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意不消耗能源。诗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在汉语中抵达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与荆楚大地之神灵同在。我们阅读屈原，亦与神灵同在。
诗人是自然的温柔情人，不会去算计她、粗暴地掠夺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细腻的描绘，雄浑的气象，诗心乃是自然律动的同义语。这里没有主观的感受，细腻或雄浑也不是客观的东西。书写者与他的书写之物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对象化思维，没有主客观对立。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晚年致力于“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尔力倡“诗意栖居”，旨在扭转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对人类的严重伤害。西哲们的强劲之思，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变自然是愚蠢的、危险的。
希望经济的全球化不要惹发灾难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视国际新闻，美国某地的气温竟然在几个小时内狂降二十八摄氏度。气候要杀人。英国的科学家们向来是很关注气候变化的，他们都晕头转向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的报复，难以确定是自然报复的方式、规模和速度。
今年中国南方的大雪灾令人费思量。
我熟悉的川西坝子，曾经是河流清澈繁星满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脏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见了，隆冬就像阳春，苍蝇蚊子乱飞……有时候想念一条儿时的“丁冬”小溪，想得心疼。而城里的许多人年复一年变着花样打牌吃饭，谁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苏轼是这么描绘的。
我们崇拜着苏轼，苏轼崇拜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是中国的头号乡村诗人，他带头激活了中国的乡村之美，杜甫、王维、苏轼、陆游、杨万里、江白石、辛弃疾…都是追随他的。千百年来的中国田园之美，五柳先生居头功。
是他向我们随意指点：房前屋后皆风景，一草一木也关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心有多远？
心之远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是将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范。真，善，美，三位一体，纵情扑向自然的怀抱。
什么“隐逸诗人之宗”，真是奇谈！
唐宋诗人这么追随他：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9）
“问君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的乡村布局就是审美布局。
而乡村之为乡村，乃是城市的参照。
乡野，乡土，乡村，这些简单的汉语词汇向我们诉说着多少美妙。我们多姿多彩的审美传统，穿越时光抵达今天，紧紧环绕着、包裹着这个“慧核”。城市有许多美好，创造着财富和荣耀，却也制造欲望与无聊的大面积循环。城市制造欲望，乡野消解欲望。英国的乡村、法国的乡村、德国的乡村、俄罗斯的乡村……欧洲的城乡格局真令人心动。
这心动源于我们固有的审美内核：乡野。
伟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动植物的“朦胧的欣悦”：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辛弃疾则感叹：“一丘一壑亦风流。”
小路、田埂、拱桥、竹篱、野花、飞鸟、黄昏、夕阳、云彩、月亮、星星、炊烟、麦苗、稻浪、山峦、平原、草场、溪流、湖光、雨滴、雾霭、瑞雪、蛙声、鸡鸣、犬吠、人喧……
哦，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这些汉语中的美词，尚未退出我们的视野。
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然不是为了消灭这些美词。
早在若干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强烈呼吁：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
中国的乡村不仅意味着十八亿亩耕地，她更是一个巨大的审美符号，民风民俗的符号。她以其自然辉映城市，以其朴拙挑剔城市，以其广阔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与乡野，相异而相融。
曾几何时相异凸显，城市对乡野翻着白眼斜眼。现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时候了，彼此青睐，城乡共荣：指向高空的钢筋水泥向辽阔而松软的、生机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个长居都市的中国人都有类似体验：城里楼里待烦了，乡下走一遭，瞧瞧风是怎么吹的，草是怎么绿的，山峦是怎么起伏的，麦浪是如何翻滚的，乡亲是如何串门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乡野之朴拙收缩欲望之膨胀。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节就不用归纳了吧。
下面是本文的结束语。
古代文人有品读前辈的传统，历朝历代，闪烁着真知灼见。有三言两语的，有长篇大论的。从孔子删诗、王逸注《楚辞》，到《汉书.艺文志》，到《文选》、《诗品》、《文心雕龙》、《避暑录话》、《苕溪渔隐丛话》、《香山诗话》、《六一诗话》、《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人间词话》……曹雪芹有《废艺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红楼梦》中有黛玉湘云宝钗的精彩诗论。现当代的诗论、文论则更多更广泛更系统。可见品读文化先贤是延续华夏文脉的方式之一。
笔者品读起于屈原迄于鲁迅的十八位文豪级的先贤，内心始终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准中国文人的生命冲动么？能提取他们的生命精华么？能把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带到当下么？
而带到当下的前提是要辨认当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贤们挺有意思，一个个活得十分带劲。他们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生命冲动往往不得要领。也许非得动用直觉不可。直觉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态，具有原初性。直觉这东西难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显现出来。犹如运动员的敏捷身手，离开运动场则不能展示。静态的指标只能作参考。
人文领域，不宜作静态分析。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数学认识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
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尚待我们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决不能向精神科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提这样的粗暴要求将导致精神科学的萎缩。
我有一些朋友常发疑问：为何活得那么精彩的那么多古人，到了课堂上就干瘪乏味了呢？历史课，语文课，乏味太多。
课堂上的模式化标准化，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条条框框。
写古代人物，如果没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生命冲动，是要碰上故纸堆的。故纸堆它就像迷魂阵……
欧美的传记类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几百年兴盛，为文化的传播、为文明的连续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我们尚须努力。汉语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这家园中的宝物尚须清点。
冷静思考。热烈洞见。
华夏文明的进程中，也许“哲学”这棵万树之树长得不够根深叶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可能是由汉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许汉语更能诉诸直觉。也许汉语更能诉诸审美直觉。
孔孟之道统摄古代社会近两千年，而道统的阐释者传播者实践者都是广义上的文人。儒学史学文学老庄之学，以及稍后的佛学，常常在一个文人的身上融为一体。文人之所谓修身，是集合了诸多元素的向上运动。儒道释构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进退体系。用辩证的眼光看，退是进的退，包含诸多变式，比如以退为进（隐于江湖）或以进为退（吏隐）；比如渊明式的干净利落的“退”，会在历史的张力中亮出潇洒。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0）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由文人来提供的。这个体系的运行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维系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一体系的质疑与解构，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运动”的方式归属于这一运动。孔子与鲁迅的对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层面中得以融合。
