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天，因为知道快要去大城市去做推广工作，我做了个必须离开农村学校的梦，早上醒来时发现我还在，使我的良心感到：幸好还在，我今天还有机会做得比昨天好，还有机会改正昨天的错误。现在，在写这本书时还有学生在我身边玩，也看我怎么写，可是我知道，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下个学期也没时间回来。
农村学校不像县城的，他们希望我继续在这里教书。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认为推广工作比我的学生重要。
2000年7月7日
回南宁见到老朋友们，他们让我看我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他们说：我所做的，每个人都能做，可我是一个外国人，有特殊机会，所以应该做出特别的事情。他们又要求我先在富裕学校赚钱后再以投资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
他们还是以为我的目的是办学校。我对他们已经说了几年，我的目的不是办事，我不想做管理工作。我知道，我做的事是不可能的，可因为不可能，我更想继续这样做。我懒得考虑这种可能，我做就行了吧。
只是我的朋友又说，我这样很自私，而且他们也说得对：我不是为了别人而考虑。我只考虑自己该做的事情。朋友都给我个人很多帮助，可我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回报。我只用自己的力量把我能给的转给了社会。这样，我的朋友们当然吃亏，当然不满意。
每次找到一个新朋友时都是这样，他们给我提供什么。如果我利用的话，我只是用来给社会，而不是给个人回报。所以我已经不敢接受朋友的帮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有的人要求别人要怎么样，可是却不说自己该做什么，心里不想干所以给自己找借口：“将来条件会变得好一些，会越来越好”，而且因为一辈子在等着，在不好时等变好，在好的时候等好日子的结束，人家就被这种思想阻碍。总是都会有什么可等的。
他们问我：“国家不给你钱吗？”我说：“怎么会给钱？只有我自己想来这里研究实践素质教育，没人会请我做这些。我向谁要钱呢？社会为我还是我为社会？我想，理想的是把社会当作我自己负责的‘家’。如果说，我负责不了社会的发展，这是在放弃未来。”
人们的意识不自由，不太愿意决定做和大家不同的事。意识上的自由是从责任感得到，而责任感是精神研究带来的。我所做的事并不难得。如果一个人真正对精神研究感兴趣，对他来说所有可以玩的东西、物质消费和没有道德价值的动作看起来都会很无聊。
追求自己不能做、需要别人帮忙才能做到的事，我已经不想。想办法让别人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很累。我多么讨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要说服别人做他们心里不情愿的？所以我想放弃别人要做的。
而且我发现，只要我不管自己的个人情况，我就可以做到有必要做的。如果接受世界的责任，我的个人负担很自然地就消失。我发现，如果不追求控制别人要干的，也不担心自己的，我得到的条件就刚好适合我能做我该做的。
虽然有时得到的条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有时在过程中我会受伤，可是后边我发现，只由于受伤，我才能意识到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追求做有必要做的，非常容易以为自己知道了精神的需要。在那时，碰到的问题就会改正我的错觉。
有人说，需要一定的生活水平才能有理想和素质。可是对生活水平的追求会成为生活的全部，因为在追求过程中做的事情会成为再也改不掉的生活方式，而且，如果他们成功地满足了生活水平，这种成功会引起新的、更强烈的物质追求。
比如一个经常警告我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的村长，一定要给村里买台电脑，还说这样我将来在他们村也可以用。他拿了我从哥哥那里借的2000元，可他并没买电脑，也不要我帮他找，而是自己用那笔钱跑去了广东。
每个人都在选择他的兴趣和追求。这是人都要自己弄清楚的。我发现，只有那些理想太弱且正在消失的人才需要对我说他们很多并没有实现的理想。真正有理想的人往往没有必要说出来。
比如，还没还给我2300元的那个“朋友”当时说，一定要帮忙实现我的好事，只是他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请我先帮解决后他才有机会。这几天在南宁再碰到他时我看到，用我的钱不仅没解决他的困难，还产生了更大的经济问题。不管怎样，因为自己不老实的兴趣，他就是一个吸引这种问题的人。
愿意去帮助的人，在他没达到条件时就开始帮。问题只是，帮助的愿望要比所有生活保证强，要超过能不能成家和别人理不理解的考虑。
别说你们佩服我，这是假的。每个人都可以去农村做我做的这种事。不去只是因为不愿意去、不愿意放弃对现在生活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到农村做跟我一样的事，他早就去了。如果没去，他说的佩服只是给自己安慰的借口。
我知道，不依赖任何条件的自由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了这种思想的自由，就没有能说服自己的借口，让自己安静。也可以说：在思想自由的状态下，如果我知道在世界上需要人做某一件事情，我自己只能去做这件事。所以思想自由的人不会随便说世界上需要干什么事。
因为自由带来这样的后果，别人当然很怕思想自由的状态。也可以说，因为自由给他们带来一种个人利益不安全的状态，他们就跑回到依赖社会团体的状态去。为了保留这种没有必要做其他事情的安全状态，他们就不想要自由。
很多人在追求复杂，他们被“控制别人的兴趣”而控制着：城市的朋友如果看到东边有机会出现，就往东跑；如果看到西边有机会出现，就往西跑。如果希望我把他们带往西边，他们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就会选择对我说什么话。我都搞不清楚他们真正的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因为他们不断地在变化中。我认为，谁在变化中，谁就不能改变他的环境，因为他缺少了稳定带来的力量。
朋友们对我说：“如果你不跟着社会跑，就会永远失败。这样你也帮不了社会。”我回答：“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个老实人，其他都是你们想的，不是我想的。”然后连我最好的朋友都说：“这是错误的想法，你慢慢想，你将来会懂得。”
雷锋的目的非常清楚、非常简单。简单的思想进入不了任何矛盾，所以很有精神力。不理解雷锋的人心里一定喜欢复杂，目的很不清楚，非常简陋。我老实或不老实的手段和做法直接地影响到别的人，我以不老实的做法追求的好目的实际上并没有作用。
每个人都有选择。关键只是一个人要自己决定什么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追求。有的人对被社会承认的经济条件感兴趣，我对钱和贵族学校不感兴趣。有的人希望几种都能选，可这是不可能的。我选择“不靠社会”当然容易被伤害，可只有我容易受伤，才容易找到社会还没有的新做法。
“你为什么不在大城市搞？”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农村时谁都希望把我从这里拉出去，如果在城市的什么好学校，谁都不敢拉我。这一点，我在农村时特别地不安心，总担心被城里人说服。
2000年9月
有一晚，我回自己在那个水泥袋厂内的办事处时碰到新厂长，他对我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 。他说，他负责不了我这个外国人，怕出事，所以不允许我再进这个厂。
