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每年的产量1930—1931年为740辆，到1938年达到2，271辆。
我们对坦克发展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炮兵的忽视。有些军事领导人甚至想把加农炮改为通用或半通用的火炮。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这种错误倾向，规定了加农炮和榴弹炮的正确比例。从1937年末，某些大型机器制造工厂转为生产新式火炮，而且现有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很大提高。1930—1931年每年生产2，000门火炮，而1938年则在12，500门以上。1937年制成了152毫米榴弹加农炮，改进了122毫米加农炮，1938年出现了122毫米榴弹炮。
所有这些都是优良的武器。比如，1937式45毫米反坦克炮，它可以穿透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装备的各种类型坦克的装甲。
1939年初，军队中火炮的数量从1934年的17，000门增长至近56，000门。当然，军队装备中还长时间地保留了某种过时的火炮，军队中火炮装备的一系列问题当时还无法解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步兵部队装备了50毫米迫击炮。一位很有才能的设计师E．H．沙维林在战争发生前很久就已制成了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但直到很晚我们才能把这种武器装备给部队。
我们的空军也进行了技术改装。我们的航空工业已能大量生产各种类型的国产飞机。空军飞行员获得了斯勃式双引擎快速轰炸机、特勃—3式重轰炸机、远程轰炸机、速度快机动能力高的伊—15和伊—16歼击机。
大家都还记得М·格罗莫夫、В·奇卡洛夫、В·科基纳基惊人的飞行，而他们完成这些飞行时所驾驶的都是国产飞机。1937年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距离、高度和速度方面创造了近30项世界纪录。看来当时我国航空业的技术水平不低于外国。但很遗憾，我国当时的经济能力还不允许我们大量生产上述各种优良的飞机。
我国现代化的航空工厂在1938年生产了近5，500架飞机，而在1930年只能生产860架。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大大地提高了我们海军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1929至1937年建成了各种类型的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共500艘。1932年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建立了太平洋舰队，1933年建立了北方区舰队；并加强了里海、第聂伯河区舰队。建造了供海洋航行的大型舰只，大批生产К、Л、Щ、С型潜艇、鱼雷艇、驱逐舰、“基洛夫”号轻巡洋舰和“恰巴耶夫”号重巡洋舰，建立了若干个海岸炮兵连，加强了海军航空兵。1937年末，组成了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大型舰队的汁划。
随着陆军、海军技术兵器的改装，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必须由地区制和常备军制并存的局面过渡为单一的常备军制。新的技术兵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作战方法，对各军兵种的战斗使用和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提出了独特的复杂的任务。因此，短期集训是很不够的，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连贯的、系统的军事训练。我国的经济能力已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种过渡(保持一支常备军必须有大得多的开支)。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政府同意并批准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大大增加常备军师的数目和增强保留下来的地区师中的骨干力量的建议。执行这个建议必然大大增加红军的数量。1933年红军为88.5万人，到1937年末增加为150多万人。常备军师的数量增大9倍，到1939年军队经过补充改编最后完成了向常备军制的过渡。1938年末，边境各军区的步兵师几乎全部转为常备军制。
军队转为常备军制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地区制的军队不可能作到这一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已开始大量扩充常备军，日益用更多的资金准备新的战争。日本军事拨款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1934年为43％，1938年则为70％；意大利1934年为20％，1938年则为52％；德国1934年为21％，1938年为6l％，几乎增大两倍。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共和国。我们认为，已经开始的战争不完全是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的战争，而是反动的法西斯力量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世界大战。
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用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武器、粮食、药品——来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和人民。具有崇高理想和革命热情的志愿人员——飞行员、坦克手、炮兵、普通士兵和有名望的军事将领被派往西班牙。
当时我们国家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就全国来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几千名积极分子在工作中创造了劳动纪录。
部队里充满了浓厚的要求学习、希望掌握本行业务的气氛。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很好。这是党为了提高红军士兵群众的文化水平而进行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也是训练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进、部队干部成分更新的结果。
1937年红军已成为一支有文化的军队。部队里吸收了大量的有各种专长的青年人，如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司机，等等。每年花费两亿多卢布的资金，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军队图书馆藏书近2，500万册，军人个人订阅了大量期刊，军队中的“红军之家”、无线电中心、电影放映组、流动电影队、俱乐部等大量增加。军队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75所军事院校中学习的均为受过七年以上教育的青年人。共青团现在已成为空军的赞助者，把几千名优秀的青年送进空军，他们被培养成优秀的飞行员、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方法不断得到改善，训练计划中列入了有关在战斗中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理论科目和实际作业。对于培养迅速成长的新的军种、兵种的干部给予了特别注意，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曾作出专门决议。高等军事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已建成十三所军事学院，一所军事专科学校并在地方院校中设立五个军事系。
军队的阶级成分有了很大变化。旧的军事专家中只有那些经过考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保留了下来，而新的专业干部都来自工农，经过国内战争的锻炼，或者在军校中受过技术训练和政治教育。到1937年，军队的指挥人员中工农出身的占70％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一半以上。
总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苏联暂时还是单独一国建设新的社会，受到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外国间谍不惜人力和金钱企图扰乱我国人民的生活。但是，国家和军队一年比一年巩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十分明确，为大家所欢迎和支持。群众中表现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但是在1937年发生了一件反常的、完全不符合我们社会制度实质的、也不符合当时我国具体情况的事情，那就是进行了毫无道理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军内大逮捕。
一些著名的军事领袖被捕，这自然不能不影响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及其战斗力。
1937年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我担任了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3军军长的职务。
不久，骑兵第6军军长Е·И·戈里亚切夫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我被推荐担任第6军军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第6军的训练水平和部队总的状况比第3军强，最主要的是，顿河哥萨克第4师在第6军编成内。我指挥这个师有四年多，很自然我对这个师特别有感情。
继我之后任骑兵第3军军长的是有经验的老骑兵指挥员Я·Т·切列维琴科。
在骑兵第6军中我必须进行重大的战役研究工作。我们研究得最多的是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由3至4个骑兵师、2至3个坦克旅、1个摩托步兵师所编成的骑兵机械化集团军在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和空降部队的密切协同下，可以在方面军编成内完成极为重要的战役任务，促使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
显然，在未来战争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所以我们非常注意骑兵同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
在第3军和第6军的各种野外演习中，实际上骑兵部队都是同独立坦克第21旅(旅长М·И·波塔波夫)或独立坦克第3旅(旅长В·В·诺维科夫)配合行动的。这两位旅长过去都是我的同事，我们在“战斗情况”中彼此非常容易理解。
骑兵第6军在战斗准备方面比其他部队要好得多。在这个军内除顿河哥萨克第4师外，琼格尔库班—捷列克哥萨克第6师也不错，它在训练方面，特别是战术、骑术和射击训练方面都很出色。这应感谢该师过去的师长Л·Я·瓦伊涅尔，他为了提高该师的战备水平耗费了不少心血。就是这些战斗力强的师组成了骑兵第1集团军的核心。
驻在奥西波维奇城的骑兵第29师较差。该师的师长是К·В·巴甫洛夫斯基(旅级)，这个人从他的气质和性格来看都不适合于当骑兵，再则他各方面的修养也比其他指挥员差。
1937年秋季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了军区规模的大演习，德国总参谋部的将官和军官作为客人被邀请参观了此次演习。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也观看了演习。
军区来了一些新的干部，他们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指挥经验。他们还必须努力学习，才能成为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和合格的教育者。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起步兵军军长И·С·库佳科夫，我同他是多年的好友。我认识他有20多年了，始终钦佩他这样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和意志坚强的人。И·С·库佳科夫过去是沙皇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在他所在的团里，他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最初的几天被士兵推举为团长。被前线的士兵推选出来，这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种荣誉必须具备优秀的品质：处处事事成为同志们的表率，有清醒的头脑，有同情心，了解并热爱其他人，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需要。
在国内战争年代，И·С·库佳科夫指挥恰帕耶夫第25师的步兵旅。在В·И·恰巴耶夫去世后，И·С·库佳科夫被任命为师长。由于他在同白卫军的战斗中指挥出色，荣获了三枚红旗勋章、一枚花拉子模共和国红旗勋章，以及荣誉武器。1937年И·С·库佳科夫被提升为伏尔加军区副司令员。
在我担任第6军军长时，我下功夫研究战役战略问题，因为我知道，对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我很清楚，一个现代化军队的军长必须知道许多东西，必须顽强地钻研军事科学。
我阅读战史材料、军事学术经典著作和各种回忆录，我努力对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特点做出结论。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想定，这使我得益最大。
通过每一次这类演习，我都觉得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这不仅对我自己的成长，而且对培养所属的青年干部，都是完全必要的。当参加作业或演习的部队、司令部或军官感到有明显收获时，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认为，这就是对所付劳动的最大奖励。如果参加者通过作业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下级从上级那里学不到什么知识，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作业是对指挥员良心的直接责备，是说明他很不称职。我不想掩盖这样的事实，我们确有不少指挥员，他们的知识水平并不比自己的部属高。
