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独裁（新史学丛书）>
民主，还是独裁？（一） 背景和缘起
民主，还是独裁？
——七十年前关于“现代化”的一次争论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一、背景和缘起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使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有人说“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还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中间的复式社会”。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说只有弄清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化”的问题。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就是质疑者之一。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后来专心治学，在明清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已经50多岁。由于不满意那些一开口就大谈“主义”的文章，他拜访了胡适，并撰写《现代化与先务急》一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77号。孟森认为，大家不要再乱谈什么现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孟森的观点与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胡适在编辑该稿时，又以《建国问题引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文章说：早在戊戌变法时代，中国虽然也有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的争论，但是当时的知识界对于独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爱国等西洋文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只能包括“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热衷于宣传维新思想、中国人刚刚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怀疑现代文明、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的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说，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而所谓“现代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胡适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联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否定一切，“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出现的思潮。胡适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这种“相互仇杀、相屠相灭”的可怕局面。
胡适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
民主，还是独裁？（一） 胡、蒋之争
二、胡、蒋之争胡适的文章刚刚发表，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由十九路军发动，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支部队因为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深受国人爱戴和拥护，但由于其领导人蔡铤锴、陈铭枢以及李济深等人反对蒋介石，而下层官兵又受到国民党敌对势力的煽动，因此才发动了这次政变。
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第80号）一文中沉痛指出：无论革命的动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是连累了国家，连累了百姓。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内乱。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人。他在辛亥革命后赴美国留学，专攻历史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开始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退休后在纽约病逝。在这篇文章中，蒋廷黻还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随后他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得出如下结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说法，胡适无法接受。于是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驳斥。胡适在第一篇文章《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中指出：建国并不一定非要依靠专制，比如蒋廷黻所说的英国都铎王朝，就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而是一个议会政治、商业文明和文化艺术都很发达的时代。另外，中国自两汉以来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了，因此蒋廷黻的立论并不可靠。胡适在第二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中说，他既不相信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党、哪一个阶级能够实行蒋廷黻所说的“专制”，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中国能被哪一个独裁者所蒙蔽。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对他所谓“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作了解释。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湊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聚集在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他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馀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相比之下，现代独裁即开明专制却“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适说民主政治只需要幼稚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该文写完后，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再论建国与专制》，到晨三点半始完。其末段论民主政治为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此意似未经人道过。”（《胡适日记》第六册，第2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随后，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想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胡适全集》第22卷第25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看到上述观点之后，蒋廷黻对胡适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同上，第557页）因此他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为题，在《独立评论》第83号回应胡适批评的时候，只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世界各国都要“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第二，“近代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相比之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却导致“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因此他认为当前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民主，还是独裁？（一） 胡、蒋之争
三、吴、钱“挺”蒋
胡、蒋之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首先在《独立评论》第84号发表《建国与专制》一文，力挺蒋廷黻的“武力统一论”。吴景超（1901-1968）字北海，安徽歙县人。他早年进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继续在大学执教，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务。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内乱的过程和规律，认为内乱是由于主张的不同和私欲的膨胀，而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之后，才可以研究“现代化”等问题。
由此可见，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通过武力来完成国家统一，再通过专制来搞现代化建设，并非蒋廷黻所唱的独角戏，而是当时知识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想状态。至于这个独裁者究竟是谁，蒋廷黻表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吴景超则说：“这种领袖迟早要出现”。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却又不愿意明说。
对于蒋廷黻和吴景超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85号）和《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进行反驳。在前一篇文章中，胡适说他们所说的“武力统一”，其实是“马上得天下”的事业，还谈不上得了天下以后应该实行民主还是应该实行专制。在后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国民党奉行的“以党治国、党大于国”的现象有一段精彩议论。他说：“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这段议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武力统一”与独裁专制的合法性。
不久，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也参与讨论，并明确表示中国需要一个独裁制度。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人。他1919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文革结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钱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标题是《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文章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的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它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奉劝人们对独裁不必一味地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制度不见得不如民主政治。
