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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迷宫》
米诺斯宫廷里的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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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迷宫——希腊罗马神话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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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约翰·邓肯先生正是怀着一份独特的热忱，绘制出这卷彩绘图集的。在这些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邓肯先生费尽心思搜集了克里特艺术家们的各种作品，比如陈列出来最近出土的岩画遗迹、陶器制品、雕版印章和印图等。尽管它们因用途不同而被工匠们漆成不同的色彩，但共同的装饰镶边在本质上并未脱去其独特的克里特风格。在版画饰面上绘有一个让人联想到凯尔特与克里特图案特征的明显的平行符号。言及此处，我们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对一些共同的复杂图案的处理上，凯尔特人使用的方法与克里特人相比，在风格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却又显得更为深刻与合理。比如，比较阿拉伯数字3和4，前者是不完全的曲线，而后者则是完整的直线。这些差别在绘制的代表埃及和利比亚神话中的女神奈斯（Neith）的象征符号中得以体现。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时至今日，都很少能够看到有关这个题材的如此翔实的资料，更何况是在1917年了。然而，援引近代一位美国总统的话说，要想弄清何谓“克里特岛之谜”，首先要看你怎样对这个“之”字定义了……
克里特岛的神话是有据可依的。早在举世闻名的古希腊文明前几百年，米诺斯文明就已存在，但它后来在一场大灾难中消失，被毁于火山爆发和蛮族入侵。其后的几代人，创作了有关这个消逝的海上帝国的诸多神话，诸如《荷马史诗》、《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米诺斯王与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甚至如本书作者提及的《亚特兰蒂斯》，在各种传闻和猜测中都曾受过消逝的克里特帝国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们终于开始了对米诺斯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包括迈肯齐在内的诸多学者，根据发现的种种证据：光鲜动人的岩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的女神肖像画……创造出有关古克里特岛的一系列新神话。这些神话被后来的新教徒们欣然接受，甚至他们中的一员，罗伯特葛雷夫，还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科幻小说：《看北风起》。
今天我们究竟对克里特文明了解多少？答案只有四个字：一无所知。克里特文明创造了欧洲最早的写作体系：线性A和B。线性B由麦克凡特里斯在1952年破译，从以线性B记录下来的遗留文献中找到的只有一些商业文檔，不过这倒是与其海上贸易帝国的身份十分相符。而以线性A记录的其它文献则仍是未解之谜。尽管线性A系统中的某些符号可以凭着语音特点勉强识别出来，但是仍然不能被翻译成完整的文稿。尽管我们能够推断出某些线性A文本肯定是与巫术或宗教有关——因为它们被刻录在各种宗教仪式的器物上，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可供研究的克里特文明的宗教文献。
在这些反映宗教仪式的图谱上，有着一个十分普遍的特征，那就是大量的女性图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克里特岛人崇拜一位或多位女神。我们也认为动物在他们的仪式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蛇和公牛。然而，在此方面，人们至今还未找到任何在相关宗教神话方面的确切描述，因此对它的研究还只限于推论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做了些基于事实的修正。在第五章98页提到的有关谢里曼述说的亚特兰蒂斯遗产的故事，已经被证实是场不折不扣的骗局。这则奇谈于1914年被长于此道的赫斯特先生在报纸上渲染得轰动一时，几年后，这本书便应运而生了，有鉴于此，因此我们也不该责怪迈肯齐先生在书中援引这个故事作为事实。在此，我们将这篇“我怎样找到消逝的亚特兰蒂斯”，连同我们的分析一起，一并纳入本书。
与此同时，迈肯齐还将他的另一篇作品“古埃及的神话传奇”引入此书，并把这一内容扩展成为一本厚达300页的书，其内容翔实丰满，调查研究充分，非常值得一读。最后，笔者再次强调，“克里特岛之谜”是本关于一段人们至今尚未了解的历史的十分独特的书。
J.B.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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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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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书讲述的是有关于古克里特文明的神话传说，同时也讲述了文明本身的兴衰发展。在研究古克里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过程中，许多令今人痴迷并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的思考，进而带动了现代考古学对此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古克里特文明对早期的欧洲影响显著。在前两章里，欧洲文明史被带回了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莫索（Mosso）特别指出，在已经被列入人类古代艺术的法国和西班牙的穴居文化与克里特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很显然，这些文化并不是共存于同一时代，而是相隔了成千上万年，要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无疑是对当代的“独立进化论”的一次严峻考验。在介绍部分里总结的那些资料无非想强调一点：运用假设以试图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这或许可以解释部分相似的原因，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为何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比如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的新石器、黄铜与青铜时代之间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欧洲最早的人类活动踪迹及其进化过程（正是他们奠定了以后文明的基石）的相关地质学、人种学和考古学证据，作者在第一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些内容作了叙述。而至于出现在一则传奇故事中的科学资料，则是秉承了赫西奥德在《工作和日子》中对神话年代描述的语言风格，和印度圣人玛肯得亚在《摩诃婆罗多》中对“时代”的描述风格，以及马可凯瑞尔先生对他经历的不同爱尔兰时代的叙述风格。脚注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考。
同时，在对待克里特岛的起源问题上，本书也引入了谢里曼关于“消逝的亚特兰蒂斯”的假说，以及他坚信的存在于墨西哥、早期欧洲和尼罗河文明之间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此举并非对此种观点如何推介，而是旨在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即对于柏拉图传说中的历史是容许有不同的解释的。
事实上，长久以来，克里特文明始终都如一团迷雾般呈现在人们面前，至于流传于世的关于它的各种版本也都因缺乏考证而使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直到近代随着一批考古学家再次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随后各种理论便如雨后春笋般被纷纷抛出，阿瑟·伊文思先生便堪称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我们可以仔细审视米诺斯皇宫中每个角落的遗迹；踏遍这座古老王国所有小城街道上的砾石路；查验那一历史时期的陶器什物；端详描绘古克里特人日常生活景象的岩画，还有那些雕版图，向我们展示了在比腓尼基人更久远的年代地中海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建造大船，水手们是如何在海上纵横驰骋，被供奉的众神的尊容，以及所举行的各种仪式的场面；我们可以通过一幅画面上的石棺，而了解到另一个世界的丧葬习俗和观念，而在一些石瓶上则会发现那个年代的拳手、斗牛士、士兵以及游行队伍的生动画面；当然，吸引我们的还有那个古老族裔的珠宝、武器以及各种工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的帮助，我们才得以重新勾勒出这座古岛文明的轮廓，研究它在数个世纪中的起落沉浮、兴衰发展。我们甚至可以依据从尼罗河及其周边区域发现的克里特史前古器物的大概存在年代（很显然这些器物是从埃及输入的）来排列出一部克里特人的编年史。与此相比，所谓的“希腊奇迹”也将黯然失色。无疑，克里特人是古希腊人的祖先，而希腊人受用了克里特文明的恩惠，但自古以来的希腊人却从未意识到他们仅仅是继承了克里特人的衣钵。
在研究克里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全新的问题又不断被提了出来，人们愈来愈能感觉得到克里特岛文明对后来的中西欧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其中既包括人种遗传问题，也有移民问题，因为这些地区是最先采纳同样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此外还有文化接触的问题，比如无论从海上还是陆路都可以找寻到贸易往来的踪迹，比如对于同一种信仰表现出来惊人相似的顶礼膜拜，因为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信仰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篇幅中，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被提到，同时为了表述清楚某些观点，还将对其中一些典型的例证进行十分详尽的解析。
在盛行的关于克里特人生活的传说中，读者不可能不对其显著的现代特征印象深刻。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米诺斯的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约翰·邓肯先生正是怀着一份独特的热忱，绘制出这卷彩绘图集的。在这些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邓肯先生费尽心思搜集了克里特艺术家们的各种作品，比如陈列出来最近出土的岩画遗迹、陶器制品、雕版印章和印图等。尽管它们因用途不同而被工匠们漆成不同的色彩，但共同的装饰镶边在本质上并未脱去其独特的克里特风格。在版画饰面上绘有一个让人联想到凯尔特与克里特图案特征的明显的平行符号。言及此处，我们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对一些共同的复杂图案的处理上，凯尔特人使用的方法与克里特人相比，在风格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却又显得更为深刻与合理。比如，比较阿拉伯数字3和4，前者是不完全的曲线，而后者则是完整的直线。这些差别在绘制的代表埃及和利比亚神话中的女神奈斯（Neith）的象征符号中得以体现。
现代人给予克里特艺术的赞誉和推崇毫不吝惜，甚至达到热衷和痴迷的程度。一位声名显赫的考古学家曾这样宣称“在此（克里特）之后你很难再找到更璀璨的文明了”。这实在是个伟大的宣言，尤其是当我们想想至今仍神秘莫测的古埃及艺术已经令世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时。毕竟，对于克里特岛我们至今仍一无所知，在这块神秘的大陆上，我们既没有发现古埃及那样具有熟练技术和高超艺术造诣的蔚为壮观的巨石雕塑，也没有发现类似的凝聚高度智力和精神品质的景观；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尚未见到亚述人艺术中最为典型的英武矫健的男子、组织有素的骁勇善战以及那迷人的率直个性；此外，我们也没有发现希腊艺术中的空想主义元素，其作用正是促使智力、精神、情感等较为抽象的事物更为形象化，从而使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特质上都能将此种文化的精髓思想尽情展现。但是，请不要对它产生丝毫质疑，因为克里特艺术中已经注入了抒情诗般的不羁与自由，这绝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作品的主题上，作品本身也尽是如此，克里特文明正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现代人的眼球。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匠心独运的优秀典范，对于色彩的偏爱即是如此——有例为证，试问谁能抑制自己对瓦希里基陶器（Vasiliki pottery）那种“金色午后”效果的赞叹和喜爱呢？——一件如此简单自然却能令人赏心悦目的器物，一件完全超脱了形式主义的拘泥但却堪称经典的艺术极品，一种发挥到极致的令人眩目的优雅，这种工艺在象牙制品中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事实上，我们有可能高估了诸如“收获瓶”这类作品的艺术价值，人们往往非常容易被表面上那些鲜活的动作和表情所吸引，甚至赞美起它的瑕疵，而忘记了在埃及还有许多更为精致的矮身浮雕，毫无疑问，那些艺术家们也在向我们传递着他们的思想；当然，他们也很可能会拒绝接受我们那些像考古学家一样狂热的批评家们的品头论足。比如，当我们举目凝视岩画作品“侍酒者”（the Cup Bearer）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是画面外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相貌英俊的少年，无论眼神、手势还是肢体都与我们毫无二致。然而，总体说来，克里特艺术目前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所以也便处于与其真实价值极不相称的位置上，这种状况从展台上的这一时期重要作品的寥寥就可见一斑。象牙雕刻品“跳跃者”便是这类作品之一。它的巴黎式优雅和希腊样板式的精巧与华丽立即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虽然它已破败不堪，但透过残存下来的依稀痕迹，足以展示出其卓越的工艺。特别是作品中人物肩膀及手臂的骨骼与肌肉，充分表达出自然的质朴与动感；而其中丝毫没有在亚述艺术中司空见惯的夸张手法。另外一件杰出的作品是刻在滑石上的公牛头像。凡是看过它的人，无不被它的威严所震慑，它那高傲的姿态，机警的眼睛，竖立而起的灵活的耳朵，将朴素、优雅与高贵融为一体的自然主义的表现张力充分展现。无独有偶，另一尊关于牛头的石膏浮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煜煜生光的铜铃大眼，嘴巴和鼻孔一张一合，气喘吁吁；这头高贵的巨兽显然已臣服于绳环之下；但即使是死亡也无法撼动它那天生神力与傲然之气。笔者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这样一幅作品：一头母山羊在给它的羔羊哺乳。这堪称是一幅令人叹服的优雅而有穿透力的写实主义作品。
这种在克里特艺术中跳动的自然主义脉搏在旧石器艺术中也频繁涌现，其中非常著名的代表是在岩洞中发现的两幅岩画。这些非同寻常的更新世时代的遗迹是典型的旧石器艺术产物，其深邃的地质环境表明其悠远的历史，在如此遥远的年代，能存在这样的艺术不能不叹为奇迹，况且这并非个体创作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机的训练体系。而通过这一艺术折射出来的当时的社会文明绝非简单的体系状态。很显然，它是在第四纪冰河时代的灾难中被毁灭的，但同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它对人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
D. A.麦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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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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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里特岛是如何神奇地崛起并发展成为伟大的古代文明帝国的？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种说法听来却令人耳目一新，让人不禁想起那个美丽的灰姑娘的传说。考古学对于它的描述首先始于谢里曼从梯林斯和麦锡尼的古城伯罗奔尼撒废墟遗址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独具价值的前希腊文明的踪迹，他将其归为荷马时代文化。随后发现的证据表明，这一文化并不具备本土特征，而是从某个未知的地区泊入的，当时这一文明已经发展到其巅峰，并已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这并非考古学家们的奇思异想，那些伟大的古迹足以说明一切。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考古搜寻开始了，从文明的中心一直到受其影响的边缘地带。既然那双漂亮的水晶鞋已经找到，灰姑娘会在哪儿呢？最后，在种种断言被逐个推翻后，冰山的一角终于渐渐浮出水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个神秘文化殿堂中的小公主，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克里特。但由于受土耳其统治下纷乱的政治环境影响，对克里特岛的深入研究始终被一拖再拖，无法顺利进行。
克里特文明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欧洲文明史的第一章将被重新书写。人们不再把古希腊当作欧洲文明的起源，不再相信希腊文化中那些无限夸大的历史，它们就像寓言中描绘的众神一样虚无缥缈。本书将引述史上不同作家笔下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神话和传奇，这些文献一直流传至今，被奉为人类至今发现的关于希腊文化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而“英雄时代”的传统到底源于哪里，恐怕源头决不仅是这些诗人和剧作家们的凭空想象。当然，纵使我们现在千般聪慧，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我们不必为此而揶揄历代的史学家们，也无需再叩问他们为何对那些无从捉摸的神话传说如此轻信，为何对荷马、修西得底斯及其他人的未必完全忠于史实的著作深信不疑，在未经过缜密、严谨的科学论证并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就认定宙斯和得墨忒耳是克里特的缔造者，对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妄下断言。
直到近年，随着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数据的陆续出土，才使得古文明的研究者们逐渐真正相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可从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众多神秘记忆却仍旧令我们困惑不解。
研究发现，克里特岛便是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其势力在前希腊时代就已影响到整个欧洲——正如欧洲的一句俗谚，“一点点酵母足以把全团的面发起来”——不仅如此，事实上，如果给这项研究设置一个极限的话，那便是将解决所有以往悬而未决的历史性问题。
