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过后，我飞到密苏里州与迪克·格普哈特一起竞选。我真的很钦佩格普哈特，他工作勤奋精干、心地善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20岁。虽然他是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但周末他定期回家，回到街坊邻居那里，敲开支持者的门与他们交谈。迪克经常会给我列出一系列希望我为他的选区做的事情。许多议员不时向我要这要那，惟一一个定期给我打印一份“要做的事情”的单子的人是参议员特德·肯尼迪。
月底，我宣布退伍军人管理局将对患有癌症、肝功能紊乱和何杰金病等一系列严重疾病的越战老兵进行补偿，这些疾病都与暴露在落叶剂下有关系，越战老兵、参议员约翰·克里和约翰·麦凯恩，以及已故的海军上将马德·朱姆沃尔特都曾长期为这项事业奔走。
5月29日，我观看以色列的大选结果一直到半夜。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大选，比比·内塔尼亚胡仅以不足1％的选票优势击败西蒙·佩雷斯。佩雷斯赢得了阿拉伯人的大多数选票，但内塔尼亚胡赢得的犹太人的选票足以击败佩雷斯，因为犹太人占了选民人数的90％以上。他能够赢得他们的支持，是因为他承诺对恐怖主义更加强硬，减慢和平进程，他用了美国式的宣传广告，用于攻击佩雷斯的一些广告的制作得到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媒体顾问的帮助。直到竞选临近尾声时，佩雷斯一直拒绝他的支持者让他对这些宣传作出回应的要求，而那时一切都太迟了。我认为西蒙作为总理工作出色，而且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在1996年，内塔尼亚胡以较小的优势证明自己是一名更好的政治家。我急切地想做出判断，他是否可以与我合作，我们该怎样合作，一起让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向前。
6月，围绕总统大选，我关注两件事情，教育和当时席卷全国的焚烧黑人教堂的恼人事件。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学典礼上，我列出了一个计划，为所有美国人开放大学校门，至少让两年制大学像高中一样普遍存在：仿照佐治亚州1500美元（社区大学的平均学费）的希望奖学金，对两年制高等教育实行课税扣除；给所有两年以上的高等教育每年减税1万美元；给每个高中毕业班最好的5％学生提供1000美元奖学金；提供资金把大学半工半读的职位从707万增加到100万；每年增加给低收人家庭学生的佩尔助学金。
中旬，我去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格罗弗一克利夫兰高中，支持社区宵禁计划，这是几个全国性计划之一，在平时上学期间的晚上特定的时间里，要求年轻人待在家里；这么做使犯罪减少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我还推行要求中小学生穿校服的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在要求学生穿校服的学区，就学率提高了，暴力事件减少了，学习改善了。穷学生和富学生之间的区别也减小了。
我的一些批评者嘲笑我强调他们所谓的“小节”问题，比如宵禁、校服、个性教育计划、V芯片，说它们都是政治，这反映出我在共和党国会无法通过大计划。那是不准确的。那时候，我们也在实施我任期头两年通过的针对教育和犯罪问题的大型计划，我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教育计划要向国会提出。但我知道联邦的钱和法令只能给美国人提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工具；真正的变化必须在基层由公民来实现。一定程度上就像我们推行校服计划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学区实行这一政策，结果是积极的。
6月12日，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里利维尔参加一个新建的锡安山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落成仪式，这个教区的老教堂被烧毁了。不到一周前，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个教堂成为过去18个月中被焚烧的第30座黑人教堂。整个美国的黑人社区一片骚动，期待我做些什么。我推动两党立法，让联邦公诉人更容易惩罚那些焚烧祷告用房的人，承诺给予联邦贷款担保来给重建工作提供低利率贷款。焚烧教堂的事件似乎在彼此呼应，就像1992年爆发的破坏犹太教堂的事件。它们与某个阴谋无关，是心灵上的传染病引起的，是那些与众不同者的仇恨引起的。
这时候，我还不得不承认我的白宫工作中有一个严重问题，以致我感到它是我政府中的第一大问题，足以受到独立调查。
6月初，新闻报道说，三年前，也就是1993年，我的白宫人事安全办公室已经从联邦调查局得到成千上万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摘要，简要介绍了那些被禁止进入布什和里根政府工作的人的情况。由于以前的安全档案在布什政府结束时已被带到布什图书馆储存，该办公室在试图建立当前的白宫雇员的安全档案时，得到了这些文件。白宫并没有处理联邦调查局关于共和党人的秘密报告的权利。当我听说这件事时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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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下）
6月9日，列昂·帕内塔和我就这一意外事件进行道歉。一周内，路易斯·弗里宣布，联邦调查局错误地把408份档案转交给了白宫。几天后，珍妮特·雷诺要求肯·斯塔尔调查这个档案事件。2000年，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发现这个意外只是一个错误。白宫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政治间谍活动——特工处给人事安全办公室一份过时的白宫雇员名单，上面包括共和党人的名字，这就是那份送往白宫的名单。
6月下旬，在纳什维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戈尔家庭会议，我呼吁延长家庭休假法，让人们每年有34个小时或再多三个工作日，来参加他们孩子学校的家长会，或带他们的孩子、配偶或父母接受常规的医疗检查。
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求平衡是我心头的负担，因为这个问题会给白宫造成很大损失。比尔·高尔斯顿是国内政策委员会一位有才气的工作人员，我第一次认识他是通过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他总是持续不断地有好主意，最近他辞职了，为的是能有更多时间和十岁的儿子在一起。"我的孩子不断问我在哪里。你可以有其他人来干这项工作；但没有其他人能做那项工作。我必须回家。"
