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外交政策上。月初，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前往加沙，支持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进一步执行《怀依和平协定》，包括同意给巴方一个港口，一条连接西岸和加沙的道路，归还西岸11％的土地，以及释放350名囚犯。随后，奥尔布赖特和罗斯前往大马士革，敦促阿萨德总统尽快答复巴拉克和他进行和谈的愿望。
9月9日，我首次前往新西兰，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切尔西和我一同前往，希拉里则在国内忙着竞选。峰会上的一大消息和印度尼西亚有关，该国军方支持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残酷镇压。东帝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中长期遭受困扰的一处罗马天主教飞地。大部分与会领导人赞成在东帝汶实施国际维和行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愿意牵头组织。起初，印度尼西亚表示反对，很快态度就被迫有所松动。会议形成了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多国维和部队，我也向霍华德总理承诺派遣几百名士兵，为我们的盟友提供后勤支援。
我还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就中国人世问题交换了意见；和金大中、小渊惠三共同举行会谈，再次重申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立场；首次会见了鲍里斯·叶利钦选出的新总理兼接班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和叶利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叶利钦又高又胖，普京则因为长期的武术训练显得匀称结实；叶利钦口若悬河，这位前克格勃讲话却准确而有分寸。离开会议时，我认为叶利钦选了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接班人，能够应付俄罗斯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会比目前有健康问题的叶利钦干得更好。而且普京不乏强硬，可以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叶利钦的尊严。
离开新西兰之前，切尔西和我以及工作人员抽出时间游览了这个美丽的国家。珍妮·希普利总理和她的丈夫伯顿在昆斯敦招待了我们，我和伯顿一起打高尔夫球，切尔西和希普利的孩子一起探索洞穴，我的几个工作人员还在一座很高的桥上玩蹦极。吉恩·斯珀林也想劝我尝试一下，但我告诉他我已经经历过能承受的所有自由落体运动了。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克赖斯特彻奇的国际南极研究中心，这里也是美国开展南极活动的出发站。该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模拟训练舱，里面仿造了南极冰天雪地的真实环境。我到那里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全球变暖的重视。南极是地球的天然冷却塔，冰层超过两英里厚。但由于气候变暖，不久前一块和罗得岛大小相当的巨型冰块断裂后脱离冰盖。我将原来保密的南极洲卫星图片公之于众，以帮助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对切尔西和我来说，此行最刺激的事情就是见到了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曾在50年代到南极探险，是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切尔西的母亲就是因为他才取名叫希拉里的。
回到美国后不久，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大会，敦促代表们通过三个决议：加大战胜贫困的力度，使全球经济更加人性化；加大努力制止并尽快结束在民族、宗教、种族和部落冲突中滥杀无辜；加强措施以防不负责任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使用核或生化武器。
月末，我着手处理国内事务，否决了共和党最近提出的减税方案，原因是它“太大、太泛”，给美国经济增加了巨大的负担。根据预算规则，实施此方案必须大量减少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环保方面的预算。这就让我们不能延长社会保障和保健医疗信托基金的时间，不能为保健医疗增加所急需的处方药补助金。
今年的财政盈余预计约为1000亿美元，但共和党的减税方案在十年内将耗资1万亿美元，并称这是基于对预算盈余的考虑。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他们还要保守，如果盈余达不到预计水平，赤字就会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是高利率和经济的低增长。过去五年间，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赤字将以每年13％的速度递减，尽管本届政府经过努力已经接近这一目标，但共和党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很危险。我请求共和党人能和白宫及民主党人携手工作，遵循制定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和1997年《平衡预算法》时所体现的精神。
9月24日，希拉里和我在老总统办公大楼举行活动，庆祝两党在收养体制之外的孩子领养问题上合作成功。相关立法通过后的两年内，领养孩子的数目增长了近30％。我公开称赞了希拉里，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付出了20多年的努力；我也称赞了汤姆·迪莱。他或许是国会中这项改革最执著的支持者，而且自己就领养了孩子。
我真希望还有更多这样的合作和胜利，但这是惟一的一次，连迪莱都不相信能够同敌人合作。
党派之争在10月初又有所抬头，参议院因此否决了我对龙尼”阡特任联邦地区法官的提名。怀特是在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任职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颇受好评。密苏里州保守派参议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竞选连任时和州长梅尔·卡纳汉激烈竞争，极大地歪曲了怀特在死刑方面的观点，进而将其免职。对于经手的死刑案件，70％怀特都批准了，否决的30％中，有一多半是他和其他法官全体通过的。阿什克罗夫特让他的共和党同事一起参与污蔑，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打击怀特的支持者卡纳汉州长以及密苏里州赞成死刑的选民。