尽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已变得毫无争议，它即是埃及王朝时代的源头，当时闪族人刚刚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实现其历史上的首次鼎盛，但我们仍就无法弄清其遥远的起源问题。但在其遗址上发现的史前古器物清楚地显示，岛上早期定居者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准的新石器文化——建筑材料上使用石头、粘土及枝条；出现最早的海上贸易——从早期爱琴文明的中心米洛斯岛进口黑曜岩；社会的局部地区甚至已经采用原始的农业生产模式。此外，宗教信仰也已发展并初具规模，它最终作为克里特整体文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希腊人继承下来，遗憾的是，在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后，它的真实身份竟已被人们彻底忘却。根据考古学的地层数据推断，克诺索斯岛上的最早定居者大致应该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
但是从欧洲大陆循到的文化痕迹来看，最早的文明应该属于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或者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存在着野人部落，正如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广泛分布着不同野人族群的情形一样，当时无论是在克里特、埃及还是巴比伦王国，都存在着已经进化了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他们是“所有伟大时代的后嗣”——在此期间，古欧洲经历了地球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气候震荡，这也便是被人类史学家们宣称的，在交错间隔的热带、温带和极地的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特征显示有人类生存的迹象。而其所处的时期——即人类历史上距今最为遥远的文明，是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或者石器时代早期。直至这一文明消亡，估计至少也是在公元前两万年前后，当时在欧洲至少存在着两个族落，他们的文化在今天分别被称作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而这一时期亦被称作中石器时代，即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间的过渡期，它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传承下来，这一事实现今在史学界已经得到十分广泛的认同。
如上所述，克里特文明的故事很可能是成立的，如果将整个欧洲的发展史写作一本书，那么它便应是这本欧洲史的开篇。但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引言”部分竟然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也就是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之中——这在地质学家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之所以这样肯定，完全是因为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岩洞，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将在第一、二章中详细介绍。但是，在已发现的这些有限的人类印痕中，还不能找到特别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很像希腊或者克里特的早期居民，但很显然，他们不但创建了伟大的克里特文明——塑造了克里特时代的艺术风格，甚至奠定了此后在米诺斯岛、尼罗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出现的特定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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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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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与克里特发生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从而使得人们对它更是期待良多，以至包括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在内的众多作家都认定在新石器时代确已存在人类文明，且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艺术便是克里特文明的起源。但地质学家们让人们彻底打消了对这一文明的置疑，他们指出该文明应该属于更新世时代的后期，当时在空旷的法兰西山谷中正四处游荡着原始驯鹿。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然也就成就了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猎手们，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艺术家和雕刻家，骨骼和象牙经过他们刻刀的精雕细琢后便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他们在居住的洞穴屋顶用刻刀、用油彩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这种兼纯粹的写实主义与浪漫的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即使到了希腊时代仍然没有被超越；此外，他们还用象牙雕刻出许多女性图案，这一点与埃及发现的艺术品比较起来十分相似，但又所区别。
对此，莫索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不可思议，在人类历史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在表现女性图案的艺术手法上，法兰西人、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人与埃及人竟然惊人的相似，简直如出一辙。”在这些表现女性的岩画中，他发现“无论环佩裙裾还是发髻样式都带有典型的埃及风格”。在描述一幅旧石器时代的画作时，他这样说道：“那些女子都是长发披肩，这与米诺斯时代的女人极为相似；她们的胸部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因而发育得更为丰满。而其头部呈三角形则表明她们戴着头巾或头冠。其中有两位女子在上臂靠近肘部的位置佩戴了手镯，所有人都是杨柳纤腰，体型宛如一个沙漏。”在评论另一幅图画中的身着裙裾的妇女时，他指出这也是克里特人的显要特征。[1]此外，包括阿贝步日耶（Abbé Breuil）、唐让卡布里阿吉拉（Don Juan Cabre Aguila）在内的许多大陆考古学家都将法国、西班牙等国在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同克里特岩画进行了各种比较。
作为奥里尼雅克与马格德林时代的一个族群，或者是该文明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是这一时期的主角。对此，高理雍（Collignon）博士指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循到他们昔日的踪迹，特别是法国的多敦河（Dordogne）流域及北非的柏柏尔人地区。[2]考古学家们在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摩拉维亚等地的传统殡葬习俗研究时发现，克罗马尼翁人的一支很可能在更新世时代后期从比利时迁徙于此。而在奥里尼雅克文明消亡几千年之后，它又是如何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对克里特产生影响的，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种假设听来颇有见地，那就是这一文明在人类中其实并未绝迹，而是随着移民的迁徙已经远播到世界的另外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希腊人就是克里特文明的继承者，这一事实最近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佐证。
克里特文明中不仅缔造了欧洲的艺术古迹，而且从考古学上收集的旧石器时代证据来看，克里特人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很有可能，某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像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出土的岩画及象牙雕刻品一样年代久远。当然，这些只是考古学家们的推测而已，毕竟，谁又敢称自己就能说出那个源远流长的美丽传说的起源呢？这个传说讲的是：一双恋人从巨人的洞穴中逃出后，情急之下向身后抛出一把石子，这些石子落地后化作山脉，发出枝条，结成森林，以此来阻止那个暴怒的追逐者。最近，史学家安德鲁·朗先生宣称，他已经在祖鲁人、盖尔人、挪威人、马尔加什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民间文学中均发现了类似的传说。他在其作品中写道，这些故事的作者“将永远无法被世人所知”，尽管，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他的声名最为显赫，甚至“四海之内，莫不侧目”。[3]
目前，被学界十分推崇的一种理论是由休米勒首先提出的，即米勒假想，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首先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整理到一起，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的种种联系，最后再以一种结论性的假想来阐释其中不可思议的关联。米勒先生大约在八十年前曾这样写道，“我仔细察看了一整套保存完好的石制战斧，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形成在比弥赛亚时代更早的时候。在诸如美洲一些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曾挖掘出一些类似于我们自己国家古代的石冢、墓穴，很显然，它们就是记录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那些不为世人所知或已被人们忘记的古战场的证据。我被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所深深吸引，这种相似有时甚至可以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即使是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也很难辨别出古苏格兰与古新西兰武器之间的差异……当人类还处在蛮荒年代的野人阶段时，可以说，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同样的一种野兽，它们具有同样的创造力，不管它们是不是那些战斧的主人，看起来，我们今天几乎能够从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寻到同样的人类历史发明的残迹……因此，我们之所以认定它（克里特）就是最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完全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这些遍布于全世界的在古代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冷兵器。”[4]
自从米勒时代以后，考古学家们每当再面对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工具及武器时，便不会感觉由于年代久远而使得研究起来困难重重，这不仅用于鉴别不同地域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方面，而且也适用于在鉴别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不同历史年代，不同文明阶段的文物古迹方面。尽管如此，但我们发现在实际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时，还是很少与这一理论进行联系。因此，虽然米勒假想已经受到一定程度地认可，但它仍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为人们揭示了历史中那些的惊人的相似之谜，尽管它没有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做出同样合理的解释。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次都千篇一律地套用甚至无限夸大它的作用，那么考古研究的工作将会变得多么简单机械、索然无味。正如贺加斯先生提醒人们的那句名言，“今天的社会正蔓延这样一种趋势，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同样毫无生趣的公式取代上一个。”[5]
事实上，对于像克里特或者埃及这样有着独特文明背景的神话来说，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有着通透深入的研究，而又能将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了若指掌，又谈何容易呢？因此，每当我们发现某个传说中的一星半点的踪迹，或者某种古老宗教习俗的一丝线索，比如像克里特这样的文化中心，在对这一文明进行大量搜寻、挖掘、考证以期恢复其原貌的工作将是异常艰苦而繁杂的，我们可能今天从澳洲搜集一点材料，明天又从中国补充一点思想，后天再到俄罗斯、格陵兰岛或者墨西哥，如此反复，庞征博采，耗时巨大，期间历经数次挫折磨难，才能彻底完成一项看似简单的论证工作，其中的风险性自是不言而喻。在考古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相似的象征符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最初都代表相同的意义；同样地，很多看起来相似的字母符号，其发音却经常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只能机械地复制出与其母体完全一样的形状，我们不可能总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解释看似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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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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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源自信仰，而信仰则源于经历。它们也是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的图像记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因为各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千差万别。举例说，某个民族在农业生活模式基础上创建了很高程度的文明，那么他们的信仰很自然也是受到其农业经历影响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民族内流传的神话就要被赋予农业意义。在日历被发明以前，农民就是靠从祖先那里继承农耕经验，然后再把这些知识薪火相传，施与后代，他们从不会说“春种秋收”这样的话，也不会去解释为何不能在冬季播种、春季收割的理由。他们通常会编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神话体系，再用它去指引族裔亲属世世代代的农耕操作。在印度，时常会在一个季节出现大旱的天气，于是农民们便设想出有个专门控制干旱的魔鬼，一直被天神困在一个山洞的水潭中。仅仅当世界濒临枯竭之时，浑身披挂雷霆霹雳的鬼神因陀罗才会出来拯救世人。霎时间，闪电交加，瓦釜雷鸣，他与魔鬼展开一场大战，最后将其毙命。之后，他面对苍生，放声而云：吾乃雷霆之神，妖孽已除，天下无忧，苍生可尽享雨泽矣！
在这场雷电大战之后，便是雨水丰盈，枯萎的草儿重新放绿，稻米丰收在望。
在古巴比伦帝国，也有一水魔，名唤恶龙之神提亚玛特，它潜入幼发拉底河兴风作浪，使得洪水肆虐。后被巴比伦王米罗达将其毙殁，农民方能耕作如初。在埃及传说中，太阳神曾经为了摧毁人类的叛逆者，遂开尼罗河以放水，后因动了恻隐之心将洪水退去，大地才得以重新孕育生命，种子发芽，苗儿吐绿，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对于那些掌握着自然之力的神，虔诚的信徒们希望用某种仪式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并宰杀牲口，摆放果品，以示供奉那些帮助他们或能给他们以慰藉的神灵。因此，各个地区的宗教形式都要受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神话传说正是其生动的反映。
而生活在崇山峻岭和林间田园中的人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粮食供给要依赖于河谷山涧。在风调雨顺、雨水充沛的地区生活的人们根本不会知道印度的干旱之苦或者埃及的洪水之殃。但是，他们却可能要经受另一种严寒的气候，寒气逼人的霜冻，阴风怒号的暴雪，尤其在暴风雪过后，他们可能要不得不迁徙到气候适宜的地方过冬，他们豢养的鸡鸭鹅狗、大小牲畜也才能得以度过严冬。因此，他们的神话也肯定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现象背景下，并与在尼罗河畔、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所信奉的神话相去甚远。显而易见，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而成的宗教信仰也一定是各不相同。同样道理，那些居住在海岛或者沿海依靠捕鱼为生的人们，那些栖息在深林依靠水果和狩猎为生的人们，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与其环境相辅相成的生活及思维模式，并繁衍出不同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精神产品。所以，很显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类的思想决不会沿着“同一种发明的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其实是在沿着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结果便是，每一种宗教文化都会打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的便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产生的影响。随着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发生剧烈震荡，这引发了地球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同的人种、民族不断交汇融合，繁衍出新的族裔，今天已很难再识辨其根源。这种情况到石器时代末期或新时期时代初期达到鼎盛，各个种族无论在智力程度[6]还是体貌特征方面，差异都在迅速消失。他们广泛地分散于世界各地，寻找到适宜他们过去生活习惯的地方定居。在此期间，由于漫长的冰川期造成的巨大的天然冰雪屏障，使得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天各一方，无法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温暖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后，随着各民族逐渐发展繁荣，重又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来到了被农耕民族开垦的一片山谷间的洼地，除了与当地村庄里的庄稼人语言不通外，他们还带来了其祖先传下的信仰和习俗。年轻的庄稼汉们会把他们当作入侵的魔鬼，同他们进行战斗，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将其驱逐。如果这些“入侵者”获胜的话，他们便得以在该地区定居，那么迟早他们会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然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也随之逐步融合，其结果便是在原本两种特色鲜明的信仰中求得一种折衷和妥协。最后，更早扎根于此的本土信仰将会占据上风和主体，因为那些外来的迁入者并没有传统的农业信仰，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根本找不到诸如“谷物”、“垄沟”、“耕犁”这样的词汇。但是，作为植入民族的附属物，他们原有的一部分传统习俗——例如游牧和狩猎，也将在他们村落周边的草场和丛林中得以延续，因为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另一座被其信奉的神明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因此，一座全新的万神殿也将顺利成长地拔地而起——其中供奉的既有征服者的神，也有被征服者的神。
