学生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补充说道：“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还说：“后之儒者，划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段玉裁的理解不完全符合戴震的原意，段氏主张义理来自考据，文章也由考据而得。这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而段玉裁又不完全能理解、欣赏戴震哲学思想的情形下所作的一种略有扭曲的看法。如前所述，将戴震关于义理、考据、文章的划分放在他早期论学的系统中考察，方能看出其“闻道”统贯于三者的学理逻辑。关于古今学问三分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如此明确、完整的表达尚属首次，在古代史传中早有所谓儒林、文苑之分，宋代以后更增设了所谓“道学传”。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所云“今人之学者有四”，即分为“儒”、“文”、“学”、“笔”。《程氏遗书》卷十八载程颐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颐完全将学问的三分对立起来，当然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正如戴震所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①相较之下，段玉裁可说是“得其制数”的人，程颐是“失其制数”的人，而戴震则是强调“闻道”。“义理”、“考据”、“文章”的三分及其关联，也是戴震本人强调的“十分之见”的一个样板，这是一个古今学问畛域的宏观范畴，在彼时彼地的时代学术条件下，戴震的三分说较少片面性。
　　① 《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戴震早期对学问三分及其术语的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义理、考据、词章的说法至今仍在使用。在当时，戴震的提法问世后，简直成了学界的口头语言，影响所及，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与戴震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7）从文章之学本身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理学、考据学、经世济民致用之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学，作为文章的内容。此后，姚鼐继方苞（1668—1749）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和刘大櫆义理、考据（又称“书卷”）、经济为文章之实等说之后，受戴震、段玉裁的影响，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统一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此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②姚鼐还表彰了王昶丰富的阅历见闻对其义理、考证、文章的帮助，表彰他善于运用独得天厚的条件，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而获得的极大成功。王昶恰恰是戴震的知交，他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说：“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姚鼐说：“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①与此同时，姚鼐还批评乾嘉年间的考据是“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批评言义理者是“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他们的共同毛病是：“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之所以如此，是“其故由于自喜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②。这里，姚鼐批评程朱理学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也批评乾嘉的汉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针对戴震的。姚鼐对专宗汉学，崇汉抑宋之风是不满的，认为“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③，已不满到将考据学和时文作者同等视之了。这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姚鼐在学问“三分”问题上与戴震是有共识的。在“三分”的术语提法上完全一致，却不取方苞、刘大櫆的提法。对此，曾国藩曾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④除此而外，姚鼐还承认汉学“非无有善”，其“博闻强识”也是有助于学问的，因而主张吸收，以为文章增色。《与陈硕士》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并且还得出了与戴震庶几一致的结论。他说：“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①也就是说，文以载道，方有可能成为“十分之见”的极致之文。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戴震首创的“义理、考据、文章”之分在文章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反响及其新发展。戴震的学问“三分”说影响是极深远的。② 《（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① 姚鼐《<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② 同上。
　　③ 姚鼐《复蒋松如书》。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杂著》，载《曾文正公全集》。① 姚鼐《敦拙堂诗集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二、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著成的三部书。
　　清康熙三年（1663 年），戴震的乡先辈方以智刊印了洋洋巨著《通雅》五十二卷。该书体例略仿《尔雅》。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继《考工记图注》（1746 年）之后，大约在1748 至1750 年间，有《尔雅文字考》十卷。今本《戴震集》中有自序一篇。书成后一直未能刻印，今恐已亡扶。据自序云，本书原是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对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昺疏的缺失。至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於《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雅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可见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划的，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是一部奠基之作，对戴震本人来说则为“小学始基之矣”②。于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也同样如此。此后，有清一代有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钱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此外，还有专释《尔雅》名物的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关于“释宫”、“释草”、“释虫”的诸小记，任大椿《释绘》，洪亮吉《释舟》，钱大昕《释人》，阮元《释门》，刘宝楠《释谷、钱》等，还有专释《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尔雅汉注》、黄爽《尔雅古义》等，乃至晚近王国维《尔雅草木乌鲁虫鱼释例》，竟把传为周公之作的《尔雅》发挥得淋漓尽致①。有清一代的《尔雅》学群书，是以戴震开其端的。
　　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有《诗补传》和《屈原赋注》。《诗补传》一书，约乾隆十五年（1750 年）是仲明游徽州时曾索要此书，因“尚俟改正”而未进。而《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言及该书著作和经学讲习之难时说：“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情、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并说待《诗补传》“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段玉裁编集的《戴震文集》经韵楼本中有《毛诗补传序》一文，落款有“时乾隆癸酉（1753年）仲夏戴震撰”字样。然《戴震集》中又有《诗比义述序》一文，说：“昔王申（1752 年）、癸酉（1753 年）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按：当指《辨郑卫之音》等）成一帙。”可见癸酉《诗补传》尚未成书。段氏《年谱》中说：“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也是据戴序推定的。鉴于此种矛盾情形，钱穆曾说：“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②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戴震又改注《周南》、《召南》，名曰《果溪诗经补注》①。是仲明与戴相晤时索观的那个本子，戴因“戒其颓情”、“特惧忘失，笔之于书”云云，与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 年）至十五年（1750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8 页。
　　①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何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7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中华书局影印本312 页。
　　① 共二卷，见载《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年）著成的《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象，序云：“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且可推知其写作过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成书的。
　　关于以《诗补传》命名的书，今不见于《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本），仅有据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收录的《毛郑诗考证》五卷。段玉裁在《年谱》中曾说：“《文集》中《诗生民解》本出《毛郑诗考证》，先生曾为余言，可取出修改，入于《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时，因入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诗摽有梅解》，亦取诸《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初名《诗补传》。”今安徽丛书本《全集》中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收有《召南·摽有梅》的《诗摽有梅解》全文，足见《年谱》中说的《诗经补注》即指《杲溪诗经补注》，而《全集》中的《毛郑诗考证》即通常称说的《诗补传》。或以为最早是仲明索要的那个《诗补传》未刊待考。
　　戴震在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始作《诗补传》，应该说是很早的事。在戴震之前，有康熙丁卯年间（1687 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有康熙年间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乾隆年间经学全盛，除戴震外却没有人专治《诗经》，一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胡承拱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矣的《诗毛氏传疏》。戴震的《诗经》研究，可谓开乾嘉学派研究《诗经》之首。梁启超曾评戴撰《诗补传》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询治《诗》良法也。”戴震《毛郑诗考证》五卷贯彻了他早期论学的大旨，以词通道，博洽综贯，在训诂名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试以人们很熟悉的《诗·邶风，静女》中的诗句为例：卷一《静女》首章“俟我于城隅”。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震按：传，笺就城隅取义，非《诗》意也。“城隅”之制，见《考工记》、许叔重《五经异义》、古《周礼》说，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候伯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据记考之公侯伯之城皆当高五雉，城隅与天子宫隅等，门台谓之宫隅，城台谓之城隅，天子诸候台门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称。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入门之所也。“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此膳俟迎之礼。诸侯娶一国，二国往腰之，以姪、娣从，冕而亲迎，惟嫡夫人耳②。媵则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后入。“爱而不见”，迎之未至也。“爱而”犹隐然。《说文》引此作“ ”，郭注《方言》引此作“ ”。“彤管”之法，女史书，宫中之法度。故《春秋传》日，《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归荑”，言乎说舍近郊也。《尔雅》于郊外谓之“牧荑”。亦以为洁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见其人；继思得见其物；始言至城下，终乃言至于郊，非实有是事，可知《静女》之刺，思贤媵，怀女史之法者也。盖卫夫人拟其君之宫中无是女，以备嫔媵。及女史之法废也，学者罕闻“城隅”，而《诗》遂失其传矣。①由以上可见戴震补传的条例是：补正传笺之缺失；考释《诗》及传笺中①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见《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十二册本）。② 春秋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也以侄娣随嫁，随嫁和陪嫁者统称为媵（yìng）。① 见《安徽丛书》六期，《毛郑诗考证》卷一《静女》章。的一些关键词语或名物，考释时一般先引古代文献依据，后判其义（词语、名物义、句意）；归纳诗意。这一条例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为后来治《诗经》的学者所遵循。
