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派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谁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说：“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藉，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琯，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汩罗河。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2）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人治”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与小人相连，将“义”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3）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处贫贱易，安富贵难。”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的。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子蒜苗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现代”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现代”的呼声分贝太高，“传统”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性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操，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之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的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于孤芳自赏孤掌难鸣。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场情形比较复杂，文人有趋炎附势；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气了郁闷了，转身走掉，置事业于不顾。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处。官场污浊他就奔田园，人事混乱他就做隐士。所谓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欧阳修的易受伤，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义，既创丰功伟绩，又构筑了“清高”这一道有着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线，这两方面的遗产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发牢骚，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历史惯性。
而历代文人感天动地的，是他那担当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属的强势阶层，把深度关切的目光投向苦难苍生。例子很多，值得专题研究。杰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不拿信念、原则与个性去做交易，他们是照出政客、小人、市侩嘴脸的明镜。文人失意有前提。“失意文人”这个流传甚广的词组须重新考察。杰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导至了生存境域的敞开、生命的强化、美感的横呈。古代许多文人，如果他稍稍向君王或权贵让步他就会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连累家族乃至身首异处血溅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历史的长河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而古今官场，人文修养的缺席是不可想象的：龌龊之风将畅行无阻。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4）
2
在审美的领域，古代文人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而这个“怎么说”尚待深入和细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的格局中，我们的审美传统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仅限于谈一点感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是民间的男女之思。孔子这个著名短语，为民间的东西定了调。后世文人几乎都向民间借力，汲取民间的各类精华。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与荆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样对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庄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着后世文人，滔滔源头流向南北东西，绘出华夏的人文地理。
这个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汉字汉语多歧义，有弹性，“内存”难以测量，更能诉诸审美直觉。逻辑性思维的不够发达，倒给审美直觉腾出了空间。
不过到了近现代，尤其到当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比较发达了。这表明：在汉语中长大的人也能学好数理化，能搞科研经济。汉语一度自卑、受指责，为时仅有几十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现在汉语的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的汉语热不消细说。
汉语中所蕴涵的价值观正以各种方式输出国门去，价值观的“贸易逆差”可望扭转。
汉语艺术，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屈原不能为楚国效力，生命力就转向语言艺术，行吟诗人，苦吟诗人，至死和语言艺术同在。杜甫半生苦难，颠沛流离，却几乎每天写诗，牢牢栖身于汉语艺术。苏轼出川，陆游入川，舟车长驱几千里，也几乎每天写诗。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减压、放下生命的重荷吗？
写作的源始冲动中有减压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显然是为生命增光添色。
艺术使人洞察人生。艺术把生存诸环节、人生各情态展示出来，为一切情绪赋形，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赋形。
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本源性冲动高度一致。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这开头几句，一来就摄人心魄。苍茫问家室，它带出的境界雄浑壮阔，不让陕地之黄土高原，什么画笔能描绘、什么仪器能精确测量呢？画笔或镜头庶几能表现出几分神韵，仪器却派不上任何用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这是自况。他又描绘李白：“落笔惊风雨，下笔泣鬼神。”
宋人形容东坡的诗词：“如天风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则是：“二八娇娘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李煜的爱、恨、哀、愁，柳永的羁旅情愁，李清照的轻愁浓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赋形，带出各自的命运特征。而这些都是人类的的基础情绪，汉语诗人们为它们永久赋形，散发着强烈的华夏文明的气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林冲雪夜上梁山。”
“意绵绵整日玉生香。”
“飒爽英姿五尺枪，暑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嗬，真是美得！
我不过是随手举例。苍海一粟而已。
老外们咋能不学汉语？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些妙语妙境。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美是精雕细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态的差异。差异的持存带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审美的强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能“诗穷而后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导至生命力的强劲反弹。读鲁迅我们悟出：漂亮而坚硬的钻石般的文字乃是长期受力的结晶。
