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濑越宪作老师作为友好围棋访问团的团长去了中国。因为濑越老师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这让他很担心：“去了那里，不会有问题吧。”来迎接的中国方面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心，就跟他开玩笑说：“不要害怕。共产党是不吃人的。”但是，濑越老师是一位很认真的人，跟他开那样的玩笑是行不通的。
濑越老师一行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说：“下次请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中国。我保证让他回日本。”回国后，濑越老师跟我说了这番话。但那番话在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回或不回的问题。不过，能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摩托车事故
我一直是相信红会的教义的。中国的世界红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把“道院”搬到香港去了。1957年长崎的谏早地区爆发了大水灾，香港道院就拨出了救济金送到我的住处。因为那时在日本还没有红会的组织，我把那笔钱全都捐赠给了日本的红十字会组织。
战前，曾经有大本教热心的信徒想组织红会在日本的支部组织，但因为受到镇压没
能实现。到了战后，当年那些信徒的一部分又想发展和红会的交流，他们开始了日本红会支部的筹建工作。
其实，香港道院对于没有一个完善的修行场所就要建立日本支部的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我在中间即使负责协调工作，对这样的匆促行动也感到十分的烦恼。
1961年8月，在东京目白有一个筹建支部的事务所，我从东京站坐出租车去那里。但因为和司机招呼打晚了，所以出租车走过了头。为了赶上开会的时间，我下了出租车，准备穿过马路。看到前面汽车的速度降了下来，我起步过人行横道，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我看见从汽车后面钻出一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
然后我就完全失去了意识。被摩托车撞了之后，我被送到了东大医院的分院。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大病房的床上了。医生说我的伤不严重，所以没有照X光和做心电图，甚至连脑波测定也没有做。几天过去了，我的腿疼一直未减轻，所以亲属向院方提出照X光。
但是，这次仍然说是“没问题”。这其实是医院的失误，把我的左右腿弄错了。再次做X光照射的时候，结果发现右腿骨头的结合处错位，腰椎骨也有两处裂缝。我觉得所谓倒霉也就是指这个了吧。医院方面竟然把左右脚搞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医院没有及时治疗，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
这次的摩托车事故，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第一期的名人战中，我就开始受到这后遗症的困扰。
全败
发生在第一期名人战之前的事故，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首先是头痛。还有就是我拖着一条腿，对局时不能盘腿坐。没有办法，我只能提出坐椅子。但是，有的棋手不坐在塌塌米上就不能下棋，所以只能是我坐椅子，对手在台子上再铺上塌塌米坐着，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对局情景。
名人战最后一局前，形势是藤泽秀行八段处在第一位，我和坂田荣男九段紧随其后
。三个人都有夺冠的希望。最后一局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先生。我和坂田先生那一战开始是大苦战，后来慢慢追了上来，最后是成了和棋。按照规定，算作执白的我获胜。
另一方面，藤泽先生最后一盘输了，所以从得分上我是和藤泽先生并列首位，但是因为我有一盘是和棋胜，而根据规定是真正获胜者优先，所以最后是藤泽先生获得了第一期的“名人”头衔。
很长时间里，后遗症一直影响着我，头疼得厉害，以至于精神上也变得越来越怪异，进而引起了精神错乱。甚至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进入了错乱的状态，在厕所里怎么也出不来了。当时我神志模糊，不知道该怎样走出厕所。
我住进了神经科医院。除了主治医生外，著名的精神病医学家内村之大夫、三田村笃志郎大夫都为我的病费了很多的心。内村先生还是职业棒球仲裁委员会的负责人。根据他们的诊断，我的问题并不是脑机制方面出了障碍，而是因为精神上受了惊吓引起的。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才渐渐好起来。
但是，那时我的成绩却是最糟糕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名人战我还都取得了第二名，这也算马马虎虎，但1965年第四期名人战时，我8战皆败。这是我到日本后的第一个八连败。
集中思想或是计算棋路也不是不能，只能说是脑子的什么地方好像变得不对劲了。那时我50岁。在第四期名人战上，我的弟子、23岁的林海峰获得了冠军，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蒋介石
1965年，我的弟子林海峰在获得第四期名人战冠军“名人”称号后，和我一起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林海峰当时还只有23岁，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现在的日本棋界也有很多台湾出生的棋手十分活跃。王立诚九段目前保持着棋圣、十段、王座的头衔，王铭琬九段获得了本因坊称号。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林海峰获得“名人”的鼓励，许多年来又培养出了不少台湾籍的棋手。从这一点来说，林海峰的影
响是巨大的。
所以，林海峰在台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据说，他在入段后回到台湾，还得到了宋美龄的赠言。不用说，这次拿了“名人”后，台湾对林海峰的欢迎热烈无比。
我们应邀来到蒋介石的私邸，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睡了午觉后来到了会客室，穿着十分宽松的中式服装。
随后我们到院子里合影留念。私邸的院子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大，我想是有意安排在私邸招待我们的。