我也懒得找新的办事处地点，所以在一个盲人按摩室住了几天后，就去了北京，想在北京和朋友修改我的书，又想找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并对他们说，老师们多么需要能发挥素质教育的空间。
更重要的，我是为了跟通过写信已经认识两年的朋友黄晓星第一次见面。他刚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是一个教育专家。现在他每个月都去不同的国家讲教育方法的课。我非常感谢黄晓星所做的国际联系和演讲工作，因为我不想干这些。
在农村找不到能与我谈我的兴趣的人，可在北京有很多人喜欢谈我的思想。他们问我，德国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不是比普通学生成功？我只问他们：成功是什么？是满足大家对生活目的的概念？是为了搞好关系把自己的性格改掉？是避免别人成功、自己被欺负？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为了适应社会就不理会自己的理想？还是不管大家的看法，只根据自己的理想去生活？
比如，3个人生活在一起，其中一人的理想是当领导，一人的理想是发明，另一人的理想是动手，他们就能互相配合得很好。可如果谁都同样把追求做官当成目标，这些人的追求就会互相妨碍，才会感到另两个人是多出来的，并说：因为人口太多，自己达到目标的机会很少。其实不是人口太多，只是同样目标的人太多。如果每个人追求不同的目标，并且不担心别人看不起他这种人，就不会有互相的障碍。
我在能做没有别人做过的事时，就感到成功。为了让每个人追求不同的、他自己的目标，我们需要破坏对成功的概念和破坏统一标准的思考方式。
有的学校校长也问我，能不能在他们学校给学生上素质教育方法的课。我说不可能。在用不上好教育方法时就在理论上给学生说明这种方法不能代替老师去使用它。
我们都想给小孩更好的教育，以为给他们多一点，就好一点。这样，我们可能会犯更严重的错误，也就是让他在下课后再上别的学校的课。其实，小孩并不需要我们给他们这么多的教育。为了让学生发挥创造力，他们需要能发挥的空间。有时候没有教育，只有很有道德的环境（包括他们身边人的做法）比任何假设的教育计划要好得多。
小孩需要的是用他的身体、心理和精神去感觉(知觉)并感受到和自然的接触。
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小孩能施展身体的机会太少，也没有发挥热量的机会，身体的免疫力量也不能发挥。结果，小孩容易生病，要打预防针。到他40岁时，自然的免疫力由于被预防针打乱了，结果身体的免疫力量就来对付自己的身体器官，使人死掉。
甚至，在北京有一家生产多媒体教育资料的公司问我，能不能用我的教育做成培养素质的VCD。我对他们说，素质教育在人与人之间才能发挥。如果变成一种模式，它就死了。然后他们也承认，把素质教育变成VCD不会有什么好效果，只是好卖。我所研究的教育不是一种内容，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对人类天性本质的了解。使用我的教育是根据小孩发展身体、心理和精神的需要开展课程。
有的幼儿园校长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当老师，因为有些人说，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小孩特别聪明。这没错，不过这不是因为外国人，而是因为他身边有跟他自己不同的人。由于身边有和自己不同的生命，孩子接受的范围就会扩大，使他将来会特别聪明。
其实，残疾人的存在也能扩大小孩的接受范围，因为重要的不是小孩身边的人聪明不聪明，重要的是他不同，而且小孩又承认和理解这个不同。
“上报纸应该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全国有几家报纸（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报道我的工作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国内有100多所私立学校要拉我去讲课。他们都说，我是他们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的、全国最合适、最认真的老师。有的说是叫我帮忙，就以这个借口带我出去。可去的地方并不是能帮忙的，而是我不想去的高级酒楼，在那边浪费我的时间。
他们尝试说服我这个没学过教育的人，使我觉得再也不能成为我自己，而要满足社会给我的角色。我做不到这样，我很怕跟这些人接触。如果不满足别人根据报纸对我的希望，我就破坏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从他们对我的希望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知道，和他们见面的结果只是他们帮助我个人、请客、浪费钱，可我并不知道怎么帮他们，很想跑，可是因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又不能马上跑。
只因为我做了每个人都能做的事，别人就叫我洋雷锋让我感到很奇怪：当雷锋这么容易吗？还是中国人特别缺少雷锋现象，使他们找出每件小小的好事来就说得很大？
他们说我感兴趣的东西，说得很好听，让我上最好班的课，也叫我参加晚会等。他们要给我汽车、大的房子、手机等等，浪费很多钱。这是干什么？是不是要用我做广告。有人以为，只要跟我合作，因为中国人很相信外国人，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我一听就觉得很可怕，觉得事情搞得越大越麻烦了。
一般情况下，得到东西和钱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追求它们。可在我什么都不要时，好像别人不想承认我不要，更想想办法让我要。我也发现很多找我的人对我想介绍的教育（资料）不感兴趣。他们就是想具有我这个宝贵的“外国东西”。另一些人说，和我这么“好”的一个人谈话，使他们心理感到很舒服，想不断地和我谈。不过，这样花时间有什么用？
他们对我说的话和报纸上关于我的文章让我乱想象我是谁，让我以为自己是个很伟大很能干的人。我这样得到了一种对于自己的幻觉和错觉，并且意识不到所做的事实。
通过媒体得到了一定的知名度，我也想过为了达到更大的效果利用这种知名度。不过别人这么相信我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老实、认真、不为表面上的效果而考虑。那么，如果为了效果利用别人相信我而得到的权威，我就是在破坏他们能相信我的基础。那么，我只能做什么呢？我只能继续不理会别人对我的相信、继续不为效果考虑、继续只管我的研究工作。可这样，别人又会更相信我，也使我利用权威的引诱越来越大。
我就很想跑回农村，回到没人跟我谈论、只能做事的地方。可大城市不同的人在听到我要回农村时都说，我这样永远得不到什么。
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得到什么，我没有目的。结果，他们又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怎么能达到目的！他们就开始给我做很多计划。
有的想说服我在城市办一个学校，而且由他们出钱。有的说，我的办事处需要一个账户，需要人员。结果，我经常到政府部门打听，可每次都觉得：这是他们想的事，不是我的需要。因为他们不把教育看成一个治疗过程，而是一个赚钱机会。所以最后我都放弃了。他们不理解，我的做法不是根据计划，而是根据每天的必要出来的。
如果一个研究家在研究之前已经知道会研究出的结果，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如果要先知道结果才去研究，也不可能发现新的、还不知道的东西。结果是精神上的必要，不是个人的目的。