当时，我对于军事，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都是循序渐进地、仔细地、按部就班地学，可是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很遗憾，我没有做到系统地学习。
这在当时，不仅我是如此，许多指挥员都如此。确实，党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红军指挥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在每一所高等院校中都设立了有丰富内容的马列主义课程，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努力很不够。我们中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幸运地进入托尔马切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
我懂得，作为一个军长我必须认真地学习党政问题，我有时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直至深夜。应当承认，阅读这些著作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但是顽强学习就能收效。后来我很高兴，在困难面前我没有退缩，可以说是勇往直前继续学习。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对我们武装力量的组织问题、我们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有较深的理解。
我自己学习，也要求部属经常学习列宁的策略，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领导、训练和教育部队，也不可能在需要时率领部队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1938年，И·П·别洛夫和А·М·佩列梅托夫应召赴莫斯科。М·П·科瓦廖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我在国内战争时就认识。他好象是由军区副司令员晋升为军区司令员的。他是个非常热诚的人，他对战略、战役问题颇有研究，但对战术的理论和实践有更高的造诣。
М·А·普尔卡耶夫(军级)被任命为参谋长，他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很突出。
1938年末，军区召开各兵团指挥员会议，总结过去的军事训练、讨论以后的军事训练任务。
在会上，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和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作了报告。М·П·科瓦廖夫的报告很受欢迎。他讲得有内容，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科瓦廖夫赶不上乌博列维奇。我们感到，他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才能成为象白俄罗斯军区这样一个大军区的当之无愧的司令员。
会议结束时，军区军事委员会作了一般指示。这同以前И·П·乌博列维奇任司令员时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召开各种会议时，都要参观新式技术兵器，实施试验示范性的陆空军演习、战役导演，等等。
1938年，我们骑兵第6军的军事训练基本上进行得很正常，年终我们军达到了很好的指标。
1938年底，我被推荐担任新的职务——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主管骑兵)。Ф·И·库兹涅佐夫(军级)那时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战争初期，我指挥过西北方面军。我是接替И·Р·阿帕纳先科任副司令员，后者被调到基辅军区任副司令员。
作为副司令员，在平时我的任务是领导军区骑兵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按作战计划规定与骑兵部队共同行动的独立坦克旅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我应指挥由4—5个骑兵师、3—4个独立坦克旅和其他加强部队组成的骑兵机械化集群。
我不愿意离开我所熟悉的军，但是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前景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我同意担任新的职务。А·И·叶廖缅科继我之后被任命为骑兵第6军军长。
向军的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告别后，我去到当时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在那里我受到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的热情欢迎。
在骑兵第3军和第6军工作期间我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对那些在工作中给我以帮助的人们、为了我国伟大的国防事业而辛勤劳动的人们，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第七章 不宣而战的哈勒哈河(旧译哈勒欣河。——译者注)之役
1939年5月末，我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正与几个助手在明斯克地域实施首长—司令部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的骑兵兵团和几个坦克兵团的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
演习已结束，6月1日我们在位于明斯克的骑兵第3军司令部进行讲评。突然，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师政委级)通知我，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令我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我乘上受命后通过此地的第一趟列车前往莫斯科。6月2日清晨，我走进К·Е·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在人民委员手下工作的Р·П·赫梅利尼茨基奉命接待了我，他告诉我，К·Е·伏罗希洛夫已在等我。他说：
“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进门后，我向人民委员报告我已奉命来到。К·Е·伏罗希洛夫向我问好后，对我说：
“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
我走近地图。
“在这一带，”人民委员指给我看，“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的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哈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人民委员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边去，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
“非常好，”人民委员说，“你乘坐的飞机16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和人民委员分手后，我去到总参谋部，会见了代副总参谋长И·В·斯莫罗基诺夫，我以前见过他。在他的桌子上也摊着一张与人民委员那里同样的图。斯莫罗基诺夫说，人民委员已经向我介绍了情况，他没有可补充的，因此我们只安排了一下今后的联系问题。
И·В·斯莫罗基诺夫说：“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
说完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我们的飞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在离开国境以前，在国内停留的最后一站是赤塔。军区军事委员会邀请我们去军区向我们介绍情况。在军区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区司令В·Ф·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Д·А·加帕诺维奇。他们告诉了我们最近的情况，新的情况就是日军飞机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追逐我们的汽车，从空中对它们进行扫射。
6月5日晨，我们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57特别军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长Н·В·费克连科、军政委М·С·尼基舍夫(团政委级)、参谋长А·М·库谢夫(旅级)及其他人。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А·М·库谢夫急忙说明，对情况还没有进行充分地研究。
从汇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我问Н·В·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
他回答说：“我们坐在这里，当然，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在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有敷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
“面对这种情况，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
很明显，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М·С·尼基舍夫以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我建议军长立即到前边去，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一下情况。但是，他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他让М·С·尼基舍夫同志和我同去。
一路上，政委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军里的情况、军的战斗力、司令部，以及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情况。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很称职，了解自己的部属，对他们的优缺点很清楚。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的观察，与我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的谈话，使我们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概念。另外，也发现了我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对日军缺之周密侦察。
各种情况说明，这不是边境冲突， 日军并未放弃其侵略我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疆土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会发生大规模的行动。
考虑了全面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57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在其他地域和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返回指挥所，与军领导商讨之后，我们发出呈送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简略地报告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第二天收到回答。人民委员完全同意我们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同一天收到人民委员的命令，解除Н·В·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的职务并任命我为该军军长。
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我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加强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我们炮兵的力量。我们认为，不加强这些力量，无法取得胜利。
又过了一天，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同意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增派了空军力量，还派来了二十一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已很熟悉的著名飞行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同时送来了新型飞机——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
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我们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教育工作，他们把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青年飞行员。不久这一工作即收到了显著效果。
6月22日，我们95架歼击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王上空与日军120架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有不少苏联英雄参加了此次空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飞行员一顿。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袭击，也再次遭到痛击。失败后，日军指挥部极度混乱地将日机撤出战斗。
6月26日，近60架日机出现在“蒙古鱼”地域贝尔湖上空，与我方歼击机进行了激烈、残酷的空战。从各种迹象看，日军参加此次空战的已是较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仍然未能取胜。后来证实，日军指挥部把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空军力量调来参战。