在把批准任命过程变成党派之争方面，阿什克罗夫特绝不是惟一的例子。迄今为止，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多年来一直拒绝参议院在批准黑人担任第四上诉法院法官问题上进行投票表决’，尽管事实是该法院一直没有非洲裔法官。但奇怪的是共和党人却一直不懂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不肯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两党之争甚至扩展到《禁止核试验条约》。自艾森豪威尔以来，两党的总统都对此条约表示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都同意，核专家也说验证核武器的可靠性不一定需要试验。但我们就是达不到参议院的2／3多数来批准这一条约。特伦特·洛特想让我保证在任期结束前都不再提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是否早已步人他们党的老路，抑或仅仅是不希望我再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的否决却让美国在要求其他国家不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方面底气不足。
我继续为艾尔·戈尔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四处活动，其中有两次是和同性恋活动分子在一起，他们对艾尔和我都非常支持，因为在政府部门有相当数量公开的男女同性恋职员，而且我们强烈支持《反就业歧视法》和憎恨犯罪法案。后者认定由受害者的种族、残疾或性取向而诱发的犯罪为联邦犯罪。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纽约州支持希拉里。她可能的竞争对手是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他是个好斗而有争议的人物，但和大多数共和党人相比没有那么保守。我曾和他关系不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支持社区警察服务计划和枪支安全措施。
乔治·w．布什赢得共和党的提名似乎非常顺利，他的几个竞争对手纷纷退出，只剩下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而且毫无竞争力。我第一次见到他阐述“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竞选主题是在艾奥瓦州的一个牧场，对他的竞选印象很深，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方案，而且实际上也是他能让摇摆选民反对拥有65％支持率的现政府的惟一理由。我们创造了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经济持续增长、犯罪率连续七年下降，对于这些他们无话可说。然而，他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给摇摆选民传递的信息是：“我许诺你们现有的条件不变，但政府会更小，减税会更多。你们觉得怎么样？”在大多数问题上，布什和保守的国会共和党人是一致的，不过他批评了他们的预算对穷人太苛刻，因为该预算通过削减劳务所得扣抵变相地提高了对低收人人群的税收；但对富有的美国人却采取减税政策。
尽管布什是个令人敬畏的政治家，我仍然认为艾尔·戈尔能赢。虽然历史上只有两位副总统直接当选，即马丁·范·布伦和乔治·H．W，布什，但国家此时形势大好，选民非常支持政府。所有竞选总统的副总统都有两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在任期内干了些什么，所以认为政府的成绩和他们无关，故而把他们定型为二号人物。我竭力帮助艾尔避免此类问题，赋予他重要任务，以便让公众了解他对政府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尽管他毫无争议是历史上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副总统，但认识和现实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
艾尔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借助政府政绩影响的同时又显示其独立性。他早巳声明不支持我在个人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我们共同为美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他感到自豪。现在，我想他应该说的是无论谁当选总统，变革不可避免。那么选民有两种选择——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变革还是掉回头去走失败的老路。很明显，布什州长支持“滴人式”经济。那条路曾经走过12年，我们选择的路走了7年，事实证明我们的更好。
选举给了艾尔一个机会来提醒选民：总统即将离任，但共和党在弹劾风波中兴风作浪并支持斯塔尔的人还在；美国需要一个能与之斗争的总统，以避免他们再次滥用职权、避免他们实施以关闭政府为开端的预算战中被我否决的那些苛刻政策。如果选民把选举看成对未来的选择，如果提醒他们共和党所做过的事情，优势就会明显地回到民主党一边。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而且就发生在一年之内。
媒体有少数人开始散布说如果艾尔失败的话，原因可能在我身上。我便开玩笑地给艾尔打了个电话，说我只对他的胜利感兴趣，如果他认为有必要，我会站在《华盛顿邮报》总部门前的台阶上让他用牛皮鞭子抽我。他故作严肃．地说：“或许我们应该就此做一个民意测验。”我笑着答道：“我们倒要看看是我穿着衬衫效果好还是脱掉更管用。”
10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被推翻，发动军事政变的是领导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地区部队的穆沙拉夫将军。我担心会失去民主，所以敦促尽快恢复文官政府。穆沙拉夫掌权的直接后果就是：派巴基斯坦突击部队进入阿富汗抓捕或杀死奥萨马·本·拉登的计划被取消。
中旬，肯尼斯·斯塔尔宣布离任。以森特尔为首的法官团任命罗伯特·雷接替，他曾是斯塔尔办公室成员，这之前跟随唐纳德·斯莫尔茨在指控迈克·埃斯皮一案中工作，该案最终失败。在我任期结束前，雷也想分一杯羹：他写了尸份书面声明，称我在证词中作伪证；而且为了让他中止独立调查，我还同意临时吊销自己的律师执照。我怀疑他是否真会指控我，因为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小组早已在弹劾过程中证明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诉人应该做的。虽然我已经准备好离任后的生活，也不想让希拉里的政治生活更加复杂，但是对故意作伪证的说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从未做过。我仔细阅读了自己的证词，只发现几处提供的答案不准确，然后我给了雷一份声明，内容是：尽管我尽力依法作证，但回答还是有几处错误。他接受了这份声明。在历时六年，花费了纳税人7000万美元之后，白水事件终于结束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同样在中旬，我邀请高中同学到白宫参加我们35周年同学会——五年前30周年纪念时，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很珍惜高中时光，愿意和同学们在一起。这次聚会中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在这七年中变得更好了。一个人的儿子还说他认为我一直是个好总统，但“我最敬佩你的还是你经受住了弹劾的考验”。这句话我经常听到，遇到挫折或是犯了错误的人感觉无望时常常这样说；我不放弃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月末，参议院的拖延策略再次扼杀了经济改革方案；我们庆祝美国服务队成立5周年，该组织现有成员已达15万名；希拉里和我在白宫举办了慈善大会，希望增加慈善施舍的金额和影响；我们举行了“希拉里的星光大道”活动，庆祝希拉里的生日，同时也是追念百老汇明星在1992年为我付出的努力。