如果要按照自己想出的计划，我就做不到，因为我要做的事只靠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这样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什么必要。我知道想说服我的人只是为我好，可我最怕的就是被说服，因为这样不给我自由。
在中国谁都想和我聊天，包括路边偶然碰见的人，所以中国人对我说的话已经超过了德国人对我说的。而且北京人已经知道我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比我还多。我无法给他们带来新的。我在这多余了吧。只是，他们知道得比我好，为什么没人去做呢？
当时我自己也没时间做我说的。我本来还想写关于教育与健康、教育怎么影响或支持健康的内容，可因为每天有很多人要找我聊天、在北京有电话可以找到我，都没有留多少能写书的时间，使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写。
最后，为了避免浪费我的时间和别人的钱，我给自己定下一些做法：1.每个人都能随便利用我研究的结果，不过谁都不能利用我这个人。2.我不要坐私人轿车。3.在别人不想承认我说的东西时，我不再说。4.我只去没有人拉我去、没有人说服我的地方。5.我不要依靠任何人答应过我的事，也不求人。6.我不要建立任何能“倒塌”的事。7.我不看目的，只管做法。
“你应该推广你的教育方法！”
回到南宁，我又要去工商局延长办事处的证件。这次，工商局同意让办事处继续注册，只收了340元手续费，可因为以前被罚款的事，我还是担心公安局那边的手续。
我收到的信92%都是女的写来。比如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她还写，她想在我身边生活半年，研究我这个人。这种幻想让我很害怕。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不过她回信说，她不太理解我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我。
还有一些女的很怕我回国，使她得不到我。我觉得，好像这些女的把我当作她们自己想要的好东西。我想要我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一个人，不想成为某个人据有的东西。我是为了人类，想成为属于整个世界的人。只为了一个家的话太缩小了我的范围。
如果别人说我在逃避爱情和家庭的“责任”，他们说得确实没错。
我复印了50本我的书和复制了50张CD-ROM。我欣赏动手做出自己的产品、再给它设计一个封面。然后我把它们寄出去，也寄给了中国教育部。另外，我也在办事处的网站上发表了它。
只是，这样花的钱很多，我看到这段时间花钱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8月和9月：往返南宁北京的火车票（站票）540元，北京房租500元，生活费和其他费用210元。10月和11月：用于回信的复印费、邮费700多元，延长证件440元，生活费和其它费用60元。幸好有个好心的老板让我免费住他在郊区建的新房。今年可开支的，是父母给的6700元人民币。
这样，我慢慢就得到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的想法：既然有那么多人说，应该做推广工作，卖我的资料，送是不可能长期的。不过，如果自己来做，就没时间做我的研究。如果研究工作直接和生意联系起来，我办事处研究的特点就被破坏了。
我的想法就是把不同的事情分开，让不同的人独立去做。我办事处负责研究工作，另外几个人建立一个推广机构来负责推销和对外有效问题。办事处和推广机构是合作的，不过互不影响。推广机构像公司一样可以追求经济效果，同时它会自愿资助办事处，因为它要感谢办事处提供的资料。如果没有办事处免费提供研究出来的资料，推广机构也没有可推销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些事我们都不想管，也不希望教育为这些服务，这就是政治。这样我就得到了一种三个独立范围的理念（文化、经济、政治）。我认为，实现独立的三个范围，每个范围的工作会更有效。
不久，我就找到了合适的和我办事处合作的人和单位，所以我的网站也不再只出现我的办事处，现在网站分成了6个既合作又独立的机构。
艺术的本质
2000年10月18日
过了3个月，我终于成功地逃避紧张、回到了农村，也去了大坪子八一初中。本来的校长已经调走，而我教过、现在已经升入初三年级的班，也就是那个非常听话又害羞的班被分散了。他们班主任说管不了他们，所以放弃了这个班。
现在已经初二的我的学生变化很大，每个人的不同特点现在都很明显，他们的变化感动了我。班主任说，我的课留下的影响是，现在学生的纪律比其他班难管，主要是60个学生中有10个喜欢乱跑或抽烟。可他也说，我的课留下来的影响是，学生的思维、想象力和素质变得特别好。我也没想到，我学生对他们新的英文老师说，我有时让一个学生在全班面前说自己的话，这留给了他们最深的印象。
我的学生不可能理解我是为了推广工作离开他们。一个离开学生的老师，怎么说都说明不了。我也不能对他们说我不适合当老师，这对学生来说不算什么原因。
因为害羞，我还是他们老师时，都不敢真正地把我的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上晚自习和早读时，虽然学生表示需要我，可这时我不敢进他们的教室；我都没敢和学生一起做事。连最调皮的学生也需要我给他们温暖、反应和力量。有一次他来我宿舍，一直把手放在我身上，我也很想拥抱他，却不敢。那天他成了全班最老实的学生。不管他们怎么表达想从我这儿学做一些跟自己家人不同的事情，我都没敢用心去交流。
我为什么没有对学生难管的特点发挥兴趣？如果我不给他们爱，他们的爱还能从哪里来？还在建设心理动力的初一学生需要心理呼吸，所以在每节课我都需要在学生心理发挥很多不同的感情。他们经过既快乐又悲伤的气氛才能接受。同时他们心理也需要发挥希望、放弃、战斗、溶解等变换气氛。将来有当老师的机会，我再也不要让学生的感情萎缩。
我很想回这个学校继续教以前的学生。而且因为只保留了一个班，我很想教这个班3门或4门课，即英文、地理、美术和劳动与技能，这样我更能感到自己属于这些学生，也负责他们。我已经对上美术有一些想法，不过如果也能上生物就更理想了，因为美术与生物学之间有很多联系。
我跟大坪子的老师谈话时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来了一个学期，只是把他们多年的工作捣乱了一下。如果他们再也不欢迎我，我能理解。
“你又有了什么想法？”
比如，如果能当生物课的老师，我就能跟学生一起去教室外面感受，从外面环境去接受之后再回教室里进行抽象地研究。室外和教室里发生的是两种合不起来的接受方式，比如在山里玩嬉水时体验河水的本质或抽象理解H2O时。
如果想体验到自然的活力，我们只能在室外经过劳动和玩来接受环境。这样去进入环境是意志的体验和对美的欣赏。另一方面，教室里的思考理解工作是分析、理论想象和靠反感的认识。我们在室外发挥好感去活动，把自己跟所有有活力、有未来的东西联系并溶为一体。我们在教室里为了能够找出一些规律只能反射想象正在失去生命或已经死的、脱离形成过程的东西。
研究和分析之前不但需要把从自然环境分出来的东西弄死，实际上为了能意识到要研究的，感觉(知觉)器官在感觉(知觉)过程中也需要把本来有活力的印象弄死。有意识的智力只能反射已经过去的。意志是吸引未来才形成的。这样，教室内、外的学习都需要。
画画和刚才介绍的一样，也可以分成有活力的和抽象的。有活力的、发挥感情和气氛的是颜色，抽象的、发挥想象力的是形态。这两方面的感觉(知觉)，我们不同的感觉(知觉)器官也分得很清楚。颜色和形态不是同一个感官接受的。所以艺术上的颜色对其他需要感情的课题还可以起作用，有形态的艺术对需要思考反射的其他课题能起作用。中国传统的美术主要有发挥思考和想象的形态，很少有发挥感情的颜色；所以中国人的想象工作发挥得很好，但感情很少能参与中国文化。
