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精神》中文版自序
这本《中的精神》是根据我在日本报纸《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的专栏“我走的路”上分90期连载的内容整理而成的。
1984年1月我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录《天外有天————以文会友》。
我在福州出生后不久，就随家人去了北京，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到
14岁去国赴日。我的中国古典哲学知识，以及成为我的职业的围棋，全都是父亲启蒙的。所以，可以说我的根就在中国的北京。
虽然长期远离祖国，但我一直期望着中日友好出力的宿愿。《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发表后的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从政治、经济到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让人震惊的变化。而我所钟情的围棋界也同样今非昔比。世界各地的女棋手，她们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的达到了与男棋手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地步。我的徒弟芮乃伟取得了韩国围棋国手的称号，而我的大徒弟林海峰也参加了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时代在前进，在世界赛上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打败世界一流棋手的事情也时而发生。
这些年来，中国和韩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实力上已经赶超了日本————围棋在向着国际化的方向飞速迈进。
从1992年开始，我的助手————先是芮乃伟，后是牛力力————向外界发表了我的“21世纪六合之棋”的围棋观念，此后又由中国的专业棋手牛力力用日语将我的观念付诸文字，该书得以大量地出版。这一系列令人欣慰的快事，让我感到能够长寿真是幸事。
《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出版后不久我即从棋坛引退，但我从未忘却过自己的围棋使命，不曾放松过对围棋的进一步研究。围棋也如同一门科学，需要不断进步。幸运的是，一群年轻棋手云集在我的研究会上，他们将我的想法、发现应用到实战当中，使它们不断得到印证和更新————这对我的研究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而这些棋手不但来自当今围棋强国的亚洲各国，还来自欧美和另外一些国家。
当初，我抱着通过围棋来实现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东渡日本，现在，我祈盼“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进全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贡献绵薄之力。
在这一“六合之棋”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对艺无止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为了能够再接近真理哪怕只是一步，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为了完成我的围棋使命以及希望通过围棋实现国际间友好的愿望，我要求自己夜以继日地努力研究。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高兴，那就是将由田壮壮导演把我的经历拍成电影，同时还要拍摄电视连续剧。
这本《中的精神》是继《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发表以来，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本最新回忆录。世界上的围棋爱好者中，以说中国话的人为最多，今天能用中文出版，我感到万分喜悦。
借此机会向关心和帮助我的桐山桂一先生等众多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清源
2003年1月10日
吴家
1914年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我出生时是中华民国3年，正好是日本的大正3年。
祖父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他的买卖做得很大，因此家境很富裕。福州是省会城市，有四大家族。包括我们吴家，还有陈家、林家和沈家。
我祖父叫吴维贞，原先是福建省的北边浙江省的官员。当时在省之下有一个“道”的行政单位，祖父的官衔就是道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了，但韩国还留有这样的行政单位，诸如全罗南道、庆尚北道的“道”。据我小时的印象，“道台”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县知事”县吧。
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祖父就开始了盐的专卖事业，也许是觉得还是当老百姓比较轻松吧。但不管怎么说，虽说是民间活动，专卖权还是从清朝政府那里获得的，所以可以说性质上还是属于半官半私的吧，和现在的专卖公司有相似之处。
盐的生产和销售是面向整个福建省的。中国很大，即使是一个福建省也有很可观的量，何况有时还向台湾供盐。所以，生意规模十分庞大，称得上是资本家。
盐的专卖生意一直持续到清朝的灭亡。向福建省的各个都市以及台湾运送盐，船是必须的运输工具。但是，当时是海盗猖獗的时代。而且，当时政府围剿海盗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福建省。所以，听说祖父和海盗之间有交往。
为了能让盐船安全地运抵目的地，作为交换条件，如果海盗有要求，就得在他们的指定地点放上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通行税吧。
祖父也曾受到海盗邀请。听说把眼睛蒙住，被带到某个地方，受到了盛情款待。之后仍然是被蒙住眼睛送回了家。
西太后
外祖父的名字叫张元奇。
清朝末期，西太后是最高权力者。她是咸丰皇帝的妃子，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外祖父就是伺候西太后的官员，官衔为“御史大夫”。工作好像就是向西太后谏言的。因为西太后周围的高官太多了，似乎外祖父在西太后眼前露脸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实际上是外祖父在给西太后上奏一道文书之后被贬了。
清朝的某个皇亲出车时撞了人，发生了事故————这就是外祖父被贬的原因。所谓车，在当时来说，也就是指马车。外祖父为了这个事故，花了一个晚上给西太后写奏书。那个晚上，我的母亲一直陪在外祖父的身边。
因为是皇帝亲戚的事故，总是会有所顾忌的吧。外祖父也很明白地知道，如果写了这份奏书，说不定会被贬到地方上去。但即使知道结果，外祖父还是上奏了西太后，结果被贬到浙江省。外祖父之所以敢那么做，也许是已经厌倦在宫中奉事了吧。
有关西太后，小时候听说过她各种各样的传闻。
据说西太后是绝顶聪明的人。大臣们出早朝，写上奏文书，西太后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文书，立即就能判断出好坏，当场进行指示。
有一次，发生了叛乱。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西太后正巧在看戏。外祖父当时也在场。但是，西太后听后一点都不慌张，继续把戏看完。也许看戏时一直在考虑对策。戏结束后，西太后十分麻利地给周围布置了一通指示。她已经算准了一定能够镇压叛乱————她的政治手腕十分高明。
也听说过其他的一些事。
一看见令她心仪的官员，西太后就会从帘子后面扔出一块手绢。之后，那个官员就会脸色发白。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晚上，为了还手绢，那个官员必须去内宫参见西太后……当然，这只是个笑话。
张元奇
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
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引退了。
我的母亲一直随祖父一起去各地赴任。母亲的名字叫舒文。当时的中国，夫人以及孩子一般是守在本宅，不随官人一起出去到各地上任的。但是，母亲作为长女却受到特别对待，一直跟随在外祖父的身边，照顾外祖父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女性是不抛头露面的，而母亲是一个特例。因为一直和当官的外祖父在一起，所以母亲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当然，母亲的性格一定也很开朗积极。
张元奇和祖父吴维贞两人都是福建省出身，原先就是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的名字叫吴毅，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7岁。母亲20岁，长父亲3岁。
自母亲结婚之后，外祖父才开始在地方上纳了妾。当时的中国，有地位的人纳几房妾都不奇怪。对外祖父来说，也许是到了地方上，没有了照顾日常生活的人，感到了不方便吧。