蒋介石对我说：“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学生？”这句话的意思是“很不错，发现了这样的棋手”。“学生”这个词在台湾是经常用的词汇。这是夸奖我的话。然后他对林海峰说“要读《大学》”，意思是说要学习了解人类的本质吧。
1952年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他穿着军服，给人很可怕的印象。但这次却完全不同，像一位和蔼的老爷爷。
他的名字“介石”是取自易经中“介石。不终日。贞吉”的句子吧。“介石”一般被理解为像石头一般坚硬，带有顽固的意思。
但是，我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介”在从前和带草字头的“芥”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草。草和石，就像电和磁场的组合一样，立刻会有所感应。所以，“不终日”后，成为了“吉”。“介石”是寓意着阴阳中和意思的名字。蒋介石的父亲有着很深的古代汉字的造诣。
应昌期
和林海峰一同访问台湾期间，也见到了应昌期先生。他是台湾的大实业家。他很喜欢下围棋，长期担任台湾围棋协会会长的职务，1988年他还创办了“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为围棋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应先生的初次见面是1952年，我被台湾授予“大国手”称号的时候。那时他特地赶到机场迎接，还把我们请到了他的家中。应昌期先生出生在中国浙江省，听说他年轻的时
候，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里看见日本围棋书时就下定决心——“如果将来自己有出息了，就一定要发展围棋事业，要把中国发展成一个围棋强国。”他曾说过：“钱的使用方法是个问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他从银行干部开始，后来自己又创办了食品、纺织、证券等公司，建立了联合企业，财力十分雄厚。1982年他拿出250万美金，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
在与我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规则的问题。1959年(昭和34年)，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我和高川格先生三番棋的时候出现了“一手劫问题”。在我半目胜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一手劫”，如果我补一手的话，那么我就要输半目。所以我不补，就那样沉默地坐在棋盘前。
这就引出问题了。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则，“一手劫必须补”。最后日本棋院经过商量之后，判定这盘棋是高川先生半目胜。但我认为，在已经没有问题的地方是没有必要特意再补一手棋的——这是规则上的不完善。
以这件事为一个契机，应昌期先生开始致力于围棋规则的研究——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应氏规则”。
中国的规则是比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谁多谁就胜。被提去的子是死子，没有被吃掉的子就是活子，这是很简单而且也很容易明白的规则。日本的规则是比双方的地，谁围的地多谁就胜，所以就容易发生需不需要补棋的问题。我觉得体现棋子生存权的中国规则是正确的。
应昌期先生也是以中国规则为基础制定出了新的规则，他把这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等比赛采用的就是应氏规则。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4年前逝世了。
除籍
在1965年的名人循环赛中遭受了全败的战绩后，我发觉了一桩更为令人吃惊，而且令人十分沮丧的事情——那就是我很早已经被日本棋院除名了。从战前来到日本之后，我就一直认为我是日本棋院的所属棋手，对此从未产生过怀疑。被开除的事实对我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我有一种被击垮的感觉，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发觉这个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遭受全败之后，我为了能够参加
下一届的循环赛，必须从预赛开始下起。而作为“以吴清源为中心策划围棋赛事”的《读卖新闻》社对如何安置我感到很头疼。结果，《读卖新闻》社方面竟然向我提出了引退的建议。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时要引退，一丝念头都没有闪现过。我拒绝了《读卖新闻》社的建议，并且同时也决定解除1925年与《读卖新闻》社方面的专属协议。
以前，没有《读卖新闻》的许可我是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主办的棋赛的。所以解除了那份专属协议后，我于1967年开始参加了《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王座战”，1968 年参加了《朝日新闻》社主办的“职业十杰战”。当我向主办“本因坊战”的《每日新闻》社提出参赛申请的时候，第一次从日本棋院得知了我被除籍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希望以日本棋院棋手以外的身份提出申请。”
1948年我从日本棋院获得了“名誉客员”的称号。也就是那时开始，我被棋院开除了。惊诧万分的我马上请好朋友木谷实先生为我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了解的结果对我又是一个打击。
是我的老师濑越宪作先生在战后不久的1947年，向日本棋院递交了我的辞呈。棋院方面因为是老师交来的辞呈，所以没有向我本人确认就收下了。可尽管如此，对我本人也应该给一份除籍的通知吧，可实际上也没有，这件事真是很奇怪。就是“名誉客员”的称号也无法和除籍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样，我无法接受。我直接向濑越老师询问这件事，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是不得已。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
可“压力”究竟指的是什么？到现在真相对我还是个迷，濑越老师也已经过世了。
美国
为了在国外普及围棋，1971年我和妻子两人一起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先是夏威夷、洛杉矶、纽约，最后是旧金山。去了各个城市的日本棋院支部，在那里下指导棋。