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讨论开始以来“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于是他在这一年年底为《东方杂志》所写的元旦征文《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批评了钱氏的观点。遗憾的是，读罢该文我觉得胡适的批评未必中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涉及到“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之所以如此，不知是否与常燕生已经做过精采的分析有关。
民主，还是独裁？（一） 常燕生助胡
四、常燕生助胡1934年2月4日，《独立评论》第88号发表常燕生从山西太原寄来的文章《建国问题平议》。文章开门见山说：“中国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国有心国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可见这场现代化的争论，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世人的关注。
常燕生（1898-1947）名乃惪（燕生是其字），山西榆次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五四时期就开始办报，并参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他曾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第二年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30年代初，他有回到山西短暂工作的经历，这篇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常燕生客居成都，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并代表青年党出任国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国府委员等重要职务，并于1947年在成都病逝。
在这篇文章中，常燕生针对蒋廷黻、吴景超等人的“武力统一”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武力统一不可能，然后说：“还有与武力统一政策相伴而来的困难，就财政问题和民意问题。凡使用武力统一政策的人，势必尽力扩充军备，向外挑战，这样政策的结果，财政必陷于困难，财政困难之后，必须向人民身上尽量搜刮，结果民意对于这个实力派必发生怨愤，民意虽然无力，然实际向背可以影响到军心，这是历次内战我们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统一之故，对于谋臣猛将不得不加意联络，予以金钱美人及其他种种权利，结果政治上的种种罪恶就因此发生。如果既想使用武力，又要标榜廉洁，则谋臣猛将必因失意而为敌所诱，自身也难免失败。因此武力统一与政治罪恶又有因果的关系，而政治上的罪恶越多，民心也越去，统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辽远。历史上固然有逆取顺守的，然绝对违背民心而能统一者确乎很少。”
在批驳了“武力统一”论之后，常燕生还谈到建设问题。文章说：“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惟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负担不起的。在几千年官僚政治训练之下的中国，妄想以国家的力量来兴作一切，结果每办一事即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机会。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国的伦理观念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一时急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义，裁官减政，无为而治，使官僚无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灭。”常燕生的这些观点与胡适主张的“无为政治”完全一致。
接下来，常燕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主张。他说：“我认为中国今日欲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第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减政，澄清吏治，铲除盗匪，使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能够自由吐口气，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样的政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说说谈谈，把不平之气放出一点，社会上自然减少许多乱子。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再可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植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兴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动建设小规模的实业，将大建设的人才和条件都预备好了，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负担，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数政治领袖的环境来视一般穷苦无告的人民，以为连这一点点小小负担，何至都负担不起，这正如劝饥民食肉糜一样，终是一种笑话。”
对于国家领导人，常燕生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尽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领袖，但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的君主，而是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使大家不至于畏忌的普通人。这个人不能有消灭异己、独自称霸的野心，应该有消除军阀割据、推动地方自治的能力。文章最后说，真正的国家统一，只能在民权伸张的基础上实现。武力统一的专制的结果，只会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并给地方实力派“挟持民意”对抗中央的口实。
对于常燕生这篇文章，胡适评价很高。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法与独裁的讨论》中说：“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
随后，《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闵仁的《建国与建设》，第104号又发表张弘的《专制问题平议》。两篇文章都认为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这有点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奉行的“现代化”思路。
民主，还是独裁？（一） 争论再起
五、争论再起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联名发表通电，并在答复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苏俄等国的国情不同，所以没有实行独裁的必要。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权力中枢的政治信号，胡适很感兴趣，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表示欢迎。在第一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130号）中，他除了重申自己的主张外，着重指出：在不少政客和学者都鼓吹独裁政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在第二篇《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独立评论》第131号）中，他对通电中提到的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做了具体的补充。
胡适的文章首先招来他最要好的朋友丁文江的批评。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是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革命前夕，曾弃学从政，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后来又重返学界，1936年赴湖南考察途中，因煤气中毒而去世。
丁文江文章的标题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刊登在1934年12月18日的《大公报》，后来被《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文章提出一个至今困扰人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80%的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呢？文章说，即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何况那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宣传是要组织的，组织是要钱的，于是就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实际的政权”也会落入那些有钱人手里。紧接着，文章对胡适的“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人才”等观点作了批评，并得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的结论。总之，丁文江认为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这是一种与旧式专制不同的“新式”独裁制度，并提出独裁者必需符合他所提出的四个条件。
同年12月30日，《大公报》又发表吴景超的文章——《中国的政制问题》，其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现在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第二，我们希望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实现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作者认为：从事实上判断，中国现在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在价值判断上，中国知识界多偏向于民主政治，国民党在理论上也赞成民主政治；从技术上考虑，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完备，但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完成。
