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意土德诸国虽在经济上有左倾右倾之大别，而在政治上则共同之点甚多。它们尽是独裁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无限，而这无限的权力则由一党专享。党之内则又大多有一权力无限的领袖。⑦所以称它们为一党独裁的国家可，称它们为一人独裁的国家也可。它们也有代表机关之设，或仍称国会，或称苏维埃代表大会，但这些都不是民主国家的议会可比，都不是建筑于人民自由平等选举的基础上的，而都是独裁的党可以包办，或至少可以占绝对优势的团体。
因为俄意土德等国的国家权力是无限的，所以它们在经济及文化上的设施也和民主国家有南辕北辙的悬殊。它们变法极易，而对于人民的强制力亦较大。国家可以经营民主国家所从未经营的事业，国家也可以限制民主国家所绝不敢限制的个人权利。结果它们对内可以消除各职业及各阶级间无谓的纷扰及自相抵制，如罢工，停业，及竞卖等等，而对外则可以举全国的力量以应付国际间的经济斗争。固然诸国之间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努力也不能谓为已得到完全的成功，但以比民主国家，则确有指挥若定的好处。
分别言之，俄国的独裁建筑在苏维埃之上，而各级的苏维埃，虽不尽为共产党人，但因受制于共产党，故与共产党人之一手包办者无别。共产党虽仅有党员二百万，但因其为有组织，有理想，有计划的团体，故能削平反侧，且禁止别的政党的存在。它一方操纵选举，一方又做感化人民的工作。按照共党的主义，只劳动者享公权，而不劳动者则无权；只国家得有产业，而人民不得有私产。因之，一切工商企业俱由国家经营。苏联宪法中类似人权一类的宣言其效用不在保障人权，而在伸张国家的权力。宪法，法律，与命令三者之间俱无法理上的分别。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权之间亦无厘分。总言之，国家之权是无限制的，国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仅是国家行使职务时的一种工具。
共产独裁的成绩是人民的平等自立，及全国高速度的工业化。其最为世人不满的地方则为旧式自由之无存。俄人只能服从国家的命令而工作，但不能自行其是。
意大利是法西斯蒂党的独裁。法西斯蒂党的各种党员约有四百万人。党虽也有执行会及评议大会，但党魁墨索里尼有发号施令之全权；他在法西斯蒂党内的地位尤高出于斯大林辈在俄国共产党内的地位。
意大利在形式上虽仍奉行1848的民主宪法，但实则已变成所谓“会社国家”。在这新国家中，只会社有地位，而个人则没有地位。意大利一切生产的人民就其所事的职业而分隶于七种不同的会社。这七种职业即自由职业，工业，农业，商业，海空运输业，陆地及内河运输业，及银行业。除了自由职业无劳资之分外，其余六种，劳资两方皆分别组织。自一地一场所推而及于全国，自下级而上级，七种职业皆有系统完整的组织。是以全国从事工业的各种工会联合而成全国工业联合工会，全国从事工业的企业家则联合而成全国工业协会。各业联合工会复合组成全国总工会。然这些联合工会及协会俱是法西斯蒂党的工会及协会，受法西斯蒂党的指挥。各地各处劳资两方的组织又根据平等的原则合组“会社”，以便依照法律，解决劳资间的纠纷。⑧中央及有会社部⑨及全国会社会议之设。⑩会社部为行政各部之一，职在联络并统率劳资两方面的各种组织。会社会议则（因全国会社的组织尚未完成）暂由全国各联合工会，及全国各业协会推举代表组织，职在讨论关于生产及其他的经济问题。国会虽依旧存在，但国会议员的候补者，由各业的全国联合工会及协会分别推出，选举等于这些团体所举的代表的批准。国会议员仅是会社的代表而不是数千万个人的代表。而且经济的法律须先经会社会议的讨论，故会社的重要益形显著。
简单言之，法西斯蒂党是意大利的统治者，而会社则为国家执行其职务时的工具。
因有法西斯蒂党的独裁，劳资自相残杀的冲突已不发生。生产的效率亦远过于1922以前。私产虽无限制，但劳工的状况也已大有改良。且国家如欲限制私产亦无不可。法西斯蒂主义为世诟病的地方也是私人无政治上的自由。
土耳其的宪法是民主的，但实际上则是国民党的独裁，而凯末尔则为唯一的党魁。土耳其固然也有国会，也有选举，但别的政党既不能存在，则国会直接是国民党的集团，而间接则是凯末尔的工具。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现代的独裁制度及极权国家…
俄罗斯行共产，意大利尊会社，即德意志也有所谓中心思想，土耳其的国民党则除了致力于国家的独立及人民的近代化的工作外，并未牢守一种经济上的主义。但国民党既握有军权，政权，及组织人民团体之权，国家的权力自然也无限制。政府如欲将一切生产事业收归国家经营，它也是有这权的。
凯末尔独裁已一方面使土耳其脱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提高了土耳其人的文化。教育发达，迷信破除，女子解放，交通便利；凡此俱为凯末尔独裁几年来的成绩。这些我们认为独裁的成绩，因为如不独裁，则这些富于革命性的设施是不易，甚或无法实行的。
德意志民族社会党的独裁尚未满一年，故不易言其成绩。不但成绩难言，即其政策有时亦欠鲜明。然它多少和法西斯蒂主义相似，则是可以说定的。第一，希特勒自称为“领袖者”；这和墨索里尼之自称为“首领”，是一致的。第二，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故国社党在所谓“同治”政策之下，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其过去历史和民社主义相差太远者，如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等等，则一律勒令解散。第三，根据同样的理论，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则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因此种种设施，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于一党。国会为民社党一党的国会。国会既可修改宪法，伸张国家权力，限制人民自由，民社党自可无须形式上的革命或流血的革命，而取到无限制的威权。无论为政治的，或为经济的。民社党人本以造成所谓“极权国家”为号召。“极权国家”者，盖即指国家权力无限之意，而此无限的权力则寄于民社党。
希特勒独裁的成绩，在经济方面尚无具体的表现，但在政治方面则已消灭了一切的党争，并已提高了德意志的国际地位。它所以被人訾议的理由与别的独裁相同。但它之反犹太主义则更为世人所一致攻击。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何者为适宜于现代的制度（1）
三、何者为适宜于现代的制度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决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行。
民族主义自欧战以后确比从前更见普及，更趋浓厚。国际间的组织及合作在欧战以后固也大有进步，但民族主义并不因之而见缓和。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它只会更盛而不会衰减。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有二，一为国家经济力量的增进，一为军备的注意。两者本是相连的，但前者尤有基本的重要。因为工业发达，而生产力量伟大的国家不难于短时期内增加军备，而工业不发达，生产力量不大的国家，即有比较完整的军备亦难持久。工业化本是近代社会的自然的倾向，再加上民族争存的需要，在最近的将来，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势必求于最短期内发展工业，而较发达的则势必求维持它们向有的比较优越的地位。在这种尖锐化的竞争的过程之中，凡比较敏捷不浪费的制度将为大家所采纳，而比较迟钝浪费的制度将为大家所废弃。不论在那一个国家，统制经济迟早将为必由之路，因为不采用统制经济政策者，其生产必将落后。
如果经济的民族主义并不十分发达，民主国家本不妨维持其向有的制度，而徐图改善。但经济的民族主义既如今之发达，则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为增进其生产力或维持其向有的优越地位起见，任何牺牲亦将为各民族所忍受。由上面的比较我们认为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
代民主政治而起的制度已实现者一为苏维埃制，一为法西斯蒂制。我们认为这两种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两种制度外，它种代替物别无存在的可能。我的意思刚是相反。我以为英德一旦变更现在的生产方法，而采用统制经济时，其所采的政治制度大概不会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主义，更不会是俄国式的共产独裁。穿了制服，拿了短棍，在街上示威，多数英美人不会做；开宗明义就将私产取消，多数英美人恐不肯做。英美所赖以实现统制经济的制度或将为一种知识阶级及资产阶级（即旧日的统治阶级）的联合独裁，但独裁的目的则在发展民族的经济，且不自私地增进平民的生活，而不在为资产阶级自己谋特殊的享受。我所以有此推测者因为英美的统治阶级是最能见机而作的。但这种推测当然很有错误之可能。
我以为阶级斗争之说虽有马克思的辩证法为后盾，但在民族主义的高潮之下，或将无从实现。上一次的世界大战已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势力可以打破阶级的观念。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时，恐怕也只有民族之争而无阶级之争。纯粹的共产主义应无疑的包含阶级斗争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但苏俄现行的共产制度已专注重于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我深疑今后继民主政治而起的制度，无论自号为共产，或为社会主义，或为会社主义，其注意之点将为民族的经济实力之如何培养，而从前尝引起剧烈争论的革命理论，如阶级斗争或小资产阶级反动说等等，则将置于脑后。
