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讲李斯
第一章 从政之路
作者：孙立群
战国末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秦国从七雄中异军突起，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远在西方的秦国招贤纳士，一批有识之士纷纷登场亮相，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辅佐秦王嬴政，结束了分裂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秦始皇显赫一世的历史功绩中，李斯，功不可没。长期以来，人们对李斯的评价众说纷纭。李斯，一位出身平民的小吏，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个开国功勋，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祸国的罪人？李斯的内心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
战国末年，秦国（后来是秦朝）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就是李斯。李斯在秦从政近40年，从做舍人开始，一步步爬上了秦朝丞相的高位，他帮助秦国完成了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大业，是秦朝的开国功臣。秦始皇称皇帝后，他又帮助秦制定了巩固统一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他是秦始皇手下最重要、功劳最大的谋臣。但是，他的一生又有不少不光彩的地方，尤其在他晚年，屈从赵高，参与了宫廷政变；助纣为虐，帮助秦二世推行暴政，最后被杀，落得了身败名裂，极其可悲的下场。李斯和吕不韦相比，同样起自社会下层，同样在政府担任要职，又同样晚节不保，下场悲惨，他们的人生之路为什么如此相似？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不仅如此，李斯还有许多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有不少谜团值得破解。比如，李斯为什么从开国的英雄变为祸国的罪人？这一点，他超过了吕不韦，甚至比吕不韦走得更远，吕不韦并没有参与宫廷政变，也没有做那么多坏事。再比如，李斯的内心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他的性格有哪些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像李斯这样的人有什么典型意义？我们今天了解李斯、剖析李斯能得到有益的启示吗？（图片：李斯像）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李斯是一个思想很复杂的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后秦记》中说：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
可见，李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只有依据史实，将他放在从战国到秦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一步一步地接近他，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探寻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演进和变化，分析他与政治、与同学、与君主的关系，解析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李斯，并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和思考。（图片:李贽）
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真实可靠的史料，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司马迁生动刻画了李斯的形象，保存了李斯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使我们对李斯的研究有比较可靠的依据。
一
李斯字通古，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前208年。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上蔡在战国属于楚国管辖。《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的家庭不富裕，是个“闾巷布衣”之家。闾巷，是一般老百姓住的地方，即里巷。布衣，就是平民，普通百姓。李斯年轻时，曾在郡里当小吏，掌管文书，是个地位很低的职员。干这种差事，李斯很不甘心，无时不刻想着离开这里，得到升迁。对这种想法我认为无可非议。年青人谁不想获得较好的职位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看了下面这个故事就可以分析一下李斯思想深处究竟还存在什么问题。
在李斯办公处附近的厕所里，常有一些老鼠跑来跑去，这些老鼠又脏又臭，每天吃脏东西，见到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到惊吓赶忙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仓库里的老鼠，吃得是囤积的粮食，住在大屋子里，不怕风雨，每天悠哉游哉，根本不用担心人或狗的惊扰，养得又肥又大。李斯见到同是老鼠，却是两种境遇，一种又臭又脏，很狼狈，一种又肥又大，很舒坦。李斯由老鼠想到了人，想到了自己，于是叹息道：“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不肖：不才，没本事，不正派。意思是：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对老鼠的感叹，可称“老鼠哲学”。
如何看待李斯的话呢？
首先，这话有反传统的味道。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思想，认为：“君子固穷”、“安贫守贱”。即满足自己的处境，貌似清高，实则缺乏进取心、上进心。李斯认为，凡是有出息的人就要身居高位，享受舒适的生活。这种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自己不满足现状，激励自己努力奋斗、不断进取。从这个角度看，此话有一定道理。
战国时期，宗法等级制松动，社会活化，各国对有才能之人都予以重用，这就给人们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供了条件，只要有才能，是会得到社会承认的。当时许多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学本领，掌握技能而成为名人，改变了社会地位。但是，是不是只有往高位上爬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呢？并不尽然，体现人生价值有许多途径，有许多工作，如果只把向上爬，做高官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甚至不择手段，就会造成道德层面的缺失，甚至走向危险的道路。
第二，一般说来，人们希望成龙，如望子成龙，成凤，如望女成凤，哪里会有人想当老鼠？谁愿意用老鼠比喻自己？但是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一开头仅用了15个字介绍李斯：“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然后就写下了李斯羡慕仓鼠的故事，这绝非偶然，司马迁的用意是十分明显，在司马迁眼中，李斯的人品不高，别人立志救国救民，他则想当一只坐食仓粟的大老鼠，足吃足喝。显然，司马迁是在全面考察了李斯之后，认为李斯的一生就是以“老鼠哲学”支配自己的行动，就像老鼠那样善于钻营，善于保存自己。李斯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与他狭隘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私自利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在戏剧舞台上，一些重要角色出场都要先念几句定场诗，告诉观众自己是什么人物，有什么性格，李斯的“仓鼠一叹”就像定场诗一样告诉了人们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李斯的仓鼠哲学将怎样指配李斯的人生之路呢？
二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决定进入政坛。当年的吕不韦为从政，是用商人的眼光到处物色奇货，终于发现了异人，利用异人进行政治投机，结果获得成功。李斯不能这样做，他不是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他先去拜师学艺，增长本领，于是，他辞去了郡小吏的职务，来到齐国的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拜著名的思想家荀子为师。
荀子，名叫荀况，号卿。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0年，享年84岁。
荀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荀子的学说以儒学为基础，兼采百家。在政治上，提出以礼制为主，法制为辅，主张王霸统一，儒法合流；在天人关系上，吸取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和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新观念，具有强烈的进取意识和乘时而动的创造精神。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况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曾在齐国游学，在稷下（今山东临淄北）学宫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并二次担任学宫祭酒（行礼时的首席）。后来又到过秦国、赵国。
稷下学宫是齐国为吸引人才，在国都临淄的西门外兴办的讲学场所，召集各国学者前往自由讲学。相当于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研究院，祭酒，即主持学宫的日常工作，相当于院长。荀子主持稷下讲坛长达20多年。
与李斯同时向荀子求学的还有韩非。李斯究竟向荀子学什么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何为帝王之术？
帝王之术，就是君主如何治理天下的办法。李斯不是君主，学这个有什么用？当然有用，他可以向君主进言献策，提供治国的谋略，以获得君主的赏识，进而受到提拔、重用。李斯学习用功，收效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史记》说他“学已成”，即完成了学业。
应该指出的是，李斯以荀子为师，学到了荀子思想中的从政之道和帝王之术，为他以后从政打下坚实基础。与荀子不同的是，李斯对法家思想更有兴趣，有较深的理解，这为他后来帮助嬴政（后来的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李斯学到了“帝王之术”，到哪里去施展才干呢？按说，李斯是楚国人，应该为楚国服务，但是他分析了天下形势，认为楚王（当时楚国当政者是考烈王）胸无大志，是不值得侍奉的，“度楚王不足事，”而东方的几个国家，如韩、赵、魏、燕、齐，国势都已衰落，这几个国家统一天下的希望不大，“无可为建功者，”当时只有秦国，蒸蒸日上，国势强盛，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于是李斯准备到秦国去。
李斯将西行入秦，临行之前，他向老师荀子告别，说了一番话，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理想，他说：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斯说：我听说一个人若遇到机会，千万不可松懈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现在秦王想吞并各国，称帝治理天下，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谤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所以我就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的话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理想：
第一，毫不掩饰地追求功名富贵，改变自己卑贱、贫穷的地位。否则就如同禽兽一样！
第二，游说秦王，参与政治，帮助秦国统一天下。
李斯的话也是对他“老鼠哲学”的生动注解。他把荣华富贵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不能客观地、理智地看待社会地位和荣华富贵，甚至为实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就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不祥的祸根，说不定什么时候，所谓的荣华富贵就会毁掉自身。
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富贵和保持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既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根源。
