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课题。
从清末君子上书光绪，引荐法兰西革命的激进范例开始，让。雅克。卢梭的思想、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实践在百年中国，已是耳熟能详。
大学历史课堂不断提及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为之神往，心魂飘荡；每当民族危亡人心动荡的年代，马赛曲的歌声总是在知识分子的救亡曲中首先唱响——塞纳河畔飘来的旋律既融进了国际歌，也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国歌，它最好不过地证明：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
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又是一个亟待给予新解的课题。
卢梭的思想究竟产生于什么思想环境？除了社会经济层面的分析——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已作了很多，它与中世纪救赎传统在思想史本身的源流关系上究竟有何关联？上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与同时代人的启蒙哲学，下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革命中的政治实践，卢梭与他们究竟在哪里相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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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一片相会关联域以后如何催长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
由此，又如何发散形成欧陆一派政治哲学、政治性格，与英美一派政治学、政治性格双峰对峙、二分天下？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性格如何融入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这一输入对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亟须从学理上给予梳理和说明。
一
１９７６年以后，大陆的世界史研究突破极左思潮的长期束缚，对于上述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１９８９年王养冲、陈崇武编译了我国第一本《罗伯斯庇尔选集》，给大陆学者、读者研究思考罗伯斯庇尔实践卢梭思想的失败悲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年出版的陈崇武著《罗伯斯庇尔评传》，考证了罗伯斯庇尔与卢梭思想联系的关键性史料，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１９１年高毅在张芝联指导下的博士论文《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把研究探角直接伸入上述关联域，资料之丰富，方法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由于下列四个方面的限制，国内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上述问题尽管有所涉及，甚至有所突破，毕竟语焉不详，未中肯綮，至今仍未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一、资料建设尚不全面。
例如卢梭的两本代表作：《致达朗贝尔——论观赏》①和《让。雅克审判卢梭》至今尚未译出。不了解前者，即无法全面理解卢梭的社会观、政治观，以及卢梭思想的这一关节点：为何排斥英国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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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３
了解后者，则难以理解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分裂之后卢梭本人的思想状况。
中国人普遍以《忏悔录》理解卢梭之生平，而卢梭本人却早已声明，《忏悔录》是他的失败之作，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失败，他在四年之后方写作《让。雅克审判卢梭》，以抵消《忏悔录》之影响。
二、学科壁垒尚未打通。
在国内学术界，卢梭思想属哲学、政治学范畴，罗伯斯庇尔实践属史学范畴，史学等待哲学、政治学的学理说明，哲学、政治学则等待史学的史料实证。在相互隔阂、相互等待中，这一牵连大革命史、政治学说史诸多关键的热点问题只能置于冷处理阶段，双方都有所涉及，双方都语焉不详。
三、研究视野过于偏窄。
大陆学界较多注意观念冲突下的社会经济因素，却忽视当时各种观念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这种“纵向”
有余“横向”
不足的研究视野，貌似深刻，处理失当，反而会出现一个从常识看来却难以交代的尴尬局面：对于当事人并不知道的“深层动因”
，后人似乎比当事人知道得还多，对于当事人当时已十分明确的观念史事实，后人却不甚了了。
四、意识形态的框架束缚尚未突破。
对于大陆主流学术界而言，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目前已并不困难。但是冲破极左思潮得以滋生的意识形态框架，至今还步履维艰。
如果考虑到中国近代意识形态框架中本身包含有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外来影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格外突出：研究对象内含的意识形态取向，已外化为研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框架，两者攀援纠结，难以松解。由此所产生的困难与阻抗，远甚于其他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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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域。反过来说，这也正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从学理上批判研究对象中的意识形态取向，有可能成为研究者本身意识形态框架的清理过程。
以上四个负面环节，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其决定性的一环，当是最后一环，即意识形态的束缚。
二
相比国外研究的日新月异，包括我在内的大陆同行确有理由感到惭愧。
从卢梭去世那一天起，西方学术界即出现激烈的学理辩论，绵延二百年，至今未有定论。
新知歧见代有人出，一家之言层出不穷。
但是，从未有一家之言，能够定于一尊，成为意识形态框架，强加于人。
首先，卢梭思想的基本属性即难以定论。
卢梭是启蒙思想家吗？
卢梭刚去世，柏克即断言卢梭是启蒙运动的集中代表，并首次把法国革命的激烈程度与卢梭思想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卢梭如果还活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疯狂的实践后果，他一定会吓昏过去”。
②这一论断持续至法国革命结束，到１９世纪初开始受到法国人怀疑。埃米尔。法盖首次发现卢梭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与启蒙精神并不合拍。由此，法国革命通过卢梭与启蒙影响挂钩的说法开始动摇。经过十九世纪的长期争辩，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新康德主义大师卡西勒参加了这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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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５