从6月22日至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64架飞机。
直至7月1日，空战虽然没有以前激烈，但几乎每天都有。通过这一系列的空战，我军飞行员提高了技能，锻炼了必胜的意志。
我常常怀着对士兵的感激心情怀念这些卓越的飞行员同志，如С·И·格里采韦茨、Г·П·克拉夫琴科、В·М·扎巴卢耶夫、С·П·杰尼索夫、В·Г·拉霍夫、В·Ф·斯科巴里欣、Л·А·奥尔洛夫、В·П·库斯托夫、Н·С·格拉西莫夫和其他许许多多的飞行员同志。他们的指挥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是个飞机专家，具有精湛的飞行技能。他极为谦逊，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所有的飞行员都真诚地热爱他。
日军飞机的活动日益加强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很明显他们在追求这样一种目的：严重挫伤我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后来证实，日军6月份确实在哈勒哈河地域集中部队并正在进行准备以实施根据军事侵略计划制订的称之为“诺门罕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战役的当前目标是：
——围歼哈勒哈河东岸全部苏蒙部队；
——镀过哈勒哈河，前出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我方预备队；
——夺取并扩大哈勒哈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敌人把原定在已展开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行动的部队从海拉尔调来。
臼军指挥部打算，于?月上半月应完成这一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日军指挥部对日军的胜利十分有把握，他们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清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有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И·М·阿福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视察蒙军骑兵第6师的防御，但完全出乎意外，他发现那里有日军，日军乘夜暗偷渡了哈勒哈河，正向蒙军骑兵第6师进攻。日军由于数量上的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接地区。蒙军骑兵第6师退至巴英查岗山西北地区。
考虑到新形势的危险性，И·М·阿福宁上校立即来到苏军(不久以后，到7月15日第57军即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员的指挥所，报告了巴英查岗山的情况。很明显，在这个地域日军可以毫不受阻拦地对我军基本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所有的预备队在接到战斗警报后立即出动，受命毫不迟延地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向敌人进攻。在М·П·雅科夫列夫旅长指挥下的坦克第1l旅受命从行进间向敌人进攻。在И·И·费久宁斯基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步兵第24团加强了一个炮兵营，受命协同坦克第11旅向敌人进攻。在А·Л·列索维伊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装甲第7旅受命从南面向敌人突击。同时蒙军骑兵第8师的装甲营也向这一方向开进。
7月3日清晨，苏军领导人来到巴英查岗山地域。命令炮兵第185团的重炮营向巴英查岗山派出观察所并对日军集团进行炮击。同时命令位于哈勒哈河东岸用以支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巴英查岗山上的日军进行射击。我方飞机在接到战斗警报后全部起飞。
上午7时，我方第一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开始对敌人进行轰炸和强击。在我方实施反突击的预备队到达以前，用航空兵的袭击和炮兵的火力把敌人箝制并阻止在巴英查岗山，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渡河和在巴英查岗山地域集中兵力，命令加强对哈勒哈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
上午9时左右，坦克第11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英查岗山地域。
双方直接在巴英查岗山地域的兵力对比如下：
敌人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一万余人，而苏军只有一千多人。日军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我们只有50几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
但是，我方投入战斗的有英雄的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有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辆)，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
因此，我们的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它们从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日军，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对敌人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因为，敌人在发现我坦克部队到达后，已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开始对我坦克纵队进行轰炸。可是敌人无处隐蔽，因为周围几百里，完全是开阔地，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
9时15分，我们见到了坦克第11旅旅长М·П·雅科夫列夫，他随前卫营的主力前进，指挥该营的行动。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召唤全部航空兵，加速坦克和炮兵的运动，不迟于10时45分向敌人发起进攻。10时45分，坦克第11旅的主力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
下面是一个日本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情况：
“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晚上战斗都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敌人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惶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我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我坦克兵亲眼看见他们溺死水中。
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分全部被歼灭在哈勒哈河边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飞机。
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据查，当时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是荻洲立兵，小松原道太郎是第23师团司令官。——译者注)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争的发展不妙，于7月3日夜里即率领作战组退至河对岸。关于日军司令官及其随从人员撤离战场的情景，其司令部的小谷上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小松原道太郎将军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白昼一般。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象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面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坦克围住，面临覆灭的危险。真要特别警惕。”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哈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这一仗是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
此时，在哈勒哈河东岸战斗仍然紧张地进行着。在巴英查岗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箝制任务的安冈部队，这支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
我军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哈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两个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蒙军的斗志。部队的指战员真诚、热情地祝贺友邻和朋友的胜利。
在巴英查岗山这一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坦克第11旅、摩托化装甲第7旅、蒙军装甲第8营及同上述部队协同作战的炮兵和空军。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
现在，敌人只限于采取战斗侦察行动；但8月12日，一个加强有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步兵团，在22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向蒙军骑兵第22团进攻并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
敌人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运来木材，挖堑壕，构筑掩蔽部，进行工程作业加固阵地等。敌人空军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从7月23日到8月4日被击落116架飞机)，只限于对我方中央渡口，炮兵阵地和预备队进行侦察飞行和小规模轰炸。
苏蒙军指挥部仔细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总攻预计不迟于8月20日，目的在于最后粉碎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
为了进行总攻，根据第1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的要求，从苏联调来新的兵力兵器及物质技术器材。另增派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2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到这一线，并加强了轰炸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
为了进行这一极为复杂的战役，我们还必须从供应站沿长达650公里的土路把下列物资运到哈勒哈河：
——炮兵弹药 18，000
——航空兵弹药 6，500
——各种燃滑油料 15，000
——各种食物 4，000
——燃料 7，500
——其他物质 4，000吨
要在战役开始以前把上述物资运来，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而当时集团军群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槽车。直到8月14日以后，才从苏联调来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槽车，但这两种车辆还缺少几百辆。
运输的主要重担由部队的汽车和队列车辆(包括火炮牵引车)承担。我们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措施是因为，第一，没有别的出路，第二，我们深信我军的防御是相当坚固的。
我们的勇士——汽车司机做到了实际上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热风灼人的条件下，往来一趟1，200—1，300公里要费5天的时间!
在组织运输、后勤工作方面，外贝加尔军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肯定，我们无法在极短期限内建立起战役所需要的物资技术器材储备。
我们认为，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决定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我们将以突然的行动使敌人既无法抵挡我方歼灭性的突击，也无法进行反击。当时我们特别注意到，日军没有良好的坦克兵团和摩托机械化部队，无法迅速从次要地段和从纵深调来部队抗击我方的突击集群(我突击集群的行动是突击敌防御阵地的两翼以达合围政第6集团军的目的)。
为了隐蔽我方行动，使行动绝对保密，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在制订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制了在战役战术方面欺骗敌人的计划。该计划中包括：
——媳蔽运输和集中为加强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伪蔽调动在哈勒哈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兵器；
——部队和物资储备隐蔽地渡过哈勒哈河；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地勘察；
——加此次战役的各兵种特别隐蔽地演练各种科目；
——各军种兵种隐蔽地实施补充侦察；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
我们通过上述措施极力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没有任何进攻性质的准备措施，使敌人认为，我们进行的大量工作是为了组织防御，也仅仅是为了组织防御。为了欺骗敌人，决定一切运动、集中、变更部署只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敌人的航空侦察和目视观察都受到极大限制。