古代大文人，几乎全是生存落差的产物。“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时候显现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着：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落差”是看出来的。
深入地看，于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态。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够深入，这里修身是关键：修道德之身，修审美之身，修悲悯之身。以白居易为例：他在京城做着高官，却能学杜甫细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权贵，写出直接干政的《新乐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风雪中又冷又脏的卖炭翁的目光是多么深入。
当古代文人写出他们的生命体验的时候，这体验就通向了任何人，将生命的强度带给任何人。而杰出艺术的获得有个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陆游对唐琬长达六十年的怀念堪称范例。深切的怀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脸的。
顺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征的、嚷着要“娱乐天下”的浅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着自身。我们日后要做的，只是跟踪残余病毒的转移。这情形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式微，“新历史主义”登场。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5）
康德说：“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看见一朵花一片云，人就会高兴。这高兴与生计无关，与功利无关。“清风明月不用买。”
传向千万年的艺术精品，均与功利无关。
唐诗之盛和唐朝的以诗取士是有关系的，宋词之盛与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关系。但不能说李杜苏辛写诗词是为了取悦君王。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从《诗经》就开始了，经由楚辞、司马迁、两汉乐府、魏晋风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惊涛拍岸三千年。虽有拍马文字扰乱视听，却不足以撼动江河。即使是李杜写给权贵的那些“干谒诗”，谁在欣赏或模仿呢？
文学艺术的自主，就是审美的自主。
杰出的艺术，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时尚寻求本质性的依据。中国古代文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审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败，我们是读不到《红楼梦》的。
为什么生存的落差会产生经典的作品呢？简单说来，可能是落差导至无穷的思索与激烈的感慨，强者在逆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理性感性野性，强力推进瞬间喷发，有如原子的裂变。曹雪芹那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几年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的。曹雪芹在书写中成为曹雪芹，重现了时光，重构了时光。红楼残稿吸引了多少续作者，而续作均以失败告终。这大约是上帝抛给人世的一个隐喻吧？
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曹雪芹是强悍者，惠及弱小者：《红楼梦》中的吃和用，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精神记忆。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现、重构时光的？至今无人能“解味”。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形式的规律就是毫无规律，她像自然界一样拒绝向人类知性给出她的本质。
“在自然背向技术之处，恰好隐藏着自然的本质。”
也许，在艺术背向意志之处，恰好隐藏着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和自然的本质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环绕着黑洞的物质加以推测。黑洞本身不能观察。
对人类的顶级艺术，我们只能抱着虔诚。当我们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时候，会发现：这敬意无边无际，怎么“致”都不为过。于是我们说：哦，这便是虔诚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三皇五帝早就没了，唐宋帝国也灰飞烟灭，而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今日谁能说：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苏轼活得更精彩更丰富呢？
文豪们屹立天地间……
审美艺术强化着感受力，提升着感知力。二者汇成思之力，使生命冲动朝着更高更强。前后《赤壁赋》是很典型的：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问宇宙，问山水，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追问，问出千古名篇。这也是英国大诗人艾略特所讲的“思想知觉化”。
艺术是生命冲动的表达，这表达又强化生命冲动。冲动无休止，艺术无止境。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这话是说：艺术激发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过兴奋剂也可能变成麻醉剂，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惊动全球几十年的《艺术品的本源》中说：艺术是将真理设入自身。
思与诗天然接轨。艺术是对生命、生存的终极追问。
所有的艺术形式，本质上都是诗。
“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审美不是生命的点缀，审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才得以理解：为什么人是穷到极点也要美的。安徒生笔下那个划火柴的忧伤的小女孩儿，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类的童话世界。而喜儿手上的那根红头绳，其审美价值、带给穷家女儿的愉悦感，显然大于豪车带给某些靓女的“短暂开心”，靓女她得了豪车转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贪得无厌”这类生存情态锁定，锁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计型思维的滥用而反被这种思维所算计，她等于自寻晦气，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转地降到动物的水平上，生活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豪车靓女”的生存论阐释，大约是这样吧。
我们重温康德名言：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顺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绎的舞剧《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乐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乐，那纯美的注视，那忧伤，那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类的“基础情绪”——爱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说还休。
如果美是精雕细琢的话，那么美就是“慢”的产物。慢工出细活。量化无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艺术创作的领域，强化意志是要扼杀感觉的。
我估计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不敢说：明天写它两首好诗……