11月初，我去奥斯陆参加伊扎克·拉宾遇刺四周年纪念，表示对他的缅怀，并同正在那里举行谈判的巴以双方再次携手致力于和平进程。挪威首相谢尔·邦德维克一心想让奥斯陆举行的这次活动能推动和平步伐。我们驻挪威大使戴维，赫梅林有着挪威一犹太血统，他闲不住，也想尽一份力，就忙着为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准备符合犹太教饮食习惯的热狗。西蒙·佩雷斯和利娅·拉宾也在场。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过我确信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早就想完成和平进程，并希望是在2000年完成。
这时，有媒体记者问我对自己功过的评价。比如，人们会因为经济繁荣而记住我吗？会因为促进和平而记住我吗？我尽力让自己的回答不仅包括具体成就，还要体现我希望美国展现的潜力和凝聚力。但事实是，我没有肘间考虑这些。我想全力以赴，直到卸任那一天。功过自会有人评价，或许要等到我去世后很久。
11月4日，我开始了又一轮“新市场计划”巡回旅行，这次是去纽瓦克市、哈特福德市和阿肯色州的赫米蒂奇镇。在我的帮助下，这个小镇让70年代末迁徙到此种马铃薯的工人获得了生活设施。最后一站是和杰西·杰克逊、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一起到芝加哥，他们也决定支持这个计划。杰西穿了一套细条纹的西装，看起来光彩照人，我开玩笑说他为了议长穿得像“时髦的共和党人”。我从哈斯特尔特的支持中得到鼓励，相信明年就能通过这一立法。
本月第二周，我参加了埃尔·弗罗姆主办的网上总统市政厅会议。自我上任以来，网站已从50个增加到900万个，每小时新增网页10万个。能将我讲话变成书面文字的语音识别软件在那时还是新鲜事物，现在已经广泛普及了。有两个人问我离开白宫后准备干什么。那时我还不知道，但已经开始为我的总统图书馆做计划了。
在任职期间我对图书馆和展品考虑了很多。每位总统都要筹集资金兴建自己的图书馆，还要资助正常运行，然后国家档案馆派人负责物品的编排和管理。我仔细审阅了几位设计师的图样，也参观了很多总统图书馆。绝大部分到图书馆的人都是来看展品的，但建筑必须适合保存这些承载历史的记录。我希望展览厅要宽敞、漂亮、光线充足，希望展出的物品能够反映美国奔向21世纪的历程。
我选择了吉姆·波尔谢克及其公司作为建筑设计师，主要是因为他设计了纽约市的“玫瑰土地与空间中心”，一个钢筋玻璃的建筑里飘浮着巨，大的球体。
我请拉尔夫·阿普尔鲍姆设计展厅，他为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所做的设计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两部分工作都已展开，但没完成前波尔谢克就称我是他有过的最差客户，因为即便他六个月后拿仅仅改动过一点的图纸来给我看，我也会发现并询问原因。
我希望把图书馆设在小石城，以此来报答阿肯色州对我的养育之恩，而且这个图书馆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所以不便去华盛顿或纽约的人们可以直接去那里。在市长吉姆·戴利和市委员会成员迪安·孔普里斯博士的倡议下，小石城在老城区沿阿肯色河划拨了27英亩土地；老城区正在改造，而且离老州议会大厦不远，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此发生。
除了图书馆，我还计划写一本关于我的生活和总统生涯的书，而且必须努力工作三到四年来还清打官司的欠债，买房子——两套房子，如果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成功的话——再给她和切尔西准备些钱。然后，我就想把余生奉献给公众服务。吉米·卡特在卸任后做得非常好，我想我也能够。
中旬，我离开美国对土耳其、希腊、意大利、保加利亚、科索沃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启程的当天，科菲·安南宣布塞浦路斯总统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德斯和土耳其塞浦路斯族领导人拉乌尔·登克塔什将于12月初在纽约举行：接近会谈”，我对此表示赞赏。塞浦路斯在1960年从英联邦获得独立。1974年，当时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被希腊军事政权策动的政变推翻。土耳其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派军队到塞浦路斯保护那里的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于是国家分裂，在塞浦路斯北部建立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土耳其飞地，许多居住在该地区的希腊人则迁移到南部。南北分裂的局面就此形成，土希两国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希腊希望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并想找到至少让希腊人返回北部的解决方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而希望秘书长的努力能够成功。但结果令人失望，塞浦路斯问题依旧是希土两国和解的障碍，也阻碍了土耳其全面融人欧洲的步伐，我只能在离任时留下遗憾。
在我优先考虑的预算项目中，我们就三项与共和党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提供资金增加10万名教师，让参加课后补习的学生增加一倍，偿还并最终还清我们欠联合国的会费。而且，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迪克·霍尔布鲁克就债务问题已经和杰西·赫尔姆斯及其他对联合国持怀疑态度的人研究出了方案。花费的时间比迪克在波斯尼亚调停的时间都要长，但我不敢确定是否还有其他人能胜任此职。
希拉里、切尔西和我抵达土耳其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远比一般访问时间长。我希望帮助经受了两次大地震的土耳其人，鼓励他们继续和美国及欧洲合作。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并希望加入欧盟，我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支持。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选择未来发展道路上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土耳其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土耳其能够和希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与国内不安定的且时常受压制的少数民族库尔德族和平共处，保持其世俗穆斯林民主的特点，它将成为西方国家认识新中东的窗口。如果中东和平成了不断升级的伊斯兰极端运动的牺牲晶，那么稳定、民主的土耳其也能成为阻挡其进入欧洲的堡垒。