在8月17-18日以前，严禁部队进入出发地域(从该地发起突击，旨在使部队前出至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现地勘察的指挥人员必须穿着红军战士服装，只能乘坐货运卡车。
我们知道敌人会进行无线电侦察和窃听电话，为了制造假情报，我们拟制了全套无线电和电话通话计划。通话只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
我方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和一批战士防御须知，把它们投到敌方阵地，使敌人看到，苏蒙军队政治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我方军队的集中(翼侧突击集群的集中)及进入进攻出发地域的时间预定于8月19日夜间。20日拂晓前，全部军队应隐蔽地进入沿岸树丛中预先构筑的隐蔽工事内。火炮、迫击炮、牵引工具及各种技术器材应小心地用就便器材制作的伪装网遮盖起来。坦克部队应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开始之前以小群为单位从不同方向进入出发地域。坦克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因而容许他们这样做。
部队的夜间调动皆以各种嘈杂音响(飞机飞行，火炮、迫击炮、机枪及各种枪支的射击)掩护。各部队严格按照根据调动计划制定的时间表制造各种嘈杂声音。
为了伪装部队的运动，我们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动等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以前12-15天，我们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种模拟的音响当成部队真正运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音响的地方进行射击；可是后来，他们也许是习以为常，也许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便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使我方进行进攻战役的消息不至泄露出去，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首长、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定有关计划。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随着进攻开始日期的迫近，从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战役计划。在进攻前三小时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随后的情况及我们进攻战役的全过程都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各种专门的反情报和伪装措施，以及其他造成战役突然性的措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人确实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8月战役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对敌人进行仔细的侦察。许多指挥员、司令部和侦察机关在战斗行动开始时，表现出经验不足。侦察担负了过多的任务，有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有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结果，侦察机关的力量分散了，有损于对重要侦察任务的完成。侦察人员由于仅根据某种征兆和推论得出一些假定的结论，往往自己把领导人员引入歧途。
当然，在过去的战斗、交战和战役中，也确有类似的推论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把严肃的作战建立在可疑的情报上。在当前这一旨在合围并歼灭敌军的战役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敌军确切的配置和数字。
由于作战地域内没有居民，这就更增加了获取敌人情报的困难(从居民口中多少能了解一些情况)。日军方面没有逃兵，而跑到我方来的呼伦贝尔人通常对日军部队及兵团的配置和数目一无所知。用火力侦察得来的情报算是最好的情报，但这些情报只能提供前沿和浅近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的情况。
我们的侦察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有关敌人防御纵深情况的照片，但是，由于敌人通常广泛地布置模型并采取其他欺骗措施，所以我们在得出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并须反复核对，以分辨真伪。
由于日军对其军队配置地域进行严密的观察，我方难以采取用小股侦察群潜入敌人防御纵深的办法。
可是，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情况，我们还是成功地组织了侦察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
摩托化步兵第149团在侦察方面搞得很好。团长И·М·列米佐夫少校对侦察业务十分熟习，他亲自组织团的侦察。我见过И·М·列米佐夫少校上课的情况。他给侦察人员示范，如何灵活机智地设伏抓俘虏，如何利用夜暗通过敌人的战斗警戒。列米佐夫在侦察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侦察兵都非常高兴他们敬爱的团长能和他们一起操练。И·М·列米佐夫由于在哈勒哈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我们认为，日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御翼侧，同时他们缺乏快速预备队。至于地形，对于进攻部队来说，到处都难以通行。
我们还根据具体任务，拟制了战役的党政保障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
在准备阶段主要规定：保障执行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为实施当前战役集中兵力兵器而采取的措施，对国内调来的军队进行工作，向他们传授战斗经验。为了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和指挥员直接在班、排、连中积极工作。要特别重视后勤机关的工作，因为在战役中物资技术器材能否及时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
苏联军队懂得，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在严竣的考验时刻援助兄弟的蒙古人民。
《英雄红军战士》报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每一期上都宣传集团军群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战功及红军的战斗传统。战役一开始，编辑部全体人员主要从事印制并迅速散发传单，以供战士、指挥员阅读。
作家В·Л·斯塔弗斯基，К·西蒙诺夫，Л·斯拉温，Б·拉宾，З·哈茨列温，还有无处不去的摄影记者М·贝恩施泰因和В·捷明等都积极地为该报撰稿。我特别想提一下В·Л·斯塔弗斯基。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宣传工作者，一生都和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地记者。我同他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末。在1941年8月初，他来到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集团军，当时我正在那里准备实施反突击，以歼灭叶利尼亚的敌军集团及铲除敌人在此地的桥头堡。
我们见面后，相互拥抱，回忆起在哈勒哈河渡过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日子。他没有在司令部逗留，立刻去到前沿，在那里部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第二天一早，他给战地报送去一篇通讯，向时给我一个便条，告诉我部队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非常可惜，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战地画家牺牲了，于1943年在涅韦尔附近的战斗中象一名战士一样牺牲了。
《英雄红军战士》报主编是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一位很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他善于团结编辑和撰稿者，并能吸引大量的战士、指挥人员、党政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报纸工作。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红星
报》编辑，在作战部队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他……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哈勒哈河战斗。
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并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气暖和、平静。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想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其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其中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人到海拉尔等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决定就在星期日开始进攻。
5时45分，我方炮兵对敌人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部分火炮则对我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
在哈勒哈河地域，飞机由远而近，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在空中出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击机。飞机的突击非常猛烈，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
8时1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对敌人目标开始急袭射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威力。8时30分，我航空兵再一次飞临上空。通过各条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发出预定的密码命令——15分钟以后，开始总攻。
8时45分整，当我航空兵对敌人进行突击，轰炸其炮兵时，空中升起红色信号弹，表示部队开始冲击。冲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奋力向前猛冲。
我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非常猛烈，非常成功，敌人在精神、体力方面都被压制住了，在一个半小时内敌人炮火无力进行还击。敌人的观察所、通信联系及炮兵阵地均被摧毁。
部队的冲击是准确地按照战役战斗计划进行的，只有坦克第6旅未能全部渡过哈勒哈河，它只有部分兵力参加了8月20日的战斗。该旅的渡河和集中到20日日终才全部结束。
21和22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大沙地域尤其激烈，敌人在这一带进行了比我们估计的要顽强得多的抵抗。为了弥补估计的错误，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摩托化装甲第9旅投入战斗，并加强以炮兵。
在粉碎了敌人的翼侧集团后，我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于8月26日日终前，完成了对日军全部第6集团军的合围。26日以后，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
由于流沙、沙坑、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
日军极为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士兵们逐渐识破了官方的所谓皇军是不可战胜的谎言，因为日军作战四个月遭到极大损失，可是没有胜过一仗。
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读起来很有趣。
这是福田的日记：
“1939年8月20日。
从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队使用一切力、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
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象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是悲哀的……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
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4时40分。
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
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射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冲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大。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
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福田的日记中断了。