英美法等民主国家终将采用何种制度，是无法推测的。不要说英美法，即俄意德现行的独裁制将演成何种的最后制度，我们也难悬拟。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这点我认为已有充分的说明。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
何以独裁是少不了的一种过渡制度呢？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苟不用独裁则民治时代一盘散沙式的生产制度将无法可以纠正过来。今举一例以明我说。英国一班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总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实现工业民治的理想制度。然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能实现，亦不能收统制民族的生产能力之效。它缺乏一种强制力，它无法令全国合作。只有独裁能纠正民治时代的散漫，而强迫人民服从以全民族的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计划。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何者为适宜于现代的制度（2）
就独裁而论，一党的独裁自比一人的独裁为优。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
我应当声明，这里所谓的独裁当然不是指普通一班人的所谓独裁。这里所谓独裁一定要独裁者——无论是一人，或一群人，或一党——能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克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上面所述比较成功的四个独裁，无论是共产党领袖，或是莫索里尼，或是凯末尔，或是希特勒，其中有的对经济制度的认识尚嫌薄弱，但其他各条件，大都俱是具备的。
独裁的最大危险之一即是极易引起国际间的战争，而民主政治则比较足以阻止战争的发生。这种看法容许是不确的。上次的大战，俄德等国固然乐于一试，即英法等国亦何尝踌躇？而且现在的俄意等国亦并不太乐于作战。即使上说是确的话，我也以为与宏恉无关。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总是难以幸免的。独裁及统制经济之所以深得民心者，正因它们之较便于备战。故我们可说备战是因，而独裁是果。
有人也许要问如果独裁，统制经济，民治的放弃等等皆为预备民族间的斗争而起，则何不索性将根本问题予以解决？何不想法根本消除民族斗争的原因？我的答复是人类的计划多少须和今生有关，而不能过远，或过重理想；过远过空便失了实际的意味。我们尽可痛惜民族主义之太趋极端，民族间的大战距今一二百年之人尽可视为人类最愚蠢的举动，但民族主义的澎湃在今为一种难以阻止的巨浪，求民族的自存为我们当今的急务。苟只有独裁能增加民族的经济实力，则独裁便是无可幸免的制度。
而且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上述四个国家的独裁者，虽对于少数人取缔极严，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俄的选举为一个阶级的选举，可以不算外，其余之国的选民（与未有独裁前的选民大致一样）皆尝以绝大的多数来表示对于独裁者的信任。
赞成民主政治者一方提倡个人自由，一方又声言民治为大多数人福利的保障。然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
政治制度是一最现实的东西，不能永久地为我们的感情所牵制。我们的感情，因为过去的习惯及环境的关系，对于新制，尤其是索缚自由的新制，总不免有一种热烈的反感。我们反对极端国家的最大理由，仍是个人之无自由。然我们于推重个人自由时我们常不免过分重视个人对于事物之标准或价值。实则个人的估价离了社会的估价是无意义的。卫生的设施，如隔离及检查等等，对于社会有益而对于健全的个人则为害。独出心裁的一件衣服对于个人似为一得，然往往耗费许多物料及人力，转不如服一制服之为佳。在极端国家，个人的价值固有降到零点，而社会价值成为一切估价的标准之势，然这绝不是文化的退步。所以人类的成见迟早总须加以改正的。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中国将来的政制
四、中国将来的政制说到我们中国，我们是除了所谓旧文化，——古董式的文化——外，一切落后，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我们第一个急务是怎样的急起直追，求为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庶几最可怕最惨酷的世界大战到临时，我们已不是一个毫不足轻重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国人几乎是全体一致的。不过关于达到这目的的方法则说者各异。有的以为应从平民教育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增进人民健康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开放党禁，提倡民治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分治合作，不再内战，埋头建设着手。但我以为我国应经的途径是和别国无异的。无论是增进人民的知识及健康也好，或增加人民生产能力也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绝对无成的。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欲求达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办到。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后，国家也是弱而无力，不足以与别的民族作经济上的竞争。
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欲使全国工业化决非一二十年内能够做到，但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于下次世界大战时一方可以给敌人以相当的抵抗力，而一方又可以见重于友邦。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
这样的独裁制度本不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所不能容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本不是我上面所指的民主政治，而民生主义则本是为民众谋福利的政策。所谓党治，训政，及一党独裁，从最后的解析说起来，本是一件东西。所以如果国民党能独裁，一方铲除破坏统一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阶级，一方则偏重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则这种独裁的结果必定可以增加国家的权力，增进民族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赞助。
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盘散沙，民智落后，能力微弱的民族，我们尚望其能进而成为一个近代国家，则国民党中兴，国民党能成为有力的独裁者的希望自然也不是没有。不过像它过去那样地缺乏能力，缺乏目的，则它当然不能成为独裁者，更不要说是成功的独裁者。
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一切的制度本是有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及地义。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注释①“极权国家”为“TotalitarianState”一词的试译。
②见拙著《德谟克来西的危机及将来》，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刊》，第一卷，第二五至五○页。“③我于《德谟克来西的危机及将来》的一文中尝以“平民政治”译德谟克来西。如政治而真能由平民主持，且为平民谋福利，恐反对者将世无一人。然英美等国的政治既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故我不用“平民政治”一词，而用比较中立的“民主政治”。
④英国无成文宪法，因之宪法与法律之间无分别。但重要的政制及人民的自由权有变更时，也必经过民意直接的表示，故在事实上英国与别国无分别。
⑤有好些人向以为民治在工业国较易实行，而在农业国则独裁易于持久。日内瓦大学校长WERappard即持此说。
⑥无产阶级所组织的政党，其能完全接受民主政治者不多见。德国近十余年的社会民主党即此中的一个。然它卒因此而致有今日的毁灭。参阅IteinriekStrbel，DieDeutacheRevolution，IhrUnglitek，andihreRettung.⑦俄稍不同。
⑧192643《劳工关系法律制裁法》。
⑨192672《会社部法》。