胡适对吴景超的说法未置可否，对丁文江的观点却非常失望，因此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以《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为题作了回应。他首先承认西方国家那些“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对政治是不感兴趣，也往往会上当受骗，但是他们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可能不会上当。因此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需要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到选举的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相比之下，现代独裁政治就大不一样了。独裁者为了“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除了需要一大批专家外，还要收买一部分阿斗充当自己的工具。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以后，“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裁者还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刬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文章最后针对丁文江和钱端升所谓新式独裁的说法，还强调指出：“中国今日若真是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旧式专制。”文章写好后，胡适还在一封短信中对丁文江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里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里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也来不及了！”（《胡适日记》第六册，第427页）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陶孟和以明生为笔名发表《双周闲谈——穆勒论独裁》参与讨论。陶孟和（1887-1960）名履恭，天津人，孟和是其字，以字行。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北京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长。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主要是介绍了约翰？穆勒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精彩论述。穆勒说，独裁体制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君主和一批诚实、可靠、能干、无须监督的管理者，但这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假如独裁制度得以实现，老百姓就只能把一切事情交给政府，就好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明一样。于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多余，他们的道德会受到摧残，他们的情操也会迅速萎缩，他们的宗教信仰则会变成最自私最狭隘的自我主义，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无所谓了。这样一来，全体人民就会“把智慧与情操都放在个人生活的物质的趣味上，等到物质的需要满足时，就放在个人生活的娱乐与装饰上。”因此他认为在独裁制度下，只有一个爱国的人，这个人就是独裁者自己。如果有人不愿意服从独裁统治，那就会构成犯罪。
对于胡适和陶孟和的意见，丁文江以《再论民治与独裁》为题，在1935年1月20日的《大公报》作了回应（《独立评论》第137号予以转载）。丁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表示这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选择。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此外，还有张奚若、陈之迈、陶希圣、张忠绂、忧患生等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参与讨论。张忠绂说：“我根本不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在现时的中国，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行政效率。”（《独立评论》第135号）忧患生认为：“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公式，一个迷人的幻梦。”（同上）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民主，还是独裁？（一） 尾声：纸上得来终觉浅
六、尾声：纸上得来终觉浅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4月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一再拖延的民主宪政即将开始，但是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对于即将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件大事，中国知识界议论纷纷，《独立评论》也发表陈之迈、萧公权、宋士英、张佛泉等人的评论，其中又以张佛泉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张佛泉是《独立评论》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后来去了台湾，因此我手头的几本人辞书都没有他的名字。上网搜索后，看到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中心”的介绍比较详细：“張佛泉，學名葆桓，民國前四年生於河北寶坻縣，是中國當代傑出的政治學者。張教授曾參與創辦五O年代台灣最重要的異議刊物《自由中國》月刊，也是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的首位政治學系主任（1954-1958）。他的《不可出讓的權利》以及《自由與人權》，可以說是中文世界中，寫作最早，也最有系統地探討人權思想及觀念的書籍，堪稱是人權思想與觀念研究的巨擘。尤其《自由與人權》早已成為國內研究人權思想的重要參考書籍，對國內的人權思想與觀念的傳播具有相當大的貢獻。本中心以张教授名讳命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http：//www.scu.edu.tw/hr/index_chang.htm）另外，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杨渡于2006年3月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与禁书的故事》，其中谈到他曾以地下方式出过张佛泉被禁的书。可见这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张佛泉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发表于第236号《独立评论》。文章说：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宪政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有关。也就是说，包括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以及著名活动家梁漱溟在内，都把宪政看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没有关系的空洞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认为要实行宪政，“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他们甚至主张只有“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就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基于这一原因，张佛泉提出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此外他提还出两点意见：第一，基于几十年来教育成就，中国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第二，由于城市的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因此地方自治应该从城市开始。这对于当今推行的村民自治也是很好的提示。
张佛泉的文章激起胡适的很大兴趣，他在编辑该文时写了《再谈谈宪政》，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方面表示“现在我很高兴，政治学者张佛泉先生居然也发表一篇和我的‘僻见’很接近的论文”，一方面又回忆起自己留学的经历。他说，我在政治学方面虽然是个外行，但也学过政治理论。不过，我的这些知识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实施的结论。”紧接着他解释道，我的政治学先生教我们时，正值美国大选，他要求我们每人每天看三大政党的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必须参加各政党的竞选演说。此外，同学们还必须搜集各州的“选举舞弊法”，并做出分析比较。胡适强调：“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胡适的这一经历，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比较翔实的纪录。
回顾这场关于“现代代”的大讨论，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思想界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赶上世纪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绝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制度，它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就可以实行。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把思想付诸行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中国才会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走上健康正确的道路。
智效民2007年11月26日完稿
争论的缘起 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1）
一、争论的缘起现代化与先务急孟森今之持国论者，以现代化为最明达之一流。一日，胡适之先生新自美洲回，予就谈此行观感，因叩之曰：“现代化有无界说？所谓现代国家，盖有三种：（一）资本主义国家，学者间以为过时之物，而权威尚为最盛。（二）共产主义国家，慕之则尊如帝天，畏之则避如蛇蝎。（三）法西斯蒂主义国家，推翻民主合议等资本主义科律，严禁阶级斗争等共产主义方式，似乎执其中矣。而又为国论之所仇疾；往往诋一人则曰此法西斯蒂也。于是在国内之所形成，凡倾向资本主义者，以封建思想论，一大罪也。
凡倾向共产主义者，以杀人放火论，一大罪也。凡倾向法西斯蒂主义者，以国家主义派论，其罪为党外有党，则又一大罪也。然则现代无一可化也。”适之曰：“现代化者，化其为用科学施之于一切，而以发达工艺增加生产为明效大验。无论何种主义国家，无不同向此点。吾辈所谓现代化，乃持此议。于世界之所谓某主义某主义，可以不论也。”
予以为此在野者之忧国，本不主持国是者之言论也。
若有主持国是之责，则现代化之中，必舍有主义在内。国民政府之起也，所郑重自标者曰：“以有主义，胜无主义。”及今而曰现代化，则以追随现代为主义以外之主义，是即示人以无主义而后可也。则又曰，现代化本非用现代之任何主义。若论主义，则自有三民主义在，乃超乎现代主义之上，而为国定之主义者也。夫三民主义者何？一曰民族主义。昔时以排满而革命，故以民族为主义；满既排矣，犹持此为主义，则是满之求庇异国，蒙之自组政府，藏之因隔绝而渐脱离，回之被窥伺而难控制，过问为是乎？则似非民族主义也。然必不以不过问为是。是民族主义已移步换形。昔之民族主义，为民族各争自由；今之民族主义，为民族务求融合。是国将有新民族主义，而无奈叛国或准叛国与不得志于国者，方各持旧民族主义以相抗也。总之，民族主义乃种族受人压迫时之表示。既已脱离他族之压迫，又不欲以压迫他族自居，则与其言民族主义，不如不言之为愈也。夫言民族，即民之感觉不同，犹有烦吾人商榷之余地。若民之有权与有生，则民自知之，吾可以不必言也。谓民无权，民之中自有有权者。谓民日促其生，民之中亦自有尚厚其生者。此可云代表之民权民生，乃间接之民权民生，非直接之民权民生。所谓主义者是否如是，且勿断言。惟民族主义则断乎已为时代性之所限，今日欲仍称三民，则为矛盾。欲竟称三民，则又滑稽。
然则内国主义为名不副实之装饰品，外国主义又为国论所悉数反对。是真如适之之言，不论主义，惟以现代化为主义以外之主义，而后可也。然而主国是者则必不能尔也。
即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则由此一面言之，由现代化之文体言之，谓之现代化。