我的办公厅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是我的密友兼高尔夫球友。他是一位极好的经理，是我们同商界之间最好的联络员，他也要回家了。他的妻子克兰多尔是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纺织厂，经常出差。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最小的一个正要进人高中毕业班。厄斯金告诉我，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我的孩子在高中最后一年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一点不想让他去怀疑，对父母来说他是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要回家了"。
我尊重并同意比尔和厄斯金做出的决定，让我欣慰的是，我和希拉里在白宫生活和工作，因此我们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在上下班路上奔波，而且至少我们中的一个人几乎总是与切尔西一起用餐，无论是晚上还是早上她起床后。但我工作人员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太多的美国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挣着不同的薪水，每天去工作时想起自己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孩子，他们觉得很沮丧。美国没有像其他富裕国家一样来帮助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而我想改变那一切。
不幸的是，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反对把任何新规定强加给雇主。一个年轻男孩最近与我联系，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一旦你成为总统，你很难找到一个你可以在公共场合说的笑话。"这里就有一个："作为总统，与这样的国会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一块墓地的中央。你的下面有许多人，但没有人在听。"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月底，我准备前往法国里昂，参加每年举行的七大工业国会议，这次会议主要针对恐怖主义。不久前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携带着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的卡车，撞上了沙特阿拉伯达兰的霍巴塔军营外面的安全屏障，19名空军人员被炸死，几乎3印名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被炸伤。当一名美国巡逻兵靠近卡车时，车上两个人跑了，炸弹爆炸。我派了一个由40多名调查员和法医专家组成的联邦调查局小组与沙特当局携手合作。法赫德国王打电话给我表示他的慰问和声援，承诺他的政府有义务抓获并惩罚那些炸死我们空军人员的人。最终，沙特阿拉伯将处死那些它认定要对袭击事件负责的人。
海湾战争后，沙特允许我们建立基地，希望美军在海湾"提前驻扎"可以威慑萨达姆·侯赛因，防止他发动进一步侵略，而且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快速反应。目的达到了，但这个基地让我们的军队更容易受到这个地区恐怖分子的袭击。霍巴的安全规定显然不够；因为我们的人和沙特都低估了恐怖分子的能力，没想到他们能造出那么有威力的炸弹，这辆卡车才能那么靠近营区。我任命前美军特别行动司令部司令韦恩，唐宁将军领导一个委员全．这个委员会将就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进一步确保海外驻军的安全提出建议。
我们在准备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我让助手草拟一些提议，如何让国际社会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更有效地合作。在里昂，领导人同意了40多条建议，包括加快对恐怖分子的引渡和起诉，进一步控制支持他们暴力行为的资金来源，改善我们的国内防御，尽量限制恐怖分子拥有高科技通信设备。
到1996年，我的政府已按照一项反恐策略运作，这个策略主要着眼于防止严重意外事件发生，通过国际合作来抓获和惩罚恐怖分子，阻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流动和通信，切断获得大规模杀伤；陛武器的渠道，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行孤立政策和制裁。1986年里根总统对利比亚的轰炸袭击和我在1993年下令对伊拉克情报总部的攻击，都证明美国的力量可以威慑那些直接使用恐怖手段对抗我们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不想再遭受一次那样的袭击。但是，要侦破一个非政府的恐怖组织更为困难；对国家有效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手段用在恐怖组织身上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策略已赢得了许多胜利——我们已多次防止了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包括轰炸荷兰和纽约林肯隧道以及炸毁从菲律宾飞往美国的几架飞机的企图，我们还把恐怖分子从全世界带回美国受审。另一方面，恐怖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形式；因为它们都宣扬自己的政治目的，恐怖组织经常得到国家的资助和民众的支持。此外，追查到恐怖组织网络的最深层会引出困难和危险的问题，正如伊朗支持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被提出来后霍巴塔调查所面临的那样。即便我们对袭击有很好的防御，法律的实施是否是对付恐怖分子的一个足够充分的进攻性策略？如果不是，是否更多依靠军事方式会更有效？1996年中期，显然我们在如何应付针对国内外美国人进行的袭击上还没有得到全部答案，在未来几年，这个问题还将伴随着我们。
夏天开始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些好消息。6月3日，鲍里斯·叶利钦被迫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进行最后的决胜选举。第一次选举结果很接近，但鲍里斯还是巧妙地赢得了最后的竞选。他在全国11个时区展开了猛烈的竞选攻势，其中也包括美国式的竞选活动和电视宣传。大选是正式批准叶利钦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实现经济现代化，并向西方伸出手去。俄罗斯仍有许多问题，但我认为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美国国内的事情也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失业率已降到5．3％，新增了1000万个工作，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2％，财政赤字已下降到我上任时的一半不到。工资也在增加。第二天，股市跌了"5点，让我不得不再次奚落鲍勃·鲁宾，当普通美国人表现很不错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如此憎恨。事实上，事情比那要复杂得多。证券市场是关于未来的；当情况真的很好时，投资者倾向于认为它们将会变得糟糕。不久他们改变了主意，市场又恢复了向上的运动。