另外也可以说，画画或成其他有形态的艺术对人有发挥个人特点、又有让人反射环境的作用。音乐和朗诵诗的艺术对人有让大家合作团结、又让人创造的作用。人类同样地也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哲学家清楚的思考，法律等等，另一种是通过好感和大家融合在一起等等。不过这些当然不能对学生说，只要让他们感受到就行了。
我经常听人说，因为没钱，没法安排好艺术课。可我认为这不是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偏见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德国上一种艺术课，拿外面的黄泥土来创作我们的艺术品;为什么中国学生不敢？怕什么？这是偏见吧。
13岁的小孩特别想通过动作感受到自己美丽的身体。我可以通过艺术去利用这种愿望。不利用的话，它只会使学生经常为了欣赏自己的身体而乱打乱闹。如果我让学生来创作一些杂技表演，艺术就会帮助让他们好动的愿望进入很有意义、又有高级感情的事。而且表演剧或音乐艺术同时能很好地培养感情，因为音乐是经过多次重复练习和欣赏的。
学校安排艺术课很少不一定要紧，因为艺术也会在我另外的课上发挥它的作用。比如学生边看地图边听说明，那他们将来还是搞不清怎么去地图上看过的地方。可如果让学生自己画地图，他们不只发挥了艺术，也培养了方向感，使他们以后对自己画过的图很清楚。这就是创造的理解。通过这样的课程，学习内容会慢慢受到学生其他才能的启发。
为了能教育本质的东西，学生需要发现不同课之间的联系，比如物理方面的发明和历史后果的联系，或者人类发展过程和个人历程也有相同规律。为了这样的联系也需要一个老师来上几门课。
可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学生，因为我的课跟不上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我已经被淘汰了。学生在学校是为了参加那场“淘汰赛”，我也给不了他们为了不被淘汰所需要的东西。为了不要危害学生、不要让他们离开“淘汰赛”的征程，我只能自己离开。
我也是在逃避我能上的课，因为我还有对精神力量的怀疑。其实，我不用担心能不能做得到。通过我的生活经历我已经知道，我为世界做的事不是我做的，而是别人对待我才产生的结果。只有别人欺负或惩罚我，并且我不觉得个人被伤害、只考虑到别人的收获时，就会有好的结果出来。我个人自己虽然失败，可由于失败的是自私的自我，属于一切的精神却因此得到了生长。可如果我不接受，不去做，精神的事也无法在物质世界中发生。
第五册
我就是满足不了标准
虽然已经回到村里，可到现在我还没找到自己渴望的安静，因为这几天电视台的人总是跟着我，总是会叫我干这干那，一下子又跟陌生人表演朋友关系。过了一个星期他们走了之后，我才可以真正做事，帮农民打了6天谷子。
别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有时间我做打谷子这么“不重要”的事？做一个吃饭的人不能说打谷子不重要。另外，前上几个月只做了些稀里糊涂的事，使我为了继续工作需要的意志萎缩了。不同电视台给我的不同刺激也引起这样的结果。经过6天坚持不断地打谷子、不说话，我就可以恢复自己的意志。
有的学生对我说：“如果你死了，这很可惜，因为你要做很多对人类很重要的事。”我就说：“你为人类要做的重要事比我的还多，因为你还年轻，只是你还没有接受这些任务。”
如果为了保护我的生命天天待在家里，我的思考就会进入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使我快要发疯似的，并觉得如果再不活动身体，我的思考就会完全失去它的根据。村里人怎么不担心我脑筋思考的健康有危险呢？我的思考通过身体劳动动作带来的道理能再得到它需要依靠的根据。有时身体只有经过苦和生病的经历，心理才会发展和成熟起来。
城市人追求认识带来的选择的会、一直想保持能选择的状态，可选择之后做出的事呢？农民却不一样，他们因为追求不到认识，也因为没有选择就干活，加入环境。他们很“笨”，只能做事。这在吸引着我。
我非常喜欢自己外表显得很随便和全身衣服都是泥巴这种脏兮兮的样子。由于自己的身体与自然因素接触，我的感觉和灵心又能加入环境，能恢复心理健康状态。
打完谷子后，我不仅有了时间，也有足够的意志来继续介绍《适合人类的教育》的内容。我就天天上山，一边放牛，一边总结、翻译并写下来：
艺术、人体与健康
如果一个小孩总是很像做梦的样子、感情只对自己内部表现，老师能利用对感情起作用的事情来教育他，只要感情够强烈，他做的梦就会苏醒过来，变成思想。
另一些小孩看起来好像没有思考的才能，显得很笨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处于睡眠状态。感情对他们也起不了作用。他们沉睡在意志中，而且因为这样，他们的意志就特别强。如果有一天能在心理状态上醒来，他们就能做到那些思考能力发展早的孩子永远做不到的事。为了让在意志中沉睡的小孩醒过来，我们不能通过智力起作用，只能经过动作来帮助他，比如让他一边走路、一边说话，把身体里睡眠的意志跟思考联系起来。
比如在计算出问题时，学生做一些走路的动作会有所帮助。如果学生搞清楚他在房间里可以往前走多少步，再能往后走多少步，他很自然地也能在数学上理解加和减的关系，因为他经过自己身体的动作免不了接受数学上的道理。
有的困难还跟生活方式或食物有关。如果小孩在很多方面发挥不了他的才能，可以在几个星期内不给他吃面和蛋做的食物，无效的话也不给他吃肉。这样，他的才能就不会被隐瞒，使老师可以对他的才能起作用。
根据灵心的不同方面（思考、感情和意志），也可以发现哪一个小孩主要发挥哪方面的特点和有哪方面萎缩了。这些特点可以这样区分：
头： 胸： 四肢：
完成、往里面 变换 交流
反感、定死 好感、幻想
安静、稳定 节奏 活动
冷、形成一个形态 都有 热、无形
硬、封闭 节奏 软、往外面
有意识 做梦 睡眠
神经、思考 感情 造和消灭物质营养、意志
地下长的菜 水果
如果一个小孩具有单一方面的特点，为了获得身体和心理健康，需要多发挥和这些对比的他所缺少的特点，比如想象力太强的小孩需要活动。如果一个人在灵心上能平衡地去追求，他的身体也会跟着平衡起来。
盲人“高中”的教育
2000年10月
为了帮我的朋友，给他办的南宁残疾人职业学校学生讲英文课，我回到了南宁。我在这里每星期给盲人上课7天。他们虽然已经16到18岁，但是都没学过英文，而正因为他们都没机会上普通学校，他们想学习的兴趣才特别强。
经常有人对我的盲人学生说：“残疾人学习有什么用？别去。学习对健全人来说已经够难，我们养你不行吗？”他们看不惯条件比他们差的人学得比他们自己努力。我觉得，那些人自己懒不要紧，可为什么不让我的残疾学生努力？我认为，我可以通过教盲人来研究出一种更好地利用其他感官的方法。
我在大坪子初中时以为，如果给学生一种尽可能刺激的印象，比如英文句子：“Your girlfriend is very beautiful. Isn’t she?”这会让他们记得这一情况。后来我发现，这虽然有表面上的短期效果，可是却让农村小孩胡里胡涂起来，还破坏师生关系。
我慢慢明白：所有为学习假造的，比如为了印象说出来的对话、媒体、卡片等等，都只是一种游戏，可是却跟要介绍的英文联系不起来。只有老师说的英文带来想象或真正感情的表情和方式，或学生崇拜说话的人，才会真正地支持接受和理解过程。
所以，我再也没给学生说那些有刺激可是没有心的话，而是尝试让学生通过声音感受气氛，通过语言的结构意识到民族文化的不同。最能避免他们心“枯死”的做法还是让他们的灵心（以感情）参与课堂。
那么，怎样才能让学生的思考和学习内容联系起来呢？通过减少印象。此外，还可以减少英文课文的表达内容。如果学生不需要接受课文内容，那他们100%的注意力就能集中到英文表达方法上。
怎样去除课文内容呢？如果英文课文内容只是一些学生已经经历或知道的事，他们就不需要再注意和接受它。而且学生已经知道的内容是他其他课上正在学，或学校里发生、他自己经历过的东西。这样，就可以通过减少要接受的印象来提高他们对英文的注意力，又支持其他课的学习和学生的自信。
为了利用学生在其他课或生活中已经历过的东西，我们需要写自己班的课本。