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俄日战争时的旧沙皇军队的水平。因此，日军士兵看到在哈勒哈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的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日军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以前还得折磨个半死。应当承认，这类宣传在当时对士兵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事实粉碎了这些谎言。我记得8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带来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象样子的日本俘虏兵。他是被И·И·费久宁斯基团的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
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俄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这个俘虏兵说：
“可是俄国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我们非常需要了解他被俘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使他开口，我命令给他半杯伏特加酒。使我吃惊的是，他看了看这杯酒，然后说：
“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当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我们的翻译说，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手册”，士兵应当口喊“万岁”英勇死去。俘虏笑了笑说：
“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了回去。”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6集团军被全部歼灭。Х·乔巴山同志来到我们部队表示衷心感谢，他感谢苏联战士以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们对所承担义务的忠诚。苏蒙军队的毁灭性反击，日军一个集团军精锐部队遭到前所未见的全军覆没，迫使当时日本执政当局重新考虑对苏联武装力量威力，战斗力的估价，特别是对苏联军人政治上坚定性的估价。
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在1939年11月7日的命令中写道：“哈勒哈河战斗的参加昔——战士和指挥人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哈勒哈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卓越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我们军人英勇行为的灵魂是共产党及其前线机街——军队党组织。共产党员以其英勇的表率作用鼓舞军人建立战斗功勋。
必须指出，有些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以其卓越的组织活动、党政措施、灵活的指挥，加速了对日军的粉碎，使苏联军队获得荣誉。
对М·С·尼基舍夫(师级政委)我怀着亲切的怀念。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原则性很高的共产党员，他善于妥善处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紧张，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分歧。所有我们这些参加过哈勒哈河作战的人，听到他在卫国战争初期阵亡的消息时，都万分悲痛。他死于乌克兰，当时担任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军事委员的职务。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Я·В·斯穆什克维奇、С·И·格里采韦茨、В·М·扎巴卢耶夫、Г·П·克拉夫琴科、В·Ф·斯科巴里欣、В·Г·拉霍夫及其他飞行员的功绩，他们树立了英勇、无畏的典范。
一次在追击日军机群的时候，歼击机飞行员苏联英雄С·И·格里采韦茨发现自己指挥员В·М·扎巴卢耶夫的飞机掉队了。С·И·格里采韦茨在向逃窜的敌机打了几个点射以后，暂停追击，开始寻找不知下落的飞机。他在最后一次进行攻击的地域的上空打圈子，他发现那架飞机坠落在日军范围内的草原上。
С·И·格里采韦茨向下飞，进行超低空飞行，他看见В·М·扎巴卢耶夫躺在飞机旁边。很明显，是飞机出事了。怎么办呢?С·И·格里采韦茨不顾在敌人后方降落的极大危险，毅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救出自己的指挥员。正如我们在苏沃洛夫时代已确立的信条：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
这位勇敢并始终十分沉着的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降落在满是弹坑的场地上。他很快地滑行到В·М·扎巴卢耶夫的身旁，他把扎巴卢耶夫硬塞进单坐飞机的坐舱里。然后，С·И·格里采韦茨在惊慌失措的敌军士兵面前，把带着双倍负载的飞机迎风飞上天空，并顺利地飞回机场。
在一次对日军的侦察性战斗中，И·Л·卡斯佩罗维奇少校的支队里一辆嘎斯汽车被打坏。司机季莫欣列兵没有抛弃汽车，而是留在战场上，在中间地带，努力修车。日军发现我们这位战士大胆的行动，决定要活捉他。季莫欣象真正的苏联战士那样进行抵抗。他虽然身受重伤，仍然继续抵抗。
在这个时候，支队长И·Л·卡斯佩罗维奇，不顾当时严重的情况，定下了一个冒险的决心，抢救自己的战士。他命令直接瞄准火炮对敌人的火力点集中射击，他将全连展开，向敌人进攻，而他乘坐的装甲车全速向季莫欣的汽车靠拢，将损坏的汽车挂在装甲车后面拖回；当把季莫欣拖回驻地后，季莫欣含着热泪感谢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救回来的指挥员和同志。
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前，他说：“我毫不怀疑，你们是不会忘记我的，不会让我一个人遭受不幸。我亲爱的朋友，只要我稍加治疗，我就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飞行员、苏联英雄В·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敌我悬殊的战斗中，援救了自己的战友В·Н·武萨上尉，他大胆地冲撞日军歼击机并在击落该机后，又与另两架敌机作战。当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出他们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战斗时，他们转向自己的机场方向逃窜。В·Ф·斯科巴里欣，尽管飞机受重创，仍顺利地飞回机场。着陆后，在他飞机的机翼上发现有日军歼击机掉落的碎片。
在空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是苏联英雄В·Г·拉霍夫上尉。7月29日，他单个遇见了一个极有作战经验的日军空军飞行员——竹尾。旋转几次以后，В·Г·拉霍夫迫使敌人卷入战斗。在战斗过程中，日本飞行员竹尾使出其全副本领，但其飞机仍然被В·Г·拉霍夫击毁了。这个日本人跳伞了，当他发现降落在蒙古领土上时，企图自杀，但被俘虏了。
当日本飞行员竹尾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受到红军军官良好的待遇后，他要求见一见能如此巧妙地作战并击毁了他的飞机的那位飞行员。当Б·Г·拉霍夫走近他时，这个日本人向他深深地一鞠躬，向胜利者致敬。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指挥员。在哈勒哈河地域战斗行动开始时，И·И·费久宁斯基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团长。当摩托化第24团需要指挥员时，第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是И·И·费久宁斯基。我们没有看错。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定下正确的决心，当我军发起总攻时，该团在他的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
在哈勒哈河战斗行动近结束时，И·И·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第82师师长。这个师在卫国战争第一阶段在莫扎伊斯克方向进行了极为顽强的防御战。少将И·И·费久宁斯基曾成功地指挥过西南方面军的一个步兵军，后来又指挥过列宁格勒附近的第42集团军。
М·И·波塔波夫(旅级)是我的副司令。他肩负着组织各兵团和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担。当我们开始总攻时，波塔波夫受命指挥集团军群翼侧的主要集团。М·И·波塔波夫异常沉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惊慌失措。甚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绝对镇定，这一点很受部队欢迎。他在卫国战争中，指挥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时，也是如此。
通信联络在战斗和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想谈一谈А·И·列昂诺夫上校的功绩。他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保障对部队指挥所必需的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党组织在完成战斗任务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集团军群政治部主任П·И·戈罗霍夫(师政委级)：Р·П·巴比丘克(团政委级)、特别军党委书记А·М·波莫盖洛和政委И·В·扎科沃罗特内都始终站在政治工作的最前列。
在兵团一级的政治工作人员中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政委В·А·瑟切夫(团政委级)表现特别突出，过去他是乌拉尔的一个冶金工人。瑟切夫能很好地帮助旅长，往往能在困难的情况下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并能以本身的英勇行为激励部属建立战功。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作为集团军的军事委员能以同样大无畏的精神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医务工作人员在困难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他们救死扶伤，而且不仅对我们的指战员如此，他们还以极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俘日军的伤病员。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与М·Н·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的情况。有一次人们向我报告，М·Н·阿胡京教授在连续完成几个手术已累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情况下，命令在他身上抽血输给一个受伤的指挥员。我打电话给他，劝他从较年轻的医生身上抽血。可是，阿胡京教授简短地回答说：
“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血型”，他请求我不要阻拦他。他立即把自己的血献给了伤员。
М·Н·阿胡京教授对后方医务体系的统一化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得很好。他还对我们兄弟的蒙军医务工作人员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每昼夜工作15—18小时，但他对外科医生的训练和提高仍然非常注意。我认为，如果我说，凡是和М·Н·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并向他学习过的人，都在外科手术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一点也不过分。当今著名的外科医生、科学院士А·А·维什涅夫斯基就是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开始工作的。
在哈勒哈河地域行动的蒙军与苏军配合得很好。
我们在前线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蒙军给苏军战士的动人的信：
“亲爱的兄弟们，红军战士们!
我们，在哈勒哈河地域作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我们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全体蒙古劳动人民，向你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我们祖国的战士们，致以热烈的敬意，并祝贺你们成功地围歼了践踏我国土地的侵略者。
我国人民将把你们在哈勒哈河与日本匪徒英勇斗争的事迹用金字记入我国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史册。如果没有你们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就不可能存在独立、革命的蒙古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就会面临满洲人民所遭遇的命运，日本侵略者就会粉碎并夺去我们的国土和劳动果实。但这一切没有实现，也绝不可能实现，因为苏联正帮助我们，把我们从日本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感谢你们，感谢苏联人民!”
蒙军战士为苏军的战功而欢欣鼓舞，我们，苏联军人也为蒙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而兴高采烈。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蒙军战士、指挥员树立的大量战功。我愿意举出有卓越表现的一些人的名字：战士奥尔沃，装甲车驾驶员哈扬希尔瓦，高射炮瞄准手丘尔捷马，甘鲍苏列纳，骑兵赫尔洛。以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司令)Ж·勒霍格瓦苏伦(军政委级)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在为纪念哈勒哈河牺牲的英雄而树立的纪念碑上，刻有如下公正的词句：
“为捍卫热爱和平的蒙古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保卫各国人民的和
平和安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哈勒哈河地域与日寇作战中献身的苏军英雄战士和蒙古人民革命军英勇的战士，永垂不朽!”