6月17日，环球航空公司800航班在长岛附近爆炸，约230名乘客遇难。那时候每个人都错误地认为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有些人推测飞机是被从长岛海湾的一艘船上发射的火箭击落的。虽然我小心谨慎地不那么急着下结论，但显然我们不得不加强我们的飞行安全。
希拉里和我去了纽约的杰梅卡，会见了一些遇难者家属，我宣布了一些新措施以加强空中旅行安全。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提议改进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增加450多名安全检查员，颁布统一的安全标准；试验新的高科技炸弹探测仪。现在我说，在国内外航线，我们将通过人工方式检查更多的行李，搜查更多的箱包。我还让艾尔·戈尔领导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航空安全和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并在45天内向我报告。
爆炸事件发生十天后，一起毫无争议的恐怖事件发生了，一枚管状炸弹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爆炸，炸死两人。希拉里和我参加了开幕式，穆罕默德·阿里点燃了奥运圣火。希拉里和切尔西喜欢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们花了比我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活动，但我访问了美国队以及从其他国家来的运动员。爱尔兰、克罗地亚、巴勒斯坦的运动员就美国帮助他们的祖国获得和平向我表示感谢。朝鲜和韩国的奥运选手在餐厅里坐在邻接的桌子上，相互交谈。奥林匹克象征着处于最佳状态的世界，让人们跨越古老的分界线走到一起。管状炸弹是由当地的一个恐怖分子埋下的，他还没有被逮捕。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开放和合作的力量多么脆弱，它遭到反对，反对者不接受建设一体化全球社区所需的价值观和规则。
8月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我详细分析了恐怖主义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我说，它已经成为"平等机会的毁灭者，而且没有国界"。我概述了我们正采取的措施，我们正在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敌人"斗争，如果我们保持自信和我们作为世界"不可缺少的和平与自由力量"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将会取得胜利。
8月的其他时间都在忙着签署法案，参加党内大会，白水事件也出现了积极进展。随着大选临近和预算战至少暂时得到解决，两党的国会成员都渴望给美国人民提供证据，说明两党共同取得的进步。结果，他们制定了许多进步的立法，这些都是白宫曾为之斗争的。我签署了《食品质量保护法》，加强防范有害杀虫剂对蔬菜、水果和谷物损害的污染；签署了《安全饮用水法》；减少污染，在发现似隐孢菌素造成饮用水污染导致的死亡和疾病之后，我们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改善城市供水系统；每小时最低工资增加90美分的法案，在小企业进行新设备投资和雇用新雇员时减免税收，通过一个新的401（K）计划，让小企业更容易给它们的员工提供养老金计划；提供一个新的激励措施，给收养孩子的人提供5000美元课税扣除，收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则提供6000美元，这是希拉里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我签署了肯尼迪一卡斯鲍姆法案，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在更换工作时可以带走自己的医疗保险，同时禁止保险公司因早已存在的健康问题拒绝受理保险。我还宣布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保护年轻人免受烟草危害的最后一条措施。它要求年轻人在购买香烟时提供身份证明，证实他们的年龄，并大大限制烟草公司的广告宣传和自动卖烟机的放置。我们在烟草业树了一些敌，但我觉得这样的努力可以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8月22日，我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福利改革法案，它得到两院两党70％议员的一致支持。不像被我否决的两个法案，新立法保留了联邦对医疗保健和食品援助的保证，把联邦对儿童看护的补助增加了40％，达到140亿羹元，包括我希望更严格执行儿童抚养的措施，并且允许每个州把每个月支付福利费转换成工资补贴，以激励雇主雇用接受福利的人。
大多数为穷人和合法移民呼吁的人，以及我内阁中的几个人，仍反对这个法案，希望我否决它，因为它结束了联邦政府每个月保证给福利接受者发放固定福利的承诺，为享受福利设置了一个五年的期限，减少了整个食品券计划的开支，不再为低收入合法移民提供食品券和医疗保健。我同意最后两条反对意见；对合法移民的打击尤其严重，而且我认为不怎么合理。在我签署法令后不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两位高级官员玛丽，乔·贝恩和彼得·埃德尔曼辞职，以示抗议。他们离职时，我对他们的工作和坚持信仰的做法表示赞扬。
我决定签署这一立法，因为我认为它是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改变福利制度激励机制的最好机会，从依赖转为通过工作获得力量。为了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成功，我让在建立美国服务队工作中表现出色的埃里，西格尔筹建工作伙伴福利组织，招募那些愿意雇用福利接受者的雇主。最终，参与这一组织的两万个公司将雇用超过100万摆脱福利的人。
签字仪式上，几位早先接受过福利的人为这个法案说好话。他们中的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莉莉，哈丁。十年前，她给我的州长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离开福利去工作的最大好处是："当我的儿子去学校，他们问他'你妈靠什么为生？'时，他能有一个回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福利改革的结果会证明莉莉·哈丁是正确的。当我离开白宫时，福利领取名单上的人已从1410万下降到580万，减少了60％；贫困孩子已减少了25％，达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
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是我任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花了总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试图让人民从福利转到工作，结束"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福利，这是我在'1992年大选中的一个核心承诺。虽然我们通过给大多数州授予弃权声明书放弃现有体制，从而进行福利改革，但美国还是需要这样的立法来改变资助穷人的重点，让他们从依赖福利支票到通过工作获得独立。