卡西勒认为，卢梭是属于启蒙阵营，但是，他是以分裂的形式属于启蒙阵营；他移动了启蒙重心，攻击了启蒙的前提——理性和进步；整个１８世纪，卢梭都未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只有一个外国读者读懂了他的原意，那就是康德。卡西勒认为，首先要承认卢梭与启蒙运动有分歧，在此前提下，反过来才能为卢梭辩护。
卡西勒的观点不无偏颇。
但是，他的观点大大拓宽了２０世纪人重新认识卢梭思想基本属性的视野。
③
其次，卢梭思想的政治取向也存在争论。
卢梭是民主主义者吗？
如前所述，法盖首次发现卢梭不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以后应者众多，如亨利。泰纳等。泰纳关于卢梭有一名言，影响甚广：“人民主权的教义落在群众手里，将解释为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无政府状态，然后延至一个统治者出现，落在他的手里又将解释为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专制形态”。
④
著名的批判理性主义大师卡尔。波普对此亦有评论。他称卢梭政治取向是一种“浪漫的集体主义”
，⑤由此必然产生专制导向。
至于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下卷中对卢梭批评，在思想界更是流传甚广。对于这种论断，贝克似乎持谨慎态度。
他更愿意指出卢梭思想存在有极丰富的多义解释之可能：“无论你是属于左派（哪怕是左翼中的左翼）
，还是属于右派（哪怕是右翼中的右翼）
，你都能在卢梭这里找到你的信条“。
⑥１９１５年，伏恩研读完卢梭的全部手稿，精心为英语世界选编了两册卢梭政治著作，在前言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比较公允的看法。他认为卢梭的全部理论活动像是一场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漫长旅行：“他开始时是一个自由的鼓吹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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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了第二篇论文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单一的个人尚绝对独立于他人，而《社会契约论》则代表了一个绝然不同的方向，抽象的观念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观念亦随之减弱。在这里，自由不再是个人的独立，而只能是在全部屈从于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去追求。
……漫长的旅行到此结束，卢梭置身于一个与起步时截然相反的坐标上。“
⑦
在基本属性、政治取向等重大问题上，之所以长期不能形成比较确定的共识，除了研究者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卢梭的语言风格给后世研究造成巨大的障碍。
最早对卢梭语言表示不满者，就有他的同时代人。
英国怀疑论哲学家大卫。休谟说：“他的作品充塞着夸张、谵语，以致我难以置信，仅靠它们的雄辩就能支撑起它们”。
⑧卢梭生前１７５６年３月致埃皮奈夫人信中也承认：“我的词汇中几乎没有共通的含义，……将来你可能会读懂，它们并无其他人所使用时的含义”。
⑨诗人拜伦曾形容卢梭的语言风格：
自虐的智者，狂野的卢梭，痛苦折磨着使徒，他喷射出激情与魅惑，却从灾祸中绞榨出势不可挡的滔滔雄辩。
D E这样的语言风格对文学创作可能有利，但对史学、哲学的理论分析来说，却是极大的障碍。正是为了克服这一障碍，２０世纪西方研究者或主动或被迫均摸向卢梭文本的背后，试图寻找能够阐释卢梭思想的其他进路，这就出现了本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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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７
卢梭研究的方法论更新潮流。
卡西勒首先提出传记阅读法。他认为应该把卢梭的所有理论文本读为他个人的传记，这样才能读通、读懂、读连贯：“诸多观念的历史线索在这里逐渐消失于个人的传记，然后再以纯粹个人病历的形式重新浮现出来”。
D F 汉肖尔也赞同这样的解读：“卢梭的著作与他的生平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如不了解他那古怪而特别的经历，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它们”。
D G 斯特罗宾斯基既当过精神病医生，又受过狄尔泰、海德格尔哲学熏陶，他结合心理学和阐述学两方面的资源，从个体语言和个体病症进入卢梭心境，１９７７年以法文著有《卢梭：透明与暧昧》一书，并专门写有“论卢梭的病”
一文。
D H 他的著作１９８８年译成英文，在西方同行中引起广泛重视。
饶有兴味的是，法国最新哲学流派——解构主义也参加了这一行列。
他们认为，卢梭的理论文本是解构主义阅读法的最佳文本。
这一流派的经典文献——德里达《书写语言学》中，辟有专节解构卢梭文本：“危险的补白”。
D I 这一派人中的德。
包曼遍读卢梭著作，没有一本卢梭的文本能逃脱他的解构手术刀。卢梭《忏悔录》经他解构，几乎无地自容。他认为，卢梭企图通过如实陈述事件真相，以真与假的认识论价值偷换善与恶的伦理判断，以此恢复作恶多端之后的良心平衡。他还认为，贯穿卢梭一生理论活动中，有一种语言癫痫症，周期性地飘移，周期性地发作。
D J在这场方法论转移中，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法国路易丝。阿尔图塞以结构主义手法着重剖析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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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梭的《社会契约论》，从文本中找出四个逻辑上的断裂，阐明了卢梭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内在走向，说理透彻，立论坚实。
D K 阿尔图塞的这一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中激起重大反响，至今享誉不衰。
其他方法、其他观点还可以再举出一些。
至于对罗伯斯庇尔成败之评价，则更是人见人殊，难以定论。
总之，在国外学术界，与上述卢梭思想有关的问题，已引起诸多学科的共同兴趣。
陈旧的观点正在淘汰，新颖的方法层出不穷。在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文化艺术史家的综合努力下，上述大革命史的关联地带已经日新月异，气象万千。他们的研究框架值得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亟待引进。
三
本世纪初，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已注意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与中国政治文化某些成份的相通之处。
据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８月３１日记载：
陈君寅恪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
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
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