别的棋手去美国的时候，有着为日本棋院建设新会馆拉赞助的任务，所以他们是棋院出钱去的美国。但是我因为还兼带着自己的旅游，所以费用都是自掏腰包。访问欧美国家，还是第一次，所以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同时和15个人下，就是十五面打。在旧金山的时候，我还下过三十面打。夏威夷也好，西海岸也好，有很多的日本人或是华侨围棋爱好者，他们都知道我，所以各地都为我召开了欢迎会。
在纽约待了5天，每天都去日本棋院支部的围棋中心。在那里下棋的全都是电信电话公司里的职员。还有的人是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里工作。和他们下棋聊天，我了解到，美国人的家庭，如果没有妻子的同意，丈夫只能一星期来围棋中心下一次棋。可以说那是一个以家庭团聚为第一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要在欧美发展围棋，必须先从女性开始。
因此我就设计出了九路棋盘。普通的围棋盘是十九路，也就是横纵19条线交错。如果拿大棋盘教女性学围棋的话，一盘棋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若是九路棋盘的话，一方下个30余手，盘上棋子差不多就满了，对局自然也就结束了。日本最小的棋盘是十一路棋盘，但我认为九路盘是最合适的。如果女性学会了下围棋，那么她们也会很自然地教会他们的孩子，这样围棋就可以普及了。
在夏威夷的日裔，因为他们大多是出生于明治末期的，所以说的是古日语，这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看海的时候，突然有人说“打鱼”，但用的是“渔火”的“渔”的发音。比起日本人，夏威夷的日裔更加了解很多古老而优美的词语。在海外的华侨也同样，一直是遵循孔子的古老思想的。
讣报
有一段时间接连有讣报传来。我的老师濑越宪作先生于1972年去世了，享年83岁。
濑越宪作先生是自杀。那天早晨接到电话后，我马上和妻子一起赶去了西荻洼(东京杉并区)的老师家，到了那里，警察已经来了。在他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因为不能下棋了。”
濑越老师出生于濑户内海的能美岛(广岛县)，曾经在广岛一中读书。他对《论语》还有汉诗都十分了解，书法也写得很好。他的雅号是广岛城的别称“鲤城”。对于日本棋院的成立和战后棋院的复兴，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此外他还整理了“御城棋谱”和“明治棋谱”，总之，濑越宪作先生为日本围棋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木谷实先生是1975年66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和我关系亲密，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特殊的交往。
木谷先生很热心研究，他有一段时期很重视中央的势力，后来有一个时期又变成重视边角实地，棋风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总而言之，我觉得那是他求道精神的表现。他是那种对围棋专心致志的人。每逢遇到问题，他会从很多方面去研究，直至自己能够理解，弄清楚为什么为止。这样的研究精神在现在棋手中越来越少了。
即使和业余棋手下棋，他也非常认真。和日兴证券的创始人远山元一先生下指导棋，每每也要花上一整天，就像是在下正式比赛。我觉得双方都很有忍耐心。据说下的是让九子棋，十年间没有升上过一子。作为远山先生来说，他如此忍耐这件事本身也是值得自豪的吧。
木谷先生病倒的时候，正好是我在场，成为第一个发现者。当时，我俩一起坐在沙发上，突然我觉得木谷先生的样子有点奇怪，因为他嘴里流出了口水——是脑溢血。
在他住院的时候我还去看过他。因为听说是病危了，所以赶紧赶过去。在他的枕边跟他打招呼说“木谷先生”，他没有反应，意识不明。可是，当跟他提到“光君在把握胜机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时，木谷先生却动了一下身旁的一根木棒——光君指的是木谷先生的女婿小林光一九段。
这之后，木谷先生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左右就回家了。但是半年后身体状况又突然恶化，离开了人世。
木谷一门
木谷实先生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棋手，他门下的弟子的段位加起来已经超过五百段了。有一段时期，所有的冠军头衔得主都是木谷门下的。
棋圣战上，从1983年开始到1999年为止，夺得棋圣头衔的是赵治勋、小林光一、小林觉，他们都是木谷先生的弟子。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名人战和本因坊战上，也是大竹英雄、石田芳夫、赵治勋、小林光一、加藤正夫、武宫正树等九段轮流坐庄。其中不是木谷门下
的就只有林海峰九段了。
木谷先生还培养了本田幸子七段、小川诚子六段、小林千寿五段等优秀的女棋手。眺望那时的棋界，与其叫日本棋院不如称之为木谷棋院更为恰当——日本棋院之所以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受益于木谷先生。
战后，木谷先生就去全国各地挖掘有才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作为内弟子留在家里。在他当时的平冢(神奈川)的家里，数百坪的院子里种了庄稼，养了山羊，以此作为维持和供给家里和一大群内弟子的食粮。
木谷道场真是人才济济。大竹很聪明，而且懂礼节。我和大竹下过好几盘棋。但那时正好是受交通事故后遗症困扰的时期，所以我一局都没有赢。大竹和林海峰曾经一起共领日本棋界的风骚，于是，那一段时期被称为“竹林时代”。
石田芳夫从林海峰手中夺走了名人和本因坊，是十分灵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做“电子计算机”，算路又快又准。他的形势判断十分准确，往往在很早的阶段就知道这么下就赢了。虽然他的棋风朴实，但能在势均力敌的形势下取胜，他准确的形势判断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一段时间“电子计算机”出毛病了，但最近石田又复活了，成绩不错。
武宫的宇宙流十分注重中央的势力，特点十分鲜明。赵治勋的棋很实用。现在他的成绩不太理想，但他是很有信念的人，名副其实的一流棋手。
比起木谷先生培养了众多的后辈棋手来，我更想把围棋推向世界。
荣誉博士称号
香港的中文大学是一所名牌大学。1986年我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这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推荐的。杨先生住在美国，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60年代还是70年代，我记不清了，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博士邀请杨教授来日本，我在那时和杨教授见过面。记得是杨教授打电话来联系的，说“见见面吧