中旬，共和党在圣迭戈召开全国大会，提名鲍勃·多尔为总统候选人，提名他选中的前任纽约州议员，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水牛城比尔队明星四分卫杰克·肯普为副总统候选人。肯普是个很有趣的人，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真正致力于为穷人带来经济机会，对四面八方的新观点持开放姿态。我认为他会是多尔竞选的宝贵资源。
共和党人并没有一开场就采用许多右翼的花言巧语，像在1992年大会上那样犯下错误。核心人物是柯林·鲍威尔、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众议员苏珊·莫利纳里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更温和、积极、向前看的形象。伊丽莎白，多尔为她的丈夫发表了一场感人且效果不错的提名演说，她离开讲坛，用对话的方式走到代表中间讲话。多尔的演讲也不错，强调自己一生的责任、他的减税以及他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支持。他嘲笑我是婴儿潮一代，属于"从来没有长大，从不做任何实事，从不做出牺牲，从不愿遭受灾难，从来也不学习的精英"。他承诺要建造一座桥梁，回到过去"稳健、充满信念和自信地行动"的美好时光。多尔还猛烈抨击希拉里写的书的主题，即"同村协力"抚养一个孩子，说共和党人认为是父母抚养了孩子，而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这项工作。多尔的攻击并不尖锐，几周后我和希拉里将会有机会回应他。
当共和党人在圣迭戈的时候，我们一家第二次去了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地。这一次我正在完成一本薄书《在希望与历史之间》，这本书强调了我第一个任期的政策，它通过那些受到这些政策积极影响的美国人的故事，表达了我在未来四年将带领我们国家前进的方向。
8月12日，我们回到黄石国家公园，在那里有我们这次度假中惟一的公事，我签署了一项协定，停止在公园旁的地产上按计划开挖金矿。协定的签署是矿业公司、公民组织、国会成员和由凯蒂·麦金蒂领导的白宫环保小组共同合作的结果。
18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纽约市的城市电台音乐厅参加盛大晚会，庆祝我的50岁生日。随后，我悲痛地了解到那架为我们运送装备的飞机，从怀俄明我们的停留地飞回华盛顿途中坠毁，机上九人全部遇难。
第二天，我们去了田纳西州，与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会合。在那里我们帮助重建了两个乡村教堂，分别属于白人和黑人，它们在最近的焚烧教堂事件中被毁，我们以此庆祝蒂珀和我的生日。
在这个月最后一周，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此时，彼得，奈特担任主席的竞选班子组织得非常好，它通过道格·索斯尼克和哈罗德·伊克斯这两位负责我们全国大会组织工作的人与白宫密切合作。去芝加哥让我感到兴奋，因为那是希拉里的故乡，对我取得1992年的大选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重用，它也很好地响应了我在教育、经济发展和控制犯罪方面提出的许多重要计划。
8月25日，在西弗吉尼亚的亨廷顿，切尔西和我开始了为期四天的火车旅行，目的地是芝加哥。大会开幕时；希拉里已先我们到达了。我们租了一辆很不错的老式火车，起名为"21世纪特快列车"，通过肯塔基、俄亥俄、密歇根和印第安纳到达芝加哥。沿途我们停留了15次，路过小镇时，我们减慢速度，我向聚集在铁轨两边的人挥手。从人群的兴奋程度我可以感到火车与美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正如我在1992年乘坐巴士旅行一样，从人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当我们在密歇根的怀恩多特停留参加一个教育活动时，两个孩子通过朗读《全能的小引擎》来给我做介绍。这本书和他们热情的朗读记录下了美国天生的乐观主义和自信的回归。
在停留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捎上那些想参与下一阶段旅程的朋友、支持者和地方官员。我尤其喜欢与切尔西一起轻松旅行，我们站在最后一节车厢，向人们挥手，无话不谈。我们的关系像过去一样亲密，但是她在变化，已经长成一个成熟的年轻女孩，有自己的意见和兴趣。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感到惊奇。
我们的代表大会在26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吉姆和萨拉·布雷迪夫妇，他们感谢民主党人对布雷迪法案的支持，还有克里斯托弗·里夫，他是一名演员，申从马背上跌落而瘫痪，他勇敢地为康复而斗争，倡导对脊髓损伤进行更多的研究，他的精神已经鼓舞了这个国家。
在我发表演说那天，我们的大选受到新闻报道干扰，报道说迪克·莫里斯在华盛顿为我工作的时候，经常在酒店与一名妓女混在一起。迪克辞去了在大选中的工作，我发表声明，说他是我的朋友，一个极优秀的政治策略家，在过去两年内做了许多"无价的工作"。他的离去让我很遗憾，但显然他处在极大的压力下，他需要时间解决问题。我知道迪克能很快恢复状态，觉得他肯定会很快返回政治舞台。
因为有业绩支撑，我很容易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综合起来是28年来最低的；1000万个新工作；1000万人的最低工资增加了；2500万美国人获益于肯尼迪一卡斯鲍姆法案；1500万工作的美国人获得减税；1200万美国人享受了家庭休假法带来的好处；1000万学生通过"直接学生贷款计划"存钱；4000万工人得到更多的退休金保障。
我指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我提到了鲍勃·多尔在圣迭戈的演讲，说："从各方面说，我们不需要建造一座与过去相接的桥梁；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与来来相接的桥梁……让我们下定决心建造一座通向21世纪的桥梁。""通向21世纪的桥梁"成为大选和随后四年的主题。
尽管以往的业绩很好，我知道所有选举都是关于未来的，因而我列出了自己的待办事项：更高的学校标准和普遍享有进大学的机会；平衡的预算以保护医疗保健、教育和环境；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裁减支持房产权、长期看护、大学教育和孩子抚养；让接受福利的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加对贫困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投资；制定一些新计划与犯罪和毒品做斗争，清洁环境。
我知道如果美国人民把选举看成在建造连接过去的桥梁和建造通向未来甲桥梁之间的一种选择，我们将会赢得选举。鲍勃·多尔无意中给了我1996年苎选的核心主旨。大会闭幕那天，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坐在巴士里开始了我最后一次大选旅行，从密苏里州的开普吉拉多开始，州长梅尔·卡纳汉——1992年初他就与我在一起了——与我一起通过伊利诺伊州南部和肯塔基州西部，在田纳西州与前任州长内德，雷·麦克沃特一起做了几次停留，他是一个像熊一样的人，也是惟一一个我听到喊副总统"阿尔伯特"的人，最后我们的旅程在孟菲斯结束。内德·雷值那么多票，以至于我不在乎他那样称呼艾尔或我。