　　《静女》这首诗，本来是首爱情诗，清儒的普遍毛病是以儒家功利主义解释诗旨，戴震诠释《静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功利意义外还讲了“比喻”意义，如“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想其人，继思得见其物”，这都表明作者对《诗》旨的一些开明的认识。关于如何研究诗旨，戴震还说了这样的话：“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②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同义名物训释去自由开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也就是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事实上，戴震著《毛郑诗考证》，于诗旨不是不说，而是努力从其实情体会之，时常越出儒家功利说解的藩篱。这不仅在《静女》中能见到诗旨的比喻说法（其实正是其本旨），而且戴震在作一般理论概括时已讲到说诗旨时当参照的文化史情形，从而试求谋图《诗经》中爱情诗的应有的地位。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子之言《诗》也。而《风》有贞淫，说者因以‘无邪’为读《诗》之事，谓《诗》不皆无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诗》也。”①到了后期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更重视以实情解释诗意。从表面上看，好象戴震的解释与旧注洛守儒家封建功利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解释《诗》意时，总是在儒教礼义规范的前提下几乎干篇一律地指出与统治者的联系，把本来很有人民性的诗篇说成了某国君、某侯妃，某卿大夫的自我写状或教谕，戴震解释《诗》意时，经常注意到在儒家礼义规范的前提下指出诗篇中的男女悦慕、民生心声的本旨，和毛郑解《诗》旨、朱熹集传解《诗》旨已有很大区别。本来，先秦产生的儒家礼义规范内容极为丰富，区间极广阔，可容纳性很大，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制的烙印，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特别是到了宋代，才日益禁锢划一，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先秦儒家伦理指导下解释《诗》旨，戴震注重指明其民生民情，与旧注专以儒家功利释之已判若二途，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传日，采采，事采之也（疏云，言勤事采菜）。卷耳，芬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韩诗》云，顷筐，欹筐也。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集传》日，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多貌。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怀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怀之之事也。周犹偏（按：通‘遍’）也，通也。行，路也。行，为行列字之音，训旁及。而《春秋传》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断章见意，如邵至之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为一②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3 页。①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美一刺，于《诗》之本指，不然也。荀卿书日，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不贰。其得诗之意者欤！《补注》列述了毛传、朱熹《诗集传》、《春秋传》等的解释，但只是立此存照，并不同意，唯荀卿之言《诗》旨，言情致忠贞不贰，“其得之欤”。又如戴震对情诗《野有死麇》的概括：《野有死麇》（三章）言礼教之兴，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诗》辞所涉，曰林野，曰麇鹿，曰龙吠，亦以见乡曲之远于都邑也。或日，《诗》言女之不可诱，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何也？女之待嫁，所愿者，吉士也；士之归妻，所愿者，有女如玉也。“诱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动于爱悦（《祭义》曰，如欲色然，张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而卒能无失乎礼义，则风化之所被可知矣。此《诗》教之善行，以情见礼义与？上文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戴震是重视《诗》中的礼仪教化作用的，但他重礼教的同时也重视男女爱情生活，或者说，他在具体诠释《诗》旨时，往往先发现其中的爱情生活，进而指出，这应当是合乎礼仪的爱情。作者的深层思想，难道不是在追求道德规范和情感欲望的一致吗？
　　《杲溪诗经补注》中有一篇很长的《摽有梅解》，是一篇专门的诗论。
　　该文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确定了爱情诗在《诗经》乃至在古代文献中存在的地位、必然性及其价值。在戴震看来，爱情、婚姻、夫妇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就不能不涉及这些正常的生活，而人伦规范、札教等不是禁锢民生、民俗、民风，而是导引归正，不致人欲横流，毁坏人性。他说：“古者嫁娶之期，说歧而未定。其以少长论者，或主于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为期尽之法。据《诗》、《礼》证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弃而字??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恐至于废伦也。亦所以顺民之心，而民自远于犯礼之行也。”②又说：“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首章言十犹余七，次章言十而余三，卒章言皆在顷筐，喻待嫁者之先后毕嫁也。《周礼》所言者，实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诗所言，即其见之民事者也。”①戴震对《诗经》的解释，也不乏儒家功利，如前所说，当他试图以儒家道德规范诠释诗意时，他总是注意到道德规范和民生、民情、男女悦慕的一致②。除此以外，戴震还从《诗经》中努力发现另一种功利：劳动者从事农桑之事的艰难、欢乐和从中悟得的道理。例如对《葛覃》的概括：葛覃（三章）：不忘女功也。《礼》，后夫人亲蚕不亲葛。盖当时服葛之时，犹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赋之，因以感而思归宁也。《周书·无逸》之训，以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诵以为戒，然则《葛覃》之义，其以视忘女工之勤劳而骄侈是从者，孰宜法，孰直戒，可知也。讲到《诗》旨即作诗时的本意，那就涉及到《毛诗大序》问题。陈启源，朱鹤龄以及戴震之后的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载《杲溪诗经补注》卷一。①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 页。
　　①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5 页。
　　② 后来汪中《述学·释媒氏文》、俞正燮《癸巳类稿·媒氏民判解》都曾进一步发挥戴震关于古代制度中婚姻自由的见解。
　　③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胡承珙、马瑞辰、陈矣等，部因“尊汉”、“好古”而群守大序。但也有举叛旗的，戴震的同乡姚际恒（1647 一约1715）就是一例，他著《诗经通论》，坚决主张废除《毛诗大序》，另著《古今伪书考》（见《知不足斋丛书》），依据古书流传有绪的一般规律，认为有名著作各史经籍志上都有著录，或在别的书上记载它的渊源，如突然发现一书，向来无人提及，其中必有蹊跷，《毛诗大序》就是这样的书。他指出，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未提及，可证为西汉前所无，是为伪作。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以儒家礼教功利说诗的传统，使人为之耳目一新。除姚际恒以外，崔述、方玉润皆持这样的观点，崔著《读风偶识》，方著《诗经原始》，连同姚著三部书历来不为清代正统派所重。戴震对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持何态度呢？只能说，聪明的戴震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只是以自己的较为通达的开明之见诠释诗意。在《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中，以及经韵楼本《戴震文集》收录的论《诗》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毛诗大序》。人云：不表明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推揣其本意，戴震的态度是想避开那圈定的儒家传统的诗旨说教，寻求《诗》的本意，以得“十分之见”。联系他在《毛诗补传序》中所说及的于诗旨可存而不论，让读者据训诂名物的诠释，依原诗而推证之，他对《毛诗大序》的态度，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诗经·魏风》的《伐檀》和《硕鼠》是人民性很强的两首诗，它凝聚着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下的早期民主的精华。前者对不劳而获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阶级，给以严厉的质问与尖锐的讽刺，后者写农奴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两首诗，戴震当年作何理解呢？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岸）兮”震按：檀者??伐檀乃宣之河之干，盖诗人因所闻所见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支之不用也。因叹河水之清，而讥在位者无功俸禄，居于污浊，盈凛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及于民，是谓素餐也。①《硕鼠》二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传：直，得其直道。笺云，直，犹正也。震按：笺与传相足，其说是也。《论语》曰，人之生（性）也直。得我直，谓得遂其性。不违生人之正道。后来，王引之曾将诗中的“直”解释为“所”。“爱得我直”，等于上文的“爱得我所”③。戴震把“直”字解释为人性之“直”。去“乐国”的目的是能顺遂其人性，得到自由。戴震的诠释是颇为别致的，言下之意是说，硕鼠不劳而获，“莫我肯德”，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而“逝将去汝”，前往那“乐国”，也是为了寻找和恢复那失去的人的本性。戴震是在近乎以早期启蒙思想诠释《诗》旨。至于剥削者毁灭人的正直的本性，见解尤为深刻。
　　① 见《毛郑诗考证》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同上。
　　③ 见《经义述闻》卷五。
　
三、生计维艰注屈赋
　　如果说戴震早年著《诗补传》时还为经书所限，著《屈原赋注》时就更大胆地阐发了一些自由思想。据《年谱》载：乾隆十七年（1752 年）“注《屈原赋》成”，是年三十岁。《年谱》还说：“歙汪君梧凤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1752 年）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可证也。”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有《屈原赋注》十二卷，注明“歙县汪氏原刻”，那是因为有“汪氏原刻”本九卷另加《音义》三卷。安徽丛书本还收入了《屈原赋注初稿》三卷，为歙县许承荛氏藏稿本。关于《屈赋音义》，《年谱》说：“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所自为，假名汪君。”今考署名汪梧凤的《屈原赋注》题跋云：右据戴君注本为《音义》三卷，自乾隆王申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常置案头，少有所疑，检古文旧籍，详加研核，兼考各本异同，其有阙然不注者，大致文辞旁涉，无关考证。然幼学之士，期在成诵，未喻理要，虽鄙浅肤末，无妨俾按文通晓，乃后语以阙疑之指，用是稍为埤益。又昔人叶音之谬，陈季立作《屈宋古音义》为之是正，惜陈氏于《切韵》之学殊疏，未可承用，兹一一考订，积时录之，记在上端，越九载矣，爱就上端钞出，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体例略拟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庚辰（1760 年）仲春歙汪梧凤。这段文字，从叙述《音义》的写作过程“兹一一考订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云云，似乎出自戴震本人之手。《年谱》讲《音义》“假名汪君”，莫非这段题跋文字也是戴震代作的嘛？但不管是戴震手笔还是汪梧凤亲笔，其中叙述的情况该是真实的。其要点有：《音义》诠释的一些词语是经“详加研核”的，有考证价值，不注释者则“无关考证”；《音义》的著述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注音力求舍弃朱熹等人的不科学的叶音说①，取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并正其舛疏；写作的过程及体例。所叙述的写作过程，与《尔雅文字考》“偶有所记”、“录之成帐”，与《诗补传》“特惧忘之，笔之于书”的写作过程极其相似。在写作时间上，因《音义》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故可能《屈原赋注》九卷在前，《音义》在后。
　　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家境非常贫困，“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飨，闭户成《屈原赋注》。”“饔飧”原义为早晚两餐，此处或泛指食物。因乏食只得进以乞讨而来的面屑，竟然还在发愤著书。其时戴震己成家，可以想见戴震妻朱氏是怎样茹苦含辛地为成全丈夫的事业而苦挣扎，苦张罗。段玉裁曾评述此时的戴震云：“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一个“亨”字，昂扬挺拔，贫贱不移，活现出戴震早年之志，这正是一种“中华民族脊梁”的硬骨头精神。
　　和《诗补传》相比，《屈原赋注》更注意概括原文本旨，戴震将《离骚》分成十段，对各段大意都作了明确概括。例：① 南北朝人读上古韵文感到不押韵，临时改读以求押韵，叫叶（xié）韵，也叫叶音，叶句。这是不明古音之理造成的。宋代吴棫、朱熹也主张叶音说，但已有所不同，立足于改今音叶占韵。清儒以钱大听为代表，力反叶音说（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跋韵补》），但未区分吴棫、朱熹叶音说与南北朝叶音说的不同。其时戴震对叶音说的看法也是笼统的。不过，吴棫、朱熹的叶音说与陈第的科学的古音学说仍是很不相同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反信谗而府怒”：第一段自叙生平大略，而终于君之信谗。“余因知謇謇之为患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第二段申言被谗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和调度以自娱兮”至“蜷局顾而不行”：第十段托言远逝，所至忧思不解，志在眷顾楚国。终焉。
　　戴震不仅概括大段的意义，而且对大段中的小段意义也作出概括，这等于是在层层揭示《离骚》的丰富内涵。例如第二段中的一小段：“予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承上见怒于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独惜其变操不常，无任贤图治之略“戴震如此苦心孤诣地寻找《楚辞》中的义理精核，完全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考证的同时必须力求“闻道”的“十分之见”。从经书到《楚辞》，反映了作者这一早期学术思想的应用进一步普遍化了。戴震曾说：“余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③戴震早期就已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于考据中绎理性认识，这是他的特色，“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云云，已隐含着对朱熹《楚辞集注》的若干责难。至于对书中训诂名物、事典的注释，目的仍是使读者循此而稽核要旨，防范学界的赝品，他说：“今取屈子书注之，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然后赡涉之士，讽诵乎章句，可明其学，睹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①至于书名，亦从《汉书·艺文志》。戴震说：“书既稿就，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由此也可知戴震早年伏处山野时，从汉之志早定，这无疑是晚明以来知识论传统的继续，亦知戴震前后期虽有不同，但尊崇汉儒，折向往古，却是前后一贯的。从《屈原赋注初稿》三卷看，戴震著述此书时是很有批判锋芒的。试看他的一些批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戴震批住：“君之疏己，皆由党人，故光入党人，逐篇反复言此，不敢慈君也。”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戴震批注：“说到君便住，若因党人带出，又祗云信谗，立言婉曲之至。”③“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戴震批注：“君之所以信谗。”“君之所以信谗之故。浩荡，广博不专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怨言不察，《惜诵》所谓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逸）注谓不察万民善恶，《文选》注谓不察众人悲苦，皆非是。”旧注未敢言怨恨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屈原赋目录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2 页。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国君的，由戴震言之，引《惜诵》说“国君不可依靠”，这里显然继承晚明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黄宗羲《原君》曾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强烈谴责“君”，与黄宗羲痛斥“君”何等相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直是禁书，戴震写国君“不可恃”这类话，在雍乾年间是多么危险。注释《楚辞》在雍乾年间是件凶多吉少的事，一是屈原亡国破家的哀痛，二是楚怀王、顷襄王的昏庸，都极易惹出是非来。戴震早年著《屈原赋注》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是否有深沉的民族感情在内，现在已无法知道，不可妄断。顾炎武曾以为读屈赋有确立人格的作用，人格不立，一切学问皆成废话，并认为忌圆滑；行方严是最要紧的。他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②戴震在三十岁而立之年著《屈原赋注》，对确立他的心系百姓的独立人格是有重要作用的。此外，著《屈原赋注》既要贯彻他早年治学寻求“十分之见”的主张，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君之类的禁区。当时，文人士子一般言及《楚辞》都很危险，更不必说专书著述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写了一首《赠芹圃》的诗，末句本为“一醉读楚些”，因为怕人穿凿为借《楚辞》怨伤时君，附会成“不满当今圣上”，而改成了“一醉白眼斜”，这样诗味全无。
