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希拉里第一次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海外访问，这次访问持续了12天，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她一路上带着切尔西，这次访问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她们也是一次重要的个人探索之旅。当她们在远方的时候，我去离家近些的地方访问，我去海地访问了军队，会见了阿里斯蒂德总统，告诫海地人民要拥抱一个和平民主的未来，参加了把权力从我们的多国部队移交给联合国的仪式。在六个月里，由30个国家组成的军队在美国的领导下一起合作，从大街上拆除了三万多件武器和爆炸性装置，并训练了一支永久性的警察队伍。他们结束了镇压性暴力行为；阻止了海地居民外逃，他们正在返回家园；在我们的半球保卫了民主。现在，一个由超过6000名军事人员、900名警官和数以百计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顾问组成的联合国使团，将接管海地11个月，直到新总统被选出并宣誓就职为止。美国仍将发挥作用，但我们军队人数和开支将下降，因为其他32个国家已加入进来。
2004年，暴力和冲突再次出现，阿里斯蒂德总统辞职并流亡海外，我想起美军司令休·谢尔顿曾告诉我：“海地人是好人，他们应该有机会。”阿里斯蒂德肯定犯了错，而且经常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但是政治反对派也从未真正与他合作过。此外，1995年共和党控制国会后，他们不愿提供经济援助，否则结果可能会不同。
如果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帮助，海地永远也不会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而且，我们的干涉挽救了生命，第一次让海地人民感受到民主的滋味，这是他们投票后尝试到的。虽然阿里斯蒂德有严重的问题，但海地人如果处在塞德拉斯和他那暗杀式的政变统治下会更糟糕。我很高兴，我们给了海地一次机会。
对海地的干涉也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在世界上的动荡地区进行多边反应是明智的。不同国家一起合作，通过联合国，分担彼此的责任和开支，减少对美国的仇恨，建立宝贵的合作习惯。在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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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前两周半我都在会晤其他国家领导人。前来拜访的有约翰·梅杰首相，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以及巴基斯坦首相贝纳齐尔·布托和土耳其总理坦苏·奇莱尔这两位聪明而非常现代的穆斯林国家女性领导人。
同时，纽特·金里奇为他担任议长100天发表了演讲。你听他演讲，会觉得共和党一夜之间让美国革命了，在个这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变成了议会制，而他作为首相，制定了国内政策路线，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总是局限于处理外交事务。
这时候，共和党控制着国会，这种新奇感，加上他们声称在进行重大变革的声音，让共和党主导了新闻媒体。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在国会通过了其契约中三个相关的次要部分而已，我也是支持这些部分的。更艰难的决定还在他们前面等着。
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我指出，他们的契约中有我赞同的内容，在这些事情上，我会寻求妥协，而在那些我反对的事情上，我会否决它们。4月14日，在参议员多尔宣布竞选总统后四天，我平静地报了名，参加竞选。18日，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被问了20多个问题，包括许多外交和内政问题。第二天，这一切都被遗忘了，仅有一个词还留在每个美国人的嘴边：俄克拉何马城。
早上晚些时候，我了解到一枚卡车炸弹在俄克拉何马城的阿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外爆炸，把整座大楼炸成了一堆瓦砾，死亡人数还未确定。我立刻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一个调查组前往出事地点。显然恢复工作任务艰巨，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消防员和紧急救援工作者帮助俄克拉何马城从瓦砾中掘出了一条通道，不顾一切地希望发现幸存者。
悲剧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她的心碎了；爆炸夺去了1朗人的生命，包括大楼内日托中心的19名儿童。大多数死者是联邦雇员，他们为自己的部门工作，在这座默拉大楼里有自己的办公室。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好战分子要对此负责，我提醒他们，对谁是凶手不要草率下结论。
爆炸案后不久，俄克拉何马警察逮捕了蒂莫西·麦克维，一个不合群的退伍老兵，他仇恨联邦政府。21日，麦克维被联邦调查局监禁并受到审讯。他选择4月19日炸掉联邦大楼，是因为那天是联邦调查局袭击韦科的大卫教派信徒的纪念日，那一事件对于右翼极端分子而言，是独裁、滥用政府权力的最终体现。反政府的偏执思想在美国已形成多年，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人的历史怀疑主义用于政府，这种历史怀疑主义已演变成彻底的仇恨。这种敌意导致武装民兵组织的增加，他们抵制联邦权威的合法性，声称自己就掌握着法律。
右翼电台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增强了这种敌意气氛。他们大量恶毒的语言每天都充斥在广播中，他们通过互联网鼓励人民起来反对政府，并提供实用的帮助，包括示范如何制造炸弹等较易模仿的事情。
俄克拉何马城让人们清醒了，我试图安慰并鼓励那些失去挚爱的人和整个国家，加紧保护美国人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从世界贸易大厦发生爆炸案两年多以来，我已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反恐资源，还教会他们如何更密切地合作。我们的严厉执法已成功地把几个逃往国外的恐怖分子引渡回美国受审，成功阻止了恐怖分子袭击联合国、荷兰、纽约市的林肯隧道以及从菲律宾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飞机。