”。杨教授在上海的父亲特别喜欢下围棋，对我的情况很了解。
说实在的，对于杨教授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见面的时候，我递上了围棋书，杨教授才第一次跟我说明他是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研究是当时最先进的领域，由于正好是冷战最盛的时期，有才能的物理学家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可能性——杨教授这样对我说，听上去就像是间谍小说里发生的那样。
就是在日本，杨教授似乎也有那样的不安，我带他去了盛毓度先生经营的高级中国料理店“留园”。后来是盛先生开车送杨教授去的机场。
我和妻子一起去香港接受“博士”称号，同时又和杨振宁教授见面了。当时还有机会见了香港总督，并和他说了话。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个中国通，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北京话说得非常地道。
在香港，人们给我介绍了两位围棋天才少年：常昊和周鹤洋。两个人都只有10岁或者还不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当时他们还是跑跑跳跳的。但是一下让二子、三子的指导棋，就马上发现他们很有天赋。
两年后，我作为日本文化围棋代表团的名誉顾问，去了中国的北京、福州还有上海等地访问，是和作家江崎诚致他们同行。在上海下指导棋的时候，有一位少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就是常昊。当时他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中国围棋第一人聂卫平让二、三子的实力了。短短的10年后，常昊、周鹤洋都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职业棋手。
陈祖德
说起中国围棋复兴的恩人，首推陈毅将军。他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打天下的将军，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陈毅将军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将军十分喜爱围棋，据说是为了革命，他把棋盘扔到了长江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在陈毅将军等人的努力下，围棋重新受到重视。从50年代起开始了中日间的围棋交流。
我前面也说过，京剧名角梅兰芳就曾推荐两位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但因为长崎发生了焚烧中国国旗的事件，留学事宜最终告吹。那两名天才少年就是陈祖德和陈锡明。1962年他们作为中日友好围棋访问团成员，来到日本。
听说出发前，周恩来总理还把陈祖德给叫去了，说：“到了日本，要亲自登门拜访吴清源。”我还记得陈祖德来我在小田原的家里拜访的情景。这个代表团里，和日本职业棋手下，就只有陈祖德的成绩是4胜3败，胜多败少。因此他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后来又提起过聂卫平和吴淞生等来日本留学的事情。我已经计划好了让他们住在我家里，然后每天去棋院学棋，为此我还去找了曾经和我签过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请他们提供经济支援。留学的事情都谈得差不多了，但最后还是没能来成。日本棋院只肯给聂卫平五段的资格，这也是中国方面的不满之一。
为此，聂卫平更加发奋用功，几年后，在中日间的比赛里战胜了坂田荣男九段。这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陈祖德本身就是一位先驱者，他为了振兴中国围棋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现在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实际上，中国这10年围棋水平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可以和日本、韩国相抗衡的围棋强国了。
我听说，陈祖德主席在2001年春天的时候，召集中国的一流棋手说：“要向在日本的吴清源老师学习。”这是对我经常研究新下法的精神的一种表扬吧。我迫切地希望我的研究能对年轻棋手有所帮助。
一阳来复
原本围棋是诞生于中国的，但它随着国力的盛衰而盛衰。清朝著名的乾隆时期就出现过许多名手，清朝灭亡时，围棋也随之衰落了。毕竟一个国家内乱的时候，它的文化也是停滞、衰退的。
20世纪领导围棋发展的是日本，它也一直是世界最强国。但从10年前开始，中国、韩国日益强大，日本已经失去了“第一”的位置。
中国的古籍《易经》里有这么一段话：“一阳来复，复旦天心。”所谓“一阳来复”用的是阴阳的思考方法，意思是到达了阴之极后马上又会生变出阳。所以在中国，有一天叫“冬至”，冬天结束开始向春天过渡的一天，那一天是节日，大家都祈祷庆祝，希望一阳来复。
就是说，像季节轮回那样，世界也是盛衰轮回，一旦衰之极也会复苏回来，这是自然的形态。如此想的话，到底哪个国家是围棋最强国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要有互爱互让的精神，相互帮助，也就是国际友好。
再说得远一点，《易经》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有一句话叫“穷则通”，但它把其中最重要的“变”字给漏了。为了“通”，“变”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的古籍告诉我们的。
人生，或是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是适合于这句话的。
六合之棋
我把“21世纪的围棋”称作“六合之棋”。所谓“六合”，在古文里是宇宙的意思，表示东西南北的四方和上下的天地。
也就是说，围棋的目标不是局限于边角，而是应该很好地保持全体的平衡，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待。从1996年到1997年的半年里，我在NHK教育电视台主持了一个“围棋讲座”的节目，在那个节目上我也将我的想法进行了讲解。
据说围棋是产生于古代中国尧舜时期，有着5 000年的历史。我认为在古代，围棋是研究天文或是年历的道具。棋盘是由横纵19条线组成，以天元为中心共有361个交叉点。我认为古代是用这个表示方向、角度或是四季。
另外，中国古代认为，在空无一物的宇宙里，“一阳”是产生生命的根源。从“一阳”分成阴和阳，然后形成万物。围棋有黑白棋子，所以这一定也是来自阴阳思想。说不定也是占卜凶吉的工具吧。总而言之，棋盘即是宇宙。