　　戴震早年之作《屈原赋注》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姜亮夫曾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①关于《九歌》就是突出的一例。有关《九歌》的性质，王逸和朱熹都曾认为是楚地的祭歌。②而关于《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神，则从未有过深究。戴震《九歌补注》则云：“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为神名，殆起于周末，汉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唐宋祀之尤重。盖自战国时奉为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祀神所歌也。《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吕向曰，祠在楚东，故云东皇，未闻其审。”③这就告诉我们：太一神是后起的；因汉帝之故进入了长安；太一神是全国性的神，非楚神；《九歌》为屈原所作；《九歌》为屈原就当时祀典（当然就不限于楚了）赋之，非祀神所歌；“东皇”之“东”亦非指楚之东；“太一”本为天上一恒星（极星）最明者。其中“非祀神所歌”，尤非楚地“祀神所歌”，正可看作纠正王逸、朱熹之说。其余见解，亦殊可贵。周勋初先生曾说：“东皇太一一神，是燕齐方士利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他起先产生于齐国，战国中后期，大约只是流传在民间。汉武帝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始由谬忌（按：方士名）传入长安，并成为君临全国的至上神。”“《九歌》中的许多神抵，有非楚人能把者，因此，《九歌》不是楚国的民间祭歌，不是楚国的郊祀歌，也不可能是汉人的作品，不论从它的形式来看，从它的内容来看，或是从古代有关的记载来看，均应断为屈原的作品。”①周先生是从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入手研究《九② 《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① 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 年版247 页。
　　② 参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朱熹《楚辞集注》卷二。
　　③ 戴震《九歌补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
　　① 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156 页至157 页。
　　歌》得出上述结论的，可视为有关《九歌》性质及作者问题的定论。以戴震十八世纪中叶的论述与现代科学研究的结论相比较，庶几可近，我们不能不叹服戴震的识力。后来，卢文明为《屈原赋注》作序时，对戴震此说曾表而出之：“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②此外，《屈原赋注》对若干词句的解释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例如对《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中的“三后”一词，王逸注释为禹、汤、文王，朱熹释为“疑为三皇，或少吴、颛顼、高辛”。戴震注则更近情理，他说：三后为楚之先君而贤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又如《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中“败绩”一语，王逸注：“绩，功也”，“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戴震注云：车覆日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传》“败绩厌覆是惧”，是其证。④又如《离骚》“启《九辩》与 《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历来都把“夏康”连读，解释成夏启之子太康。戴震发掘其内证所云，其说可信。言启作《九辩》、《九歌》，示法后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娱自纵，以致丧乱。“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又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诸家之说甚详，戴震注云：战国时言神仙者，托之昆仑，故多不经之说，篇内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又如《九歌·湘君》“薛荔柏兮蕙绸”，此“柏”字王逸注和朱熹集注都释为“搏壁”，此为何物，后人难明，戴震引汉刘熙《释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针对后世对屈原赋的一些误解，诸如认为其辞“放恣怪谲”、“炫文辞而昧其旨、“未尽善”等，戴震说：“屈子辞无有不醇者。”为此，卢文绍曾认为戴震关于屈原赋的识力可与班固、颜之推、刘彦和相媲美，甚至超过了他们③。
　　在《天问注》中，戴震既贯彻他早年论学以自然科学诠释群经的主张，又充分考虑到《天问》中引用神话传说故事的特点，反对字字穿凿，句句求证。他说：“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骛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诸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序愤懑是也。篇内解其近正，阙其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①戴震说：“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②在注释《天问》中，有的注释使人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写“天对”。例如《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戴震注云：夜光，月也。德（按：性质），常德也。如刚德不变其刚，柔德不变其柔之谓。疑月何德，而死乃复育，如是终古乎？死，即所谓死霸（按：魄，月魄）也。育，生也，所谓生霸也。月之行，下于日，其浑圆之体，常以半圆向日而有光。人自地视之，惟于望（按：夏历月十五日）得见其向日之半，故光盛满。晦朔则光全在上而下暗，余皆侧见而阙。谓之死，谓之生者，据人目所见云然。戴震的这一注释简明易懂。关于生魄、死魄问题，直到晚近王国维著《生霸死霸考》才更为详密④，在王国维之前，戴震这一以黄道视运动为基点的解释，是最通达和准确的，也是最切合《天问》原意的。今人游国恩称赞说：“详其文义，‘死’、‘育’俱当指月魄言，戴说是也??今者天文历算之学既明，而月之无光，及其盈亏之故，尤无疑义。”①又如《天问》：“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屈原的这一问是问地球的形状，戴震注则兴致勃勃地作起“天对”来，在天体视运动中考察起地球上的昼夜、节气等变化大势，注云：《太傅礼》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步算家测北极高下，及月食之暗虚，得地体周九万里。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高一度。南至赤道下，南北极与地适平，昼夜漏齐，无永短。北至极下，赤道与地适平，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凡气朔之时刻，渐东则气朔早，渐西则气朔迟。月遇暗，虚而亏食，东见食早，西见食迟。此地与天相应之大较也。地之广轮，随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测之矣。圆长日椭。衍犹延也，羡也。最后三句，是正面回答屈原提问中的大地测量问题的。由于地球是个椭圆，南北直径“随其方所”而“假天度以测之”。戴震的回答完全正确。
　　又如《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对地球上寒暑变化的原因问题，旧注几乎没有能正确回答的。戴震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来注释《天问》，可谓答问相契，天衣无缝。戴震回答说：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闸，《虞夏书》以璇玑玉衡写天，遗制犹见于《周髀》（非汉之浑天仪）。赤道者，中衡也。日自北发南，冬至当外衡；自南敛北，夏至当内衡；春秋分当中衡。中土在内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与中土互异。中衡之下，两暑而无寒；暑渐退如春秋分，乃复。南北极下，凝阴常寒矣。《周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举其概云尔。地为大气所举，日之正照，气直下行，故暑。非正照之方，气不易到，则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所说的“赤道”是指天球赤道。因地球公转而形成的天体视运动中，太阳在天球赤道两侧作视角投影为40 余度的余弦曲线运动，是为黄道视路径，在太阳的视运动过程中，即在黄道上的移动形成节气变化，可用来描述寒暑变化。由于地球上各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④ 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中华书书1959 年版第1 册19 页。
　　① 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 年版59 页。
　　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地所处位置的不同，相对于天球位置的投影也不同，故同是某一节气，南北气温各不相同。所谓“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引用《周髀》来注释《天问》，说明地球上寒暑的不同，已将《天问》中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化作天体运动问题来阐释其根源，是极有创造性的做法。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成书的《屈原赋注》中引用的古代天文知识看，这时戴震对古代天文的研究已趋成就了。后来著《七经小记》中的《原象》篇提到：“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间。赤道者，中衡也”，“自南敛北，入次四衡为春，入次二衡为夏，当其衡启也。自北发南，出次二衡为秋，出次四衡为冬，当其衡闭也”，“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阳下行，故暑；日远侧照则气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等等，与《屈原赋注》对照，两者的提法完全一致，可见戴震对古天文历算的钻研和运用，早在伏处山野著《天问注》时就已成熟了。
　　就在著《屈原赋注》的前一年（1751 年），戴震曾手抄浙江鄞（Yín）县（今宁波市）鄮（mào）山周容著《春酒堂诗集》。鄮山商业很发达。《方舆胜览》引《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这与屯溪、休宁有某种相似之处。周容其人呢？是清代的名士，字茂三，明代诸生，明亡后曾出家为僧，后以母亲在堂而返俗，曾纵游天下，结交皆明代遗民，绘松林枯石以鸣志，萧然远俗，有人以博学鸿儒荐之，竟以死拒之。著有《春酒堂文存》四卷，《春酒堂诗存》六卷、《春酒堂外纪》一卷。就是这样一位入清不仕，超轶不群，铁骨铮铮，以诗文自娱的明末诸生和清初名士，引起了青年戴震（戴震也就在乾隆十六年即1751 年这一年补休宁县学生的）的倾心仰慕，戴震手抄《春酒堂诗集》卷首至卷终（可能就是今存的《诗存》六卷本）共两大册，更从其字字工整，笔笔稳落的工楷字书看，手抄全诗只能看作心心相印之举。手抄的第一首七言律诗《虎过》云：鹊噪鸟啼干叶鸣，隔溪斜映竹篱横，雨过沙路踪应阔，日坠松冈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独居名，山翁笑说相逢惯，不惯输租到市城。
　　“虎过”疑地名。诗中一派山村野景，诗主人淡泊致远，乐天知命。倘移花接木，说全诗写休宁的山野村民，亦无不可。似乎可以这样说，直至戴震四十四岁（1766 年）著《果溪诗经补注》时，心灵深入仍萦怀此“春酒堂”首诗的意境而不能挥去，“杲（gǎo 明亮）溪”二字，就字面义为“明澈见底之山溪，”用作补注《诗经》之名，段玉裁释为“盖以自别于诸言诗者”①，今谓“明澈之溪”的意境乃至用字，正可见于《虎过》诗的首联和颔联。段玉裁说：“先生不随俗为别号，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②魏建功则认为“杲溪”为戴震注《诗》时的自称③，青年手抄，中年自号，戴震心迹灵痕，竟以周容这样的遗民和名士为知已。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变的，岂可以逸情直逐视之？戴震与“春酒堂”之神交，可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内心世界的认识。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7 页。
　　② 同上。
　　③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见《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3O 页。
　
四、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后序》云：“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于游艺塾。”太岁纪年中太岁在丙曰柔兆，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故为丙寅年（1746 年）。“游艺塾”为戴震自题的故居读书处名。可见该书乾隆十一年（1746 年）著于故居。书稿初成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十三年（1748 年）间，同郡宿儒程恂（官至翰林院编修）示以当时的大学士齐召南，齐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戴震初次获交纪购将此书付刻时，又将全书改了一遍，“删取先后郑（郑司农、郑玄）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④同年冬，纪为之刻成，纪序云：“戴君语予曰??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以不憾矣。”①该书是戴震早年的一部成名传世之作，后被收入《皇清经解》（见卷五六三至五六四）。继戴震之后，有阮元的《车制图考》、王宗谏《考工记考辨》、郑珍《轮舆私笺》，但都不能与戴著相比。
　　《考工记》一书，据后人考证，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因而是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②。后来，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少《冬官》篇，便以此书补入。刘歆校书时又改书名《周官》为《周礼》，故亦称《周礼·考工记》。戴震将《考工记》从《周礼》中移出作专门研究，著《考工记图注》，犹胡渭将《禹贡》从《尚书》中移出著《禹贡锥指》。《图注》的体例是，逐段注释，概其大要，对各段中难懂的名物词，尤其注重，引《尔雅》等著作详加诠释，凡注文以“注”出现者为引郑司农注和郑玄注，以“补注”字样出现者为戴震自注，以小字直接注于原文之下亦为戴震注，对原文中重要难解的名物，绘图并详加说明，使数千年前的古物古器的尽寸大小、形状构制一目了然，全书列图五十八幅。戴震著《考工记图注》的本意是为治经服务，他说：“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者也。自“小学”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据。凡《六经》中制度礼仪，核之传注，既多违误，而为图者，又往往自成诘诎，异其本经。古制所以日即荒谬不闻也。??同学治古文词有苦《考工记》难读者，余语以诸工之事，非精究少广、旁要①，固不能推其制，以尽文之奥曲。”②戴震认为，没有古代技术科学知识是不能治经、治学的。他的工作是要通过研治自然科学使治经提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也想方设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使用灵便。他说：“因一卷书，当知古‘六书’、‘九数’等，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何也？”③又说：“郑氏注善矣。兹为图翼赞郑学，择其正论，补其未逮，图④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①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② 郭沫若认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见《金文丛考》卷三第七八至八○页。杨向奎把《周礼》看作战国中叶齐国的书，见《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4 期。
　　① 少（shǎo）广、旁要：均《九章》算法之一种，少广是开方法的一种，即方田法的还原，截取纵的多余，增补广的不足，故名。旁要即勾股法，用勾股弦定理处理各种数学问题，均可统称“旁要”。② 见《考工记图序》，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7 页。③ 同上。
　　傅某工之下，俾学士显白观之。”④读者所读到的，正是一部说解古代科学技术著作的图文并茂的详解书。