商品交换在不同民族群落间架起来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循着贸易通道我们便可轻易找到各种文化交错影响遗留下的痕迹。当然，各种农业耕种的知识也便在各个部族间传播开来。而那些原本出没于与世隔绝的北方山林中的猎手们在转变为农夫后，引入的不仅是农具和中子；伴随着农耕知识传授给他们的还有许多农业社会的传统风俗，例如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祭神仪式。
因此，埃及或者巴比伦在农业方面的传统习俗得以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而这些古老的文化所到各地，当地人又会将其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特的地方特色相融合。
在丹麦，北部的猎户和渔民在与南方的部分农业民族或部落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其中，形成统一的丹麦民族文化。他们学会了各种传统的农业习俗，诸如要在忧伤的气氛中进行播种，而在收获庄稼的时候则要一边敲打自己的胸脯，一边笑逐颜开地挥舞谷穗，以示对农神的感激。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可是决定一年耕耘是否能够获得丰收的关键，因此，这些农业民族非常重视这些从地中海沿岸或尼罗河流域舶来的农俗。所以，我们会从丹麦的传说中知道塞弗（Scef）的神话，也就是带着第一片谷穗飘洋过海翩翩而至的少年神，而这与古巴比伦关于塔穆兹的神话是如此相似——传说中他是个来自地下世界的孩童，每到新年便会抵临这个世界普济众生。
而对于那些在深山老林中四处漂泊的非农业民族来说，他们对“送粮童子”的传说则一无所知。他们的民族文化深受大山的影响，因此，他们塑造的神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一手持锤，一手放电，每敲击一下都是一声轰雷。就这样，他把天空锤炼成型。人们发现，从天空坠下的陨石由铁构成，因此人们相信天是铁做的，这样也便有了“金属天堂”的说法。铁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具有保护性的巫术，于是它也被同铲除恶魔的天神联系起来。在这个民族看来，任何一个凡人只要拥有了“触铁”（touch iron），便可以掌握降妖驱魔的法力，因为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雷神的神奇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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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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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的膜拜者遍布世界各地。随着人口向北方迁徙，北欧人称雷神为“托尔”；在亚洲，人们称他为太阁（Tarku）和提修普；在印度，他是天空神帝奥斯的儿子，即因陀罗；在希腊，他是宙斯。当这些人来到巴勒斯坦，又称他为Pathach（希伯莱语）；在埃及人们称他为卜塔。尽管埃及很少有雷暴天气，但孟斐斯人从来不曾忘记卜塔的铁锤和被他锻造成型的铁制天幕。而且，卜塔还在被人们继续神化，他被尊为工匠之神——发明了埃及人的陶器模具盘，并用它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以及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样，卜塔又被赋予了地方色彩。尽管如此，但它在埃及神话的众神中还是保留了非常明显的特点。
传统很难消亡。正如一旦某种思想深入到人的脑海，它便会在那里根深蒂固，生生不息，并不断有更新的思想源源涌现，汩汩流淌。所以在埃及文化中，不但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且也流传下许多人类原始的信仰和习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希腊人身上——他们从未忘记过克洛诺斯，那个嗜杀成性的神，他残暴已极，推翻父亲的统治，吞吃自己的孩子，最后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杀。当然，这些古老的信仰和思维模式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图腾被继承和留存下来，但它本身与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是相悖的，或者说，这种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不意味着传承这些文明的人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愚昧与血腥。比如说，即使在人类社会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今天，许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还是会忌讳撒盐，视黑猫为走运的象征，不会选择住旅馆的13号房间一样，在许多汽车和飞机上还会带着吉祥物，而这与古代的埃及、克里特或腓尼基人的习惯一模一样。作者就曾亲眼见过一位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当时还为女子学院）的女孩仍在沿用她祖先的宗教习惯，将一条毯子系在一口“许愿井”边的树上，像当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或远隔重世的苏格兰高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一样，虔诚地跪在那里默默祈愿。
迷信活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它们在基督教影响世界的将近两千年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谁又能标注出它们的起源日期呢？果真要追溯的话，很可能要回到青铜时代、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旧石器时代的间冰期。本书后面有相当篇章将对至少一个以上显著的民间信仰进行详尽阐释与深刻剖析。
在上埃及曾经有一项考古发现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大约六万年前被埋在热沙下的木乃伊。其保留完好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骨骼、皮肤、毛发、肌肉、眼睛等完好无损，甚至连内脏器官都保留得一应俱全。俄罗斯科学家内托里斯基（Netolitzky）博士对其肠胃系统进行了细致检查，以期探知古人的食物结构。“偶尔在孩子们的肠道中能够发现遗留下来的鼠肉的残渣，这表明当时的人们曾将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拨皮后用来食用”，艾略特·史密斯教授这样写道，“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内托里斯基告诉我，在几千年前的东方，医药从业者就已经使用老鼠的身体进行试验以救治濒死的孩子们。”[7]但是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在苏格兰高地发现一颗老鼠的肝脏，专家分析，这项被称作“老妇人的救治”的试验是用以研究治疗某种极为危险的儿童病的。本书作者曾多次被一些女士提醒，应关注更多地方在此方面的发现。她们宣称，早在比埃及人用鼠来进行医学实验前更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有过用鼠治病以取得疗效的先例了。
在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人们常常用将活鼠烤成灰的办法，来治疗风湿病。而在林肯郡，人们则习惯用油炸鼠肉来治疗孩子的百日咳与扁桃腺炎等病症。亨德森（Henderson） 先生[8]——英国北部郡一位哮喘病患者这样介绍他的治疗经验，他被要求骑在一头驴子背上，面向驴尾，这期间他要吃掉一只老鼠。在莱斯特郡，也有一种古老风俗十分盛行——将一只活鼠埋在一棵岑树下，可以去除孩子的疾病或者诱使牲畜反击进攻。[9]类似的习俗在苏格兰也有，在那里，人们相信如果碰巧有鼩鼱从身边爬过的话，人的肢体便会麻痹。[10]因此，在当地妇女中害怕老鼠的传统与此渊源甚笃。另外，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些郡县，也有吃烤老鼠治疗伤寒或咽喉疼痛的土方。
在埃及，老鼠被与月神透特联系到一起，他用此法治愈了被毒蝎咬伤的太阳神何露斯，使他被邪恶神赛特放出的黑猪弄瞎的眼睛重见光明，并帮助冥王欧西里斯复原了身体。传说中，老鼠蜷在命运柱下的台阶上，算计着人类的寿命。[11]在希腊，老鼠又被与太阳神阿波罗联系在一起。阿波罗是被罗马人命名的太阳神，但是荷马却在《伊利亚特》中把他称作史鸣修斯，意为“鼠神”，以斥责他施放鼠疫之箭镇压希腊人的行为。[12]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前63？-前21？，古希腊地理学家）在史籍中记载，在古希腊的许多地方，人们都十分忌惮阿波罗鼠这个名字。[13]在罗得岛（Rhodes）、吉拉岛（Gela）、莱斯博斯岛（即米蒂利尼岛）及克里特岛等许多岛屿，都有举行鼠宴的传统。根据一个特洛伊人的故事，在克里特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岛（即亚洲西部半岛小亚细亚），岛民曾接到这样一则神谕，选择在受到大地之子攻击的第一块土地上定居。在特洛阿德（特洛伊之古称）的汉马克西特斯（Hamaxitus），传说是这样的——一大群老鼠吃掉军队将士的弓弦和盔甲的皮装，于是他们决定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创建家园。[14]在印度，老鼠被与风暴、愤怒和毁灭之神楼陀罗联系到一起，诗人在颂歌中这样祷告：
万能的天神楼陀罗，恳请您赐予我对付病魔的神药，让您的子民排除忧患，安享百年。[15]
同阿波罗一样，楼陀罗也是司掌疾病之神，因此他既能散布疾病，也能阻止和治疗疾病。
在古代文人的笔下，鼠宴能够使人延年益寿。比如埃及人，他们将老鼠与月亮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象征着富饶的资源、昂然的生机，并司职计算人间岁月。埃及月神孔苏（底比斯三圣神之一）是执掌医药与爱的神。因此，他不仅护佑着大地丰盈，而且也负责医治疾病。当年在法老王阿孟和蒂三世重病之时，米坦尼国王派人送去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依诗塔的画像。以赛亚书是这样记述食鼠传统的：“上帝有云，那些整天狂妄自大、在人前屋后孤芳自赏、背地里却躲在花园树下饕餮猪肉、蝇营狗苟的家伙，应连同天下所有秽物以及老鼠一起被毁灭。”[16]当来自于克里特岛的（中东古国）腓力斯人深受鼠疫之灾时，他们便将五座黄金鼠像放进方舟，把它送回以色列人那里。[17]因此，我们发现，在欧洲高地地区盛行的关于鼠疗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回6000年前一些地中海民族在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定居地。其他的迷信起源或许同样久远，或许更加古老。例如古埃及人，如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也从他们的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许多信仰。
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详尽列举旧石器时代的种种习俗和信仰，以此来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即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只要环境相似，便很可能也会产生近似的文化，当然，其中有些思想是由新石器时代前的欧洲和埃及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迁徙旅途中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鼠疗的传统能够被追溯6000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另一个更早的6000年前这一习俗就已经被世人所知了。在距今至少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条鱼的脊骨就被放于下葬的尸体身上——它被作为死者的护身符，是冥王欧西里斯的脊椎象征，被系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脖颈之上。人类学家们始终对埃及兽头神兴趣浓厚，他们对存在于这些动物和半人半兽的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着不懈探寻。而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中，竟然发现了与埃及的兽头神一样的高举双臂、满怀肃穆的神祗画像。如果推断属实，那么这一变化过程昭示，一定是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建王朝前的数千年，就已有类似的文明存在了。因此，在考古学界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腓尼基人是字母表的最初发明者，但是考古学家们又会为时常在驯鹿角、象牙或者岩石表面上发现的各种奇特的字母图形甚至图形组啧啧称奇，因为这些可是第四季冰川期中旧石器时代的民间作品啊！“这肯定是某种标记”，阿瑟·伊文思先生这样说，“它们雕刻于一些驯鹿角的残片上，这与我们原先预期的它们可能是腓尼基人的作品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应该生活在欧洲的最北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古老的驯鹿民族最为接近，象形文字的残迹一直被保留至今……这些拉普兰式的象形文字应该广泛地散布在各个原始族群中——被雕刻或绘画在岩石和其他材料上——它穿越整个芬兰-鞑靼人（Fenno-Tataric）地区，从靠近欧洲北端的白海到乌拉尔河，贯穿西伯利亚直至中国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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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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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面文字的精细程度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来看，它很可能是古人类使用象形符号的大家族早期的一个分支。”埃文斯先生说。类似的象形文字还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被发现，它们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一地区）、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非、加那利群岛、阿尔卑斯山麓、孚日山脉、达尔马提亚（前南斯拉夫一地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特洛伊早期的史前古器物。[18]
除了象形文字以外，还有一些丧葬习俗从旧石器时代沿袭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装饰图案也由动物绘画发展到带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女神雕像，在克里特岛就发现了许多穿着喇叭形裙装的女子图像雕刻。在比利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带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同时，这些器物也再次证明中石器时代文化是衔接石器时代早期与末期文化的纽带和过渡阶段。在第四季冰川期结束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早期开拓者们开始进入欧洲，他们既带来旧石器时代的遗留文化，也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最近，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头盖骨，它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在特点上截然不同，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人应属于外来移民，并且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一支人种。看起来，这片墓群应该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修建的。如果以上推断属实，那么很明显，在近现代各拉斯哥的建设者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旧石器时代人种的后裔。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一部份古人类信仰、习俗和民间传说随着驯鹿民族的迁徙、壮大而被传承下来，当然，这些文化在当时也肯定是最为流行的。作为第四季冰川期的文化，如果从这一时期早期就开始发展，那么很可能这些思想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四万年。在法兰西，反映第二段间冰期的阿布维利文化的手斧流传甚广；它们穿越意大利大陆架到达非洲，最远渗透到好望角的殖民地；在亚洲的情况也极为相似，它们穿越白令海峡大陆架来到美洲，一直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惟一的例外是，它始终没有登临澳洲。或许朗先生讲述的“远行的故事”与那段遥远的人类历史往事更为贴切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抵达地球上遥远的另一端，来到其创始者可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地方。所以，任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们今人仍能够对这些文化熟知如初。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人类的意识中，尽管在洪荒年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能够孕育相似的思想，创造相似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大部分民族会更倾向于保留下自己独有的传统，而不致被后引进的文化所完全同化。没有什么比最初的思想能够令深受神话影响的信徒们更加印象深刻。后来注入的思想只能充当补充的角色，而非重新确立规则。每当远古人类要被迫改变其原有的宗教思想，要么是因为受到异族的入侵，要么是由于迁徙改变居住环境后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即使这种变化已不可避免，但其原有的宗教习惯也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结果只能是新旧观念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最终实现统一。
在对待克里特这种神话的时候，由于其尚未被完全还原本色，其文字也尚未被破译，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其宗教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来自不同文化中心的在这座岛上的定居者的思想。有些遗迹表明其曾受埃及文化影响，有些则显示其与古希腊信仰存在密切联系。没有人怀疑克里特文明中有很多是埃及文明的沿袭；而在地属克里特殖民地的一些希腊州地则明显挪用了克里特风格。但是，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我们证实，比如当克里特人在他们的岛屿定居以后，是与其他地方的远古人类一起平行发展，还是他们此前已经度过了其宗教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揭示其中奥秘。