8月，肯尼斯·斯塔尔在他的第一个大案中失败了，这个案子反映出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怎样不顾一切地想把一些事情归罪于我。斯塔尔起诉佩里县银行的两位拥有者小赫比·布兰斯科姆律师和罗布·希尔会计，指控的罪名与我1990年的州长竞选有关。
起诉书声称，布兰斯科姆和希尔从他们自己的银行拿出1．3万美元用于他们没有履行的法律和会计服务，为的是偿还他们支付的政治捐款。同时他们还指示为他们经营银行的人不要向美国国内税务署报告从我的竞选账户中提取的两笔每笔超过1万美金的现金，而根据联邦法律，他们必须这么做。
起诉书还提到了布鲁斯·林赛，他曾是我竞选班子的出纳，说他是"未被起诉的同谋"，声称当布鲁斯取钱来支付我们选举日的"公布你的投票"活动时，他已经恳求银行的人不要写应该给税务局的报告。斯塔尔的人已用指控来威胁布鲁斯，但他说他们是虚张声势；我们的捐赠及其使用没有不妥之处，布鲁斯没有让银行不按规定撰写报告的动机；根据阿肯色州选举法规定，我们必须在三周之内把所有信息公布于众。由于捐赠和经费的使用是合法的，而且我们的公开报告是准确的，斯塔尔的人知道布鲁斯没有犯罪，因此他们最后诽谤他，称他是未被起诉的同谋。
对布兰斯科姆和希尔的指控是错误的。首先，他们完全拥有这个银行；如果他们没有破坏银行资金的流动，他们可以把钱取出来，只要他们为此支付收入税，况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这次没这么做。至于第二个指控，法律要求银行1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必须报告是件好事；它允许政府跟踪大笔犯罪交易，如洗黑钱或通过毒品交易得来的脏钱。提交政府的报告每三到六个月会被检查，但不公开。1凹6年中有200次起诉是因为没有根据法律要求提交报告，但其中仅有20项是没有报告提钱。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某家非法公司不干净的钱。在斯塔尔出现之前，没人因为没有报告合法资金的存取被指控失职。我们的竞选经费无疑是干净的，在大选结束时取出来支付我们给投票人打电话的费用和选举日前往各投票站的交通费。在大选后三周内，我们已提交要求公布的报告，详细说明我们花费了多少钱和怎样花的钱。很简单，布兰斯科姆、希尔和林赛没有动机向政府隐瞒一次合法取现，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将成为一个公开的记录。
但那没有能阻止斯塔尔在阿肯色州的副手希克曼·尤因，因为追查我们，他和斯塔尔一样鬼迷心窍，而且几乎不会掩饰。他威胁要把尼尔·安利——他曾为布兰斯科姆和希尔管理银行，而且负责提交报告——送进监狱，除非他证明布兰斯科姆、希尔和林赛曾命令他不要那么做，虽然早些时候安利否认后三人有什么不道德行为。这条可怜的小鱼，被囚在一张强有力的网中；他改变了口供。最初他被控告犯有五项重罪，安利现在被允许就两项行为不端答辩。
就像审判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塔克的初期，在被告要求下，我通过录像方式作证。虽然我们没有卷入取钱的事，但我可以说，我任命布兰斯科姆和希尔到州的两个委员会去工作，并不是以此回报他们对我的竞选做出的贡献。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护，布兰斯科姆和希尔被宣告无罪，陪审团在他们是否错误报告了从自己银行取钱的意图上陷入僵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赫比、罗布和布鲁斯·林赛被宜告无罪，但是滥用起诉权来对待他们让我感到厌恶，我的朋友被迫承担了巨大的法律费用，纳税人也为这项起诉承担了令人惊愕的费用，而起因不过是有人从自己的银行拿出1．3万美元用做偿还金，并且没有就两笔合法取出并公布于众的大选经费提交联邦报告。
同样也付出了非经济的代价：为斯塔尔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去了罗布·希尔十多岁儿子的学校，把他拖出教室询问。他们原可以在他放学后、午餐时或者周末找他谈话。然而他们却羞辱了这个年轻人，希望以此给他父亲带来压力，让他透露一些可以损害我的事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审判过后，几位陪审员对独立检查官办公室火冒三丈，"它在浪费钱……我恨政府在白水事件上浪费更多的钱"；"如果他们想花我纳的税，他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如果有哪些人是无法无天的，那就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一名自称"反克林顿"的陪审员说："如果他们再多一点证据，我会更喜欢他们，但他们没有。"甚至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保守的共和党人，也反对白水事件，他们知道独立检察官走得太远了。
斯塔尔对待布兰斯科姆和希尔如此恶劣，但与他对付苏珊·麦克道戈尔的手段相比，这只是一次茶会。8月20日，苏珊被判入狱两年。斯塔尔的人曾答应把她弄出监狱，条件是她提供一些牵扯到希拉里和我的某种非法活动的情况。对她宣判那天，苏珊重复从一开始就说过的话——我们中的一个人是否做错了什么，她对此什么也不知道——她是被传票传到大陪审团面前的。她出场了，但拒绝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担心他们会指控她作伪证，因为她不会说谎，也不会说出他们想听到的内容。苏珊·韦伯，赖特法官裁定她藐视法庭，把她送到监狱，让她无限期地待在那里直到同意与特别公诉人合作为止。她将被监禁18个月，往往要忍受恶劣的环境。
9月开始，大选工作捷报连连。我们的代表大会取得了成功，多尔因为与金里奇和关闭政府有牵连而遭到严厉批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正处于良好的状态中，选民不再只是看到犯罪、福利、财政责任、外交政策等问题，不再把国防看成共和党独占的领域。民意测验表明有60％的人对我的工作和个人是肯定的，同样比例的人说，我在白宫让他们觉得很舒服。
另一方面，由于我在某些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如枪支、同性恋、堕胎——还有在烟草问题上的立场（至少在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存在这个问题），我期望自己在美国的某些地方表现得温和一些。另外，看起来很肯定的是，罗斯，佩罗得到的选票会比1992年更少些，那时候他让我在一些州很难获胜，而他从布什总统那里比从我这里得到了更多的选票。不过总而言之，我这一次的状态更好。整个9月，选举吸引了大量热情的人，或"10月的人群"——我这么称呼他们。近3万人在靠近格林湾的威斯康星州迪皮尔参加劳动节野炊，掀开了这个月的序幕。
因为总统选举是由选举人票数决定的，我想借现在的势头新拉几个州到我们这边，迫使参议员多尔在通常肯定投共和党票的州花费时间和金钱。多尔在加州向我们挑战，他也想让我遇到同样的挑战。在加州的一次投票动议中，人们普遍希望在大学入学的问题上结束赞助性行动计划，我对此表示反对。多尔在加州圣迭戈主持了老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对他是有利的。