　　《考工记》一书的宗旨，是要提高古代百工的社会地位，国家“六职”
　　中，百工艺匠居其三，除王公、士大夫之外就是百工了，这与儒家传统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腐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按：通“办”）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谓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⑤上古奴隶社会中，贵族专政，王公大人居其首，庶民是没有地位的，而《考工记》要使百工之人居第三位，先于商人和立国之本的农业，这是个创见。全书主旨如此，戴震对这一涉及全书的主旨是完全同意的，对汉代郑玄原注并没有异议，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引郑玄注所作的唯物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上述宗旨。综贯全书，戴震作出的有关名物、技术的考释中，较突出的贡献有以下二十四条：
　　一、车轴端“轵”（zhǐ）当作“斩”。《考工记》：“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按：车箱底部后面或四周的横木）与（按：bú舆下方木，伏于轴上两旁以承舆，亦名伏兔）焉，四尺也。”戴震补注（以下简称戴注）：“毂末之轵，故书本作（从车声）读如簪之。
　　毂末出轮外，似出发外也。、轵、、轨四字，经传中往往讹混，先儒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于是经书字书，不复有字矣。”
　　二、解释车轮辐条的粗细和车轴的“辊（按gùn 车毂均匀整齐）形”。
　　《考工记·轮人》：“望其辐，欲其掣尔纤也。”又说：“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眡（按：同视）之，欲其帱（按：dào 覆盖）之廉也。”戴注：“辐有鸿有杀（按：细小貌），似人之臂腕，故欲其揱（按：xiāo 尖细形）尔而纤，不臃肿也。‘眼’当作辊。《说文》：辊，齐等貌，齐等者，不桡（按：náo 削）减也。毂欲其辊，则干木圆甚，不宜又有廉隅（按：方角）。以革帱毂欲廉，‘廉’之言敛也，负干敛约也。”
　　三、解释车轮和车轴装配中的绠（按：gěng）和“蚤正”问题。《考工记·轮人》：“既（按：同视）其绠，欲其蚤之正也。”戴注：“辐上端入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不与辐股（按：粗大）眡（按：qiáo 细小）参值，是为绠，绠之言偏算（按：bì外偏）也。蚤正谓众幅齐平，虽有绠之减，蚤皆均正也。”
　　四、精确计算出车轴所穿之孔的直径。《轮人》：“五分，其毅之长，去一以为贤（按：车毂所穿之大孔），去三以为轵。”戴注：“以密率（按：圆周率密率355113）计之，大穿径六寸十分寸之一强（按：6110寸稍多），小穿径四寸十分才之三弱，轴径四寸五分寸之一强，大穿穿内径不得过四寸，轴之两端入毂中者稍杀削之，其当大穿处锯截周遭少许，则毂止不内侵。”
　　五、解释了《考工记》有关支撑车盖弓形木架上的孔穴的说法。《轮人》：“凿（按：孔穴）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凿端一枚。”戴注：“二枚一枚，④ 同上。
　　皆凿端。弓（按：支撑车盖的弓形木架）杪（按：miǎo 末梢）所至，欲见凿空下正，故曰下直二枚。凿端一枚，便文协句尔。弓凿外大内小，外纵横皆四分，内纵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横一分（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对上迤（按：斜延）为言，凿下外内同四分，凿上外二分内四分，加部尊（按：车盖斗上隆高部分）焉。”
　　六、正确解释了车轸的含义。《舆人》：“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郑玄注：“轸，舆后横者也。兵车之轸围尺一寸。”戴注：“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轸，亦谓之收，独以为舆后横者，失其传也。《辀人》言‘轸间’，则左右名轸之证也。如轸与辀，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则前后左右通名轸之证也。”
　　七、解释了车件构造、、任木、任正、衡任等名称，归纳了“舆人”
　　和“辀人”的不同之处。《辀人》：“轴有三理，一者以为美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 前十尺而策半之。”郑玄注：“策，御者之策也。”《辀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斩之长，以其一为之围，衡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围，小于度谓之无任。”郑玄注：“任正谓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也。”《辀人》：“五分其轸间，以其一为之轴围。”戴注：“车旁曰（yǐ），式（按：通“轼”）前曰（fàn），皆掩舆版也。，以掩式前，故汉人亦呼曰掩。辀、衡、轴皆任木。任正者，辀也。衡任者，轴也，衡也。此先发其意，下文乃举其制，《记》中文体若是多矣。舆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轸，故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郑注专以舆后横木为轸，以、式之所树三面材为，又以为任正者，如其说，宜记于《舆人》，今《辀人》为之，殆非也。《舆人》为式、较（按：jué车箱两旁横木，跨于骑之上）、轵（按：zhǐ车轴端）、（按：zhuì车轼下横直交接的栏木）、轸、（按：车前掩版，在轼之前，车轸前后相对）。《辀人》为辀（按：辕木）、衡（按：辀前端的横木）、轴（按：置辀、伏兔等用的车轴）、伏兔（按：即，见前》。《记》不言、、衡、伏兔之度。、，舆掩版尔。衡围准乎轴，伏兔取节于辀当兔（按：辀上入于车底所开方孔与左右两伏兔齐平的凸起部件，因与伏兔相当，故名），省文互见。”
　　“舆人”为造车的工匠，“辀人”为造兵车、田车、乘车上用的辕木（即辀）的工匠。《考工记》将轸归于《辀人》不归于《舆人》，戴震发现，这颇可看出上古车制中“轸”的性质当指车箱底部四周横木。戴震的考释是完全正确的。在考释的基础上画出了古代车制辀、伏兔、衡、轴、车的图象，标明了有关尺寸。需说及的是，《考工记》所述为战国时期的一般车舆形制，与《诗经》中叙述的西周及春秋早期戎车，及秦代帝王乘舆①不同，戴震绘制的图，为战国车舆图，至为珍贵。至今尚无实物可证。据《考工记》和戴震所引郑注、戴震补注对郑注的纠正及戴震绘制的图象，是可以将战国车舆复制出来的。
　　八、《考工记图注》中绘图之后，还设有《释车》专章，将原书中许多名物词的句子摘录出来详加诠释考核，这一做法，为后世解释三礼名物提供了完整体例。戴震的诠释，大都统观先秦两汉的文献，并重视实物考察，从而说明原物形制，间或订正汉儒。例如戴震《图注·释车》“有辐谓之轮，无辐谓之辁”注云：“《说文》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按《杂记》‘ （按：① 1980 年冬，在秦始皇陵中出土两乘铜车马，见《文物》1983 年7 期。chuán 柩 车）车’郑注引《说文》解之谓： 读为辁。又引《周礼》‘蜃车’，谓蜃辁声相近，其制同，辁崇（按：高）半乘车之轮。又于《丧大记》：君、大夫葬用（按：chūn 柩车），士用国车，谓与国，皆为辁。今考大夫庙中有载柩以之礼，用用国车，皆谓朝庙载柩之车。国车即轴（按：gǒng， 轴：支棺工具）也。既朝庙，然后用车载枢以行。郑氏不以为葬之朝庙，故误尔。惟《周礼》之‘蜃车’即车。蜃乃假借字， 其本字也。车四轮而迫地，其轮无辐，然郑氏以为即辁，亦非也。者车之名，辁者轮之名，不宜混而一之。”
　　载震的上述考释极有价值，它说明了载柩车的同名物词“ ”、“国”，辨明《周礼》“蜃车”即“ 车”，正确区分了“ ”和“辁”。 1983 年《辞源》“ 车”条下的解释云：“载柩车。四轮迫地而行，其轮无辐。
　　者车之名，辁者轮之名。”明白地取用了戴震之说。
　　九、《图注》研究了战国兵器戈、戟的构制尺寸，绘制了图象，并详加说明，明确了各部分的组成、功能和确切部位，纠正了汉代郑玄对战国兵器的误释，《图注》是我国兵器史上的重要文献。
　　十、纠正了郑玄对战国度量衡制锾，锊为同一制的误释，认为两制异量。《考工记·冶氏》：“重三锊。”郑玄注：“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锊，锾也。”戴注：“锾锊篆体易讹，说者合为一，恐未然也。锾读如丸，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按：意即1 锾=111325铢），垸，其假借字也。锊，读如刷，六两大半两（按：意即1 锊＝623两）。《吕刑》之‘锾’当为锊，故《史记》作‘率’，《汉书》作‘选’，伏生《大传》作‘馔’。《弓人》‘胶三锊’当为‘锾’。一弓之胶，三十四铢二十五分铢之十四。贾逵说：俗儒以锾重六两。此俗儒相传讹失，不能核实，脱去‘太半两’言之，《说文》云：北方以二十两为锊。正合三锊，盖脱去三字。”
　　戴震的意思是，锾和锊各自的比值悬殊，不可合而为一。可是，戴震的这一研究除为孔广森接受外，并没有引起重视，清末吴大（1832—1902）在校验古币轻重时仍然认为锾与锊是一回事①，受吴的影响，此后对锾和锊也一直没有作出深入研究。
　　十一、正确解释《考工记·桃氏》“中其茎设其后”，郑玄训“设”为大，谓从中以后稍大之。戴注：“‘后’，谓剑环，即镡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后’，与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对称也。‘中其茎设其后’者，镡大于茎，令茎在中而设之，不偏左右也，‘设其后，犹之曰：设其旋，设其羽尔。”茎，剑把。设，置。旋，羽，饰物。
　　十二、绘制了战国乐器钟图，已属奇迹，且对钟之怔间圆径详加考释。
　　《考工记·凫氏》云：“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按：同“叁”）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按：悬环）。”戴注：“钲之长即怔间，钟体上半也。《记》不言钲间之度者，以十分其铣（按：钟口两角）去二以为钲，又去二以为舞（按：钟体顶部）脩（按：径长），敛杀以二，铣间八，钲间亦八可知（此勾股之法）。（按：铣径：钲径：舞径＝10:8: 6＝5：4：3，合勾股定理：52＝42＋32）①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吏》，上海书店1984 年影印本36 页。
　　犹之言舞脩、舞广，而钲与铣之羡（按：直径）可不言也，省文之法，若此甚众。衡者，甬顶平处，钟体钟柄皆下大渐敛而上，甬之为言如花甬之耸长，蚕化甬，甬化蛾，形亦相类，如甬长与钲等。”
　　戴震发现古钟合于勾股，是对古乐器史研究的重要贡献，绘制的古钟图，一直是研究古乐器的重要依据。《考工记图注》著成后，乾隆年间江西发现一口大钟，正与戴说合。
　　十三、绘制了战国时代三种鼓的图形，以明原书和注的叙述。《考工记、人》中讲了战国的三种鼓，郑玄注云：以晋鼓鼓金奏（先击编钟奏乐），以（fén）鼓鼓军事，以皋鼓鼓役事。戴震据原书和郑注提供的有关资料绘成图象，明白易懂。
　　十四、详细说明了土圭之法。土圭是古代用以测日影、长度的器具。土圭又叫圭表。《考工记·玉人》有“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按：测夏至冬至影），以上（按：度）地”的说法，戴震所作的补注和今本《戴震集》中《原象·土圭》的提法基本一致。补注说明的问题有：一是术语及其古今对应：用土圭测南北日影，犹古书中（《尚书·尧典》）“度南交、度朔方”。测东西日影，犹“度蜗夷”、“度西”。二是使用土圭“测土深（按：大地南北距离），正日影，以求地中”的方法。做法是：分五处测试，近日之南影短，远日之北影长，取中而得影长一尺五寸，即为南北之中土。东西实测投影到表杆上的“东影夕，西影朝”，时刻有差移，可据时间的变化取其平均值，求得东西之中。三是说明天地恒相应，说明为什么测日影能知大地南北距离。戴震说：“表影短长，即南北远近，必测之而得，故曰测土深。正日影以东西言，自东至西，环地面各有子午卯西，东方日中影正，西方尚在午前而为影朝，西方日中影正，东方已过午夜而为影夕，《周髀》称昼夜异处，加四时相及，据其方戴天距四分天周之一为言（地周与天周等），以率率之，去一次（周天十二次），则差一时（一日之十二时），地与天恒相应也”。四是说明了由测日影而知大地距离的概算方法，戴震说：“东西相差若干时，半之则为地中与东西所差之时，是则地中影正，而东方影夕，西方影朝也。凡差一时，于地面绳直计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回曲之数则过乎此矣）。必正其日中之影以审时之相差，故曰正日影，合是二者，一为南北里差，一为东西里差。”五是说明了土圭测量与《尧典》、《周礼》的文献记载相一致，说明前人也是用土圭测得，古书中“所云寒暑阴风之偏，及四时天地交合，阴阳风雨和会，盖实验而知，先验其偏，后求之而得其中也。”六是简述用土圭测夏至日，戴震说：“夏至日中影最短，以最短为度，及其渐长，皆用是度之，古人用土圭测黄赤二道，犹今之测北极高下也，寒暑进退，昼夜永（按：长）短，悉因之而随地不同。”七是说古代普遍使用土圭法。应该说，土圭测影有两个作用，一是测定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时刻，二是测地距远近。戴震的补注主要讲了后者，前者讲得较少。关于测地距，至唐代僧一行才定中晷之法，在全国设十三个测侯点，测得大地之中与子午线一度的距离。土圭除了测一年的时间长度外，还可当日晷用测量时刻，一年中夏至表影最短，一天内正午表影最短，据一天内表影的变化大致知道时刻。
　　十五、考证出古代承枣、栗的玉案有四周，下有曲脚。《考工记·玉人》：“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列??夫人以劳诸侯。”郑司农注：“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郑玄注：“案，玉饰案也。枣栗实于器，乃加于案。”戴说完全纠正了郑玄。戴注曰：“案者，棜禁（按：古代礼器名，无足者曰棜，有足者名禁）之属。《仪礼》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无足（盖如今承盘）。《礼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长（按：隋通椭。隋长谓狭长），局足（按：曲脚），高三寸。此以案承枣栗，上宜有四周，汉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为了说明问题，戴震还绘制了玉案图。此外，戴震还绘制了圭、璋、壁、琮、四圭、大圭、裸圭、琬圭、琰圭、壁羡的图象，有的还详加说明，这些图连同补注在一起，是系统说明上古玉器时代种种玉器的宝贵文献资料。
　　十六、绘制了古代容甗（yǎn）鬲、簋（guǐ）、豆、勺、爵、觯（zhì），并说：“古铜甗有存者，大势类此。”后来的研究及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戴震《图注》的正确性①。
　　十七、关于古代祭祀的时间、含义、参加对象的考证。《考工记·梓人》：“张皮侯而栖鹄，则春以功。”郑注：“皮侯以皮所饰之侯??天子将祭，必与诸侯群臣射。”戴震补注大大丰富并补正了郑说，并绘制了犹后世射靶用的“侯”、“正”之图。他说：“四时之祭，始于春，故举春以该焉。功，事也，谓祭曰事，尊祭祀也。祭祀事之大也，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
　　十八、正确解释《考工记·庐人》：“凡兵，勾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一句。这本是一句韵文，但这个“弹”字很费解。戴注曰：“弹，读如夗蟺（按：yuān shàn 卧曲盘旋）之壇，转掉也，蜎，摇掉也。”句中“勾兵”指矛戟之类的兵器，“刺兵”指矛之类的武器。戴震分释为“回转”和“摇转”，是语言解释上的析言。原文全句是说不论戈戟或长矛都要精良好使。
　　十九，详细叙述了古代天文观测中的“为规识（按：通‘志’，标记）
　　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的方法，和测量北极星的方法，纠正了时人测量中的错误做法，成为保存，重现古代天文观测方法的完整的珍贵资料。戴震的补注和图象起到提高“为规识影”和测北极高下的精确度的作用。
　　二十、考释了先秦都城的建制，包括宗庙、宫廷共建等情形。后者在今本《戴震集》中有《三朝三门考》一文同此。前者见于《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按：国都），方九里，旁三门”补注。戴震说：“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记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盖七里，侯伯盖五里，子男盖三里。”这一考释对研究上古度制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一、认为殷人世室、重屋建制皆如周代明堂。有关周人明堂，补注同今本《戴震集》中《明堂考》一文。戴震还绘制了世室、明堂、宗庙、王城四幅构制图，这对研究古代房屋、庙寝、城建的构制有重要价值。
　　二十二、对《考工记·匠人》中有关古代井田制的记述详为考释，补注文同今本《戴震集》中《匠人沟洫之法考》。此外，补注还绘制了古代井田制的三幅构制图，是具体研究古代井田制的珍贵资料。在指导思想上，戴震研究井田制有类于孟子，并非要恢复远古奴隶社会的旧田制，而是为新田制的设计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井田制的同时，还研究了古代农田水利。例如《匠人》说：“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傅众力。”郑司农注云：“淫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戴震曰：“预为布算，以① 可参见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90 页图。
　　定其规模，而后从事。”可见戴震年轻时在家乡设计珠塘坝，设计兴修水利的方案，完全是有其基础的。
　　二十三、在考释上古车制的基础上，指出上古车同轨，这一考释对研究战国车制和秦代车制有重要意义，战国车制是秦代车制的前阶。《考工记·车人》：“凡为辕??彻（按：通辙）广六尺”戴注：“六尺之箱，旁加一尺，两旁共二尺，彻广八尺明矣。古者途度以轨，轨皆宜八尺，田车之轮，卑于兵车，乘车三寸，牛车之制，粗于四马，车轨八尺则同也。故曰车同轨，轨不同为不合辙，不可行于途。《车人》‘彻广六尺’，字之误欤？”
　　由此可见，上古尽管有车轮的不同，但车箱加车旁的宽度一致，由此而定的行车途辙一致，远在战国就有车同轨。戴震还认为，《考工记·车人》中的大车、羊车、柏车，“观今日之车即可知”，“惟兵车、乘车、田车制不复存”。
　　二十四、在《弓人》图注中，绘制了战国的弓图，标明了各部位的名称。在补注文字中，解释了弓的取材、制法、使用、部件名称和构造尺寸大小、装配等。是复制战国弓的可靠依据。