在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事件后两个月，我向国会递交了反恐立法提案，其中包括恳请国会增加1000多名警察来反恐；恳请建立一个在联邦调查局局长领导下的新的反恐中心以协调各项事务；批准使用军事专家，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允许干涉国内执法，让他们在国家遇到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恐怖威胁和意外时提供帮助。
俄城事件后，我恳请国会领导加快考虑立法，5月3日，我提出了一些修正案来加强立法：获取金融档案的更大的执法权；当恐怖疑犯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对他们进行电子侦察的权力，不需得到法院新的命令就可窃听特定的位置；加重惩罚在知情情况下为恐怖活动提供武器或炸药伤害现在或过去的联邦雇员及其家人的行为；要求所有爆炸材料中都必须放人一种标识，那样这些材料就可被追查到。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肯定有争议，但是，正如我在5月4日对一位记者所言，恐怖主义“是对美国人民安全的最大威胁”。我希望我是错的。
星期天，希拉里和我飞到俄城，在俄克拉何马州露天市场参加了纪念仪式。仪式是由弗兰克·基廷州长的妻子卡西·基廷组织的，30多年前我们还在乔治敦读书时，我和弗兰克·基廷就结识了。显然弗兰克和卡西还处在极大的痛苦中，但他们和俄城市长罗恩·诺里克已振奋精神组织搜寻和恢复行动，接受悲痛带给俄城的挑战。仪式上，葛培理牧师说：“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精神不会被打败。”他的致辞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州长也用感人的言辞表示，如果任何人认为美国人已失去了爱、关心和勇气，他们应该到俄城来。
我试图为整个国家说话。我说：“你们已失去了很多，但你们并没有失去一切。而且你们肯定没有失去美国，因为我们将和你们站在一起，迎接无数个明天。”我给大家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年轻寡妇，三个孩子的母亲写的，她的丈夫在1988年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爆炸事件中死去。她恳请那些失去挚爱的人不要把伤痛变仇恨，相反应该继续“挚爱留下的未竟事业，那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死不徒然”。希拉里和我会见了一些受害人家属，我应该记得那些睿智的话语。受害人中有一位联邦特工，他叫艾尔·惠切尔，他去俄城工作之前曾为我的警卫分队工作；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在这些会见的家属中。
那些死掉的雇员，曾为我们服务，帮助老人和残疾人，帮助农场主和退伍老兵，执行我们的法律，人们也因此经常用“联邦官僚”这个带有贬低意味的词称呼他们。他们是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和社区工作者。不知何故，他们却被称为税收美元的寄生虫和权力滥用者，这样的看法不仅出现在蒂莫西·麦克维和他的同情者们扭曲的思想里，而且出现在太多为了权力和利益攻击他们的人的脑海中。我向自己发誓，将永不再使用“联邦官僚”这个欠考虑的词，我会竭尽全力改变这种仇恨和偏执的气氛，正是这种气氛导致疯狂行为的出现。
白水世界没有因俄城事件而停止运转。在希拉里和我飞到俄城参加纪念仪式的前一天，肯·斯塔尔和他的三个助手来到白宫向我们做问讯。在白宫顾问办公室的阿伯纳·米克瓦和简l舍伯恩，以及我的私人律师戴维·肯德尔和他的搭档妮科尔·塞利格曼陪同下到了条约室。会晤很平静，结束时，我让简·舍伯恩带着斯塔尔和他的三个助手参观了林肯卧室，这个房间的家具是玛丽·托德·林肯带来的，里面还放着一份《葛底斯堡演说》的稿子，它是事后林肯亲笔抄写的，为的是拍卖后给退伍老兵筹措一些资金。希拉里认为我对斯塔尔这些人过于友好，但我不过是按我从小形成的习惯去做事，而我还没有放弃幻想，认为调查最终会遵照合法的程序进行。
同一周，我的老朋友参议员戴维·普赖尔宣布他在1996年不会再寻求重新当选。我们已认识近30年。戴维·普赖尔和戴尔·邦珀斯的能力都远不止担任参议员而已；我们都曾连续担任家乡的州长，我们让阿肯色州一直是进步民主党的天下，而很多南方州已落人共和党的手中。普赖尔和邦珀斯对我的工作和让我内心保持平静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支持我，而且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可以让我倾听，让我欢笑，可以提醒他们的同事，我不是像这些人经常道听途说到的那样。戴维退休后，我只能在邀请他打高尔夫球时得到他的建议和看法，他在参议院时，我可以随时洗耳恭听。
在4月29日白宫举行的记者宴会上，我的讲话很简短，除了一两句话外，我并没有试图搞笑。相反，我感谢聚在一起的这些新闻界人士，感谢他们对俄城悲剧事件以及艰巨的恢复工作做了有力的、感人的报道，我让他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当我们成功时，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坚强”，然后我用W．H．奥登的诗句结束了讲话：
在心灵的荒漠里
让弥合伤口的泉水涌出。
5月5日，我参加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我的听众不仅有毕业生，而且有一些民兵组织成员，他们在密歇根州偏远的乡村非常活跃。我说，我知道大多数民兵，他们在周末穿上军服执行军务，参加军事训练，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我还向那些谴责爆炸行为的人表示感谢。然后，我谴责了那些以极其尖刻的语言，提倡用暴力对付执法警察和其他政府雇员的人，并把他们和殖民地时期的民兵相比，“那些人是为民主而战，然而你们在抱怨民主。”
接下来的几周，除了反复攻击那些宽容暴力的人，我要求所有美国人，包括电台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要更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语言，确信自己没有鼓励思想不稳定的人使用暴力。
俄城事件推动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对待政府和持不同看法的人的言语和态度。这么做，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缓慢然而不可动摇的变化，那就是摆脱不加批判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曾经太普遍了。仇恨者和极端主义者没有离开，但他们处在防御态势中，在我任期剩下的日子里，他们不会再获得在蒂莫西·麦克维以非人性手段来妖魔化政府之前所拥有的那种地位了。