⑩1930320《全国会社会议法》。
莫索里尼称HDuee希特勒称DerFübrer。
Gleichsehaltung一字不易解，更不易译，应作一切受同一的管理，且通力合作之意。
“极权国家”一词在意德为流行的名词。我之共产党及土之国民党固不以此自称其国家，但俄土两国的权力既无限，它俩自然也是一种极权国家。
严格的说起来，意大利并无统制经济，但会社会议是能担负这种大事的。
LordEustacePercy为拥护民主政治甚力之一人，但他今所主张的议会政府是须采用意大利的会社观念，且出以牺牲自己的精神的。
同样理由，西班牙数年前的独裁当然还不及民治。
这类我所说个人估价及社会估价即individualvalues及soeialvalues之意。
革命与建国 吴景超：革命与建国（1）
革命与建国吴景超蒋廷黻先生在本刊第八十号里，写了一篇“革命与专制”，在他文章的结尾，有句话说：“现在中国作国民，应该把内战用客观的态度，常作一种历史的过程看，如同医生研究生理一样。”
他那文章里的意见，我有一部分是不能表同情的，但这一句话我却十二分的赞成。我对于他提出的问题，也曾下了一点工夫。几年以前，我受了西方讲革命理论者的暗示，便想从中国的内乱史上去下一番分析，看看能否找出一种内乱的法则来。两年以前，，曾在《金陵学报》一卷二期中发表了我的研究成绩的一部，题为“一个内乱的分析——汉楚之争”。在那篇文章的结论里，我曾说过：
我这儿所提出的系统，便是蒋先生所说的历史的过程。这个系统，经过好些朋友的讨论，以及我本人两年来的思考，觉得字面上还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但大体还是可以保存的。现在为讨论的方便起见，我愿意把上面所说的八个阶段，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期自苛政至现状推翻，可以称为打倒旧政权的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一时期。
第二期自群雄争权至统一完成，可以称为创立新政权的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二时期。
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复，可以称为建国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三时期。
假如用这个观点来观察时局，我个人的私见，以为自清室推翻以后，这二十余年，我们闹来闹去，还没有跳出革命的第二时期。本来这个时期，在历史上长短是不一定的。短的如秦政权的推翻，到汉政权的创立，中间不过五年。长的如东汉末年董卓政权之推翻，到晋政权的创立，中间竟闹了八十八年。所以我们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混乱，乃是革命中必走的过程，而且二十余年还不能算是最长久的。也许有人要问：革命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第二个时期？打倒旧政权之后便进行建国的事业，不是最经济的办法么，为什么革命者都不走这条捷径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我们从历史的研究，也可得到一个局部的答案。我们以为旧政权推翻之后，便有群雄割据的情形发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参加推翻旧政权的人，除推翻现状之外，对于别种主张，别种政策，并不一定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每于现状推翻之后，便分道扬镳了。项羽与刘邦，在推翻秦室之前，是合作的，秦室推翻之后，便分裂了。刘秀与刘玄，在王莽的政权未推翻之前，是合作的，王莽推翻之后，便分手了。其他类此的例，不胜枚举。第二是因为参加推翻旧政权的人，各人都有野心，谁都愿意作领袖，谁也不甘居人下，所以在野心与野心相冲突的时候，自然革命的势力便分裂了。上面所说的项羽与刘邦，两个都是有野心的人，一个看见秦始皇，便说“彼可取而代也”；另外一个看见秦皇帝，便喟然太息，说是“大丈夫当如此也。”试问这两个有野心的人，如何可以合作？即使当首领的人没有野心，那些“攀龙鳞，附凤翼”（用耿纯劝刘秀语）的人天天从旁怂恿，也可把首领的野心培植起来。此外如人民的知识愚陋，组织的能力薄弱，都可使群雄割据的时期，必然的在旧政权推翻之后出现。
群雄割据的时期，无论久暂，总要演化到统一的途径上去，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统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举几个显著的例：如东汉的统一，是以武力平赤眉，平渔阳，平齐，平陇蜀之后完成的；唐的统一，是以武力平东都，平河朔，平陇右，平河西，平河东，平江陵，平江淮，平山东之后完成的；宋的统一，是以武力平荆湖，平蜀，平南汉，平江南之后完成的；明的统一，是以武力平汉，平吴，平闽，平两广，平夏，平滇之后完成的。不过武力虽然重要，而运用此武力的，还要一个能干的领袖。这位领袖，至少应具下列几个条件：第一，他要有为国为民的声望，这种声望，是建筑在领袖的行为上面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或开空头支票所可奏效的，因为中国的人民，虽然是愚笨得可怜，但是自从读了四书之后，都学会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秘诀，不容易永久上当的。第二，他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网罗国内第一流的人物，来与他在革命上合作。假如他的左右，只有二三等的人物，那么统一决不会由他完成的。第三，他要有开诚布公的胸怀，要使得与他接近的人，都觉得这位领袖，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后才可以感动他的同僚，使得与他合作的人，都肯为革命而投死效命。现在的革命事业，有国际的背景在内，所以当领袖的人，尤为不易。除却上面所说的条件之外，还应当有现代的眼光，以及一个高明的外交政策。假如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位领袖，革命的第二时期，便可早日结束，否则不知道要延长到哪一年。不过我们对于中国统一的前途，并不悲观，因为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革命与建国 吴景超：革命与建国（2）
在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虽然现在有人提倡以开放政权的方式来统一，但是据我看来，开放政权之后，一部分的官僚，一部分的政客，一部分以学者而兼政客的人，可以踌躇满志了，但于统一是无补的，对于大多数人民的福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细想，开放政权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便可停战于疆场，相战于议场么？武力便可受政治的支配么？在各军阀所管辖的范围中所举出的议员，能反抗各该地军阀的意旨么？以前议会中所演的把戏，现在不再重演么？假如我们对于以上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便可看出在这个时候谈开放政权，未免是不认时务。此外还有人提倡以联省自治的方式来统一的，这种论调，在过去二十年来，时起时歇，但提倡这种方式的，大多数是各地军阀的代言人。这些军阀，实力既不足以统一中国，同时又不希望有别人来统一中国，因而消灭他们的实力，所以每唱联邦自治之说，以为他们的护身符。假如我们现在要拥护这种主张，实际便是拥护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是明眼者都看得出来的。联邦自治的理论，固然不可一笔抹杀，但真正的联邦自治，也是要统一后才可以实行，决不能以此为手段，而达到统一的目的。因为既然谈到联邦，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便要实行划分，此中最紧要的军权，便应划归中央，但在这个时候，要各地军阀，拱手而让军权与中央，岂非与虎谋皮吗？假如地方拥有庞大的军权，岂非还是群雄割据的局面，与统一有何相干。除了以上的二说之外，还有一说，现在也占有相当势力的，便是以建设谋统一。换句话说，主张以建设谋统一的人，想在第二个革命时期中，便行第三个革命时期的事，以为这样中国便可统一了。
两千年前，齐国的人就有一句俗话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我也愿意对这些讲以建设谋统一的人说：你们虽有那些建设的方案，还是放下等等罢，现在并不是谈建设的时候！历年来的建设方案，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以及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私人函件中所讨论的，以及这个会议那个会议中所闭门创制的，真是用得着古人的形容词来说，虽不能汗牛充栋，也可以车载斗量。但是建设的成绩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答案是“一点也没有！”建设方案之不能实行，原因虽然很多，但据我看来，主因还是因为现在乃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建国的时期。我们得设法早日脱离群雄割据的时期，然后可以进行建国的事业。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又如近来有许多忧国之士，觉得中国沿海岸的发展太速，颇为危险，于是陶希圣先生，主张今后中国要以内地能够避开敌人主力攻击的地点做中心，建筑经济的政治的组织。两星期前翁咏霓先生在清华演讲，不约而同的也注意这点。他还以四川为例，以为四川值得开发。这都是很好的见解，但在中国未统一之前，这类的计划，都无实现的可能，乃是我们所敢断言的。