我很高兴又见到德米雷尔总统。他具有远见卓识，希望土耳其能成为东西方的桥梁。我也在最大程度上就此远景向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阐述自己的观点，敦促他们放弃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解决同库尔德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问题，尽快取得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次日，我向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及土耳其商界领袖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此前去了位于伊兹米特的灾民驻地看望地震中的受害者。我们慰问了几个家庭，他们的全部财产在地震中荡然无存。我感谢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对灾民提供帮助的国家。在这之后不久，希腊也发生了地震，土耳其同样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地震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话，大地停止晃动时他们就应该能更好地加强合作。
在土耳其民众眼中，我的整个行程都是为了看望地震中的受灾者。一次我抱起一个小孩，他伸手抓住我的鼻子，切尔西蹒跚学步时也经常这样，一位摄影师抓拍了这个镜头。第二天土耳其各家报纸纷纷刊登，其中有一家的标题是：“他是个土耳其人！”
我们全家参观了以弗所遗址，包括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以及圣保罗曾经布道的露天竞技场。随后我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54国会议，该组织最初建立于1993年，目的是推动．民主、人权和法治。这次会议的主题有：支持《巴尔干稳定公约》；就车臣持续危机形成决议，以便结束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和对车臣平民滥用武力。我还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领导人签署了协议，承诺美国将帮助他们铺设两条石油管道，把原油从里海直接输送到西方，不经过伊朗。不论伊朗在未来选择什么道路，这个协议对于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未来的稳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让人着迷，它历史悠久，是奥斯曼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国都。作为另一项促进和解的措施，我拜访了所有东正教教堂共同的普世牧首——君士坦丁堡的巴多罗马，并要求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重新开放东正教隐修院。牧首赠给我一幅精美的卷轴，上面写有《圣经·新约》中《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内容，他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开头是这样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在土耳其时，白宫和国会就预算达成协议，除了通过我有关教育的提案之外，还提供资金安排更多警察巡逻，同意土地遗产提案，支持《怀依和平协定》中我们做出的承诺，批准针对最贫穷国家的新的免除债务提案。共和党同意放弃他们在拨款法案中最具破坏力的反环保附加条款。
北爱尔兰也有好消息，乔治·米切尔同各方达成协议，保持与新政府同步行动，并在托尼·布莱尔和伯蒂·埃亨的帮助下解散军队。听到这一消息时，伯蒂和我还在土耳其。
在雅典，一大早我就和切尔西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雅典卫城。然后，我对美国支持1晰年控制希腊的反民主专制政权向公众表示歉意，重申致力于合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以此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我对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总理在科索沃冲突中始终和盟军站在一起表示感谢。希腊人和塞族人都信奉东正教，所以这样做并不容易。会议结束时，不论是在同土耳其和解的问题上，还是在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总理的宽阔胸怀都让我深受鼓舞；两国外长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乔治·帕潘德里欧和伊斯梅尔·杰姆，他们都是有远见的年轻领导人，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也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我离开希腊，飞往佛罗伦萨，达莱马总理在那里主办了又一次“第三条道路”会议。这次会议带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情，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在宴会上唱歌助兴，奥斯卡奖获奖演员罗贝尔托·贝尼尼不停地逗我们发笑。他和达莱马两人搭档真合适——精干、好客、有激情，总是能找到让人开心的事情。我见到贝尼尼时，他说完“我爱你！”就一下和我拥抱在一起。当时我就想或许该到意大利来竞选；我一直很爱这里。
这是迄今为止“第三条道路”最富成果的一次会议。托尼·布莱尔、欧盟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吉哈德·施罗德、恩里克·卡多佐和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都到会了，我们共同商定21世纪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前瞻性共识，商定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共识，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努力扩大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并减少其负面影响。
22日，切尔西和我飞往保加利亚，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该国。在亚历山大·内夫斯基大教堂前，我向3万人发表讲话，许诺美国支持他们来之不易的自由、经济发展和与北约的伙伴关系。
在回家过感恩节之前，我们到达出访的最后一站科索沃，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韦斯·克拉克和我在那里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我的讲话不断被人群中呼喊我名字的声音打断。我不愿意破坏这种气氛，但还要努力让他们倾听我的请求，那就是不要以仇恨对待过去的错误，以报复来对待塞族居民，这‘点我私下里也对科索沃政坛不同派别的领导人讲过。那天晚些时候，我去邦德斯蒂尔军营感谢那里的驻军并和他们提前共进感恩节晚餐。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任务非常自豪。不过在年轻士兵中切尔西远比我受欢迎。