5月的第二周，我登上空军一号，飞往莫斯科，庆祝二战在欧洲结束50周年。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约翰，梅杰、江泽民以及其他领导人都计划去那里，我的决定有些争议，因为俄罗斯在车臣这个完全是穆斯林的共和国里，用血腥手段对付分裂分子，平民的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大多数局外人认为，俄罗斯过多地动用了武力，外交工作做得不够。
我去了莫斯科，因为我们都是二战盟国，这场战争让1／8的苏联人丧命：2700万人死于战争或疾病、饥饿和严寒。如今，我们又成了盟友，我们的伙伴关系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进步，对于我们确保核武器的安全并销毁它们，对于北约有序扩大与和平伙伴关系，对于我们的反恐战争和对付有组织的犯罪都至关重要。最后，叶利钦和我还有两个棘手问题需要解决：俄罗斯与伊朗的核合作；如何使扩大北约的方式最终能让俄罗斯加入和平伙伴关系，同时又不会让叶利钦失去1996年大选。
5月9日，我和江泽民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站在红场上，观看老兵游行，他们肩并肩行进，经常相互携手、相互依靠以保持稳定，这正如他们上一次为俄罗斯母亲游行一样。第二天，参加完各种纪念活动后，叶利钦和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叶卡捷林娜厅会晤。我从伊朗问题谈起，告诉叶利钦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撤除了所有核武器；现在我们必须确保像伊朗那样会伤害我们的国家不要成为有核国家。叶利钦对此早有准备；他立刻说俄罗斯没有把离心机卖给伊朗，提议我们让戈尔一切尔诺梅尔金委员会把这个问题称为反应堆问题，伊朗声称它只想和平利用。我同意了，只要叶利钦公开承诺不给伊朗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技术。鲍里斯说“好的”，为此我们握了握手。我们还同意8月开始对俄罗斯的生物武器制造工厂进行巡视，为减少生化武器扩散带来的威胁，我们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合作，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关于北约扩张问题，我间接告诉叶利钦，我们在他1996年选举之前不会去推动它，他最后同意加入和平伙伴关系。他不同意公开宣布他的决定，担心被人认为让步太多，但是他承诺俄罗斯会在5月25日签署该协议，对我来说那已经足够了。访问非常成功。
回国路上，我在乌克兰参加了另一场二战纪念活动，给大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对巴比谷的访问令人感动，几乎是在54年前，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漂亮的、郁郁葱葱的大峡谷，纳粹杀害了10多万犹太人和几千名乌克兰人、苏联战俘和吉卜赛人。正好前一天，联合国投票永久性地延长《核不扩散条约》，这个条约是我们25年多来致力于遏制核武器扩散所做努力的基石。由于几个国家仍想获得核武器，延长《核不扩散条约》是我在核不扩散工作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巴比谷和俄克拉何马城让人清醒地想起人类罪恶和毁灭的能耐；更显示出《核不扩散条约》以及我已签订的限制俄罗斯和伊朗进行核交易的协议的重要性。
当我回到华盛顿，共和党正在推动他们的提案，这个月剩下的大多数时间我都用来反击他们，威胁他们会否决他们的一揽子裁减计划，会否决他们的净水计划，以及他们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对外援助方面大刀阔斧的削减计划。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宣布关闭白宫前面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个街区的交通，这在合众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这个决定，我有些迟疑，而由情报机关、财政部、过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行政机构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告诉我，这是为了避免白宫遭到炸弹袭击，以确保安全。在俄克拉何马城事件和日本地铁袭击事件后，我感到我不得不同意这个建议了，但我不喜欢它。
月底，波斯尼亚问题又成为热点。塞尔维亚人加强了对萨拉热窝的封锁，他们的狙击手开始向无辜的孩子开枪。5月25日，北约对塞族人的帕莱要塞发动空中打击，为了报复，塞族人抓住了联合国维和人员，把他们用锁链拴在帕莱临时军火供应站作为人质，以阻止北约的进一步空中打击；他们还攻占了一个哨所，杀死了两名来自法国的联合国士兵。
我们的空军力量在波斯尼亚得到了较大范围的运用，执行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道主义行动；控制禁飞区，阻止塞族人轰炸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在萨拉热窝周围和其他人多的地区维持没有炮火的安全区。我们的飞行员同联合国维和人员和禁运一起，真正产生了重要影响：伤亡从1992年的13万降到1994年的3000以下。尽管如此，战争仍在进行，为了结束一场战争，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6月的另一个主要外交进展出现在让·克雷蒂安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会哈利法克斯主持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期间。雅克·希拉克刚当选为法国总统，他在前往加拿大途中顺便拜访了我。希拉克对美国有着热烈的感情。年轻时，他曾在我们国家生活过，包括曾在波士顿的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餐馆短暂打工。他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从不满足的好奇心。我很喜欢他，喜欢他的妻子也参与政治并有自己的事业。