　　戴震在《考工记图注》的后序中总结了全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上述二十四项已概函其中。这本书的作用，戴震归纳了三条：可补《考工记》原书的不足，可纠郑注的失误，可验遗器原物。戴震说：“然则《记》所不言者，皆可互见，若据郑说，有难为图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后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后人疏于考论，郑氏注固不爽也。车舆官室，今古殊异。钟县剑削之属，古器犹有存者。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①这部对上古技术著作的详解书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技术详解，客观上不正是在宣扬技术重要吗？戴著是可以当游离于经书之外的技术书来阅读的，虽然它包有申述解经时使用的外衣②。
　　① 《考工记图后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8 页。② 本书仅概述了戴震《考工记图注》的主要成就及其价值，至于戴说和诸家之说的比较，可参见〔清〕孙治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57 年版十三、十四册。
　
五、京师交游和朴学思想的成熟
　　乾隆十九年（1754 年），即戴震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豪族的迫害，单身入都，避难北京。在这以前，曾有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诉讼于县，但豪强倚财仗势，结交县令，行贿受贿，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罪。一说戴震早年曾著《族支谱序》，针对《隆阜戴氏宗谱》，提出过“信则传信”，“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了掌握族权的人。年轻的戴震为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高飞。
　　关于避祸北京，段玉裁《年谱》定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段说：“二十年乙亥，三十五岁。盖是年人都。”但据钱大昕五十七岁时自编的年谱说：“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是岁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术》四卷。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①钱庆曾（钱大昕曾孙）按：“公集《戴先生传》云：以敝袍入京师，一见奇之，即与之定交。”又按：“公集《与戴东原书》??作于是年。”②钱大昕的自定年谱和钱庆曾的注都可说明戴震是甲戌年（1754 年）进京的。又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云：“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③钱大昕、王昶皆记述亲身经历，均可信，可证戴震是在乾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是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到北京后第一个与之相见定交的是钱大听。这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钱大昕已考中进士，而戴震其时还只是个县学生。戴震才学过人，却不得志，又遭豪强迫害，到京后生活无着，为人却穷而有志，禀性狷介自爱，不合流俗，不为人物所羁，“人皆目为狂生”④。有一天，戴震自携所著书稿造访钱大听，纵论学问，竟谈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目送其远去，叹曰：“天下奇才也。”当时，正好礼部侍郎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要想找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听随即把戴震推荐给他。秦蕙田非常高兴，随即命驾访之，后来干脆把戴震接到府邪，朝夕讲授观象授时，这期间，戴震又向秦蕙田推荐了江永，《五礼通考》收入了江永和戴震本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戴震还在味经轩与王昶共同编纂讲述宗庙四时祭祀的“时享”类①历时五个月。除钱大听外，当时掌管修史的翰林纪昀、内阁中书王昶，还有王鸣盛、朱筠，都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均以学问名闻京师，听说戴震的来到，都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歙县会馆拜访戴震。戴震与这些大学问家抵掌而谈，纵论学术，展示著述，竟使这些大学问家无不为之赞叹不已。戴震的来到，使原先门可罗雀的会馆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晤谈之后，仍有①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2 页。
　　②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3 页。
　　③ 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0 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5 页。① 《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有《观象授时》，卷86 至卷96 有《宗庙时亨》。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切磋学问。如戴震对王鸣盛不断言及江永，“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又如钱大听《与戴东原书》与之论学：“邵长蘅遂谓孙愐增字四百有奇（按：指《唐韵》），似可来信，惟高明示之。”一代学入的京师交游，犹如魁星阁群星争辉，璀璨百聚，其中最为夺目，不时放射出异采的是为众星所拱，学士敬仰的清贫之士戴震。从此，戴震名重京师，名门公卿争相与之交往，“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②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纪昀（1724—1805）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惊叹不已，随即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寄居在纪昀家中，过得舒心自坦。在学术上，戴震也极愿意听取纪购的意见。例如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撰著，二十七年（1762 年）付刻的《屈原赋注》中，注《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一句，因汉王逸、宋洪兴祖、朱熹皆以“美人”指楚怀王，以致使上下文扞格难通，戴震注引纪昀曰：“纪编修晓岚曰：美人谓盛壮之年耳。”并云：“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明以“美人”为屈原本人，遂贯通上下文，并批评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顾失立言之体”。戴震引纪晓岚此说，当是寄居纪氏家后闻纪氏之说而后补上去的。又如戴震著《考工记图注》，也曾听从纪购之议而“删取先后郑（按：郑司农、郑玄二人）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但是，纪购和戴震也仅仅是汉学纯学术领域内的朋友，在哲学上，纪陶完全不能理解戴震。章炳麟《文录·释戴》记述：纪购读了《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扔之：以非（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表示极大的不满。当然，这是后话了。
　　寄居纪购家的这一年，戴震酝酿了平生著述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扬雄《方言》分抄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方，自题云：“乙亥（1755年）春，以扬雄《方言》分写于每字之上，字与训两写，洋略互见。”这是为日后著述《方言疏证》作准备的。为什么用李煮的书而不用大徐（徐铉）本作底本呢？那是清代文字学未发达之前，大徐本几乎被湮没，李焘本盛行易找的缘故。顾炎武博极群书，竟没有读过‘始一终亥’的本子。宋李焘继徐锴《说文系传》和《说文韵谱》之后扩充其内容，编定《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参照宋代韵书《集韵》次第，起于“东”字，终于“甲”字，完全改变了《说文》的本来面目，因为李书按韵编排易检①，遂广为流传，以致使始“一”终“亥”的本子湮没不闻。明代甚至有人把李焘本当作许慎真本而非难大徐本，还有人据李煮本作《韵谱本义》，推阐许书始于“东”之意。这样，顾炎武读不到始“一”终“亥”的大徐本就不奇怪了，至戴震时也不例外。戴震将《方言》分写于李焘本之上，意味着重新研究《说文解字》的开始，它预示着李煮本统治时代的结束，其意义正在于此。
　　戴震分写时的自题中说及的“写其字”，意即以字为主，而以《方言》之字系于《说文》之字。所谓“写其训”，意即以《方言》的训释系于《说文》之字。使用李焘本，也有一个灵便，就是需要以声为主作系联时，就将《方言》一串串的同声之字系于《说文》，按李焘本检索，可随时作对比研究。《自题》说“详略互见”，那是说分抄在李焘本上以后，一详一略，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1 页。
　　① 《说文解字》检字甚难，今本大徐本（据清孙星衍、陈昌治刻本）的索引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编的。时可予比较。戴震以李煮本《说文》为底本，将扬雄《方言》移录于《说文》相关的字头之下，从而便于作出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正是近现代解释学（Hermeneutics）中的文本解释中将一种文本嫁接到另外一种文本上的方法，或者说是这种方法的雏型。嫁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戴震本人来说，结出了《方言疏证》之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戴震在纪昀等人的举荐下进入四库馆任纂修。这时，戴震取平时所校订的文本，遍核经史诸子的义训资料，及诸家引用《方言》的资料，著《方言疏证》，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权威性地位，而此分写本，是确立这一权威地位的草创之始。《方言疏证》本身在语言科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的蓝图的制订，有关问题的早期运思，则是肇始于寄居于纪晓岚家中的乾隆二十年（1755 年）。
　　对他的学生段玉裁来说，戴震的早期分写本是他的巨著《说文解注》的启发性著作。正是前面说及的连顾炎武也读不到《说文》大徐本的种种情形，促使段氏发愤研究《说文》。鉴于李煮本的长期统治地位，他认为“向来治《说文》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即未得许书“以形立训”的要旨。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开始编纂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至嘉庆二十年（1815 年）《说文解字注》刊行，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戴震的分本写成后，段玉裁曾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间借阅，并携至段氏做官处四川省玉屏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段玉裁来京，曾在洪榜的寓所中见到戴震，戴震向段玉裁索要此书，并说：“李煮的分韵本《说文》不足贵，目的在于分写《方言》。”可见戴震对李煮书的评价态度及权借此书作《方言》分写本的目的，后来段玉裁回四川，因路远难以邮寄，分写本一直藏在段处。段玉裁回顾借阅分写本时的意图说：“然假此书，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和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是可以的。戴震的原意在深究《方言》，段玉裁借以研究《说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客观上都是发展清代的语言科学。段玉裁还回顾分写本对他著《说文注》的启迪说：“今四十余年，于《说文》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段玉裁的话，未必是谦虚之词，戴震的文本嫁接所形成的体例和方法，作为清代早期研究《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学的朴学方法和条例，这主要是指立以字头，继以诠释，傅以古今文献实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戴震的分写本草创其事，已初露端倪，到段玉裁《说文注》则形成文字学朴学方法体系。经过少年进学、求学江永的蕴蓄积累，《考工记图注》、《诗补传》、《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等名著的著述成功。戴震就有条件来进一步阐明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问题，作为他的朴学方法论的理论建树，旅京期间的两篇著名论文《与姚孝廉姬传书》（1755 年）和《与方希原书》（1755年），成为戴震思想发展中的界石。此外，同年著述的《与王内翰凤喈书》，也就语言文字阐明了朴学方法问题。戴震的书信中说《尚书》“光被四表”即“横被四表”，就此一字之论的发展过程，戴震强调由博返约，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他说：“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一个字被曲解致误近两千年，确实是惊人的。其教训在于不能用语言文字学之书《尔雅》严加推证之，他说：“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①魏晋不可信，一定要求之于先秦两汉之真本之本经，方能求得“十分之见”，这就是戴震的朴学主张。他对王鸣盛治学精神的评价和肯定，也是从朴学方法的基本立场出发的。他说：“承示《书·尧典》注，逐条之下，辩正字体字音，悉准乎古。及论列故训，先征《尔雅》，乃后广搜汉儒之说，功勤而益钜，诚学古之津涉也。”①信古而不株守古人，以识力作取舍，方能得其本真。在《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乃至《与是仲明书》中，强调的是求“十分之见”的“道”。而《与王鸣盛书》强调的是求语言文字的本真，他说：“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寝失本真。”②此处的求真和前论的求“道”是个治学之道的逻辑先后问题，两者密不可分，前者体现“以字（词）通词（辞）”，后者体现“以词（辞）通道”。事实上，戴震把两者看得一样重要。为此，他赞赏王鸣盛求语言文字本真的精神。他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奋乎二千年之后，好古洞其原，谅不仅市古为也。”《与王鸣盛书》是戴震旅京交游乾嘉学人留下的宝贵文献。它既论述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还体现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虽地位悬殊，一进士，一县学生，但平等论学，的然可见。戴震的谦逊质朴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博览古籍，遍观尽识，好古疑古，实事求是的态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也正是京师诸公能与戴震友善，乐于交游，邀请寄居，折节求教的基本原因。戴震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前期、后期一以贯之的。他狷介自爱，或许筹思《屈原赋注》而深得屈原“深思高举”的精神，然而他并不自傲而睥睨一世，作为一代学术巨孽，他追求的是高深的知识和合于普遍规律的道理，一句话，他追求的是本真的认识，是真理。以追求本真，追求真理的精神治学、处世、处己，这就是戴震的性格。
　　旅京期间，由于早期的蕴蓄和学术思想的成熟，实际上形成了戴震前期的第二次著述高潮。除著名的《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圆记》先后定稿付印、《方言一说文》分写本的编撰、书信论学数篇外，还有《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骸北极漩玑四游解》二篇。可以推证，今本《戴震集》中的一些考据文章极可能是旅京期间的产物，将近两年（1754—1755）的旅京，身处学界，频繁论学、讲学，推求奥旨，切磋衍义，科学的发现是一定不会少的。可以设想，这期间他还在紧张地筹思他的《七经小记》。段玉裁《年谱》曾讲到：“若《尚书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1763）以前、癸酉（1753）、甲戌（1754）以后十年内作也”。段玉裁讲的年限，当然是包括旅京的1754 至1755 年的。事实上，戴震前期的著述和论学，可以旅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由于结识学界，见识大长而更趋成熟，后阶段学术思想的成熟，使后阶段的著述更自觉地去寻求“十分之见”的道和语言文字之本真。这也告诉我们，戴震进入后期的专致求道也是有其① 《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3 至54 页。① 《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3 页。② 同上，54 页。
　　③ 同上，54 页。
　　必然的内在逻辑的。
　