所以，我先让学生谈自己的兴趣，而且他们最想谈自己的经历。他们谈的时候，我用英文帮着表达，让它成为一篇英文文章。然后，我们复习3节课、一起来念它，一边说中文，一边念英文。每次念的时候，我可以从学生的反应感到他们通过英文课文在思念同学的经历。我们每天增加一个同学讲的文章，第二天给他们介绍这篇文章的特殊语法和单词，又让他们通过比较中英文的不同结构来想象英国人的语感和思考方式。
我学生讲的经历都让我和其他同学非常感动。学生每天都等着讲话机会，很想继续让全班互相了解、团结起来。这对他们很重要，因为作为盲人，他们很难找到理解自己的朋友。比如有个学生说，她成为一个普通调皮的初中生之后，失去意识达半年之久，成了植物人。只由于母亲天天说服和支持她，才恢复过来。通过听到同学的这些经历，学生开始问很多精神兴趣的东西。
这样，学生就不需要去背课文内容，因为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对同学的同情就是课文内容。
我们的学习过程和普通学校正好相反：先造比较完整、反映学生经历的课文，再一起来念，慢慢把这些他们已理解的内容和通过念熟悉的英文声音联系起来，最后才很具体地让他们了解个别的词意。这时，他们通过之前做过的就有了对整个语言结构的感觉。
把这些文章做成我们自己的书、又把它忘掉之后，我开始和他们学语法，教他们用智力去造句。
我们先比较几个句子，让学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然后从这些经比较发现的规律继续造更多句子。我们从最基本的，也就是从主语、谓语和宾语开始，后来又增加了越来越多其他部分。
我们一起找属于这种语法结构的例子，内容都由学生自己用中文提出，然后经我帮助写成英文句子。也就是说，我们把要考虑的不同语法因素连起来成为一句话。只要我通过提问题来提醒，总有学生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也让学生自己来说明为什么这样改，使他们通过自己说明能更清楚、更肯定。
我没叫个别同学造句，而都是让大家一起合作口头造的。有时我需要问：第一个词是什么（主语）？谁干？干什么？这里还差一点什么？为什么这样？什么时候干？这个时态合适吗？怎么说？如果要有礼貌一点怎么说？等等。这样做，他们都会造句。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造更复杂的，比如用“if”（如果）的句子。一个学生用中文说了这样一句：“如果卢老师能永远地教我们英文，我们就会很高兴。”然后我问学生用英文说“如果”怎么说？应该放在句子中的什么位置？“if句”的动词有时该怎么处理？为什么？学生就考虑到动词的可能性和时态的关系。然后我问学生，第一个动词后的第二个动词用什么时态？学生就说出我们一起发现过的规律：“第二个动词不变。”我还问人称的词“我们”怎么处理，改成our还是us？为什么？再后我又问：“，”后边的部分能不能放在句子前边，等等。
这样能造的句子不多，可经过这种提问，学生能够自己互相帮助，同时复习很多以前学过的规律，并使用了它们。另一次学生造了这样一句：“他们的名字是我们给他们的。”我就问他们表示人称的词有哪些？学生说：他们的，their；我们，us。然后，我们去发现被动句里出现的一个新时态，而这个时态就成了我们第二天专门研究的规律。第二天，我们把很多句子改造成了被动句。
如果碰到新问题，我就把这些新规律从学生已经知道的其他规律发展出来，或通过这个问题来介绍英国人的某种语感和思考方式。我们也比较不同表达方法，比较语法不同但意思相同的句子，也比较用同一个词表达不同意思的句子。在这样的课中自己造或改造的句子，学生很快就学会了。
我们先只是研究和看，往往还不是去理解。把它忘掉又再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学生不只是复习，而是一边使用，一边在智力上整理前一天还没有进入逻辑状态的东西。第二天，我先让学生说明他们抄写的规律，再让他们使用这个规律自己造句。
其实，我们那儿的上课条件非常差：教室是小路边租的一间平房。可因为这条路边都是一些工厂和仓库，总有卡车和拖拉机大声地在教室门前倒车，使我们每几分钟就要停止上课一会儿。
过了两个月，虽然个别学生还不能说英文，可全班合作就可以写出他们的文章。有一天到教室去时，我感冒了。结果，学生不允许我上课。他们把我放在教室的一张床上，帮我按摩一个小时（他们都是按摩技师）。他们一边按摩，一边说：“我没有学到多少英文单词，可自从参加你的课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大转变。以前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晚上能睡觉时觉得：又得了一天。不过现在我总是觉得时间太少。”
怎样才能帮助
2000年12月
除了教盲人，我还翻译了根据年龄本质的中小学教学大纲。译完后，我把中文译稿寄给了中国教育部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也把它发表在网上。我还建议教育部：为了避免老师们利用不好的做法，最好不检查他们得到的结果，而只要检查他们的做法。
那个向我借了2300元的“朋友”不只不还，还拿走有我办事处资料的软盘也不还。所以我这几个月经常要去找他，问他软盘在哪里。我当时觉得事情怎么会变是这样子的，所以由于对结果很好奇，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他。
我觉得，我的钱越多，麻烦事也越多，因为有钱时就会有很多人来“借”钱。如果我有名，他们就要求我利用我的名义帮他们借钱。比如这个没还钱的“朋友”就求我让政府帮他免除派出所的罚款。
最后，因为这个问题，我都没时间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为了避免借钱的事影响我的工作，我只能放弃了拿不到钱和软盘这件事。因为他借钱本来是为了开展素质教育培训，我把这2300元看成是对素质教育的投资。我再次知道：对精神上的追求来说，出钱是无效的。
因为别人为了自己的面子需要我相信他有偿还能力，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想送的钱。后来我们就商定：如果还，就捐给希望工程，不给我。这样，还不了钱的事就不会再影响我的工作。
“你想给的是人家不需要的！”
2001年1月
因为在南宁要做很多对研究工作没用的事，所以我很着急，非常想回农村，去一个没人看我怎么做的地方。研究成了我的责任，农村是我的渴望，我想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
因为有很多报纸写过我在大坪子八一初中的地址，所以我在那边不可能得到研究需要的安静。最后新调来的校长也说，因为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不需要我了。而且我的朋友对我说，他可以给我介绍比大坪子初中穷多得的学校。
从那时开始，我就找河池地区的学校。可最后不同县的教育局局长不同意我去，因为怕我会影响他们的成绩。我也做了个恶梦：我想去的学校在梦中变成了大城市的学校，而我一点都满足不了自己在成绩方面的要给学生要求。在恶梦里，我不适合学校的体系，而且因为学生也不适合，他们就离开了学校。
不少人说，他们要给我介绍什么领导、局长、厅长等等，好像在南宁谁都认识很多高级领导。去找那种人有什么用？其实我想找的不是领导，而是偏僻农村的学校。怎么没一个人能给我介绍一所偏僻农村的学校？一个校名我都问不出来。如果能先去看一看，多么好。可因为别人要求我接受领导的帮助，我就不能去。
有一天，我终于有机会介绍两个朋友曾柏良和黄晓星互相认识。他们在一个快餐店对我说：“你不可能同时认真追求两件事，不能又追求农村生活，又追求教育上的工作。我们俩也很想在农村干，不过这不可能，因为任务都在城市。虽然农村学校的校长不敢直接告诉你，可他们不需要你，因为你破坏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也就是成绩。他们需要的不是你想给的精神自由。你利用他们的学生做你的实验只是在影响其他老师的长期工作。”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说得很对，我只是把农村老师的工作搞乱。