棋盘的中心“天元”，在中国被称为“太极”。用《易经》里的话说，就是从无生有的最原始的一点。第一手下天元的棋手里，有江户时代的安井算哲。他和本因坊道策下过争棋，决一雌雄，争夺名人棋所。算哲的秘密武器就是第一手下天元。
但是，那盘棋算哲输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摸围棋，而是改行埋头于历书的研究。他创作的日历，就是有名的“贞享历”。他被委任为江户幕府的第一任“天文方”，把自己的名字安井算哲改成了涉川春海。
围棋和易经以及天文有着很深的关联。我从没有把围棋当成胜负去看待。当然，围棋是争胜负的竞技项目，但我觉得不能忘记围棋最开始是来自于阴阳思想的。
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所以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那就是中和的意思。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
中和
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为了中日友好，我从中国来到日本，已经有73年了。对于我来说，中日友好一直是我的心愿。我是1928年，中日关系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恶化的时期来到日本的。遗憾的是，战争还是爆发了，很多人因此受了很大的痛苦。可以说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人们相互高举正义的旗帜，不断地发动战争。如果21世纪还是持续那样的想法，那么又将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我想说的是不要有竞争的想法，应该抱有共存的思想。
中国古籍《易经》里，就写着“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说：“天地最伟大的德是创造了万物”。也就是说神为了万物而创造了一切。无论是粮食，还是石油，神为了人类的生存给了我们充分的这一切。但问题是人类的想法是要独占所有一切。所以战争爆发了。
我的理想是“中和”。在古代的中国，中和也是最被提倡的一个理念。中国字是“中和”。所谓“中”，在阴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中”，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和”。所谓“道”，这也是法则，是无形的。成形时候的表现形式就是“德”。
另一方面，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要变化的。但是圣人说过的话是不变的。孔子还有释迦的教诲是不变的。所以世界上总是有变化和不变的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也就是科学在不断地进步。不得不进步。另一方面，在精神方面是永久不变的。所以，科学和哲学的中和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在围棋上中和棋盘上棋子的效率的一手即为最佳着手。围棋的理想也是中和。另一方面，即使人生，也要考虑技术和哲学的中和。追求“21世纪围棋”就是为了推进围棋的进步。但是，创造围棋进步的是安定的精神动力。我自己，是由中国的古籍支持着我。
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人生吧。
旧满洲
2001年的6月上旬，我在中国的东北转了一圈。
从辽宁的大连到沈阳，又从沈阳到黑龙江的哈尔滨……我是去出席在沈阳等地举行的中日两国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活动。由于当地的报纸连日报道了我的来访，我受到了各地盛大的欢迎，其热情令人难忘。
因为我是出生在福建，成长在北京————直到14岁去国赴日，所以每当我踏上中国的大地，总是感慨良多。特别是东北地区————战前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更是一块让人百感交集的土地。
许多年前，我曾经访问过这里，也曾有过一次御前对局————在末代皇帝溥仪的龙座前下棋。那是1934年的事情了。
伪“满洲国”的首都设在长春，当时被改名称为新京。我和木谷实先生在宫殿里下了一盘棋，溥仪很有兴致地一直热心观战。我还用北京话和溥仪聊了几句，溥仪看上去十分高兴。
我和“满洲”还有另外一层因缘————我的大哥吴浣，战前曾经在伪“满洲国”宫内府任职。他由于厌恶日本军的蛮横粗暴，于是就趁随同溥仪的弟弟溥杰一起来日本之际，留在东京当上了一名外交官。大哥在战后去了台湾，现已去世。
我虽然现在已经87岁了，但每年仍然不是访问大陆就是访问台湾。因为各地的围棋国际赛事经常邀请我来当裁判长。我自己也觉得，促进国际友好是我的一项使命。
可以这样说，73年前我来到日本这件事本身，就肩负着改善中日关系的责任。当时，日本正企图侵略中国，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因为得益于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原首相)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来到日本。然而，遗憾的是，犬养毅先生在5·15(1932年)事件中被枪杀，随后立即爆发了侵华战争————那可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对于经历了那样年代的我来说，十分希望21世纪能是一个相互友好、共存共荣的时代。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加深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走遍全世界。
哈尔滨
59年后，我重访哈尔滨。这个有着“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城市，在榆树、柳树和白杨树的庇荫下，十分漂亮。
59年前来哈尔滨时虽然是春天，但天气却十分寒冷，连呼出的气几乎都要冻上了。当时是1942年4月18日，我还清晰地记得，“东京遭到了第一次空袭”的消息就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听到的。
故地重游，感慨万分，如今的哈尔滨让我感觉到不久将成为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城市。和有着大量欧美资金涌入的上海等地相比，北方显得有些落后。但这片土地和日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我想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哈尔滨同时也是我的围棋研究助手牛力力(中国棋院五段)的故乡。而且这次主办围棋交流活动的黑龙江棋院的院长赵国荣先生正是牛力力的先生。赵国荣先生是中国象棋的冠军，在中国很有名。