尽管我们很融洽，我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些紧张，这是由他恢复法国核试验的决定引起的，而我正试图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追求的目标。希拉克向我保证核试验结束后会支持该条约，于是，我们一起去了波斯尼亚，他对那里的塞尔维亚人比密特朗严厉多了。他和约翰·梅杰支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对付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攻击，我许诺，如果有维和人员需要定期撤离，美军会帮助他们或其他联合国军队进出波斯尼亚；但我也告诉希拉克，如果武力不起作用，联合国军队被迫撤出波斯尼亚，我们将不得不解除武器禁运。
在七大工业国会议上，我有三个目标：在对付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和毒品交易等方面争取到我们盟友更多的合作；迅速辨别大的金融危机，较好地处理它们，用更及时准确的信息和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在保护环境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增长；解决与日本的一系列贸易争端。
前两个目标轻而易举实现了；第三个问题比较棘手。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与日本的问题取得了进展，完成了15个相互独立的贸易协议。但是，自日本承诺对美国汽车和汽车配件——这一项占我们双边贸易赤字总额的一半多一开放它的市场两年以来，我们几乎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80％的美国代理商卖的是日本汽车；但只有了％的日本代理商销售其他国家的汽车，严格的政府控制让我们的配件无法进入日本维修市场。米基·坎特几乎忍无可忍，他建议对日本豪华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在与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一次会晤中，我告诉他，因为我们的安全关系和日本经济的萧条，美国将继续与日本谈判，但我们必须很快行动。月底，我们行动了。日本同意马上给美国汽车提供200个销售代理权，并在未来5年内提供lff）O个；改变将我们汽车配件排挤在外的相关规定；日本汽车制造商将增加他们在美国的生产，更多地使用美国配件。
整个6月，我还卷入了同共和党在预算问题上的斗争。6月的第一天，我去了蒙大拿州比灵斯的一个农场，在那里我阐明了我和国会共和党人处理农业问题的不同方式。农业援助项目必须在1995年重新获得授权，因而它也成了预算辩论的一部分。我告诉农场上的家庭，我赞同比较适度地削减整个农业的开支，而根据共和党的计划，要大大削减这部分开支，而且他们为家庭式的小农场主做得太少。几年来，共和党在美国边远农村比民主党更有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更趋于保守，但是需要他们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时，共和党人更在乎农业综合企业，而不是小农场主。
我还去骑了马，主要是因为我喜欢骑马，喜欢蒙大拿绵亘逶迤的自然风光，也想因此表明，我不是文化异类，我可以让美国的乡村人支持我。去过农场后，我的先遣人员莫特·恩格尔伯格曾问一位接待过我的人如何看待我。这个农场主回答说：“他不错。一点不像那些人描述的那样。”1995年，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我只是希望不要每次只是让一位选民的感觉与现实相一致。骑马很有意思，有一位特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没有受伤，但那匹马却像火箭一样朝开阔地带奔跑。让媒体和蒙大拿州人感到好笑的是，我的办公厅副主任哈罗德·伊克斯，在那匹马迅速跑开后，也骑马在它后面追赶，直到把它交还到它的主人手中。哈罗德的英勇行为看起来似乎完全与他那高度紧张的、城市化的、自由活动分子的形象不一致。年轻时，他曾在西部大农场里工作，还没有忘记怎样骑马。
6月5日，我和亨利·西斯内罗斯一起宣布了“全国私房所有权战略”，这是我们计划要做的100件事中的一件，为的是让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人增加到2／3。赤字的减少让抵押贷款利率很低，正巧经济在改善，未来几年，我们将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亨利的目标。
6月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动用了否决权，否决了老大党提出的160亿美元的一揽子裁减计划，因为它在教育、国防、环境方面裁减得太多了，却没涉及那些不必要的然而又最受共和党人宠爱的计划，如高速公路示范计划，法院及其他联邦大楼计划。共和党人可能从总体上说是憎恨政府的，但是，像大多数在职者，他们仍想再次当选。我表示可以和共和党合作，以裁掉更多的开支，但裁的必须是那些政治拨款项目和其他不重要的开支，而不是对我们的孩子和对未来的投资。几天后，我多了一个理由来争取那些投资，因为希拉里的弟弟托尼和他妻子妮科尔给我们添了一个新侄子——扎卡里·博克赛·罗德姆。
当我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克莱尔蒙特的一个小镇与金里奇会晤时，我仍试图在对抗与妥协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我曾说过，让纽特像我1992年那样在新罕布什尔州与人们对话效果会非常好，于是他请我一起参与。我们一开始都对诚恳的辩论与合作进行肯定，认为不应该让人们在晚间新闻里听到我们在谩骂。金里奇甚至开玩笑，说跟我在大选中一样，他在前往会议途中还在一家邓金油炸饼圈店逗留。
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我们同意在竞选资金改革问题上合作，甚至为此握了握手；我们讨论了双方都赞同的方面；就医疗保健问题进行了有趣而又文明的争论；我们对联合国的作用和是否需要资助美国服务队持不同看法。
与金里奇的讨论在这个厌倦了政党之争的国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两个秘密特工告诉我他俩非常高兴看到我和金里奇用积极的态度讨论问题，他们几乎从未和我谈论过政治。第二天，在白宫关于中小企业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个共和党人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讨论问题，我相信议长和我能以一种对美国有好处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大多数分歧。金里奇状态很佳，表现得富有创造力，灵活，新想法不断出现在他的大脑中。但并不是那些让他成为议长；是他对民主党的无情攻击给了他成功的机会。很难限制你权力的根源，正如纽特第二天就受到拉什·林博和保守的《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批评，提醒他对我太友好了。他在未来不可能经常重复这样的错误，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