荀子对李斯从政意愿和理想表白是什么态度？《史记》没有写，但据汉朝人桓宽编写的《盐铁论·毁学》记载，“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
意思是，当李斯做秦国的宰相时，秦始皇重用他，大臣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然而荀卿却预见到李斯将要遭到不测之祸，因而替他担心，饭也吃不下去。荀子认为李斯此去会罹不测之祸。看来荀卿是了解这位这位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的学生的，并有一种不祥之兆。
三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了秦国国都咸阳。这时，正赶上庄襄王嬴子楚（异人）病逝，秦王嬴政刚刚即位，（前246年，为秦王政元年。）嬴政当时13岁，由吕不韦辅政，秦国大权全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吕不韦为召纳各国贤才，也效仿东方的四公子，养了许多士。李斯看到吕不韦在朝中权势很大，决定投到吕不韦门下，做了一名舍人。什么是舍人呢？舍人是战国时期高官显贵的侍从或亲信，类似宾客，而不是一种官员。汉代以后成为正式职官。但也有大臣养舍人的，如卫青就私养舍人百余人。（图片：咸阳位置图）
李斯做舍人不久，吕不韦发现他很有才干，《史记》说“不韦贤之”，就是很赏识他。把他提拔为郎。所谓郎，是郎官的泛称，担任君主的侍从官，负责宿卫宫廷，虽是一个小官，但有接触国君的机会。
有一次，吕不韦带着李斯觐见了嬴政，李斯感到是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便趁机向嬴政进献了他的“帝王之术”——纵论天下形势，指明强秦之路。《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了李斯说的话。
李斯说：“平庸的人往往失去时机，而成大功业的人就在于他能利用机会并能下决心。从前秦穆公虽然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当时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国运还没有衰落，所以春秋五霸崛起，以尊从周朝的名义，相互攻打。
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开始衰落，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攻伐他们，已经六代了。现如今诸侯害怕秦国，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
李斯还说：“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扫平诸侯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容易，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倘若现在懈怠而不抓紧这件事情，等到诸侯再强盛起来，又订立合纵的盟约，虽然有黄帝一样的贤明，也不能吞并它们了。希望大王抓住时机，扫平诸侯，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
李斯的话从秦穆公讲到秦孝公，又讲到眼下的秦王，分析问题有理有据，令嬴政心服口服。不过，此时嬴政还没有亲政，吕不韦把持秦国大权，所以，李斯的话实际是说给吕不韦听的。吕不韦很重视李斯的主张，认为李斯真是难得的人才，又任命他为长史，长史负责顾问参谋，是一个有实权的官。李斯从这时起开始进入政坛。
李斯除了在宏观上规划秦统一天下的蓝图，还多次向秦王献计，提出削弱、瓦解六国的计谋。具体方法是：
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这个计谋的意思是，秘密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游说诸侯国的权贵们，施反间之计，对掌权的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用利剑把他们杀掉，使其君臣关系分崩离析，然后再挥兵直取，里应外合，让他们防不胜防、攻无力攻，将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人们常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战争中，从内部瓦解敌人可以用较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胜利，避免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恶战，减少人员损失。李斯的主张适应了秦灭六国战争的需要，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他的作战谋略指导下，一个著名的战例是秦破五国盟军的故事。
公元前247年，秦军攻打魏国，魏军节节败退，在危急时刻，魏王想到了足智多谋的信陵君。信陵君10年前因窃符救赵得罪了魏王，不敢回国，住在赵国。魏王派使者请信陵君回国，信陵君开始不答应，使者反复劝说，信陵君感到自己是魏国人，还应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他打消了顾虑，随使者回到魏国。魏王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主持抗秦战争。
信陵君领命后，决定实行联合诸侯抗秦的策略，他派出使者向各国求援，说服各国君主联合抗秦。由于信陵君在各国威信很高，都愿意参加联军，于是赵、韩、魏、楚、燕五国联合起来。他们的联合说明秦的确对东方各国的威胁很大，各国都害怕秦国。对秦国而言，打败五国联军也确实不容易。结果一交战秦军被联军打得大败，退回函谷关。秦感到，想要破除东方抗秦力量，必须除掉联军的主谋信陵君。经过精心谋划，想出了一个计谋。什么计谋呢？
就是挑拨离间信陵君与魏王的关系。就如同当年在长平之战是挑拨廉颇与赵王的关系一样。吕不韦派人，带着大量财物到魏国活动，他们买通魏国有关人士，让他们散布信陵君的坏话，有人说：“魏公子在国外呆了十年，现在统帅魏国军队，魏国军队都成了魏公子的私家武装了。”
还有人说：“魏公子不仅统帅魏国军队，这次还统帅五国军队，各诸侯都知道有魏国公子无忌，哪里知道有魏国的国王！”甚至还有人说:“如果魏公子趁此时机自立为王,各诸侯国都畏惧魏公子，一定会帮助他夺权的！”
秦为了使这些谣言广为传播，多次派人去魏国活动，还假装问在秦国的魏国使者，魏无忌什么时候时当上魏王了？可喜可贺！
魏王每天几乎都听到这样的话，起初不信，后来越传越多，越传风声越大，使得他也信以为真了。于是大怒，下令免去信陵君将军的职务。
信陵君内心非常痛苦，有口难辩，他伤透了心，无意再找魏王申辩，也没有用行动取得魏王的信任。于是称病不朝，整日在家中与宾客彻夜饮酒，与妻妾厮混，花天酒地，自暴自弃，身体也搞坏了。前243年，在一次痛饮之后，醉酒身亡。
秦国得到信陵君死去的消息，感到心腹之患已除，急忙派军队攻打魏国，拔二十城，并于前242年设置了东郡。东郡是秦国东面的一个郡，治所（地方长官办事的处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已包括了现在山东的一部分。秦国势力迅速向东方发展。
秦国采用李斯的计谋，在运用军事手段打击六国的同时，辅之以挖心战略，如派人行贿、施离间计，人为制造内部混乱，果然奏效。李斯献策有功，受到秦王赏识，又任命李斯为客卿。客卿是战国的一种官职，级别为卿，客卿本身无具体执掌，爵位也是中等，但此官弹性很大，可以得到升迁。商鞅入秦初期也做过客卿。至此，李斯凭借自己的能力从当舍人开始已跳了三级台阶，从舍人开始，后为郎、长史、客卿，他的才能已为秦王和吕不韦知晓，为进一步施展才干、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章 力谏逐客 陷害韩非
李斯到秦国后，先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后在秦王政面前崭露头角，纵论天下大势，献计献策，显示了出众的才华，被任为客卿，成为谋臣。然而，一个突发事件，使他失去了信任，并被驱除出秦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东方各国看到秦国日益强大，都非常恐慌，为了保存自身，想尽办法拖住秦国，不让秦国出兵。韩国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本国著名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表示愿意帮助秦国修建一条水渠，灌溉关中东部的土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既然郑国有意帮助秦国修建水利工程，秦国自然高兴，于是开工。然而秦投入的人力、物力很多，修了好几年，工程却进展缓慢。秦国终于察觉到韩国的目的，是想拖住秦国，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以达到其阻止或延缓秦国东征六国的目的，这叫“疲秦”之术。于是将郑国抓起来，要杀他。郑国见阴谋败露，反而很镇静，他不慌不忙，坦然地对秦王说：
“没错，臣开始是作为韩国的奸细而来到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成后将会对秦国有利。而对韩国只不过能拖延几年寿命而已，水渠修成后，可以为秦建万代之功。”
秦王感觉这话有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指挥把水渠修完。这条水渠被命名为郑国渠，——坏事变成了好事。
虽然这件事没有使秦受到伤害，但是秦对于外来的客卿却产生了戒心。秦国的王族和大臣趁机对秦王说：“从东方诸侯国来到秦做客卿的人，大都只为他们的国君游说，以离间秦国为目的，请求大王将外来到客卿一律驱除出秦国。”——这就是著名的逐客事件。这件事发生在秦王政十年。
导致秦王嬴政发布逐客令的原因，还有在他亲政的那一年，即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粉碎了嫪毐的叛乱，仲父吕不韦因与其母赵姬私通，又对叛乱态度暧昧，被嬴政免去了丞相的职务。由于嫪毐、吕不韦也是从东方来到秦国的（嫪毐来自赵国、吕不韦来自卫国），使秦对客卿没有好感。
逐客令颁布后，在来自各国的客卿、谋士中产生巨大的反响，有人愤懑，有人无可奈何，许多人只好整理行装，默默地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自然也在驱逐之列，他在离开秦国途中，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秦王逐客是不明智的举动，是因噎废食，极不利于秦国的发展。于是愤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议论文。文章犀利深刻、论辨雄健，富有气势。全文800多字，可分为四个层次。
首先，文章开门见山，直接指出逐客令是错误的。李斯说：“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意思是：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李斯的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提出了中心论点。
第二个层次，回顾历史，用事实说话，李斯举出秦国历史上四位君主而成帝业的历史事实，说明客卿为秦国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秦国强盛离不开外来人才的帮助。
秦国哪四位国君主善于用人呢？李斯逐个列举：
第一位，秦穆公。这是春秋五霸之一，秦国强盛就从他开始的。李斯说：“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意思是：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
有余，祖先为晋人，后在戎（秦西面的少数族政权）任职。后入秦被重用。
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在楚国，被秦穆公以五张牡黑羊皮赎回，用为大夫，后被称为五羖（黑色的公羊）大夫。
蹇叔，宋国人，百里奚推荐入秦，任上大夫，此三人对秦穆公称霸帮助很大。
第二位是秦孝公。他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是从魏国到秦国的。商鞅变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面貌，使秦国强大起来，奠定了秦统一的基础。李斯的原话是：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意思是：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
第三位是秦惠王，他任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意思是：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图片：张仪像）
张仪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入秦，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预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秦国国势日益强盛。
第四位是秦昭王。李斯写道：“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意思是
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
秦昭王在位时间最长，达56年。他通过改革稳定了秦国的政治；又通过成功的外交策略和凌厉的军事打击，使秦疆域扩大，昭王时，秦统一天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这个时代是秦的强盛期和决胜期，