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苏联军人反日本侵略的卓越功勋，授予其中70人以苏联英雄称号。飞行员С·И·格里采韦茨、Я·В·斯穆什克维奇、Г·П·克拉夫琴科二次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我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72年我因参加粉碎哈勒哈河地域日军的战役，按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命令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哈勒哈河战斗行动结束后，于1939年10月底，集团军群领导人和司令部回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过去我对蒙古的了解只限于书本上和报纸上，现在我有机会亲自看看这个国家。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蒙古人民的纯朴、善良和对苏联的信任。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帐篷里或是房子里，在机关里或是部队里，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把列宁像挂在最庄严的地方，每一个蒙古人在谈到列宁时，都满怀崇敬的心情。
我们的战士常常拜访蒙古朋友，而蒙古同志也常参观我们的演习和作业，在这些场合我们总是努力把战斗经验传给他们。
蒙古人民十分尊敬和热爱Х·乔巴山。八月份当他来到我们在哈马尔—达巴山土的指挥所时，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杰出的非常热情的人，是苏联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毕生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作斗争。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当时他给前线红军战士送来了蒙古人民赠送的礼物。
我们看到，Ю·泽登巴尔是一个有教养、很聪明的人，他与Х·乔巴山和其他中央委员合作多年。在1952年X·乔巴山去世后，Ю·泽登巴尔任总理，现在他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兼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他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知识和精力，为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而奋斗。
在尚未谈到卫国战争以前，我愿意先在这里说一说蒙古人民在我国进行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时期给予苏联的援助。
仅在1941年，苏联军人就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价值6，500万图格里克(蒙古人民共和国货币单位。——译者注)的140节车厢各种礼物。蒙古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10万美元及300公斤黄金。利用上述资金特别购制了53辆坦克(其中有32辆T—34型)。在这些坦克的侧面均写上了苏赫巴托及其他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名字。这批坦克中的许多辆曾成功地与德军进行了战斗，并在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2旅的编成中一直打到柏林。
除了坦克以外，一个“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交给了苏联空军。这一大队编入奥尔沙近卫航空兵第2团的编成内。这个大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1941—1942年蒙古送给苏联红军3.5万匹马，这一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Х·乔巴山、Ю·泽登巴尔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常常率领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访问我们光荣的军队。他们每一次的到来都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和蒙古人民之间的兄弟友情。
在哈勒哈河作战期间，Ю·泽登巴尔和苏联驻蒙古大使И·А·伊万诺夫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的关心，我们部队从来没有碰到过供应方面的困难。从那时起，Ю·泽登巴尔同苏联人民真诚地亲密合作，苏联人民通过他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友爱的蒙古人民。И·А·伊万诺夫在蒙古人民中间，在蒙古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尽力用言语和行动帮助蒙古朋友。
我们的部队回到冬季营房后，进行战斗总结。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士和指挥员的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作战部队向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派出了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员，以传授与日军作战的经验。部队军事训练的政治保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所有这一切措施在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39—1940年在蒙古呆过的兵团于1941年调至莫斯科附近与德军作战，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1945年，苏联政府同反希特勒同盟国达成协议，为了消除来自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事危险，它掌有针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远东地区的百万关东军，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的兄弟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本宣战了。
蒙古人民革命党、Х·乔巴山和Ю·泽登巴尔领导的蒙古军队加入И·А·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编成，在苏军的右翼作战。据我军战士、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反映，蒙军部队作战勇敢、机智并能很好地同苏军协同行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Х·乔巴山因战斗指挥出色，被苏联政府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副总司令员——蒙古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Ю·泽登巴尔因出色地指挥蒙古人民革命军作战并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被授予库图佐夫一级勋章。26人被授予红旗勋章，13人被授予光荣三级勋章，82人被授予“勇敢”奖章。194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奖励302人。
蒙古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友情。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给自己的孩子起俄国人名字的习惯，如奥罗斯(俄罗斯)、赛赛尔(苏联)、沃洛佳(表示对列宁的尊敬)、尤拉(表示对Ю·加加林的尊敬)等等，这就是证明。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苏联及其他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对蒙古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中央委员会。
……1940年5月初，我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去人民委员部另行分配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政府颁布决定，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我被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我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在被接见时，我非常激动。
除斯大林以外，房间里还有М·И·加里宁、В·М·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我问好以后，抽着烟斗，立即向我问道：
“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我回答说，“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以Я·В·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
“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但БТ—5和БТ—7式坦克太容易起火。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蒙古部队从红军方面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斯大林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斯大林，可以看出，他在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于是我继续说：
“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哈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哈勒哈河遇到些什么困难?”М·И·加里宁参加了谈话。
我回答说：“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650—7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外贝加尔军区。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1，300—1，4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苏联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什捷尔恩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哈勒哈河蚊子非常之多，这使我们部队非常伤脑筋。一到晚上蚊子就毫不客气地咬我们。日本人有专门的防蚊设备，可是我们没有，一直到很晚才装备了这类用品。”
М·И·加里宁又问：“你认为，日本政府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哈勒哈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当我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
“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
“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我回到“莫斯科”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萦绕在我的脑际。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八章 指挥基辅特别军区
任命我担任我国最大军区的司令员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政府对我的高度信任。
基辅特别军区是一个先进军区。当我1922—1939年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时，我们非常尊重基辅军区的部队，高度评价该军区部队的战斗训练、其司令部及领导人的战役战术修养。
还有，在军区能和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也使我非常高兴。他们中间不少人我是认识的，有许多人是从其他军官和将官口里听说过的，而有些同志则是同我一起工作过多年的。
当时基辅特别军区的参谋长是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我和М·А·普尔卡耶夫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过，当时他是军区参谋长。他是一个有经验、精通本职工作的将军，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熟练的参谋人员。
军区炮兵司令员是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他在炮兵技术和战斗运用方面是个第一流的专家。分别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是И·Н·穆兹琴科将军和Ф·Я·科斯坚科将军，我和他们在顿河哥萨克第4师里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П·Н·鲁布卓夫上校，他是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里工作时认识的。П·Н·鲁布卓夫的职务不久就由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接替了。И·Х·巴格拉米扬是一个深思熟虑、安静、勤勉、精通本行业务的干部。军区的供给主任是我的老朋友В·Е·别洛科斯科夫。
另外，我还想说两句赞美军区空军司令员Е·С·普图欣将军的好话。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和指挥员，是我们党的忠实的儿子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
短期内我熟悉了军区的其他领导干部。军区拥有一批能干、有教养的指挥人员。每次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均能熟练、准确并富有创造精神地完成。
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以后，我认为我有责任去拜访一次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我向他们谈了我军在哈勒哈河粉碎日军第6集团军的情况及我对基辅军区的初步印象以后，请求他们在军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面给以帮助。我受到了热情的关怀，并且十分高兴，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在1940年6月份，我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然后我同军区司令部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杜布诺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就在这一带，一年以后即1941年，德国人根揩“巴巴罗萨计划”对乌克兰实施了主要突击。
作业表明，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其司令部的领导职务的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和将官。当然，他们还需要认真的战役战术训练，因为他们只是在不久前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的。领导上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40年夏秋两季，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部队学习了红军与芬兰军队作战和与日军在哈勒哈河作战所取得的战术经验。在训练中也考虑了法西斯德军进攻一系列欧洲国家时的作战经验。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紧张地进行。早在1936年底德国与意大利已签订协定，结成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轴心”，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协定表面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是侵略势力相互勾结以争夺世界霸权。1937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同时日本也再次发动战争，妄图吞并中国。1938年独立的奥地利被吞并了。与此同时，武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已迫在眉睫。苏联政府向爱好和平的国家建议：“如果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强国，对于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立场，现在还为时不晚，再拖延恐怕就来不及了。”