当我出访时，我派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前往中国，试图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最终协定。这一协定必须足以让我们在国会通过建立和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相关立法。我派吉恩去是想让中方确信我是支持谈判的。谈判进行得一直很艰难，直到最后弓刻，我们才得到反倾销和反进口激增的措施以及中国汽车市场的准人承诺，有了这些就能得到密歇根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桑迪·莱文的支持，而他的支持则保证了国会通过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从而扫清中国人世的障碍。吉恩和查伦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感恩节后不久，戴维·特林布尔的北爱统一党批准了新的和平协议，新一届北爱政府成立，戴维·特林布尔任首席大臣，约翰·休姆所在社会民主工党的谢默斯·马伦担任副首席大臣，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被提名为教育大臣。这一切在不久前想都不敢想。12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西雅图召开会议，反对全球化的暴力抗议者们将市中心区闹得天翻地覆。但是，正如我对与会代表所讲的那样，大部分示威者采取了和平方式，而且有合法的抱怨理由。这种相互依存的进程恐怕难以逆转，但世贸组织必须更加开放，对贸易和环境问题更加关注。受益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每天人均生活费还不到两美元的不发达国家。在西雅图会议后召开的其他国际金融会议上还会有更多的抗议活动，而且我相信抗议会继续下去，除非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感到被抛弃的国家或远远落在后面的国家。
12月初，我可以自豪地宣布：经过七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经济创造出200多万新的就业机会，其中80％的职位薪水超出全国平均工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妇女的失业串也降至1953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当时只有极少数妇女外出谋职。
12月6日，我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访者，来自圣路易斯的11岁男孩弗雷德·桑格，同行的还有他的父母和“许愿”基金会的代表们。该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实现自己的心愿。弗雷德患有心脏病，几乎不能到室外玩耍。他坚持看新闻，对我的工作出奇地了解。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之后一段时间还保持着联系。在我的任期内，该基金会带来47个孩子和我见面。他们的到来总会使我度过愉快的一天，并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当总统。这个月的第二周，与阿萨德总统通过电话后，我宜布，在一周内以色列和叙利亚将在华盛顿的某个待定地点继续谈判，以尽快达成协议。
9日，我再次回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参加为六名因公殉职的消防队员举办的葬礼。1998年8月那些阴暗的日子我就是选择在这里度过的。这一不幸悲剧使社区民众和全国的消防队员很受震动，成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挤满了该市的会议中心，还有几人来自海外。这一令人心碎的场景提醒人们消防员的死亡率比警察还高。
一周后，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纪念馆我签署了一项立法，旨在增加劳动力市场中伤残人士的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金。这是《残疾人法》通过以来，对伤残群体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允许有艾滋病、肌肉营养不良、帕金森氏病、糖尿病或严重伤残等情形的无法获得保险的人群二通过“付费”加入保健医疗计划。该立法将使无数人现在能够有工作收入，改变并提高其生活质量，这要归功于残疾人活动分子们的艰辛努力，尤其是我的朋友贾斯廷·达特。这位怀俄明州的共和党人终日与轮椅为伴，但牛仔帽和皮靴却必不可少。
整个圣诞节期间，我们都盼望着除夕夜和新千年的到来。我们全家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复兴周末活动，而是留在华盛顿庆祝新千年。庆祝活动全是自筹资金，我的朋友特里·麦考利夫筹集了几百万美元，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欢度节日的机会。活动包括在史密森学会举行为期两天的公共家庭活动，31日下午的儿童庆祝活动，以及在草地广场举行的昆西·琼斯和乔治·史蒂文斯的音乐会，伴有大型焰火表演。我们还在白宫举行了盛大晚宴，邀请了文学、艺术、音乐、教育、军事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市民团体参加。草地广场上的焰火表演结束后还举行了长时间的舞会。
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但我自始至终都有些心神不定。几周来，我们的安全小组一直高度戒备，因为无数情报表明许多恐怖分子要袭击美国。尤其自1998年使馆爆炸案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支持者们的动静。我们接连捣毁了20个基地组织的分支，抓捕了恐怖主义特工，破坏了他们针对美国的数次阴谋，而且继续敦促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对阿富汗施加压力让其交出本·拉登。针对目前恐怖袭击的新情况，桑迪·伯杰这个月差不多每天都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开会。
在华盛顿州，一名男子携带炸弹制造物穿过加拿大边境时被捕，他计划炸掉洛杉矶机场。基地组织在美国东北部的分支和在加拿大境内的一个分支被发现并被捣毁。袭击约旦的恐怖计划也被挫败。美国迎来了一个热闹而平安的新千年，这要归功于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工作，或许还有一点运气。无论如何，当新年、新世纪和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我满怀欣喜，心存感激。我们的国家形势大好，正以良好的风貌步人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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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第一天，也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第一天，希拉里和我向美国民众发表联合广播讲话，电视也进行了现场直播。我们和来白宫的客人一直狂欢到约凌晨2．30，虽然很累，但大家都渴望庆祝这一时刻。昨夜，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庆典。午夜，几十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先后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来临的新千年瞬间。美国以特有的姿态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世纪，我们的经济成功、社会团结、人民自信；我们所倡导的开放、活力和民主的价值观正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希拉里和我都感慨地说，美国人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并在21世纪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我希望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够这样度过。
