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ＣＣ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①
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１０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①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１０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１９２７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１９３１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①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 １９３０ 年１０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击退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８０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①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①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页。
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济轨道。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①
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１９３７ 年春，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由于蒋介石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 １９３６ 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１９３１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１９３１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在１９３２年仅５２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追共产党的长征，到１９３５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６月初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军，使之在７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９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１９３６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１８个省中，仅有７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①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99—120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①
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１０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１９３３年，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３．４％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６５％左右。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地，１９３０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２．５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１９３４年说的，“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１９３０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 ３７．５％）。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１０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５０％至７０％的地租；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１０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产恢复生机。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①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 第66、69页；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②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②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政府开支总额不到 ４％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 １９３７ 年所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７年这一时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６０００平方英里。１９３７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②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１０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１９３７年以前农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农民在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因而猛跌，在１９３４年下跌到低于１９３１年水平５８％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金融萧条处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１９３４年稻米收获量低于１９３１年收获量的３４％；大豆几乎下降３６％，小麦下降７％。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１９３１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１９３１年的２４４．３亿元下降至１９３４年的①
１３０．７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③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①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10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②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页。
①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 （1935年7月1日），第134页。
②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③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税。无法概括在３０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大。然而，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２０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１９３５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境况，中国农民１０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１０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６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６．７％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 １０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９．４％；棉布增加１６．５％；银行存款（按１９２８年物价）增加１５．９％等等。这些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１９３６年生产仅高于１９２９年的水平６％；而在美国和法国， １９３６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１９２９年水平的１２％和２１％。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常小。例如，１９２８年中国发电量仅为８８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５００万兆瓦小时，美国为８８００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④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①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 （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页。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②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过，鉴于３０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１０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如，经济学家约翰Ｋ．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１０年停滞不前，“政府在１９３７年比１０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Ｋ．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１９２９年，政府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１９３１年，政府废除了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两，在１９３５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默勒委员会在１９２８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①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期航线和修建铁路２３００英里——比１９２７年轨长增加４７％。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１９２８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１９２７年上海１８２家华商烟草公司，截至１９３０年足有２／３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１９３４年再三恳求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③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 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页。
④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页。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②同上书，第317页。
③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３８．７％——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从１９１２到１９３６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一事②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在南京的 １０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 １９２７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１９３５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１９３６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有的工业的 １２％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１９３３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１９３４年末的１２６０万元跃至１９３６年６月的１．１５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约９０００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由宋子文主持，在１９３５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团的主要成员。１９３７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１５家，占华商纱厂纱锭总量的 １３％。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①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188—190页；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②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①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②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１９３５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标，资源委员会在１９３６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２．７亿元。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２．７亿元，该委员会仅收到３０００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１５个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１９ 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 ９０ 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①
①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究。
①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中国的新心态，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从１９３６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南京政权在同年６月至９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１９１６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迫使蒋介石在７月１３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１９３６ 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１１月和１２月，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冬季以来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从而到１９３７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１９３１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２０年以来最大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的平均值达４５％。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１９３１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１９３６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１２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１０年之初，蒋介石被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①《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②《大公报》，1936年12月13，第1张第2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３万——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１２月４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１２月１２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１２月２５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南京。①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乎是１０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１０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１０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１０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１９３７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１９１５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 １０ 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Ｔ．约翰逊在１９３７年４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①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１０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１９３６年９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１９３５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 １９３６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①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②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①《北华捷报》， 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②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３。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１９３２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①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３０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 ３０ 年代也已急剧扩大。例如，在１９３５年，中国约５４％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②同上。
①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②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①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①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第４章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１０年，即从１９２７年中期国共分裂到１９３７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１９２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７年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１９２７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１９２７年秋到１９３１年１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然而１９３１年１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务，１９３４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１９３７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１９２７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１９２７年下半年是瞿秋白，１９２８年夏到１９３０年夏是李立三，而１９３１年１月到１９３５年１月是国际派（即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１９２７年４月高峰时期的近６００００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１００００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１９２７年的灾难中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 １９２７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１９２７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２８岁的年轻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１９２７年７月至８月接任书记职务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１９２８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①
①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②《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①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斯大林１９２５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１９２７年９月在汕头及１２月在广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纷争。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③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１５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１９２８年４月瞿辞去党的书记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①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１９２８年７月“六大”的决议和１９２９年２月８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１９２７年６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直到１９２９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②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①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身的。
②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 28页；《星火燎原》，第 1集下册，第603—614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④
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制。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⑤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１９３０年９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②
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瞿秋白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又创办了《红旗》周刊，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０年７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②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③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④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⑤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①《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 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③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 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②
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２８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③
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１９３１年１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①
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１９３１年１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２２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被枪杀。
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
①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③《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2页。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 12月 16日），载于 《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 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 （1931年2月 15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 218—221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斗争在１９３１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①
然而，２８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１５个左右的农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１９２８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另外两个苏区②
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③
长的权力；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１９３３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①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②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③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②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 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183—184页。
③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④《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 和367—368页。①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１９２７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１９２７年中共第一次转移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内涵。虽然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固根据地，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①
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②
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８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及在１９３４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２８个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２８人中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
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
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
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红色文献》，第19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①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②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2卷，第306页。
③《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①《红色中华》， 1934年6月28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时间比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成一条政策路线，但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１９３２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 １９３３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①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组。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②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１９３１③
年１２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１９３４年红④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同上书，1934年5月25日。
③《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④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 302—304页。
⑤《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⑥同上书，第3卷，第168页。
①《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②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 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 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和253页。③《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 《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和210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