会议过后，我前往波士顿出席参议员约翰·克里的一个募捐会。约翰·克里正准备竞选连任，而且可能会遇到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比尔·韦尔德州长。我与韦尔德关系甚好，他是所有共和党州长中最有进步思想的一位，但我也不想克里失去参议院的席位。他在参议院是环境和高技术领域最有影。向力的权威。他还在青少年暴力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还是检察官时就很关心这个问题。对一名政治家来说，关心一件今天不会得票、对未来却有巨大影响的事情，是他的优秀品质。
6月13日，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我提出了一个十年平衡预算的计划。共和党曾提议在七年内实现，但要削减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的开支，而且要大量减税。相反，我的计划不会裁减教育开支，不会裁减老年个的医疗服务，不会裁减让福利改革得以进行所必需的对家庭的资助，或是那些至关重要的环保措施。减税也仅限于对中等收入的人，着重强调要帮助美国人支付那些增长很快的大学教育费用。另外，通过十年而不是七年来达到预算平衡，我的计划每年带来的紧缩效应将会减小，并降低了让经济增长减缓的风险。
演讲的时机和内容受到很多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内阁成员和幕僚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同共和党进行预算辩论还为时过早；共和党的支持率在下降，他们正商量决策，没有简单地表示反对我，许多民主党人认为在绝对需要提出计划之前就提出我自己的计划放在共和党面前有些愚蠢。在任期前两年，我们遭遇了挫败，他们认为共和党也应该至少忍受一年的报应。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是总统；我应该去领导，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减少了1／3的财政赤字。如果后来我不得不否决共和党的预算法案，我也想在表明自己真心希望达成令人尊敬的妥协后再这么做。另外，在新罕布什尔州，议长和我承诺一起合作。我想坚持不懈地去进行这种讨价还价。
我的预算政策得到了列昂·帕内塔和厄斯金·的尔斯的支持，支持我的还有经济方面的顾问，国会民主党赤字方案中的鹰派，以及从1994年选举开始就一直给我提供建议的迪克·莫里斯。我的大多数幕僚都不喜欢迪克，因为他很难相处，喜欢避开白宫的固定程序，还曾为共和党工作。他时不时有些古怪想法，太想把外交政策政治化，但我曾和他长期合作过，知道什么时候该接受他的建议，什么时候该拒绝他的建议。
迪克的主要建议是，我必须实行“三角化”政治，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界线上架起一座桥梁，吸收双方最好的观点。对于许多自由派和新闻团体来说，“三角化”意味着没有坚定的信仰，只是妥协，用一种玩世不恭的策略去赢得连任。事实上，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我在担任州长时就曾向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提倡过的做法，在1992年大选中我也提倡这么做。我总是试图把新的想法和传统价值观糅合在一起，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改变政府政治。我不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加大分歧；相反，我正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共识。而且，即将到来的在狈算问题上向共和党摊牌将会表明，我的方式远不是缺乏信仰。最后，迪克的作用终将会让公众知道，他将会参加我们每周的战略制定会议，这个会议一般在周三晚召开。迪克带来了马克·佩恩和他的搭档道格·舍恩为我们负责民意测验。佩恩和舍恩是刘好搭档，他们同意我的新民主党人哲学，并会在我担任总统的剩余时间里同我待在一起。不久，经验丰富的新闻顾问鲍勃·斯奎尔和搭档比尔·纳普也将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理解并在乎这项政策，也想推广它。
6月29日，在共和党恢复了给教育、美国服务队和安全饮水计划的7亿多美元后，我最终与他们在裁减议案上达成协议。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马克·哈特菲尔德参议员，一位传统的进步主义共和党人，与白宫密切合作，最后实现了妥协。
第二天在芝加哥，我与一群曾在进攻性武器袭击中受伤的警官和公民在一起，我表示要捍卫进攻性武器禁令，恳请国会支持参议员保罗·西蒙提出的旨在修补禁止大杀伤性子弹法律的漏洞的立法提案。给我做介绍的一位警官说，他经历过残酷的越南战争，没有受一点伤，却几乎被一名罪犯杀死，这名罪犯使用进攻性武器把他身上打得像马蜂窝。现在的法律只是禁止那些能穿透警察身上的防弹背心的子弹，但这些被禁的弹药不是根据它的装甲穿透力，而是根据它的材质来定义的；机灵的企业家已发现法律没有提到的其他材料，由此制造的子弹能穿透防弹背心，打死警察。
全国来复枪协会肯定会反对那项提案，但他们已经从1994年的全盛时期回落了些。当他们的执行总裁把联邦执法警官称为“穿着长筒靴的凶手”时，前任总统布什为表示抗议从那个组织退出。几个月前，在加州的一次事件中，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讽刺来复枪协会反对禁止大杀伤性子弹的法律的做法，他用了一句很好的台词：“当然我们无法禁止它们。狩猎者需要它们。在林中的某处，有只穿着凯夫拉尔背心的鹿在那里。”当我们进人1995年下半年时，我希望罗宾的玩笑和布什总统的抗议成为在枪支问题上达成更大共识的前兆。
7月，党派之战有所缓和。12日，在弗吉尼亚州维也纳的詹姆斯·麦迪逊中学，我继续让美国人民站到一起，这次是在宗教自由问题上。
关于公立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宗教表达的问题一直很有争议。一些学校的官员和老师认为，宪法完全禁止这么做。这是不对的。学生可以有个人或集体祷告的自由；宗教俱乐部有权得到和其他业余组织一样的对待；在自由时间，学生可以自由阅读宗教文本，可以在家庭作业中加入他们的宗教观点，只要这些观点和作业有关系；如果允许他们穿那些推广其他事业的T恤，他们也可以穿那些推广他们自己宗教的T恤。
我请赖利部长和司法部长雷诺准备一份材料，详细说明学校允许的宗教表达形式，并在下学年开学之前分发给各个学区。手册的发行大大地减少了冲突和法律诉讼，我们的做法赢得了宗教界和政界人士的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我做过长期的工作，为此还在白宫设立了一名联络官，负责与宗教界的联系，并签署了《宗教自由恢复法》。在我第二个任期临近结束时，罗德尼·史密斯教授，一位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专家，说我的政府是自詹姆斯·麦迪逊以来，为保护和推动宗教自由做得最多的政府。我不知道那是否准确，但我确实努力了。