需要我的是大城市的郊区民工的孩子。虽然郊区是最吵最乱、最不好的一种环境，可我不能只管自己的愿望。他们说，教育要根据必要去做，不要只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心情去做。
如果继续追求在农村当老师和利用农民对外国人的好客，我在那里能做的只是危害他们，然后因为被开除就离开被我危害的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把他们治好。接受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难题。
我的好朋友们还说：“你这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别人只因为你是个外国人还理你。为了改变社会你要想办法让大家接受。”不过我想：“我哪里有权力逼着社会接受？我只希望自己做得有道德，别人接不接受是他们的问题。”
还有从我代表的那个总组织传来消息说，因为我还没学过教育，他们让我今年9月回德国培训9个月。
后来有人安排我到广西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他们想开展新的活动，希望我成为广西的第一个外国志愿者。我想，这正是我以前在德国时一直在寻找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开始介绍：因为我是开展活动的第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们打算我参加各种各样吸引注意力的活动。
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找能做真正工作需要的安静，怎么能去做这些？我更加不想参加那种好看、为了意义、不过没什么帮助的活动，还听他们说要经常到一家大饭店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也听说共青团要发工资给我。奇怪，他们为了得到志愿者还要花钱吗？当这样的志愿者只能损害中国。
在广西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我突然接了一个电话，是东兰县教育局局长传来的信息。他说，欢迎我到东兰当老师。现在我知道了：我其实不想当志愿者。于是第二天我就到了东兰县，准备当免费的、又没保险的老师。
“你当我们的客人够有帮助”
2001年2月6日
因为听说东兰是全国48个最穷的县的之一，所以我马上坐客车去东兰。刚到那里，我就留下了一个最不好的印象：三个领导接我，其中的教育局局长对我说：“我老婆是个女的，——他们笑因为我的婆当然是个女的。”他们三个当时都喝醉了。
第二天，他们带我去所谓的“最穷的学校”。抵达学校前我已经想得到：学校有公路、有电、电话和部分有自来水。当地电视台现场采访我，问满不满意。我非常不满意地回答：“我去年上课的学校比这里穷，只是因为听说这里更穷，我才愿意来。我当然不满意。”
我对局长说：“我想看更穷的学校，先不想定在这里。”局长开朗的表现突然就变了。他和我一样不满意地说：“这绝对不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所以你必须待在一个我能联系到的、有电话和公路的地方。”
校长感到我心里不满意时，就说要给我多么好的条件，两房一厅、电话、电视机等等。我又说：“我找偏僻学校不是为了要这些东西。我在这不是为了得到帮助，而是为了给予帮助。”我想了想后还说：“如果在这只是得到帮助，那我不如走。”
局长和校长听到这些，他们就说这个学校多么穷：男生没有水，而且因为学校缺少男生宿舍，所以学生在教室里住，还有50%的学生不能上学。如果考上初中，还要面对交费问题，使很多学生到初一就不读了。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东兰县人口46%是小学毕业、26%是初中毕业、7%是高中毕业和1%有大学毕业文凭。反正，这个初中的普通班没人成功考上过高中。
听到学生那么苦，得到那么大的房子让我心理更不舒服。我心理拒绝了学校给我的条件，同时对学生感到一种吸引力。我就问校长，能不能让学生和我住。电视台记者继续采访我：“你为什么要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因为想不到更好的答案，我就说：“我在逃避那些不给我吃苦的人。”然后他们说：“你辛苦了”，就叫我一起喝酒，好像都不怀疑我会不会在这当老师。
我一边拒绝喝酒，一边想：“我为什么不能脱离这些？能不能不管局长的要求，去找另一所学校？其实我是以办事处的名义来，不是由局长或学校负责的。我是不是不如去教那50%不能上学的小孩？不过这需要更长的联系过程，也许在这个学校能准备这样的工作。”
我身边喝酒的老师们和领导听到这个想法，就说：“你不能去更偏僻的地方。你的生命太宝贵。如果你出事，这太可惜了。”我回答：“如果不能去，我的生命价值是没有用的，因为我这样也发挥不了它。只有能干一些难做的事，我的生命才宝贵。”
他们说：“中国人都不想去的地方你怎么能去。”又说：“你来我们这个这么穷的地方真难得。”我就回答：“确实难得，因为领导和朋友们不想让我到穷地方。”
“你干嘛这么认真？去玩吧！”
第二天，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说我是隘洞初中新来的老师。学校领导也对学生说我是国家派来的新老师，将为学校带来很多好事。我就感到了一种压力并想，这样我哪里还能找其他学校呢？怎么能做到那么多好事？
不过这里的校长答应我只教一个初二普通班，给他们上地理、美术和英文课。他还答应我可以不做练习题，也能用自己的方法。隘洞初中学生99%是壮族的，我要教的那个有57名学生的99班就全是。不过他们的普通话比阳朔的学生还要好，也比自己的老师好。另外，我像以前一样不能要工资，但可以免费住和在学生食堂吃。这样我就不需要花什么钱，每个月只用40到50元。
另外，在这个学校非常好的是他们让我参加开会。虽然听不懂开会时说的方言，可重要的是我和其他老师一样，使学生承认我是一个真正的老师。
2001年2月17日
开始上课后，各种领导经常叫我和他们去县城玩并说：“你怕什么？电视台只会拍你工作，不会拍你去玩，不用担心。可以不去上课，去玩一下！”如果觉得大吃大喝比上课好，我为什么还要上课呢？反正没有任何人叫我上课。
如果我去，这些领导就对我说：他们知道我要给他们县带来很多好事。我只是在旁边坐，一直很紧张地等着能回学校。我不停地看表，看我要上的课过去了，第二节课也过去了，等等。这样，我哪里还能做好工作？他们是不是希望把我变成一个像他们那样只能吃、不能工作的人？
这样我怎么还能实现帮忙，不是成了别人的负担了吗？做一个外国人很难有帮助的机会。所以后来别人叫我和他们去玩时，我都想出不能去的借口才能工作。被领导“骗”到县城一次后，他们发现我都不会喝酒，只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样后来就没再找我。
镇里人不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所以他们说我来这只是因为我很笨，不知道有“更好的地方”。
晚上睡觉听到其他老师在喝酒、猜码时，我想起他们问过我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想的确有一些不习惯，就是和他们喝酒、吃肉和热闹的吵声。他们说，这都是对朋友有感情的表现，不考虑到感情是办不了事的。我想知道这种感情是什么？为了“考虑”感情不能不做这个，不能不做那个。这种感情是不是一种规则？如果我的感情不一样呢？
喜欢喝酒的总是压迫不想喝的，从来没有不想喝酒的压迫想喝的。
我想当班主任
我在这里上英文、地理和美术课，再加上晚自修和早读、午读和晚读课。