和以往总统的任职情况不同，我的第七年业绩显著。这是因为即使在弹劾风波前后，我们都把民众的事情放在首位，谨遵国情咨文的规划，适时抓住机遇并及时处理问题。总统在第二任后半期没有什么作为的普遍现象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决心将好势头保持到最后。
新的一年中，我失去了一位政坛老搭档。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辞职，弗拉基米尔·普京继任。自从做了心脏手术，叶利钦就没能完全恢复体力和精力。他认为普京已做好接替他的准备，并能够长时间工作。叶利钦明白，让俄罗斯人民有机会检验一下普京的表现，有利于他在下届大选中获胜。这一做法既明智又狡猾，但我仍会想念叶利钦的。尽管身体不好，偶尔还有出人意料之举，但他仍是一位勇敢而且目光远大的领导人。我们相互信任、共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辞职那天，我们通了近20分钟电话，我可以说他是欣然做出这一决定的。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括和治理国家，并以自己的方式离任。
1月3日，我去西弗吉尼亚的谢泼兹敦宣布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开始，埃胡德·巴拉克早就催促我在年初举行这一谈判。他对与阿拉法特和谈有些不耐烦，并对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充满疑虑；与此相反，几个月前他告诉我准备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前提是叙利亚满足以方提出的在戈兰高地上建立预警站和保证以方从太巴列湖或称加利利海获得其1／3供水的要求。
加利利海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水域：底部是地下泉水形成的咸水，顶层则是淡水。淡水较轻，所以每一年从湖中取水都需要慎之又慎，否则顶层淡水过少会无法覆盖咸水。如果淡水降至某个临界点，咸水将上涌与之混合。这样以色列就会失去性命攸关的水源。
在遇刺前，伊扎克·拉宾曾向我承诺如果要求能得到满足，以方将从戈兰高地撤至1967年6月4日划定的边界。这一承诺的前提是我不得泄露其内容，等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时再正式向叙利亚提出。伊扎克去世后，西蒙·佩雷斯重申了这个一揽子承诺。在此基础上，我们提议于1996年在怀依河举行叙以和谈。佩雷斯想和我就以方放弃戈兰高地签订一个安全条约。后来，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也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告诉他们这正合我意。
伴随着一连串的恐怖主义袭击，比比·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赢了佩雷斯。此前丹尼斯·罗斯和我们的谈判小组不断取得进展，但此时的叙以谈判摇摇欲坠。巴拉克想重新启动谈判，尽管目前他不愿意对拉宾一揽子计划的具体内容再次做出承诺。
巴拉克必须同与拉宾时期完全不同的以色列选民据理力争，因为国内有了更多的移民。其中，俄罗斯移民尤其反对交出戈兰高地。纳坦·夏兰斯基在苏联被长期监禁时就已成为西方人眼中的英雄，1998年他陪同内塔尼亚胡去怀依，向我解释了俄罗斯犹太人的态度。他说他们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到了最小的国家之一，并不觉得放弃戈兰高地或是西岸地区是明智之举。他们还认为叙利亚根本不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两国间虽然不是和平共处，但也没有交战。如果叙利亚向以色列发起进攻，以色列肯定轻松取胜。为什么要交出戈兰高地？
可巴拉克不同意这一观点，所以争论在所难免。尽管这样，他希望和叙利亚重修旧好，并确信这·-切终会解决，因而让我尽快召集和谈。到1月为止，我已与叙利亚外长法鲁克·阿尔一沙拉共同努力了三个多月，并与阿萨德总统通电话以促使和谈成为可能。阿萨德身体不好，想在去世前重新得到戈兰高地，但他确实需要谨慎。除了要夺回1967年6月4日前叙利亚主权领土的抱负之外，他还要与国内各派力量达成一致意见，以免造成内讧。。因为他想让儿子巴沙尔接替他，而他儿子需要这部分人的支持。
阿萨德身体虚弱，外长沙拉也在1999年秋中风，这使巴拉克万分焦急。在他的要求下，我给阿萨德写了封信，说我认为在解决划定边界、水资源管理、预警站等问题的前提下，巴拉克愿意达成协议。如果两国确实达成了协议，美国将准备与叙利亚建立双边关系，而这正是巴拉克的意思。考虑到叙利亚曾经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这步棋于我们而言也是重大抉择。当然，要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阿萨德必然不能继续支持恐怖主义，但如果他要回了戈兰高地，也就没有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的理由。
巴拉克也想跟黎巴嫩和解。他已承诺年底从黎巴嫩撤军，如果达成和平协议的话将使以色列边界免遭真主党袭击，还不会让人觉得以色列撤军是因为害怕遭到进攻。巴拉克清楚地知道，没有叙利亚的同意和介入，他们不可能与黎巴嫩达成和解。
一个月后，阿萨德的回信跟以前相比似乎做了些让步，或许是因为自己和沙拉的健康问题给国内造成了不安定因素。然而，几周后，当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去看望他们时，他俩看上去好像完全恢复了。阿萨德说他想继续进行谈判，并做好了和解的准备，因为他相信巴拉克是认真的。只要巴拉克能把国内情况处理好，他甚至还答应派沙拉去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巴拉克热切地接受了，并想立即开始谈判。我解释了圣诞节期间无法开始的理由，他答应了我们的时间表：预备会谈于12月中旬在华盛顿进行，正式谈判从新年初开始，我会参加，直至达成协议i预备会谈开始时因为沙拉公开的攻击性言论而一度中断，然而在私下会谈时，他却建议从1996年停止的地方接着谈，即如果以方要求得到满足的话，是否兑现拉宾承诺的一揽子计划。巴拉克回应说尽管他从没就领土问题做出过任何承诺，但“我们不能抹去历史”。于是，他们同意由我决定以什么样的顺序来讨论边界、安全、水、和平等问题。巴拉克想不间断地谈判，这就要求叙利亚人坚持到1月7日斋月结束，不能回家庆祝传统的开斋节。沙拉答应了，于是双方分别回去准备。
尽管巴拉克极力促成初期的谈判，但不久就开始担心交出戈兰高地产生的政治影响，毕竟他没有做好国内民众的工作。他需要一些借口：重新恢复和黎巴嫩的和谈，由叙利亚人通过与黎巴嫩人协商来进行；至少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升级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美国明确承诺提供安全方面的帮助；戈兰高地的自由贸易区。我同意了这些要求，为了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还在12月19日打电话给阿萨德，请求他在叙以恢复和谈的同时也让黎巴嫩和谈启动，并帮助寻找20年前在黎巴嫩战争中三名失踪以色列人的遗骸。阿萨德同意了第二个要求，我们派去一个法医小组，但遗憾的是遗骸并不在以色列人认为的地方。对于第一个要求，阿萨德闪烁其词，称只有叙以和谈取得一些进展后才能开始黎巴嫩方面的和谈。