总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分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此时来研究建国的计划，是无妨的，此时来谈建设的实行，未免超越时代。
二二，十二，二三。
革命与建国 寿生：试谈专制问题（1）
试谈专制问题寿生吾人可说：从前的专制，是“权力的专制”，现时所谓的专制，是“旨趣的专制”。不管拿破仑也好，成吉思汗也好，明也好，清也好，他们统一的基业，都是建在权力上的，他们所得以行使其专制，多是靠其权力的。现在则不然了，意大利，苏俄，德意志的独裁从表面上看，似是个人专制，是似由权力所得，其实是不然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的行动，实不是他个人的行动，而是许多人愿望的行动，不过以他们作政令的发出者而已。他们的同党，他们的羽翼，不是服从他们的权力，不是受他们雇买，乃是他们的同志。他们公同信奉的主义，虽出于个人，或数人的思想，乃为其同党者所满意，既如此，此主张已非个人或数人的主张，而成为同党公共主张了。所以，吾人敢说：现时代，个人的独裁已经行不通了，建立在权力上的独裁，已经过时了。如像上说三国的政治情形，而必要说是独裁，那只好说是“旨趣的独裁”。
权力的独裁时代，只要时来运到，流氓，光棍可以作皇帝。旨趣的专制，没有思想，热情，伟大的人格，是不会发生的。即或你盗窃点他人的东西，来玩点小把戏，时光的冲洗会把你的真面目现出来，自会为人唾弃。故依“旨趣专制”的意义讲，与其说苏俄是共党专政，无宁说是马克思独裁。
英，美，法的议会制度，实也是“旨趣专制”。他们各党有各党的领袖，各党有各党的党纲，各党有各党的意向，各党员在同一的意见下活动。他们是以理论来征服人民，是取获人民的信心，是以他们的意见酿成全国的意见，不是用枪口指定人的胸膛，叫人服从。也不是全国人各异其心，混乱一团的政治。这不可说它是“旨趣专制”吗？不过，英，美的“旨趣专制”，是多元的，互换的；而俄意是一尊的，欲无限的延长其“旨趣”罢了。由此，吾人可知，人类文化愈高，权力的用途益小，人民的知识越丰富，古典式的专制越不可能，“旨趣的专制”将益显。因在此种情势下，一有力的思潮发动，易取得人的共鸣；理论不充分的，将无法存在，理论充足者，势必将整个社会笼罩，以等待新的替身。这并不武断，只要看现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明地里，不敢直表白其意向的那种狼狈相，就可明白一时代的主干思潮，一时代的要求，其力量之伟大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势怎样？吾人还能容忍古典式的独裁吗？一般人只从皮面看，以为中国的混乱，只在军阀捣鬼，而忽视知识青年的行动。只认为是枪炮的交战时期，而忘了也是思想的交战时期。枪炮上取得胜利了，在信仰上未取得胜利，也不能坚固其统一的。
蒋胡二先生，为“专制”二字所迷惑，于是一个说，专制是必要的，一个说是不可行的。而蒋先生甚至于怀念我们民国的锡福者，袁世凯了！所以他很明显的说：
蒋先生说得十分对，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人民毫无保障。可是小专制是罪恶，人民无保障，所谓的大专制也不过是小专制的一员发展的，在此大专制下就可以得福利吗？老虎豺狼狮子同是吃羊的。待狮子把老虎豺狼平服后，羊就得安全了吗？我们所要求的如是而已？而这样的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吗？所谓的大专制，小专制，实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的玩意。小专制，给人民的痛苦，是不定的，疟疾的。大专制给人民的痛苦，不过是有层序的，肺炎的罢了，又何有利之足云！蒋先生所举的英，法，俄那时国人很欢迎君主专制的例子，本身就足推翻蒋先生的理论，因为时代已不同了。我们的祖先，从前打敌人的东西是箭与刀；现在要拿野炮，小加笼了。现在还叫一个有心性的人，去跪在溥仪马蹄脚下三呼万岁，我看是不见得办得到的吧。蒋先生虽爱国心切，惜未将专制分清楚，又忽视了时代。他说“反对袁吴的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不知二等军阀之能反对袁吴，正是人民意向的反映呢。
在中山先生开办黄埔军校，革命军还未北伐时，那阵全国青年旨趣的同一，实在令人惊吓。各省的学生，好些不顾一切去投考黄埔。广东一举一动，一呼一吸，全国人都关怀。就在学者方面，从私人的信件，发表的文章上，也可以看出那时对广东之同情。直奉的内部，早已为群情所摇动，故北伐军一出，而直奉军披靡。那时革命军的兵力能敌直奉军吗？这已可以透一点“旨趣专制与权力专制”的消息了。而二等军阀能以打倒的“权力专制”，是倒而不足惜的。俗语说：“真金不怕火来烧。”
“二等军阀”这几个字，蒋先生用得很妙。破坏统一者为二等军阀。那末，统一者为谁呢？真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了。就是“头等军阀呀！”蒋先生虽未明白的说出，但“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还不够吗？想头等军阀用武力统一中国，其违背时代与于国家有益否且不说。单讲他能否成功，亦是问题。我们看袁世凯那时的威势是何等利害，但终因云南贵州两个边僻小省的反对而倒台。吴佩孚盛时，其势力已达于四川贵州了。但广东军一出，他特识的袁祖铭亦张起革命军的旗帜了。武力之不足凭如此。武力的独裁是只有战乱，不曾统一的。现在的事实还不够瞧吗？至于私忠与公忠的问题，也未免皮毛的观察了。在这几年的内战里，很可看出的他们的勇，不是自愿（革命军北伐性质不同）的，是强迫的，是督战者用大刀机关枪逼着上前的。现在出名的猛将，那一个不是曾用大刀机关枪杀戮后退的兵士的人。你如去问一个小兵愿意打内战不，其回答包管是“否”。九一八后汉奸固多，但是各兵士对这次战争的认识是不可厚非的。事实昭然，只要会看报的人就知道。他们何曾是只知私忠，不有国家观念，不过为饥寒所迫，不能不如此罢了。而真正无耻的，倒是“士大夫”。
革命与建国 寿生：试谈专制问题（3）
蒋先生的专制论，很明显的是武力专制。只要有一个人能行使其武力专制，他就满意了，专制的结果如何，他是不问的。就是胡先生所引出的开明专制，他亦不屑一顾。这真令人奇异。难道一旦如蒋先生所谓的专制实现，只要它不拒绝科学机械能维持治安，就叫我们重新把辫子留起，吸鸦片，踱方步都可以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蒋先生最痛心的是东一革西一革毫无益处徒使人民涂炭的局面。这是谁也痛心的。不过，要明白其所以这样东一革西一革的原因，是还未能做到“旨趣专制，”未取得人民多数的信心，未能顺导人民的要求。这固是可悲的现象，同时也是可喜的。因为，假面具已经欺不了人了，无真本领的政府已取不得人民的信心了，人民已堪作水，政治活动者，是金沙江的金与沙，在一个淘皿中沙子终归是要被淘汰的！经这二十二年的洗荡，人民已有了认识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现在欲想统一中国，而行古典式的专制，真是做梦。路走不通，当求讨不通的原因，想法打开才是。负手走回去，不是办法。
中国已经乱得够格了。而想做土皇帝的人，在在都有。故吾人不顾愚昧来试讨论此问题，希望人知道做土皇帝已不可能；全凭武力来统一徒延长战祸。欲行专制，只有“旨趣专制”一途可走。因“旨趣专制”是积极的，今时代的，顺人情的。非欲与胡蒋二先生争辩也。行文间有欠温和的地方，乃笔势所致，非有心也，望谅之。
独评八十期，八一期已寄给人了，又因脚痛，不便出街，故只就近两期胡蒋二先生的论文说话，且是择要言之。如有机会将再说。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了。
革命与建国 胡道维：论专制与独裁 （1）
论专制与独裁胡道维欧洲各国于大战之后，社会紊乱，经济崩溃，残局几至不堪收拾；结果悔祸厌乱的人心，便会合坚强不挠的领袖，顺时应天的产生了所谓独裁政治，企图以一时的高压，求得百年的底定。俄罗斯与意大利行之于先，西班牙希腊奥斯利亚等国效之于后；前仆后继，趋之若鹜；最近德国之希特勒更从而推波助澜，大有使此20世纪之法西斯蒂式的寡头政体席卷天下的气概。最后，我们这政治腐化而思想沉闷的中国，也都受了这世界潮流的波及，亦思有以效颦；年来大声疾呼以独裁政治为提倡者，朝野上下实烦有徒；近且变本加厉直以专制为号召者，黉舍内外亦颇不乏人。国人不察，不免作吠影吠声的盲从；一念之差有如星火，燎原之祸不可响迩：杨严的劝进，张康的复辟，都是思想简单的文人与行为鲁莽的军阀闹出来的把戏。因此，现在乘此两派人尚未合作成功以先，我们只有不惮词费的把这个兹事体大的问题，平心静气的提出来与国人一相商搉。
首先，什么叫独裁？什么又叫专制？我们应先观察它们两下比较的性质，然后进而讨论它们是否适合于时下的中国。我以为独裁与专制绝对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至少它们也有下列三种差别：