在上英语晚自修时，我大部分让每个学生自己在纸上造句，也就是造那种早上全班造的句子。这样，造句成了我们一个星期的语法总结和练习。学生把造好的句子都交给我，我来帮他们改正。这不是打分数，而是修改句子，有时我也帮他们找更好的表达方式，或提醒他们要注意的规律。
另外我们经常在晚自修的课上用英文写信给德国学生或看德国同学的回信。可惜这次联系到的德国班级写给我们的信经常被转信的人弄丢。
在朗读课上，学生都大声地念，可每个学生念自己的，听起来又乱又吵。我觉得，不如我和大家一起念同样的课文。学生同声念，使他们觉得很好玩：过了几个月，他们特别喜欢全班进入一种念的节奏，并把所有念出来的东西都适应这种节奏。
每次晚读，我先和他们做10分钟听写：我一边念主要的新单词或“有用的说法”，让他们写，一边在教室走动，看学生写得怎么样。然后我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的写法，让他们自己马上修改，再跟我念。大部分学生写信说：我和他们一起读得太多，使他们已经依赖我，都不会自己念了。可是听写这一做法很有学习效果，时间还不够。
早上做体操时我也在，也和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另外，因为音乐课太少，而且学生说为了恢复精神需要多跟我唱歌，我后来就增加了跟他们一起唱歌的课。
这次，我一定要利用学校给我的所有时间去关心我的学生。
“你上那么多门课能上得好吗？”
我发现，教育和种植业一样，种的种类越单调，发展得越弱。我上的不同课越多，每门课能结成的果实也越多。在每节课之前如果我刚上过另一门课，后边上的课质量就好得多。
我还发现，不同的课有不同的教育手段，所以上不同门课，使我的教育手段增加了，也丰富了。比如，有的课是介绍自然科学、自然条件或规律的。这些东西能通过逻辑和适应物质本质的感觉接受。另一些课，比如美术，能通过心灵来接受，不过不是通过心理学的说明，而是通过学生自己的感受和不会有意识的创造。再有，另外一些东西是人类文化形成的，如语言。这些东西只能通过感受、了解民族本质和模仿来接受。
这些不同方面的了解过程有一种很重要的区别：对物质规律和本质的理解，每个人很自然地已经具有。这种理解只需要被老师唤醒起来、得到意识，而且学生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唤醒这种他们已经具有的了解。
人类或文化塑造的却不一样。文化塑造的语言在小孩心里不存在，所以语言只能是老师传给学生。只有每个学生接受整个文化的发展，才能达到语言表达的意识。
所以我的英文课有了固定结构，把要学的内容适应了这个结构，学生才能清楚。可地理不是一种有结构的东西，所以我都把每一节地理课从它有特点的内容发展出来。
另外我还安排了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让每4个学生一起用3张纸和胶水做一个桥的模型。过了两天我们做实验，看谁的桥能受最大的力量，哪种结构的桥在受重量时会怎样反应。
开始有几个女同学问：“我们做这种模型有什么用？”人能通过做事学到一些通过说明理解不到的东西。在比赛过程中，学生不只过得很开心、合作得很好，过了几天后还问我说：“你能不能上我们的物理课？因为我们的物理老师不行。我们不懂她说的。”
如果能上物理课，我不想计算得太多，因为通过计算了解不到物质世界的本质。我一定会让学生自己从实验中找到一些规律。这样当然不能学到太高级的物理，也学不到那么多知识，可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会自己去研究世界上的东西、去成为一个改造物质环境的人。
我上几门课，等于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了解、教育和引导学生，学生也从几个不同方面认识了我。我发现，这对我的教育工作有最大的帮助。
中午和晚上准备睡觉时，我大部分都到学生宿舍看他们休不休息。学生在这时很喜欢问我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得不到分数的人有什么用？”我说：“我参加中考时也没及格，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学生说：“如果像你一样不用管别人的希望就有用，可我为了得不到的努力有什么用？”我说：“重要的不是得到承认，得不到可能是你没有办法的，重要的是你具体干的，比如抄一篇课文。这个你可以保证。你可以放弃社会的承认，可不能放弃自己做的事。”学生说：“做事有什么用？太累了。”我就说：“如果这么怕出力，你为什么不想到要死？”
一个在宿舍被我抓住的抽烟学生说：“朋友给我烟，如果不抽，我就没面子。”我就说：“如果要保留对每个人的面子，你就永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生活的路是你自己的自由，不要被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控制。”
有时他们也担心我的后代。我就对他们说：“我现在有你们，你们也是我的小孩。这不是一样好吗？”学生就说：“是的，我们也觉得你是我们的爸爸。”
“你能不能帮我当班主任？”
有一次一个同事对我说：“你出的力虽然比大部分班主任多，可达到的效果不可能比得上他们任何一个，因为你不是班主任。学生知道你不是管他们的。”
学生和我的关系确实与他们跟真正的班主任不一样。比如他们（指男生）多次在我晚上检查宿舍时问我：“你能不能睡在我们宿舍”。从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我对学生不是一个一般的班主任：上朗读课时，学生经常故意念错。后来我在宿舍了解到：他们非常愿意得到我的修改或批评，因为我的批评听起来很舒服、很温柔，也很好玩。
有一次，班主任出差了几天，没让学生知道。他让我来代替，帮着完成他的所有工作，我当时还不太清楚班主任该怎么当，所以学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该做的却没完成。不过，我不懂的地方他们帮我指了出来。
第二天早操后排队集合时，我对学生说：“昨天我第一次当了班主任，...”学生特别高兴，因为感到我是那么骄傲。他们特别喜欢听我的批评：“抽一支烟对身体的破坏要锻炼一个小时才能恢复。”
周末，比如我跟最调皮学生回家，晚上和他睡一张床之后，上课时也有了新的、能教训他又能彼此交流的关系。结果，我在学生不注意时只需走上两步，他就不能不笑着看我，然后马上改正。这样，我在教室外站着也能管好个别的学生。有问题的学生自己就想到看我。
在隘洞初中的班上，我虽然对美好的感到快乐，对不好的会生气，可班里发生的美好和不好的事再也没让我从个人的感情去反应。我做出的反应只是为了学生和因为有必要才做，而不是为了保护我个人的感情。这样，我的个人问题就影响不了工作。
我慢慢发现，我们的班主任韦阳东是个做事完美的人。很多跟别人不能谈的事，我们却很喜欢谈。他说见到我就对教育有信心，而我说见到他就很放心。班里学生也感觉到了我们的合作和互相看尊重，而他们发现和感受到这一点，使全班得到了一种力量、放心、平安和信心。
结果，我们的学生也同样合作得特别好，能集体安排全班的事，比如野炊等，不需要老师来安排。我们让学生自己安排野炊、晚会、座谈会等活动。老师只把他们分成四个组，规定时间，在活动中我们只当客人。
我重视学习方法越来越少，重视和班主任的合作越来越多。我们班成绩虽然比较差，可全班不仅在纪律方面每个星期获得第一，也在体操比赛中合作得最好，获得了全校第一。
我需要的灵感只有我在学生身边时才从他们那里涌现过来，又涌现回去，而且这些灵感能涌现，只因为我和学生互相关爱，互相理解。学生感到他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这比任何方法都有效。
地理课能把一切都联系起来
我想让学生通过自己考查周围环境和上学的路等来认识我们的世界。然后慢慢把考察范围扩大，同时学会一些能考查更远地方的考察方式，最后才依靠卫星去考察宇宙。一开始，让学生在考察过程中自己画出他们熟悉的家乡的地图，学会把所看见的通过画地图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才去看别人画的地图。这样，学生就能得到一种研究和发现地理状况的意识。