苏联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在1938年9月29—30日西方强国举行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以便“拯救和平于最后一分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紧闭的大门外等待着自己国家命运的决定。苏联则完全被排除在会谈之外。
我们已准备好支援捷克斯洛伐克。飞机和坦克已做好战斗准备。在苏联西部边界附近集中了近40个师。但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集团拒绝我们的帮助，宁愿屈辱地投降。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布拉格。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获得了自然的结果。
这样的转变(苏联不止一次地预言过这种转变)在英国和法国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受他们唆使矛头指向东方的希特勒突然转向了西方呢?于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又一轮谈判、会见、会议，以达到用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来吓唬希特勒。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达拉第和张伯伦要求苏联在他们的国家受到德国侵略时给予帮助，但他们却不愿意承担任何严肃的义务。谈判，其中包括英、法、苏三国军事代表团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如果说到欧洲，一句话，就是希特勒不断施加压力，而英国和法国则不断退让。苏联为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提出的许多措施和建议，在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中间没有得到支持。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事。形势中出现的各种困难、矛盾和不幸，都来源于英法统治集团总希望德国和苏联之间直接发生冲突。
当炸弹还没有在他们自己家里爆炸以前，昔日在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勾结在一起的同盟者；，他们的阶级利益把他们引到这样一步——在希特勒的面前步步退让。达拉第和张伯伦以为，他们可以玩弄阴谋诡计，及时地躲开已经准备就绪的德国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并且在最后时刻把军事行动的矛头引向苏联。葚至到9月1日，德国已进攻波兰，波兰的同盟者英国和法国虽对德国宣了战，实际上仍然按兵不动。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约德尔在纽伦堡审讯中承认：“如果说在1939年我们没有遭到失败，这仅仅是因为，在我们对波兰作战时，呆在西方的约110个法军和英军师面对着德军23个师，无所作为。”
地主老爷的波兰政府拒绝苏联的帮助。波兰政府‘英明地”在东面设防线、筑工事，准备同苏联作战，但希特勒军队就在那个时候，从西面，北面、南面侵入波兰并迅速占领了武器库。尽管波兰的爱国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德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把波兰军队围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
在这紧张的时刻，我们红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К·Е·伏罗希洛夫在其报告中指出，我们军队的数量与1934年相比增长了一倍，军队的摩托化装备为1934年的260％。他列举了我步兵军火力的总数，该数字不低于德国或法国一个军的火力。我骑兵增长50％，大大加强了骑兵中的火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平均加强35％)。坦克的总数增长近1倍，坦克的火力增长近3倍。火炮的射程增大了，火炮的射速，特别是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火炮的射速增大了。如果说1934年全部空军一次出动可携带2，OOO吨航空炸弹，而现在其携带量增加了208％。不仅是歼击机，甚至轰炸机也提高了速度，每小时超过500公里。
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指出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性，他说，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捍卫和平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应极为认真地展开加强红军和海军的战备工作。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历史研究著作中不再引用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结果，一些从间接材料和参考材料中得来的关于战前问题观点和见解，有时竟被当成十足的新发现，其实包含这类观点和事实的书籍可以很容易地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
特别是战前各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反映出党和人民在各个领域所从事的巨大工作。再则，这些文件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几百名几千名熟练的专家认真准备的，他们为了决定严肃的报告中的一个数字，往往要翻阅大量的事实材料。
当然，国防人民委员不可能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说明我军力量的绝对数字。但是，在1939年8月举行的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的会谈中(当然这些会谈是秘密进行的)，列举了具体数字。
这些会谈很有意义。它们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政府企图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的严肃负责精神，反映出我国为达此目的准备做出现实努力的决心。苏联政府直接委托自己派出的军事代表团‘签订关于英国、法国和苏联在欧洲组织反侵略军事防御的协定”。
但是，英国和法国派来会谈的，坦率地说，是次要人物，而且是来试探和摸底的，并不真正关心军事合作的成功。英国政府在对英国军事代表团的秘密指示中，直截了当地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这些义务会“束缚英国的手脚”。该军事代表团受命“慢慢地”进行谈判，对俄国人要“留有余地”，对于军事协定要“力图限于尽可能一般的表达”。
下面是当时会议记录的一些摘录，这些摘录一方面说明我国当时准备在西部边界展开的军队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明显地反映出西方强国对我国的敌意，他们想示意希特勒，当他向东进军时，英国和法国将不干涉。
1939年8月15日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会议记录
会议于10时零7分开始，
13时20分结束
……Б·М·沙波什尼科夫(集团军级)：在前几次军事代表团会议上，我们听取了法国军队在西部展开的计划。根据英法军事代表团的要求，苏联军事代表团委托我谈一谈苏联武装力量在苏联西部边界展开的计划。
为了反对对欧洲的侵略，红军在苏联欧洲部分展开的兵力有：
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000门重炮(包括加农炮和榴弹炮)，9，000—10，000辆坦克，5，000至5，500架作战飞机，即轰炸机和歼击机(辅助飞机不计算在内)。
上列军队数字中，不包括筑垒地域内的部队、防空部队、海防部队、训练补充兵员的后备部队及后勤部队。
关于红军的编制不准备详述，我只简单说明一下：1个步兵师由3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组成。师的战时编制人数为19，000人。
一个军由3个师组成，另有军属炮兵2个团。(德拉克海军上将问海伍德将军有没有人记录Б·М·沙波什尼科夫所讲的内容，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各种编成的集团军(5至8个军)有自己的炮兵、航空兵和坦克。
筑垒地域的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4至6小时完成战斗准备。
苏联从北冰洋至黑海沿西部边界全线均有筑垒地域。
军队可于8至20天内集中完毕。铁道网的分布不仅允许按期把部队调往边界，而且可以进行横方向的机动。我们沿西部边界在300公里纵深内，有3至5条横向铁路。
现在我们有足够数量的大型机车，有比过去的车厢大一倍的货运车厢。我们列车的载运量比过去增加一倍，列车运行速度也大大增加。
我们有大量汽车运输工具和横向公路，可以实施汽车输送工具的横方向集中……
……我现在谈一谈，苏联军事代表团同意的，当欧洲受到侵略时，英、法、苏三国武装力量共同行动的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这是当侵略集团向英国和法国进攻时采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将是英国和法国直接用于对付主要侵略者德国所使用之武装力量的70％。我解释一下。比如，英国和法国提供90个步兵师直接对付德国，苏联则提供63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及相应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总数近200万人……
……苏联北海舰队可协同英法分舰队沿芬兰和挪威海岸，在其领海以外，进行巡逻……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可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沿岸进行巡逻、派出潜艇及设置水雷。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可阻挠从瑞典往主要侵略国家运送工业原料。
(随着Б·М·沙波什尼科夫[集团军级]对行动计划的说明，德拉克海军上将和海伍德将军在其略图上标上情况。)
发生军事行动的第二个方案——这是当侵略指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时采取的方案。
……只有当法国和英国已与波兰并尽可能与立陶宛及罗马尼亚谈妥，我们的部队可以通过维连斯基走廊，加利西亚及罗马尼亚并在那一带行动时，苏联才可能(才能实现)参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将是英国和法国直接用以对付德国的武装力量的100％。例如，法国和英国提供90个步兵师对付德国，苏联则提供90个步兵师、12个骑兵师及相应的炮兵、航空兵和坦克。
英国和法国舰队的任务，与第一方案中提出的相同……
……在南面苏联黑海舰队封锁多瑙河口，阻止侵略者的潜艇及其他可能的海上力量进入河口，封锁博斯普鲁斯，阻止敌人的水面分舰队及其潜水艇进入黑海。
第三个方案。这个方案所考虑的情况是主要侵略者利用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领土向苏联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应立即加入对侵略者或侵略集团的战争。
与英国和法国有条约协定的波兰亦应反对德国并允许我国军队根据英国、法国政府同波兰政府的协定通过维连斯基走廊和加利西亚。
前面已提到，苏联展开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000门重炮、9，000至10，000辆坦克、5，000至5，500架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应是上面刚列出的苏联武装力量的70％，并立即开始积极行动以反对主要侵略者。
英法海军的行动应如第一方案所列……
1939年8月17日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会议记录
会议于10时零7分开始，
13时43分结束
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担任会议主席)：军事代表团会议现在开会。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将听到苏联空军情况的报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就请工农红军空军司令员洛克季奥诺夫(副集团军级)讲话。
А·Д·洛克季奥诺夫(副集团军级)：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在这里的报告中提到，在西欧战场红军将展开5，000—5，500架战斗飞机。这是指第一线的飞机，不包括预备力量。
上述数量飞机中，现代化飞机占80％。它们的飞行速度是：歼击机——465至575公里/小时以上，轰炸机——460至550公里/小时。轰炸机的飞行距离为1，800至4，000公里。载弹量为600公斤(老式飞机)至2，500公斤……
……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和军队航空兵的比例是：轰炸航空兵占55％，歼击航空兵占40％，军队航空兵占5％。
苏联的飞机工厂目前一般每日工作一班，只有少数工厂工作两班；平均每月生产900—950架战斗飞机，民用飞机和教练机除外。
由于欧洲和东方侵略势力的增长，我们的航空工业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扩大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战争需要……
……空军基本兵团接到战斗警报后1至4小时做好准备。值班部队经常保持战斗准备。
战争开始阶段，空军将根据总参谋部拟订的汁划行动。空军行动的总原则的依据是：必须把各种兵器，包括地面兵器和空中兵器，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因此，空军的行动应与战场上和战役纵深内的地面部队密切协同。
轰炸航空兵的目标将是：敌人的有生力量和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目标。此外，轰炸航空兵还担负轰炸敌深远后方的军事目标的任务。苏联空军不但负轰炸和平居民的任务。
歼击航空兵的任务除保护重要军事目标、铁路和公路，掩护地面部队和空军的集中，与其他防空兵器(高射炮等)密切协同保护大城市外，应与敌空军作斗争，并同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密切协同，保障它们在战场上的战斗行动……
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别尔涅特元帅发言。
别尔涅特元帅：我代表法国和英国代表团向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对其确切的讲述表示我们的感谢。苏联在建立其空军方面借以达到如此辉煌成就的那种力量和组织能力绐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国际生活》杂志，1959年，第3期。)
历史家和回忆录作家爱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将会如何呢，如果说……?”实际上，如果说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于1939年愿意将其军事力量与苏联联合反对侵略者，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那么，欧洲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1940年3月联共(布)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有着重大的意义。在会议上讨论了与芬兰作战的总结。会议中讨论非常激烈，尖锐地批评了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教育问题，提出了大大提高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问题。
四月中旬，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召开了总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邀请了苏芬战争的参加者、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各军区和集团军的领导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从当前需要出发，组织军队军事训练的极为重要的原则。根据联共(布)中央和政府的决定，组成以А·А·日丹诺夫和Н·А·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委员会要求中央军事机关全体人员，为巩固陆军、空军和海军而积极工作。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总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国防人民委员颁布了“关于1940年夏季军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命令。
党和政府1940年年中对我们武装力量提出的要求的要点是什么呢?