宗教自由事件后一周，我面临着眼下最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建设一个更统一的美国社会：赞助性行动计划。这个术语是指在政府雇用员工、产品和服务合同、中小企业贷款、大学入学等方面给予少数族裔及妇女以照顾。赞助性行动的意图是为了减少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基于种族和性别考虑系统地把一些人排斥在外、不给予他们机会的做法的影响。这一政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就开始了，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由于两党的大力支持而得到加强，它出于这样的认识，即过去的歧视造成的影响无法仅仅通过今后在法律上规定歧视为非法就可以消除，同时也存在这样的愿望，即避免要求严格的配额，因为它会导致那些不合格的人得到好处，造成对白人的反向歧视。
到90年代初，反对赞助性行动的人已成气候：其中包括保守主义者，他们说任何基于种族的照顾政策都会导致反向歧视，因此是不合宪法的；包括因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而失去合同和入学机会的白人；包括那些相信赞助性行动-计划的人，他们认为这些计划的本意是好的，但过于频繁地被滥用，或者认为这些计划已经实现它们的目标，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他们对这种基于种族考虑的照顾政策觉得不舒服，迫切希望根据经济和社会中的不利条件重新制定享受照顾待遇的标准。
在1994年共和党控制国会后，辩论变得更激烈了；许多共和党人曾许诺终止赞助性行动，经过20年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共和党人的立场吸引了工人阶层中的白人和中小企业的人士，也吸引了白人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当他们选择的学院或大学拒绝他们的申请时，他们感到失望。
1995年6月，事情到了紧急关头，这时候最高法院对“阿达朗建筑公司诉培尼亚案”做出了判决。在这个案件中，一个白人承包商起诉交通部长，让他宣布一份合同无效，而这份合同是依据赞助性行动授予一位少数族裔投标人的。最高法院判决说，政府可以继续行动，以消除“种族歧视长期的影响”，但是，从现在起，基于种族考虑的项目必须接受被称为“严格审查”的高标准评估，这一评估要求政府表明，它在解决一个问题中存在令人信服的利益，而且这个问题无法通过一个更狭隘的、不基于种族考虑的补救措施来解决。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求我们重新审查联邦赞助性行动计划。民权领导人希望它们得到加强并且内容全面，许多共和党人则极力呼吁把它们全部取消。
7月19日，经过与这项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紧密协商，我提出了对阿达朗判决的看法，也是对那些希望彻底废除赞助性行动计划的人的回应，我是在国家档案中心发表讲话的。为了准备演讲，我命令对赞助性行动计划做出全面评估，评估的结论是，针对妇女和少数族裔的赞助性行动给了我们世界上最出色、最一体化的军队，在过去两年半，光给妇女就提供了26万个新职位；中小企业管理局大大增加了给妇女和少数族裔的贷款，而没有削减给予男性白人的贷款，也没有给那些不合格的申请者贷款；参与赞助性行动的大型私人公司报告说，行动增加了他们员工队伍的多样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和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采购业务政策帮助妇女和少数族裔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但过去有时候却被误用和滥用了；仍有必要采取赞助性行动，因为在就业、收入和企业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
在这些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我提议制裁政府采购项目中的欺骗和滥用行为，一旦这些公司拥有了竞争力，就把它们排除在这些项目之外；为了遵守阿达朗判决，保留下来的项目将集中关注那些问题和实行赞助性行动的必要性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领域；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贫困社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或什么性别。我们可以保留赞助性行动，但要改革它的一些做法，确保没有对那些不合格的人或公司实行配额制或是照顾性政策，确保他们拥有平等机会后不再接受赞助性行动，确保没有对白人造成反向歧视。一句话，我的政策是“修改它，而不是结束它”。
民权组织、公司和军界对我的演讲反应不错，但它未能说服谁。八天后，参议员多尔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查尔斯·卡纳迪提出议案，要结束所有联邦赞助性行动计划。纽特·金里奇对此有更积极的反应，他说他还不想废除赞助性行动计划，直到他能提出一项代替它并仍能提供“帮助”的计划。
在我寻求共识时，共和党人把7月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国会推行他们的预算法案。对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的削减是那么巨大，以至于他们让老年人大大增加了需要现款支付的费用，这些老人由于医疗费用的膨胀，同60年代这两个项目出台前相比，他们把工资中更大的比例花在了医疗保健上。对环境保护局的裁减也是那么严重，以致他们可以很有效地结束实施《洁净空气法》和《净水法》。他们投票废除美国服务队，并把对无家可归者的援助砍掉一半。他们有效终止了家庭计划生育项目，而之前该项目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样的支持，以帮助防止意外怀孕和堕胎。他们想砍掉对外援助预算，而现在它仅占整个联邦开支的1．3％，削弱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能力，削弱我们为美国的出甲开发新市场的能力，削弱我们对全世界的和平力量、民主和人权的支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布什总统签署《美国残疾人法》后仅五年——这个法令是经两党多数票通过的——共和党甚至建议削减对残疾人依法行使权利非常有必要的服务和支持。这项削减计划公布于众后，一天晚上我接到汤姆·坎贝尔的电话，他是我在乔治敦大学时的四年同屋，现在是一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的生活舒适，但不富裕。他有些气愤地说，他关心那些有关残疾人的预算削减提案。他的女儿查拉患有脑瘫。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如此，她的朋友由一位单亲母亲养大，这位母亲每天要乘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去上班，拿一份最低工资。汤姆问了我一些关于削减预算的问题，我回答了他。然后他说：“简单说吧。他们将给我减税，削减给查拉的朋友和她妈妈的援助，这些援助是为了支付孩子的轮椅钱和每年必需的四到五双特殊鞋子的昂贵费用，也包括让她妈妈往返工作以拿到最低工资的交通补助。事情是不是这样？”