张元奇也是中途停止让母亲缠足的人。缠足在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女儿出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外祖父考虑到清朝长不了了，没有必要让母亲再受那样的痛苦。而且，母亲也说，如果因为这个嫁不出去，那一辈子呆在娘家也没什么。想法真是很开明。
吴维贞
祖父吴维贞兴趣广泛。首先，他办了一个“菊会”。从日本拿来菊花的苗，精心培育出漂亮的菊花。之后，他开放了自家的花园，让外人也可以自由进来赏花。吴家的菊花，当时在福州十分有名。
他还时常篆刻，自己制作毛笔、印泥等。此外，祖父还经常捐钱做一些事情。福州有一座涌泉寺，祖父捐赠了十分漂亮的柱子。日本的空海和尚曾经来过此寺。因为遣唐使船
遇难，空海漂流到了这附近。
祖父的家园墙下面有一个洞就那么开着。穷人从那个洞里伸进手，可以拿到园子里的东西。祖父说“洞不封上也没有关系”，命令家人将洞就那么放着不用堵上。从这种细微处也可以体会出祖父的慈善心肠。
福州的官邸十分大，院子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大到了可以泛舟的程度，到对岸有七八十米吧。除此之外，邸内还有别的池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没有什么记忆。1988年我再次来到福州，才对我的出生地重新有了了解。
祖父有5个儿子，还有若干个女儿。按中国的习惯，问孩子的人数时一般只问有几个儿子。所以，女儿到底有几个，我也就无从知道了。另外，当时的佣人一定也很多。
墓地在城外的山上。据风水先生说，葬在了一个后代子孙繁荣的地方。1988年我是第一次去上坟。坟地所在位置正对着台湾，那一带就成了军事重地，是高射炮阵地，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我是得到了特别批准的。吉普车开到半山腰上，之后是乘轿子。山路很陡。
墓地很大，正好下面还有一个小池塘。到了晚上，月光照射在池塘里的反光可以照亮墓碑的表面。趁着月光，可以看见墓碑上的字。这种墓地，按中国的说法，叫做“月照美人”。大家都说，墓地的风水非常好。
祖父就在那儿一直保佑着他的子孙繁荣昌盛。
父亲吴毅
我的父亲吴毅是在祖父将近70岁时才出生的，是5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但父亲还是选择了为官的道路。这可能源于两个理由，一来祖父原来是做官出身，二来在清朝的时候做官比有钱人更有面子。
按日本的算法，父亲是日本明治25年出生的，母亲是明治22年出生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介绍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祖父张元奇就在他手下做事。
外祖父因为与徐世昌关系不错，所以就请他做了介绍人。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就从福州搬到了北京。那年，父亲22岁。作为第5个儿子的父亲也得到了一部分家产。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7户人家。
父亲去日本留过学。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父亲经常到本因坊秀甫在明治时期创立的“方圆社”(棋社)去下棋。并且，父亲回国时，还带回来了许多日本的棋谱和棋书。父亲是那种容易着迷的人，对书法、围棋等都十分热爱，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但是，他的棋力却不怎么样。
在亲戚的建议下，父亲进了平政院上班，平政院是一个司法部门。这个职务是需要相当于法务大臣级的人物直接任命的。但是，当时官员的生活可并不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工资发放经常拖欠，有时候竟然要半年才发一次。另外，由于政府不停地更换，所以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根本坐不上好位子。
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善于溜须拍马的，所以他最终在官场上也未能有大作为。也许是所受的教育导致了这种不谙世事吧。在这一点上，一直跟随在做官的外祖父身边的母亲倒是比他懂得多。
在北京，有时得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生活。
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是农历五月的生日。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4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时代，有科举中考的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5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4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学习四书五经很辛苦。如果复述不出来，手掌就要挨父亲的竹板子了。一定是父亲小时候也是那样被教育过来的。
先通过卡片识汉字，然后学习《三字经》。《三字经》是以三个字为一组内容的课本，现在想起来，里面的内容可真是深奥。写的尽是人间的根本。之后再学《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
《大学》讲的是政治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孩子，一点都不理解，只能死记硬背。那种教育持续到我8岁。
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即使用清朝的教育方法也没用”之后，父亲的教育方法才有所改变。并且，当时父亲也开始有了信仰，开始了道教的坐禅，思想也有所转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7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的。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
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濑越老师
北京的美术商人山崎有民先生和濑越宪作老师之间，从1926年到1928年的3年间通了50余封信，都是商量有关我去日本事宜的。
从当时日本的围棋棋力来说，在濑越老师之上还有一位更强的人，他就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但是，在中国对秀哉名人的评价不是很高。那是因为1919年，日本棋手来到中国访问，秀哉名人向段祺瑞等人说，如果不采用日本规则他就不下棋。
日本规则是比空，围空多的一方获胜。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在阵地里补一手就要损掉1目。而中国规则则是比谁在棋盘上活的棋子多，多的一方就赢。即使在自己的空里补一手也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和秀哉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相比，一起来中国访问的濑越先生就同意下中国规则。那很了不起。由此考虑濑越先生的为人和性格，山崎老师想让我成为濑越先生的弟子。
1927年，我和从日本来到北京的井上孝平五段下棋。最初，他让我二子，结果我赢了。后来他让我先，下了三局，我一胜一负一盘打挂(没下完)。井上回国后发表了以下的感想：“最先的一局棋体现了少年的力量。少年对日本围棋既有的定式都十分了解。而且，在那些旧的定式上还加上了自己的更正。可以说吴少年已成大器。”
濑越先生也看了我下的棋，他评价我说是“秀策再世”。秀策是江户末期的日本棋圣。“秀策流布局”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布局，无论是棋还是人，秀策在围棋史上都十分有名。
神户港
到日本是1928年的10月，我满14岁。那一年的6月里，日本的关东军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政治空气空前地紧张。
离开中国的那天是10月18日。山崎先生带着我们，从北京赶到天津去坐船。坐的是名叫“长安丸”的到大阪的客船。当时，我记得作为我监护人的杨子安先生还对我说：“希望你两年之后回来。”
和我一起坐船的有母亲和大哥，还有山崎先生。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也一起同行。二哥因为在读书，所以把他交给亲戚照顾，三个妹妹也分别托付给亲戚们照顾。4日后，到了日本的神户港，接到日本棋院的通知说“请在神户稍等”。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日本棋院刚好出了“万年劫”的事情。
对“万年劫”，日本当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万年劫是出现在濑越老师的对局中的，有关这局棋的判定结果，在棋界引起了各方争论。因为是有关濑越老师升八段的对局，听说那时的背景是想阻止老师的升段————是世间无聊的事件。
在神户上岸，眼睛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去了大阪的《朝日新闻》社参观之后，我们就去了京都。连接大阪和京都的火车速度快极了，令我惊讶。住在京都饭店，第二天一早，和大哥两人上街买东西。那时带有奶油或草莓的蛋糕是5块钱。我在日本第一次说的日语是：“这个，多少钱？”
来日的第一盘棋
到了日本，第一盘棋是1928年12月与筱原正美四段下的。
筱原是当时日本棋院升段赛的冠军，这盘棋是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让下的。这是给没有段位的我定段位的测试棋。我执黑，下了三天，结果我中盘胜。