D L这是目前仅见的中国学者发现并关注这一课题的最早纪录。可以设想，如果沿着陈寅恪开辟的这一言路推进，只要持之有恒，大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不难与国外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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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９
接轨。
１９４９年以后，大陆学术界的主流话语系统发生巨变，从苏联引进的世界近代史、政治学说史体系打断了上述言路的继续发展。
大雾迷漫之中，能够冲破窒碍，坚持独立思考者，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可能只有已故思想家顾准先生一人。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９日的一则顾准笔记，透露出当时恶劣环境中个别先知先觉者令人惊叹的思想光芒：
１７８９、１９１７，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
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
的实现。要使这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
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
娜拉出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胜利了，问题没有完结。
……
１９１７—１９６７，整整５０年。
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
这５０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１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B拉走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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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２１７８９、１８７０、１９１７，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B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
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３１７８９、１８７０、１９１７，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B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D M这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护了真正的思想生命，我在本书中费３０万言所欲说明而且不一定能够说明的内容，都已被他在２０年前点破。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如果说，在对比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时，我们曾感到惭愧；那么面对国内２０年前的先知先觉，联想他当时处境之险恶、研究条件之匮乏，我们更有理由感到第二次惭愧。
２０年后的今天，坚冰已经打破，原有言路已经恢复，当年顾准困居斗室独自思考的问题，已经能够在公开出版物中从容讨论，尽管乍暖还寒，间有阴霾，但是整体环境已非顾准当年可比。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还不能沿着前人点拨的言路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一小步，那真是愧对先师，也愧对自己了。
四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１９４９年以后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１９６８年为界。那一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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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１１
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
这种辩论后来延续到农场，延续到集体户。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本世纪初他那一代人的话来说，１９６８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
，而不是“学术中人”。
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１９６８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终身的思想命运。
就我而言，１９６８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
“６８年人”
中的大多数后来是被牺牲了，或者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６８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然而可能也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６８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向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重思考，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６８年人”
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困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
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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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写历史这样投入，恐怕是犯忌的。但是，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总是在影响这代人如何理解以往的历史。
兰克和他的学派当然可以要求纯客观，但未必能够做到纯客观。
人们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在这方面，我相信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似乎更为坦率，也更为诚实一些。因为诚实，坦诚实言自己的主观局限，反而更显客观。当然，克罗齐的观点不能作实用主义解，以此放言无忌，任意曲解历史。它只不过公开承认一切历史著作的局限，以及历史写作者走不出自己皮肤的一份无奈。
１９８２年，我就是带着这一份无奈，进入大学历史系，并选择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业。
后来才发现，我想研讨的问题太大，而我所积累的学力太弱，根本啃不下这一题目。三年研究生学业，结果只做了一个边缘性的题目：《托马斯。潘恩和法国大革命》，旁敲侧击而已。
然而，要做这一课题的意念却十分顽固，并未因此而磨灭。
１９８９年秋，风卷残云，沉埃未定。
我带着上山读书的心情再入学府，投师复旦金重远先生。承先生厚爱，竟然肯定了上述问题的学术价值，并鼓励我写下来，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应该承认，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未必有足够的学力能啃下这一题目。