“对。”我说。他回答道：“比尔，那不道德。你应该阻止它。”
汤姆·坎贝尔是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曾当过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是在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里长大的。如果新的共和党右翼对于像他那样的美国人来说都已走得太远的话，我知道我是可以反击他们的。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爱丽丝·瑞芙琳宣布，经济状况的改善已让赤字降到了一个超出我们预料的新低点，现在我们可以在未来九年内让预算平衡，而不必像老大党那样大肆削减开支。我在逼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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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外交事务取得了三个积极进展：在国会大多数越战老兵的大力支持下，我实现了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这些老兵包括约翰·麦凯恩、鲍勃·克里、约翰·克里、恰克·罗伯和皮特·彼得森；在众议员比尔·理查森的强烈要求下，萨达姆·侯赛因释放了3月抓的两名美国人；在华盛顿参加朝鲜战争纪念活动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强烈赞成我们已与朝鲜达成的终止其核计划的协议。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人批评这项协议，因而金泳三的支持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韩国还是独裁国家时，倡导民主的金泳三当过政治犯。
不幸的是，好消息因为波斯尼亚发生的事而暗淡无光。1994年的大部分时间，一切都平静得合乎情理，然后11月底，塞尔维亚的战机袭击了波斯尼亚西部的克罗地亚穆斯林，情况变糟了。袭击破坏了禁飞区协议，是为了报复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机场，但这次轰炸没能摧毁机场，或许所有飞机都飞走了。
3月，由卡特总统宣布的停火协定开始遭到破坏。曾任德国大使的迪克·霍尔布鲁克现在是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派出特使鲍勃·弗雷热前往前南斯拉夫拜访米洛舍维奇，带着一种几乎是徒劳的希望，想结束波斯尼亚塞族人的侵略行径，确保波斯尼亚至少可以得到有限承认，作为解除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回报。
7月，战斗又全面展开了，波斯尼亚政府军在波斯尼亚中部地区取得了一些战果。姆拉吉奇将军没去争夺失地，相反他决定进攻波斯尼亚东部三个独立的穆斯林城镇，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日德。这些城镇里到处是从附近地区涌入的穆斯林难民。虽然这些地区被联合国宣布为安全区，但他们只受到少量联合国军队的保护。姆拉吉奇决心攻占这三个城镇，那样波斯尼亚东部所有区域就都由塞族人控制了，他认为只要把联合国维和人员作为人质，联合国绝不会允许北约进行报复性轰炸。他是正确的，但后果是毁灭性的。
7月10日，塞族人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月底，又占领了泽帕，从斯雷布雷尼察逃出来的难民开始向全世界讲述姆拉吉奇的军队对那里的穆斯林如何进行恐怖性屠杀。成千上万的男人和男孩被驱赶到一个足球场上，然后被集体枪杀。更多的人准备穿过丛林密布的山区逃出来。
斯雷布雷尼察被攻占后，我向联合国施加压力，要求授权建立数周前我们在加拿大召开七大工业国会议时讨论的快速反应部队。同时鲍勃·多尔正推动解除武器禁运。我要他推迟那项投票，他同意了。我仍在考虑找到挽救波斯尼亚的方法，恢复联合国和北约的有效作用，但到7月的第三个星期，波斯尼亚塞族简直是在嘲笑联合国，进一步说，是嘲笑北约和美国的承诺。安全区一点也不安全，北约军队极弱，没有自卫能力，更不用说保护穆斯林了，北约的行动因而受到极大限制。波斯尼亚塞族人挟持联合国工作人员为人质的做法暴露了联合国战略上的根本弱点。它的武器禁运政策让波斯尼亚政府军无法取得和塞族人一样精良的武器装备。只有当塞族人相信北约会惩罚他们的侵略行为时，维和人员才能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现在挟持人质已消除了这种忧虑，让塞族人在波斯尼亚东部可以为所欲为。波斯尼亚中部和西部地区情势稍好些，尽管有联合国的禁运，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仍能得到一些武器。
北约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在伦敦开会，近乎绝望地想重新争回主动权。沃伦·克里斯托弗、比尔·佩里和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参加了会议，决心改变他们已形成的从波斯尼亚撤出联合国军队的想法，加强北约的责任和权力以对付塞族人。斯雷布雷尼察、泽帕的失利，加上国会解除武器禁运的动议，让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会上，部长们最后接受了克里斯托弗及其工作组规划的一份建议，即围绕戈拉日德“在沙地画线”，废除联合国对北约行动拥有否决权的“双钥匙”决策机制。伦敦会议成为转折点；从那之后，北约可以更果断了。随后不久，北约部队司令乔治·朱尔万将军和我们驻北约的大使罗伯特·亨特成功地把戈拉日德规则运用于萨拉热窝安全区。