秦昭王礼贤下士非常有名，他引进范睢的故事是历史上重视人才的美谈。据《史记•范睢列传》记载：范睢是魏国人，精通兵法，很有谋略，他到秦国游说，受到秦昭王重视，为了得到他的强秦计策，秦昭王驱车前往拜访范睢，竟在范睢面前五次下跪。第一次，秦昭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下跪，对范睢说：“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秦昭王第二次下跪，又说：“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还是范睢支支吾吾，欲言又止。
秦昭王第三次又跪，说：“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这第三跪打动了范睢，道出自己不愿进言的重重顾虑。秦昭王听后，第四次下跪，说道：“先生不要有什么顾虑，更不要对我怀有疑虑，我是真心向您请教。”范睢还是不放心，就试探道：“大王的用计也有失败的时候。”秦昭王对此指责并没有发怒，并领悟到范睢可能要进言了，于是，第五次跪下，说：“我愿意听先生说其详”。言辞更加恳切，态度更加恭敬。这一次范睢也觉得时机成熟，便答应辅佐秦昭王，帮他统一六国。后来，范睢鞠躬尽瘁地辅佐秦昭王成就霸业，而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的典故，千百年来被人们所称誉，成为引才纳贤的楷模。（图片：范睢像）
李斯在历数了秦国历史上大力引进人才，使秦国强盛的实例后，指出：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意思是，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第三层意思是，李斯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举出生活中的现实事例，说明秦王喜用别国的珍宝、音乐、美色。而在用人问题上排斥别国的客卿，这重物轻人的做法与秦王想统一天下的目的是相违背的。
李斯说：现在大王您罗致昆山的美玉，得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纤离马，竖着翠凤旗，摆着灵鼍鼓。以上这些宝物，并没有一样是秦国出产的，但陛下您非常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呢？若是一定要秦国所产然后才使用的话，那么夜光之璧就不能用来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品就不能为您所赏玩，郑国、卫国的美女也不能列于您的后宫之中，駃剔良马也不能填满您的马棚。江南的金锡也不该用，西蜀的丹青也不应用来当颜料。您用来装饰后宫、充当姬妾、赏心乐意、怡目悦耳的，一定要出自秦国然后才用的话，那么，用宛地珍珠装饰的簪子，玑珠镶嵌的耳坠，东阿白绢缝制的衣服、刺绣华美的装饰品，就不能进献在您的面前，那时髦而又高雅，漂亮而又文静的赵国女子不能侍立在您的身边。而那些敲打瓦坛瓦罐、弹着秦筝、拍着大腿、呜呜叫喊以满足欣赏要求的，这才是正宗的秦国音乐。象《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这些乐曲，则是其他国家的音乐。现在您抛弃敲打瓦坛瓦罐这一套秦国音乐而听《郑》、《卫》之声，不去听弹筝而欣赏《昭》、《虞》之曲，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穿了，只不过是图眼前快乐，以满足耳目观赏需求而已。
李斯又说：可现在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李斯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他明确指出：接纳客卿和驱逐客卿对秦的兴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驱逐客卿将会导致秦国危亡。李斯告诫秦王：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意思是：泰山不拒绝土壤，方能成为巍巍大山；河海不遗弃溪流，方能成为深水；成就王业的人不抛弃民众，才能表现出他的盛德。所以，地不分东西，民不论国籍，一年四季都富裕丰足，鬼神也会降临福祉。这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啊！
李斯的文章有理由据，几乎无懈可击，秦王读后，受到很大震撼，他终于明白了人才对于强秦，统一天下的重要作用，逐客是错误的举动。于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废除了逐客的命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他还给李斯升官，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刑法，是朝廷重要的官员。
至此，李斯在官职上不断升迁，从舍人、郎、长史、客卿、现在又升任廷尉，对他个人而言，离人生的最高理想越来越近了。
“一言可以兴邦”，李斯的这次上书，对于纠正秦王的错误，维持秦国强盛的局面，促进秦国的统一，加速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文章本身看，运用恰当的比喻和排比，正反论证的方法，既有气势，又很有说服力，是一篇很好的政论文章。
李斯的《谏逐客书》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说，法家的文章“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在《谏逐客书》所提出的人才问题，是战国时期各国争雄中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战国争雄，说到底就是人才和智慧之争，只有拥有人才，利用人才，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吸引人才，许多国家都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如燕国，在边境建高台，上面摆着黄金，吸引人才到燕国。一些君主见到士人毕恭毕敬，甚至拜士人为师。《史记•孟荀列传》记载：“(邹衍)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意思是：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拿着扫帚清扫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还曾为他修建碣石宫，亲自去拜他为老师。
战国君主礼贤下士的例子很多，说明士人的才智和谋略确实可以给国家带来益处，当时社会上形成了“礼士”、“贵士”、“重士”风气，士人也不留恋故土，为了寻求政治上的盟友，理论上的知音，他们风尘仆仆，到处游说，一旦政见与当政者不和，便毅然离开，士不怀居，蔚然成风。《论语•宪问》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正是这种相对自由的人才流动环境中，出现了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成了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斯的《谏逐客书》的确为避免秦国人才流失立了大功，为秦发展力量，消灭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如此看来，李斯在入秦后就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了？不是，我们在前面说过，李斯从政是怀着强烈的改变个人处境的目的，他认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他要做仓库中的老鼠，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谁也不能冒犯他。受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他容不得别人超过他，容不得别人比他强，一旦他感到有人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他就暴露出其人性的另一面，由嫉妒之心而生害人之心。陷害韩非就是李斯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韩国贵族的后代，“韩之诸公子也。”韩非是战国后期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什么说他是集大成呢？原来战国法家中有三个派别，即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道的势，他们治国主张各有特色，各有侧重，韩非则将这些法家学派的思想综合为一体，形成了以法治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思想深刻，但“为人口吃，不能道说。”就是说他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但他的思想深刻，文章写得非常漂亮，现在《韩非子》一书，收录了他的文章55篇。他和李斯同时受业于荀子，是荀子得意的门生。（图片：韩非像、《韩非子》书影）
前236年，李斯奉命出使韩国，督促韩国投降，在这次出使韩国过程中，李斯见到老同学韩非。韩非送给李斯自己的文章《孤愤》《五蠹》等，李斯看后，把作品带到秦国，传至秦王手中。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非常有兴趣，爱不释手。他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哎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与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足见他对韩非非常欣赏。最初秦王以为韩非是位古人，后来听李斯说，这是我的同学，才知道是韩国的公子。于是非常想得到韩非，希望他帮助自己振兴秦国。怎样才能得到韩非呢？嬴政用军事的手段，于前234年出兵攻打韩国，这次出兵不攻占韩国的土地、城市，就是指名要得到韩非。韩王不得已，便命韩非入秦。秦王非常高兴，立即把韩非安置下来。
韩王为什么答应派韩非到秦国呢？两个原因，第一，从军事实力上看，韩国不是秦的对手，硬打，韩国肯定吃亏，不如答应秦国的要求，同意韩非入秦，避免吃亏。
第二，秦国对韩非有兴趣，而韩国却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韩非在韩国时，与韩王的政见不同，韩非见到韩国日益衰弱，痛惜韩王不能用法制治理国家，不能凭借权势来驾驭臣子，也不能任用贤能之士，反而任用那些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之士，这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他“数以书谏韩王，”屡次上书，建议韩王实行改革，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致使韩非内心十分郁闷。韩非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秦国。
李斯和韩非是同学，同受业于荀子，从关系上说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李斯认为自己的学识比不上韩非。尽管如此，如果李斯真的敬重韩非，看重同学的情谊，即使才识不如韩非也没关系，实际上二人各有所长，李斯善于实践，韩非长于理论，二人取长补短，齐心协力，共同辅佐秦王，这对秦国的强盛无疑会有帮助。然而，李斯心胸狭窄，嫉妒韩非，担心韩非会威胁自己的权势。于是他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李斯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是要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呀。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呆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呀。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
秦王认为李斯说的对，就下令给韩非定罪，将韩非关进监狱。韩非入狱，李斯见陷害韩非的时机已到，就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让韩非吃下，韩非身陷牢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非常想见见秦王，当面陈说是非缘由，但没有人替他转达，他很悲哀，无奈之下，终于绝望了，痛苦地吞食下了李斯送来的毒药，战国最杰出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韩非死去的消息秦王并不知道，不久，秦王突然想起了韩非，后悔当初不该将他下狱，于是派人到狱中赦免他，但发现韩非已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王对此事没什么表示，不了了之，对李斯暗害韩非一事也未加追究。
三
韩非不是秦王动用军队，攻打韩国，好不容易才从韩国得到韩非的吗？秦王又这么佩服韩非，甚至表示能与韩非交往，死亦无憾，为什么在韩非到秦国后又没有重用他？为什么得知韩非死的消息他并不气愤，也不追究李斯的责任呢？难道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吗？
我认为，是有原因的。首先，韩非到秦国为什么没有被重用？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到秦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存韩》，上书秦王，主张先伐赵而缓伐韩，遭到李斯的反对，也引起了秦王的不快，他心里想，你韩非来到秦国应该替我出力，帮助我统一天下，你怎么还想着韩国呀？因而失去了对韩非的信任，也没有使用他。