第二盘测试棋的对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在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里下的。濑越老
师因为太担心了，所以没有来观战。
让我二子。秀哉名人个子瘦小。但是，他一坐在棋盘前，似乎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对我来说，即便对手是名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很沉着，下得很好。
面对名人，我很快地下在了星位。当时下手和上手下棋，第一手是不下星位的，那是不被赞成的一手。但是，我的第一手没有遭到名人的训斥。从这点来看，名人很了不起。
但是，如果那盘棋我输了，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后来，我创造出了“新布局”，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新布局。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那手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结果我4目胜。据说，当时八段的人被秀哉名人让二子，都经常要输。也许是我第一手的星位使得名人使不出劲来了。
秀哉名人不怎么表扬年轻人的棋，但是他说这盘棋是“二子的经典之局”。我自己也有下了一局好棋的满足感。
之后，我又和村岛义胜四段、前田陈尔四段下棋，结果我都赢了。终于，1929年，我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的称号。
以前，定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用“拼命”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麻布谷街
到日本后，我最初住的地方是东京的“麻布谷街”。在现在港区六本木的一丁目、二丁目附近，是濑越宪作老师为我们租的房子。
日本棋院当时是在永田町，也就是溜池附近。从我的住处到棋院只须步行就能到。由于我们不太了解日本的习惯，我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住在东京时，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吃惊。就是日本叫做“祭”的祭典活动。在祭典活动上，有一个抬神舆的仪式。起初，我将此错以为是葬礼了。中国的葬礼上也是几个人抬着个棺材，静悄悄的。因为不知道这是祭典活动，所以想，“这么沉的棺材，这么热闹的葬礼啊。”那想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天皇陛下上街时，街道两旁恭迎的人们的样子。溜池离皇宫很近，许多人都等在道路两旁，铺张草席坐下，大家都深深地低着头。据说如果和天皇陛下眼对眼看的话，眼睛会瞎的。
模仿棋
难忘的对局有很多。1929年和木谷实四段下的一局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盘棋我下了模仿棋。
木谷当时有个外号叫“怪童丸”，棋力很强，是年轻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位。在来日本之后我就听说了他的厉害。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比赛中，我遇上了木谷。
按照普通的下法，我觉得很难赢，所以就和师兄桥本宇太郎商量说：“我想下模仿棋，你看怎么样？”桥本说：“很有意思，试试看吧。”师兄同意了我的想法。实际上，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所谓模仿棋就是以天元为中心，与对手下的棋形成对称，正如字面意思那样，模仿对手的下法。
我是先手，所以我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很简单了。模仿木谷下的每手棋。现在的围棋规则，因为认为黑棋有先行之利，所以制定了贴目规则。但当时黑棋是没有贴目的，所以根据我的计算，我认为如果模仿棋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黑棋最终会赢2～3目棋。
木谷感到十分困惑。好几次走出房间，嘴里表示着不满。木谷显然是不理解模仿棋的战略，早些时候就应该向中央出头。如我设想的那样，开局我的形势一片大好，至63手我停止了模仿，局势是我明显的优势。但是，后来我一不留神，被木谷下了个妙手，输掉了这盘棋。
濑越老师说：“如果模仿棋流行了，可不好办。”那是惟一一次我输棋他却高兴的。很久以后有一次，桥本有一盘棋似乎也要形成模仿棋的格局了，但桥本立刻就挂了天元。模仿棋的胜负应该是在中央。
输掉模仿棋的那天晚上，因为很晚了，我和木谷就一起住在了日本棋院的二楼。铺好被子，大家一边说话，一边睡觉。我记得木谷说：“围棋不会出现两局完全相同的形状，所以每盘棋都应该重视，认真下。”我记得，对他的那番话我十分佩服。
当时和我关系好的，当然是木谷实先生了。木谷先生比我大5岁，是我最强的对手。我老下不过木谷先生，大约是到日本4年后我和他的成绩才开始互有胜负。
西园寺公毅
我还受到了西园寺公毅先生的诸多关照。他是西园寺家族的，是相当于当时第一银行董事的西园寺龟二郎的哥哥辈，他十分有钱，家里的佣人就有十多人。
先生的家在现在的东京都北区内。因为经营矿山失败，先生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年轻的时候，西园寺公毅先生留学美国，在那里接触了宗教，回国后成为了日莲宗的信徒。先生热衷于对神灵的信仰，召集过很多的信徒到家里。
邀请我去西园寺先生家的是我的好朋友木谷实先生。西园寺先生喜欢下棋，木谷实先生是他家里的常客。据说，是西园寺先生叫木谷实先生邀请我去他家的。
我问为什么邀请我，说是因为我的身体可以康复，也可以长棋。但是后来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明白了其中真正的理由。那是在先生的葬礼上，听当时的铁道大臣三土忠造说的。先生在世时曾说：“来了一个担任将来中日友好使命的人。”我想这个人就是我。三土先生在东海道本线的丹那隧道工程中有关众多伤亡者的抚恤问题来找西园寺先生商量过。
先生将我看成是他的弟子。先生做什么事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例如，咳嗽的时候，他就用手指按住身体的某一部位，全神贯注地进行治疗。而实际上竟然就治好了，这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先生对《大学》、《中庸》等也十分了解。先生认为“明德”就是以人的本性在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是先生独特的思考方法，先生的“明德”就是指佛教中的佛性，也就是本性。在排除所有杂念、一心一意念经、与佛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本性。
每逢傍晚段位赛结束后，我和木谷先生就会去西园寺先生的家，并总是被留下来吃晚饭。木谷先生结婚后，把家就安在先生家的附近。我和木谷一起摆在棋院下的棋给先生看，请先生评论。先生即使在评论的时候，做法也带有神秘的色彩————呼唤出幕府末期被称为棋圣的秀策的灵魂。
兄长
大哥吴浣从明治大学毕业后，去了伪“满洲国”做官。大哥的棋力也很强，无论是在最先的早稻田大学还是后来的明治大学，他都是学校围棋队的主将。他在的时候，早大和明大都拿过大学比赛的冠军。
大哥找工作受到了日本政治家床次竹二郎先生的关照。床次先生资历很深，他在原敬内阁和高桥是清内阁担任过内相，在犬养毅内阁担任的是铁道相，在冈田启介内阁担任的
是邮政相。其实，我到日本的第七天就被带着去过床次先生家的棋会。床次先生的围棋水平不高，但经常在家里召开棋会。
为了大哥的工作，我去拜访床次先生。看见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着许多议员。我是去告诉床次先生“我大哥很想为日满友好作贡献”。第二天，床次先生就把我大哥叫去，交给他一封写给宫内省侍从长的信。
因为是日本刚刚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所以到处贴满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标语。所谓五族就是日、满、蒙、汉、朝五个民族。我们听说那里是一片理想之土，所以大哥才会产生去满洲工作的念头。
但是，实际到伪“满洲国”的宫内府一工作，马上就发现，虽说是皇帝，但皇帝根本就没有实权。其实就是一个傀儡国家。大哥很看不惯日军的嚣张。
1937年，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嵯峨公爵的女儿的结婚典礼在日本举行。大哥作为陪同也一起回到了日本。之后，大哥就再也没有回伪“满洲国”，在东京或南京的伪“满洲国”大使馆里工作。
但是，大哥的这段经历后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战争结束后，大哥去了台湾，就因为他曾经为日本效过力，所以一直无法找到公职。为此，大哥只能靠围棋生活：教教棋，或是讲解棋。
二哥吴炎，战前战后都在中国的天津生活。他受母亲哥哥一家的照顾，在南开大学读书，专业是中国文学。二哥自己写诗，最近还出版了诗集。二哥一直是南开大学的教授。
红会
中国有一个宗教团体叫“红会”。
1923年(大正12年)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因为给日本送来大量的米和捐款，红会从而广为大家所知。据说，当时在中国的内地，日本人抓住强盗时，如果有红会的印章，强盗就会马上被释放。因为红会有许多慈善义举，深得民众的信任。
红会的教义简单地说，就是“道”和“慈”。道也就是修行，慈就是慈善事业。修行的结果是和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红会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参与政治。