8月，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克罗地亚人发动攻击，夺回了克拉伊纳这个当地塞族人声称是他们领土的克罗地亚土地。欧洲及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都曾表示反对这次行动，他们认为米洛舍维奇为了挽救克拉伊纳的塞族人会进行干涉，而我支持克罗地亚人的行动。赫尔穆特·科尔也表示赞同，他和我都明白，除非塞族人在地面严重受挫，否则外交手段不会成功。
我们知道波斯尼亚的生存问题正处于关键时刻，因此没有实行严格的武器禁运，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都能得到一些武器，这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我们还授权一个私人公司使用美国退休军事人员帮助训练和改进克罗地亚军队。
最终结果是，米洛舍维奇没来救援克拉伊纳的塞族人，克罗地亚军队几乎未遇抵抗就占领了克拉伊纳。这是四年来塞族人第一次失败，它改变了地面力量的平衡，改变了所有各方的心态。用一位在克罗地亚工作的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这几乎就是得到华盛顿支持的信号。美国人渴望有机会打击塞族人，他们用克罗地亚人作为代理人来实现目的。”8月4日，我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资深记者萨姆·唐纳森一起访问国家卫生研究院，他在那里做了癌症手术，正在康复中。我发表讲话，承认克罗地亚的攻击证明对解决冲突有效果。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唐纳森在病榻上为我的评论写了一篇报道。
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转机，我派托尼·莱克和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前往欧洲（包括俄罗斯），向他们介绍莱克提出的一个和平框架，并让迪克·霍尔布鲁克领导一个小组怀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开始谈判，希望结束与波斯尼亚人和米洛舍维奇的冲突。虽然米洛舍维奇声称他没有控制波斯尼亚的赛尔维亚人，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他的支持，塞族人不可能获胜。正好在我们发动外交攻势前，参议院在众议院之后也投票解除了武器禁运，我否决了议案，希望给我们的外交努力一个机会。莱克和塔尔诺夫立刻起程去实施我们的计划。8月14日，他们与霍尔布鲁克会见时报告说，盟国和俄罗斯都很支持，翟尔布鲁克可以马上开始他的行动。
8月15日，听完托尼·莱克对波斯尼亚情况的简要汇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前往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地，我们接受了参议员杰伊和沙伦·洛克菲勒的邀请到他们家度假数日。我们都需要休息，我真的盼着能在大特顿山里徒步旅行和骑马；在斯内克河上撑筏；参观黄石国家公园的老实泉、水牛和驼鹿，以及我们放归大自然的狼；在高海拔地方打高尔夫球，球可以落得更远。希拉里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家庭和孩子的书，她也期待着能在洛克菲勒家那宽敞的、到处点着灯的大农场房子里写作，取得进展。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但假期里的永久记忆却是关于波斯尼亚的，那是令人心痛的记忆。
在我们一家前往怀俄明州的那天，迪克·霍尔布鲁克带着一队引人注目的人马前往波斯尼亚，他们中有的勃·弗雷热、乔·克鲁策尔、空军上校纳尔逊，德鲁，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政策室主任韦斯利·克拉克中将，他也是我的阿肯色同乡，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65年在乔治敦。
霍尔布鲁克带着他的人马在克罗地亚海边城市斯普利特降落。在那里，他们向波斯尼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西贝简要介绍了我们的计划。萨西贝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是以一个能言善辩的波斯尼亚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他英俊、壮实，在美国当学生时，曾是图兰大学橄榄球队队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希望美国能更积极地插手这个被困国家的事情，让他高兴的是，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斯普利特之行后，美国代表团去了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拜会了图季曼总统，然后又飞往贝尔格莱德拜会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次会晤毫无结果，然而又非比寻常，这都是因为米洛舍维奇拒绝保证我们代表团的飞机从贝尔格莱德飞往下一个目的地萨拉热窝途中不受波斯尼亚塞族人炮火攻击。于是，他们不得不折回斯普利特，从那里乘一段直升飞机后，再驱车两小时经伊格曼山区公路前往萨拉热窝。这条公路非常狭窄，没铺柏油，在陡峭的山坡旁没有护栏，而且极有可能遭到附近塞族人机关枪的袭击，联合国车辆被袭是常事。欧盟谈判代表卡尔·比尔德几周前途经这段公路时就被打死，从斯普利特到萨拉热窝，公路旁的沟壑中有许多失事的车辆残骸，有些仅仅是因为路滑而出事。
8月19日是我49岁生日，早上一开始，我和弗农·乔丹、厄斯金·鲍尔斯及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一起打高尔夫球。在我听说伊格曼山区公路发生的事情之前，这个早上一直都很完美。先是从新闻报道，接着又从迪克·霍尔布鲁克和韦斯·克拉克动情的电话中得知，我们代表团向萨拉热窝进发途中，霍尔布鲁克和克拉克坐在悍马车里，弗雷热、克鲁策尔和德鲁坐在后面一辆写有白色“联合国”字样的法国装甲运兵车里。一小时车程后，在一个陡坡的最高处，装甲运兵车翻着筋斗滚下了山，接着起火爆炸。除了代表团三名成员，车里另外还有两名美国人和四名法国士兵。装甲运兵车内携带的弹药爆炸，车起火了。韦斯·克拉克勇敢地试图救援，他把绳索绑在一棵树桩上，吊着绳索爬下山，想进入着火的车里营救被困人员，但车已被毁得太严重了，热气灼人。
而且一切都太迟了。鲍勃·弗雷热和纳尔逊·德鲁已在车子滚下山的时候死亡。其他人逃出来了，但乔·克鲁策尔因伤势过重死亡，还有。一名法国士兵也死了。弗雷热53岁，克鲁策尔50岁，德鲁47岁；他们都是爱国的公务员，忠于家庭的男人。他们死得太早了，他们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试图拯救无辜百姓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