由于有了这样的缘分，在欢迎会上我谈了一些我正在研究中的关于“21世纪围棋”的一些想法，讲解了自己对布局的一些思考方法。简单概括来说，我的围棋理想可以用“中和”这个词来表达。翻译成日语也许可以用“调和”这个词吧。
“中”这个字，中间的一竖将口字分成左右两部分，这左右两部分分别代表着阴和阳。而阴阳平衡的那一点正好是“中”。在围棋上，我经常说，要思考“中”的那一点。中和了棋盘上各个子的作用的那一点，就是正着。
所以从拿起棋子之后的80年来，我从来不把围棋当做胜负来考虑。无论输赢，只要下出了最善的一手，那就是成功的一局。日本的围棋规则是比较双方围地的大小，而中国的规则却有所不同，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多的一方是取胜的一方。我认为比起胜负来说，那是生存权的象征。
当然，要达到“中”的境界，并非易事。这需要精神上的修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信仰。从5岁(虚岁)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易经》。
沈阳
围棋在21世纪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次的中国旅行中，在沈阳郊外，当我看见“国际棋盘山城”的大型建筑时，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听说，在这个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的比赛馆里，可以同时容纳1500人对局————如此之大令我惊讶。
听说棋盘山城，是在1999年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建国50周年纪念，在沈阳举行了棋手表彰仪式，我也受邀参加了那次盛会。那时棋盘山城还在建造当中，当时我就想等落成之
后一定要来参观。2001年6月在沈阳举行的中日围棋爱好者交流活动使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山坡上的圆盘屋顶，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座很出色的建筑。中国的围棋爱好者年年增加，正是因为围棋越来越国际化，才会建造这样的建筑吧。
围棋起源于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我认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棋盘和棋子是用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在清朝乾隆皇帝年间十分盛行，甚至出现了一位名为黄月天的名人。出现了“千两围棋”————有钱人出资一千两请高手来下十番棋，每局棋的对局费是一百两。
此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退，围棋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在清朝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围棋进入了它最黑暗的年代。混乱的年代人们已经没有下棋的闲情逸致了，也没有了保护围棋的人。这一点，围棋在日本很幸运。因为受到江户时代幕府的保护，所以在明治以后，围棋在日本有了空前的发展。我是1914年出生的，少年时代我在北京学习的就是日本棋谱。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日渐强大起来。在常昊、周鹤洋等棋手成长的10年间，中国迅速追上了日本。韩国也是围棋强国。韩国不仅有号称世界第一的李昌镐，而且在他之后的年轻人也十分了不起。我的弟子芮乃伟九段在韩国的成绩也很不错。
当然，日本也有像王立诚那样的许多一流棋手，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鼎立的状态。迈克·雷蒙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也获得了九段的称号，成为了一名优秀棋手。若是他能拿个冠军的话，我想学围棋的美国人肯定一下子会增加不少。
我在东京自己家里开办的职业棋手“研究会”，至今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中国、美国、德国出身的棋手也参加进来了。看着眼前各种肤色不同的面孔，对于企盼围棋国际化的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北京
6月，我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北京。我终于可以和日夜思念的二哥见面了。二哥住在天津，这次带着孙女专程来北京和我见面。我们已经有5年没有见面了。
二哥的名字叫吴炎，已经89岁了。他的一生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
1928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母亲和大哥也一起到了日本。二哥独自留在中国，在天津
的南开大学读书。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真是很能走路呀。
抗日战争时期二哥作为一名军官参加了抗战。抗战结束后，又发生了内战，二哥被国民党逮捕，带着脚镣在监狱里关了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二哥回到母校南开大学教文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哥好像也受了不少罪。二哥还是一位诗人。
二哥在战前来过日本，那是1936年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哥来日本的第二天早上，发生了2·26事件。为了亲眼目睹青年军官反叛这一历史性场面，二哥一个人踏着积满白雪的街道走了出去。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兄弟仨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在北京读四书五经。但战后我们三人却是身分三处：大哥在中国台湾，二哥在中国大陆，我在日本，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有时不禁觉得，我们兄弟三人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
20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地去消灭对方，所以，每每打着正义的旗号发动战争，然后留下不计其数的难民。
我们兄弟也是在那样的时代浪潮中走过了各自的人生。如果21世纪还是同样的思考方法的话，我想不可避免地又将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所以，我认为大家今天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共存共荣。