我的主要目标是佛罗里达。如果我能赢得这个州，并继续赢得我在1992年赢得的大多数州，选举就结束了。我已在佛罗里达辛苦了四年：帮助这个州从安德鲁飓风中恢复；在那里举办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宜布美军南方司令部从巴拿马搬到迈阿密；恢复埃弗格莱兹沼泽；深入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自猪湾事件以来，这一做法通常让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得到这些社区80％以上的选票。更幸运的是，我在佛罗里达还拥有很好的组织，得到州长劳顿·奇利斯有力的支持，在更保守的佛罗里达中部和北部地区，他与选民关系和谐。这些人喜欢劳顿的部分原因是在他遭到攻击时，他会反击。正如他所言，"没有一个乡下人喜欢一条不会咬人的狗。"9月初，劳顿和我去了佛罗里达的北部进行竞选，对即将退休的国会议员皮特·彼得森表示敬意，他曾在越南当过六年半战俘，我最近任命他为我们在越战结束后的首任驻越大使。
这个月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我花在1992年赢得选举的州。在西部地区，我还去亚利桑那州竞选，这个州自1948年以来还从未在总统选举中投民主党的票，但我认为自己可以赢得这个州，因为它有越来越多的西班牙裔人口，而且许多温和、传统、保守的投票者对共和党国会越来越极端的政治感到不舒服。16日，警察联谊会向我保证支持我。这个组织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但白宫与他们已合作了四年，在大街上增加了更多的警察，从罪犯手中夺走更多的枪支，还禁止大杀伤性子弹；他们希望再有四年与我进行那样的合作。
两天后，我宣布了任职八年中最重要的环保成就之一：在犹他州南部遥远而又漂亮的红色岩石地区建立170万英亩的大阶梯一埃斯卡兰蒂国家名胜古迹区，它包括恐龙化石和古代阿纳萨基印第安文明的遗迹。根据1906年《古文物法》，我有权力这么做，它允许总统对极有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联邦土地进行保护。我和艾尔·戈尔站在大峡谷边缘，宣布这件事，西奥多，罗斯福依据《古文物法》第一个保护的就是这个大峡谷。我的行动非常有必要，以此阻止在此开采的一个大煤矿，煤矿本来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特征。犹他州的大多数官员和许多希望通过采矿来繁荣经济的人反对我的做法，但这里的土地是无价的，我认为指定在这里建立名胜古迹区会带来旅游业的收入，随着时间推移，远远不止弥补-个煤矿的损失。
除了支持者的规模和他们的热情，9月发生的事件提供了轶事趣闻般的证据，表明事情正按我们的方式进行。参加了得克萨斯州朗维尤的一次集会后，我与人们握手，遇到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已不再接受福利，而是在美国和平队工作，并用美国服务队提供的奖学金去基尔戈两年制大学上学；另一位妇女在她的丈夫患了癌症后，享受了家庭休假法；一位越战老兵非常感激政府给予一些孩子的健康与残疾津贴，这些孩子的父亲因为战争期间暴露在落叶剂下，导致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这位老兵和他的12岁女儿住在一起。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已忍受了十多次手术。
外面的世界并不因我们的选举而停止。9月的第一个星期，萨达姆·侯赛因又在制造麻烦，他攻击并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埃尔比勒镇，违反了海湾战争结束时迫使他遵守的限制。两个库尔德派一直在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他们中的一派决定支持萨达姆后，进攻了另一派。我命令对伊拉克军队发动炸弹和导弹攻击，他们撤军了。
24日，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开幕式。在座领导人中我第一个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用的是33年前肯尼迪总统签署《部分限制核试验条约》的那枝笔。在我的讲话中，我列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日程来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恳请联合国成员国让《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条款，冻结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性的地雷。
在联合国讨论核不扩散问题时，中东又爆发了冲突。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开通了一条隧道。所罗门和希律王神殿的遗址正好在山下，山上是岩石圆顶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这两个穆斯林的圣地。自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拥有了东耶路撒冷后，圣殿山——被阿拉伯人称为"高贵的避难所"——都是在穆斯林官员的控制下；隧道开放时，巴勒斯坦人把它看成对他们宗教和政治利益的威胁，骚乱和枪击事件爆发。三天后，6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我打电话给双方，让他们结束暴力，重新实施和平协议，沃伦，克里斯托弗给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的电话打得线路都要烧起来了，让他们结束流血事件。我采纳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议，邀请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来白宫讨论问题并解决它。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我签署了一个医疗保健拨款法案，结束了所谓只对分娩过程承担保险，保证对母亲和新生婴儿提供最少48小时的保险；如我已提到，给那些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越战退伍老兵的孩子提供补贴；要求对待精神和身体有疾病的人的医疗保险政策，要有同样的年度和终身保险范围限制。精神医疗保健领域的突破是对精神健康倡导组织工作的回报，也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皮特·多麦尼斯、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以及我任命的官方精神健康政策顾问蒂珀·戈尔个人努力的结果。
10月的前两天我和内塔尼亚胡、阿拉法特、侯赛因国王在一起，侯赛因同意与我们一起努力，让和平进程重新回到轨道。会谈结束时，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请我一起即席回答了所有新闻界的提问。我说隧道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已同意立即开始会谈，希望达成一个意见，结束该地区的暴力事件，重新回到和平进程。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有义务执行在他执政之前通过的各项协议，包括以色列军队从希伯伦撤军。随后不久，隧道又被封上了，这符合双方不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直到谈判解决问题为止的承诺。