谢泼兹敦位于乡间，离华盛顿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巴拉克坚持，选这个偏僻的地方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而叙利亚人也不愿去戴维营或怀依河，因为其他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谈判均在这两地举行，这对我也没什么不妥。谢泼兹敦的会议设施非常舒服，我从白宫乘直升机约20分钟便可到达。
很快，我们明显地感到双方的分歧不是不可以弥合的。叙利亚想要回戈兰高地的全部，但愿意给以色列留下一小块狭长地带，10米（33英尺）宽，在沿湖的边界处；以色列嫌太窄，想再宽些。叙利亚要求以色列18个月内撤军，而巴拉克的意见是三年。以色列想继续派人驻扎卒预警站，而叙利亚想请联合国人员或是美国人看守。以色列要求从戈兰高地流人湖里的水的数量和质量应得到保证，叙利亚说只要从土耳其流过来的水能得到同样的保证就答应。以色列想从撤军伊始就全面建立外交关系，叙利亚却要等到撤军完毕再考虑外交关系。
在谢泼兹敦，叙利亚人采取的是灵活的态度，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相反，一直敦促和谈的巴拉克却决定放慢和谈进程，拖延几天，从而让以色列人相信他是一个不轻易让步的谈判家。这明显是基于对民意测验的判断。他希望我利用和沙拉及阿萨德的良好关系，劝说他们不要反感，他本人则在这人为的拖延期内尽量少说话。
说得轻一些，我有些失望。如果巴拉克以前和叙利亚人打过交道，或者他提前告诉我们这个想法，局面也许可以控制。或许作为一个民选领导人，巴拉克应该比阿萨德更重视公众的意见，但阿萨德也有自己的政治问题。正是因为相信我以及有巴拉克的保证，阿萨德才背着同以色列高层交往的恶名派人来到这里。
巴拉克进入政界没多久，我想他一定听取了很坏的建议。在外交事务中，民意测验往往不起作用；人民选举领导人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所以结果最重要。我做出的很多重要外交决定一开始也并不受欢迎。如果巴拉克能够和叙利亚真正和解，那将提高他在国内和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增加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如果他失败了，那么短期内较高的民意测验支持率也会顷刻间烟消云散。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还是不能改变他的想法。他想让我稳住沙拉，自己则在一旁等待，而且是在谢泼兹敦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分散对手头工作的注意力。
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不得不研究新对策，至少澄清巴拉克对于拉宾一揽子方案的承诺是真实的，甚至还在马德莱娜和叙利亚惟一的一名女成员比泰娜·沙班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比泰娜口齿伶俐，我们见面时她一直是阿萨德的翻译，给人印象很深。她跟随阿萨德多年，我敢肯定她来到谢泼兹敦能保证让总统一字不漏地掌握会谈信息。
星期五，会谈进入第五天，我们拿出一个和平协议的草案，用括号标出双方的分歧。周六晚上叙方就给出了积极的答复，然后我们开始就边界和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这一次叙方又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将加利利海边界的狭长地带最大扩展到50米（164英尺），前提是以方接受6月4日协议作为谈判基础。这一让步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在过去30年间湖面明显在下降。我深受鼓舞，但很快情形表明巴拉克并没有授权以方的任何人接受6月4日协议，不论叙方提供什么条件。
周日，在马德莱娜的农场为巴拉克夫妇举行的午宴上，马德莱娜和丹尼斯最后一次劝说巴拉克。只要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叙利亚对以色列提出的问题都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但以色列却没有回应。到底该怎么办？巴拉克说想要恢复黎巴嫩和谈，如果不行的话，他想休会几天再回来。
听到这些沙拉很不高兴，他说谢泼兹敦和谈是个失败，巴拉克没有诚意，他要向阿萨德如实反映。最后一次晚宴上，我又一次劝说巴拉克要有积极的表示，好让沙拉反馈给阿萨德。他拒绝了，但私下又对我说离开谢泼兹敦后我可以给阿萨德打电话，告诉他只要重新开始或启动黎巴嫩和谈，以方就会接受6月4日协议。这就意味着沙拉要空手而归，然而他们原本以为这次和谈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叙利亚人甚至连斋月和开斋节都没有回去。
让事情更糟的是，带有括号的和平协议草案被泄露给了以色列媒体，叙利亚让步却没有任何好处的做法被公之于众，于是沙拉在国内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可以理解这让他非常尴尬，对阿萨德也是，即便像这样的极权国家也免不了要受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后来我打电话给阿萨德，告诉他只有开始黎巴嫩和谈，以方才会同意拉宾的承诺，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划定边界。他听完后没有回答。几天后，沙拉打电话给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拒绝了巴拉克的提议，说只有在边界问题确定后才会启动黎巴嫩和谈。由于灵活和让步他们已经吃了一次亏，所以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目前虽然陷入僵局，但我想不应放弃努力。巴拉克仍然希望和叙利亚和解，以色列民众也确实还没有对和平所需要的让步做好准备，再说和平也符和叙利亚的利益。不久，阿萨德病重，开始为儿子接班做准备。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求桑迪、马德莱娜和丹尼斯计划下一步该干什么，然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了。
1月10日，和穆斯林们在白宫一起庆祝斋月结束后，希拉里和我去丁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小教堂，参加海军前作战部长巴德·朱姆沃尔特的葬礼。他一直是我们在复兴周末活动中的朋友。我就任后，他和我们共同致力于帮助与他死去的儿子有一样遭遇的军人家庭，在越战中他儿子因过多接触落叶剂而致病，他还游说参议院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众议院弹劾风波前后他给予我们全家的个人支持是那么仁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为葬礼准备服装时，我的一个男仆，曾在海军服役30年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利托·包蒂斯塔说他很高兴我能前往，因为巴德？朱姆沃尔特“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他总是为我们着想”。