第二，韩非攻击姚贾，再度引起秦王不高兴。姚贾原来是魏国看守城门人的儿子，曾在赵国做过小官，后到秦国，成为谋士，他出身不高但办事的能力很强。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前233年，燕、赵、吴、楚（先生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认为是赵、魏、燕、楚。）联合攻打秦国，秦王政召集群臣，询问对策，姚贾毛遂自荐，愿意出使四国，解除四国联合，消除兵灾。于是，姚贾带着礼物，到四国游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四国没有联合打秦国。秦王政很高兴，封姚贾食邑千户，拜为上卿。
没想到，韩非却在秦王面前说姚贾坏话，说他利用秦王的金银财宝与各国搞搞私下交结，还说姚贾是魏国的大盗，赵国的逐臣。秦王把姚贾找来要问个究竟，姚贾一一回答，很圆满，秦王也满意了，而韩非说话不利索，肯定越解释越说不清，这就越发引起秦王的不满。
韩非为什么说姚贾坏话呢？其实他不反对离间四国联盟，他主要认为姚贾人品不好，是魏国的大盗，赵国的逐臣，不应该派这样的人出使四国。韩非这样做，不能不说是个失误，他太求全责备了。他得罪了姚贾，姚贾也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
此外，还有材料说明韩非入秦并非那么简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离开韩国之前，曾受到韩王秘密召见，“与韩非谋弱秦”，即商量削弱秦国的计策。我们推测，会不会韩非到秦国另有秘密使命？韩非虽然没被韩王重用，但是他在内心深处还是爱韩国的，他又是韩国公子，不希望韩国灭亡。从他到秦国后献上文章《存韩》，说明他对韩国还是有感情的。
结合以上韩非的所作所为，处事精明的嬴政会不会发现韩非的某些蛛丝马迹？也许韩非的行为并没有危及秦国的安全——只是说说而已。但嬴政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把他放在了一边，即没有重用也没有驱逐。但是，李斯和姚贾却乘机说韩非的坏话，李斯更是推波助澜，添油加醋，终于使韩非入狱。
韩非之死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韩非子文章中，有许多篇目讲的都是帝王治天下的道理。比如他写的“六反”是论严刑峻法对于治理国家是如何重要的；
“主道”、“扬权”是告诉君王如何牢牢掌握大权的秘诀，“三守”是告诉君王怎样才能坐稳第一把交椅而不被人颠覆的，“亡征”是告诫君王，国家要亡就会有四十七种先兆。
韩非还讲“八经”，告诫皇帝如何防范大臣作乱，如何管理、监视大臣。韩非还讲“八奸”，讲的是导致君王大权旁落的八种奸邪手段。
由于韩非分析君主掌权、用权太透彻，太深刻了，把君主集权的秘诀都抖落出来了，致使嬴政对韩非产生了嫉怕。这样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太危险了。既然他知道君主的各种集权、用权方式，那么也就可以用其他方式对付君主。本来，从君主防范臣民的心态角度看，“邦之利器，不可示于人，”你把君王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又不愿意对人说出的权术秘诀都说透了，君主便感到没有神秘感和威慑感了，他们会害怕因此危及自己统治稳定性和合法性。这对说者就有生命危险了。
聪明的韩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意思是：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这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中无意说出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
在专制时代，如果表现得比君主还高明，还有本事，甚至还想教育教育君主，当君主的老师，客观上也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韩非就犯了君臣关系的大忌，从他死后秦王表现得并不气愤，也不追究李斯的责任可以看到这一点。再从韩非自己吞下毒药，也可知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此看来，对韩非之死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推到李斯身上，但李斯的责任也是不能推卸的。他利用秦王嬴政在任用、留弃韩非问题上的犹豫，乘机和姚贾诋毁韩非，推波助澜，落井下石，达到了他排斥异己，惟我独尊的目的。正是受这种人生观的驱动，使李斯既为秦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立下了显赫功劳，又暴露了他狭隘的心胸和自私的心理，使他的人生并不光彩。
第三章 助秦统一
公元前237年，李斯针对秦的逐客令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劝阻了秦王的逐客行为，保证了秦国人才没有流失，对于秦国的强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开始，秦开始了灭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十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先后灭掉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专制集权的秦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李斯策划参与了灭六国的战争，并在统一之后帮助秦始皇规划政权建设，制定巩固统治的各项制度。这一时期，李斯的年龄从50岁到60出头，正值年富力强，政治经验丰富，他的政治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秦统一前后，李斯参与的重要活动是灭六国的战争。
李斯曾这样说他参与灭六国的战争：
“我刚到秦国时，秦国的领土还很狭小，土地不过千里，士兵不过几十万。我用尽了自己微薄的才能，小心谨慎地执行法令，暗中派遣谋臣，资助他们金银珠宝，让他们到各国游说，暗中准备武装，整顿政治和教化，任用英勇善战的人为官，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禄，所以终于威胁韩国，削弱魏国，击败了燕国，赵国，削平了齐国、楚国，最后兼并六国，俘获了他们的国王，拥立秦王为天子。”（《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在这里说了灭六国的两个过程：第一，设计削弱六国，具体办法在他第一次见秦王的时候就说过，后来就付诸实践了。讲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秘密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游说诸侯国的权贵们，施反间之计，对掌权的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尽量加以收买；第二步，不能收买的，就用利剑把他们杀掉，使其君臣关系分崩离析，第三步，发兵进攻，里外应合，消灭敌人。李斯是秦行反间计、挖心术的主要谋划者。战争的发展证明这一计谋很有成效。
前229年秦国攻打赵国，赵派大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为避免恶战，派人对赵宠臣郭开行贿，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并杀死李牧，转年秦军大破赵军，灭掉赵国。
前221年，秦国攻打齐国时，虽然齐国军事力量已不是秦国的对手，但是如果齐王将齐国军民组织起来拼死抵抗秦国，一场恶战很难避免，无数生命会死于战火。秦国又使用挖心术，派使者对齐王游说，答应只要齐王投降，秦将给他五百里的封地。齐王见大势已去，答应投降。秦国没费力气就灭掉了齐国。
在灭六国的战争中，秦第一战向谁开刀？打韩国。——这也是李斯的主张，他提出：“先取韩以恐他国”，（《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时围绕打不打韩国他和韩非有不同意见，韩非认为先伐赵，缓发韩。李斯则认为打韩国可以震慑其他国家，而且打韩国取胜把握性比较大。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
韩国之所以成为秦第一个征伐对象，原因在于他在东方六国中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军事力量最弱。韩国软弱的原因还因为它从来没有没有进行过较为彻底的变法或改革，当年在韩昭侯时，有一个法家人物叫申不害，曾帮助韩国变法，但它讲究法家的术，就是让君主掌握驾驭臣下的权术和方法，君臣勾心斗角，不抓治理国家的根本问题，结果弄得君臣不团结，离心离德，限制了韩国的发展。此外，从地理位置上看，灭韩可以打开通向东方的大门，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灭六国的战争，自春秋以来国家分裂的局面结束了，统一的秦帝国建立了。秦统一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建立各种制度以巩固政权。李斯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做出了那些贡献呢？
秦灭六国后，李斯帮助秦始皇制定巩固统治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秦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议定帝号，设立皇帝制度。
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王朝建立，新帝国急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以巩固统治。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议定帝号，即秦王嬴政叫什么，什么名称才能体现他的丰功伟绩呢？于是嬴政召集大臣商议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
嬴政首先发言，他先讲了灭六国的经过，从灭韩一直讲到灭齐，表明秦灭这些国家是正义的，在胜利者嘴里，讲灭这些国家，显得很轻松，很得意。最后嬴政又谦虚了几句并提出了问题。他说：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除暴乱，赖宗庙之灵，六国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凭借着渺小身躯，兴兵诛讨暴乱，靠的是祖宗的神灵，六国国王都因为他们的罪过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现在天下安定了。如果不更改名号，就无法显扬我的功业，传给后代。请各位和我一起商议帝号。
用什么名号能体现嬴政的成就和地位呢？
当时在场的有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这时，李斯的官位是九卿之一的廷尉。估计这几个人对定名号早就商量好了，意见一致，故《史记》说“皆曰”。他们先赞扬了一番嬴政统一天下的伟大功绩，说，过去诸侯不服从周天子，对天子不恭敬，有的朝见，有的不朝见，天子不能控制，现在您兴正义之师，讨伐四方残贼，平定了天下，这是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就是五帝也比不上。
接着他们讲了对名号的具体设想：“我们恭谨地跟博士们商议说，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我们这些臣子冒死罪献上尊号，建议您称‘泰皇’。您发布教令称为‘制书’，下达命令称为‘诏书’，您自称为‘朕’”。
在几位大臣的意见中，还代表了博士的意见。在战国秦汉时期，博士是个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说负责古今史事的侍问。就是在皇帝身边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地位并不高，但有知识，知道得古今各种事情较多。嬴政听了，基本接受了李斯等人的建议，并做了一些修改，说：“去掉‘泰’字，留下‘皇’字，采用上古‘帝’字的位号，称为‘皇帝’。其它的就按你们的意见办”。
于是，皇帝一词就这样确定了。嬴政还说：“从今以后，我就叫始皇帝，后代就从我这儿开始，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由此可见，定皇帝的尊号，是在李斯等人的建议下，由嬴政最后拍板确定的，秦始皇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从此，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沿用了2000多年，皇帝一词是对王权新的概括，其权势和功德都超越以往任何对统治者的尊称。当皇帝就成为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皇帝一词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停止使用。
第二，设立官僚制度。
李斯曾说：我为秦“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意思是，尊重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用以巩固他们同秦王的亲密关系。实际上，李斯是说他参与了秦统一后官僚制度的设置。
秦朝的中央官制是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所谓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实际在秦朝和汉初，这三位官员的地位虽然很高，但三人并不一样，不是平起平坐，丞相地位最高。
战国时，各国均有相当于后世丞相的官，有的国家称“相”，有的国家称“令尹”，如楚国，秦国则称丞相。《史记·秦本纪》：“（武王）二年（前309年）初置丞相。”秦统一后，正式在中央政府确立了丞相制度。丞相是百官之长，地位最高，“金印紫绶”，这是说，丞相的印是金质的，上面是紫色的丝带。丞相的职责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在具体职责上，丞相的主要职责是辅弼皇帝，参议军国大政，并负责为国家选用官吏，督察百官，主管郡国的上计和考核，总领百官的朝仪和奏事。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秦朝，在通常情况下设两位丞相。秦朝初年，二位丞相分别是隗状和王绾，李斯和冯去疾做过秦朝最后一任左右丞相。在三公中丞相的地位最高。