今天，我们有时也从思想本源的层面定义人类宗教史发展的图谱，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自然主义阶段（即对自然现象的崇拜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精灵崇拜阶段（即万物有灵论）、鬼神信仰阶段、部落一神论到部落多神论阶段、绝对一神论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能被追溯到一个特定地区，但是我们不要指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因为人类的思想并不像地质学或考古学中的地层那样有规则的次序排列。比如，在Sonic peoples的历史上，就不曾创造过任何神，甚至连有独特个性的动物精灵族群也没有出现过。里斯利（Risley）先生指出，在印度半岛东北部乔塔纳格普尔高原的布须曼人对神甚是敬畏，他们会经常向一种神秘力量祷告祈求赎罪，“他们崇拜的对象无论怎样说都绝对不是人类，如果非要用比较确定的术语来描述的话，”他接着说道，“应该说他们的宗教根源依赖的是一种力量，或许多种力量……他们经常会供奉牺牲祭品，在特定的节日在身体上涂抹朱砂，却从不会试图解释这种神秘力量。他们能感觉到某种力量的存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矣……在整个乔塔纳格普尔地区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敬神的丛林，到处都能见到一些同样神秘莫测的神龛，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形式，至于他们的功能也没人能够给出清楚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尚未被披上个体化的外衣，仍处在宗教发展的非个体阶段。”[19]但另一方面，他们还远算不上最原始的阶段，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宗教原始程度较之乔塔纳格普尔的布须曼人还要更早，他们甚至以“公牛的咆哮”来模仿所尊崇的神的声音。据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驯鹿民族，用象牙雕刻出兽头神的形体和女神的雕像。在埃及和巴比伦，从人类刚一知道它们，就有一些半人半兽的合成神。中国人也有神，但是已被其原始的崇拜者们形象化了。我们都知道，辩论是典型的“脑力思辨过程”，应该也没有人反对，全世界的宗教现象不可能用一种科学猜想就解释得了，我们很难用假设来证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程中是全都处在同一阶段还是各自处在不同阶段。同样，在克里特和希腊，或许存在过图腾信仰阶段，或许从未经历。这种假设直到将来获得确凿的证据后才能盖棺定论，在此之前，这一问题都只能搁置在那儿。类似的情况还有，对于学术界提出的母系族长社会要先于男性族长社会、以及由此得出的各地对女性神的崇拜也要先于男性神的假想推论，我们也应持怀疑态度。有例为证，在印度的吠陀梵语时期，男性神就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直到后吠陀梵语时期，女性神才逐渐告别模糊的状态，“大母神”便是典型的例子，她被赋予了非常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也将我们对克里特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探究推进到一个十分有趣的阶段。从崇拜物、绘画艺术、象征性符号以及传统习俗这些考古学证据来看，很明显，对大母神的崇拜在这座岛上居于主导地位，女祭司像也如同在多多纳（Dodona，希腊伊庇鲁斯地区的古镇）一样在社会上地位显要。事实上，女性在一些宗教仪式中也是处于领导者的角色，正如在耶路撒冷发现的耶利米书记述的那样——在那里要由女性来烤制糕点供奉给“天后”，也就是东方的大母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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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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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克里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在埃及还要高，这种情况最重在宗教事务中也被体现出来，甚至可能当时的国家权力也是在妇女的掌控之中。至少可以肯定，当时社会男女平等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古文明都要高，这一点我们从克诺索斯的墓穴岩画所反映的男女之间亲近开放的关系上便可见一斑，端坐在米诺斯宫廷中的妇人们珠圆玉润雍容华贵，举手投足落落大方，这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几乎别无二致。”[21]从苏美尔人对女神的尊崇程度看，这里的妇女同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闪米特人的祭神史上，情形却并非如此。同样，亚述人对女性的描述也远没有克里特人那样深刻，只是在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进入到亚述宫廷后，塞米勒米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才被提升到更加显著的地位上。塞伊斯（Sayce）教授在研究闪米特文化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闪族人将苏美尔人的圣歌翻译过来后，他们将“女人和男人”调了个顺序（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女士们、先生们），也就是变为了“男人和女人”。在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母系氏族制度很可能是受到某种更早的宗教传统影响的结果。
所以，在今天的考古学界中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母系社会要强过父系社会，由此，对女性神的崇拜程度也要超过男性神。这一观点并非直到今天才被广泛接受，实际上，早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既是男性神的崇拜者也是女性神的崇拜者。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神与女性神之所以能在埃及和巴比伦以及其他地方实现完美融合，实际上也是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可能完全由男性组建国家机器，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那么其社会就必然会实行男性氏族制度。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即使在这些社会，统治者也还是采用了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将财产和权力的女性继承人与男性联姻，以赢得臣民的效忠和支持。埃及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母权”一直伴随这个国家兴衰发展的始终。所以说，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很难用一种假设来解释全部。
从各种迹象看来，克里特妇女的活动范围似乎主要还是限于户内。正如在埃及的情形一样，画家笔下的克里特妇女也是清一色的白皮肤，而男人们除了王宫贵族之外，大都是统一的暗红肤色。此外，在着装修饰及佩戴珠宝方面，女性也较男性更为精细。
在探索古代文明时，墓葬传统通常是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它与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考古学家们认为任何古代文明都一定会有非常隆重的葬礼仪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葬礼的目的所在就是道别亡灵、告慰生者。例如在埃及王朝，死者的尸体会被制成木乃伊下葬，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不可能再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除非他的身体能够完好无损地在墓穴中安放。与此相反，荷马笔下的阿卡亚人（Achćan）则通常会将死者火葬，为的是使灵魂可以借助火被超度到“西天极乐世界”，否则的话，逝者将永远不得重新转世。[22]在前埃及王朝时代，人们是将死者的尸身蜷缩着埋在一个浅坑里，并在尸体旁摆放一些餐具、劳动工具和武器。类似的风俗一度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巴比伦以及整个欧洲都十分盛行。而在北欧沿海国家，人们一般是把亡者的尸身放置在漂浮在水面的小船中，其情形就像古老的北欧诗集《艾达》（Edda）中的光神巴尔德（Balder）和《贝奥武甫》（英国8世纪古代史诗）中的塞弗一样。此外，还有一些民族将逝者尸体葬于山洞中、抛于荒滩绝壁天葬或者食葬。
某些情况下，一些地方性现象完全可以反映葬俗与宗教的联系。在上埃及，逝者的尸身通常都是被制成木乃伊后埋在干热的沙堆下。因此，很可能在埃及的一部分地区中流行的往死者尸体上涂抹香油的习俗就是由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考古学家分析，这可能是一些移民在迁徙到新的地区后发现尸体不能被完整保留而衍生的无奈之举。但是如何解释在其他地区流行的火葬的习俗呢？很显然不能再用这种方法解释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地认定，所有的殡葬习俗都能为研究宗教信仰提供清晰的线索。这在很多时候都能得到印证，比如比较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古巴比伦帝国的苏美尔人以及新石器时代盛行“蜷葬”的欧洲人，如果据此来衡量男子的社会地位就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且，即使是同样的信仰在不同的地方也无统一的发展轨迹可循；同样，在一个国家内，也会有多种不同的信仰并存。比如在威尔士这样一个“寸土之地”，对于未来的描述，就有数种截然不同的“版本”。民间传说和中世纪的诗集中都有关于地下世界的描述，在那里死者可以继续延续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有秩序井然的社会，也同他们生前的人间一样有劳作，有争斗，他们也渴望来到远离大海的幸福岛，他们的灵魂可以在河流或者湖泊的下面像精灵一样的生活，他们甚至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回到远古时代的苏格兰家园，那里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群山环绕、宛如仙境。在一首威尔士诗歌中，那个世界被描绘如斯“地球上的阴暗牢狱，死亡者的安乐家园，一块苍凉无爱的土地”。[23]古巴比伦的地狱判官同样如此阴森恐怖。因此，司爱情、生育和战争的女神依诗塔便从天而降——
那里毫无安乐家园……
光明的窗口尽被魔鬼堵死，
尘埃成为魂灵们争抢的美食，
暗黑之神有如巨鸟身披双翼。
但是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们也像威尔士民间的一部分人那样信奉冥王欧西里斯（Osiris），他们相信那个世界同人间一样，也有春华秋实五谷丰登。其中一个关于天国的传说被认为与苏格兰极北部的一个民间传说十分相似。这里所指就是在佩思郡流传的一个神话故事。故事的梗概大致如此：一位产婆被带到一个幻境中的土墩旁为一个仙女接生婴孩，仙女给她一种绿色的液体，让她用来擦亮孩子的眼睛。然后，那仙女又用这液体润湿产婆的右眼，并为其诵念开启天门的祷语。随即，“她便眼清目明”，故事继续讲道，她看到她已故的一些朋友熟人正在那里劳作，收割庄稼采摘水果。仙女说，“这是对他们生前所行恶事的惩罚。”[24]而在古埃及，据说这个仙女来到人间便是“对多行善事的人的赏赐”。
殡葬习俗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以证明与那些形形色色的土生土长抑或从外地舶来的宗教信仰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在埃及，膜拜冥王欧西里斯和太阳神拉（Ra）的信徒们相信将死尸制成木乃伊后就会升入天堂，尽管人们也相信，如果能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幸福,那是天神对凡人今世善行的赏赐。另一方面，普通人通过祭拜神名的仪式也可以掌握“通天之术”，即通过这个“开门咒”可以确保亡者的灵魂顺利登上太阳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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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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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其他的传统祭拜仪式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也并不是总是代表同样的意义。在《伊利亚特》中，魔灵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宣称只有满足他得到天火的要求，他才返回冥府，永不再为患人间。现代印度人采用火葬的风俗，[25]但他们认为死者的灵魂既可能被超度升入天国，也可能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只是生活在人类看不见的介质中。在印度的梵语文学中有一位火神阿格尼，即“尸体吞噬者”，他负责引领死者的灵魂抵达“天父之国”。而古代波斯民族中的拜火者却并不会焚烧死者的尸体——尽管他们也曾一度那样做过，他们是将尸体曝于露天供飞禽啄食。与世界大多数民族相比，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蒙古人的一支——布里亚特人的葬俗格外引人注目，当地人通常将在秋冬季节去世者的遗体存放在树林中的一个木屋内。当次年五月春暖花开，布谷鸟开始鸣叫的时候，这座木屋会被点燃，所有摆放在那里的尸体被集体火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夏季死去的人则会被立即火葬。[26]要想对印度雅利安人（Aryo-Indians）时期的印度宗教有所了解，只要读一读印度古代梵文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便能洞悉其中的方寸。书中在描述阎王世界的章节中，援引那烂陀长老（Narada）的话说他看见“所有在人间犯有罪过以及那些在冬至日死去的人”都在那里。[27]从这些话中，我们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然存在幸运与不幸的时辰、日期以及月份，这些都决定着每个人生与死的宿命。一颗生命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甚至预见他将来死亡的方式。一位苏格兰产婆这样预言：
月满之日，潮水漫溢，
此时将有伟人降世，
亦将有人暴疾而毙。[28]
关于死亡的预言也揭示了人们的身后命运。布利亚特人的葬俗很显然由来已久。也许这最初是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在冬季过世的人命中注定就要在这个世上停留得更长久（严寒的天气与漫长的黑夜正是保留尸体的天然条件）。但是，当这种风俗传入印度后，它便迟早要失去其原本的意义。在新的国度人们对自然又会产生新的恐惧，随之传统的一些风俗也将逐渐被取代，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发展。
但是在希腊阿卡亚人（Achćan）、印度雅利安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中，人们并不相信灵魂可以通过火被传送到天堂，相反，他们认为用火焚烧尸体是对人的一种惩罚。在古埃及和苏格兰的民间传说中，作奸犯科的妇女通常会被捆绑在树桩上烧死。[29]同样，女巫也会被活活烧死。阿瑟·伊文思先生搜集了大量充实的证据证明“在中世纪以后的近现代欧洲，火葬习俗便再度复兴以剔除吸血鬼的传说。”[30]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也曾在欧洲大陆盛极一时，传说中有些人死后灵魂会变成吸血鬼，他们会攻击熟睡中的人，吸食活人的血液，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吸血鬼，使他们不再为患人间，人们会把死尸从坟墓中掘出当众焚毁。据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载的一个故事，当波斯大帝居鲁士（Cyrus）的残暴成性的儿子坎彼塞斯（Cambyses）焚毁了法老王阿玛西斯（Amasis）的木乃伊后，他便触怒了波斯人和埃及人。他说，“波斯人奉火为神，从不会用火焚烧尸体。事实上，这种行为在当地是违法的，在埃及也同样如此，因为人们认定将人的尸首送给神是对神的不敬；对于埃及人来讲，他们认为火是一种活的动物，它威力无比，能够吃掉任何被它捕获的‘猎物’，它的胃口很大，直到‘吃饱喝足’之后才会死去。显然，将人身去飨食野兽与他们民族的传统并不相符，所以，这也正是埃及人在死者身体上涂抹香油的原因所在，即以此来防止尸体在墓穴中被虫类咬食。”[31]
因此，考古学家们在克里特发现的墓葬遗俗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从克里特文明的早期直至青铜时代结束，这一地区始终沿袭土葬的传统。后来，火葬习俗随着入侵者的到来也被引入这一地区，考古学家相信这些入侵者可能就是荷马笔下的阿卡亚人（Achćans）。这样，对这种新的风俗的研究，就不仅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而且对于该地人种的了解也颇有裨益。
像西欧的某些旧石器时代的部落一样，早期的克里特人也是将死者的尸体埋葬在岩洞中或山岩的掩蔽下。因为岩洞是用来居住的，所以这是一种屋葬的方式。正如在巴比伦城一样，在克里特也发现了许多屋墓。这一传统在埃塞俄比亚被同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联系到一起。故事是这样的，这位传奇英雄同印度婆罗门的一位长老展开了一段对话，他问：“你们既然没有墓穴，那么你们当中一旦有人去世，又在哪里埋葬他们呢？”长老身边的一位随从答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经历从出生到童年，由童年到成年，由成年到老年，再由老年到死亡的过程，最后当（他们中的）任何人去世时，我们会把他葬在他在世时生活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坟墓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屋。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对这种事情的渴望要超越所有人都会对美味佳肴产生的欲望；这便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民族世世代代将自己葬在屋墓中的传统。”[32]这种对话在印度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着实影响了作者所熟知的一种信仰。
在旧石器时代，当一个部落的首领去世后便会被安葬在其生前居住的岩洞内，而洞中的其他人都要另寻居所。但是，他们也有墓葬。比如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他们有时候会将整个部落葬于一起，有时候会将部落中的一部分人埋于一处。一个洞窟至少能安葬下十七具尸骸。在克里特，岩洞同样被用来安葬死者。但是,那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修建墓室的习惯，尽管还只是一些仿制的洞穴。例如在克里特南部中心位于费斯托斯（Phćstos）附近的哥希亚-特里阿达（Aghia Triadha）发现的一个墓室，直径大约有30英尺，考古学家在其中发现了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的一共两百多具尸骸。附近还有一些陵墓，只是埋葬的人数要比这里少五十人。像这种家族陵墓，通常都有一个狭窄的入口通道，有时呈环形分布，后来在迈锡尼（Mycenć）和提林斯（Tiryns）发现的陵墓则已发展成蜂窝形。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米诺斯时代的早期（公元前2800年）。其他诸如在克诺索斯（Knossos）发现的陵墓则呈矩形分布。克里特人也会将他们中的故去者葬在用赤土制成的“棺木”里，死者的尸体被蜷缩着安放在里面，这种方式同王朝前的埃及墓葬习俗非常相似。这种石棺很可能是起源于埃及。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发现了类似的棺木。有时克里特的石棺表面还有一些精美的装饰。同墓室一样，这些装饰物也包括古瓶、图章、短剑和护身符等。
克里特人是大母神的膜拜者，她也被安葬在克里特人的“集体墓地”。她是大地之母。人们认为，岩洞是通往她统管的地下世界的入口。在克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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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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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的石膏棺盖上绘有与祭奠先人的仪式场景图案。（见第289-290页）但在那里并没有高高竖起的石碑和庙宇，所有祭祀的贡品被摆放在岩洞里，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些陵墓都在迪克特山（Mount Dicte）与艾达山（Mount Ida）上。按照希腊神话记载，泰坦女神瑞亚（Rhea）就是在克里特的洞窟中产下大神宙斯的。并且，生性残暴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母性神也都是住在岩洞中，这些内容将在第三章中详细介绍。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将许多神奇的动物图案画在这些巨大洞窟的深处。