速度原本是个中性词，眼下在时间的层面上趋于贬义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呼：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约而同的“心理时间”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为生活的快速运行丢失了细节，丢失了过程。算计型思维将生活分割成几大块，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极珍贵的模糊边界，令时间加速，使生命缩短。人陷入刺激与无聊的恶性循环，却看不见这个循环；单凭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循环。生活的缓慢感是由生活的丰富性来决定的，反之亦然。韵味儿这种东西，严格排斥心浮气躁。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6）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虚，这是铁律。
缓慢才“生长”丰富性；无欲方呈现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举童年为例，我们这代人的小时候是很丰富的，戏耍的花样无穷无尽，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细节无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缓慢，好像过不完。不希望长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们的感觉世界、游戏世界。哪有什么提前敏感的钱、权、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书包，哪有章鱼（乌贼）似的吸空灵魂的网瘾：一颗颗小圆头被钉在了方形的显示屏前。
生活的虚拟化乃是生命的虚无化。
电子游戏的画面会互相抵消，会导致失忆：不复有鲜活的童年呈现于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个性差异，催生千人一面。电子游戏最终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敏感性。它的根据维系在小小的“瘾头”上。瘾头是吸走生命的瘾头，它的扩张就是生命的收缩。
仔细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正常的小孩儿能同时敏感多少活生生的东西啊，意绪、印象、感觉，几千种是保守数字。当时也没人去数，去愚蠢，去消灭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边界。
物种的多样化，人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决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间艺术，精英文化，生活意蕴，都是缓慢成形的，犹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观。我们不能只见光速之快而忽视宇宙演变之慢。人类蹦蹦跳跳，也许上帝常发笑呢。
快与慢的辩证法，我们应当学着思考。
中国的审美传统乃是几千年点点滴滴积聚而成，她的价值是恒定的，永载教科书。现当代社会的一大功绩，是让这些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则是让珍贵本身“显现”出她的珍贵，她的骄傲与荣光；显现出她对中国人的当下与未来的审美指引。
这个指引，是朝着传统与现代的缓冲地带，并最终消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割。传统在当下，赢得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成为传统的契机。
上述种种，或可归纳几条。
一是：审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审美观照就是生存观照。古代文人，与其说他们是先有生命体验然后才去谋求表达，不如说他们是在表达中抵达了生命体验。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写那些词，他是没有相应的生命体验的。体验之为体验，有两个运动方向：强化和细化生命的感觉。类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陈叔宝、孟昶、宋徽宗，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李煜，就因为他们不能抵达李煜的生命体验。而李煜的“抵达”的唯一途径，乃是杰出的汉语艺术。相似的遭遇，迥异的体验。没有汉语艺术对生命-生存运动的高度提纯，就没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体验。“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没人来，但是词句向李煜蜂拥时，生命之体验来了。体验具有“上手性”，遭遇则是“现成在手”。狗之将屠也哀嚎，却嚎不出“亡国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谁不是这样呢？海德格尔让欧美思想界为之折服的短语：“生存达乎语言”，也许包涵了这层意思。中国古代文人，在生存中达乎汉语。语言高于生存。或者说，生存是在语言的弹性框架内展开着的生存。这个现象学式的颠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回到事物本身”成为可能，使语言艺术与生命体验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弥。
曹雪芹的生命体验，是经由《红楼梦》来抵达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辛苦的人多的是，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寻常？因为他把他笔下的每个汉字都变成了血滴。不写《红楼梦》，哪有相应的生命体验？没有曹公持续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层次的、质感如此之强的红楼生活场景？而回望是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才得以展开。
中国人是汉语思维者的同义语。
窃以为，世界性的“现象学运动”将在汉语中觅得一块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审美传统，对应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态，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类似自然界的连续性。切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可能的，人类自断根系等于自掘坟墓。欲摧毁传统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或不无价值，或纯属胡闹。社会形态变了，价值体系却会传承，审美传统会穿越所有的社会形态。古代文人将生存各环节、各情态淋漓尽致展示出来，深入我们的民族集体潜意识，影响知性与感性。而清理这个潜意识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开工。为什么孔子庄子屈子唐宋诗词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这样的课题有待展开。苏东坡若能沿时光隧道出现在杭州或北京的街头，肯定会受到万民鼓掌欢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亲人。这究竟是咋回事儿呢？李白李煜在互联网上的相关词条有几百万……
三是：中国历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为各种微妙的场景、情绪、情感赋形，为“看不见”的人生气象、精神境界赋形。其抵达的广度与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个小山村没有几个读书人呢？东坡贬海南办起了学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进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汉语中长大的人，无论他走到南极北极，辨认另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说水浒红楼三国西游，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颜开了。汉语艺术拢集着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从屈原到鲁迅的数以百计的杰出文人，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丰功伟绩，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测量的阐释空间。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7）