三公中，太尉是负责军事的长官。秦朝最高的军事统帅是皇帝，太尉是助理军事行政。有的学者觉得目前没有发现秦朝太尉的人选和具体活动的记载，认为太尉是汉代的称呼，秦朝称国尉。不过《汉书·百官公卿表》明确记载：“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太尉在秦朝已经设立当无问题。
三公中的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地位稍低，“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是专职的监察官员之长，也参与军国大事，协助丞相总领百官。还掌管图籍秘书，制定法律。
在秦代，三公实际以丞相为核心，主持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起着辅助和制衡的作用，太尉则帮助皇帝管理军事。李斯后来就担任了丞相一职，实现了他个人的最高理想。在三公之下还有九卿，分管兵、刑、钱、谷各方面的工作。
李斯参与设置的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机构，能够较好地传达和执行皇帝的政令，而且这些任职的官员有监督，有考核，不世袭，因此工作效率较高，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运转。
第三，实行郡县制。
秦统一后，用什么方法管理土地辽阔的国家？是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新问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与大臣在朝廷上商议这个问题。丞相王绾等进言说：“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封立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始皇把这个建议下交给群臣商议，群臣都认为这样做有利。
只有廷尉李斯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秦始皇对李斯的话表示同意，说：“以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我依仗祖宗的神灵，平定了天下。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又将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李斯说得对。”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郡是秦朝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秦初设置了36个郡，后来随着国土扩充，有所扩大。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一书中统计是46个郡。各郡大小不一，有的属县30多个，有的仅二、三个。
郡的长官：有郡守，又称郡太守，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郡守的主要佐官有：
郡尉，负责武事，维持治安，并奉命率兵作战。
监御史，有御史府派出并垂直领导，是一郡的最高监察官，主要职责是监督地方官吏，使他们不敢违抗朝廷和欺骗皇帝。监御史的权力很大，还可领兵作战。
郡下设县。秦朝全国的县大约在500个左右。县设县长或县令，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县设县长。县还设县丞，协助县令、长掌管一县事务，还有县尉，掌武事。
县以下的基层政权组织是乡、亭、里。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和治安等事宜都是由乡里的官吏直接承办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里是户籍的最基层单位，一里百户，下有什长，管理十家，五长，主（管理）五家。每个家庭都纳入严密的组织之中。
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下达，从总体上看，郡县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和地方势力的与中央的对抗。但是在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中国古代，是不是应该废除所有的分封呢？还是可以局部保留呢？关于这个问题，在秦朝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并因此并酿成了一场惨祸，我们将在下一集中做具体介绍。
以上三点，皇帝制度、官僚制度、地方郡县制度，是秦朝最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控制的统治体系，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影响深远。
第四，制定法律制度。
李斯参与制定的制度还有法律制度。李斯在秦国和秦朝初年，担任过廷尉一职，廷尉是中央最高司法官，是九卿中专管司法的行政官吏。李斯对法律很精通。
秦朝建立后，李斯鉴于天下初定，人心尚未宾服的现实，建议政府宜厉行法制，罢去六国与秦不同的法律，重新修订律令典章，统一法制，颁行全国，使臣民有所遵循，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秦始皇认为李斯的意见很好，就让李斯主持制定了《秦律》。
《秦律》的基本内容来源于战国初期魏国李悝的《法经》。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将《法经》的六法改为六律，这是秦国制定封建法律的开始。秦统一全国后，在秦国原来六律的基础上，李斯又做了补充修订，制定了新的《秦律》。但是，后来秦律散失，只在文献中保留了只言片语，谁也不知道《秦律》的全貌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千多只竹简，简文以近似小篆之秦隶墨书，大部清晰可辨。其时代为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编辑，其内容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甲乙种。除前后各两种外，中间五种都是秦律、律文答问解释和治狱文书程式之记载。这批秦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战国末年秦至秦王朝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尤其是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而又系统之原始资料。
云梦秦简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秦朝的法律文书，为人们全面、准确研究秦朝的法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在人们了解到，《秦律》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十多个法律门类，其核心是刑法。（图片，云梦秦简）
秦律不仅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对以后历朝历代制订法典都有重大影响。
秦律制订后由秦始皇颁行全国，命令全国人民进行学习，甚至文化教育都要“以吏为师”。
李斯帮助秦始皇制定法令，目的是从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李斯说：“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意思是，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李斯还说：“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第五，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以前，各国的度量衡很不一致，长度方面尺寸不一，量制方面进位不等，大小不同。衡制，就是称东西分重的器具，衡制方面单位名称及代表的重量也不尽相同。这种混乱状态不利于统一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于是在李斯的主持下，对度量衡制进行了整顿，制定了新的国家统一标准的度量衡。李斯参与了度量衡的制定。他说：更改尺度和衡器上所刻的标志，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颁布天下，以树立秦朝的威名。
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秦的度量衡制是：度制单位为：寸、尺、丈、引，都是十进位。经过实测，1寸等于2．31厘米。
量制单位为：龠、合、升、斗、斛，龠最小，斛最大。二龠等于一合，其余都是十进位。经实测，一龠等于10．5毫升。
衡制的单位为：铢、两、斤、钧、石。（图片：秦朝度量衡）
秦还统一了货币。秦统一前，各国货币形状各异，比值也不一样，流通很不方便，齐燕的货币像大刀，三晋（韩、赵、魏）货币像铲子，楚国的货币是纹饰古怪的蚁鼻钱，秦国是方孔或圆孔圆钱，经过比对，秦国的钱最具抽象意义，使用也很方便，于是就以这种圆钱为基础，统一为半两圆钱，在全国推广，同时废止其他各国的钱币。从此以后，这种圆钱为历代沿用，直到被现代纸币所取代。（图片：秦货币）
李斯参与的统一度量衡的工作是秦巩固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为经济交流，和政府向人民征收赋税提供了方便。
第六，统一文字。
这是李斯亲自参加的一件事。
本来，商朝和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后来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使各国在文字的使用上出现了变异，同一文字有不同写法，即“文字异形”，这给文化交流带来了麻烦。秦始皇命李斯进行统一文字的工作。李斯吸取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字的长处，力求将笔划简省划一，创造了小篆为正式书写体，并且罢“不与秦文合者”。为了推广这种字体，李斯等人还写了一批范本书，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让他们学习、模仿。李斯写的这本书叫《仓颉篇》。秦始皇巡行全国各地，在不少地方刻石留念，就是用小篆书写的。（图片：秦统一文字）
在小篆通行的同时，还有一种字体“隶书”，也开始流传起来。传说有一个狱吏叫程邈，因犯罪被关押在监狱十多年，他在狱中专心研究字体，对篆书进行了改造，创造了一种笔划更加简便，字体成方形，更便于书写的字体，这就是隶书。以后隶书不断改进，书写方便，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字。
统一文字是秦始皇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李斯是统一文字的参加者和实践者，在中国书法史上，李斯也占有一席之位。他是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位书法家。李斯的字简洁明快，整齐端庄又生动有力，流传至今的有他随秦始皇巡游时书写的泰山石刻。（图片：李斯泰山石刻图）
秦朝初年，李斯参与的巩固秦统治的活动还有很多，如抗击匈奴、修驰道，规划设计宫殿园林等。
从公元前230年到秦统一后的7、8年间，也就是到公元前213年，是李斯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对秦王朝的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这时，他在官职上已由廷尉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受到秦始皇的高度信任。秦始皇还与李斯结为儿女亲家,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
不过李斯并没有昏昏然，飘飘然，他很清楚，他的一切是与秦始皇分不开的，他的命运实际与秦始皇紧密连在一起的。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这样一件事：李斯的儿子担任三川郡守。有一次，李由请假回咸阳时，李斯在家中设下酒宴，文武百官都前去给李斯敬酒祝贺。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热闹非凡，面对这一番景象，李斯喟然而叹曰：
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这话的意思是：“唉呀！我听荀卿说过‘事情不要搞得过了头’。我李斯原是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低下，才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现如今做臣子的没有人比我职位更高，可以说是富贵荣华到了极点。然而事物发展的极点就要开始衰落，我还不知道归宿在何方啊！”
从战国末年到秦朝初年，李斯帮助秦统一天下，制定巩固统治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显示了李斯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李斯人生的辉煌时期，内心却对前途产生了惶恐，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李斯很清楚，他能够一步一步由低级小吏成为朝廷大臣，靠的是秦始皇的信任和提拔，要想保住富贵，必须紧紧依靠秦始皇，迎合秦始皇，如果一旦秦始皇出现意外，自己的一切就全完了，从他信奉的“老鼠哲学”出发，他一方面要设法迎合秦始皇，取得信任，保住高位；另一方面，他也要敏锐地观察环境，像老鼠那样巧妙地保护自己。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李斯显得格外小心翼翼、诚惶诚恐。