差异构成历史的张力。差异却不是断裂。
今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战略指向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虽然前行之路从来就是坎坷不平。
我们的文化谱系是清晰的，清晰利于发力。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优秀的，能反观自身、能眺望并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赢得了历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性的高度上回归了。这多么值得欢庆。
回归将是全方位的，到处能听到传统文化价值重估的声音。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正以各种形式输出国门去，不卑不亢，“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种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真是来之不易。
现在我回想童年时代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向往，感到蛮有趣：“向往”犹如种子，开出了几朵小花。我读着“咱们的古代”并且想入非非，觉得张飞或宋江远比眉山街头的行人来得更实在。上高中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常常很难及格。这使我的逻辑思维成了问题。当哲思以胡思乱想的开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转向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但是，读得艰难。通常花几年时间才靠近一本书。我领略了思想的密度、语言的密度。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间断地爬着“西山”，老实说，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清楚。不过爬山爬了多年，总算对高度有一点感觉。点点滴滴的靠近与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蓦然回首去打量“东山”，可能获得了异质性的瞬间印象。由这印象生发开去，火花般的瞬间喷射得以在书写中持存，显现出“东山”上的诸多景观。也许不乏新景观。
时代也不同了。历史形成的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云开雾散。这一层，是可作专题研究的。
对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为可能。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的，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之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工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联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节，改定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
屈原一
《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拚上了，拚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蔽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
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势。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信任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副相，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降人材，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试目以待。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固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
“疾王听之不聪”，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君王听言太广，不能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仔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磨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穷山恶水，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
作为联齐派的中坚人物，屈原此番东山再起，车驾向东千里，又是春风扑面踌躇满志了。
屈原在齐国和齐宣王谈得很融洽。他思路清晰，言辞铿锵，而且他的举止多么有风度啊，齐宣王被他给迷住了，叹齐国之大，未必有这样的人才。两国订交，联手对付秦国。
屈原在齐国受到的礼遇几乎和君主一般，驷马高车，锦衣玉食。他登泰山临渤海，拜谒礼教之乡，伟岸的身影豪放而又潇洒。
楚怀王十六年（前311年），楚军为收复商于之地（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主动出击，先后将秦军围困于今河南郑州、山西曲沃。齐宣王说话算数，派精锐之师袭击，秦军大败。商于之地眼看要收复，楚国将大面积恢复楚惠王时代的版图。怀王乐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说：
“三闾大夫真是了不起啊，胜过大将军……”
秦楚争雄，楚国因处江汉下游，地势不利，总是处于被动。大军远征不易，既然打起来了，就应该打到底，打掉秦军主力。
屈原和齐宣王，已经喝起了庆功酒。
这个紧要关头，秦国继商鞅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张仪。
屈原二
苏秦、张仪，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秦曾身佩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相印，张仪则力挺强秦。这两个人，竟然玩战国七雄于掌股之中。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据传鬼谷子也是楚人，埋名隐姓，呆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专门研究纵横捭阖，堪称当时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鬼谷出了个大鬼才。
鬼谷先生的门下弟子无数，他却不像孔夫子，对学生管束甚多。战国后期，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常态。鬼谷子培养的策士，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七国之间。其中，苏秦、张仪最为出色。
这师徒三人的可怕处在于：他们的目光穿透力太强，真能看清天下大势，并不拘于某一国的利益。谁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谁就是大英雄。所以，不管张仪有多少阴谋诡计，他干的一切事，包括许多缺德事，倒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苏秦致力于对六国联盟的推动，而六国地连南北，称为合纵；张仪要化解联盟，令六国向秦国称臣，因秦地偏西，这一战略就称为连横。简单地说，南北为纵，东西为横，一个要联合，一个要拆解。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由此而来，像一只巨人的手，指挥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在华夏大地上做着空前的大动作。
苏秦和张仪，是同窗也是对头：合纵与连横不两立。但我阅读史料有个奇怪的印象，他们两人的宏伟事业似乎是可以对换的。
也许由于长期战乱，策士们不停地穿梭，靠脑袋和嘴巴吃饭，渐渐催生了苏秦、张仪这样的绝顶高手。
这时候的周朝已经延续了八九百年，一直打来打去，从七十一国打到七国，数字是朝着减少，最后将归于一统。
一统天下，好像是上天的旨意，五千年华夏历史，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张仪初出道时，丧家狗似的到处跑。他穷，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他也曾到楚国当策士，摇唇鼓舌，却忍不住下手，偷了令尹家的璧玉，被打变形，逃回家还受老婆讥笑。
老婆说：“你读了半屋子的书，有啥用啊？打得身上没块好肉。”
张仪笑道：“我的舌头还在吧？只要它还能转动，我就能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后世所谓三寸不烂之舌，就来自张仪。这人挺好笑的，他等不及养好伤，就带着他的舌头跑到赵国去了，转投苏秦门下。苏秦知他胸中韬略，闭门不见，抛给他的食物只比狗食略强，意在驱使他去秦国。
这个苏秦，也是叫人弄不懂，他此时身佩六国相印，合纵事业已见成效，为何逼老师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仪去秦国呢？同门师兄弟，是想下一盘大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