更何况这三年还有这三年的困厄，甚至横生波折，差一点打断我在复旦的正常学业。如果没有金先生在关键时刻的仗义执言，多方奔走，我能否把心中积压多年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或者写完之后能否顺利通过答辩，都是难以想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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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３１
三年自有三年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将来总有回头细说的时候。
总之，历尽三载，长话短说，算是把这篇论文熬出来了。
论文修改成书稿时，除必要的增补改动外，章节结构未变，还是分两部，切为九章。
第一部分四章，为静态分析，梳理卢梭思想的外在资源与内在结构；第二部分四章，为动态描述，追述卢梭思想在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政治实践中的展开过程；外加一章后论。
很显然，这样的章节安排赋有以论带史、以史证论的意味，也含有我努力打通从观念到事件、从思想史到政治史这两方面壁垒的尝试。
我不敢奢望这一尝试已经成功，但我渴望专家和读者——尤其是我的同代人读者，能够给予严正批评。
任何一种分析模式的摸索和建立，都有借鉴的成分。
在这里，我应坦陈说明本书分析模式主要得益于两位马克思的影响——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
在西方学术界，有时确实是将卡尔与韦伯并列为两位马克思，我接受这种说法。
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对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者关系摸索卢梭思想的悖论、法国革命高尚动机与悲剧终局的背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９０年代海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书亦试图从这一特定角度作出力所能及的回应。
韦伯社会学框架体系对我的影响表现在，从传统型、奇理斯玛型、法理型三种统治合法性入手，剔除卢梭、罗伯斯庇尔奇理斯玛成分，揭示法国政治统治合法性从传统型向法理型转化过程中，在奇理斯玛型阶段遭遇的种种困境。
韦伯对价值理性在批判中同情，在同情中批判的态度，更是我努力注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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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握的学理分寸。在后论中，这一点反映得较为明显。
除此之外，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当代哲学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当代心理学精神分析方法等，在本书分析模式中都留下了浓淡不一的痕迹。我试图吸纳上述方法论，以化合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这一尝试是否生硬勉强，还有待各行专家学者指正。
任何一种分析模式的摸索与建立，都是忽略不计具体细节的抽象结果。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一、本书未能涉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实为题材所限。
不涉及这些因素，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
挖掘并且描述这些因素，将是另一类专著中最为引人入胜的精彩章节。
二、本书突出英、法政治思潮的分野，并不排斥这两股思潮之间尚有交融相汇的一面。
同理，本书突出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也不否认分裂双方同处一个时代确有相互贯通的一些共识。之所以删略不计，并不是出于任意剪裁，而是基于这一考虑：读者对这些交融相汇、相互贯通的一面，已经比较熟悉，再由本书赘述，似无必要。
三、为集中力量补充卢梭思想从理论到实践这一国内研究界亟须填补的空白，本书写作模式安排为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对位描述。
但是，对位描述并不等于对应负责。
一种思想不可能由一种实践对应负责，其间一定有大量中介因素汇入。
简写或略写中介因素，并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
同理，本书的解释范围亦只限于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特定角度，如果从这一角度得出一些批判性的认识，这一认识亦不应被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否定。
概论法国大革命，殊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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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５１
事，非我目前学力所能承担。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参阅国内专家王养冲、陈崇武先生有关专著，并在论文答辩时得到陈崇武先生的当面指教；曾与日内瓦大学历史系瑞士学者左飞先生（ＮｉｃｏｌａｓＺｕｆｅｒｅｙ）
在京面谈，请教有关卢梭故地的种种问题；曾与我的同代学友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先生面谈、通信、切磋疑难，并得到他从法国、瑞士搜集的种种资料，以及他所取得研究成果的慷慨相助，本书第六章、第七章经他同意部分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尤其难忘的是，导师金重远先生对我的爱护和保护，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关键性的支持——所有这些帮助，应该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写完这篇序言，我又一次想起顾准，想起以“１９６８”
命名的那一代人。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
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
先知觉后知，是为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亡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注释：①本书脱稿后，三联书店友人寄来王子野先生据俄语转译的中译本样书，书名为《论戏剧》，其中有些译法尚可商榷。特此补记。
②柏克：《法国革命感言录》见《讲演与论文集》，纽约，１９００年版，Ｐ５２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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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③卡西勒关于卢梭研究的观点见之于两本专著：《让。雅克。卢梭的问题》，耶鲁大学１９８９年第二版：《卢梭、康德、歌德》，普林斯顿大学１９４７年版。
④转引自卡西勒：《让。雅克。卢梭的问题》，Ｐ５３。
B⑤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伦敦１９４５年版，第２卷，Ｐ５０。
B⑥贝克：《社会契约论导言》，纽约１９４８年版，Ｐ３９。
B⑦伏汉：《卢梭政治著作选》，剑桥１９６２年版，两卷本第１卷，Ｐ２。
B⑧休谟：《休谟通信集》，牛津１９３２年版，第２卷Ｐ１０３。
B⑨泰奥菲尔。迪富尔编：《卢梭通信全集》，巴黎１９２４—１９３４年版，第２卷，Ｐ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