1935年，我加入了红会。之前，我经常去西园寺公毅先生家，西园寺先生经常讲日莲宗的教导，但那一年西园寺先生逝世了。所以，加入红会，也许就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出现了空白。
为了寻找信仰，我很烦恼。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好像神灵附体般地倒下了。等我清醒恢复正常后，我在我的心中好像听到了“回天津！”这样的声音。
其实在我倒下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从中国天津二哥吴炎寄来的报纸《庸报》。那家报社的社长就是红会的信徒。我读了他有关红会教义的社论，受到了很强烈的感动。不久，我向日本棋院的升段赛请了假，坐船回天津去了。
正巧，在南开大学的二哥经常出入《庸报》的报社，所以二哥介绍我认识了社长，我向他请教了红会的教义。
红会没有教祖，无论信奉哪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因为有一个“至圣先天老祖”的宇宙之神存在，所以无论是释迦牟尼也好，基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他们都是为了拯救人类而由他派遣下来的。
在天津一个叫道院的宗教设施里，我也进行了百日严格的修行。日本方面对我的迟迟不归十分担心。老师濑越宪作还发来了“速归”的电报。为此，我只能缩短我的修行，在那一年的12月回到了日本。
我21岁加入红会，到87岁的今天，我依然信奉着红会的教导。
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3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5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的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川端康成
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先生，有许多令我难忘的回忆。
在1932年我还只有四段的时候，《国民新闻》(现在的《东京新闻》)主办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我的二子局，那时写观战记的就是川端康成先生。当时我们在热海一起打儿童高尔夫球。在我住院的时候，他还特地到信州的富士见高原疗养所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去伊豆(静冈)旅行。
说起去伊豆旅行，还有这么一段缘由。我在医院里住了1年3个月，1938年9月出院。在医院里，我和安田善一的病房同在一个楼。安田的父亲在伊豆下贺茂温泉经营着一家“伊古奈旅店”。安田的父亲是川端先生的书迷。
那时，旅店刚刚建造完毕。川端夫妇加上我三人应邀一起去了伊豆。那是1939年的春天。当时和木谷实七段在下三番棋，观战记也是由川端康成先生写的。
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漫步在伊豆的山里和大海边。大家都非常能走路，徒步走了很长的距离。我因为长时间的休养，人也胖点了，疝气也痊愈了。我还吃了川端夫人做的煮鸡蛋。
川端夫人是一位圆墩墩的美人。但川端先生的体重却不到13贯。我也只有12贯多一点，我们两人都很瘦，也就是四十六七公斤吧。一起泡温泉的时候，我们约定说：“谁先到达13贯谁请客。”当时我也没在意，把这当成是玩笑。但战后看见我超过13贯的时候，川端先生却生气地对我说：“为什么不请客啊？”
川端先生1953年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吴清源棋谈”。为了采访，川端先生特地跑到我住的箱根来了。三天里，我每天都去川端先生住的旅馆，和他说话。那时，他送了我一张日本的色纸，我记得上面写着一个“无”字。
他是那种瞧你一眼就能够看透你心思的人。
升降十番棋
25岁的时候，我升到了七段。那是1939年。
木谷七段已经是战胜本因坊秀哉名人的极具实力的棋手，我也和木谷先生下过七番棋、三番棋，双方的实力不分伯仲。在受欢迎的程度上，我们俩也旗鼓相当，是当时最有人气的棋手。独具商业眼光的《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注意到了这一点，策划了“升降十番棋”。
“升降十番棋”是江户时代就有的十分刺激的比赛，其激烈程度决不亚于真刀实枪的对拼。德川幕府的时候，设立了“棋所”，并产生了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四大围棋门派。为了争夺第一人的名人“棋所”，相互之间要下被称为“升降棋”的比赛，因为名人棋所只能一个人获得，所以比赛的火药味很浓。
十番棋中如果被领先了4盘，就要被“降格”，就是说以后和同一位棋手下，就要失去平等对局的资格。也就是说，一旦被降格，那么比起原先同等的棋手，地位就要矮一格，所以，这是事关一名棋手名誉的严酷比赛。
现在的比赛，无论输过多少盘，下一次和同样的对手还是同样平等的对局资格。而且现在日本的九段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人，已故的围棋评论家安永一先生曾开玩笑说：“扔一块石子，就能砸到一名九段。”所以看现在的情况，很难推想出以前那种激烈残酷的程度。“即使流放也没有这么苦”——指的就是那种拼了命的胜负。
“升降十番棋”的策划是由《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记者向木谷先生提议的：“和吴清源先生下不下十番棋？”木谷先生也觉得这个策划很有意思，于是就向我挑战——激烈异常的胜负开始了。
这次的十番棋是在镰仓(神奈川)的名刹建长寺、元觉寺，还有鹤冈八幡宫等地方下的，所以后来被称为“镰仓十番棋”。
这以后，从战前到战后我还和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岩本薰、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一流棋手都下了“升降十番棋”。
镰仓十番棋
和木谷实先生的“升降十番棋”第一局是在镰仓的建长寺里下的。那是1939年的9月。
当时，木谷先生和我都是明星棋手。因为秀哉名人的过世，八段位是空缺，而七段里除了三位前辈棋手外，就只有木谷实先生和我了。因为是两位年轻棋手的对决，所以比赛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作为特别对局，比赛时间也定得很长，一局棋要下三天。
第一局是木谷先生的黑棋。当时，木谷先生已经从原先新布局重视中央扩张势力的下法转变成重视边角、注重实地的棋风了。所以，他的棋过于坚实，棋局向着有利于我的形势发展。本来木谷先生的长考就很有名，当时的局势也不好，所以木谷先生更是长考接着长考。
第三天，第120手的时候，我下了一步轻率的棋，形成了打劫，我一下子损了4～5目棋，转瞬之间局势变得胜负不明了。
就在那时，木谷实先生突然“砰”地倒下了，好像是脑贫血引起的，于是就躺到旁边的长椅上去了。其实木谷实先生在段位赛里也出现过因脑贫血而倒下的情况，他也是在长椅上躺了30分钟，据说他是一边休息一边想好了下一手。
但这次，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即使是躺着，他也无法算清下一步了。所以在我长考的时候，木谷先生说“要到棋盘边上来”。木谷先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我的长考是对木谷先生有利的。特别是到了“官子”阶段，必须要进行1目、2目很细微的计算，很是复杂。
主办的《读卖新闻》社却刊登出以《木谷氏鼻血！吴氏视而不见继续长考》为标题的文章来。文章是这样写的：“走廊上，用时所剩不多的木谷先生苦闷地躺在那里……不久吴七段下定决心地抬起头，朝着走廊喊：‘木谷先生，怎么办？还休息吗？我要下了。’”
面对痛苦的木谷实先生，将我写得那样冷酷无情。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为我惹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恐吓信
关于“镰仓十番棋”第一局第三天的情况，因为报纸上的观战记将我写成是装着没看见倒下的木谷实七段，十分冷酷无情，所以在社会上我一下子成了个无情的人，一时间责难声甚嚣尘上。
必须申明的是，这绝对不是事实。一定是写观战记的记者为了写得有趣，吸引大家看，而故意夸大捏造的。那天，还有作家川端康成先生等几个人在场，当时既没有发生木谷
先生流鼻血的事，更没有木谷先生痛苦地躺在走廊上的情景，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当时只是木谷先生躺在长椅上，而我盯着棋盘上的棋子在闷头计算——不过如此而已。
当时的棋局情况是，因为我在终盘时下的一步恶手，形势正向着木谷先生要逆转的方向发展。但最后，木谷先生又下了一步坏棋，最后结果是我赢了2目。
之后的情况很糟糕。当时，我住在西荻洼的家里收到了恐吓信。内容是：“如果不在垃圾箱底下放上300日元，就杀了你。”那时是1939年，日本的整个社会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气氛，所以对我的抗议也像暴风雨一般地袭来——甚至还有人向我的家里扔石头。
没有办法，我按照指示放上了300日元。但到了第二天，犯人没有来取走钱……
甚至有人还威胁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先生：“如果这次吴赢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没有了吧。”老师濑越先生对社会上种种偏激的做法、说法也十分担心、苦恼。结果，老师对我这样说道：“作为棋手，死在棋盘上可以说是死得其所。”老师让我继续下十番棋。