第四章 焚书之谜
一
李斯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和秦统一后，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在巩固统一、政权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建立帝号，设置官制、实行郡县，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对李斯的这些作为，应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秦统一后，朝廷中对一个问题有不同意见，李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所坚持的意见，为秦始皇接受，并以此为借口制造了一次重大事件。这就是焚书事件。
焚书是秦朝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秦朝历史而言，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不稳定因素开始增多；对秦始皇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由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开始变为专制暴君；对李斯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处处迎合、屈从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进一步表露，他这样做虽然可保全自身，但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为秦朝，也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首先谈谈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起因是朝廷中的大臣对治理国家的方式有不同意见。具体讲，不同意见就是统一的秦王朝究竟是全部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还是在实行郡县制的基础上一些地区实行分封呢？
商周实行分封制，尤其西周，分封制度相当完备。分封制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和人口分封给周族王族的后代和异姓功臣。这些被封者称诸侯。所谓“受民受疆土，以蕃屏周。”历史证明，西周实行的分封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西周从公元前1046建立到公元前771年灭亡，社会基本是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贵族等级制和宗法制动摇，分封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到战国时，各国相继建立了君主专制集权制的政权，取消了分封制，建立了中央直接管辖的地方行政机构。秦灭六国后所建立的就是专制集权的统一国家。当时的问题是，秦统一中国后，还有没有必要实行分封制？
就在秦统一中国那一年，即公元前221年，就对这个问题在朝廷展开过讨论。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先是丞相王绾发言，他向秦始皇建议：“现在，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他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立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
这是以王绾为代表的所谓分封派的意见。细读王绾的建议，发现他不是要求实行全面分封，而是在偏远的燕、齐、楚让秦始皇的儿子们去镇守，并没有提出全面分封，其本意还是要巩固秦政权。秦始皇当时对这个建议没有表态，而是交给群臣商议。可以看出秦始皇对这个意见还是听得进去的，经过大臣讨论，都认为这样做有利。《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可以看出，主张分封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就在这时，廷尉李斯站出来，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他说：“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不少同姓子弟为王，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禁止。
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一统，都划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李斯的话引起了秦始皇的警觉，秦始皇感到，灭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天下刚实现统一，不打仗了，再在实行分封不就又要挑起战争吗？
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意思是，以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我依仗祖宗的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李斯说得对。
李斯的意见得到皇帝的肯定，于是一场争论也就告一段落。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
关于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由于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案，这是很正常的。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1.
主张分封的王绾并没有提出全面分封，只是建议在偏远的燕、齐、楚之地封皇子为王，这在经济落后，交通阻隔的中国古代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历史证明，中国自汉以后，对地方主要实行的是郡县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分封的状态。
2. 李斯对王绾的意见虽然不同意，但态度还算不错，没有打棍子，扣帽子。他的意见得到秦始皇的支持，王绾的建议被否定，这件事也就平息了。
秦始皇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大度，让大家讨论，没有自作主张，更没有发脾气，能容人，有开明君主的气派。
3.
主张分封的意见虽然被否定了，但朝廷中仍有人认为可以搞分封，他们还在寻找时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李斯在这次讨论后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后来由廷尉升为丞相，成为朝廷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有了这样的职位，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发表意见，左右局势，分量就比过去重多了。
二
果然，8年之后，围绕着搞不搞分封问题又在朝廷上发生了争论。
这件事发生在前213年。应该是在秦王朝统一中国8年的庆祝大会上。当时秦打匈奴，伐南越都取得了胜利，领土又扩大了许多。《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就是在咸阳宫殿举行盛大酒会，这次大会不仅文武官员全部出席，还邀请了几十位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参加。在宴会进行中，七十位博士上前向秦始皇献酒颂祝寿辞。仆射（博士长官）周青臣走上前去颂扬说：
“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天下，驱逐蛮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功业可以传之万代。您的威德，自古及今无人能比。”
秦始皇听了周青臣的这一番颂扬，心里甜滋滋，脸上堆满笑容，十分高兴。可是，博士齐人淳于越上前，却说了与周青臣完全相反的话。他说：
“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殷周都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又当面阿谀，以致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不是忠臣。”
值得注意的是，淳于越的话，一是批评周青臣太爱拍马屁，阿谀奉承；二是再次提出分封子弟为王，派他们镇守地方。所谓齐国田常是指齐国的卿，他在前481年发动政变，把齐国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实现了田氏代齐。原来齐国是周初分封给姜子牙的，这时田齐取代了姜齐。六卿是指晋国的六家卿，经过争斗最后剩下三家（韩、赵、魏），他们瓜分了晋国。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陷入沉思，他没有急于表态，仍然把意见下交群臣议论，“下其议”。这时，丞相李斯站了起来，他要发表意见。李斯的话很长，主要说了这几个意思：
第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五帝的制度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好了，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此话体现了历史进化论的思想。
第二，现在陛下开创了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根本不值得效法！
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
请注意，李斯的话头要转，他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了——儒生心怀鬼胎，别有用心！
第三，李斯说：现在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意思是现在这些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这些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入朝就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像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去禁止，君主的权威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我认为应该禁止他们的活动，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
李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上纲上线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把人们个人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
第二，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罚作四年苦力，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
第三，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不在清除之列。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主张，制曰：“可。”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一类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以后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以古非今的，满门抄斩；禁止私学，愿学法令的，“以吏为师”。这就是震惊中国历史的焚书事件。
三
我们如何看待李斯的焚书主张呢？
首先，淳于越建议实行分封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行焚书有必要吗？
我认为，淳于越提出分封和当年王绾一样都是从善意出发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颠覆秦政权，而是要使秦政权巩固。从王绾到淳于越，他们都是要在中央集权基础上、行郡县的基础上分封子弟为王，而不是像西周那样全面分封，把秦始皇的天下变成周天子的天下。李斯却认为这些人是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以古非今——李斯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搞复杂化了。