第三章《七经小记》　　一、宏大的著述计划
　　《七经小记》是戴震制订的宏大的著述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贯串戴震的一生，《七经小记》的各部组成，又形成了戴震的全部思想体系。正象研究戴震思想体系要从不同的方面逐一深入那样，研究《七经小记》也要从其各部组成分别人手研究，而这又是与戴震思想体系平行不悖，互相对应，甚至因两者过分接近而重合，然而，在深入研究戴震之前，从宏观上把握《七经小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戴震治学的自定规划，而其逐一分步实施又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
　　《七经小记》写作计划的正式提出，大约是在进京以后经过前期第一阶段的学问蕴蓄，著述成功，第二阶段朴学理论的完善，戴震酝酿成熟新的著述计划。因为段玉裁在京闻戴震朝夕言之，曾以戴震所言告钱大听，故可证《七经小记》著述计划的提出在进京以后。大凡学问到家，思想成熟以后，提出新的庞大而系统的巨型计划常是情理中的事。然而，这一计划的本身，又是逐步完善的。它上及仿《学礼篇》之作的《戴震集》诸记，下至《孟子字义疏证》。后者当然不会在戴震思想前后期交替的年代里提出。
　　著述《七经小记》的目的，深明其志的学生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①以《孟子字义疏证》来治经，可见著述《七经小记》的最终大旨为变经学为新时代的哲学或称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完整地体现在《七经小记》的全部计划中。
　　“七经”的提法，是一个颇为别致的叫法。儒家的经书，最初有“六经”（也叫“六艺”）的提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乐经》今已不传。古文经学家认为古实有《乐经》，因秦毁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括在诗与礼中，实际上只有“五经”。戴震的“七经”，正是“五经”之外再加《论语》、《孟子》。段玉裁说：“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②戴震的“七经”排除《乐经》，主要是从有无专门的文献可证，面对事实，便于著述考虑的，与今、古文经学家之说无关。汉代也曾有“七经”之说。汉武帝只设“五经博士”，但汉提倡“以孝治天下”，至东汉“五经”而外增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戴震的“七经”，舍《孝经》而增《孟子》，当然是颇费斟酌，也是合乎戴震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和宋代以后传统称说的十三经相比，戴震的“七经”，合并了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而取六经中的《礼经》，去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而取六经中的《春秋经》，此外，还去掉十三经中的《孝经》、《尔雅》。戴震开列的“七经”中去掉原十二经中的《尔雅》，似乎是费解的，戴震从小研习《尔雅》，后又著《尔雅文字考》，怎么反面将《尔雅》从经书中取消呢？这是与戴震对《尔雅》的认识有关的。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戴震认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①“《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②原来是戴震将《尔雅》看作通经的工具书而非经书本身，这一识见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尔雅》是作为解经的工具书或名书（中国古代的逻辑书之一种）进入十三经的。晋代郭璞在《尔雅》序上曾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 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郭璞的话实际上已讲清了《尔雅》作为通古代文献的工具书、基础书的性质。戴震的“七经”不把《尔雅》作为经书的本身，是客观的做法。再则，不把《尔雅》看作“七经”之一，不等于不去研究《尔雅》，恰恰相反，《七经小记》有训诂篇，是要讲运用《尔雅》以通经的方法的。
　　《七经小记》的目的既然是为治经而作，那么，不论何种学问，治学的本领首先还在于固基础，通门径。由于“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①前面三句话是讲如何治经入门，那就是要懂得“分其大类，各究原委，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诸自然科学入手”，后面一句话是讲循此治经之要诀而形成的《七经小记》的内部构成，有专讲语言文字的《训诂篇》，有讲述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原象篇》，有应是本之于礼经总论，贯通《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礼学著作《学礼篇》，有以水脉走向为主的地理学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类情性的《原善篇》等。从其写作缘起和内部构成看，《七经小记》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或称经学教科书，或称“经学学”。如称其为“经学概论”，则言之大轻而其内容实深。总之，讲述经学人门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论，是该书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标。
　　《七经小记》的五大构成，段玉裁还曾作过具体说明。关于《学礼篇》，他说：“《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按：指经韵楼本《戴震文集》）开卷《记冕服》、《记爵并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糯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淫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②作为经学学的《七经小记》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学礼篇》，应当是囊括十三经中“三礼”和《大戴礼记》的方法学探究，可惜其书未成。段玉裁揣其体例是“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并举出了今本《戴震集》中的十三篇记作为《学礼篇》全书体例的范本①。段氏的悬揣是有道理的，体现了清代朴学精神，他的意思是说，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② 同上，52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482 页。
　　① 段氏《年谱》虽然讲了“今《文集》中??凡十三篇”，实际只举了十二篇，遗漏了第二篇记《记皮弁服》一文。今本《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本）为凑足十三篇，标点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捍决极》凡十三篇＼误。应标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爵弁服、??《记如果《学礼篇》成书，将会针对礼学中众说纷坛的问题作出辨证，所举出的礼学十二记正是这样的经学论文，犹言《论冕服》、《论爵弁服》、《论朝服》等等，这种“论”是朴学之“论”，离不开注释、疏证，是以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观点而论，或者说，这是更为广义的历史学、文化史学的史论，而不是狭义的历史学论文。写作十三记，汉宋并举，但实际上还是更多地偏重于重制数的汉学，故十三记中名物考证、古制诠释、文献验证占绝大多数，充分体现出戴震治礼学的朴学考证精神。关于《水地记》，段玉裁曾说：“《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②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收有《水地记》一卷，原本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洪榜著《戴先生行状》说：“《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可见其规模之大及传今之少。戴震是一位地理学家，对水文地理、山川地理、古代地理尤有研究。传说青年时代居家自砺时，就修筑了珠塘坝拦洪蓄水，以治当地水患。他还曾多次应民政、测绘部门的聘请，校阅地图和户籍册，文书图册，杂错堆迭，戴震“批图览册，有谬误，即图上批示，令再图以进。户吏始不服，及亲履其地，果如先生言，无不惊叹以为神。其治事精敏类如此。”①戴震继承明清以来的史地学传统，著《水地记》数卷以明经，不仅拓宽了治经视野，体现经国济世，而且可看出戴震以史地与经书并行不悖，在治经的同时独立发展史地学的科学思想。关于训沽篇，段玉裁曾说：“《训诂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②《训诂篇》既是《七经小记》之一，因而它是为解经服务的，然而因《转语》、《声韵考》、《声类表》、《六书论》、《方言疏证》等宏篇巨制的著述，形成了高于解经的语言文字学科学体系，形成了语言解释学体系，因而可作更高层次的研究。关于《原象篇》，段玉裁说：“《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初名《释天》，以《尧典》‘璇玑玉衡’、‘中星’、《周礼》‘土圭’、《洪范》‘五纪’四者命题，而天行之大致毕举。璇玑玉衡，汉后失传，先生乃详其仪制于四篇之未。五篇、六篇、七篇，即《勾股割圆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玉裁与《释天》皆于癸未（1763）抄写，则成书皆在壬午（1762）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③围绕《七经小记》的《原象篇》形成了戴震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同《训诂篇》一样，应在其自然科学思想中专门阐述。关于《七经小记》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等，段玉裁曾说：“《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1763）抄写熟读矣，至丙戌（1766），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捍决极》凡十三篇”。段氏遗漏了一篇。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83 页。
　　①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③ 同上，481 页。
　　所以阐明此旨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①《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的著述，标志着戴震完全越出经学藩篱而进入哲学，而且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独具特色的新哲学。更应专门阐述之。
　　总的说，《七经小记》虽然以经书为对象，但深刻地体现了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进步学术思想，围绕讲论古经，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内作出了独特、完整的建树，形成了独立的门类科学思想和哲学世界观学识。例如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算）、文献学、史地学、哲学等的专门学问及其门类科学思想，《原善》等所包含的新的世界观。从以最纯粹的传统学问命名的《七经小记》看，戴震也远不止是经学家、考据家，而是近代早期启蒙时期的一名科学家和思想家。
　　从《七经小记》的五大部类及其近代科学的内容和构想看，《七经小记》不啻是经学教科书，简直是近代科学的大全了。光《水地记》三十卷通观古今地理就很可观，更不必说其他了。戴震提出著述《七经小记》的宏伟规划时，曾告知金榜。金榜说：“岁不我与，一人能有几多精神？”，戴震答道：“当世岂无助我者？”戴震年轻时身板坚强硬朗，穷困不堪，生活无着时也能每天行走二百里。戴震与段玉裁谈及这一著述规划时，已考虑到能否完成的问题，戴震对段氏说：“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表示充满信心。后来段氏又把戴震的话告诉了钱大听，钱大听说：“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意思是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事，只能摸索着试试看。钱氏的话意固然是很客观的，但对自立大志，筹思宏伟著述的戴震来说，却是应当而且必须充满必胜信念的。因而钱氏的话对戴震并不适用，几乎是一瓢冷水。段玉裁鉴于《七经小记》未能全部成书，感慨地说：“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见不如其志哉？”①所可庆幸的是，《七经小记》这一宏伟工程大部峻工，特别是集中体现近代科学精神的语言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部分更为突出，因而在传统经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块丰碑上都镌上了戴震的名字。钱大听关于《七经小记》的不祥之兆，只是小部被言中。还应指出的是，《七经小记》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关治经的思想在别处却得到阐发。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经部提要有的出于戴震手笔，但尚需具体加以鉴定。清李慈铭（1830—1894）《越缦堂日记》曾说戴震在四库馆校书时负责过经部，亦撰有提要。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二、《七经小记·学礼篇》及其他
　　十三经中的“三礼”，通常的次序是《周礼》、《仪礼》、《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四礼”。戴震为《周礼·考工记》作图注，是戴氏礼学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礼学研究成果。《仪礼》相对于《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晋代才称为《仪礼》，故有关“三礼”或“四礼”的研究通常称为“礼学”，而不称之为“礼经学”。礼学全是实学，“三礼”本身一系于实事、实物、实情，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开礼学研究之端，成为后世习礼的必读书，“三礼学”、“礼学”和“郑学”几乎成了不可分割的名称。戴震也说：“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①礼学既然是实学，名物通释，似乎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论发生的了，但是，任何概念内容的扩充与修正总是与历史的演进和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当名称包含的意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时，名称的含义随时都会被提出来作出新的解释和修正的。自古道“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从孔门诸子起已有争议，继后郑玄注“三礼”，许慎有《五经异义》与之鼎足②。即使同取郑玄注，也往往立说各异，例如晋皇侃撰《礼记义疏》，熊安生撰《周礼》及《礼记义疏》，虽同出郑学，也成为对垒。宋代一度习礼成风，王安石以《周礼》取士。《仪礼》有宋李如圭《集释》、《释宫》，宋张淳《仪礼识误》，均为求实之作，皆为《四库全书》收存。熙宁以后，文风学风渐变。至理学兴起，反对汉人之说，礼学往往取魏王肃的《圣证论》，力反郑玄之说，屏弃繁言缛语，有进步之处。到朱熹提倡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著《仪礼经传通解》未全。江永继承朱熹，著《礼书纲目》八十五卷，终朱熹未竟之绪。戴震礼学禀承江永，《七经小记》“学礼篇”与《礼书纲目》一样，有志于再作全面的综合研究，实在是通观“四礼”的“礼学篇”，惜未成书，段玉裁说《戴震文集》中的学礼“十三记”是“学礼篇”的条例纲纪，实际上除“十三记”外，《文集》中《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二两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二两篇，《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恤之法考》、《乐器考》，外加“十三记”，共二十一篇，都是体现戴震的礼学思想的。此外，秦蕙田主编的《五礼通考》中，也有戴震的手笔，但《通考》本文不标具体作者名，于今已难于确指。
　　此外，戴震围绕“四礼”所做的事还有很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与卢文明同校《大戴礼记》，《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中说：“是书自汉迄今，注独此一家，而脱误特多。余尝访求各本，得旧本五，参互校正。今春正月，卢编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①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又有《与卢侍讲召弓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纠正谬误数处②。同年冬，又有《与任孝廉幼植书》，纵论治礼之难，信中就古代丧服制“小功”和“大功”之别，来区分《仪礼》等古代文献中“兄①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② 许慎撰《五经异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宋时亡件，清代加以辑录得百余条。清陈寿祺有《五经异义疏证》一书较为完备。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 页。