这是事后很久的事情了，著名评论家大宅壮一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文章里就拿当时的这件事做例子，用来说明中国人是如何残虐。这引起了在日华侨的愤怒。战前的日本，社会上有这样一股风潮，无论中国的什么事都是不好的，所以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十分艰辛的。
不过，我倒是不在乎，因为我没有做任何坏事。和木谷先生之间的关系也一如既往，下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俩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
结婚
和木谷实七段“镰仓十番棋”的第六局是在镰仓的元觉寺下的。木谷先生剃了一个光头出现在大家面前，表现了一种拼搏到底的决心。第六盘还是我赢了，所以第一阶段的6盘棋我取得了5胜1负的成绩，将木谷先生打降了格。
“升降”的规则就是领先4盘之后，从下一局开始，对手的资格要下降一等，被打降格。对棋手来说，这是十分屈辱的一件事。从193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41年的6月才结束的
“升降十番棋”，历时3个年头，最后的结果是我6胜4败，以胜利告终。
棋下得越来越好，接着结婚的问题就出来了。那时因为中日战争，许多在日本的中国人都纷纷回国去了，我的母亲和妹妹们的回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一个人生活难免有所不便，所以就拜托喜多文子老师为我介绍结婚对象。
濑越老师也给我介绍了许多的结婚对象。但因为我是中国的一个宗教团体“红会”的信徒，所以就我自己来说，是想找一个能够理解红会的结婚对象。
那时，我经常参加在日本的“红会”的后援活动。后来，那个后援会也解散了，就把“红会”的本尊“至圣先天老祖”搬到了新兴宗教“篁道大教”本部旁边的屋里供奉了起来。
篁道大教的教主名叫峰村教平，他和喜多老师也认识。所以，峰村先生就把他的一个远亲作为结婚对象介绍给我。
她是住在东京中野的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名叫和子。那时和子正在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当时学校的规定中有一条是“女学生必须是未婚”，所以和子就中途退学和我结了婚。
结婚仪式是1942年2月在明治纪念馆里举行的。当时日本的粮食也很成问题，但因为峰村先生的亲戚是礼堂的神主，所以结婚宴席还算像样。介绍人是喜多老师夫妇和萱野长知先生夫妇。萱野先生以曾经支援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而广为人知。结婚时我28岁，和子是20岁。
玺宇
当时，我不仅仅执著于围棋，我对信仰的追求也充满热情——可以说信仰方面对我更为重要。
话往前说，那还是1935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名叫“大本教”的新兴宗教被镇压了。有一部分信徒就想组成“红会”的日本支部，为此，他们来寻求我的帮助。那时，我正住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
当时的日本政府，鼓励将日本的神道发扬到中国去，而对中国的宗教要发展到日本来，则是不允许的。所以，只能以后援会的形式在日本国内进行活动。我记得一名陆军将军松井石根对我说：“红会不错，但日本已经有了神道了，所以不能允许它进来。不过，可以采用后援的形式。”
因为我懂中文，所以我帮助他们把红会教义的小册子翻译成了日语。但是，没过多久，后援会也解散了。小田秀人先生原来是大本教的信徒，后来他去新兴宗教“篁道大教”工作了。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就是把妻子介绍给我的人。
峰村先生提倡的是“教业一致”，就是“教诲”和“事业”并存，由此来发展宗教。为此，除了宗教活动，他还经营铁矿石的挖掘等事业。作为宗教，他们在供奉“天照大神”本尊的同时，还让教主灵感丰富的义弟作为神的化身发出神的指示。
后援会解散后，因为把“红会”的本尊“至圣先天老祖”供奉在了峰村先生的地方，所以我也经常去峰村先生那儿。中国的“红会”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所以峰村先生是想利用红会的人际关系吧。
1942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冈良子”的人经常出入篁道大教。因为她住在莆田(东京都大田区)，所以大家都叫她“莆田夫人”。
长冈也是一位灵感很强的人，自己也拥有很多的信徒。后来她自称为“玺光尊”，宗教名称也改为“玺宇”了。我从战争中到战争后的4年里，一直是跟玺光尊在一起共同行动。
母亲、妹妹的回国
母亲舒文和妹妹们决定回国了。那时是1941年。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西荻洼(东京都杉并区)濑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但自从侵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在日本渐渐待不下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有三个妹妹，分别是清仪、清瑛、寄子。最小的妹妹寄子因为正在实践女校读书，所以就留了下来。母亲她们是那一年的8月回国的。因为我和和子已经订了婚约，所以和妹妹寄子两人就搬出了西荻洼的家，住到了妻子中野的娘家。
寄子、二哥吴炎、妹妹清瑛
对我来说，没有比和母亲的分别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了。在这之前，哥哥和母亲一直在劝说我回国，但我还是准备一直留在日本。1928年来日本以后，我一直是以要为“促进中日友好”作贡献的心情待在日本的。
他们也劝说我进日本的学校读书，但这样就不能专心下棋了，所以我也就没有考虑。母亲一直比较尊重我的意见。母亲她们回国后将和南京的大哥住在一起。
1941年，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爆发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之前两年，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军事联盟条约，同时，日本国内也成立了大政翼赞会——可以说是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第二年，1942年，我去中国访问了两个月左右。新兴宗教“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交给我一个任务——“寻求和中国红会的交流”。峰村先生是想把中国红会的重要人物叫到日本来。由于正好是处于中日打仗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是得不到信任的。为了让中国人能够相信，我就成为了一个工具。
我去拜访了日本在北京的驻外机关“兴亚院”以及红会的道院，但因为战局进一步升级，所以最后没有完成任务就回国了。尽管是宗教，但当时的确不是中日交流的时代。
雁金准一
1941年，《读卖新闻》社选择了雁金准一八段作为“升降十番棋”的下一个对手。
雁金先生是当时棋界最年长的棋手，他的人品很好。明治末期本因坊秀荣名人去世后，本因坊家族关于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争斗。雁金先生就是那时和田村保寿(后来的本因坊秀哉名人)争夺继承位的人。之后，他创立了“棋正社”，和日本棋院对抗。1926年，他和竞争对手秀哉名人进行比赛，结果输掉了。
当时，《读卖新闻》社似乎有让雁金先生复活的想法。他们还准备以这次“升降十番棋”的胜者为中心，制定出今后的围棋计划。
雁金先生是八段，但日本棋院里由于秀哉名人的去世，已经没有其他的八段棋手了。当时有规定，和高一段的棋手是无法平等分先下的，就连七段的濑越宪作老师也无法与雁金先生有平等下棋的资格。
太平洋战争
我是和木谷实先生一起升为八段的，时在1942年。虽然当时也有中部《日本新闻》社(现在的《中日新闻》)等三家新闻社联合主办了我和木谷实的三番棋，但由于已经完全进入战争的环境，不仅正式的比赛越来越少，还要去釜石(岩手县)的钢铁厂进行慰问，或是去和伤病员下棋。
同一年，还和濑越老师、师兄桥本宇太郎一起访问了中国。那是当时担任“大东亚
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邀请濑越老师去中国南京的。青木先生十分喜欢下围棋，桥本先生以前一直和他下指导棋。
桥本先生在南京市内看见我的人头像和悬赏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模拟像上写着“吴清源文化汉奸(卖国奴)”。
我和最小的妹妹一起住在妻子东京中野的娘家。但是1944年的时候，因为已经不能正常学习了，所以托关系弄了一张军人的飞机票，把小妹妹送回上海我的大妹妹那里。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粮食很困难，连米的配额都不足，所以我得了慢性营养失调症。我记得当时的衣料也实行了布票供应制，袜子每年只有6双的配额。但是，能乐世家的喜多文子老师家里，一年6双布袜子是怎么也不够的，所以我还匀了些我们的布票给他们。
被征兵的棋手已经有了好几个，终于我也收到了征用令，是去军用物资工厂工作的征用令。但是，我在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因为以前肺的毛病，他们对我说：“先把身体养好了再来。”当天我就回家了。木谷实先生的健康没有问题，所以也收到了征用令，但据说不久也让他回家了。
东京大空袭
空袭是令人无法忘记的恐怖体验。
1945年3月10日发生了东京大空袭，下街一带都烧毁了。4月13日又有一次大空袭。那时，我和夫人正住在离四谷很近的玺宇教的总部里。
峰村教平教主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也不好，在空袭的时候，他坐立不安，不断来回地