考虑到苏芬战争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已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行动的性质，摆在军队面前的尖锐而繁重的任务是：今天要学会明天在战争中需要的东西。开始了改编各军种兵种的工作，并采取了重大措施，以巩固军队中的单一首长制、制度和纪律。
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要求各级指挥员、首长及各级司令部，根据战争的要求来改进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应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训练部队，应训练官兵承受长时间的体力辛劳，应在白昼和夜间、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战术作业，也就是说考虑到突然性的因素，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经常保持战斗准备。
命令要求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深入研究其他兵种的作战能力和特点，以便能在各种类型的高速度的现代战斗中与它们保持协同动作。
整个夏天我和军区军事委员В·Н·鲍里索夫、训练部长和作战部长都是在部队中度过的。我们主要注意指挥人员、司令部和各兵种部队的野外训练。
1940年9月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来到军区，检查军区部队。(С·К·铁木辛哥1940年5月8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
9月22日至24日，在俄罗斯拉瓦地域对步兵第4l师进行了战术训练检阅。军区的航空兵也参加了这一对抗演习。步兵第41师的炮兵在演习中表现很好。
9月25日至27日，第99师进行了校阅演习。该师取得卓越成绩并获得红旗奖。师的炮兵被奖给红军炮兵流动红旗。
9月27日至10月4日，步兵第37军司令部、步兵第6军司令部、坦克第36旅司令部和步兵第97师司令部进行了校阅野外演习。各司令部表现出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创造精神，保证首长能够在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对部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步兵第37军司令部由于表现突出被授予红军总参谋部的流动红旗，而军长С·М·孔德鲁谢夫和参谋长缅德罗夫被奖给金表。许多指挥员都得到珍贵礼品。
在这些演习以后不到一年，步兵第37军及步兵第41、99和97师就投入了同法西斯精锐部队的战斗。这些兵团的指战员在战争最初的也是最困难的日子里，表现得十分英勇。
应当承认，在有高级军事将领在场的情况下实施校阅演习是极有教育意义和动员力量的。С·К·铁木辛哥很熟习且热心于战士、分队和部队的军事训练。他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以后，正如党所要求的那样，部队的军事训练开始遵循着正确的方针——用战争中需要的东西训练部队。特别是，我们特别重视进攻和防御中的侦察和利用地形的训练。
我们不断教育战士、军士和指挥员，使他们懂得，只有当分队和部队的全体人员经过良好训练，分队和部队才能成为使敌人畏惧的力量。这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军区政治宣传部主任Е·Т·波日达耶夫(师政委级)，他在军队教育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在军区实施的一次校阅。实际上这类演习军区领导在1940年曾实施了多次，因此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作战很出色、很英勇，给敌人以巨大的打击，这决不是偶然的。
1940年9月底，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2月于莫斯科召开高级指挥员会议。指定我在会上作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此外，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指定我为演习中的“蓝”方。国防人民委员要求11月1日前交出报告草稿。
由于作报告的题目很复杂，会议的水平很高，我不得不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昼夜工作很多小时，来起草这一报告。军区司令部的作战部长И·Х·巴格拉米扬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按规定时间，报告草稿送交国防人民委员。两星期后，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打电话通知我，我的报告草稿领导上已经批准，要我做好发言的准备。
1940年12月底会议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军事委员和参谋长，各军事院校校长，教授和军事科学博土，各兵种监察部部长，各总部部长和总参谋部领导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了许多重要报告。И·В·秋列涅夫大将准备了论据充足的报《告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信根据规定的课题他没有超出集团军防御的范围，没有论及战略防御的特点。
题目为《进攻战役中和夺取制空权斗争中的空军》的报告，是由红军空军司令员П·В·雷恰戈夫中将做的。雷恰戈夫在西班牙作战中表现很突出。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
А·К·斯米尔诺夫中将做了题为《步兵师的攻防战斗》的报告：
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做了关于红军部队战斗和战役训练的一般问题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了高级指挥人员和各级司令部缺乏训练的问题。在当时出现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把年轻的、在战役战术方面及司令部工作方面还缺乏足够训练的干部大量提升到高级负责岗位上的结果。
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上将的报告《关于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引起了普遍注意。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在其论证充足的报告中，Д·Г·巴甫洛夫出色地说明了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具有巨大的机动力和突破力，而受炮兵和航空兵火力杀伤的机会却较其他兵种要小。
我的报告《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也获得好评。参加会议的人还做了一系列宝贵的补充和批评。
所有讨论时发言的人和国防人民委员致闭幕词时都一致表示，如果法西斯德国把战争强加在苏联身上，我们就得同西方最强大的军队作战。在会上还强调指出，这支军队装备有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及强大的空军，并且这支部队还具有组织和实施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
所有的发言均认为，今后必须继续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师、军)，以便在兵力对比上与德军相等。许多人都谈到空军、防空和防坦克部队的改编和改装问题，提出炮兵必须采用机械牵引，以提高其机动力和越野通行能力(А·И·叶廖缅科在其《战争初期》一书中谈到斯大林在高级指挥干部会议的最后-次会议上所做的冗长发言的内容。А·И·叶廖缅科的回忆是错误的，实际上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整个说，这次会议的工作表明，苏联军事理论思想基本上正确地决定了现代军事学术发展的主要方向。需要尽快把这一切变成事实。根据会议的结论，过了不久，就采取了进一步提高边境军区部队战斗准备、提高参谋业务水平的措施。各军区掀起了进行大规模战役战略演习的新高潮，制订了边境防御计划，并加强了部队的组织性。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定进行一次大型演习，但出乎意外地被召集去见斯大林。
斯大林接见我们时相当冷淡。略微点头打了一个招呼，就让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