3日，我又回到大选，在纽约布法罗停留参加一个集会，这个城市对我总是很友好。我是在前往肖托夸时中途停留的，我要去那里准备10．月6日和鲍勃·多尔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进行的总统竞选第一次辩论。我们整套班子都去了，包括我的媒体顾问迈克尔，希恩。在模拟辩论中，乔治·米切尔演鲍勃·多尔。他一开始就占了上风，但不断的练习让我状态好多了。中途休息期间，厄斯金·鲍尔斯和我打了一轮高尔夫球。我的球技越来越好。6月，我的最终得分第一次在80以下，但我仍然无法击败厄斯金。
对我们在政府理念和问题立场上的差别感兴趣的人来说，辩论显得文明而有教育意义。多尔批评我们说，被我否决的共和党预算中裁减医疗保健的做法受到我的批评，而我的宣传广告却让老年人受到了惊吓，他重复在共和党大会上的讲话，说我的政府满是年轻的精英，他们"从来没有长大，从不做实际工作，从不做出牺牲，从不愿遭受磨难，从来也不学习"，他们想"用你们的钱来为他们值得怀疑的、自私的诡计提供经费"，当他这么抨击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激烈争论。我反击说，其中一个在白宫为我工作的年轻"精英"是在一个活动房屋中长大的，关于指责我过于自由，我说："他们党在势均力敌的大选中，总这么说。这就像他们的经典老歌……我只是觉得它不会再有什么杀伤力了。"
第二次辩论计划10天后在圣迭戈进行。在这期间，希拉里、艾尔、蒂珀和我参观了华盛顿草地广场上挂着的巨型艾滋病纪念横幅，上面的一个个独立方格是为了纪念一个个死去的人：其中两个人是我和希拉里的朋友。让我满意的是，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经下降，我决心继续推动开发救命药品的研究。
圣迭戈辩论经米基·坎特商定，在市镇厅举行。16日，圣迭戈大学的市民们问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多尔和我回答问题时直到最后都没有互相攻击。在结束语中，多尔呼吁关注他的根本性看法，提醒人们我反对任期限制以及平衡预算和保护美国国旗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对学校自愿祷告做限制。我结束的时候，总结了未来四年的计划。至少人们知道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离选举还有两个星期，民意测验表明我领先20个百分点，有55％的支持率。我真希望这个民意调查没有被公开；它让我们的支持者觉得选举已结束了，让竞选失去了一些生机。我继续勤奋工作，集中精力对付我们选定的一些目标，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以及我们以前曾赢得选举的州，其中内华达、科罗拉多和佐治亚三个州让我最担心。10月25日，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大型集会，我的老朋友马克斯·克莱兰正在那里紧锣密鼓地竞选参议员。萨姆·纳恩为我的第二次竞选进行了尤其有效的辩论，我离开这个州时，心想我们可能有机会。
11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圣巴巴拉城市学院的一场清晨集会，进入了大选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温暖日子，一大群人聚集在俯瞰着太平洋的校园山坡上。圣巴巴拉是结束加州竞选的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曾经属于共和党的稳固地盘正向我们倾斜。
我从圣巴巴拉飞到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然后去了埃尔帕索，那里有竞选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4万多人来到机场表示他们的支持，最后到了圣安东尼奥，参加了阿拉莫的传统集会。我知道我们无法赢得得克萨斯州，但我想向这个州民主党人的忠诚表示敬意，尤其是西班牙裔，他们坚持站在我一边。
当我进人大选最后三天，我要做一个选择。几个相对较小的州的参议员候选人要求我帮他们竞选。马克·佩恩说如果我用大选最后几天这么做，而不是去几个更大一点的州，我可能得不到多数票。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的选举势头在过去两周已减缓下来，因为有人声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从亚洲人包括当我还是州长时就已认识的人那里收到几十万美元非法捐赠。听说此事时我很生气；我的财务主席特里·麦考利夫已确信给我们竞选的捐赠都受过严格审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准备进行一次检查，回绝那些有问题的捐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清算程序显然是有问题的。所有我能说的是，任何不合法的捐赠都必须立刻归还。无论如何，看起来争议肯定要在选举日伤害我们。第二，拉尔夫·纳德是以绿党的名义参与竞选的，他将会从我这里带走一些左派的选票。第三，罗斯，佩罗是10月进人大选的，进入辩论已经太晚了，他不会和1992年大选中表现得一样好，但他正以从前那样的姿态结束选举，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他说我将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完全忙着如何摆脱牢狱之灾"，称我为"逃兵役者"，说我有各种污点，"道德堕落，以腐败方式筹措竞选经费，对使用毒品抱着放纵态度"。最后，投票结果可能会远不及1992年的水平，因为在过去几周选民已被告知，竞选结束了。
马克·佩恩建议，如果我想赢得大多数选票，我需要飞往大州，去那里巨大的媒体市场，争取人们投票。否则，他说，结果毫无疑问，低收人民主党人投票的可能性会远低于更富裕或更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共和党人。我已经计划去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根据马克的建议，我们增加了在克利夫兰的停留。此外，我还计划出现在进行参议员选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肯塔基州，艾奥瓦州和南达科他州。在总统选举中，只有肯塔基州的情况还不确定；除了南达科他州，我在其他所有州都遥遥领先。我预：计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能在最后被多尔完全理解。我决定去这些州，因为我认为如果能选出更多的民主党人进人参议院，哪怕我的总票数少了两到三个百分点也值得，七个州中的六名候选人曾在1992年的大选或在国会中帮助过我。
11月3日，星期天，我参加了坦帕的圣保罗非裔卫理公会教堂的仪式。随后，我飞到新罕布什尔州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候选人迪克·斯韦特；接着去了克利夫兰，在那里市长迈克·怀特和参议员约翰·格伦帮我做了最后一分钟的宣传；然后去了肯塔基的列克星敦，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州长保罗·佩顿和我们的参议员候选人史蒂夫·贝希尔一起在州立大学参加集会。我知道因为烟草问题，要想拥有肯塔基州是很困难的，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教练里克·皮蒂诺出现在台上让我感到振奋。在每个人都热爱这支篮球队而几乎一半人不喜欢我的州，他的出现是有利的，对他来说也是勇敢的一步。
我到达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的时候是晚上8点。我确实想去那里支持汤姆·哈金，他正为再次当选进行激烈的竞争。汤姆在参议院给了我有力的支持。1992年的初选之后，他和他做律师的夫人鲁斯就成了我的好朋友。鲁斯现在为我的政府工作。