由彼一面言之，由非现代化之文义言之，谓之师法外国。
夫以师法外国言国是，国之人已有异同之论。无论顽旧之人不谓然，即现代化之人，亦曰一国自有国情国故国俗等等，不能即以违国情背国故异国俗之他国政法蒙之，他国人物主之。然则现代化三字，未免笼统。惟现代化之文字，乃谓之“现代化”。其中若分析何者当化，何者不必化，何者不可化，则“现代化”一名不能包括。非现代化之文字，谓之“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遍物者，笼统之谓也。现代化者，笼统也，即遍物也。主国是者，自审于国之所当行者即行之，则急先务也，非现代化也。急先务，则师法外国，而不为舍己田尝人田；聘外国人，亦不为太阿倒持。国论本不以发达生产为非，似非现代化者独具先知先觉之圣。若其求发达而卒不发达，则国是不定之罪，不现代化者固与现代化者，同一束手无策也。
抑又有一现代化之语曰，“先决问题”。先决问题云者，似在科学管理及发达生产之先，非解决不可之谓。俄之五年计划，其主者生活在工人之下。在持现代化者果先持此义否？以我观之，醉心于物质文明，不以加人民之负担为疚心，曰民本不应无代价而获福利也。代价去矣，福利何在？此时仍不疚心，则曰吾自以谋福利而征代价，其不如吾之所谋，则环境为之，非吾本意。非吾本意则吾可以告无罪也。此则现代化之政家之态度也。若彼不现代化之政家，则流离破败之后，惟有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与国之人同甘苦；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则传闻俄共产政府之主者所谓享用在工人以下之真谛也。告政家曰，“汝学卫文公，汝学范希文”，此得为现代化否？惟彼共产政府之主者，则不惜开倒车而为类我不现代化之人之所为也。言现代化者为科学管理及发达生产束缚其定义，不复及超定义之道德操守事项。非不以为意也。亦曰此不言现代化而已可返求而得，不在我定义之范围内也。然或者又有“先决问题”之说，则无乃定义为现代化，惟“急先务”乃可并包此先决问题乎？
争论的缘起 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2）
又如“足食足兵”，此不悖乎现代化之语也。曰，必不得已而去，则首先去兵，其次去食；去食则死，死为自古所皆有，而信则终不可去。此或非现代化之语矣。然试问现代化之国有不欲得其国人之信任者否？能现代化之国，有未尝先得其大多数国民之信任者否？然则信不可去，似亦未尝非现代化。惟谓兵可去，食可去，则必为大反乎现代化者。然今以为兵不可去，此兵之一名，谓对外之兵耶，抑对内之兵耶？对外之兵，事实上早去之矣。所不可去者对内之兵耳。然而鼓吹盲从，激荡血气之勇，以踊跃增加不可对外之武力，岂不号于众曰，“所屈于强敌者，以武力不如人之故”？然国民之中，除募汗血之金钱，以卖奉汤玉麟之流者外，率不信武力之用，果在对外而非对内也。自古惟对内而需用武力，为决不可去之兵。若对外则去兵之先例多矣。小国以无兵立国，犹曰吾国非其比也。
美国若非以资本主义之过于现代化，致不能争市场于国外，则当其采门罗主义以前，固以无兵为国也。弱国而养不对外之兵，以武力压我者固明知之而姑听之。若德之于欧洲深讳言兵而忌者犹日日猜防之。苦作航空宣传，旧飞机奖券，不知国际相待如何矣。夫德而尊守条约，则亦去兵之先例也。是首先去兵，非不现代化之说也。借对外之兵以充对内之兵，非现代化之所有也。至食不可去，而去食则为吾国之事实。征战去之，捐税去之，种烟去之，匪盗去之，时贤之论著，已见者不少，未来者必尚多。海关粮食进口之册，尤足证明。惟昔时言去食者，尚曰必不得已去；今之去食原因，果尽非得已而不已否？此则不能无疑之事。然而去兵去食，总之为事之所已行，而据现时之国论，则奋兴于足兵者第一，呼吁于足食者第二。而民信则对民者自谋之，民则因其可信而加信，处于被动之列。且民之数甚多，我特一民，不敢言其置信之程度如何也。但觉其可去之程度，在兵与食之上，则非现代化者，信条与此相反，即现代化者如上文所举，似亦未尝不相反也。若不笼统于现代化之下，一一问何者为先务之急，则或者有一讨论之余地矣。
综而论之，国是之为国是，有超乎现代化与不现代化之上者，谓之“先决问题”，则专言“现代化”，似不足包括，言“急先务”，则先决之问题亦必即为所急之先务矣。更就现代化与不现代化言之，有实系现代所行，而我国自以国情国故国俗之所限，不欲其笼统受化者；亦有不在科学管理发达生产之设为定义以后，而实为现代之所必具之信条者。且此信条，不证诸现代，则问其所出，皆开倒车之四子六经，下至君主专制封建思想等时流所唾弃之史乘，苟笼统于“现代化”之下，必须予言者以思想落后之罪。一证现代，则又反成先决问题。然则以“急先务”之界说御之，今之谋国者，吾以为应有两种不可少之工作：一现代化之选择：取现代已有之成法，聚深通世界国情政情之士，条列其可以移用于吾国者，与不必移用于吾国者，质诸当局，证诸国论，又加审量期间，而后定其孰为最急之先务；既定以后，即为吾国当务之急，万不可再以笼统之“现代化”一名淆乱国是。一先决问题之选择：
四子六经所道之原则，与历史档案所悬之成式，其为组织政府之机关，何以能维风纪，而不至寄政府于京沪火车之上？何以能守信用，而不至置法律对付平民之上？何以能留记睹，而不至谓已过之政事常在明日黄花之列？古之谋国，以计及百年为最短；其所谓计久远者，是否存乎组织之间，而非空言以侈其亿万年有道之长而已？如果存乎组织之间也，则民国以前之政府大小机关，是否有考其功用之必要？较之现代所设机关，孰为为事设官，孰为为人谋职，一一比较而当务之急亦见。凡非现代化之界说内所有者，安知不反在先决问题之内？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文字具在，然意赅而言简，读之尚不易觉悟。清代档案，真为宝库，其组织政府之机关，多有不与普通人相接，而人不知其所司何事者；一经检阅其档卷，乃知稽察所在，督责所出，恒在此不直接外事之机关。然后返观史志，乃知其寥寥数语之职掌，正历代相沿之精意。即证诸现代各国之组织，亦必有同此作用者，而今之政府是否尚不注意及此？应聚能娴国内故事者标而出之，以大张其组织之能力。
此则又为急先务之要端，而不得以现代化笼统之者也。
建国问题引论胡适前几天，孟心史先生来谈，他说：“现在人人都说中国应该现代化，究竟什么叫做‘现代化’？”我们谈论之后，他回去就写了一篇很有风趣又很有见地的长文，题为“现代化与先务急”。（登在本期）他嫌“现代化”太笼统，不如中国老话“当务之为急”。他引孟子的话“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说“急先务”就是“自审于国之所当行者即行之”。他说，用“急先务”作标准，“则先决之问题亦必即为所急之先务矣”。
争论的缘起 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3）
“现代化”的问题，在本年七月的申报月刊上曾有很多位学者参加讨论，论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约有十万字。我们读了这二十六篇现代化的讨论，真不免要和孟先生表同情：这些论文好像是彼此互相打消，一方面说，“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罗吟圃先生的论文，页三三）；一方面也有人说“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唐庆增先生的论文，页六二）；同时又有人说，“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之学先生的论文，页五八）。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这种讨论所以没有结果，正因为一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现代”是什么，我们要化成哪一种现代？这就是孟先生说的：“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那个“形成的现代”是什么呢？1917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1917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
在申报月刊的讨论上，又有吴泽霖先生的论文（页九），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发生根本的疑问。他说：
文化是一个错误尝试的过程，中古式的文化当然是走错的歧路，“现代”式的文化也未免不是一条塞底的胡同。人类真正的出路，现在正还在摸索着。
但他又说：
我们以为中国现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已告失败的现代化，乃是正在萌芽的社会化。现代的物质文明当然为这种新文化所拥护而维持的：现代的精神蛮性（SPiritualBarbarism)却是它改造的目标。在物质生活方面，当然仍旧尽量应用科学，它更将进一步的把科学加以人化（Humanizatior)。
如此说来，我们此时还没有法子寻得一个“形成之现代”
做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至多只能指着一个“正在萌芽的社会化”做我们的理想境界。
这种迟疑，这种种的矛盾，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
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19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义，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在西洋各国，早已有怀疑的呼声起来了。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运动早已起于欧洲，那18、19两世纪的个人主义的风气早已招致很严厉的批评了。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及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著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行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因为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所以“新”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了。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19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俄的伟大的，坚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异议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
争论的缘起 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4）
今日国内人士对于“现代化”的迟疑与矛盾，都只是这十几年来文化翻案的当然结果。
我们要的现代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日已成了很不容易解答的了。因此，“现代化”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既不能明定现代的目标，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骤与程序。不但如此，大家对于“现代”的见解，显然有相背驰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协力，还有彼此互相消灭的浪费。若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么，这几十年的一点点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们的留恋，也许都得一把刧火毁灭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愿。若私家的工商业都不应该存在，那么，中国的生产事业都只好停顿下来，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出现。若近二十年的“文化运动”都只是如陈高佣先生（上述《申报月刊》页五○—五一）说的“西洋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那么，我们的教育学术也都得根本打倒，恭候那货真价实的真正现代文化的来临。——更可怜的，是近年许多青年人与中年人“本其所信，埋头苦干”，而因为目的不同，方向背驰，所以有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惨酷行为。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岂不是几种不相容的主义在那儿火拼？同是要把国家社会做到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地位，结果竟至于相仇杀，相屠相灭，这岂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议了。他说：“不要再乱谈现代化了！我们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商量出什么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然而“当务之急”也是一个相对的观念，也可以引起无穷的纷争。孟先生的办法是：