希腊神话中执掌农业、结婚和丰饶的女神的得墨忒耳也是居住在岩洞中，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它虔敬如初。同时，这尊被奉为克里特之母的神也被与神秘的石柱圆环联系到一起。保萨尼亚斯 (Pausanias，公元二世纪希腊旅行家、地理学家，希腊史著者)——在记录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赫尔迈厄尼之城的城志中这样写道，在这座城的附近，“有一圈由巨石围成的圆环，它们纯属天然之作，丝毫没有经过人工的雕饰，这里的人们始终保留在石圈内祭祀得墨忒耳的传统。”[33]
这个石圈如果分开来看，完全是一群孤立的石头，但合在一起就宛如布列塔尼半岛的卡纳克（Carnac）巨石墓群一样。这里同样有牺牲祭祀，而被供奉者的魂灵已经被与大地之母联系在一起。这些魂灵在他们的坟墓中可能受到神明的召唤，并为人类传递神谕。当北欧神话中在讲到奥丁神来到地下世界向女先知瓦拉（Vala）请教光神巴尔德（Balder）的命运时，这样描述——
他一路驭风疾行，直奔东方门庭而来，
只因此地乃先知幽居之所，
他面朝Vala，将亡者名讳一一唱诵，
只求女圣召尸还魂。[34]
这些在民间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古代招魂传统在今天的许多乡村地区仍然十分盛行。最近，一位考古学家在考察苏格兰北部地区的一处石圈时询问当地的一位农夫，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招魂术的事。农夫这样答道：“据说如果你在正午顶着太阳绕着它（石圈）走上三圈，魔鬼就会得到救赎。”这也说明，鬼神学是异教徒神话的最后阶段。所谓招魂，即召唤魔界中的魔怪，或者地下世界的魂灵，它是一种为实现预言或强行获取非人魔力而实施的仪式。考古学家发现，一座墓穴时常会被建在一片石圈中，这些石柱可能是在一位伟大领袖或神父去世后被竖起的，为的是死者的灵魂能够在他或她的亲人需要帮助时接受召唤以“鼎力相助”。因此，在原始部落中，当一位族长或师者去世后，便会受到后人神一般的膜拜，特别是会把他作为一位与冥界连通的向导。古巴比伦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被后人视为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他是走进传说中能通向天堂的洞窟的第一人。印度神话中的阎罗王同样如此，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通往地下世界之路的那个人，便被尊为统管阴曹地府的神。同阿普阿图（Apuatu）一样，欧西里斯也是“地狱之门的开启者”，于是他也成为冥府的主宰。在荷马笔下的《奥德赛》中，克里特之王米诺斯像欧西里斯一样，也是一位阴司判官。在希腊神话中，负责指引归西的灵魂们的向导是赫尔墨斯。他的名字可能是源自赫尔密斯方形石柱——其标志着一座古代石冢。色雷斯人的赫尔墨斯方形石柱是一个有着一颗人头像拱顶的石柱——这种造型显然已将石柱和半人神雕塑联系到一起。因此，很可能有些半人半神像就是人们对祖先、神父们的神化。
克里特人与希腊文明前的东南欧洲的民族都崇拜大母神，她是主掌凡人生死、荣辱尊卑的女神。作为人类的祖先，她将后裔们死后的魂灵全都聚集到她的住所。同时她也掌控着人类的食物供给，并通过增加风暴，诱发洪水，或者散布干旱和瘟疫来控制着人间万物。因此，提前洞悉她变幻莫测的情绪——通过了解神谕以探知她的意图，以便及时平息她的怒气，便成为那些在神秘色彩笼罩下的原始魔幻仪式的神圣使命。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和沙漠海洋森林草原等环境的不同，她也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形态和面孔。时而她是地球上的魔鬼撒旦，时而是藏于深岩暗洞的巨蟒毒蛇——正如巴比伦人眼中的混沌母神提亚玛特（Tiamat），她有时是代表死神的乌鸦，有时是象征生机的鸽子；她有时还会变成身后跟随着凶猛野兽的山林女巫，有时化身为幽居黑暗洞窟的合成魔鬼，就像希腊神话中长着马头的丰饶女神得墨忒耳一样。被希腊雕刻家们塑造的美丽的北女神是后荷马时代诗歌中的一个神话人物，她生性善良，慈悲心肠，被世人广为赞颂。而另一位女神瑞亚（Rhea）则给世人留下一种淡淡的阴冷的印象——在她的王座旁总是蜷伏着一头狮子，让人不寒而栗，这便是她凶残性格的一个表现。
那些有着火葬传统的阿卡亚人（Achćan）的征服者们也是天空和闪电之神的崇拜者。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会升上云端之上的天国。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采用在柴堆上焚烧自己身体的方式化身为鹰逃奔天国；罗马皇帝的灵魂也是通过将自己的肖像放在柴堆上焚烧，从而得以骑在鹰背上飞往天国。雄鹰是宙斯的信使，甚至可能宙斯自己当初也是一只鹰。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风雨神（Zu）和印度神话中鹰头人身的金翅鸟（Garuda，梵语译为“迦楼罗”）都是古代的神；事实上，地神塔穆兹（Tammuz）在西亚古城拉伽什也被描绘成一只狮头雄鹰。赛勒斯被认为是阿契明人（Achćmenian，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即阿凯美内斯王朝统治者的后裔，据说他在幼年时曾受到一只雄鹰的保护和哺育。
说到人类对鹰的崇拜，至今仍被俄罗斯皇家武器所广泛采用的鹰系列图案便取自原始的希泰族人膜拜的双头鹰，它是人类伟大祖先所崇拜的神。在埃及的民间传说中有两个天国，一个是冥王欧西里斯掌管的冥府，而另一个则是在天空之上——太阳神何露斯化身为鹰振翅升入的天堂。在巴比伦神话中，也有一些关于苍天之神阿奴（Anu）、所罗门王七十二柱的魔神巴力（Bel）以及战争女神和地母神依诗塔（Ishtar）等众神天堂生活的描写，而美索不达米亚的著名故事中的主角伊塔那（Etana）长老也是乘在鹰背上升入天空遨游，另外他所到之地还有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发现的天堂岛，以及那个黑暗的地下世界，在那里满是阴森可怖的景象——鬼魂们饿吞尘埃，渴饮泥水。这样的传说在许多融合民族的合成神话中都有所记载。
在克里特和希腊发现的考古学证据清楚地表明，古代各地的火葬传统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族色彩。那么，荷马笔下有着火葬习惯的阿卡亚人（Achćans）是从何而来，或者说，至少我们能够从悠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将这个民族辨认出来吗？里奇韦（Ridgeway）[35]教授曾经从大量的史前民族埋葬传统中总结出许多重要的考古学数据，他在考古文献中这样写道：“从这些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火葬传统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并没有被沿袭，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习惯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却得到广泛地采纳，甚至可能在由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就已经开始。但是，阿卡亚人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因此，很有可能他们是从欧洲中心地区迁徙到希腊的移民，因为长着金发的欧陆民族早在青铜时代结束前或至少公元前1200年时就已经采用火葬的方式。”里奇韦教授认为，那些有着火葬传统的印度人——包括雅利安人和其他印欧语系的民族——是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前由欧洲大陆迁徙到亚洲的。
那种认为阿卡亚人即是日尔曼人以及火葬传统起源于德国森林的观点在考古学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要验证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及前面谈到的蒙古族中居住在贝加尔湖畔的布利亚特人的古老的火葬习俗，因为在欧洲我们根本找不到这种季节性的火葬习俗存在的痕迹。阿卡亚人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任何时候对死者进行火化。很显然，任何人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某个遥远的年代，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可能就已经与另一个已经采用火葬习俗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了吗？这可是发生在欧洲中心开始采用这一习俗之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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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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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最早的火葬史证据是来自于法国南部。M·冯诺（M. Verneau）是旧石器时代格里马尔迪环形山（Grimaldi）的岩洞定居者的葬俗研究的作者，他通过研究第三间冰期的克罗马尼翁人的殡葬仪式发现土葬是当时普遍通用的惯例。但是，他也发现，那时已经存在火葬的特例。同土葬一样，生者也要为死者准备祭品，只不过它们要随尸骨一同烧掉。当然，至今我们仍无法弄清克罗马尼翁人对死者亡灵的宿命是如何看待，又存在怎样的信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人种的大多数身材都较高大，平均身高大约有5英尺10英寸。但是，M·冯诺却在当地发现了两具相异类型的骨骼，他将其称之为“一个新种族”的成员。
接下来，按照编年史顺序，是在时隔几千年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居住在基色（Gezer）山洞的巴勒斯坦的火葬民族。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教授写道，“其中的一个洞穴，能够明显地看出来，就是被这一民族用来安葬死者的地方。死者的尸体被安置在一张面向透气孔的岩床上，在经过火化后，存留下来的骨灰则全部散落在那里。从考古学的层面来看，这是不幸的：因为大量的人体骨骸在经过这种火化后都被彻底销毁了，考古学家将很难鉴别他们的人种学特征。我们对这一人种的全部了解是——他们应该属于非闪族人，身材矮小，头骨粗厚，有迹象表明他们大都肌肉发达，身体强健，这些都是适应蛮荒恶劣的原始生活的必备条件。”[36]但我们至今对新石器时代巴勒斯坦人在火葬习惯方面的信仰一无所知。
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有时他们也会采用火葬的方式，火化之后的骨灰被装入一个便于携带的皮袋中。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流传着其他不同的葬俗，其中包括史书中记载的食葬——即将死者的尸体吃掉。而澳大利亚的火葬民族对于人死后灵魂命运的信念，在特征上它们既不同于印度雅利安人也不同于阿卡亚人。
火葬传统在青铜时代的欧洲已经形成一种仪式，因此更具有严谨的学术意义。它的出现既不代表一种对死者的惩罚，也不是对于吸血鬼攻击的一种安全防卫，而是保障死者的灵魂藉此可以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方法。这种火葬文化一经形成，便紧随着军事侵略者的步伐，迅速向西、向北、向南扩张蔓延，并逐渐在武士贵族中流行起来。在瑞典，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火葬的待遇。从英国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火葬与土葬两种习惯在某些地区同时并存，在一个族群中甚至只有一个人能够被给予火葬的待遇——那个人很可能是该部落的首领，而其他人死后都是土葬。在古不列颠，火葬习惯最终逐渐绝迹了。但是在南部欧洲，一些早期的宗教信仰却始终长盛不衰，一直延续到基督教时代（Christian times）的早期，就像木乃伊在埃及文化中的影响一样。而基督徒们之所以如此反对这些特殊的葬俗传统，正表明它们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意义。
多普菲尔德（Dörpfeld） 教授[37]就坚持认定那种对阿卡亚人火葬习惯由来的假想毫无根据，他认为阿卡亚人只是在外遭遇战争时才对殉难者实施火葬，而在其家园内则仍采用土葬方式。他猜想火葬这种习惯之所以兴起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比起土葬来更加卫生。
可是，无论在王朝时代前的埃及古墓，还是在欧洲其他广大地区类似的墓穴中，都没有发现局部焚烧尸体的痕迹。尽管如此，多普菲尔德教授仍然列举在迈锡尼（Mycenć）及其他地区发现的焦炭残迹来佐证他的理论。因此，我们才再一次强调，在克里特发现的考古学证据对于这一研究更是独具特殊意义。在克诺索斯（Knossos）附近的古墓出土的古器物中，还包括食物容器、粘土烧制的盘子以及灰泥制成的三脚桌，而它们都带有燃烧过的木炭痕迹。这些器物都很轻便，易于搬动，可以被用来温暖僵硬的尸体，或者，从另外一个层面考虑，它们或许与那些神秘的祭祀仪式有关。在几乎整个欧洲都经常能够发现青铜时代的木炭灰，这表明在那些墓穴中都曾有过烹煮食物以供奉死者的传统。另一方面，这些墓穴火焰也可能被用来保护尸体免受魔鬼幽灵的侵袭。通常，那些木炭灰并不足为奇。根据考古学家对古代民俗信仰的研究，那些灰烬应该与人类早期的土葬习惯有关。在民间素有“死亡之光”的传说——据说，有人在突然猝死前曾看见一道强光在沿着一条大路射出很远后，进入一片墓地，而其穿越的那个点，正好是一座即将被开启的坟墓。早期的土葬都是在夜里进行，[38]部落的首领会将他手中的火把抛入敞开的坟墓中，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为死者奔赴另一个世界的道路照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就是引领死魂灵们的向导，并一度被人们当作掌管睡眠和梦乡的暗夜之神。
在克里特出土的便携式火盆，在当时或许是火把的替代物。同时，在那里的许多墓穴中，还发现了古代的“灯”——炬火。而在迈锡尼及其他地方的墓葬中，偶尔也能发现个别存在燃烧痕迹。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中某些燃烧灰烬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房屋火灾导致的结果。
根据对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进行研究，学界观点普遍认为，那种认为火葬传统起源于德国的理论很难令人信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一习惯很可能是源自旧石器时代欧洲或者亚洲的某个地方。在基色山洞中发现的火葬证据就能够佐证这一观点。基于火葬在青铜时代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因此这一理论也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先哲创立或规范宗教仪式的一项重要原则，比如佛祖释迦牟尼（Buddha）、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以及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Mohammed），他们都是通过某种宗教信仰和组织的形式，借助教规教义对人性的最为强力的约束作用，来实现对其信徒们的聚合号召的。可以说，火葬民族大多都是征服者。早在公元前2000年至1200年间的数个世纪，他们便支配着移民至印度北部的所有印欧语系的部落；他们的影响至今仍在北亚地区的布利亚特人中保留着很深的烙印——他们的大地与天空之神被称作布坎斯（Burkans）或者主人（masters）。在欧洲，他们则似乎被广大的多瑙河流域文化区所征服，并在那里及其他一些地区逐渐形成武士贵族。我们尚不清楚是否他们的成功是由于更为出众的组织能力还是对于铁器的使用。在里格-吠陀（Rig-Vedic）时代，印度雅利安人使用的一种金属叫做阿雅什（ayas），这是一个表示铜或铁的词汇，抑或二者的意思兼而有之。在婆罗门时代，铁被称作syama ayas，即黑色铁的意思。而铜或青铜则被称作ohayasa，即红色的铁。[39]荷马史诗中的阿卡亚人也已经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但是早期的一些阿卡亚人漂泊到了希腊南部，并登上了克里特岛，当时的克里特人还仅会使用青铜器，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也并非采用火葬的方式。因此，也许后来的阿卡亚人是受到入侵的色雷斯人的影响而采纳的火葬习惯，同时也接受了色雷斯人的宗教信仰，并将其与他们自己的信仰融为一体。当火葬习惯逐渐在希腊南部普及的同时，几何形状的陶器与铁制武器也开始被引入到那里。
当希腊文明开始兴起，并逐渐达到早期的鼎盛繁荣时，这块领土上并存着的各个民族也在相互之间争斗不休，以夺取统治者的至高权力。但无论如何，他们共同接受的这块领土上的最早期的文化，即克里特文化，始终都被保留着。这一文化首先进入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尽管在那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多里安人的入侵而导致连年战乱、动荡不安，但是克里特文化却能够始终保持延续，并在与爱奥尼亚（Ionia，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包括爱琴海的岛屿）人的安纳托利亚殖民地的异族文化交往中不断发展，这一事实也再次验证了“一点点酵母足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这句亘古不变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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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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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们还尚未提及任何与此相关的语言方面的证据，其实在这方面上一代学者也已经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尽管如此，我们就一定能确认它们与此关系重大吗？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印欧语系的民族应该都是现已消失的那些宗教信仰的缔造者们的人种后裔。正如十八世纪英国绘画家和雕刻家贺加斯先生所说，“语言是经历的生动再现，它（的民族）一旦被征服，将比其长期建立起来的文明更加容易被改变……正如土耳其人所征服的小亚细亚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爱奥尼亚（Ionia）、吕底亚（Lydia）、佛里吉亚（Phrygia）及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等，土耳其人不但征服了他们的土地，而且也将自己的语言影响永久地留存在那里。即便如此，可是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类型及其最根本的宗教祭仪和信仰仍然有别于真正的土耳其人。”在谈及希腊时，他这样说道，“后来的希腊语言可能主要还是受到中欧的影响，伴随着惨遭屠戮后幸免的列吉昂人（Ćgean）被留下的文化遗产；也许正如我们自己语言（英语）的鼻祖——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主要沿袭了诺曼底征服者们的语言一样，希腊语很可能也是主要源于列吉昂人与中欧入侵民族等多民族语言的融合。”[40]
以下的章节将从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开篇，本书将向读者详细展示和介绍在克里特和希腊获得的众多珍贵的考古学发现，这些内容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前希腊文明的发展史。同时，许多古典神话也将在本书中被重现，并将克里特与希腊的众神进行比较。作者将二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证据用以揭示人类原始信仰发展的轨迹及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并尽量将目前在学术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充分展示给读者，当然，这其中既有保罗万象的一言之蔽，也有浓缩之后的点睛之笔。毫无疑问，环境在宗教信仰和民族生活习惯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无以复加的决定作用，正因如此，本书对于诸如爱琴海地区的许多不同自然景观的描写，更能引领读者细细品味前希腊文明是如何在此条件下发展与兴盛起来的，置身其中，仿佛一次美妙温馨的视觉旅行。最后，笔者希望指出的是，一直以来，在许多历史典籍中，对于与克里特几乎同一时代的埃及、巴比伦、亚述（Assyria）以及赫梯（Hittites）都有大量记载和提及，而且在这些论著中频繁提及它们与早期的克里特之间通过陆路和海路发生的贸易联系，而今天生活在中欧、西欧的许多民族的远古祖先就是这些贸易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可以说，这段历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段黄金时期，它将永远值得人类子孙的铭记。
脚注
[1] 《地中海文明的黎明》，安吉洛·玛索著，第175页。
[2] 引自《欧洲民族》，里普利著，第172页。