第一，独裁是法治，专制是人治；独裁是有法的专制，专制是无法的独裁：换句话说，独裁与专制之下，权威观念固然是同样的过于膨胀；独裁者与专制者固然是一样的大权独揽；但是专制者乃是一味秉承“朕即国家”的精神而丝毫不受法律限制的施行其个人意志的；而独裁者却完全以法律为根据，其庞大的威权与职位是出于法律的容许，最后还是要遵循法律的常轨与限制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上有违法的独裁者，而无违法的专制帝王；因为前者有法故不应违法，而后者无法故无可违法：有不应违之法——姑无论其法律性质如何特殊—定不失其为一种政治制度：无可违之法那便直是政治制度的缺乏了。远如上古罗马的各种独裁都是引宪法以为基础的，此节姑且不必备论（请参看McIver：ThemodernState，P347）。近代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独裁者，当推英国17世纪的克郎威尔（Cromwell）；而克氏第一次专政在英国实行“共和”（“Commonwealth”）时代（自1649至1660年）之初期，第二次专政在施行所谓“保护制度”（“Protectorate”）时代（自1653至1659年）；第一次系以1647年成立之所谓“人民协定”（“AgreementofPeople”）为根据，第二次又是以1653年制定之“政府组织法”（“InrtrumentoftheGovernment”）为基础；而这两种法典都是国家根本大法，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对于这种国宪的限制也是只有奉命惟谨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在最近历史上轰动举世观听的独裁制，莫如欧战后苏俄所创立的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制度；其全国行政大权乃操于一个内阁——他们所谓“人民委员联合会议”的手中，这个内阁乃为“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一种最高立法机关的性质——所产生，这个立法机关又系由每年举行一次的“苏维埃联合会议”所选出，而这个苏维埃大会又是由各省各市各乡村的苏维埃——即工会的意思——所选举的代表而共同组织的；这种复杂综错而条理井然的制度，完全建造在1918年全俄苏维埃大会所制定的宪法的基础上。就是近年来势力弥漫全球的意大利怪杰墨索里尼指挥下的法西斯蒂独裁制，也绝对不是目无法纪的单纯专制的机构。世人只惊羡墨氏身兼六职，操纵中枢，而不详察墨氏的势力乃基于法西斯蒂党的势力，法西斯蒂党的势力乃基于国会中绝对大多数的议席：按1923年意国会所通过的选举法案，任何政党在大选时如能于各种政党中获得比较多数的选票——只需要比较多数，并不需要大多数，更不需要绝大多数——便可以攫取国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席。法西斯蒂党于1924年大选中，获得总投票的百分之四十，便取有议席三十六位；从此法西斯蒂势力巩固植于国会，广遍播于社会，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然而凡百运筹举措，一遵法律常轨，实与绝对不受法定限制的专制大异其趣。且更有宜加注意者，1848年公布之宪法，迄今尚巍然健存，一个政党非仅在选举时应循1923年法案所规定的轨道；即于掌握特权后，亦须时虞陨越。处于这种制度之下，独裁的墨索里尼如果倒行逆施，亦可失去法西斯蒂党的信仰；专政的法西斯蒂党如果倒行逆施，亦可失去社会的信仰；结果1923年选举法所规定的特殊恩赐，或一旦为他党所攫取，亦未可知；此种事实在寻常情形下固然是很难发生，但亦有发生的可能，那是毫无疑问的。今日法西斯蒂党以执政党领袖墨氏在意大利的势力地位，煊赫固然是煊赫，稳固固然是异常的稳固；但是比较英国美国或任何其他法治国家的当权的政党与领袖，也不过是一种程度的差别——而不是种类的差别。综此以论，专制的独裁制度——无论其为个人的，如克郎威尔的独裁；或为阶级的，如苏俄的无产阶级独裁；或为政党的，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独裁——莫不与法律共始终；根本性质与普通法治初无异致，至多也不过是一时非常局势下所权宜施行的一种非常法治罢了。
革命与建国 胡道维：论专制与独裁（2）
第二，独裁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专制则本身便是目的。从广看，独裁不在求独裁者的利益，而在谋全国家的幸福；而专制除专制者本身以外，无须别图增进其他任何人的福利。从直看，独裁是暂时的，是适应一种最急事变的权宜之计。而专制是永久的，是安置于平常时期间的子孙万世之业。独裁是过程，是阶段，因为它还要引到非独裁，而专制是终局，是目标，因为它不要进到非专制。譬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便常以“大局敉平，还政于民”为言。此种论调闻之于墨氏执政之初年与1923年选举法所掀起国会内外的评论，尤属不一而足。如果苏俄的当轴真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自当以阶级独裁而进求各阶级的平等，决不应以目前时局为其使命的完成。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民党也何尝不以“训政”为手段，而以“宪政”为依归呢？加拿大的学者马基夫尔McIver说：“另一非常体制，便是狄克推托制；而所谓狄克推托制，便是一种暂时权宜引用以迎合一种危急情势的君主制。罗马的狄克推托制，在学理上便是如此的。并且在近古时代，某某统治者——有如克郎威尔辈——亦尝假“拯救”国家之名而实行统治”。足见独裁制乃是剧乱之世“拯救”国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平日解决国事的长治久安之策。
第三，独裁者只独揽政治权，专制者则并独揽财产权；独裁者只独揽主权，专制者则并独揽经济权。独裁者只以人民领土为其统治权的对象，专制者则直视人民领土为其所有权的对象。故独裁者的威权虽属庞大，然只在一方面庞大；而专制者则尽两方面所有威权而占有之。独裁制犹近于近代民主制，而专制制则直属于中古封建制。国家的人民与领土，归政府统治，而不归政府所有：在美国如斯，在英国如斯，即在目前的意大利俄国德国亦莫不如斯。但是，昔日欧洲的君主神权论者，却以人民为帝王的子女。旧年中国的传统观念，亦以帝王为人民的父母：此皆为专制主义者的现身说法。又如孟子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宗庙响之，子孙保之”一类言论，实为异曲同工：且直认人民领土为专制帝王之自由保有不动产权了。所以独裁的流弊，只是政府过于强大，只是压迫。专制的流弊，则可以生杀予夺而无所底止。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便为独裁与专制是否适合于中国的问题。首先，独裁制能实行于目下的中国吗？独裁制是以法治的礼制与精神为先决条件的：中国一向实行的是人治。即至今日，这种法治的基本要素尚付阙如。一旦将庞大的威权搬移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则专权者国家既无法律足以限制其威权并监督其威权的行使。专权者又不甘自以法律限制其威权并监督其威权的行使。最坏的是社会上又没有充分的法治习尚与精神足以济政治体制之穷而限制专权者的威权并监督其威权的行使。结果，必不会造成一种暂时的，以全国幸福为前提的，专门徜徉于单纯的政治权的范围以内而不逾越雷池一步的独裁者；而一定反会造成一种永久的，专以谋私人利益为目的的，视国家为己有而径于人民领土之上实行其财产权的专制者。在法治制度与精神向未充分发达而立定深固基础的今日中国或任何国家，欲实行独裁制那是决然无疑的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在我们这种环境之中，独裁甫经成立甚或未经成立就要变为专制了。民国以来，从袁世凯以下，都是些专制的帝王，而不是专政的独裁者。
那末，我们实行独裁既不能，实行专制又可以吗？而中国现在主张实行专制的人们（在中国主张独裁的人，也就是主张专制的人：因为中国的独裁，是无法的独裁；无法的独裁，依上述原则，就是专制。）大概可别为二派；一派人是有主张而无理由的；他们唯一的出动点，就只有他们一副传统的专制脑袋；他们都可以说是些“生而专制”者，实在不值得我们一谈。第二派人是因为目击“内战绵延，岁无宁日，军阀割据，国势瓦解”，故从而提倡以“武力完成统一”，以“大专制消灭小专制”；他们的存心固属可悯，然而他们的理由却又太欠讲究了。“武力”“专制”既是无“轨道”无“法纪”的，所以也就是无“保证”的——不但不能保证其必能福国利民，亦且不能保证其必能统一（注：在此处我将武力与专制并为一谈，因为专制是建造在武力之上的；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至于专制不是建造在法律之上的事实，我在前部便已有所阐明了）。最大的武力与最大的专制，最大的结果也只能勉强凑合一种统一的局面，而不能真实缔造一种统一的邦国。中国历史的演进，大都由于扰乱而跻于专制，由专制而复归于扰乱——往往复归于更大的扰乱。这种循环现象，虽不能证明专制必不能统一，至少也能证明专制不必能统一；虽不能证明专制必不能统一，至少也能证明专制必不能统一于久远。民国三四年的袁世凯算是统一了，后来如何？民国十七八年的国民党算是统一了，而今如何？远的如司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吴算是统一了，且算是专制了；几不旋踵而八王构兵五胡乱华，弄得中国分裂到三百年之久了。隋杨氏篡周平陈算是统一了，且算是专制了；曾几何时而群雄蜂起又陷天下于瓦解崩溃了。更远的如秦始皇帝政并天下一统郡县，伐匈奴收南越，算是统一了，且算是专制了；然而万世天下仅至子婴被杀而又发生楚汉战争了。专制统一的成绩，窥诸史实，不过尔尔。
革命与建国 胡道维：论专制与独裁（3）