能和二哥再次见面是件无比高兴的事。二哥的气色十分好，看上去很精神。我们俩都已经是将近90岁高龄的人了，活到100岁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电影化
中国导演田壮壮计划将我一生的经历拍成电影。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大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另外，北京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制片人是李小婉女士，按计划电影将于2002年的春天开始拍摄。这次到北京之后，和田壮壮导演、李小婉女士也见了面。听说，电影完成要到2003年，那时我正好是虚岁90。和日本的卒寿一样，这个年纪在中国也
是可喜可贺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田导演说，我的人生就是一部电视剧。回顾我的一生，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仅仅是那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就可以说明很多了。为此，我的国籍也变换了好几次————加入日本国籍，战后又成为中国台湾籍，然后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还遇到了“东京大空袭”，所有的家产及纪念品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战中战后的一段时间，我随着新兴宗教过着在日本到处流浪的日子。
在围棋上，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是以我的棋士生命作赌注的，那真是类似于武士的真刀真枪的决斗。1961年我遭遇了交通事故，因为后遗症的关系，在比赛上我陷入了困境。
我有过许多痛苦的时刻。每当那时，我就会背诵白乐天的诗。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三三·星·天元
我比较讨厌下“定式”，所以到了日本之后，就一直下星、三三。从这一点讲，我从到了日本开始就一直在下新布局。濑越老师其实是不喜欢那样的棋的，但是因为我下新布局的胜率特别高，所以也没法说什么。昭和初期掀起的“围棋热潮”其实也是“新布局”的热潮。三三·星·天元在新布局盛行的1933年10月，我和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对局，着实让棋界和棋迷吃了一惊。《读卖新闻》社主办了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的淘汰制“日本围棋锦标赛”，最后的冠军将和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因为那年名人正好是60岁，所以将此作为名人的花甲纪念对局。我当时是19岁。在半决赛中，我战胜了木谷实先生，决赛中我又战胜了师兄桥本宇太郎五段，获得了冠军。据说，《读卖新闻》社的社长正力松太郎，在我获得冠军后，竟然握着桥本的手对他说：“真是输得太好了。”这种“感谢”方法是很怪的。其实，《读卖新闻》社特别想让继承了本因坊传统的名人接受我的新布局的挑战，他们期待着这种新旧对抗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在日本桥的旅馆里，开始了这局棋。拿黑棋的我第一手是下在了三三。江户初期的本因坊道策把三三称为“鬼门”，是禁着。在本因坊一门，当时还有那样的传统。如果下了禁着的话，是要被逐出师门的。因此，谁都害怕，不敢下。但尽管棋圣道策的棋很高，可他不说明三三不能下的原因，就要将弟子逐出本因坊门，也是很奇怪的规定。和名人的对局，我的第一手就向传统发起了挑战。第二手我下的是“星”。第三手是“天元”。前三手的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将它们放在一起下的这个奇怪的布局着实让名人吃了一惊。现在下星位是很流行的。如果是白棋，下两个星位是很普通的布局。星位在本因坊秀甫时代时有人下过。棋圣秀策在晚年也曾下过。“三三·星·天元”之后，我又占据了包含天元在内的四个星，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模样。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新布局。这样的布局和先前的常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隔壁观战的本因坊弟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冲击。这完全和本因坊一门所教的布局背道而驰。当然，棋迷们也十分震惊，影响很大。这样的对局使得《读卖新闻》的销量直线上升，正力社长一定很高兴吧。
打挂
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让本因坊秀哉名人大吃了一惊。
“打挂”就是中断比赛。这盘棋打挂了13次，在第14次重开比赛后，终于结束了。秀哉名人一到困难的局面，就开始说头疼等等，然后马上就宣布打挂了。有一次，我下了一步预先想好的棋，结果名人长考了3个半小时后，最终还是没有下子就回家去了。一定是我下的那手棋不在他的预想之内。
1933年10月16日开始的比赛，不断的中断之后，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年1934年的1月29日了。一局棋居然下了3个半月。从中大家也能明白那局棋的不同寻常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思议。输给名人对我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盘棋我是想尽力下好而已。
棋局直到159手，都是秀哉名人苦战，名人的形势不乐观。但160手下出了一个妙手，至252手结束，最后名人2目胜。
可这第160手的妙手事后也引发了不少问题。这局棋本来就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更何况局面又是执黑的我优势，所以对本因坊一门来说，这是豁出命的决战。据说，名人的弟子都聚集到名人家中，每天都在研究当天的实战棋谱，大家一边讨论，一边考虑对策。这第160手的妙着，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
实际上，担任日本棋院副总裁的大仓喜七郎先生好像事先就知道这第160手的妙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赛的前一天，他请木谷先生和我吃饭。在回来的路上，大仓先生很无意地问了一句：“名人如果下在那儿怎么办？”