[3] 《传统与神话》，第87页。
[4] 《遗址与传奇》（1835年），第31-32页。
[5]《爱奥尼亚与东方》，第107页。
[6] 此处根据头骨容量做出的推断。
[7] 《古代埃及人》，第43页。
[8]《北欧国家的民俗》，第144页。
[9] 《莱斯特郡民俗丛书》，第29页。即怀特在《赛尔伯恩博物志》中提到的汉普郡的“shrew ash”。
[10]《苏格兰的黑暗迷信》，达尔泽尔著，第191-192页。
[11]《古埃及人的宗教》，A·魏德曼著，第226页。
[12] 《伊里亚特》，第一卷，第1页。
[13]《斯特雷波》，第十三卷，第604页。
[14] 《斯特雷波》，第十三卷，第604页；《阿埃兰H. A.文集》，第十二卷，第5页。
[15] 《梨俱吠陀》，第二卷，第33页。
[16] 《以赛亚书》，第九十六卷,第17页。
[17] 《塞缪尔文集》，第一卷，第5-6页。
[18] 《米诺斯印象》，第3、4、6页。
[19]《印度调查》（1901年），第I卷，第一部分，第352页。
[20]《印度神话与传说》，第148页。
[21]《近东古代史》，第48页。
[22]《伊里亚特》，第二十三卷，第75页。
[23] 《凯尔特人的宗教》，E.安维尔著，第60页。
[24] 《佩思郡风物志》，格雷厄姆著。
[25] 在罗马（葬俗）的情况是，婴儿的尸体将不被火葬。在印度，所有未满十八个月大的孩子夭折后会被头朝下装在坛子里土葬。而因难产死亡的孕妇也同样是土葬，而非火葬。
[26] 《南西伯利亚之旅》，耶利米·哥廷著，第101页。
[27] Sabha Parva，第八卷（罗伊 译，第27页）。
[28]《菲弗编年史》（注：菲弗为苏格兰一郡名）拉蒙特著，第206页。
[29]《印度神话与传说》，第37页，《埃及神话与传说》，第143页。
[30] Comptes Rendu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1905年，雅典，第166页。
[31]《希罗多德传》，第三卷，第16页。
[32] 《亚历山大大帝传》，E. 沃利斯·巴奇著，第133-134页。
[33]《保萨尼亚斯》，第二卷，第34页。
[34]《老艾达》(又称《诗体艾达》,古冰岛两文学集之一)，O. 布雷著，第241页。
[35]《希腊前史》，第一卷，第481页。
[36]《巴勒斯坦文明史》，第15、16页。
[37]《尼科尔杂文集》,朱尔斯·尼科尔著，1905年，日内瓦，第95页。
[38]“葬礼中火把及其他照明物使用习惯详解”，见《古代民俗》，布兰德著，第二卷，第776页（1899年）。
[39]《吠陀梵语名物索引》，麦克唐纳、基思著，第一卷，第3、11、32、151页。
[40]《爱奥尼亚与东方》，第105-107页。
旧石器时代艺术样品
包括：用象牙和骨头雕刻的刀柄和匕首柄；野生动物的图案；人或魔鬼的面庞、兽头怪或高举双臂的神像（酷似埃及人对于灵魂的崇拜）；佩挂着‘弓箭矫直器’的野马；人类经常围捕的野牛、海豹、驯鹿和狗熊；以及穿孔的护身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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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艺术：野牛与鹿的代表画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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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西班牙桑坦德附近的阿尔塔米拉岩洞。显然这头野牛是在夏天画的，因为它身体上用于冬季御寒的大部分粗毛已经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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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陶雕塑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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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琴海的帕莱卡斯特罗出土的赤陶雕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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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诺索斯的象牙雕塑——“跳跃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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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于“雅典不列颠学院年鉴”（AnnualoftheBritishSchoolatAthens），编撰委员会、麦克米伦先生（Macmillan）及其公司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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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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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地质和神话年代——神话是自然环境作用下的结果——大洪水和漫长的冬天的传说——新世界的灾难——世界历史神话发展学说——“流浪的犹太人”式的圣人——地质与神话学说中的妖魔——更新世时代——第一纪冰川期——海德堡人——第二纪冰川期——阿布维利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初期较早阶段文化）——皮尔当人头骨（英国考古学家陶逊声称发现的史前人化石，后经鉴定系伪造）——阿舍利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第三纪冰川期与莫斯特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克罗马尼翁人与格里马尔迪地区的“布须曼人”——奥里尼雅克期（法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岩洞绘画与信仰——梭鲁特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四纪冰川期与马格德林文化——原始石器的问题——旧石器时代的存在时间。
在现代科学搭建的历史框架中，将地球的历史大致分为地质时代、人类史前期和文明阶段，这也是创建世界神话时代学说的古文明理论家们始终期待的一个结果。毫无疑问，这些人类早期的学者对于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信仰理论的关注程度，就像课堂上渴望不断汲取知识的学生一样。每当他们阐述人类进化历程与揭示人类起源问题时，便总会提到各地的神，以此来反驳那些对他们自身的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的敌对势力。也正因如此，许多与其对立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才得以久盛不衰，源远流长。当然，对于不同国家的城邦教士而言，都必须藉此以解决许多共同性问题。而对于其他问题，他们则要考虑到不同民族的信仰范式，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来传递“神谕”；自然，他们不会忽视一些“意外发现”，这些偶然的发现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古老而未知的民族留下的遗迹和已经灭绝的动物骨骼。
当然，这些神话的缔造者掌握的仅仅是对他们自己国家历史的一点“贫瘠”的知识，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凭借想象力来补充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将他们仅仅看作是异想天开的造梦者与神奇故事的杜撰者。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许多主张理论并非全无科学依据。因为他们常常都是自然现象的细心观察者，有时还要对观测结果做一些归纳和演绎，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可供他们研究的地域空间是多么有限，也就不难理解那些思想家要向前推进每一步都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年巴比伦和埃及的科学家们的言论，其许多论断的确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他们通过观察河床淤泥的堆积带动陆地作物的生长，河水的灌溉可以使贫瘠的荒漠变得肥沃丰饶，从而得出水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源泉和最基本要素，又有谁能说这不是对自然界生存定律的最具远见卓识的千真万确的精辟论述呢？
正是这一永不变更的真理，统筹着宇宙万物各种存在形式的循环往复、更迭轮回，这便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最后，当人的意识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信念或信仰便势必应运而生，这种信念或信仰其实告诉我们，原本死气沉沉的自然力必将臣服于至高无上的人类意识的控制，这就是第一因。而在此之后的理论便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它在巴比伦、印度和埃及都以不同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在埃及，孟斐斯古城的主神被这样描写到：
卜塔，乃万物之主，是掌管众神思想和语言的主神……
他的意志是打开每一扇成功之门的钥匙……
他是众神的缔造者。
所有的神谕都是秉承他的旨意，授之以他的语言。[1]
在埃及和巴比伦，在许多河谷流域都会爆发周期性的洪水，并且少有间隔，过度泛滥的洪水经常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建筑被毁，生灵遭涂，甚至有时还会带来政治上的动荡，这在多次由于颠覆性的大洪水造成的新旧王朝的更迭后被历史所验证。在北欧，早期的科学家们所获得的一些推论很可能是源自其自然环境提供的证据，并显然深受在此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模式的影响。当他们看到在海水的冲击下，海边沙洲隆起，沙砾布满海滩，就好像这些沙子本身存在某种具有创造性的源动力，遂构想出在大洋深处的底床之上运转着一台被女巨人推动的巨型的“世界之磨”，它不停地滚动碾压着原始世界的巨人族们的身体，使其完全被大地吞噬。一位传奇作家在其作品中如是说道，“据说，在遥远的海角那边，岛上的九位女仆全力摇动她们残暴主子的礁岩巨磨——在过去的岁月中她们在时刻不停地碾压着哈姆雷特的美餐。所以，有经验的船长通常会利用船首的铁嘴乘风破浪。”[2]
而在北欧神话经典《老艾达》中，也有这样一位磨神，他几乎同司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的弗雷（Frey）与最初的哈姆雷特（Hamlet）一样，被称为蒙多尔佛（Mundlefore），即“手柄扳动者”，诗中有云：
手柄扳动者，乃月之父，亦日之父也。
这台“世界之磨”以北极星为固定支点推动天地不停旋转，周而复始。这被称作“维拉达尔·纳格利”（veraldarnagli），即“世界之柱”。
他们相信日月皆由洋底而来，因此光明应是来自黑暗，并断定一年的轮回应是始于冬而终于夏。
天地苍茫，万籁俱寂，一切皆由冬天而始，
咆哮的Bergelm自此降生；
其父乃雷神Thrudgelm，其声如钟，响彻云霄，
其祖为Ymer，其音嘹亮，四海振聋。[3]
在北欧，人们还注意到，每当冰雪融化之际，也便是万物复苏之时，于是先哲们推论，当电光闪现南国，天地间的第一人——Ymer便宣告诞生，或者“大海中的一滴甘露”洒落原始冰山之上，于是迅速化冰为水，润泽大地。
狂风卷起漫天巨浪涌向万丈冰山
遂逐渐生成巨人佐顿（Jotun）之形。
然而在巴比伦，则完全是另一幅画面，那里河流众多，气候温润，淤泥积聚生成平原，天然筑起肥沃堤岸，芳草萋萋，绿树成荫，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书中有云——
马杜克（巴比伦的太阳神）撒麦秸于水面。
掸浮尘于其表，孕育天成……
遂人生其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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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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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或许，那些当初构建出神化框架并演化出各具地方特色的神学的古代先哲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将用伪科学的方法推导出来的理论、许多令人不解的奇思异想、无人知晓的早期移民的传统以及不同地区民族的独特经历有机融汇到一起。有些传统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或石器时代晚期前就已经出现。正如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其中的某些传统对于古文明的研究者来说可谓了如指掌，它们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及石器时代的早期在原始民族中十分流行。这些保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很可能与一些地方的传说有关联或者就是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既然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人们记忆中的波斯神话所反映的历史就不仅只是发生在那些冬季气候格外严寒的山区——就像洪水经常泛滥的那些河谷地区一样，甚至可能是在更早的冰河世纪后期的某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在一部叙事史诗中提到一位名叫伊马（Yima）的长老——后来成为冥界之王，他专门辟出一块乐土，供人类和他们饲养的牲畜躲避“万劫不复的魔鬼冬天”，只因他曾经受到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即阿修罗，袄教中的善神）的警告，才得以率领众人逃出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灾难的。或许那片“乐土”是南方的一个山谷，当年第一批波斯人由于冬天的严寒不断加剧，山区周围的高原被冰雪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所以被迫迁徙，并最终在那里定居。这部分内容在祆教圣典《火教经》(一部波斯人的圣书)中也有所记载，“在冬天到来之前，大地是一片葱葱郁郁的草地……河水流淌其间，冰雪纷纷融化。”在冰岛，也有一个类似的关于预言漫长的冬季将要来临的神话。根据《散文艾达》记载，这是一个由多个零散的传说拼凑在一起的神话，每人知道这些传说始于何时，来自何处，但这个神话应该早于在冰凌族和火（闪电）族恣意肆虐下导致世界毁灭的传说。书中这样写道，“在冬天将要降临的第一个地方，被称作菲姆布尔之冬，在整个冬季，寒冰刺骨，狂风怒号，天气暴虐，漫天的飞雪从世界的四角簌簌而落，阳光惨淡，大地死寂，天地间毫无生气。”[5]
从《老艾达》中的著名诗篇《女预言者的预言》（Voluspa）中，有着下面的描述——
在一个锋剑利斧大行其道的年代——再坚硬的盾牌也不堪一击，
在一个阴风怒号豕突狼奔的年代——也就是天地即将塌陷之时。
接着，在描绘完这样一个世界毁灭的时期之后，占卜家继续说道：
我看到又一个崛起时代的到来，
大地从海洋中冒出，绿色重新开始；
雨水由天而降，雄鹰在苍穹自由翱翔，
鸟儿重回陆地，从水中衔起鱼儿。[6]
凡此种种，各式各样关于全球大灾难的描述在新世界层出不穷。这其中的代表便包括巴西北部的阿拉瓦人（Arawaks，南美洲的一支印第安人）关于洪水、风雹和黑暗的传说以及在墨西哥人中广为流传的关于早期的一些民族由于大洪水引起的持续的饥荒而灭绝的故事。
但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对那段历史记忆最为详尽，理论体系发展最为完善的还数印度、希腊和爱尔兰的神话。对于那段历史时期，在印度的雅利安文化中有着更多的描述，印度教将构成一个历史循环的周期分为四个地纪（Yugas，意即地球上的时期）。这些学说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年代中经久不衰，对于现代地质学家们的研究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四个地纪总共持续了12，000天年，等于人间的4，320，000年，每1000个包含着这样地纪的年代（Mahayugas）叫作一劫（Kalpa），每一劫被称作一个“梵天日”，造物主梵天（Brahma）便是操持这一无尽过程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世界之魂”。这些地纪年始于克里达纪（KritaYuga，4800天年），被称为白色时代；然后人类开始了逐渐退化的过程，它们分别是特雷达纪（TretaYuga，3600天年），为红色时代；达夫帕拉纪（DwáparaYuga，2400天年），为黄色时代；最后是卡里纪（KaliYuga，1200天年），为黑色时代。巧合的是，这些地纪（yugas）分别近似于希腊神话中的金、银、铜、铁时代。。
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在其著作《造物时代》（WorkandDays）中，提到希腊的历史始于黄金时代，其后分别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很显然，这应该只是不同地区对这四个时代的称谓差异而已，与印度教中包含的内容几乎毫无二致。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希腊，人们都会注意到，同经历了一个由完美的原始状态逐渐衰败退化的过程。在爱尔兰发现的此方面的理论体系，很可能是从高卢人那里引入的，但其灵魂轮回学说及烧死或杀死寡妇的习惯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爱尔兰的第一个时代，也就是帕索伦人（Partholon）统治这片土地的时期，后来整个种族由于一场瘟疫而神秘地灭绝了，这段历史被称作蛮荒时代；随后到来的是奈姆德（Nemed）时代，这一时代以极尽残忍而著称；继而是菲尔伯格（FirBolgs）时代，这一阶段邪恶力量肆意泛滥，压倒一切；再后爱尔兰迎来被善良神和英雄统治的丹努（Danann）时代，他们享有“《艾琳》（爱尔兰史诗）中记载的人类学习的祖先”的美誉；最后一个便是今天的爱尔兰人（Milesian）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受教皇派遣前往爱尔兰劝说爱尔兰人皈依基督教，其后被爱尔兰人尊为圣父）来到爱尔兰并开始布道的。
新世界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可能要从埃及和巴比伦开始追溯。在那些地方，为了适应不同宗教在不同地区发展的需要，许多神被创造出来，并且像人间百姓与国王那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在印度，有四个世袭阶级分别与一个“地纪”相匹配：即婆罗门（印度四大阶级中的最高等级），起源于白色时代；刹帝利（四大阶级中第二等级，传统上为武士贵族），兴起于红色时代；吠舍（四大阶级中第三等级，即平民），盛于黄色时代；首陀罗（四种阶级中之最低等级，为德拉威人及更早的人种），强大于黑色时代。在希腊，人所共知的一个时代便是因纪念特洛伊的英雄们而起。在爱尔兰，菲尔伯格、丹南和爱尔兰时代都是因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在那里发现的曾经存在的人种而命名。
印度传说中关于神话时代的版本之一与不死圣人玛肯得亚（Markandeya）有关，他的生命贯穿所有“地纪”，甚至在大洪水时期也因受到童神纳拉亚纳（Narayana）的庇护而毫发无损。在爱尔兰的神话中，所有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是出自图安·麦克卡莱尔（TuanMacCarell）之口——他是帕索伦人时代的惟一见证者，此后历经牡鹿、野猪、雄鹰及鲑鱼等多个不同化身，最后他的鲑鱼化身被卡莱尔王后所食，以借胎还魂的方式得以再生，从而终将这段神话保留下来。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冰岛的《布拉格达·马古斯传奇》（BragdaMágus）中，闻名于世的马古斯就也是这样的一位圣人，他是通过蜕皮来不断获得新生。在查理曼大帝的传奇中，对他也有所描述。
如果这些古代的先哲们，果真如记载所言，为“流浪的犹太人”似的圣人，早在远古时代就对只有在今天才可能获取的科学数据了若指掌，那么，他们用言语记录下的那些“史海沉钩”，实际上将远比其构想出的任何内容都更加神秘，撩人心魄。并且，这些描述对今人同样不乏如诗如画的强力吸引。岂若如斯，这些如僧侣般虔敬的圣人们也就不必言诗铭志以追忆它们了：
难道所有的符咒，
不只有在对那段冰冷世界的沉思中才漫天飞舞？
对于它的丝丝缕缕，
我们了解得深入纹理；
在任何一本史志的冗长目录中，