复次，武力是不合于中国民族的习尚，专制也是不合于中国历史的背景的。就大致的情形而论，中国在辛亥以前只有过暴虐，很少有过专制：专制有如上述与独裁都一样的是威权的庞大，不过独裁还须走法律的轨道而专制便丝毫不受法律的限制罢了；但是暴虐却不是威权的庞大，而是威权——无论怎样小——的滥用。旧式的中国政府，职权实薄弱到可怜的地步，通常行使的只有征收直接税权与执行刑法权二种；并且连此些小的职权，不但不曾集中在一人，亦且不曾集中在中央，而是分别散置于各省及各地方官吏的手中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体制，说不上是专制，只可以说是民治，过分一点直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制。张学良氏欧游返国，述其感想，谓西方人拥护领袖的热诚，远非吾国人所可冀及。但是我们的人民为什么不知真诚的拥护我们现在的领袖呢？那就是因为这般有长久经验的无政府主义者，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抱着“帝力与我何有”“政府与我无关”的理想，不惯于受辛亥以后陡然从欧美搬来的强权政制的摆弄的原故。近二十余年来政治的纠纷与扰攘，以其说是专制的背景上不能实行民治的明证，勿宁说是在民治的基础上强制实行专制的流弊。在这种“一盘散沙”的局势下，欲产生一种强力政府，尚且与民族精神格格不入；若欲成立一种专制体制——无论其专制为如何形式——那便更与人民心理水火不能相容了（注意：强力政府与专制绝不相同）。我们当前的急务，不在采行专制政府，或施用强制武力，以达到苟且统一勉强偷安的目的；而在戮力培植民族本身的黏贴性，用以促进国家内部的团结力，然后企图逐渐增厚政府的力量与威权，以适应物质建设潮流中的需要；另一方面，仍须厉行民主制，以避免强力政府与民族精神必然的冲突。换句话说，今日的中国实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困难环境中：不增加政府的权力不足以完成近代国家的使命，但若增加的太骤太重又足以掀起人民心理的反响而遭遇失败。要于离心的潮流下求得向心的总结合，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有采行民主制；因为近代的民主制固然是别人的，而原有的民主精神的确是我们的；这是假借别人的制度，无悖于我们精神的满足我们现在需要的办法。然而这种伟大的工作——一面培植团结力与黏贴性，一面厉行民治的工作——却有一个伟大的先决条件：就是普及良美的教育，借以达到杜威所谓“改造东方人的心灵”的目的。这种心理建设是非数十百年不为功的，然而我们切不可见其功效缓滞而加以忽视。我们往近代的人类历史上一望，在在都是我们的教训与模范：德国的真实统一，不曾完成于卑斯麦的铁与血，而完成于德国的教育与海格尔一派的哲学；意大利真实统一，不曾完成于加富尔的摆与布，而完成于意国的教育与马志尼一派的哲学：其实德意的统一又何尝过于缓滞呢？我们要从戊戌政变以后即继而从这一面戮力迈进，到今日也许已然大功告成了。我望我们社会上负有教育责任与领导民族思想的人们，对于这一点要多加注意。
最后，我们在今日还有一层很深重的顾虑：我们环顾四境，到处是军阀当权，武人跋扈。在这种情形之下，而仍欲提倡专制，那便等于助纣为虐。结果定必不只是专制而是武人专制：专制在今日中国定必产生武人专制，亦犹独裁在今日中国定必变为专制。而在一切专制之中，武人专制断然无疑的要算是最恶劣的专制了；因为专制的武人不但不能受法律的限制，且不能受专制者个人理性的限制，更不能受公众舆论的限制，亦不能受历史批判的限制：一旦无恶不作，则人民真只有如詹姆斯一世所说的“向上帝祷告”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们岂可以驱猛兽以食人呢？
所以，我们反对独裁，是因为中国不能实行独裁！我们反对专制，是因为中国不可实行专制！从而我们反对武力统一，是因为武力不能真正的统一，也是因为武力必产生独裁，独裁必转变专制！
二十三，一，二十二，北平
革命与建国 张弘：专制问题平议 （1）
专制问题平议张弘独评为专制问题，曾引起一场煞是好看的论战。这回对垒的主将，甲方是胡适之先生，乙方是蒋廷黻先生。适之先生在“建国与专制”一文内，对蒋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中，有这么一个：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八一号第二页）这也是个活问题，重要的问题，值得大家仔细研究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以为用不着去温习英法俄等国的历史，而须直切了当地一方面看看现在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审察我国的国情和经过。
为什么要看现在的国际环境呢？因为以当今的交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来讲，小环境已决逃不了大环境的影响了，而且越到将来越厉害。为什么要审察我国的国情呢？因为要量身材作衣服。为什么看国情而同时又要回溯一点自家的往事呢？因为现在为过去所规定，现象不尽是偶然。
以上述方法观测的结果，个人不禁要套用蒋先生的两句话：
为什么说不专制不行呢。很明显地，当今世界潮流趋于集权：政府的职务，从警察进于保育；政府的政策，从放任入于干涉。如意，如德，如土，如俄，不消说了。就是老牌子民主共和的美国，近来已走上这条路了。其他不少的国家，或隐或现地酝酿着。这是民治主义的反动，这是因为民治主义的本身确有不能讳言的缺点。
我们承认：议会政治确有它的长处，例如集思广益，共同负责，避免专横，如此等等。但它的缺憾也不少，例如道旁筑室，减少效率。况且有些事非当机立断不可，不容许从容讨论。假定错谬。日本丘浅治郎说：“古来就有‘瞎子一千，明眼三人’的谚语。无论在什么时代里，明理的人本来很少的。”（《进化与人生》，刘文典译页十三）所以，一人投一票，假定各票的价值都一样来计算，那是不对的。事实上智慧决非人人平等，政治经验也不是人人一样的。陆志韦说：“代议制的第一个障碍，自是一般人政治经验的太不平等。”（《社会心理学新论》，页一四九）应该平等者是机会，是法律，不是天赋聪明和后天的知识。真正民意不易实现。陶孟和先生于十五年在北大曾讲到“如何使人民的意志表现，这是民治政府的问题。从前有选举权者少，现在已扩到女子和无产阶级。如何使这样多人的意志表现，真不容易”。法国Benoist说：“所谓多数者，实是少数。”因为投票者常少，而在此少数投票者中，占多数，即可当选，则当选者所得之票，名为多数，实则少数。无论何国选举，但有不愿选举者：或在家休息，或到咖啡店消闲。如何使这多数人去投票，很费手续。想被选者事前须游说各地，发表主张，以汽车接人去投票，开游园会与人周旋，对慈善事业多多输捐，……民意如此表示，真伪很是问题。”注意！这还是高明的那一套。其次请看比我们进步的东邻。周鲠生先生的“日本的政府与政党”有云：“日本虽有防制选举腐败的法律，虽然对于不法的选举行为有司法的检举，可是贿赂买收的风气盛行，而威吓情面的关系也是惯事。……植原氏说，他自己说到日本选举腐败的情形，至于觉得太惭愧，有说不出口的地方。”（《现代评论》第五十三期）我国是至少三千年人治的国家，向来缺短奉公守法的习惯，向来于个人的权利义务闹不清楚。至于所谓自由平等的真谛，则更说不上。以如是的国家，孙中山一下子把它改为民主，实际上只轻轻地换了一个招牌，无怪乎有些人感到过去这二十二年空名共和的滑稽。（参八二号三页）从前民主立宪之为人最欣羡的政治制度者，因当时经验不够，忽略了其中有人的问题，更忘了其中有必经的阶段。戊戌政变如果成功了，也许过渡还快些也未可料。因为那时系统未坏，作事比较容易。现在土皇帝太多，兼之有些人妄讲自由，乱谈平等，真有点不好收拾。至于人民方面，他们的意态，确如寿生先生所闻于村夫野老者。若辈曾叹息痛恨道：“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那里像这个样子？就是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八十六号页十）请问：这样的人民，怎能行使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举权？请问：人民发出这般的怨言，又岂尽是他们之过？事实上，人民是不管事的，代表也真是不代表什么人的。适之先生劝蒋先生不必过虑人民不要选举代表，因为他们最不要纳的租税，然而他们也还是纳租税（八六号页六）。诚然，但这种纳法已经够可怜了，够勉强了。我们似乎不要它还好点。还有，蒋先生以为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一般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不是对国家的（八十号页五）。这个认识我认为也颇正确。胡先生道：“照广义的说法，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八一号页四）这个看法也许对，但至多是可以施于从前，现在则决定不是了。为什么呢？组成民族国家的要素，据法国19世纪史家古浪日（FusteldeConlauges）说，不是种族，也不是语言，乃是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利害，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回忆与希望。因是人们乃愿携手偕行，乃愿共同工作，乃愿敌忾同仇，乃愿为同胞而生，为同胞而死。持此以观，第一，我们可以发现缺乏共同的观念。适之先生说得好：“我所说的意态是指中国知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八五号页五，再参阅大公报丁文江先生的“公共信仰与统一”）第二，我们可以发现缺乏共同的利害（事实上有，但人们不顾）与情感。这事吾不忍言，好在大家都明白。所侥幸者，尚有点共同的回忆和将来的希望罢了。这本来也怪不得，这有过去的和现在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组织作背景。只消一加分析，便丝毫也不稀奇。我相信：现在不少的中国人，还是被封建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脑筋里有家，有乡，有省，有亲戚朋友，有舅子老表，有私人关系，没有国家。蒋先生说：“日本人费少许钱财，就能雇中国贫民来杀中国贫民，聘中国士大夫来对付其他的中国士大夫。这还算一个民族国家吗？”（八三号页三。）民报里的“思黄”说：“吾侪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这个主张，我们是赞同的，适之先生似是反对的。综计适之先生反对专制的理由，有三个，吾人试一一叙评：
革命与建国 张弘：专制问题平议 （2）