在焚书问题上，李斯小题大做，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是他乎悠了秦始皇。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扩大化，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似乎秦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终于造成一场文化灾难。
第二，明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明明可以讨论、甚至批评的问题，李斯为什么要用极端的方法解决？这表现了他什么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迎合心态。随着秦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李斯看到，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作为丞相，他自觉地维护皇权，他知道，秦始皇的专权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即只要有他认为不利于统治的因素，都会毫不留情地扫除。为此，李斯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提高到影响国家治乱安危的高度来认识，造成了秦始皇的高度紧张和警觉，决心烧书。他迎合了秦始皇，也就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定了。
其次，
李斯提出焚书的建议还集中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严刑峻法无疑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与此相适应，法家主张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其表现就是除了法律书，别的书都不让老百姓看。商鞅变法时就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李斯则想通过秦始皇下命令在全国实现文化专制。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大师，他跟随老师学习，肯定读过不少诸子百家书，你自己看了，为什么又不让别人读呢？你看了没问题，怎么别人看了就会出问题呢？你看诸子百家不反政府，不出事，别人看怎么就反政府，要出事呢？说穿了，这是法家的愚民政策。主张愚民政策不仅有法家，儒家、道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法家对愚民政策讲得最多。在法家看来，对老百姓就是要役使、利用，所谓战时则用其死，平时则用其力，让他们无休止的劳动或打仗，国家自然安定。至于知识文化，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提出烧毁《诗》、《书》，厉行法治，禁止游说的措施。后来，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主张，他认为，不仅要用法规范人们的行动，还要严格限制人们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不许看不应看的书，不许说不应说的话，规定了思想罪。
韩非子在《说疑》中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禁止出现奸邪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管住人心，也就是管住思想，首先不许乱想；其次不许乱说；再其次不许做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不能乱想，不能乱说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有文化，什么《诗》、《书》之类一律烧掉，要想学文化就学法律，“以吏为师”，把你的思想抽空，把你管得服服帖帖，你什么也不懂，不就不会七嘴八舌了吗？
说到底，愚民政策是统治者钳制民众思想的政策。统治者愚弄老百姓，让老百姓变成无知的顺民，更加容易统治。焚书就是愚民政策的体现。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专制和独裁政权特点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
专制国家的教育寻求的着力点是降低民众的心智。……
在专制国家里，只是把恐惧置于人们心中，把某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般的知识灌输给人们。当权者知道，知识导致危险，竞争足以招来祸害。……所以，在这种专制国家中，从某些方面来说，教育等于零。它先掠夺人们的一切知识，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看似知识的东西。”
用这段话解读法家的愚民政策的实质是再清楚不过的。
韩非子只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愚民政策对于维护专制统治的必要性，而李斯的焚书建议和秦始皇焚书的命令则是愚民政策的具体实施。李斯对焚书的要求十分严苛，不仅藏书非法，甚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就是说有人胆敢相互谈论《诗》《书》者，就在闹市执行死刑。
这么严厉的禁书措施，究竞焚书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民间的书都烧了？可以说，焚书的性质恶劣但效果却十分有限。这道焚书令，乍一看，来势汹汹，着实吓人，但实际考察，我们会发现它表面如洪水猛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这样说呢？秦朝地域辽阔，秦与东方文化有明显的差异。秦国奉行严刑峻法，烧书令可能在秦国本土能够实行，但这道命令对东方（包括楚国）就不那么灵了。秦可以用军事力量征服东方，但要从思想文化上真正征服东方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焚书必须让老百姓上交书，可老百姓、读书人就是不交，你怎么能搜查出来！当时，书的来源主要靠笔抄在竹简木牍上，来之不易，读书人爱书的情感之深，是现代人难以体会的。所以藏书是当时反抗焚书令的主要办法。特别是读书人比如儒门后学和诸子学人，纷纷藏书。那么，书都藏在哪里呢？
1、 藏在屋壁。
屋壁就是夹壁墙。传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一批珍贵的书籍藏在曲阜孔府一间屋子的夹壁墙中，秦末，他参加了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担任了陈胜的博士，后来在战斗中牺牲。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翻修孔子旧宅，发现夹壁墙中有一大批藏书，包括《易》、《诗》、《礼》等典籍，这就是当年孔鲋为躲避秦朝的焚书令藏起来的书。
汉文帝时有个叫伏生的老头，90多岁了。他是当年秦朝的博士，他偷偷在屋中藏了一部《尚书》，偷着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才把书销毁。汉初鼓励民间献书，他背诵了《尚书》，由政府派人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尚书。
2、藏在深山。
此次焚书没有彻底执行，还有地方官员执行不力。落实焚书令需要各级官员执行、配合。秦始皇从十七年(前230年)起至二十六(前221年)，十年之间兼并六国，领土扩大了五倍。但在这么大的范围内，短时间内，哪里有那末多培训好的能忠于秦政的官吏？秦始皇只能大量利用降秦的六国旧吏。众多的六国降吏也不可能在数年之内被秦国完全更换。那么，众多降吏都能尽忠职守于秦吗?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焚书令吗?不可能。正是因为有众多地方官吏的消极，才会造成众多有书之人的藏书机会，这使得焚书令大打折扣。
还有，出土秦简中未见只字焚书令的反映。2002年5月至6月，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湘西龙山里耶发现了战国古城，出土秦代木质简牍36000多枚。这批珍贵文献的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之间,内容包括法令、文书、历谱、郡县等十余项。被认为大部分是秦统一中国15年间的官方档案。按理说，这批简牍中应有秦始皇三十四年颁布的焚书令，但经清理却只字未见。（图片：里耶秦简出土之地）
这一发现也证明，秦始皇颁令行法,并非人们所推想的那么雷厉风行于全国。
第四，从《汉书》所反映的实际看，秦以后各种图书的数量依然很可观。《汉书》是东汉人班固写的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其中《艺文志》记载了各种书籍多达13000多卷。这一万三千多卷中,大都是西汉初至宣帝多次奖励人们向中央进献之书,也理应就是秦焚书令之后众多藏匿之书。其中仅诸子书就有189家，4324卷(篇),这些书大都经历了焚书→藏书→献书的历程。
通过以上简单统计,我认为清楚地证明了一个长期未被人们深究的大问题,即秦始皇的焚书令,其实是来势汹汹,收效甚微。但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个中国图书文化史上的大案,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
四
李斯与秦始皇合谋的焚书政策从主观上讲是要加强统一和集权，但对不同意见显然没有必要用烧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作法，对人心的伤害太大了。有人认为焚书是搞了扩大化，似乎像淳于越那样的人就值得抓起来甚至杀掉，其实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充其量是思想不对头，而并非搞垮秦王朝，颠覆秦王朝，有什么必要因此而毁掉民间的藏书呢，这不是扩大化，是做法根本错误。这项不得人心的文化政策，激发了人们对秦帝国的逆反心理,虽于当时潜伏,但在之后反秦斗争中的作用是剧烈的。反秦的强烈社会文化心理，应是加速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潜在要因。历史证明，秦始皇所主要焚禁的民间人们读的书,被大量地藏匿保存了下来。可以说，历史上任何焚书、禁书的行政措施，都是令人的愚昧无知和可悲之举，都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的诅咒，都会激发人们对书的更加钟爱,都会使图书文化得以更顽强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受到了历代指责，唐代诗人章碣有一首《焚书坑》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
竹帛烟消，指焚书的烟火熄灭，帝业虚，文化破坏，帝业动摇空虚。关河：函谷关、黄河，祖龙指秦始皇。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农民起义爆发的地区。刘项，刘邦小吏，项羽游侠，都读书不多。这首诗讽刺秦始皇，书烧了，帝业动摇了，激起民愤，起义的领袖恰恰不是读书人！
清人陈恭尹也有一首诗写道：
谤声易弥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有有未烧书。（《独漉堂集》）
“呼孺子”——这是人们熟知的张良获书的故事。张良原是韩国贵族的后代，秦灭韩后，他怀恨在心，变卖了全部家产，招募刺客，阻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没有成功，秦始皇下令捉拿刺客，张良隐名埋姓，一直逃到下邳，有一天他在在一座桥上过，一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一不留神鞋扔到桥下，让他去捡。张良吃惊不小，想这个老人，又见这人很老了，终于忍住，去桥下捡走鞋来拿到桥上。老人又很过分地让张良为让穿鞋，张良默默照做了。老人大笑而去，一会儿回来，夸他“孺子可教”，命他五天后大清早在桥上等。张良五天后一去，见老人早在桥上了。老人大怒，让他过五天再来。过五天，张良又迟到了、老大又怒，约他再过五天来。过了五天，张良半夜赶往，终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老人见他先到，高兴了，地是传了他一部《太公兵法》。张良就因为这次奇遇，成为后来汉高祖刘邦首师军师与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这说明民间用各种办法藏书，书一旦进入民间是烧不尽的。
对于焚书坑儒，历来有种种的否定与抨击，但是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是不可以简单论定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焚书是秦朝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秦朝历史而言，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不稳定因素开始增多；对秦始皇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由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开始变为专制暴君；对李斯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处处迎合、屈从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进一步表露，他这样做虽然可保全自身，但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为秦朝，也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焚书这项不得人心的文化政策，尽管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贯彻执行，但由于其手段粗暴，做法野蛮，激发了人们对秦王朝强烈的反抗心理，后来爆发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有这么多人参加，其中包括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和许多读书人，说明焚书不得人心，李斯在这个事件中的恶劣表演，使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第五章 坑儒之祸