　　② 同上，60 至62 页。
　　弟”和“昆弟”所指内涵不同，礼学史上尚属首次③。
　　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有《再与卢侍讲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库馆后，取旧说和新知悉心校核而成定本，并撰写了《大戴记》的四库提要。后来孔广森据此作《大戴礼记补注》。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京时，在苏州借得惠栋校出的《礼记注疏》，该书是按吴泰来家藏宋刊本校出的，共七十卷，与《新唐书》、《宋史》“艺文志”相合。此外，都是六十三卷本。戴震将七十卷本与六十三卷本相比勘，其字句不同处，六十三卷本脱去连行无考处，一一完善。后来程晋芳、姚鼐和段玉裁皆各誊抄一部①。
　　进入四库馆后，戴震从《永乐大典》中录存宋代李如圭《仪礼释宫》并撰写了提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三月进呈。在四库馆，戴震还据李如圭的《仪礼集释》补充《仪礼注疏》（即今《十三经注疏》本的《仪礼注疏》，唐贾公彦撰）中的脱字二十四字，改讹字十四字，删衍字一百零六字。注疏本《乡射》、《大射》二篇已阙，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藏本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以成《仪礼》完峡，还撰写了《仪礼注疏》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即据此。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使用《仪礼注疏》时，或已不知戴震心血。戴震校补和撰提要后，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月进呈，距戴震谢世已六个年头。
　　如此看来，戴震一辈子都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礼学研究，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②从做文章的角度看，戴震尤好《礼记·檀弓》，年轻时戴弁携戴震去江宁见戴瀚，不就是熟背和讲解《檀弓》而博得戴瀚赞口不绝的吗？戴震说：“为古文，当读《檀弓》，余好批《檀弓》，朋侪有请余评点者，必为之评点。”①段玉裁作《年谱》时，还说“想休、歙间其本子犹有存焉者也”②。从讲解评点《檀弓》到补正《仪礼注疏》，是个漫长的治礼学的过程和人生道路。《七经小记》的礼学篇虽未成书，然其治礼学的功业，不可谓不巨大。那么，戴震在礼学上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一是辨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三代明堂之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大戴礼记·明堂》、《礼记·月令》等。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东南建明堂，以存古制。关于古代明堂之说，历代礼家众说纷坛，汉代高绣、蔡邕、晋代纪瞻都以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为一事，但对于明堂内部结构的研究，则从未有人问津，戴震著《明堂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戴震认为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明堂的中央叫太室，是个正室。该正室是一室而四堂：1、东堂叫青阳太庙；2、南堂叫明堂太庙；3、西堂叫总章太庙；4、北堂叫玄堂太庙。
　　明堂的四角也有室，叫夹室。汉刘熙《释名》：“夹室在堂两头，故曰夹也。”可证。四角之室共四室而八堂，它们是：1、东北隅之室，那是玄堂③ 同上，177 至181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6 页。
　　② 同上，488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② 同上。
　　的右夹室，青阳（按：天子东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①其北堂叫玄堂右个，②东堂叫青阳左个：2、东南隅之室，那是青阳右夹室，明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③其东堂叫青阳右个，④南堂叫明堂左个；3、西南隅之室，那是明堂的右夹室，总章的左夹室。有二堂，⑤其南堂叫明堂右个，⑥西堂叫总章左个；4、西北隅之室，那是总章的右夹室，玄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⑦其西堂叫总章右个，⑧北堂叫玄堂左个。
　　戴震说，凡夹室的前堂，或称之为“箱”，或称之为“个”。戴震引《左传·昭公四年》“使置馈于个而退”杜预注：“个，东西箱”证之。故“个”是两旁之名。
　　戴震认为，明堂的结构没有脱离古代宫室的一般建制。戴震指出：“古者宫室恒制，前堂后室有夹（堂东曰东夹室，堂西曰西夹室）、有个（东夹前曰东堂，亦曰东箱；西夹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传》所谓‘个’）、有房（室东曰东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①但明堂也有自己的特点，戴震说：“惟南向一面，明堂四面阎达（按：‘四通八达’义），亦前堂、后室，有夹有个而无房。房者，行礼之际别男女，妇人在房，明堂非妇人所得至，故无房，宜也。”②戴震还考释了明堂之制的历史发展：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从明堂的内部构成看，“周人取天时方位以命之，东青阳、南明堂，西总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举南以该其三也。”③如果言其正室而不言其旁支，戴震认为此不合古制，他说：“四正之堂，皆曰太庙，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庙太室，明太室处四正堂中央尔。世之言明堂者，有室无堂，不分个夹、失其传久矣。”④戴震的这一考证，在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近人王国维有《明堂庙寝通考》，与戴氏结论庶几一致，更可证实戴的结论是可靠的。王国维说：“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九部》：‘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屡，言闻则人’。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二是三朝三门考，三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朝和门是有联系的。通常认为三朝是指外朝、治朝、内朝（燕朝），三门是指诸侯三门，有皋门、应门、路门。而古传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戴震认为以上这些看法皆“失其传也”。戴说，天子的宫门有皋门、应门、路门（又名虎门、毕门），无库门和雉门。诸侯之宫门有库门、雉门、路门，① 《明堂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9 页。
　　② 同上，29 页至30 页。
　　③ 同上，30 页。
　　④ 同上，30 页。
　　① 《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一册卷三123 至124 页，引《礼记》文字见《十三经注疏》1475页中，1233 页上。
　　无皋门、应门。皋门是天子的外门，库门是诸侯的外门；应门是天子的中门，雉门是诸侯的中门。这些名称的区分是用以“殊其制、辨等威”的。关于“朝”，戴震认为，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名称也相同。夭子有三门，诸侯也有三门，“其数同，君、国（按：诸侯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②关于通常所说的三朝的名称，戴震认为，一曰内朝，是君臣日见之朝，又叫治朝、正朝（《礼记》上还叫它外朝），设置在路门的外庭；一曰外朝，是“断狱蔽讼及询非常之朝”，设置在中门外庭；一曰燕朝，是“以燕以射，及图宗人嘉事之朝”，设置在路寝庭。戴震还解释人们很熟悉的《礼记·大同·礼运》上的一句话：“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为什么用“出游”二字，那是因为诸侯的“蜡之飨亦祭宗庙，庙在雉门（按：诸侯中门）内，故出而至观（按：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又叫阙。）也。”按戴震的意思，鲁国为诸侯，这里的“观”显而易见是雉门前两边的望楼。戴震还以他的学说来解释《左传》上一句话：“间于两社为公室辅。”①这句话是相对于朝廷执政，君臣相见之处而言，“在中门内明矣”。后来，清经学家黄以周（1828—1899）在《礼书通故·宫室二》中考证“三门”说：“天子宫垣之门有三：路门为宫门之终，亦曰毕门；应门为宫门之中，亦曰中门；库门为宫门之外，亦曰大门。??诸侯三门当以雉、库、路为次。”，戴震的说法与后出转精的黄氏结论庶几相近。
　　三是考证古代井田制的具体做法，他说：“一夫百亩，田首有遂（按：一般为广深二尺的小沟），夫三为屋，遂端则沟，屋三为井，沟在井间也（按：亩、夫、屋皆古代田制，古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按：土地面积单位），沟端则洫，通十为成，洫在成间也。十成为终，洫端则浍，十终为同（按：成，终、同皆土地面积单位），同薄于川，浍在同间也。”①戴震认为，古时候人们在这井田制的土地上劳动，“南亩（按：土地向南开辟）而耕，酬纵遂横，沟纵洫横；东亩而耕，甽横遂纵，沟横洫纵，浍横川纵”②。他还用此古代田制解释《诗经》。他说：“《诗》曰：‘南东其亩’。因川制田欤？”唐代的贾公彦曾说：“井田之法，畎纵遂横，沟纵洫横，浍纵自然川横。”戴震认为贾说仅据南亩而言，未及东亩③。四是论述了古代的一系列服饰名物制度，例如，论述了古代统治者的礼眼。特别是举行吉礼时穿用的礼服（见《记冕服》）④；论述了用白鹿皮制作的古冠，即视朝常服皮弁冠（见《记皮弁服》）⑤；论述了次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冕”之类的爵弁冠（又名雀弁冠）（见《记爵弁服》）② 《三朝三门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1 页。
　　① 这句话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1787 页下）。杜注：“两社，周社、毫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正义：“雉门之外，左有毫社，右有周社，间于两社，是在两社之间，朝廷询谋大事，则在此处，是执政之所在也。”按戴震说，此处言诸侯雉门，或为天子应门，雉门，应门皆在中门内庭，路门外庭（天子、诸侯内朝所在）。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4 页。
　　⑤ 同上，37 页。
　　⑥；论述了君臣朝会时所着的礼服“朝服”（见《记朝服》）⑦；论述了古代请侯、大夫、士等祭祀的缎布衣（其他如冠礼、婚礼亦用之）“玄端”（见《记玄端》）⑧；论述了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见《记深衣》）⑨；论述了古时穿在祭服朝服里边的衣服“中衣”，裘（皮衣）上复加的外衣“褐”，以及内外衣配套的襦褶之属（见《记中衣褐衣襦褶之属》）①；论述了古代礼冠中最尊贵的一种，即冕旒，也叫冕弁冠（见《记冕弁冠》）②； 论述了不同的等级丧服之冠（见《记冠衰》）③；论述了服丧时以麻束发的“括发”，脱帽扎发，用布缠头的“免”，麻发合结的妇人丧髻“髽”（zhua）（见《括发免髽》）④论述了古代丧服期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绖（dié）带”（见《记经带》）⑤；论述了玉器的彩色垫板“缫”及用“缫”承玉的“缫藉”（见《记缫藉》）⑥；论述了古代射者所着的一种革制袖套“捍”，用于弦的扳指“决”，套在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上便于引放弓弦的“极”（见《记捍决极》）⑦。以上问题，都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热门话题和难题。戴震的考证、论述可谓拨开了千年尘封，还其古制的本来面目，以冕服为例，有大裘、衮冕、冕、毳冕、希冕、玄冕六种，戴震本人根据《虞夏书》上的一段话：“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按：五色虫）作绩（按：同“绘”）；宗彝（按：祭祀用的酒器，饰有虎锥（wei）兽形），藻火（按：水藻及火焰形，古作服饰用），粉米、黼黻、希（按：同“黹”）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⑧认为天子祭服为十二章（按：十二种花纹）他说：“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此绣与绘各六，衣用绘，裳（下衣）用绣。”⑨也就是说，戴震断定古代天子冕服十二章。郑玄说：“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绘。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按：指衮冕）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按：指冕）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按：指毳冕）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按：指希冕）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按：指玄冕）者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谓玄焉。凡冕⑥ 同上，38 页。
　　⑦ 同上，39 页。
　　⑧ 同上，39 页。
　　⑨ 同上，40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1 页。
　　② 同上，42 页。
　　③ 同上，44 页。
　　④ 同上，46 页。
　　⑤ 同上，47 页。
　　⑥ 同上，48 页。
　　⑦ 同上，50 页。
　　⑧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41 页下。
　　⑨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5 页。
　　服皆玄衣纁（xūn 大红色）裳。”①按郑玄的看法，周时冕服不画日月星辰，亦未言大裘冕服的章数。戴震坚持冕服十二章的看法，他说：“余以谓周之祭服，宗庙所用九章而止耳。至于郊祀，何必废古之十二章不用也？”②他引用《礼记·玉藻》上的话：“天子玉藻（按：王冠垂挂的玉饰），十有二旒（按：冕冠前后垂挂的玉串），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又引用《礼记·郊特性》上的话：“祭之日，王被（按：通“披”）衰以象天，戴冕璪（按：zǎo 贯玉的五采丝绳）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从而认为：“礼文虽阙，天子郊祀衮冕，见于此矣。衣之举衮，犹裳之举黼黻，皆以其文特显，而龙章为至焕，则加日月于上，无嫌以褒目之。”③戴震的意思是说，从《玉藻》篇和《郊特性》完全看出天子穿衮冕郊祭，由冕冠十二旒可推至冕服有日、月、龙。那么，郑玄未推及的冕服中的大裘呢？戴震据古文的文义通例推论说：“大裘不言哀，其余冕服不言裘，互文错见也。”①这就是说，大裘和衮冕一样，也是“至焕”的。戴震的结论是：“是故冕服十有（按：通‘又’）二章，缫（按zǎo 同‘璪’，指冕冠）十有二旒，是为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缫九旒，谓之衮冕。冕服七章，缫七旒，谓之衮冕。冕服五章，缫五旒，谓之毳冕。冕服三章，缫三旒，谓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谓之玄冕，无旒。”②冕服和冕冠是配套成龙，一脉相承的。冕服六种的彩色花纹（章）数得到落实。
　　后来孙诒让（1848——1908）对这一上古礼服制度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作了考证，有比戴震更详细的说明，说详《周礼正义》卷四十，但孙的许多看法都和戴震一致。“戴震是也”，“今依戴震”，在行文中凡数见③，可见戴震有关古代礼服制度的考释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实上，孙治让和前面提到的黄以周都是在学术上“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④。
　　这类名物制度的考证之学，也正是戴震以其求实之学开其业，时儒后学纷纷继之，逮及孙治让、王国维诸哲、蔚为专学大业，这项研究，对深入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无疑有大作用。章太炎曾说：“弃冕之制，绅舃（xì）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沫讨论，以存其梗概，亦当务之用也。”⑤五是校订《大戴礼记》，使成善本。今本《戴震集》和《年谱》中多处提到此事。卢文弨的校本，起初由扬州雅雨堂刻版。《年谱》中说：“学士卢文弨泊先生庚辰（1760）冬、辛已（1761）夏二次校定，称善本矣。但辛已所校，未及剜改。先生在四库馆《永乐大典》内散见者仅十篇，以与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考核，附案语于下方，是注乃可与《三礼》并读，有提要一首。”①这里讲了《大戴记》最后校定的情形。雅雨堂本，当然是民间刻本，戴震在乾隆二十五（1760）、二十六（1761）两次给卢文① 《十二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781 页中至下栏。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5 页。
　　③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①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见《四部备要》本，427 页下，430 页上。