走动。这一点，被称为“莆田夫人”的长冈良子倒是十分镇定。防空洞已经失去了保护的作用，附近的火势越来越大，把峰村先生抬到自行车后面放货物的拖车上，我们大家一起逃命去了。来到新宿御苑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警察对大家说：“没有得到宫内省的允许，不能开门。”不让大家进去，最后我们只好逃到了明治神宫的外苑。
那一天的空袭中，我家虽然奇迹般地没有被烧毁，但在5月25日的空袭中，到底还是被烧掉了。5月的空袭，真像是红色的暴风雪。变成鲜红色的木窗到处乱飞。风也十分大，甚至把毁坏的房顶吹上了天。
我戴着防空头巾，灌了一瓶一升的水逃了出去。因为空中不断有火星飞溅过来，所以我一边逃一边把水洒向周围的人们。烟雾很浓，几乎睁不开眼睛。因为市谷附近在3月的空袭中已经被烧毁，所以我们就向那里逃去。被烧毁的地方不会再起火，于是也就成了救命的避难场所。
到了第二天，周围一片被烧毁的废墟。地上都是一根根像棒子一样的东西立在那里。那是什么呢，定睛一看，原来是自来水管。东京的街面全被烧光了，我记得那天从市谷附近都能看见东京湾的大海了。我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是5月的天气，但依旧很寒冷料峭。
几个月前，我把我得到的纪念品等一些贵重的东西，寄到地方上的朋友家里存放。但当时是军用物资优先运送，所以民间的货物都打成包堆放在上野车站——3月的空袭将这些纪念品全部烧成了灰烬。
所以，钻出废墟的我，除了身上穿的，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原子弹爆炸下的对局
日本棋院会馆在1945年5月的空袭中被烧掉了。那时，正好要开始第三届本因坊战决赛——岩本薰七段向桥本宇太郎本因坊挑战。
时局虽然已不适合下棋了，但濑越老师说：“本因坊战无论如何也不能停。”在濑越老师的努力下，比赛在老师的出生地广岛进行——老师当时正好也疏散到广岛——广岛不仅有防空洞，而且也有粮食。
战后，我从桥本宇太郎先生那里听说了当时的情景。本因坊的第一局是7月下旬在日本棋院的广岛支部长的家里下的。但8月4日的第二局搬到了近郊的五日市去下了，因为接到警察署的命令说：“在广岛市内比赛太危险了，不许可。”第二局比赛的第三天，就是8月6日。
据说当时先闪了一道强光，不一会儿，伴随着一声巨响，刮起了十分猛烈的暴风。虽然距离广岛市中心有10公里的距离，但拉门拉窗到处横飞，玻璃碎片四下乱溅——原子弹爆炸了。
局谱和岩本薰氏的浮雕
濑越老师和桥本先生都安然无事。但是，那天下午，濑越老师读中学的儿子被烧成重伤——他竟然一个人坚持着走回家来。他是在广岛市中心开勤劳动员会的时候被炸伤的。他被烧得连濑越夫人都分辨不出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了。听说，这个遍体鳞伤的孩子10天后就死掉了。在孩子之中，他是长得最像濑越老师的一个。
在东京的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妻子在中野的娘家也被烧毁了，我和妻子就跟着玺
宇教的人们一起生活。被称为“莆田夫人”的长冈良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宣布自己是玺宇教的教祖的。她自称为神，并改名叫“玺光尊”。
我们住在大田区的信徒的家里，一共十四五个人一起生活。家很小，每天祈祷过日。当然，没有棋盘，更不用提什么研究棋了。
宣布战败的那一天，我受玺光尊的差使外出了，没有听见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虽说战争停止了，但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特别感慨”一番。只是，今后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去听空袭警报的声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为这一点感到高兴。
玺光尊
跟随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一起行动的，大约有十几人左右，多的时候达到30人左右。
因为自称是受了“天照大神”的神示，玺光尊在战时因为不敬罪还被警察拘留审问过。玺光尊提倡复古主义的日本思想，那是一种将自己的灵魂附体到信徒身上讲究心灵感应的新兴宗教。
但是，由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玺光尊的灵魂附体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玺光尊并不重视我。如果说我还有些作用的话，那就是通过我去交涉可以确保我们一行人的住处，以及吸收新的信徒。
她肯定是在利用我的人际关系以及知名度。即使在玺宇教里，我和妻子也是分属两个团体，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了防止我出逃，每次外出都有人监视我。
有一天，玺光尊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劝说一个在山中湖别墅避难的人来加入玺宇教。那个人是玺宇教的原教祖峰村教平的朋友，曾在战前捐赠过20万日元的巨款。所以，玺光尊想让那个人成为她的信徒。
我去了他的别墅，但是对方拒绝和我一起回玺宇教。因为玺光尊给我下了命令：“必须把那人带来。”所以，那天晚上我很烦恼，甚至想到了自杀——跳入河里死了算了。在我这一生中，想到自杀的也就那时惟一的一次。我正准备在别墅的一个房间里写遗书的时候，那人进来对我说：“一起去玺光尊那里。”也许他是从我的神态上觉察出我要自杀了吧。不过，最后他还是没加入玺宇教。
妻子也和一个事件有关联。她接受了玺光尊的命令，去联合国总司令官麦克阿瑟那里递交“神的指示”。那是1946年5月的事情。妻子和其他信徒一起等候在美国大使馆的门前，当看见麦克阿瑟的车来了，就立即冲过去，拦在车的前面，嘴里叫着：“please! present!”并将“神的指示”交给了坐在车里的司令官。玺光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玺宇教而下达那样的命令的吧。
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之后，我几乎没有碰过棋。我一直和玺光尊共同行动，埋头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
那时，有提议说让我和师兄桥本宇太郎八段下“升降十番棋”。那是1946年。主办方的《读卖新闻》社方面和玺光尊进行了交涉，玺光尊同意了我的比赛。我想玺光尊也认为这对玺宇教的宣传有好处吧。
第一局是在8月下旬下的。那局棋是战后我下的第一盘棋，相隔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第一局桥本先生下得很出色，我输了。
因此，第二局比赛前，玺光尊对我说：“给你些力量。”那天晚上玺光尊让我睡在她的边上。不管怎么说对方毕竟是神，一个晚上，我连翻身都不敢——那样的状态又怎么可能下出高质量的棋。
所以，第二局100手之前，我的形势差不多就崩溃了。但不知为什么，桥本先生一直没有下手将我置于死地。我渡过了好几次的难关，即使在最后，桥本先生还错过了一次机会，结果我赢了1目。
裁判长是濑越老师，看了棋局的进程之后，他对《读卖新闻》社的观战记者说：“下这样的棋应该开除，应该开除。”似乎桥本先生在对局时无法集中精力是他输棋的原因。后来大家都在传说：“桥本在对局时，耳朵里总是听见敲鼓的声音，无法集中精力想棋。”虽然那种说法很怪异，但那段时间里，玺光尊一直在祈祷我能赢下来倒是事实。
第三局之后，我的状态也恢复了。战后第一次的“升降十番棋”，到第八局的时候我取得了6胜2败的成绩，桥本先生降了格，我取得了胜利。1950年桥本先生获得本因坊的时候，我们又下了第二次的“升降十番棋”，结果我再次获胜。桥本先生是我的前辈，他有“天才宇太郎”、“火之玉宇太郎”等称呼。桥本先生出生于关西，1950年他创立了“关西棋院”。之后，关西棋院和日本棋院一直是对立的关系，前后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我也不清楚。
金泽事件之后，我们一行又去了山中湖(山梨)的一个别墅。但在那里只待了半年，就又去了八户(青森)的信徒那里。那是1948年。
在那里又出事情了。那名信徒是酿酒的资本家，尽管他已经送了一栋房子给我们住，但玺光尊还是不满足，命令他必须在一起修行。所以，资本家只能住进了玺宇的楼里。不知所措的是他的亲属。为了把他抢回来，他的亲属雇了当地的许多壮汉，那些人就蜂拥到我们住的地方。
出现了大混战。一楼的信徒因为没有进行抵抗，所以只是单方面地挨打，大部分都受了伤。二楼的玺光尊面对如此乱成一团的场面，依然坐在神前一心一意地继续祈祷。其实，我在这次事件之前，正好也被驱逐在外面，这一连串的事情也是后来听说的。
那时有人正和我在商量进行下一次“升降十番棋”，对手是当时的本因坊岩本薰八段。主办方的《读卖新闻》社为我在箱根的仙石原买了一栋别墅。玺光尊一行在八户也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决定要到我在箱根的别墅来住。
但是，那时我和妻子都已经决定要离开玺光尊了——彻底告别玺光尊。如今想起来，那4年就算是一种修行吧。
日置昌一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住在横滨杉田的实业家，名叫西幸太郎，是经营九州碳矿的。日置先生跟我说，西幸太郎很强悍，住在他那里，即使玺光尊来了，他也会替我们赶走他们的。所以我们就住进了西幸太郎先生的家里，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旁边一栋房子里。
杉田的家里经常召开宴会，十分热闹。宴会之后，经常是打麻将，或是下棋。战前曾担任过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也经常来，一起下棋。大家都为我能离开玺光尊、重新回到棋界而感到高兴。
升为九段
1948年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到第二年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5胜1败的成绩，将对手打降了格。按照比赛制度的规定，如果领先4局，对手就要“降格”，以后再和同一对手对局时，对方就要降一格，变成先相先。