一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对治理国家的不同意见采取了粗暴的压制手段，通过焚书统一言论，禁止人们阅读《诗》、《书》、百家语。李斯是这一事件的策划者，企图用愚民政策和极端的手段维护专制集权。焚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秦朝历史上，人们常常把另一个事件与焚书并称，这就是坑儒。
坑儒是怎么一回事呢？
焚书坑儒虽然一直被人们放在一起谈论，普遍认为都属于秦始皇的暴政，其实，焚书和坑儒不是同一年发生的事，而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而且事件的起因也不一样。焚书事件的起因是淳于越等人提出要分封而惹怒了李斯和秦始皇，而坑儒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
坑儒事件的起因是方术士侯生、卢生谩骂了秦始皇，又逃得无影无踪，秦始皇被骂得下不来台，羞恼成怒，于是在咸阳抓了460多个方士、儒生，并把他们坑杀。焚书和坑儒虽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但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秦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摧残，对读书人的迫害，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
李斯是焚书的建议者，应对焚书负有责任，这没问题。那么，李斯与坑儒有关系吗？从目前的史料看，他似乎没有直接参与坑儒事件，但这只是表象，不能说明李斯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从李斯所处的地位看，他是丞相，是除了皇帝以外朝廷最大的官，他对于一次坑杀460多人的重大事件不可能不知道，秦始皇的旨意他安敢不执行？也许，他还是一些具体事情的操办者。另外，从这件事的性质看，坑儒和焚书一样，也是为了加强集权政治，这与李斯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可以断定，秦始皇的决定一定得到了李斯的支持。
秦始皇坑儒的直接原因是被方士欺骗了，方士欺骗秦始皇事件发生在他巡游过程中，秦始皇被骗却不知上当，反而兴趣越来越浓厚。李斯是秦始皇巡游的主要随从者，他目睹了秦始皇被方士蒙骗的全过程，作为秦始皇身边最重要的官员，李斯不但不去劝阻，反而一味迎合，阿谀奉承，从而导致秦始皇被方士欺骗得一塌糊涂，越陷越深，最后下不了台，一怒之下导致了坑儒的事件的发生。这能说李斯与坑儒没有关系吗？
二
前面说的秦始皇身边有“儒生”，还有“方士”，他们是一伙人吗？秦始皇巡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从秦始皇身边的人员说起。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亲政，到他统一中国称皇帝，在他的身边，渐渐形成了三个文人谋士集团。
第一个集团是法家集团，以李斯、韩非为代表。秦始皇最相信的是法家，尤其在治国方针上，这支配他一生。
第二个集团是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集团。儒生信奉孔孟之道，主张以王道治天下，但秦始皇并不欣赏，在秦朝政治中不占主导地位，作用有限。
第三个集团是方士。方士主要来自东方的燕、齐等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懂得古代的巫术。也懂一些医学，在思想上，他们鼓吹神仙论。认为海外有仙山。山上有仙人，长生不死，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秦始皇晚年，特别相信神仙，想长生不老。
秦始皇是怎样相信方士的神仙之说呢？这得从他的巡游说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马不停蹄地进行了巡游。他为什么要巡游呢？有两个目的，一是弘扬皇权，宣扬皇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尤其对东方的控制；二是找神仙，求仙药，想长生。秦始皇当了11年皇帝，出巡5次，平均2年多一点儿就出巡一次，可谓旅游皇帝。每次秦始皇巡游，李斯都随同前往。
第一次巡游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这次巡游是向西，到达陇西地区，然后返回咸阳，时间较短，与寻仙没有关系。这一带地处戎族，秦始皇到这里表示国家已经统一，并举行纪念活动。当年他的老祖宗秦穆公就是在这里开辟疆土的。
第二次巡游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这次是秦始皇第一次到东方，这次东巡，路线长，活动内容多，仅在沿途的泰山、峄山、琅邪就三次刻石。负责撰写刻石文字的是李斯。《史记·秦始皇本纪》保留了这些刻石的内容。李斯在刻石中，极力颂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说秦始皇，“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功勋超过五帝，皇帝的恩德连牛马都能够分享。还歌颂秦始皇如何早起晚睡，日夜操劳，勤谨治国。这些刻石由李斯用小篆写成，字迹规整，字为长方型，粗细一致，很有气势。
此次秦始皇东巡，大开眼界。在泰山封禅，就是在泰山举行祭祀，以证明自己的地位得到了上天的护佑，更加名正言顺；还是见到了大海，无比辽阔的大海，波涛汹涌的海浪，使秦始皇分外激动，浮想联翩，他特别想知道大海里面有什么，他很可能在琅琊海边见到了海市蜃楼，看到了一片奇异无比的景致，更令他心驰神往。他太喜欢大海了，于是一口气在琅琊住了三个月，并迁三万户居民到琅琊台（琅琊台位于青岛海西岸的胶南市海滨）下居住，还免除他们12年租税徭役。（图片：琅琊台石刻）
就在这时，方士出现了，第一个人是齐人徐福。他主动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带领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遗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是秦始皇40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死后下葬的墓已在骊山开始兴建了，但是他更希望长寿甚至永远不死，徐福的话对秦始皇太有刺激，太有吸引力了。这是秦始皇第一次派人出海寻仙.
从此，他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总想好梦成真。应该说，这时李斯就在秦始皇身边，他对秦始皇近乎天真的、迷信的举动没有任何表示。
其实，法家是不相信鬼神之说的。认为自然界之上并没有神秘的主宰力量，鬼神之说纯属无稽之谈，韩非子就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用时日，意思是，占时日的凶吉，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可以造成民愚国亡，实在是不可取的。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可是他在秦始皇面前却变得狡猾了，不敢想当年写《谏逐客书》那样直言劝谏了，使秦始皇在迷信鬼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荒唐。直至造成悲剧的结局。
三
秦始皇被神奇的大海所吸引，回到咸阳后，一直想着大海，才过了一年，前218年，他又第三次到东方巡游了。这次他又来到海边，登上之罘山，眺望大海，命令李斯刻石留念。李斯又用最美好的语言称颂了秦始皇的功绩。
由于这次秦始皇出巡在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北）险些被韩国贵族张良雇用的大力士刺杀，出于安全考虑，秦始皇回到咸阳后三年没有出巡。但对仙药的渴求经常让他寝食不安，他太想得到仙药了，于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一次来到东方，这是他的第四次巡游。来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境内）时，又一个方士，燕国人卢生在秦始皇面前吹嘘求仙采药之事，秦始皇早就被吊足了胃口，急忙派他和其他一些方式去找仙药。这时秦始皇想仙药已经想得急红了眼了，一定给了这些方士不少活动经费，让他们想尽办法找到仙药。其实，他们都在骗秦始皇，世界上那有长生不死的仙药？但他们又抓住了秦始皇的心理，于是，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说话越来越邪乎，要的钱越来越多，其中卢生最坏。
有一次，卢生对秦始皇说：“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们。我们心想，皇帝要经常秘密出行以便驱逐恶鬼，恶鬼避开了，神仙真人才会来到。皇上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们知道，就会妨害神仙。真人是入水不会沾湿，入火不会烧伤的，能够乘驾云气遨游，寿命和天地共久长。现在皇上治理天下，还没能做到清静恬淡。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
没想到，这套极其荒诞、离奇的谎话，秦始皇听后竟然相信了。他说：“我就羡慕神仙真人，今后我自己就叫‘真人’，不再称‘朕’了。”
于是令咸阳四周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皇帝的宫殿别墅都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让别人看不到他。皇帝所到的地方，如有人说出去，就判死罪。
有一次秦始皇幸临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的随从车马众多，很不高兴。宦官近臣里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斯，李斯以后就减少了车马数目，秦始皇生气地说：“这是宫中有人泄露了我的话。”经过审问，没有人认罪，就下诏把当时跟随在旁的人抓起来，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知道皇帝的行踪。处理事务，群臣接受命令，全在咸阳宫进行。秦始皇晚年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离，陷入孤家寡人地步，这是酿成他个人悲剧重要的原因。
四
方士骗秦始皇获得钱财，可得逞一时，但不能长久，因为他们不可能采到仙药。时间一长，他们有些后怕，想溜之大吉。于是侯生、卢生一起商量怎样脱身，他们用大骂秦始皇的办法为自己找台阶。他们说：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意思是：秦始皇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人员。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依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竭诚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而一天更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他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
侯生、卢生狠狠地骂了一通秦始皇之后就逃跑了。
消息传到秦始皇那里，他无比愤怒。感到大丢面子，十分恼怒地说：“我先前查收了天下所有不适用的书都把它们烧掉。征召了大批文章博学之士和有各种技艺的方术之士，想用他们振兴太平，这些方士想要炼造仙丹寻找奇药。我也挺高兴，可没想到他们全在骗我！听说韩众逃跑了音讯全无。徐福等人花费的钱以数万计算，最终也没找到仙药，我现在知道，他们非法谋利，串通一气骗我。
最可恨的是卢生、侯生等人！我尊重他们，对他们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此加重我的无德。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派人去查问过，有的人竟妖言惑众，扰乱民心。”
秦始皇为了出气，派御吏去一一审查，这些人辗转告发，一个供出一个，始皇亲自把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在咸阳，——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212年坑儒事件。
坑儒与焚书相比，可以看到，焚书不过烧掉一批文化典籍而已，并没有伤害人的生命，虽有“偶语《诗》《书》者弃市”的规定但未有杀人的记录。而坑儒已大开杀戒了。那些侯生、卢生们诽谤朝廷，大骂秦始皇，从当时的法律规定看，确实有罪，制裁他们也说得过去，但以此为名到处抓人，甚至株连儒生（儒生不信鬼神，充其量是偶语诗书者）就更显粗暴荒唐了。从这件事情上讲，坑儒是秦始皇求仙药而不得，羞恼成怒，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这次坑儒杀事件所杀的人包括：1、术士。《史记·儒林列传》载：“焚诗书，坑术士”。2、儒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诸生皆诵法孔子”——儒生们都诵读诗书，效法孔子，现在皇上一律用重法制裁他们，我担心天下将会不安定，希望皇上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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