　　④ 章炳麟《瑞安孙先生伤辞》，载《太炎文录》卷二。
　　⑤ 章炳麟《检论》四《清儒》。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7 至478 页。弨信中都列举该本应改之字，乾隆二十五年列举的，段玉裁考证说是改正了的，且都是戴震动手剜板改正，乾隆二十六年列举的仅在书信中而实际未改，那是因戴震其时已离扬州之故。最后定本是集戴震数十年心血的刊定本四库全书官刻本。戴震在《大戴礼记》的总目提要中从目录学史的角度，叙述了该书的流传经过。形成了该书的书录史。戴震考证出书中《盛德篇》分出《明堂篇》是隋唐之后的事。还考证出《夏小正》篇是书中最古的篇目，隋唐间流传的该书或缺《夏小正》，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久逸。《大戴记》存十篇，自《立事》至《天圆》，均冠以“曾子”二字。关于本书的注，戴震确证北周卢辩注无疑。但卢辩注之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戴震从《永乐大典》内散见的十六篇为底本，“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于下方。”戴震在《提要》中还录一趣事备考：宋代史绳祖《学斋佔毕》说：《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令人耳目一新，然“其说今不可考”，但《大戴礼记》一书，“先王旧制，时有征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①，点明了该书的地位和性质。
　　六是校补《仪礼》，使之成为可读之书，并撰该书的总目提要。与此相关的，有乾隆四十年（1775）从《永乐大典》中校录宋张淳《仪礼识误》，并撰总目提要。还有校录李如圭的《仪礼释宫》并撰总目提要。此外，还著有《仪礼考证》一卷。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仪礼注疏》提要、《仪礼识误》提要、《仪礼释宫》提要依次排列，前两个和最后一个提要均戴震手笔，可推证戴氏据以补充《仪礼注疏》的《仪礼集释》（宋李如圭撰）的提要亦戴震手笔，这四个提要是研究戴震礼学的宝贵文献。这四个提要是四部书的书录史。《仪礼》难读，儒者罕通，《提要》列述该书的流传经过，篇目及注疏亡扶甚多，至唐贾公彦作疏时仅据齐黄庆、隋李孟哲二家之疏定为今本。然贾疏本自明以来又“刻本讹舛殊甚”。顾炎武的《日知录》早就提出：“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戴震据唐长安石经补证之。戴震叙述校《仪礼》之难时，不无感慨地说：“《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厘正，著于录焉。”②《仪礼识误》的提要重点评述该书对校补《仪礼》的重要性。戴震说：“是书存而古经汉注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于今者亦藉以得见涯略，其有功于《仪礼》，诚非浅小。”③《仪礼集释》的提要中，戴震考得李如圭与朱熹同时，提要同样着重评述该书对校补《仪礼》的作用。《仪礼释宫》的提要指出该书是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而条分缕析之。戴震指出：古代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真，读《仪礼》也不能备知其详，该书能予解答。戴震还强调阅读该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①关于《仪礼考证》一卷，是戴震边校补《仪礼》等书边撰著的。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曾说：“君入书局分淹《礼》，乃取忠甫（张淳）《识误》，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175 页，中栏。
　　② 同上，159 页，上栏。
　　③ 同②，中栏。
　　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160 页，上栏。
　　德明（陆德明）《释文》，殚求亥豕之差，期复鸿都（贾公彦）之旧，互相参验，颇有整齐，削康成（郑玄）长衍之条，退《丧服》厕经之传。”②该书段玉裁曾称未见过。
　　关于校补《大戴礼记》和《仪礼》，段玉裁曾说：“《仪礼》、《大戴礼》二经，古本埋蕴已久，阐发维艰，先生悉心耘治，焚膏霄分不倦，至于身后??又况自生自所著述，亦刻无少休。”③今天，文史工作者能读到这些书的经典定本，怎能不由衷感激扫除其尘封，还其本来面日的拓荒者！能使这类书成为经典的善本，定本，其功至巨，其业至艰，亦可以想见。《大戴礼记》校定后，孔广森有《补注》十三卷。《仪礼》校定后，凌廷堪有《礼经释例》十三卷，发现了若干重要原则，如通例四十，饮食例五十六、宾客例十八、射例二十、丧例二十一、祭礼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一。继则有张惠言的《仪礼图》，不能图者则表。如此等等，皆以戴震《仪礼》的定本为基础。
　　前面提到，戴震研究礼学是以江永的《礼书纲目》为基础的。戴震治礼，当然是以考据、校勘见长，这都是广义的历史科学文献学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戴震治礼还能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观察之，四篇关于《仪礼》的总目提要写成书录史，还明确主张后人读《仪礼释宫》要有史家的眼光，诚为可贵。最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考释井田制的做法后，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了井田制兴衰的原因是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态度，分析了井田制被废的后果，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对，但其视角则是历史的。戴震说：“先王不使出赋税之民，治洫与浍，而为法令民治洫浍者，当其赋税。故农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责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毕以供上，于是洫浍不治，井田所由废也。中原膏土，雨为沮洳，水无所泄，暘为枯尘，水无所留，地不生毛，赋减民穷，上下交病矣。”①在经学考据中寻找历史的线索，本来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戴震是精于经学考据的，但他并不缺乏历史的眼光。
　　② 转引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③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3 页。
　
三、《七经小记·水地记》
　　《水地记》，今《安徽丛书本》按微波谢本刊印，共一卷。段玉裁说：“盖所属草稿尚不止此，葓谷（按：孔继涵字）取其可读者为一卷刻之，其丛残则姑置之。”②今能读到的仅此一卷。《水地记》的首条是：中国山川维，首起于西，尾终于东，河水所出其地，曰昆仑之虚，其山曰紫山。其未条是：其南沁水，东丹水，西曰太行。
　　全书共记二十四条。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写自昆仑山至太行山的中国大地。全书的写法犹“词典条目加词典的释义。”戴震采用的这一写法是中国古书最常见的写法，有人说《易经》也是一部词典①，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它以卦起首，然后详释之，六十四卦详释毕而《易经》成，这不是词典型范又是什么呢？戴震既按“条目加释义”的方法给中国大地来一番规划范畴，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条目与条目间的关系的处理，二是释义本身的体例方法。
　　条目间的关系，正是贯串了戴震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地理学必须以大地为对象，而不是其他。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②“以山川为主”，就是以大地来研究地理，这就能把对象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在“山川为主”中戴震又更深层地处理山和水的关系，他是以水领山的。如果说这一点在《水地记》中表现得还不明显，那么，在校《水经注》和修《汾州府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戴震叙《水经注》说：“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透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地的脉理）。”①在《汾州府志发凡》中说：“以水辨山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枝，为来为去，俾井然就序。水则以经水，统其注入之枝水，因而遍及泽泊、堤堰、井泉，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②“山川为主，以水领山”，这就是戴震的地理学思想，也是《水地记》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为解经服务外，还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门类科学。《水地记》的二十四条目的确立及条目间的关系，完全贯彻了“以山川为主”的思想，同时也努力贯彻“以水领山”，无水源可寻时则叙述其山脉走向。除举出的首未两条外，其余二十二条是：2 河北之山，昆仑东千里而近日积石。3 鲜水西北，白龙堆沙之东日三危，是山不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见《辞书研究》1985 年6 期。
　　②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禹贡之文，其名盖后起也。4 北迤东日嘉峪。5 弱水所出日穷石。6 北迤西日合黎。7 河惶之北大山曰祁连山。8 逾猪野之南，河西大山曰贺兰山。9 北河之北高阙东曰阴山。10 河曲外曰缘胡山。11 汾水所出日燕京之山，桑乾水所潜也。12 汾西河东自燕京别，而南离石水所出曰梁山。13 黄栌之南，胜水所出日歧山。14 西望孟门，夹束河流日壶口。15 汾水之左，自燕京别而东南，漳水所出日少山。16 右转历镣武而西，少水所出日谒戾之山，少水者泌水也。17 沁西彘水所出日霍山，是为太岳中岳也。18 历东陉而南曰析城。19 迤东沇水所潜日王屋。20 自东泾别而西，讹水所出山曰清野。21 又西南日薄山。22 西抵河曲中，雷水所出日首山，是为雷首。23 自轑武、侯甲左转， 水、蓝水、潞水所出，日发鸠之山。①从戴震对二十四条条目的解释中可看出哪些科学思想呢？这些思想，都是从其释义本身的体例和方法体现的，一是继续贯彻“山川为主，以水领山”的基本体例。大山之外有小山，干水之下有支水，基本体例不仅用于条目的确立和条目间的联系。而且用于解释条目。如第1 条下以山水释昆仑：《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今西番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有三山白阿克塔沁，日巴尔布哈，最西而大日巴颜哈喇??由洪济粱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日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呼冈底斯者，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之虚也，犛水出聋石山，与河源相去仅三百六十余里，中隔一岭，即巴颜喀喇之岭，犛水亦呼犛牛河，语之转为丽水，今名金沙江。西番呼木鲁鸟苏，至喀木境又呼布赖楚。
　　解释对象，当然要设立参照物，戴震解释地理条目的参照物是郡县治所等等。但《水地记》毕竟不是标准的辞书。戴震是立意一反传统的地理学“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做法，而“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的。这一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以地理体现行政建制。例12 条解释梁山：山在今永宁府州东百三十里，东接交城县界，北连赤谼岭，接岚县界，西逾溪谷，为临县，一名吕梁。
　　又如14 条解释孟门山，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山在吉州西南七十里，河西则陕西宜川县东南二十里之孟门山也。《汉志》河东郡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今州东北有北屈故城，然则山当在其西南，作东南误也。在解释条目中，经史子集无不俱引，与其说用水地山川来解经，倒不如说以经典文献为历史证据为解释地理条目服务。例如首条解释昆仑山引了《尚书. 禹贡》、《尔雅. 释丘》、《史记. 禹本纪》、《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汉书. 地理志》等等。其中一段说：昔相传《禹本纪》、《山海经》、《淮南鸿烈》及《水经》诸书所言昆仑河源，辗转蹈袭，鲜能证实。《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西域还，为天子言于闻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则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水地记》一卷。
　　书本文献仅仅是证据之一，有时更需古今对应和实证，戴震以其朴学的求实精神，是很注重名和实的现实状况的，例如第三条的解释：鲜水今之青海，番名呼呼淖尔，值沙碛之东，西宁府之西，肃州甘州之南，积石之北。潞江自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岁久名湮，无以证实耳。昆仑、析支，《禹贡》于雍州言之。此水导源三池，去河源金沙江源不远。三跂置如鼎足，皆在冈底斯东北，然则雍之西南境至此水上游，梁之西境至此水，可无疑也。有时戴震以地理实情与文献中的史实挂钩，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例如，戴震以地理中的潞江之源的“玄趾”和“三危”来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他说：今所谓三危山者，其下亦无水径通《禹贡》之黑水，三危不在河北甚明，《屈原赋。天问篇》曰黑水玄趾安在？??潞江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以相应的历史事实傅之于山川，写山川，实际上是写相关的历史事实。第9 条写阴山时通篇为之，从赵武灵王一直写到唐代天宝年间，通篇历史故事，读来不觉枯燥。掩卷而思，戴震这一写法的精神，和顾炎武言山川重视历史递变的态度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他说：《史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广曰，在金城，今兰州府治，本汉金城县），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六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按：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竟宁初，呼韩邪愿保塞，因议罢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日：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水草，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经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元和七年河溢，西受降，域南面多毁坏，八年振武帅李光进请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治于天德，军北城。李绛、卢坦以为旧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又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侯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二百里也。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李吉甫策。九边考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碛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
　　读戴震上述注释文字，可谓完全没有书卷气，后一段不仅重历史，而且重军事，强调阴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类似的文字在第24 条注释中也有：《金史·地理志》济源县有太行山，以沁水为界，西为王屋，东为太行。考河北八陉，起西南，迄而东北，一曰轵关陉，在济源西北十五里，当轵道之险。《史记》苏秦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是也。
　　清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是军事地理，戴震引用该书时强调某地的军事性质：山在今肃州西北七十里之西麓，即嘉峪关。《读史方舆纪要》云：国初收河西地，西抵玉门，北至沙漠，而仍以嘉峪为中外巨防。
　　第四曰溢口陉，山岭高深，实为险厄，《读史方舆纪要》云：滏口为自邺西出之要道。诚然，戴震与顾炎武，顾祖禹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大可能说他仍有亡国之痛和排满情绪，但他的经国济世的求实精神则是与顾炎武、顾祖禹一致的。《水地记》无疑也涉及到军事地理。
　　《水地记》作者还写了大好河山，体现了作者热爱中华大地的丰醇情怀。他说：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术茂草，山中冬温夏冷，宜牧放，牛羊充肥，乳酪美好，焉看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茂，宜畜牧，与祁连同。匈奴失祁连、焉耆（按：后译为“胭脂”）二山，乃歌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耆一作焉支。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