它都会赫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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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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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哲学冥想中，哪怕是再凶神恶煞的魔怪，也会在他们的笔下煜煜生辉，活灵活现，构筑成一段段逼真如画卷般的传奇。不过，与古埃及和巴比伦的那些合成鬼怪不同，在欧亚大陆盛行的龙，在尼罗河谷的飞天狂蟒，以及在大洋中盘踞的巨蛇，这些神话讲述的是在地球三叠纪与侏罗纪时期盛极一时的巨型爬虫动物，活跃于第三纪的大型哺乳动物，以及在更新世时代与人类为伴的所有动物，比如皮毛蓬生、肢体肥大的猛犸（古生代的巨象），生性凶猛、皮坚毛厚的犀牛，躯体庞大的岩洞熊以及长着巨大锋利牙齿的老虎。古代神话中对于任何魔怪的描述，其细致和精确程度都远不及现代科学家们对那些灭绝动物种群的描述。同样，无论是埃及人发明莎草纸（papyri，一称蒲草纸，一种记录在纸草上的文献）的神话，还是巴比伦人发明砖块的传说，都不及印度人的棕榈叶书卷对于地球的四个伟大的地质期故事的宏大叙述与神奇魅力更加具有说服力。
《图安·麦克卡莱尔传奇》（TuanMacCarelllegend）的作者在这本书的起笔处，就从更新世时代之初讲起，众所周知，那可是前后跨越至少62万年的历史长河。但尽管如此，与第三纪的四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和上新世）相比，它还是要短暂得多。
根据猜测，图安是在上新世之后或者更新世早期在欧洲从巫术般的睡眠中醒来的。当时，他两眼盯着由各种奇特的参天大树组成的郁郁葱葱的森林中的景观，惊讶不已。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野生动物在森林中往来穿梭，其中有些长得很似大象的样子，它们中身躯最为庞大的就属长着长牙的乳齿象了；成群的河马在水中懒洋洋地喷着鼻息，在岸边的阳光下徜徉休憩；还有那貌如海牛似的身躯笨重的恐兽，长着向下弯曲的獠牙还有伸出的短鼻子；在宽阔而碧绿的草原上，成群的小马在尽情奔腾；而可怕的长着锋牙利齿的老虎则蜷伏在丛林中，伺机捕获它的猎物。
图安，这个已在半梦半醒中昏睡了千百年的不死之人，像传说中的犹太人一样在大地上四处游走，他继续讲到，“当我下一次醒来，我发现欧洲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在它的中心平原上再也看不到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被冰封的裸露大地四处伸展，从德国北部一直到极地，所有的山谷与河流统统被结了冰的海洋所覆盖。惟有巍峨突兀的山峰从一望无际蜿蜒曲折的冰河中冲冠云霄，犹如从泛起白沫的大洋中凸起的孤岛一般。冰山肆意蔓延，漂过大西洋彼岸一直漫过西班牙海岸线。这便是第一次冰川期。”
“当我再次醒来，所有的冰雪正在消融，涓涓之流从业已融化的冰河中汩汩涌出。无数的河谷又开始洪水泛滥，河床附近植被繁茂，绿树成荫。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我看到森林从地中海沿岸不断向北扩展，波涛汹涌的大海开始渐渐退去，越退越远，陆地则重新从地面上升起，越扩越广，直到许多高耸的岛峰从广袤的平原中拔地而起，整个世界的大陆环环相连。在我再一次陷入昏昏睡眠之前，我有必要先细细描述一下此时欧洲大陆的样貌。地中海被分割成两个巨大的湖泊，而意大利就附着在从北非海岸突出的一个三角形平原上。直布罗陀海峡几近闭合，一个宽广的山谷将西班牙与摩洛哥紧紧相连。当热那亚海湾[意]渐渐消失，科西嘉岛[法]与撒丁岛[意]又形成一个隆起的岬角，而巴里亚瑞群岛（theBalearicIsles[西]）则是坐落在西班牙西部大陆指端的群山。曾经波澜壮阔的波罗的海已然变为一片皱缩的内陆湖泊，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则彻底地消失。此时的英格兰群岛还都与欧洲大陆相连，其上的大块平原向西无限伸延，直抵大陆的尽头，而爱尔兰西海岸与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也一直朝西北方向伸展，越过设得兰群岛（ShetlandIsles，英国苏格兰东北部一郡），直抵挪威海岸。这样，在拉斯角（CapeWrath，一译愤怒角，英国西北角的一个海岬）的西北，形成了一座狭长的颈口处仅为100英里宽的“陆桥”，它将苏格兰岛与冰岛连接在一起，然后再次变窄，向北延伸，一直与格陵兰岛海岸接壤。在原来北海的位置上，易北河（Elbe，流经中欧）与莱茵河（Rhine，源出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贯穿西欧多国）几近干涸，并形成宽阔的河谷，它们向东150英里与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英国苏格兰原郡名）的河岸相连，自此莱茵河可以源源不断地引入苏格兰中部福斯湾（Forth）与泰河(Tay)的河水。汹涌的湍流穿越众多山谷，那里亦曾是水势漫溢的摩瑞湾(MorayFirth)，滚滚流水一直向东而去，流经奥克尼郡（Orkney）与设得兰群岛，出易北河口西向20英里注入大海。塞纳河（Seine，法国）横穿英吉利海峡，与塞文河（Severn，为英国最长河流，全长338公里）相连，然后继续向西，在距大陆尽头100英里处，又与一条将爱尔兰与苏格兰隔离开的狭长河流相连，最后转向南行，抵达韦克斯福德(Wexford)的坎索尔角（CarnsorePoint）。”
“在欧非陆桥间出没着许多大型动物，这是我在更新世时代的第一段时期所发现的。由于气候温暖，甚至连原本一向在南方定居的犀牛也向北迁移，而凶猛的老虎也开始在英格兰平原的高地上四处游荡，此外，在那里我还看到各种个头巨大的动物，如树懒（产于南美洲的一种哺乳动物，行动迟缓）、河马、乳齿象、三趾马、海龟、扁角鹿(fallowdeer，也称黄占鹿，欧洲产的一种小鹿，公鹿双角扁平，故此得名)，以及长着骨质甲衣的壮如公牛的雕齿兽[7]（glyptodon，俗名大犰狳，更新世—全新世时代分布于南美洲的无齿目雕齿兽科动物），还有数不清的巨蟒和各种动作敏捷的猿猴。”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人类的踪迹，但是最后只是在内卡河（theRiverNeckar）畔的摩尔（Mauer）发现了最原始的野人，那里地势宽阔低洼，靠近现在的海德堡（Heidelberg）所处的位置。这些野人靠猎捕野马和麋鹿为生，他们的猎物甚至包括那些可怕的犀牛和穴居岩洞的狮子。他们把家安在高树上的枝杈间。他们的长相丑陋到骇人的地步：他们长着低低的明显后倾的额头，趴伏的鼻子，向前隆起的嘴巴，几乎没有下颌。[8]除了在第一段间冰期时代，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野人。”
“当我再次从世纪沉睡中醒来，我发现欧洲又变样了。地中海已将原来的意大利路桥一分为二，流经达达尼尔海峡汇入黑海；其间形成一道蓝色海峡将直布罗陀与摩洛哥隔开。不列颠群岛已完全从大陆孤立出来了，咆哮的潮水不断冲击着英吉利海峡，而在辽阔的北海海域，此时则正经受着另一场暴风雨浩劫，海面上到处都被星罗棋布的冰山覆盖着。并且，在随后的每一个冬天，冰冷的大洋都会继续向欧洲内陆不断扩张，将森林中的高大树干埋入深沙，将富饶的河谷彻底吞噬，只留下怪石嶙峋的戈壁滩，而昔日的这里可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致：遍地绽放着绚烂的野花，成群的鸟儿四处欢歌筑巢。最后，不断向前的滔天巨浪将这座陆岛的周围冲刷出一圈比原来足足高出40英尺的海岸线。但是迟早，这块大陆会重新浮出水面，肆虐的海水也将再次退去，所有的一切恢复如初。”
“后来，苏格兰境内诸多高山的雪线越降越低，冰川期再一次到来了。再后来，整个北海海面到处都覆盖着大面积的冰块，波罗的海即使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也始终处于冰封状态。最后，这些冰山在漂移到多格海滩（DoggerBank，为北海中一个孤立的沙洲，距英格兰东北海岸大约60英里，约在公元前6100年被一场大洪水冲入海底）后搁浅，在随后的初夏到来时，它们沿着英吉利海峡顺流而下，并在英格兰浓浓的雾霭笼罩下，汇入比斯开湾（theBayofBiscay，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之间），散布在菲尼斯特雷角（CapeFinisterre）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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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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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度陷入睡梦之时，这片苍茫的冰雪大地进一步扩大，它们淹没了荷兰、比利时，漫及到易北河流域，几乎推进到波希米亚（Bohemia，以前为一中欧国家，现为捷克一部分）平原，那里属副极地气候，也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北部地区比较常见的苔原气候。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到处都是一片冰天雪地，英格兰当然也不能幸免，在东抵埃塞克斯（Essex）、西至格罗斯特（Gloucester）以北的广袤大地上，除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地带和约克郡东区（EastRidingofYorkshire）由于冰山碰撞留下残存的几块空地，其余地方全都覆盖着皑皑冰雪。这便是第二纪冰川期。当时，全球的冰山运动已达到一个极致，我继续我的行走，向南穿越法兰西，然后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地，接下来我终于再次发现鲜活的生命，成群的麝香鹿、驯鹿、行动迟缓的长毛犀、长着长长的向后弯曲獠牙的肥大的猛犸，以及蓬头垢面的红色精灵。”
“为躲避暴戾的天气，我在一个荒山边的山洞里找到一处栖息之所，继续沉睡。当我再次醒来，踱步走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洼地的丛林中。这是一个阳光明媚花香四溢的清晨，尽管看来似乎已近盛夏时节，但晚春的馥郁之气还尚未散尽。此时正值第二纪间冰期的初期，涓涓细流重新汇成滔滔江河，水势越涨越大，河流越拓越宽，日复一日，随着气候逐渐转暖，厚厚的冰川开始大面积融化，干实的陆地终又重见天日。春华秋实，每一个夏季过后，后冰河时代留下的湖泊便会日益缩减，直至最后彻底消失，而剩下的河床则变成滋养鲜花绿草的温床。我又向北而行，发现不列颠群岛再次成为大陆的一部分。非洲河马在泰晤士河中嬉戏打鼾，成群的犀牛沿着英吉利海峡两侧的平原笨重地行走。而在北海流域附近的森林中，开始出现人类的踪迹。在距巴黎旧址以东八英里的塞纳河畔的谢勒（Chelles），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这些谢勒人比起我此前提到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栖息在树上的摩尔人要高大了许多。从他们黝黑的肤色判断，其祖先应该是起源于南方，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澳大利亚野人的某些部落。他们赤身裸体，毫无遮拦。男人们扛着被削成尖头的长木杆，用它们来叉鱼或者猎捕个头稍小的野马。我看到他们正钻燧取火，打磨斧具[9]——这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用途，比如可以用来砍伐树木的枝杈，将捕获的猎物剔皮切碎，以及打造武器等等。此外，他们还学会用一些粗糙的弯曲的重物制成刮刀和匕首。”
“在英格兰、中欧乃至西欧，我都能看见这些人四处捕猎的身影。他们跨越意大利陆桥，绕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巴勒斯坦周边，一直来到非洲，他们在波斯和印度也为数甚众。在我再次陷入昏睡之前，我游遍了整个世界，看到有成千上万的追逐猎物的民族遍布从亚洲到加拿大的北部大陆的各地，而且人类的足迹向南一直延伸到南美洲的西海岸。自此我又重新陷入长久的沉睡。”
“转眼间，这一觉又睡了几千年。当我再度醒来，发现眼前的欧洲又变了模样。汹涌的海水冲击着不列颠群岛周围的海滨，原来从意大利通往非洲的陆桥已所剩无几，岌岌可危。克里特不再是大陆的一部分，从水势澹澹的河谷中有一片崇山峻岭突兀而起，将希腊与小亚细亚连在一起——这便是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此时，这个星球上的温度又降低了。夏天越来越短，冬季越过越长，而且严寒的天气还在不断加剧。在温暖的季节里，那些南方的动物们会在法兰西境内四处游荡，而当雪花儿开始飘落之时，成群的猛犸、长毛犀以及驯鹿则会由北向南迁徙，寻找食物。这时候，我又看到一支新的人种从亚洲迁来。在有些地方，他们会与谢勒人杂居一起融洽相处；在其他地方，他们则可能为争夺一片狩猎场而与谢勒人大打出手。此时的不列颠，同样也散落着许多部落，他们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而当时这块大陆的形势已不容乐观，海水在不断上涨，地面则越降越低。在索赛克斯（Sussex）也有一些亚洲人，在阿克菲尔德（Uckfield）附近的皮尔丹（Piltdown）的乌斯（Ouse）河畔，我看见有些亚裔人在那里安营扎寨。[10]冬天时，他们便会钻进山洞以躲避严寒。”
“全球气候的变化导致生存的竞争日趋加剧，这也使得人类的智慧被不断激发。在圣阿舍尔(St.Acheul，位于法国北部)、在亚眠（Amiens，位于法国境内）、在索姆河（Somme）流域，我都发现燧火技巧提高以及发明各种新式工具的痕迹，这表明人类为适应改变了的自然环境而做出的必要的应对措施。不仅如此，阿舍利人（Acheulian）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那些仍然留在西欧和中欧的部落，也在严寒气候的迫使下，发现用兽皮制成衣服穿在身上是保暖的必需。但是大部分民族还是选择迁移到气候温暖的地区生活，所以这些人仍旧保留着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我在第二纪间冰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再次开始沉睡，这一觉比以往任何一次睡得都更香、更长。”
“当我睁眼醒来，已是第三纪冰川期的中期，我继续在欧洲的山谷河畔间漫游。但显然这一次冰川覆盖的范围要比第二纪冰川期时小了一些。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分之二以及爱尔兰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冰层覆盖着，甚至须德海（ZuyderZee，荷兰西北部海湾）在夏天也不结冰了。但是，当时的柏林还处在冰河区域的范畴内，华沙（Warsaw，波兰首都）亦是如此。阿尔卑斯山（Alpine）的雪线已经下降到3000英尺的高度。尽管当时的欧洲看起来还很象今天的格陵兰岛及西伯利亚北部的一些地方，但我却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类部落散居在欧洲大陆的各地。他们普遍身材矮小，但肌肉结实，活泼好动。他们脑型狭长但块头不小，面部也是如此，尽管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智力，但那满脸皱褶的样子，看起来实在有失瞻观；他们都长着浓眉大眼，黑珍珠般的眼球在高挺的眉骨下有些黯然失色，此外，同前面提到的摩尔人几乎一样，他们也长着宽阔而扁平的鼻子，向前凸起的嘴巴，以及毫无下巴可言的颌骨。[11]他们将家安在洞穴中，他们会点起篝火，然后围坐在那里工作，比如捣碎燧石和缝制兽皮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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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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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要讲述的是，当我在法国西南多敦河（Dordogne）流域的莫斯特（LeMoustier）想要寻找一处栖身之地时，所看到当地一个部落的场景。当时，维泽尔河（Vézère）的流域要比现在高出许多。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夏日，我钻进一个山洞，发现一个用石块搭建起来的火炉，上面烤着好多鹿腿,在这旁边，有几个家伙正蹲在那里忙着撞击火石。如果将其与谢勒人和阿舍利人相比，很明显，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工具，并且在利用材料方面展示出更大的技巧性，比如，他们能够把石片打磨得更薄，使用更加小巧轻便的器物，而且任何一种新创造出来的工具都会经过十分细致的雕琢打磨，直到它变成一件看起来令人相当满意的工艺品。这些人能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乐趣，并且相互之间比较各自的劳动成果以博得同伴的夸奖。裁缝们用锋利的手斧剥下死去动物身上的干皮，然后两腿交叉地蹲伏在地上，将一块块碎皮缝合成一件件比较美观的服装。同时，他们还使用燧火用的打火锥在衣服上穿个窟窿，用来插同样由干兽皮制成的腰带。傍晚时候，一队猎手满载着一天的战利品凯旋而归——他们拖着一个兽皮制成的雪橇，上面放着一头麝香鹿的尸体；当他们围坐一团举行盛大的晚宴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大谈起同山洞里的狗熊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从洞中强悍的狮子以及可怕的长毛犀那里虎口余生的幸运，拼命杀死一头巨象的惊心动魄，以及最后又是如何看护好他们的猎物免受四处游荡的鬣狗、狼獾、北极狐们的劫掠的经过。此时，女人们则忙着在山洞口将麝香鹿的尸体切割成块，用燧石刮刀将其皮表清理干净。然后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部落的首领宣布第二天他们将会继续向东以猎取更多的麋鹿。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是在夏天时候迁移到北方，而在寒冷的季节即将到来之时，再次迁徙回南方的山洞中。而在此期间，他们时常不得不与觊觎他们暖巢的其他部落展开捍卫家园的战斗。”
“随后我便继续进入我的酣梦，渡过这个漫长的冬天。当我再次醒来，我发现第三纪间冰期已经拉开了帷幕。冰川开始融化，大规模的洪水再度在山谷河畔泛滥，大陆冰层从苏格兰低地再次消退。中欧的夏季格外爽朗怡人，但是并不像阿布维利时代那样温暖，也没有频繁肆虐的沙暴天气。森林中重新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我看到不断有越来越多的南方动物向北迁徙，加入其中。即使在冬天，也会有猛犸和长毛犀从南方的普鲁士（Prussia）赶来。莫斯特人能够从巍峨的崇山峻岭间捕获到他们的猎物，他们在深山中找到适合的洞穴栖居，以防夜里野兽们的侵袭。当冬天来临，暴戾的风雪将那些他们最为忌惮的成群的凶猛巨兽赶向南方的时候，他们也随之回到地势平坦的山谷河畔。”
“我看到新的人类种群。在多敦河流域，又出现了一支部落，他们肢体纤细，身材高挑，英勇善战，凌驾百兽之上。他们中有些高达6英尺6英寸。但是，他们不仅在身材上与业已消失的莫斯特人（很少超过5英尺3英寸）对比鲜明，而且他们的头颅更大更长，面部更为宽阔丰满，额头高翘，褐色的眼睛深陷眉下，突起的颧骨，曲线分明的嘴唇，以及轮廓有致的颌骨。他们比以往我看到的任何人都更加接近现代的欧洲人。他们的面部由于风吹日晒而变成棕褐色，看起来警觉而机敏，尽管纹路粗糙，但每当他们绽放开心笑容露出洁白牙齿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柔和。我发现在这群人中，年轻人总是对年长者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许多人聚拢在一个洞口处，聆听某位白发老者的教诲。一位曾经作为开拓者与部族领袖率领众人出生入死、见多识广的老者，就居住在克罗马尼翁的一个洞中，他常常都要被请出解决困扰众人的纷争，为部落的重大事件出谋划策；同时，他还精通疗伤医病之术，为部落中的伤员患者袪除病痛。此外，这些人也比他们的先辈——莫斯特人更加敬重部族中的死者。我曾经在奥里尼雅克（Aurignac）目睹过他们将一位牺牲的勇士的尸体安放于部落的家族墓穴中的场面。死者身穿专门为他缝制的兽皮衣服，头上戴着一串海贝头饰，项上挂着一圈串在一起的驯鹿牙齿，还有一具象征着智慧的鲑鱼的骨架被放在他的胸口，他的全身被喷洒上一种神秘的颜料。然后，熊熊的篝火被点燃，所有的武士围绕着坟墓缓步而舞，与此同时，一位长者年颂着死者生前的丰功伟绩。女人们则跪于一旁，齐声为他悲歌哀泣。在尸身旁边，摆放着勇士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连同人们为他烹制的食物和提神之水；最后，人们用一块巨大的石灰石板将这座墓室封闭。这说明，这些克罗马尼翁的奥里尼雅克人已经是对同胞具有怜爱之心的人类。”
“这一时期，我又看到来自亚洲的一些其他部族进入到法国南部地区。在靠近蒙通（Mentone）的格里马尔迪我居住的一处山洞附近，生活着一个黑皮肤的族群，他们长着阔鼻和突出的嘴。他们有一点像现代南非的布须曼人，也是一样的矮小身材，但是他们的头脑和面部则要大得多，也更加聪明。成年女性已经发育得相当丰满；她们那脂肪臀的形体确实相当的怪异，但在当地却很受青睐。”[12]
“这些奥里尼雅克人崇拜大母神，在他们中有一些能工巧匠用象牙和骨头、石灰石和滑石雕刻出代表他们信奉女神的塑像。不过有时她们是柳腰长发的克罗马尼翁女子，有时她们又是长着一头羊毛般的卷发的格里马尔迪姑娘。在那些被高大的狩猎民族征服为奴隶的长相酷似布须曼人的地区，有时会挑选一位长着脂肪臀的女子在宗教仪式上作为大母神的象征。”