因为大仓先生是业余爱好者，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但第二天，名人果然那样下了，我很吃惊。那手棋的确十分妙，几乎已经要将黑棋击溃了，所以我长考了一小时左右，好不容易使得局势没有崩溃。不管怎么样，这局棋是在一种很异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和名人对局之后
和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对局，结果以名人的胜利而告终，但也遗留下了几个问题。
一是决定名人胜利的第160手的妙手据说是他的弟子发现的，大家都在说着这样的传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封手”问题就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封手是指在比赛打挂或者中断的时候，对局者事先将下一手写下来，然后封起来。
战前，每次打挂的时候，将弟子们召集起来一起研究对策是很经常的事情。但这有失公平。
这局世人瞩目的棋局结束之后，好朋友木谷实五段请我去银座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吃饭。木谷先生是那种话语不多的人，他是想以此方式来安慰我吧。过了4年，秀哉名人的引退棋是和木谷先生下的。那时，木谷先生就强烈要求采用“封手”制度，结果终于得以实现。
濑越老师也觉得名人的做法太过分了，对我输掉这盘棋也很不高兴。虽然输了棋，但我自己却没有感到悲伤。我认为，比起这盘棋来说，这期间的段位赛更为重要。
秀哉名人也意外地对我很满意的样子，好像想让我成为他的朋友。他甚至邀请我一个人去了他的新家。
但是直到战后，还因为这盘棋引起了一些摩擦。1948年在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的前一天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濑越先生在事先声明说只是内部说说而已，不能登在报纸上之后，就对新闻记者讲了当年第160手的故事，他说：“第160手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发现的。”
尽管说好是内部说说的事，但最后还是登在报纸上了。为此，引起了本因坊一门的极度愤慨，他们表示“那绝对是毫无根据的事情”，并为此向濑越老师声讨。当时，濑越老师是日本棋院的理事长，因为这次事件最后，濑越老师不得不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不过，濑越老师辞职的真相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围棋友好访问团
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我于1934年回中国的各地转了一圈。溥仪就是这一年即位伪“满洲国”皇帝的。
在日本棋院和《东京日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社等共同组成的团里，还有棋手木谷实先生、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安永一总编辑等等。我们先从横滨到长崎，然后乘“上海丸”号的轮船到达上海。我们在上海待了大约两周，是张澹如先生招待的我们。张澹如
先生和英国方面很熟，是一位大富翁，他的棋也很厉害。
北京、青岛等中国各地的围棋代表都来到上海，下友好比赛。在那些棋手中间，有我去日本前关照过我的顾水如先生和刘昌华先生。在中国期间，我一直担任友好团的翻译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三连星”等新布局已经传到了中国，中国棋手都在模仿着下。我这次是去日本之后的第一次回国，相隔了6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真是分外亲切。
在中国的时候，我穿上了西服。因为在日本总是穿着和服，即使比赛的时候穿的也是日本那种和服裙，所以，我连领带如何系也不知道。木谷先生也是第一次穿西服。
大家穿着西服，一起出去玩。去了舞厅。木谷先生推着舞伴，舞姿也不成形，而安永先生更是倒在了舞厅的中央……记得还去看了赛狗————那是一段愉快的回忆。
沿途去了青岛。在入港的时候，从船上看见德式的街景，很漂亮。青岛还是个避暑胜地，夏天很凉快。下一个目的地是满洲。
伪“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由我的同乡郑孝胥先生担任。他是清朝的遗臣，是汉学家、画家，同时还是溥仪的老师。我受到郑先生的招待，有机会和他说了几句话。我记得先生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对这句话我很有感触，一直记在心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
伪“满洲国”皇帝
1934年去中国的时候，有机会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面前下了一盘棋。溥仪是清朝末代的“宣统帝”。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1934年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皇帝，改名“康德帝”。
说说在“皇帝”跟前下的对局吧。在宫内府连续三天，我和木谷先生每天下棋一小时。溥仪穿着很华丽的装束，在我们下棋的三天里，每次都站在后面观战。但究竟溥仪是怎
样的水平，倒是不了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溥仪手拿笔记本，十分热心地观战。
下完棋，大家在园子里喝茶。我因为会说北京话，所以溥仪很轻松地与我说话，问我在日本的成绩等情况。忽然，溥仪十分唐突地命令他身边的侍医与我下棋，让五子。溥仪又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说是要“把对手的子全部吃掉”。为了不让我全部吃掉，对手下得十分牢固小心。“吃掉对方全部”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溥仪是很热心的佛教徒，他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有钱财建造了寺庙。后来我也成为了红会的信徒。在告别溥仪的时候，我送上了两本《新布局法》的书，溥仪十分高兴。
我和溥仪的外甥在天津还下过棋。他的名字叫溥仲义。因为他是皇家老爷，所以我以为他的棋很差。让他二子下，却意外地发现他的棋力不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在中国大约有两个月左右。木谷先生每天都能收到夫人的“情书”，木谷只给我一个人看。总是差不多的内容，但独身的我却是羡慕异常。
回日本时要经过韩国。进入韩国的时候，所带物品都要受到检查，为此大家都下了火车。木谷先生为夫人买的中国特产是钻石，为此却受到了盘问，连我们一起都牵连了进去。我们被关了一晚上——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