但是，当时我还是身在新兴宗教“玺宇教”里，所以对局费我是拿不到的，全都被教祖玺光尊拿去了。所以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反正吴清源也拿不到对局费，给一半就可
以了。”
和岩本先生下完后，下一个对手就剩下棋力越来越厉害的藤泽库之助先生了。他是当时日本棋院惟一的一名九段。
在战争时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下过一次十番棋， 4胜6败我输了。但那次是我让先下的，也就是说，10盘棋里，藤泽先生全部拿的是黑棋，大家都说这个成绩我已经尽力了。
有过先前的一次十番棋后，《读卖新闻》社决定再次策划我和藤泽先生的十番棋。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藤泽先生是九段，而我还只是八段，按道理说，我们不能分先下。所谓分先，就是一盘黑棋、一盘白棋交替着，双方平等。
于是，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10个人来和我下一次对抗赛。但是，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却从来没有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出不满：“这样的事情太奇怪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们10人下了，最后取得了8胜1败1和的成绩。为此，日本棋院授予我“九段”称号。
取得九段称号后，应该是马上和藤泽先生下十番棋，但事情并没有那样顺利。好像藤泽对和我下十番棋不是很积极。为此，《读卖新闻》社和藤泽先生之间还爆发了相互揭短的口水战，双方都发表了“为什么不下”和“我任何时候都应战”的声明。
这样，在藤泽先生之前我又和桥本宇太郎先生下了第二次十番棋。那时，桥本先生不仅从岩本薰先生手里夺回了本因坊的头衔，而且还成立了独立于日本棋院之外的关西棋院。这第二次十番棋的结果是5胜3败2和，也是我取得了胜利。
藤泽库之助
和藤泽库之助九段十番棋的策划、准备工作十分复杂，最后终于定下来在1951年10月开始。
但是，就在开始之前，为了比赛的用时，双方再次出现了争执。藤泽先生坚决主张双方各13小时，而且不肯退让。每方13小时，一盘棋就要下三天了。而我则主张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每方10小时。
我一直认为，作为原则，比赛应该在一天之内下完。两天以上的比赛，对局中可能会出现接受别人支着的可能性。既然围棋是一个竞技项目，那就应该尽量排除各种不公平的因素，再说，我认为时间的长短对棋局内容的好坏是没有影响的。明治时代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就赞成一日赛制。
无论怎样，和藤泽先生十番棋的条件，最后还是随了藤泽，时间是每方13小时。即使这样还有问题。藤泽先生附加了一个条件，说如果这次十番棋藤泽输了，那么要马上再下一次(复仇赛)十番棋。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条件。“升降十番棋”应该是倾注了棋手全部生命的真刀真枪的比赛。所谓真刀真枪，就应该是只有一次的事情。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像这种一开始就约好要再下一次的话，也许是想保证能赢我一次吧。
第一局在日光的轮王寺下。藤泽执黑，是激烈砍杀的一局，到94手时藤泽先生就投子认输了。是黑棋在计算上出现了失误，一着致败，我也是那样认为的。
但这是我们对局双方的错觉，其实黑棋有一着制胜的手段。双方出现相同的误算，这也是十分少见的。这十番棋的结果是我取得了7胜2败1和的成绩，藤泽先生降格了。
事先说好的再赛一次的复仇十番棋于1952年秋天开始了，到第二年春天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5胜1败的成绩，藤泽先生再次降格，这次十番棋也就此结束了。在下第六局之前，藤泽先生说如果再被我打降格的话，他将退出日本棋院，因为这样的成绩玷污了日本棋院的名誉。
后来藤泽先生改名为“朋斋”之后，又继续参加比赛了。
国籍
说一说我的国籍。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8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大国手
我是和妻子还有女棋手本田幸子一起去的台湾。那是1952年。从羽田机场乘螺旋桨飞机，经过岩国(山口)和那霸(冲绳)。飞机不仅小而且速度也很慢，一旦晃动起来脑袋几乎要撞到机舱顶。那时冲绳还没有归还给日本，厕所还分“有色人种”和“白人”。妻子要进写着“only white”的厕所时，竟引来了美国的宪兵。
虽然也有“回不了日本”的担心，但一到台北机场，那样的不安立刻就消失了。在
机场大约有200来人迎接我们，规模宏大，欢迎热烈。我见到了台湾的空军总司令、也是围棋协会理事长的周至柔，还有台湾银行副总裁应昌期先生，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母亲、大哥和两个妹妹都在台湾，时隔11年，我又和他们见面了。
抵达台湾后，我立刻就被带到了一个叫做中山堂的公会堂，先和一位“天才少年”下棋。那个少年，就是当时只有10岁的林海峰。之后，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是宴会。
最值得纪念的是台湾赠与我的“大国手”称号。“国手”的意思和日本的“名人”的含义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是“大名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其实，原本台湾的围棋协会是想授予我“棋圣”称号的。但我听说之后，婉言谢绝了。“圣”这个字在中国只有像孔子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我是实在不敢当。所以他们才改赠我“大国手”的称号。
少年林海峰
和林海峰的测试棋是1952年8月在台湾的一个礼堂里下的，当时的林海峰10岁，会堂里来了好几百人。我让他六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林少年的棋就完全不行了，看样子马上要认输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拿出自身的力量，将局势挽回了不少。后来才听说，原来事先有台湾的一流高手帮助林少年研究对策。但是结果还是我赢了1目。也就是说，周围的人事先教的定式根本就是不行的。如果林少年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想法下的话，结果可能反而会更好。
测试棋之后，台湾的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先生问我：“如果林少年去日本的话，能不能下到六段或是七段？”我回答说：“要尽早让他去日本留学。”周理事长大概一开始就打算让林少年成为我的弟子吧。
两个月后，林少年来到了日本。但当时我住在箱根的仙石原，距离东京十分远，不能照顾他。所以台湾的围棋协会就把林少年托付在东京某个有声望的华侨家里，让他作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开始了围棋学习。
但因为还只是个10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了，语言也不通，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林少年显得无所适从，很不习惯。我听说他为了打发时间，就坐在山手线电车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的时候，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所以，又把他托付到了京都的华侨朱涧义先生的家里，并让他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的藤田梧郎先生家里修业。朱先生曾经担任过华侨会长，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为我和林少年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实行的是通信教学。朱先生把林少年下的棋谱抄下来寄给我，然后我作一些简单的评注再寄回去。因为受过台湾方面的拜托，所以我的责任也很大。
之后，朱先生搬家了。林少年就寄宿到了藤田先生的家里。有一次，林少年来仙石原我的家里玩。我和他下了一盘三子的指导棋，看到他的棋力大进，我也放心了很多。
来日本三年后的1955年，林少年成为了初段。我的通信教学一直持续到林少年升到三段为止。
小田原
11年后，和母亲舒文在台湾见面时，母亲提出了希望和我一起住的想法。为此，在箱根仙石原我家的院子里又盖了一栋房子，迎接母亲的到来。母亲于1953年再次来到日本。
但是，在仙石原有生活上的问题。附近找不到医生，如果生病了，只能去距离较远的小田原叫医生。
曾经有一次，我发了40度的高烧，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是发生在1950年我正和桥本宇太郎下第二次十番棋的时候。来给我看病的医生有的说是伤寒，有的说是肾炎，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高烧一个星期都没退下去——前后4位医生都是从小田原请过来的。
结果，还是请了一位有名的医生，终于诊断出我得了流感。医生说：“吃什么都可以，要多加点营养。”我记得当时我吃了螃蟹。我特别喜欢吃螃蟹，我的一位住在金泽的朋友知道我这一爱好后，就带着上好的螃蟹来探望我。