取现代已有之成法，聚深通世界国情政情之士，条列其可以移用于吾国者，与不必移用于吾国者，质诸当局，证之国论，又加审量其间，而後定其孰为最急之先务。既定之后，即为吾国当务之急。
这个办法也是不容易施行的。因为“何者可移用于吾国”，和“孰为最急之先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都依靠各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唐庆增先生说私人资本主义适宜于中国的生产；罗吟圃先生必定说“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行不得的”。在这种歧异不相容的意见之下，谁配做最终的判决人呢？至于何者为先务也必有同样的歧异。一部分人必要先打倒帝国主义，一部分人必说先须剿共，另一部分人必要先推国民党的政权。也许有人要先从教育下手，也许有不少的人要先买飞机重炮。也许还有不少的人（如今日广东的领袖）要先读孟先生说的六经四子！孟心史先生悬想的国是会议或先务会议，依我看来，必至于闹到全武行对打而散。所以“急先务”好像是比那广泛的“现代化”简明多了，然而到底还不能免于纷歧与争执。何者为先务，与何者为现代，同样的不容易决定。
我个人近年常常想过，我们这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急进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义，而忽略了用主义来帮助解决的问题。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些汤头歌诀，他们的用处只在于供医生的参考采择，可以在某种症候之下医治病人的某种苦痛。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们也不可只记得主义，而忘了我们要用主义来救治建立的祖国。
我们都应该回头去想想，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这建国的事业？练兵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捍卫这个国家？现代化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
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短时期就能解决的。这件建国的工作是一件极巨大，极困难，极复杂的工作。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譬如建筑一所大厦，凡可以应用的材料，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可以采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挂着什么字号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问题是造这大厦。若大家忘了本题，锄头同锯子打架，木匠同石匠争风，大理石同花岗石火拼，这大厦就造不成了。
争论的缘起 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5）
现在的社会思想家，大都没有认识这个当前问题。他们忘了这是一个绝顶繁难的大问题，其中包含着无数的专门技术问题。他们把它错看作一个锄头或锯子的小问题了。（上述申报月刊的现代化讨论，差不多完全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完全看作生产的问题。）欧洲人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建立国家的大问题，因为他们的国家都是早已成立的了。因此他们能有余力来讨论他们的社会问题，生产问题，分配问题等等。然而在我们这国内，国家还不成个国家，政府还不成个政府；好像一个破帐篷在狂风暴雨里，挡不得风，遮不得雨；这时候我们哪里配谈什么生产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造！
我不是说生产分配等等问题是小问题。我只是说，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国家生存的问题没有办法之前，那些问题都无法解决。例如土地问题岂不重要，然而在江西湖北国军赤军连年作战的状态之下，土地问题是否能有满意的解决？一切赤区的土地新支配，是否于人民有多大实惠？
这种支配的办法是否值得这连年血战的牺牲的代价？一方面是少数人抱着某种社会经济的主张，就去干武装的革命；一方面是当国的政府为了自卫起见，也就不惜积聚全国的精锐兵力去围剿。结果是人民受征战的大祸，国家蒙危亡的危险；政府所辖区域内的积极政治无一可办，而赤区内的社会问题又岂能在这种苦战的状态之下得着永久的解决了吗？
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
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问题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用的教训。这问题也不完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的问题，因为一来此时的世界正在演变之中，无有一个已形成的现代；二来我们的病状太危险，底子太虚弱，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这问题也不是一个“急先务”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满身是病痛，医头固是先务，医脚也是先务；兴利固是先务，除弊也是先务；外交固是先务，内政更是先务；学术研究固是先务，整顿招商局也是先务。
我前几年曾说过：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我们此后想把我们对这个建国问题的各方面的思考的结果，随时陆续写出来，请关心这问题的人时时指教匡正。
争论的缘起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1）
革命与专制蒋廷黻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
你说不革命罢，这个政府确不满人意。要想使它满人意，单凭理论是不行的。倘若你手无枪杆，无论你怎样有理，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县市—充其量，都是忌而不顾的。因为政府倘若要顾的话，不是政府里面的人的私利受损失，就是外面有枪杆的人的私利受损失。胡汉民先生近来说，政府这两年来没有作一件好事。这句话，一方面是过分，一方面是不足。过分，因为好事确作过，但不济于事，且所作的好事恐怕还抵不过所作的坏事。不足，因为不但这两年的政府是如此，近二十年的政府何尝又不是如此？其实，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这二十年来，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各种党派，各种人物，都当过政，大致都是如此的。照我个人看起来，就是北洋军阀如袁，段，吴，张，都是想作好的，但都是无了不得的成绩可言。因为他们的力量都费在对付政敌上去了。在对付政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牺牲建设来养军，不得不只顾成败，不择手段。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你说革命罢，我们的革命总是愈革愈不革。假若我们说，我们有个真实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它能济事么？在现今割据的环境之下，它能以全盘精力来改造社会么，它断然也是不能的。它的精力也会费在对付政敌上。它也必须打仗，必须练军，必须筹饷。在它的统治之下，无论它怎样想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的负担也是不能减轻的。且在这环境里，它也不能择手段。附和者只好联络或收容。久而久之，所谓革命军大半就不是革命军了，所谓革命党也不革命，只争地盘，抢官作了。等到事情过去以后，人民只出了代价，绝没有得着收获。
这个代价之高，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认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他写给大隈伯的信有这样一段：
顾以革命军之自力，而无援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非可预期。……日本与中国地势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日本既助中国，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自政府，下至人民，相互亲善之关系，必非他国之所能同。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孙先生不但愿意出此大价，并且要大隈伯知道他所出的价是比袁世凯所愿意出的还大。在这封书内，他继续又说：
现在之中国，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
（看参王芸生辑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六卷页三四至三五）以孙先生的伟大人格尚且出此，其他革命家不屑说了。中国现在谈革命，就离不开内战。一加入战争，无论是对内或对外的战争，那就无暇择手段了。这也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个环境的问题。比较说来，已得权者给外人的利总是比末得权者要低些。此中心理，孙先生也说过：
就另一方面言，则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故现时革命党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谓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革命党既然靠外援来夺取政权，执政者亦只能以同样手段对付。民国三年八月十三日袁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有这一段：“我政府正筹中日免除根本误会，以图经济联络之法”。后四天的电报又说：
前小幡面告，日政府确有取缔乱党之意，望代达主座。日前又提议，中国如愿日本实行，可提出希望条件，惟须有交换利益，日本方可对付。
争论的缘起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2）
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
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谁敢说中国今日能有一个“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呢？我们平日批评西洋的政治，说是资产阶级压迫劳工的政治。无论如何，西洋至少尚有为阶级谋利益的政治。我们连这个都没有。我们的政治都是为个人及其亲戚朋友谋利益的政治。所谓革命家十之八九不是失意的政客，就是有野心的军人；加入革命的普通人员不是无出路的青年，就是无饭吃而目不识丁的农民。这种人，如革命能改除一时的痛苦就革命，如作汉奸能解除目前的痛苦就作汉奸。拿这种材料来作建设理想社会的基础，那是不可能的。
从历史上看来，这种现象是极自然的，哪一国都不是例外。西洋英法俄诸革命先进国，原先都与中国一样，有内乱而无革命。如同英国，在15世纪，所谓玫瑰战争，也是打来打去，绝无成绩的。在15世纪末年，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TudorDynastr）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得休息生养，精神上及物质上成了一个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等到17世纪，政治的冲突于是得形成实在的革命。史学家共认没有16世纪顿头的专制就不能有17世纪的革命。法国在16世纪正处内乱时期。奇斯（Guise)及布彭（Bourbon)两系的循环战争闹得民不聊生。彼时有识之士如BodiL。及LHopital一流人物就大提倡息争主义，以息争为法国第一急务。在这种思想潮流之中，看透了内战的全无意义，及绝不能有意义，于是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于是在18世纪末年，政治一起冲突，法人就能真正革命。因为专制的布彭朝培养了法人的革命力量：换句话说：经过布彭朝的专制，革命不致引起割据，民族的意识太深了，不容割据发生，王权虽打倒了，社会上有现成的阶级能作新政权的中心；外国虽想趁机渔利，法人的物质及精神文化均足以抵御外侮。所以法国史家常说，布彭朝有功于法国18世纪末年的革命。俄国亦复如此。在16世纪末年及17世纪初年，俄国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革命。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d-ynasticstate)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第二，专制的罗马罗夫朝养成一个知识阶级能当新政权的中核。第三，专制时代提高了俄国的物质文明，使援助白党的外人无能为力。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满清给民国的遗产是极坏的，不够作革命的资本的。第一，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结果，皇室倒了，国家就成一盘散沙了。第三，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我们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我们简直无抵抗的能力。