末一层，是审美艺术的非功利性。古人写诗文，主要是表达、提纯体验，使生存朝着更高，使生命朝着更强更丰富。如果艺术有一点规律的话，这可能就是规律。写诗不是冲着官场的，毋宁说，诗人写好诗反而有碍他的仕进。诗意自足，文学自律。自足与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导至叶茂，两千年强劲伸展。司马迁写《史记》，是背着汉武帝干的。陶渊明写给谁看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江西乡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复一年乐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艺术精品，再如曹雪芹，写作使他全家受穷。支撑着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审美冲动。词语的运行就是生命冲动。
审美也包括审丑。既然是“审美观照”，就得观照世间万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们赢得审美之境。
近现代西方的科技进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只对他的研究对象感兴趣，他要穷尽这对象，仅此而已。他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实验室跑出去乱转、脑子里塞满功利。这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生活，感觉层面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陈嘉映先生近年的随笔集，书名叫《从感觉开始》。这里边饶有深意。现代人逻辑思维发达了，一个明显的结果却是：生活趋于概念化，世界趋于图像化（图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问题。从概念返回感觉的原发地带是艰难的。这里有双重遗忘：对感觉丰富性的遗忘，和对这种遗忘本身的遗忘。
老实说，局面不容乐观。
功利是意志层面的东西，而意志又有封杀感觉的功能。意志再变成强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觉就会呈现一片萧条。为什么这些年重拍的几十种影视经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凭借这个极端例子恰好可以展开我们的追问：对文化产业化的追问。
而古今的优秀作品都是能够激活感觉的。古人的作品，由于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倒比当下的许多作品更能抵达今天，直指明天。唐诗宋词能传一万年吗？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能传一万年？能传一万年的“这种感觉”究竟有哪些原发之物？
从感觉开始的一个有效渠道是：从好作品开始，慢慢找回感觉的丰富性。仅凭一位李太白，那里有多少不可测量的伟大感觉啊。
感觉的丰富性永远是生活的丰富性的前提。
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该是找回感觉的世纪吧。
3
文人与自然的话题，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话题。
包括老庄在内的古代文人，无一例外是要赞美自然的。古人画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见；画鸟兽鱼虫，不见人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初度月黄昏。”诗中只有情绪，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着，露出他的谦逊，他的虔诚。诗人从来就不是“面对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个谦卑的成员。他赞美鲜花，赞美一条鱼的游动、一湾水的流走，并由此生发出许许多多。“花退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东坡这个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读，一味猜想青杏小与王朝云的性瓜葛，是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阅读心态的。
欲望太盛时，诗意要溜走。
花退残红、燕子飞、绿水人家绕，是“落实”到王朝云青杏般的小乳房么？如此解读东坡，哪里还有东坡。那些个扫来扫去的欲望之眼，看见的男人全是西门庆。
我写曹雪芹的时候有个担心：担心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读者，可能难以分辨贾宝玉和西门庆的巨大差异。金钱观念入侵校园，欲望逻辑劫杀美感。贾宝玉的眼睛是丰富的，是审美之眼悲悯之眼愤怒之眼追问之眼，西门庆的眼睛则是标准的动物眼。动物是没有“环境”和境界的，它的环境只不过是身体的延伸。审美的广阔境域，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条狗它能欣赏大观园里的群芳诸艳吗？
审美之眼是说：放出去的目光呈辐射状，多层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细腻，有如春风吹拂，有如夏云峥嵘，有如秋高气爽，有如冬阳普照……
这样的眼睛当然是修炼而成。
曹雪芹对“鲜花之为鲜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海棠诗社，菊花诗社，曹公笔下好诗如潮。“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以清爽女儿的口吻写诗，曹雪芹是能够独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纷呈对应百花争艳，曹公做到了极致。于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泪，才有命运的悲凉悲怆的曲线……
自然与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不清这是鲜花的感受还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说的是：二者俱贴切。
将人事化入自然的无限律动，中国古代的文人独步全球。
中国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环形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李白的名字为环形山命名。西方大诗人无此殊荣。关于月亮，李白造词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8）
如果地球是个生命体的话，那么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态”，无限高于人类的理解力。人类是进化过程中的人类，不可能具备“终极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连地球、连太阳系都是沧海一粟，何况是人类。人类既伟大又渺小。人类的伟大除了一系列的创造之外，还在于：他是既知伟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类在宇宙中永远的微不足道。
对人类文明来说，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后才是月球。而后者的亘古荒凉的月貌倒指向宇宙的无穷神秘。美国有个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就做了传教士。众所周知，霍金先生对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匀称布局感到无比惊讶，他是倾向于相信上帝的。
人类已经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价：灾难性气候频发，地球对栖息在她身上的这个物种越来越“不耐烦”了。
而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姿态，则越来越成为普适性价值。审美姿态是说：人并未将自然处理成可支配的对象，不将自然视为“存货”。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意味着：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几十亿年的那个天，人是几千年走过来的这个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为尊人为卑。人干蠢事儿，老天爷要惩罚的。
“自然”一词深藏着祖先智慧：是她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是河流的天然弯曲使河流成为河流……自然有生命，这生命的法则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人的惊奇，诗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恒的自然之谜和时间之谜。并且，通过这一决定性的惊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与时间之中。惊奇的抛出与反弹是永恒的，如若不然，我们今天是领悟不到李白的惊奇的。
现象学的研究表明：对象之所是，取决于投向对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谦卑的目光。他被神性与诗意所包裹，他对宇宙万物及其美妙循环保持着他的“源始惊奇”。他倾听，他环绕，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赏，他惊叹。
然后他书写，为自然的千姿百态命名。如同他为人事心境之万千曲折命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