（一）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八二号页四）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领一般风从草偃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许多人是可东可西的，须看率领者的人格如何，知识如何，诚意如何，毅力如何。所以，我们不愁无拥护的群众，但愁无真正的领袖。这真正的领袖或像样的领袖，是可以因时势的要求而产生的。
（二）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适之先生很悲观地道：“中国这几十年，排满的口号过去了，护法的问题过去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那一个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国问题还不能团结一个当国的政党，还不能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最可痛心的教训。”诚然，但我们要稍加分析。排满口号的过去是正常的，因事情已完了。在未达目的时，其魔力确曾魔动一世，鼓起风潮。试查清末那般人壮烈的牺牲便知非谬。护法问题的过去也是无怪的。它也曾掀起洪涛，轰传一代，使当之者披靡。倒帝的标语，因为自己预备不充，且喊者本身就无多大诚意，甚至于他们就是寄荫在帝国主义的字下者，所以民众对之无多大信仰。抗日的口号亦然。总之，非没有题目不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假如有，我相信：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为他自己的生存起见，也会有看不破的时候。中国待做的事情还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已经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上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譬如屋子，你自己不赶快收拾，别人要来越俎代庖呀！况且到了民主宪政训练成功时，开明的专制已无需了。专制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的意见，不幸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成训政的时期了。（当然训政要有像样的人来训，不成问题。）况且议会制度有名无实，大团体不是用思想的处所。英国第一流人材如赫胥黎之不愿入议会，并非无由。胡先生之拥护议会政治，我相信，是从前的教育环境使然。至于蒋吴二先生，论虽似激，到是偏重实际。
本于以上的论证，所以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既然这么讲了，怎样又说专制也不行呢？在心理方面，旧日的纲纪早已陵夷，系统早已破坏，譬如神圣已被亵渎了，敬畏的情绪已化作烟云了。当今之世，人人都是领袖，谁服从谁？人人都讲自由，谁能管谁？中山先生说得好：个人的自由太多，则国家民族的便太少了。他最初提倡自由平等，后来见着流弊，终想法挽救。但鬼儿子已经放出了鬼门关，颇难于收得转来了。这个苦头，他自己就吃得不少。中国现代的读书人，十有七八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所以要想做出一件事来，真不容易。试看一个团体的内容，便知分晓。因为太无纪律，其结果团体的办不好，公共事业的消沉，洵理有固然，势有必至。说起来也真痛心！以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留学生——万分之一甚至若千万分之一的大学生与留学生——然而开起会来，还没有“民权初步”的常识，还常常闹得一塌糊涂，以至于解体分崩，怎能说得上真正的共和国家啊？还有，有些中国人，历来只要骏骨，不要骏马；只崇拜死英雄，死圣贤，不要活物。这种坏习惯，一方面是嫉妒心太重，一方面是当地胡椒不辣，一方面也由于没有民族意识，不知向外与人竞争之故。日本人不然。他们有。西方人更有，因为他们历来的国际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因之所养成的心理也不一样。日本是西方的大弟子，所以他也能团结，也能一致对外。中国？你休想！咱们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蒋先生说他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不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八十号页四），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啊！
革命与建国 张弘：专制问题平议 （3）
在物质方面，适之先生说得很有理。以中国疆域之大，交通之不便，真有点鞭长莫及之势。我承认蒋先生的说法，中国现代当以大专制来取消小专制。所谓小专制者，是指二三等军阀；二三等军阀确是统一的障碍，应该铲除，不过理论虽然如此，事实上却颇难马上办到。适之先生说：“四川，云南，贵州，今日中央军队有何办法？新疆的混战，中央军队有何办法？广东广西的独立，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韩复榘打刘珍年，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阎锡山闭关自守，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八五号页六）况且就有办法，单靠武力也是不成的。这是由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早已证明，苟非痴愚，自不愿覆辙复蹈。武力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并非目的。许多人把它当成目的，以为武力万能，便大错而特错了。要使武力有效，必须有高尚的超个人的理想（ideal），必须以大多数的福利为前提，必须实行以民意为依归的“旨趣的专制”，才成。否则是盲人瞎马而已。寿生先生说得好：“旨趣的专制，没有思想，热情，伟大的人格，是不会发生的。即或你盗窃点他人的东西来玩点小把戏，时光的冲洗会把你的真面目现出来，自然为人唾弃。故依旨趣专制的意义讲，与其说苏俄是共党专政，无宁说是马克思独裁”（八六号页七至八）。是的，北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孙中山有高尚的目标，是因为他有伟大的人格，是因为他有真挚的爱民族的热情。以后之所以由明而暗，由盛而衰，由合而裂，确也由于当权者的失政。适之先生的这个看法（八五号页四），是非常真切的。
将以上两事——心理与物质的现状——来看，所以我认为专制也不行。
然则是中国就简直没有出路吗？还是有。是什么？是以建设来建国，是以建设求统一。以建设求统一，这是可能的，君达先生也曾认为并非空言（参一月二九日《大公报》社评）。例如交通进步了，则上述物质上的障碍可以减除，民族的自觉可以更加强固。实在的成绩有了，则已失的人心可以恢复，气象可以一新。脉络流通之后，经济必有改良；交际往来之后，畛域可以渐消。从前道路有壅，所以货物在有些地方不值价，在有些地方又贵得要命（请参阅丁先生讲贵州人吃盐的趣事）。从前道路有壅，所以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而至于如秦人视越人，不觉休戚相关，不知地大物博，也不明锦绣山河，真有可爱。（东四省，别人拿去了！请问：究竟有多少内地的人真难过？但假如有人要拿德国的莱茵河，或要拿法国的诺曼地，你瞧！他们才全体同你拼命哩！此无他，认识与不认识之故也。这话并非臆测，请比较中西的路政便晓。昔日别人骂我们是“无路之国”，注意，这是实行老子哲学的结果呀！）真的，认识都没有，怎能教人凭空爱起来？譬如面尚未谋，怎能说得上情感？昔日某女士说得好：她是不能爱一个不认识的人的。西方人民爱国家，我相信，和他们交通的便利大有关系。否则印象不能明了，不能深刻，不能引起难于割舍的情感。
这不过是随便举一例，其他可以类推。前面说过了，实在的成绩出来，则已失的人心可以恢复。不但恢复，而且向心力还可以逐渐加强，中央的地位还可以逐渐提高。条件并不困难，只要不断地，认真地，有诚意地，不贪污地干。如是作来，便是以建设求统一。至于说到建国，则更非加紧建设不可。为什么呢？胡蒋两先生均曾一再指出旧式的几千年的专制，没有尽他们建国的职责，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也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在解释方面，蒋先生提到了物质文明太落伍。胡先生对于这个落伍，只说了由于知识不够，人才不够与自大自满的关系（八一号），却忘了更重大的一个缘由——行使无为政治之过。物质文明落伍是它物质上的劣果，知识与人才不够等事，是它精神上的收获。证之有为的俄国罗马罗夫朝，大彼得的专制提高了俄国的物质文明，养成了一个知识阶级能当新政权的中心，奠下了现在繁荣的基础（参八十号页五），便可了然。