稍微有些跑题了——当时的仙石原还是一个不太方便的地方，母亲已经65岁的高龄了，我担心她会突然生病。而且，正好那时妻子也怀孕了。这是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子。考虑到母亲以及将要出生的孩子，我决定搬家。
虽然仙石原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那里的自然环境却十分优美。稍微走几步，就可以望见箱根的群山以及富士山。秋天长满狗尾巴草的空地也是我很喜欢的景色——结果我在仙石原只住了5年。
我在小田原寻找下一个住处，在看得见海的高台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那时是1955年，我41岁的时候。第二年的1月，长子信树出生了。
我现在住在东京的四谷。小田原的家还在，因为周围又盖了很多房子，已经看不见海了。
长子之后，1958年我们又有了女儿佳澄，1962年我们的小儿子昌树也出生了，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
垂樱花
小田原的家是我们自己盖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战前，我在住的方面一直受到了濑越老师的关照。战后，在箱根仙石原住了5年的家，名义上是属于和我签了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的。满41岁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感到特别高兴。
不管怎么说，战后，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一个就是交纳税金的问题。
虽然“升降十番棋”的对局费是一笔巨款，但都被新兴宗教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拿走了。她没有给我留下一元钱，却把交税的义务加在了我的头上。在离开玺光尊之后，我被催着要支付滞纳了几年的税金。
和律师商量的结果是，我要在几年内分期付清这些税款。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很俭朴。到了夏天，妻子就把冬天衣服的里子拆下来变成单衣那样穿着。
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也遇上了问题。我看上的土地是属于一家大型胶片厂的，他们一直不肯把地卖给我。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去找大映公司的永田雅一社长商量。永田社长是造就大映公司黄金时代的人，因为他的独断专行，他有个绰号叫“永田喇叭”。永田社长答应了我，对手下的人说：“把土地给我卖给吴君。”
土地大约有300坪左右。新家的工程完成后，从很早开始就非常关照我的《京都新闻》会长坂内义雄先生对我说：“祝贺乔迁新居，给你买点什么礼物吧。”坂内先生战前在满洲经营过纺织公司，战后是关西电力、九州电力的董事，后来还当过百货店的社长。
我回答说：“如果要送礼物的话，树最好，一直可以留做纪念。”所以他就送了我两棵垂樱花，现在长得已经有好几米高了，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十分漂亮的粉色的花。听坂内先生说：“这和平安神宫里的樱花是同一个品种。”
几年后，在京都的一个演讲会上，坂内先生突然倒下了。刚巧我也在场，就跑了过去，虽然尽力抢救，但坂内先生还是当场去世了——他是战后最关照我的人。
两位首相
战前和我下过棋的鸠山一郎先生和岸信介先生，两人在战后都做了首相。
我认识鸠山先生是1936年的时候。
他是一位十分喜爱下棋的人，那一年他还和一位名叫德巴尔的德国人下“日德电报棋”。那时我是鸠山先生的顾问。
德巴尔的围棋是自学的，1930年，他受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的邀请来到日本。他在日本学了一年，然后回德国进行围棋的普及活动，可以说他是围棋国际化的先驱者。
所谓“电报棋”，就是把每一手棋都打在电报上，通过电报和对手下棋。每一手棋都是通过电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飞来飞去，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这盘棋一共下了52天，结果是鸠山先生7目胜。日德条约签字仪式举行的时候，正是下这盘“电报棋”的期间。
那以后，和鸠山先生见过许多次面，也曾和濑越宪作老师一起去鸠山先生家下过指导棋。
岸信介先生也很迷围棋，我还去过他家里。棋力是我让七子左右。岸信介先生战后曾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巢鸭拘留所里。他出来后，和我曾在饭店里下过棋，结果我发现他的棋力大进，我只能让五子了。原来当时“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先生也被关在巢鸭。青木先生的棋力很厉害，一定是岸信介先生和青木下了许多棋，才导致岸信介先生的棋力大长的吧。
从《朝日新闻》社进入政界的绪方竹虎先生也很关照我，关于他也有很多回忆。大约是停战前两天，绪方先生来过我这里。通过绪方先生，朝日社想邀请我参加《朝日新闻》主办的棋赛，但因为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最后还是没能参加上。绪方先生的人品很优秀。
战前，因为我在《读卖新闻》主办的棋赛中连胜7人，《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先生赠送过银杯给我，是在他们旧的四层建筑的公司屋顶上举行的授予仪式。那座银杯在战争的时候，被迫作为军需物资的原料捐了出去。战后，正力先生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时，还曾经拉我去参加他的竞选活动，一起去的还有作家村松逍风先生、柔道选手三船久藏十段等。虽然那时我正和藤泽库之助下着十番棋，但我还是去了富山的选区。
最后的十番棋
当时的日本棋院只有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是九段。我在“升降十番棋”中打败了藤泽先生后，只有等待着后面的年轻棋手了。
首先是坂田荣男八段。和号称“剃刀坂田”的六番棋，是我战后的第一次败多胜少。不过那时下的是“先相先”，就是说三盘棋里坂田先生两盘执黑棋——坂田先生棋风很锐利。
1953年的11月，开始了我和坂田的“互先”的“升降十番棋”。但到第二年6月的第八局的时候，我取得了6胜2败的战绩，把坂田先生打降了格，比赛结束了。
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打降了格。
下一个对手是高川格本因坊。“升降十番棋”从1955年的7月下到了1956年的11月。高川先生的棋风和坂田先生截然不同，他的棋讲究的是均衡。高川先生在1952年击败桥本宇太郎先生获得本因坊，后改名为“本因坊秀格”。当时，高川先生已经取得本因坊四连霸的骄人战绩。
但是，他在和我每年的三番棋比赛中，一直是连败。和高川先生的十番棋，也是下到第八局就把高川先生打降了格，最终是以6胜4败的成绩获胜。不过，在这次十番棋的过程中，因为高川要下本因坊的卫冕战，所以中断了5个月。在卫冕决赛里，高川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五连霸。我们十番棋的第八局正好是他刚刚取得五连霸的时候。
我下了17年的十番棋，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棋手。所以和高川的十番棋是最后一次了，“升降十番棋”的比赛终于闭幕了。从1939年镰仓十番棋我25岁开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42岁了。一想起这段岁月，我就有无限的感慨——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
但是，如果我在“升降十番棋”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话，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因为如果输了，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必须回中国。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本来，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名人”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但是，关于授予我“名人”位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
梅兰芳
相隔28年后我又见到了京剧名角梅兰芳。1956年，梅兰芳作为中日友好文化访问团团长来到日本访问。
梅兰芳从战前开始，就是中国最有名气的明星。我有一位很有钱的叔父叫李律阁，他的弟弟李拓一就写过梅兰芳主演的剧本。因为这层关系，战前在中国我就和梅兰芳见过面。当时我14岁，梅兰芳34岁。我记得梅兰芳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去了日本，早点有出息
。”
我去他在东京下榻的饭店拜访他。梅兰芳立刻就问我：“要让中国的围棋强大，该怎么做好呢？”我回答说：“首先要挖掘出天才，然后让他来日本留学。”当时，梅兰芳给了我在日本公演的戏票，母亲和妻子都很高兴地去看了。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梅兰芳从中国寄来的信，说是已经找到了两个少年天才：陈祖德和陈锡明。随后就开始讨论怎么让那两个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的事宜。但是，正要开始办理留学手续的时候，长崎发生了日本人焚烧中国国旗事件，马上就升级成外交问题——围棋留学计划也随之告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