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西人有个格言，说更好的往往是好的之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现在在中国作国民，应该把内战用客观的态度，当作一种历史的过程看，如同医生研究生理一样。统一的努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剪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哪种国家的问题。
十二月三日
建国与专制 胡适：建国与专制（1）
二、建国与专制建国与专制胡适上期蒋廷黻先生发表了一篇“革命与专制”，根据欧洲的近世史立论，说：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满清给民国的遗产是极坏的，不够作革命的资本的。第一，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
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
结果，皇室倒了，国家就成一盘散沙了。第三，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我们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我们简直无抵抗的能力。
蒋先生的结论是要指出：“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他的大意，不过如此。
可是他给了这篇文章一个很引人注意的标题，叫做“革命与专制”。他列举了英法俄三个国家的历史：英国若不经过16世纪的顿头朝（Tudor钱端升先生译为推铎尔朝）的专制，就不能有17世纪的革命；法国若不经过200年布彭朝（Bourbon)的专制，也就不会有18世纪的大革命；俄国若不经过罗马罗夫朝300年的专制，列宁和杜洛斯基也就未见得能造成他们的革命伟业。我们读了他的历史引证，又回想到他的标题，不能不推想到三个问题：（1）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2）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3）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我想，读了蒋先生那篇文章的人，大概都不免发生这三个推想。蒋先生将来一定还有更详细的说明。我现在先把我个人对于这三点的意见写出来，请蒋先生和读者指教。
（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
关于这一点，我的观察和蒋先生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蒋先生所举的英法俄三国的历史，在我看来，只是那三个国家的建国史，而建国的范围很广，原因很复杂，我们不能单指“专制”一项做建国的原因或条件。我们可以说那三个朝代（英的顿头，法的布彭，俄的罗马罗夫）是建国的时代；但我们不能证明那三个国家的建立都是由于专制。英国的顿头一朝的历史，最可以说明这一点。亨利七八两世做到了统一的功绩，亨利八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继续王位，尤其是他的小女儿伊里沙伯女王享国最久，史家称为伊里沙伯时代。英吉利民族在这一百年之中，成为一个强盛的民族国家，是有种种原因的。顿头一朝的几个君主虽然也有很专制的，如玛丽女王在三四年间因宗教罪过烧杀男女异教徒至三百人之多，但这种专制的行为只够引起人民很严重的反抗，而不能增民族国家的建立。玛利女王的末年是英国人民最痛恨的；她的恢复天主教的政策，也是最违反民意的行为。史家说她的时代的英国是几百年来是紊乱的时代，“不但法纪废弛，无领袖，无武备，无精神，无统一性，平时战时俱受侮辱；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英国只是西班牙的一个附庸国。”（钱端升译屈勒味林的英国史，页四○九）顿头一朝的两个英主，前有亨利八世，后有伊里沙伯，都能利用英国人民的心理，脱离罗马教皇的管辖，树立英国国教，扶植国会，培养国力，提倡本国方兴的文化。凡此种种，固然也可说是开明的专制。但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
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这种种因子大都不是在这一个朝代发生的，他们的起源往往都远在顿头朝之前；不过在这百年的统一承平时代，他们的发展自然更快了。
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英国的亨利第八时代正是国会的势力抬头的时代：国会议员从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国王建立新国教也须借国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而政权统一固不必全学罗马罗夫朝的独裁政治。
建国与专制 胡适：建国与专制（2）
（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国家？
关于这一点，我和蒋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照广义的说法，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我们现在感觉欠缺的，只是这个中国民族国家还够不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巩固性与统一性。在民族的自觉上，在语言文字的统一上，在历史文化的统一上，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试，任官，法律，等等）的统一与持续上，——在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来都够得上一个民族的国家。其间虽有外族统治的时期，而在那些时期，民族的自觉心更特别显露，历久而不衰，终于产生刘裕朱元璋洪秀全孙文一流的民族英雄起来做民族革命的运动。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
这个民族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两千年的统一政权的遗产。最重要的是那个最光荣的两汉帝国的四百年的统一。
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了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已？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于蒋先生指出的三种缺陷，只可以证明旧日的社会与政治的恶果，而不足以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国家。
第一，“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这是因为旧日国家的权力本来不能直接达到一般人民，在那“天高皇帝远”的情势之下，非有高等的知识，谁能经过那直接影响他的生活的亲属而对那抽象的国家表示公忠呢？18世纪的英国名人布尔克（Burke）曾说：“要人爱国家，国家必须可爱才行。”难道我们因此就说18世纪的英国还不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吗？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爱国家，一半是因为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想象一个国家；一半是因为国家实在没有恩惠到人民。
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欧洲各国都是新从封建时代出来，旧日的统治阶级还存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武士的阶级，——所以政权的转移是逐渐由旧统治阶级移归那新兴的中等社会的领袖阶级，更逐渐移到那更广大的民众。我们的封建时代崩溃太早了，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科举的制度发达以后，连“士族”
都不固定了。我们又没有像英国那样的“冢子袭产制”，遗产总是诸子均分，所以世家大族没有能维持到几代而不衰微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太平民化的结果，虽有专制君主有意维持某种特殊阶级（如满清之维持八旗氏族），终敌不住那平民化的自然倾向。辛亥革命之后，那些君主立宪党也无处可以请出一个中国家族来做那候补的皇室，于是竟有人想到衍圣公的一门！因为今日中国社会本无“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所以我们的建国（建立一个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的国家）事业比欧美日本要困难无数倍。但这是一个政权中心的问题，而不是民族国家的问题。
第三，蒋先生又说，“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物质文明的落后，是由于我们的知识不够，人才不够，又因为旧式的民族自大心的抵抗，不肯急起直追。这是和专制政体无大关系的，也不足以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以上所说，只讨论了蒋先生的论文引起的两点。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第一，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第二，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
，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脚住。
还有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这个问题，今天谈不了，且留在将来再谈。
二十二，十二，十一。
建国与专制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1）
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上一期我讨论蒋廷黻先生的“革命与专制”，曾提出一个主张，说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比较更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
这个问题，并不算是新问题，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丛报和民报讨论的“开明专制”问题的旧事重提而已。在那时候，梁任公先生曾下定义如下：
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一部分之自由，谓之制。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由专断而以不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野蛮专制。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开明专制。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饮冰室文集》，乙丑重编本，卷二十九，页三五—四一）现时有些人心目中所悬想的新式专制，大概不过是当年梁任公先生所悬想的那种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标准的开明专制而已。当时梁先生又引日本法学者笕克彥的话，说“开明专制，以发达人民为目的者也”，这和现在一部分人所号召的“训政”更相近了。所以当时民报社中，有署名“思黄”的，也主张革命之后须先行开明专制。当时孙中山先生还不曾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主张，那时他的三期论的第二期还叫做“约法”时期，是立宪期的准备。“思黄”所说，似是指那“约法”时期的开明专制。