当夜的最后一站是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在那里，民主党议员蒂姆·约翰逊真正有一个机会夺取共和党人拉里·普雷斯勒的席位。约翰逊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参议员汤姆·达施勒对我很好。作为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达施勒在预算斗争和政府关闭的问题上对白宫的帮助是难以估量的；当他要我去南达科他州，我不能说不。
我到达苏福尔斯圆形剧场和大会中心，"在我将参加的最后一次选举的最后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说，此刻几乎已是午夜了。因为它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我告诉人们我过往的业绩，预算斗争，以及我在未来四年想做的事。因为我是在一个像阿肯色一样的乡村州，我给他们说了个笑话。我说，共和党人的预算让我想起一个政治家的故事，他想让一个农场主为他投票，但不情愿去他的院子，因为一条叫着的狗在那里。政治家问农场主："你的狗咬人吗？""不。"农场主回答。当这个政治家走过庭院朝着农场主走去时，狗咬了他。"我认为你说的是你的狗不咬人！"他喊了起来。农场主回答道："孩子，那不是我的狗。"预算就是他们的狗。
选举按照马克·佩恩预测的那样进行：投票结果创下最低记录，我以49％对41％赢了。选举人票是379票对159票，我失去了1992年获胜的三个州：蒙大拿州、科罗拉多州和佐治亚州，新赢得了两个州，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净增了9票。
在总计数字之下，1992年到1996年间州投票总数的微妙差异表明，文化因素影响了一些州的选举，而更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则在其他州占了主导地位。所有竞争激烈的选举都是由这些变化决定的，在1996年，它们让我懂得了对不同群体的美国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州有许多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会员和亲生命派的选民，我的得票优势和1992年时是一样的，多亏在费城得到了更大的优势，在匹兹堡得到了强有力支持，而我的支持率在这个州的其他地区下降了，这是因为枪支问题和我否决"半生产"堕胎法案的结果。在密苏里州，同样的因素让我的优势几乎减少了一半，从10％降到6％。我在阿肯色州仍然得了多数，但优势稍微要比1992年小一点；在田纳西州，优势从4．5％降到2．5％。
在肯塔基州，烟草和枪支问题让我们的优势从3％减少到1％。同样的原因：虽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一路领先，最后还是以三个百分点败北。在科罗拉多州，我从1992年以4％的优势获胜到这次以1．5％的劣势落败，因为在西部1992年投佩罗票的选民在1996年更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而且因为共和党自1992年以来已经比民主党多争取了10万名登记选民，部分是因为大量基督教右翼组织已把总部设在这个州。在蒙大拿，我失败了，大部分是因为，正如在科罗拉多州，更少人支持佩罗就意味着更多人投票支持多尔而不是我。
在佐治亚州，最后的民意测验表明我领先4％；我最后以1％失败。基督教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他们让我的优势从6％降到1％以下，因为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天他们在保守派的教堂大量散发"投票指南"。民主党在黑人教堂那么干已经多年，但基督教联盟则做得尤其有效，至少在佐治亚州是如此，把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结果都改变了5％。失去佐治亚州让我很失望，但高兴的是马克斯·克莱兰幸存了下来，他得到比我更多的白人选票。因为文化问题，南方很棘手；1996年惟一一个让我以较大差额获胜的南方州是路易斯安那，优势从4．5％上升到12％。
相比之下，我得胜的百分比在一些文化上不那么保守或经济上更敏感的地区增加了许多。1996年与1992年相比，我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差额增加了10％或更多的州有康涅狄格州、夏威夷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得岛州。我们在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马里兰州和加州保持了和1992年一样的差额，而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有了明显提高。尽管有枪支问题，我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比1992年新增了10％的支持率。我在内华达州能以1％的多数获胜，大部分是因为我反对在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样处理安全的情况下把美国核废料倾倒在那里，多亏了我的朋友和乔治敦的同学布赖恩·格林斯庞，他是《拉斯韦加斯太阳报》的社长和编辑，他对这个问题热切关注，因而我的立场让我经常成为关注的对象。
总而言之，我对这些结果感到高兴。我比1992年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我帮助竞选的七个参议员候选人中有四人获胜：汤姆·哈金、蒂姆·约翰逊、约翰·克里和路易斯安那的玛丽·兰德里欧。但事实上，我的得票率低于对我工作的支持率，低于对我个人的支持率，低于那些说对我当总统感到很舒服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这让我们清醒地看到文化问题的力量，诸如枪支、同性恋、堕胎。在南部的白人夫妇中、在西部山区、中西部乡村以及全国白人男性中这些问题的力量尤为明显。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寻求共同点，继续缓和华盛顿激烈的党派之争，作为总统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小石城的老议会大楼，胜利集会上的氛围这次相当不同。聚集的人仍然很多，但给庆祝活动留下印记的不是热烈的喊叫，而是发自肺腑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国家处于更好的状态中，美国人民已肯定了我在做的工作。
因为选举连续几周来都没有悬念，很容易就忽略了它的意义。1994年选举后，我被讥讽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注定要在1996年失败。在预算斗争初期，随着政府关闭的迫近，很难看清我是否会取胜或者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支持我反对共和党人。现在我是自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当选的民主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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