“奥里尼雅克的艺术家们习惯于用各种野生动物的图案来修饰他们的山洞，他们通常先用带尖儿的燧石在岩壁上勾勒出图画的轮廓，然后再用红色的赭石或者装在骨制颜料管的其他颜料给图画涂上颜色。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的深洞中，我看到一个规模很大的画廊，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将各自作品齐聚那里。一部分拱形屋顶上满是各种逼真的可食用动物的画像，其中包括野马、驯鹿和野猪，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艺术作品同样价值不菲。在一些始终有人居住的山洞中，经常会留下人类双手的印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保佑人类平安而不受魔鬼的攻击。猎手们在夏季狩猎时，一般会在狩猎区的岩洞墙壁上刻下一些符号作为对他们经历的记录，以便提示附近的人如何在那里更容易求得生存。此外，他们还描绘出那些必需受到敬畏的魔鬼的样貌。奥里尼雅克时代的猎手是我看到的最早使用弓箭的民族。为了准备箭支，他们学会了利用由穿孔骨头制成的弓箭矫直器。[13]同时，他们的燧石工具及其使用的技巧性也已远远超越了莫斯特时代的人类。”
“至于这一次我到底睡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当我再次醒来，我发现地球的温度已经骤降。克罗马尼翁人仍旧居住在法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14]但是我也发现又有新的人种出现。在法国中部的索恩河-卢瓦尔河（Saone-et-Loire）畔的梭鲁特（Solutre）出现的高矮不等的人种类型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已经出现种族融合的证据，我发现那里的工匠已经具有相当高超的技术，他们能够将标枪的矛头打造成桂叶或柳叶的形状，并且能够将其用通过骨器的打压锤炼为更为精细的薄片。他们也会用穿孔的骨针缝制穿着舒适的兽皮衣服。[15]此时的冬天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冷，索鲁特时期的人类正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抗争中取得了迅速进步。猎人们喜欢捕杀野马，但也绝不放过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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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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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便是第四纪冰川期，全球气温普降，当我再次醒来，环陆而行，发现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从维泽尔河右岸的玛特兰纳（LaMadelaine）醒来，当时这条河的海拔高度要比今天高。在这个地区，生活着类似于克罗马尼翁人的高个子民族，但人数更多的则是马格德林时期的一支入侵民族，他们身材矮胖，很像今天的爱斯基摩人（Esquimaux）。他们为混血民族，但绝非怪异人种。这种身材矮小的民族与莫斯特人相比，面部更加清秀，智商也更高；他们的前额很大，下颌突出，他们穿着紧身得体的兽皮衣服以抵御副极地地区的寒冷气候。同奥里尼雅克期的山洞民族一样，他们也堪称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史上的格里马尔迪人曾向南迁徙，其典型的大母神的象牙雕刻为细腰女子的形象。这些艺术家们仍延续古人的习惯，继续用动物图案来装饰山洞，此外，他们也在日常工具、武器甚至岩石或石板上刻下他们的作品。野牛和野马是他们经常描绘的对象，但最为他们热衷的是在那个寒冷的时代出没于欧洲北部的各种动物。此时，由于人类捕捉技术的提高，猛犸的数量正变得愈来愈少，艺术家们便在象牙护符上刻下它们那臃肿庞大的躯体。当然，他们对于游荡在雪域旷野的成群结队的驯鹿的研究也兴致颇高，画面上的驯鹿千姿百态，有的蜷伏在湖边河畔，有的在野狗或猎人的箭下夺命奔逃。此外，马格德林期的艺术家们的画作还包括咆哮的岩洞熊，长着双角和突出鼻子的长毛犀，羚羊以及奔跑能力极强的狼。在鸟类中，他们比较熟悉的有鹅和天鹅，同时，他们也是经验丰富的渔民，他们能够雕刻出各种特点鲜明的水生动物，如优雅的鲑鱼和目光敏锐的海豹。许多猎手都能用他们手中的匕首熟练地雕刻出他们经常追踪和捕杀的动物的形象。”
“在这一时期，燧石的使用已经有所减少，因为用象牙、骨头以及鹿角制成的带尖儿的长矛和弓箭逐渐得到普及。随着又一项伟大发明的诞生，猎人们又多添了一件新式武器——鱼叉，即一种由鹿角制成的投掷武器，它可以飞行出更远的距离，并准确命中目标。猎人们在鱼叉上系上一根长绳，用它来捕捉鲑鱼和海豹。这项发明意味着人类的食物种类大幅增加，这也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改善，特别是在部落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当第四纪冰川期行将结束之时，整个世界再度发生巨变，所有的一切都朝向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发展。随着冰川面积的节节减退，马格德林期的狩猎民族不断向北迁移，因为驯鹿放弃了那些不能给它们提供足够的地衣食物的地区。”
在爱尔兰历史上的盖尔人的传说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图安结束他的述说时，“所有听者无不动容，他们连声称谢……整整一周他们都在与他倾心交谈。”但是他那现代式的叙述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解决很多问题。它只能蜻蜓点水式的触及一些争论问题的边缘，对漫长的历史做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描述，并且很可能还是不确定的。但是，这卷史册主要向我们揭示了早期人类的智力活动，因此它也不必对欧洲的地质时期和早期人类种族等诸多争议点一一给出答复；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对现代考古研究可能得出的结论做出了一个简要概括，而广大读者对于这其中的每一特定阶段都会非常熟悉，因为它们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的确意义深远。
在图安对欧洲早期人类的描述中，他一共提到六个发展阶段，或称文明程度，它们在前面都已被谈到，分别是：
1.阿布维利文化，处于第二纪间冰期
2.阿舍利文化，处于阿布维利文化的后期阶段
3.莫斯特文化，处于第三纪冰川期及以后
4.奥里尼雅克文化，处于第三纪间冰期及以后
5.梭鲁特文化，处于第三纪间冰期后期及以后
6.马格德林文化，处于第四纪冰川期
有些考古学者将阿布维利文化以前又分为两个阶段，即梅斯韦尼阶段（Mesvinian，为第一阶段）和斯特雷皮阶段（Strepyan，为第二阶段），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此二者皆为阿布维利文化前的早期阶段。此外，还有一个叫作马弗里（Mafflian）的更早阶段的文化，被与盖雷山人（GalleyHill，位于英格兰东南端的肯特郡）化石联系到一起，这已被归为阿布维利文化的斯特雷皮时期。其中，各个不同阶段又被细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阶段。
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家又创建一个代表前旧石器时代的名词——原始石器时代（Eolithic）。这样，他们就不仅将地球第三纪（Tertiary）中的上新世（Pliocene，更新世之前），而且再往前贯穿整个中新世（Miocene）、渐新世（Oligocene）直至始新世（Eocene），期间出现过的所有“人类”全都一并纳入到这一概念体系中。第三纪的文明阶段被称作鲁特里时期（Reutelian），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始新世时代，杜（Duan）
2.渐新世时代，法格尼（Fagnian）
3.中新世时代，坎塔里（Cantalian）
4.上新世时代，肯蒂（Kentian）
5.更新世早期，泰晤士盆地
此后便是阿布维利文化早期的梅斯韦尼和斯特雷皮阶段。
詹姆斯·盖基（JamesGeikie）教授坦言他对有关地球第三纪各个阶段可能存在人类的构想持怀疑态度。对此，他这样说道，“我们必须从始新世时代开始向前追溯，在数百万年以前，整个哺乳动物种群还处在调整和变化过程中，持续不断地进化最终导致大量物种都发生或多或少的彻底性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其他物种则永久性灭绝了。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原始石器时代的观点，并将此作为始新世和渐新世时代存在人类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就必须承认——仅仅是在此问题上——生物进化很可能在其漫长的持续时期内出现过一定的中断和停顿。因为它首先要向人们解释清楚，所谓的原始石器时代，即古老的第三纪所构成的几个阶段，是怎样用分别代表中新世、上新世乃至更新世的地质运动沉积物截然区分开来的。在我看来，要做到这点，是根本不可能的。”[16]
由于人为或者自然的原因，这些“原始石器”基本都已经被破坏殆尽，最多也只是一些薄薄的碎石片——这在挤压或者水蚀作用影响下的地层运动中十分常见。所以这个问题将很难得以解决。达克沃斯（Duckworth）教授对此这样讲道，“客观的说，我们将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期待着未来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证据的到来，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出现。”[17]另外，索勒斯（Sollas）教授甚至坚信，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能够证明在更新世之前有人类存在的确凿的地层证据。[18]
此外，学界对于更新世时代的大致存续时间的推断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盖基比较认同彭克（Penck）的观点，给出的时间是至少62万年；鲁托特（Rutot）为其界定的时间则是13万年，这大幅缩减了“原始石器”的历史；而斯特奇（Sturge）则认定它持续了70万年。但大部分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彭克的论断时间，并将以阿布维利文化为起点标志的旧石器时代的持续时间设定为最少40万年，而在欧洲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最先出现的新石器文化，则大致是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开始的。
在下一章中，读者们将在作者的引领下，从旧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宗教信仰和神异崇拜的印痕中，置身对人类历史长河的无尽遐思。同时，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证据再次表明，提出“克里特和希腊前的欧洲”这一课题，对于研究神秘的史前文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正如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巴比伦和埃及的神话传说孜孜不倦的研究一样，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尚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甚少，但其历史重要性丝毫不容忽视的古代文明，而我们正是怀揣这些困惑和疑问，跋涉在神秘之旅上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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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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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埃及史》，布雷斯特德著，第357页。
[2]《阿姆洛蒂传奇》（AmlodiSaga），约克·鲍威尔译。
[3]Bergelm与Thrudgelm皆为巨人种族，Ymer为原始世界的巨人。《老艾达》，O.布雷著，第471、49页；《日耳曼民族的神话与传说》，第1页。
[4]《造物的七种黏土片剂》（TheSevenTabletsofCreation），L.W.金，第129页。
[5]《北方古代史》，马莱著，第451页。
[6]《老艾达》，O.布雷著，第291、295页。
[7]与犰狳类似。
[8]最早的欧洲人的颌骨发现于一个距地表78英尺深的摩尔人的沙地中。索勒斯认为这种最原始的德国人不属于现存人类中的任何一种。其颌骨具有类人猿特征。
[9]T即法国考古学界所说的“手斧”（coup-de-poing）；又称布歇尔斯（bouchers），由半个多世纪前的M.布歇尔·佩特兹命名，以纪念他对人类原始器物及在远古时代灭绝的野生动物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0]为1913年在英国皮尔丹发现的一具女性颅骨，骨架较为宽大。
[11]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是史上最成功的人种之一，他们曾经凭借着惊人的环境适应力,克服冰河时代严寒的极地气候,主宰欧洲长达25万年之久。
[12]现已发现的两具格里马尔迪人颅骨带有鲜明的黑人特征：颌骨明显突出。
[13]这一工具也被称作“sceptre”（节杖）；很可能是一种“弓箭矫直器”。
[14]仍旧在那些地方，又收获到新的考古发现，这验证了许多人种学专家此前的论证。
[15]穿孔的骨针是这个时期的一项发明。
[16]《欧洲民族古代史》，第５页，1914年。
[17]《史前人类》，第106-21页，1912年出版。
[18]《古代狩猎者》，第67,69页，19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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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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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的智能生命——人类源自今天野人的证据——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脑的发展——布须曼与克罗马尼翁文化——奥里尼雅克期纪年表——原始艺术的启示——巴比伦、马耳他及埃及古代山洞民族中共同的脂肪臀雕像——原始的大母神——山洞岩画中跳着丰收舞的蜂腰女性——山洞中的手印——断指——印度魔眼符——脚印之谜——图腾中的动物——澳大利亚马格德林艺术的证据——巫术武器——旧石器时代丧俗仪式——巫术饰物——巫术与宗教——古代兽头神的历史——裸体女神的起源——奥里雅尼克之说。
在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智能生命时，人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从那些无下颌的颌骨和眉骨显著突出的颅骨化石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证据，即使是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两个重要阶段的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那一时代的器物也至多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古人类的基本生活习惯和手工技术的大致发展程度。直至我们将研究推进到第三纪冰川期的莫斯特文化阶段，才发现那些以猎取驯鹿和猛犸为生的山洞民族开始有了为死去的同伴举行葬礼的习惯。至此，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对于困扰人类始终的生与死的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初步形成了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信仰。但是仅仅凭借这些证据，就草率得出一个对人类自身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在对旧石器时代遗留的诸多信仰和习俗进行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表明，那种认为第二纪间冰期中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时代的人类因为处在智力发展的低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诸如“思考未来”之类的高等思维能力的假说成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我们追溯澳大利亚野人的历史时就会发现，他们沿袭已久的葬俗传统和许多古老的神话正是深度思维的产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任何根据断言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野人部落是缺乏智力的生命体。
因此，阿布维利人的文明程度很可能比其他一些原始民族更为高级。这一观点能够从他们明显的进化趋势中得到有力的支持。我们从阿布维利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够发现其向更为高等的阿舍利文化发展的清晰线路，而随着大量精美的史前器物的不断出土，则向我们更加清楚地表明，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莫斯特文化的高级阶段时，已经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高度。通过对遗留下来的莫斯特文明时期的人类颅骨进行研究，专家们发现，尽管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的面部看起来还比较突兀不平，满是皱褶，但其大脑已相当发达。当然，总体说来，当时人类的颅脑容量，特别是就个体而言，这还不足以被当作人类已经具有高等智力的证据。尽管如此，但迄今为止，这些考古发现仍是远古人类中颅脑容量最大的记录，这对于人类本身已经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进步。因此，正如许多发明家曾经做过的一样，在西欧地区发现的早期居民的文明程度超过了思想家们以往比较过的所有古人类文明。奥里尼雅克期的格里马尔迪头骨可能还带有布须曼人的特征，但就其智力发展程度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时运不济的非洲游牧民族——他们很早就进入欧洲大陆并与白人种族进行联系，但是他们的手却没有得到进一步进化，所以始终没能超越奥里尼雅克和马格德林时期的文明水平。事实上，布须曼人在由其文明的发源地脱离出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甚至很可能，在这段期间内，他们还发生了退化。
很有可能，生活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克罗马尼翁人是一支起源不明的古老民族，在他们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接触过的其他同时代民族的影响痕迹。与以往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他们的脑颅容量是最大的。事实上，按照人类学家的观点，克罗马尼翁妇女的颅脑容量甚至要超过近代欧洲男性的平均水平。
奥里尼雅克文化存在的年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0年，其他为公元前30，000年。他们不仅为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出大量脑力活动的证据，而且还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思维和情感方面的迹象。正如更新世时代的神话——图安·麦克卡莱尔（TuanMacCarell）在其故事中所讲，生活在第三纪间冰期晚期的克罗马尼翁的山洞民族都掌握了十分熟练的制图和象牙雕刻的手艺。所以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艺术史。很显然，他们已经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艺术方面；这使得他们在发明新工具以及继承和发展莫斯特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辉煌。此外，如一幅岩画所示，他们还掌握了驯养家畜的技术，妇女们扮起了放牧人的角色。最后，他们逐渐由狩猎民族发展为游牧民族，步入到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
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活动始于比较粗糙的“孩子似的”涂鸦，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期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顶峰，即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绘画与雕刻风格，这尤其表现在一些装饰图案中，这与后来更为复杂的文明产物相比，其价值不容忽视。当人们首次发现他们的山洞岩画，无不惊叹于这支旧石器时代的民族竟然具有如此深刻的艺术鉴赏力，掌握如此高超的技术工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