汪精卫先生在当时虽声明“与思黄所见稍异”，但他也承认“政权生大变动之后，权力散漫，于是有以立宪为目的，而以开明专制为达此目的之手段者”。这正是后来的“训政”论。
平心而论，二十多年前，民党与非民党都承认开明专制是立宪政治的过渡办法。梁任公说：
若普通国家则必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经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顺序也。若经过之后而复退于野蛮专制，则必生革命。革命之后，再经一度开明专制，乃进于立宪。故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同上书，页五四）民报里的“思黄”说：
“吾侪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
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同上书，页八一引）民报与新民丛报走上一条路线去了。他们所争的，其实不在开明专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当日的中国能行开明专制，逐渐过渡到立宪，可以避免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而革命党人根本上就不承认当日的中国政府有行开明专制的资格，所以他们要先革命。汪精卫说：
论者须知行开明专制者必有二条件：第一则其人必须有非常英杰之才，第二则其人必须为众所推戴。
如法之拿破仑第一，普之腓力特列第二，是其例也（汪氏全文引见同上书，卷三十，页三五—五八。
此语在页四七）。
当日的政府确然没有这些条件，所以辛亥革命起来之后，梁任公作文论“新中国建设问题”，也不能不承认：
吾盖误矣！……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同上书，卷三四，页十五）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论之争，是值得我们今日的回忆的。二十多年以来，种族革命是过去了，政治革命也闹了二十二年，国民党的训政也训了五六年了。当年反对革命而主张开明专制的人，早已放弃他的主张了。现在梦想一种新式专制的人，多数是在早一个时期曾经赞成革命，或者竟是实行革命的人。这个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骤变，也是时代变迁的一种结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政治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他们心目中的开明专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丛报时代那样的简单了。现在人所谓专制，至少有三个方式：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最近美国总统的独裁，是由国会暂时授予总统特权，其期限有定，其权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国今日主张专制者所不屑采取的。）其间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国民党的民主集权的口号是第二式；如蓝衣社的拥戴社长制则是领袖独裁而不废一党专政；如共产党则是要一阶级专政，而专政者仍是那个阶级中的一个有组织的党。
建国与专制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2）
我个人是反对这种种专制的。我所以反对的理由，约有这几项：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二十多年前，民报驳新民丛报说：
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这句老话还有时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孔子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诉他的国君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为君之难，不知道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拿破仑与腓力特列固然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列宁与斯大林也是富有学问经验的天才。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来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
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日梦想一种新式专制为建国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时后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我们试看苏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专政历史，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才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基础。中国这几十年中，排满的口号过去了，护法的问题过去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那一个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国问题还不能团结一个当国的政党，还不能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最可痛心的教训。这两年的绝大的国难与国耻还不够号召全国的团结，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近年也有人时时提到一个“共同信仰”
的必要，但是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虽有墨索里尼，虽有希特勒，虽有列宁杜洛司基，又有什么幻术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他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我们看惯了英美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种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于说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话。照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资本主义的社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统治国家。（柏来士Bryce的“美洲民主国”曾历数美国大总统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国的政治领袖也不能比同时别种职业里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兰斯顿如何可比他同时的流辈如赫胥黎等人？）有许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二十二，十二，十八夜。
建国与专制 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蒋廷黻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得着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在这种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下，我们这个国家反从统一退到割据的局面。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近代的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帝俄已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但是现在的苏俄更加统一，更加集权。德国革命后的1919年的宪法比俾斯麦1871年所定的宪法就统一集权的多，而今年国社党的革命又进一步。法国在17、18世纪也已成为统一集权的国家，但18世纪末年革命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铲除各区域的差别，成立法人所谓一整个，不可分离的法国（France，oneandindivisible)。我们的革命反把统一的局面革失了，而产生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
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一个何等痛心，何等重要的问题！中国士大夫近年关于什么政治经济问题都讨论到了，惟独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没有人去研究，去注意。因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本国的政治没有认识。因为没有认识，所以我们才高谈，畅谈，专谈西洋的自由主义及代表制度，共产主义及党治制度，而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件事。在我的眼光里，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实，排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若忽略这个事实，不但现在的汪精卫，蒋介石，国民党无能为力，即汪精卫失败以后的汪精卫，蒋介石失败以后的蒋介石，国民党失败以后的任何党，任何派都将无能为力。
我们平素好骂军阀——其实他们应该受骂；我们平素好归罪于军劂——其实他们真是罪恶贯盈；我们说，军阀把中国弄到这种田地。这种话当然是有理的，但是反面的话更加有理；不是军阀把中国弄到这种田地，是这样的中国始能产生军阀。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我们试先研究这种意态。
民国以来，我们政界有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有许多军阀高倡“保境安民”主义，如历年的山西——稍有例外，现在的山东，广东，广西诸省。量奇怪的是民众渴望“保境安民”，不少的士大夫赞扬“保境安民”。民国以来的“模范省”和“模范省长”都是保境安民的省分和省长。我们仔细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意态？军阀割据的心理基础不在乎此吗？这种意态普遍的国家能算得一个“民族国家”吗？这是有省而无国；军阀利用之，于是成立割据。
我们反过来看看别国的形式又怎样。法德两国领土太小，不能与中国比，所以我们不必讨论。俄国的面积比中国还大。上次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党与反革命党，一样的，同等的，无偏安的心思，更无割据的心思。西比利亚，在中国军阀的眼光里，岂不是一个很好的地盘？当年白党领袖柯车克（Kolchak)很可据此以成区域的政权。虽有人对他作这种建议，他和他的同志都以为这种计划是反俄国历史，背俄国人民意态，断乎不可为，不能为的。就是在西比利亚东部的无赖之徒，倘被日人利用以遂日人宰割的野心，无论日人怎样联络，就为俄国正人君子所不耻。
白俄与赤俄虽势不两立，但两党均信俄国是一整个的，不可分离的俄。为贯彻主义而割据俄国，他们尚且不为。
与我们比起来，真有天壤的分别了。此无他，中俄两国人民的意态不同：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俄国人的头脑里无省界。
我在留学时代，常听外人谈中国人畛域之见之深。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中常想外人的观察是肤浅。等到回国以后，仔细一看，始发现外人的观察实很深刻。中央政府的各部，无论在北京时代，或在现在的南京，部长是那一省的人，部中的职员就以他同省的人居多，甚至于一部成为一省的会馆。在大学里，同乡会与各种学会同等的活动。一省之内又有同路或同县的畛域之分。湖南有省议会的时候，议员就分东路中路西路而从事活动。现在何键在湖南的成绩总算过得去，然而湖南士大夫批评者很不少，因为他所用的人大半是他同县醴陵的人。
建国与专制 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