总起来看，我以为从当今的国际环境，从吾国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过程上观察，均需要专制；但从目前的物质状况与一部分人的心理上看，却又难于专制。但只要有人打破僵局，积极认真建设，拿出具体的成绩来与人看，我相信，可以专制，而且多数人要欢迎他来专制。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孟子说得好：“民之望之，犹解倒悬也！”此前某部分人的错误心理是可以纠正的，物质上的缺憾是可以人为补救的。并且亦只有人为的建设才可以弥补物质上的缺憾，亦只有人为的建设才可以纠正错误的心理。靠天吃饭不成了，鬼混也混不下去了。别无他路，只有斯途！当然，这所谓专制决非野蛮专制，非法专制，无限专制，权力专制，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而乃是开明专制，旨趣专制，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专制，不似旧日以个人为目标的专制，不似旧日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过专制，更不是吃粮不管事的无为专制。对于这种新式的专制，蒋吴与寿生先生赞成不用说，就是适之先生也不十分反对，只说其人难寻罢了。大家要认清：这正是缩短割据时期的一个良好办法，这正是在这个割据时期收到建国大业的一个良好办法（参八五号页七）。经我们以上的研究，我们对于适之先生所提出的那个大问题——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答复是肯定的，但附有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条件是什么？便是火速认真建设。君达先生说得好：“政府当以一种新精神领导全国！”
廿三，四，一，春假中。
革命与建国 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
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本月二十七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电尾有这样的一句话：
同日蒋介石先生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与学者公然鼓吹中国应采独裁政制的空气里，上述的两句宣言是值得全国的注意的。
“感”电说中国今日的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独裁政制的“必要”与“可能”，这都是拥护独裁的人们不愿意听的话。我们姑且不问这种宣言含有多大的诚意，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错。现在我们把这个结论的两层分开来讨论。
先论中国今日没有独裁的“必要”。
近年来主张中国有独裁政制的必要的学者，要算蒋廷黻先生和钱端升先生。钱端升先生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篇长文（《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里说：
钱先生的大目的——沿海各省的工业化——本身就是很可怀疑的问题，因为沿海各省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如煤铁的产地）的。况且在现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先见的人都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况且中国工业化决不是单靠政府力量的。工业化所需要的条件很复杂，政府的力量虽大，也不能作无米之炊，不能赤手空拳的剪纸作马，撒豆成兵。政府有了极度的权力，就能有资本了吗？就能有人才了吗？就能有原料了吗？单说人才一项，苏俄的五年计划，就需要一百五十万个专家。这不是有了独裁的极权就能变化出来的。所以如果独裁的要求只是为了“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我们不信独裁是必要的。
蒋廷黻先生所以主张独裁，是因为要统一政权。他的议论见于独立评论第八十号和第八三号，大旨是这样的：
所以他主张用个人专制做到武力统一。
这些议论，我们从前已经讨论过了。（《独立》八五号）总括说来，问题不是蒋先生看的这样简单。蒋先生自己也说过：
既然“毛病不在军阀”，我们就不能说“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了。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这里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谓“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了。说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时候某种“意态”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迹！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统一的障碍也不完全是二等军阀的武力，某些“意态”也是很有力量的。共产党的中心意态，不用说了。“反对独裁”也是今日不能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廷黻先生也说过：
“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应付的了。吴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建立他的内乱八阶段说（《独立》第八四号）也以为只有武力统一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阶段里没有“打倒独裁”一类的阶段。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伏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决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可以讨论中国今日没有独裁的“可能”。
我在独立第八二号里曾提出三点来说明独裁政治在中国今日的不可能：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独裁的人，或能独裁的党，或能独裁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不信中国民族今日的知识经验够得上干那需要高等知识与技术的现代独裁政治。
革命与建国 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
这三点，我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点。我说：
我又说：
我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就是说：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这个见解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这个见解实在太不合政治学书里的普通见解了。其实我这个说法，虽然骇人听闻，却是平心观察事实得来的结论。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向来自夸“混混过”（Wudding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费宾曾（TheFabianSociety）的运动最可以代表这个新的觉悟。大战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验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新式的独裁政治并不是单靠一个领袖的圣明的，——虽然领袖占一个绝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无数专门技术人才的。我们从前听丁文江先生说（独立第一一四号）苏俄的地质探矿联合局有三千个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队，我们都不免吓一大跳。现在陈西滢先生在上期独立里说，苏俄自从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据官方的统计，需用一百五十万专家，其中工业方面需用四十四万工程师及专门家；农业方面需用九万高级的，三十六万中级的专家，森林方面需用一万一千高级的和二万七千中级的专家；交通方面需用三万高级的和十二万中级的专家。这种骇人的统计是今日高谈新式独裁政制的人们万不可忽视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的使用他们的公权：这种训练是不难的。（我在美国观察过两次大选举，许多次地方选举，看见许多知识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
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我们呢？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满四十年的大学。专门人才的训练从哪里来？领袖人才的教育又从哪里来？所以钱端升先生期望的那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先生期望的那个开明专制，在中国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这个宣言的发表，表示在今日有发表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呢？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环境与时代”）都不容许“义俄政制”的产生吗？
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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