当夜，我飞往大峡谷，所住旅馆房间的阳台就在大峡谷的边缘。约在30年前，我曾看过太阳在大峡谷落下；如今，我想看它从这里升起，将一层层不同颜色的岩石从上到下照亮。第二天早层，日出正如我所想像的那样美丽。接着，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和我共同规划了三处新的国家名胜古迹区，并把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四个扩大面积，让其包括大峡谷周围100万英亩的土地和沿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成千上万个小岛屿和露出水面的礁石。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将大峡谷本身设为国家名胜古迹区迄今已92年了。布鲁斯吧比特、艾尔·戈尔和我尽最大努力忠实于罗斯福总统设立保护区的指导准则，遵守他要求后人“眼光长远”的训诫。
15日，在纪念小马丁·路德·金诞辰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我提到了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进步+并指出了我们与既定目标的差距：尽管少数族裔的失业率和贫困率都处于历史的最低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最近发生的大量犯罪，起因都是种族剂族裔问题——黑人詹姆斯，伯德在得克萨斯州被白人种族主义者从小货车的车厢中拽出采杀死；洛杉矶的犹太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韩国裔美国人、一个非洲裔篮球教练、一个菲律宾裔邮政职员，都由于种族原因被杀害。
几个月前，在希拉里于白宫组织的一次迎千禧年晚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兰德博士和人称“互联网之父”的高科技经理文顿·瑟夫都参加了。他们探讨了数字芯片技术如何帮助人类基因组项目取得成功。那天晚上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兰德讲的，他说所有人9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了这0．1％，那些执迷于种族分裂的人流了多少血，浪费了多少精力。
在广播讲话中，我再一次要求国会通过仇恨犯罪法案，要求参议院同意华裔美国人李亮畴，一位出色的律师：作为负责民权事务的新任助理司法部长。共和党多数派一直阻挠这一提名，他们似乎对很多非白人的提名都持反对态度。那天上午的主要客人是100岁的前白宫雇员夏洛特·菲尔莫尔，几十年前她因为种族的原因还只能从一个特别的门进入白宫。这次，我们请她从正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在国情咨文发表前一周，按照惯例我将讲话中的重点标出。这次我准备强调希拉里和艾尔在竞选中提出的两个倡议——鼓励符合儿童医疗保险计划条件的儿童的父母为自己购买保险，艾尔正在推广这一计划；支持对最初的1万美元大学学费实行课税减免，参议员恰克·舒默正在国会努力，希拉里也在竞选中表示支持。
如果让总人数约为1400万的有合法收入的家庭缴费进入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话，将会覆盖全国未保险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像我建议的那样准许55岁以上（含55岁）的人缴费进入保健医疗计划，那么这两项就能将美国没有保险的人数减少一半。如果采取学费课税扣除，再加上我已作为法律签署的增加大学补助金计划，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大学校门已向所有美国人敞开。大学入学率已经升至67％，比我刚进白宫时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在加州理工学院对科学家们发表的讲话中，我首次公开声明要把科研基金投入提高近30亿美元，其中10亿用于艾滋病和其他生物医学项目，5亿用于纳米技术，基础科学、航空和清洁能源方面也有很大增长。24日，亚历克西斯·赫尔曼、唐纳·沙拉拉和我共同要求国会通过《薪水公平法》，以消除男女之间25％的收入差距；给我们拨款以便处理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积压的大量就业歧视案件；支持劳工部在高收人工作中增加女性比例的努力，这些部门中女性数量明显过少，例如，在大部分高科技工作岗位，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大于2比1。
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我接受丁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节目吉姆·莱勒的采访，这是弹劾风波采访后两年来的第一次。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了政府在七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接着莱勒问我是否担忧历史对我的评价。因为（纽约时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我是一个极有天赋的政治家，有不少重要的政绩，但“没能抓住似乎是唾手可得的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
他又问我对“可能的”评价怎么看。我说我们感触最深的时刻或许是在上个世纪结束之时，那时正迈向经济和生活变革的新时代，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这样的情形，我想对自己任职的考验或许是：我们是否让美国很好地适应了新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并采取了适应时代的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我们是否对环境备加爱护？我们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势力？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比较满意。
况且，我读过足够的历史书，知道历史总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我任职期间，有两本关于格兰特的传记出版，内容和以前对他任职总统的评价完全不同。这种事情会一直不断地发生。而且，正如我告诉莱勒的那样，我更专注于最后一年能做些什么，而不会关心将来对我的评价。
在国内问题之外，我告诉莱勒我希望让国家做好应对21世纪最大安全挑战的准备。国会共和党人认为其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但我说主要的威胁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恐怖分子、毒品走私犯和黑社会串通一气，用的是体积越来越小而且更难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威力强大的常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应付网络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化学恐怖主义……现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我想在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敌人可能是最大的安全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