因为中国人有省界县界的观察，所以割据得成家常便饭；又因为中国人的穷，所以军阀得养私有的军队。日本人费少许钱财，就能雇中国贫民来杀中国贫民，“聘”中国士大夫来对付其他的中国士大夫。这还算一个民族国家么？“私有军队”这四个字就能大半解释中国之所以产生军阀。一般民众既无国家观念，又为饥寒所迫，何乐不为军阀的战品？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军队里面也有种种救国救民的宣传标语，好像中国一部分的军队已经革命化，国家化了。我承认我们的军队近年在意态上（当然也在军器上）有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班兵士倘有忠心，还是私忠（对官长）比公忠（对国家）要紧。我们更不要忘记公忠必须有相当的环境及相当的时期始能培养出来，不是你我写一篇文章，演一次说可以唤起的。
总而言之，军阀的割据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一日不变，割据就难免。在这种环境里，无论革命家播怎样好的种子，收获的是割据的军阀。
那末，我们要继续问，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始能促成统一，避免割据？第一，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我不求这个政府的开明，虽它愈开明愈好。我也不求这个政府是英德俄式集权政府。近来福建标榜联邦：如果我们中央的权力能如北美合众国中央政府的权力，那我也心满意足了。我只求中央能维治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及内乱；此外，中央在其职权以内所发的号令各省必须遵从，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有了个这样的政府，我以为我们的环境就自然而然的会现代化。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无为主义者，我想适之先生也不是为无为主义而提倡无为主义。我不过觉得我们在此时候，不要贪多而全失。所以我所要求的是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换言之，有一个中央政府。
有了个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及交通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甲午以前，维新派的领袖如奕，文祥，曾，左，李诸人都是在朝，在野的人十之八九都比他们还守旧。甲午以后，民间的维新运动就比在朝者急进多了。现在我们如能有个担任现代化事业的政府固好；没有，只要政府维持大治安，民间的事业有民间的领袖会去推行。就是在这二十年的内乱之中，民族的基本事业如教育，工商业，及交通尚有相当的进步，不过为内战及内乱所阻，进步很慢就是了。一旦这阻力能除却，那我们的进步就会快得多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种进步均是与割据的势力相反的。一个现代的银行和现代的工厂都是超省界的，甚至超国界的。一条铁路的统一人民意态的功效是很大的。人民衣食有着而又受了相当现代化教育就不甘心作军阀私争的战品。
以上我所讲的都不成大问题。国人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引起辩论的是过渡方法的问题。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何况中国新知识阶级对于这种古典的代表制度绝无信仰呢？
几年前，适之先生还提议过割据的妥协。他的意思，就是割据让它割据，但大家成一妥协，一方面不彼此打仗，一方面共拥一个权力较小的中央政府。如能作得到，这个提议我倒赞成，因为这种妥协能给上文所讲的各种现代化的事业一个机会去长进。可惜这种妥协绝不能成立，正如国际裁军会议不能成功一样。
此外还有现在福建的方法，再来一次的革命。我认为这个方法也行不通，因为在现今中国这种状况之下，一切革命都形成割据，都会内乱化。这是我在本刊第八十期已经讨论过的。
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我的理由可以简单的说明出来。
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从人民立场看起来，他们的真正敌人也是各地的小专制。正如英国的顿头，法国的布彭，俄国的罗马罗夫，他们专制的对象是各地的诸侯，直接压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诸侯，所以君主专制在这些国内曾受人民的欢迎。我们简直把中国政治认错了。我们以为近二十年来想统一中国的人如袁，吴等把人民作为他们的敌人。我们末免自抬身价了。严格说来，我们不配作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呢？我们实际也不愿作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并不反对统一。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忌妒心的反映。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
建国与专制 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这个为中心的个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以往当局的人及现在当局的人是否具有这种资格，那是人的问题；我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制度的问题。适之先生引民报驳新民丛报的话来为难我，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他不信“中国令日有能专制的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统一中国的人；“开明”是个抽象的名词，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说。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
第三，不少的读者对于我的“革命与专制”一文要问：二千年来的专制不济于事，再加上一短期的专制就能济事吗？二千年来，中国有朝代的变更，无政制及国情的变更，因为环境始终是一样的。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所能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钱端升近十余年来，为了种种不同的缘故，民主政治益见衰颓，而与民主政治处相反地位的各式独裁制度则转获相当的成功。我自己于三四年前尝写过关于民主政治的危机及将来的一文，在归结时我尚“对于平民政治，希望无穷，我更断定凡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①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②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民主政治的衰颓
一、民主政治的衰颓民主政治在西文叫做“德谟克来西”。“德谟克来西”本应专指政治上的一种体制而言。然常有用以表示经济上，社会上，甚或礼仪上的一种状态者，而美国式的社会学家尤喜作广泛无定之论。我们今所论的民主政治是指一班通认为民主国家，如英美法瑞比荷等国的政制而言，是指具体的，现实的一种制度，而不是指抽象的一种理想，或实现无期的一种希望。③那末，英美等民主国家有那些共同之点呢？第一，在这些国家中，各个人民，无论是挟资亿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或是贫无所有的农民工人，在法律上是一概平等的。第二，国家的权力有限，而个人保留着若干的所谓自由权；国家如欲伸张其权力或限制人民的自由，则须依照一定的制宪程序，所谓制宪程序者大概都含有人民直接对某事表示意见之意在内。④第三，人民有一代议机关，依个人平等的原则选出，较富有阶级操纵较贫穷阶级的事实则法律一概不问。第四，议会中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存在，互相监督，且轮替执政。第五，为保障人权及限制国家权力起见，政府采分权制；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无论立法，行政，或司法，能独揽国家一切的大权。
上述的固不能算是民主政治的定义，但民主政治的重要精彩实不过此。本文所论列的民主政治即是这样的一种政制。
当20世纪的初年，稍具进步眼光的人们几全体认民主政治为绝对最良的制度。凡未采用民治的国家，其统治者且常带多少心虚及自惭的口吻。所以当大战后期威尔逊总统以“使民主政治得安全存在于全世界”为号召时，无论是协约方面的帝俄，或是中欧方面的帝德，皆表示可以商议的态度。然欧战的结局实为民主政治最后一次的凯旋。欧战终结而后，已经民主的几国在形式上虽仍回到战前的常态，新兴的国家虽几乎一致地采用民主宪法，但民主政治的基础则已早因苏俄革命的震荡，及各国战时政府权力无限的膨胀而受暗伤，1922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主义在意大利获到胜利后，则民主政治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俄国本不是民主国家，故共产党的独裁，在民主政治者的眼光看起来，只是以暴易暴。意大利至少在形式上，也是民主国家。故法西斯蒂的勃起对于民主政治更有深刻的影响。然共产独裁及法西斯蒂主义初时仅是一种革命的现象，既无成绩可言，也无持久的把握，故拥护民主政治者尚可不太悲观。到了1930年左右则形势又大变。两者不特均有持久的趋势，且在施政上亦有显著的成绩。而此成绩者不特优于俄意曩日之所有，即以此所谓民主先进国家的造诣亦无逊色。这样一来，不特民主政治自身的缺点暴露无遗，且代替民主政治的制度之堪采用也得了事实上的证明。这实是民主政治空前的大打击。然拥护民主政治者尚有说焉。他们可诋俄意民智未开，工业不发达，故独裁易乘，而民治难行，至于先进国家则固仍以民治为最良政体。⑤但1933年希特勒主义之披靡于人民政治能力素号发达的德国则更为民主政治之致命伤。政治制度之为物本不能凭好恶为取舍，而应凭其实际上的表现为从远。民治制度的弱点既未能末灭，而代替民治的制度则转能表现其优长之点。又何怪民治制度已动摇到了近年为更烈呢？
民主政治衰颓的最大原因，自然是无产者阶级意识的发达，及国家经济职务的增加。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一方提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方则痛诋民主政治的虚伪，及无产阶级之无权问政。姑无论马克思派之所指摘者是否事实，但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因而发生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则为事实。暴烈者以打倒民主政治为职志，如入国会，则专以捣乱为能事，温和者亦从不肯尽政党应尽的义务。⑥故民主政治的失败，无产阶级的不合作实为重大原因。
然无产阶级的不合作，不能即算是民主政治本身的弱点；犹之我们不能因拿破仑三世之称帝而遽为第二共和病。如果有人能祛除无产阶级的误会，而且在实际上确予无产阶级以握政权的机会，则民主政治仍不会因无产阶级的存在而失败。然民主国家之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经济职务，则实是民主政治难以补救，或竟不能补救的弱点。现代的国家已不复是一个警察国家，所以国家的经济职务繁而且重。而且现在又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澎湃时代，国与国间的经济战至为剧烈，故国家常有采取敏捷的处置的必要。然在民主国家，则国家权力有限制，而个人的自由受保障；议会虽号称代表人民，但与国中生产的组织无关；且议会中的各个政党又复互相牵制，使议会不能为敏捷有力的决议；议会即有决议，行政人员亦未必能实行。因此种种，民主国家的生产及消费乃不能维持其应有的均衡，而生产力的增加亦至极迟缓。除了上述的二者而外，民主政治尚有其他种种崩溃的现象。工人的骚动足以影响国家的治安；党争的剧烈足以减少法律的尊严；行政权的增加及立法机关的退让足以破坏两权的平衡。然此种种直接间接殆皆由前述两大弱点所引起，所酿成，故不必细说。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现代的独裁制度及极权国家…
二、现代的独裁制度及极权国家之诞生近年来采用一党或一人独裁之制度者甚多，而最成功者则为俄国的苏维埃制，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主义，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德国的希特勒主义也有成功的模样。这些制度的详细情形非一篇短短文章之所能尽述。本篇之所要述及者，仅是这些制度有异于民主政治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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