理解了家乡之后就可以对学生说，别人是如何通过哪一种测量方法发现台湾的山脉在慢慢地往东移动的，学生也就会好奇地问“山脉怎么能动！”在开始发挥自己的研究精神之后，他们也能接受宇宙中比较抽象的东西。
可在看到地理课本时，就对学生自己去考察和学到不同考察方法感到了失望，因为课本都是先从最难考察和理解的范围开始，然后才到我们比较熟悉的生活范围。
怎么能让学生像外星人一样来理解我们的地球？这样，学生心目中的地球很难成为自己热爱的家园，而只是通过理论认识的东西。课本把自然理解过程给反了过来，这我无法改变。我的学生已经学过宇宙，学过世界地理，我现在最后要教的才是中国地理。
如果让我们看中学地理课本，就可以发现很多说明和很多形容词，很少有现象。比如介绍森林时，课本第一句就是：“森林对于人类的生存……有十分重要的环境/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判断的结果，为什么写在前面？学生最后才要自己做出这一判断。如果先给学生这一结果，他们还能做什么？我认为，课本应该写事实状况，用形容词能说明的感觉应是学生自己心理启发和感受而表达出的。
在大坪子初中我已经了解到：没有通过学生有意识的感觉(知觉)、比较和判断过程得出来的结果（概念），会使学生调整不了自己的感情习惯。
学生可以参加一件事物正在形成的过程。给学生介绍完成的东西，等于给他们一个死的、将来不可能结成更多果实的东西。一个还没完成、可结果被标准定下来的东西也一样。
在自己的历程中，我也碰到很多问题，而且我经过了我的历程学到了很多东西。假如别人只让我知道我历程的最后结果，不让我经过它，我就不会真正学到什么。
因为想让学生自己从现象找到判断，所以我没让学生看课本，只让看那些“读一读”和统计表的部分和地图册。如果有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利用课本上的答案，我就说：“这是课本的答案，可我想知道你自己怎么想。”学生自己判断之后，还可以看课本标准的判断。
我有时给学生讲一些现象或民族特点，有时让学生多讨论一些发展机会或让他们做建设规划工作，有时多看图。不管哪方面，地理都能把不同方面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历史、技术、工业、经济、自然条件、文化等等。
我备地理课比备其他课难得多，因为我要考虑怎样把课本上的判断结果改成一种过程，也因为看中文对我来说还很难。所以我备一节课（课本上的一节的1/3）都用到了3至4个小时。有的老师叫我晚一点才备，先去玩再说，使我后来都备不完。可也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帮我念课本。
有时上课不知道怎么说或写一个词，我就问学生。这使学生感觉到，不只是我在教，他们也在教我。所以他们就更加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地理课程中、并愿意与我合作。不过有时女同学也喜欢捉弄我，对我说壮话，那时候我就用德文来对付她们。
“你怎么给农民上农业？”
第一天，我发给学生我买的中国地形环境图，让他们在图上根据河流和山脉找自己的家。
根据课本，先要让学生知道什么产品是农业品，可这个方法只适合城市学生。因为学生是农民，我就从他们的生活开始，而且因为只有我不是农民，我就专门去问他们家里的情况，通过提问题的方式让他们考虑和意识到自然条件怎样影响了农民的生活，人们又怎样改造这些自然条件和农业对国家的意义。
然后我告诉学生，世界上有一些民族完全不需要农业、不需要改造，只依靠自然。通过这样的比较，学生就自己说：在中国不能这样，因为人口太多。中国需要改造自然条件才有生存机会。
在学习机械化农业时我问学生，如果在他们山区要实现机械化，这些机械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让学生看我给北沟村农民设计的收谷机。
渔业方面课本只介绍了一些统计数字，可我给学生讲的是的一些现代捕捞技术，告诉他们人们怎样成功地把海里的鱼差不多全都捕完，连鱼的后代也捕捞尽了。由于给学生说现象，我让他们考虑到如果不搞环保我们就没有了生存机会：“不要在自然资源耗尽之后才发现钱是不能吃的。”
能让学生同情自然的，比如是森林与人呼吸对比合作的过程、森林保留水分等等。学生能自己感到人通过改造世界给自己安排一个生活空间，可也有一些做法是大自然无法合作的。对自然的好感会使学生理解和爱护环境，如果发挥不了这种感情，只能是因为思想太像物质主义。
“你怎么介绍工业、交通和经济？”
关于工业，课本也只是写了一些统计数字，这多像物质主义、多么无聊。我给学生讲的是工厂的一些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比如，一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和重复同一动作。
然后我让学生想象，如果让他们在一生中一个人来生产一台电视机、不靠工业分工的做法能不能做到。然后我们一起考虑整个工厂该如何安排：需要资源、能源等，在传送带旁工作的工人，产品设计人员、管理人员和推销人员，总之需要共同合作才能生产出一台电视机。
再后来我和学生考虑，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工业怎样影响社会，而工业的出现历史上又引起了怎样的变化、革命等。
交通的知识，我也从学生家里的问题开始。我先问学生他们村里的发展情况。他们都告诉我发展与公路的关系，很多人对我说村民为了能卖他们的农产品，正在努力建设拖拉机能走的公路。然后，他们也很容易理解建设铁路的需要。
为了让学生理解铁路在山区建设的特殊困难，我给他们画了一张山区剖面图。然后，我们一边画，一边探讨铁路建设怎样进行，哪里免不了哪方面的困难等。另一次，我让学生画一个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我先对他们说，为了避免交通堵塞现象，要避免不同方向的交通直接接触。然后，我让他们一边画一边发明一个他们没有见过、可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路口。
开始时，学生觉得没必要自己来画和计划，所以我对他们说：有时因为有的人不想多画、多考虑，工人就要浪费很多力气，国家要浪费很多钱。“你们将来不只需要学我们现在能给你们教的知识，因为现代技术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再过30年地球的石油都用完了，如果你们到时候还没发明比现在更好的技术，那任何汽车都没法开。”然后，我们就此又谈到了再生能源。
当然，对学生说需要提高交通技术水平还只是空话。这样只是让学生等着别人去发明，不能让他们想到自己去参与这些工作。
经济方面，我也让学生先从自己家里的情况开始考虑。我问他们，如果他们村每个家庭生产的东西都不一样，能不能互相帮助、一起买设备？学生就说：只有全村人都专门生产同一产品，才能买得起比较大的、全村共用的设备，提高效率。
然后我就问：是每家什么事都自己干，还是一家专门做一种事，另一家专门做另一种事，使两家需要互相帮助、互相交换，哪种情况更有效率？或者，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人卖一种产品，还是有几个人卖，这样会有什么互相影响？
最后我问学生，他们会选怎样的地方建商业中心，而且建成之后，它还会吸引别的什么？学生就说：东西越多，能卖得越便宜，卖得越便宜就能卖得越多、发展得越大。他们还说，因为大家需要吃和住，工作忙就没时间做，所以还吸引一些服务、交通行业等等。最后，学生就知道一个城市是怎样形成的，也考虑了自己的地方要满足什么才能变成城市。
学生有时什么都不懂，有时却什么都懂。我发现，如果给学生提出课本上的问题，学生就听不懂，回答不了，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从学生的心理感受产生的。
可如果说话内容从我正在进行的思考产生，我会不断适应学生的反应，使他们什么都听得懂，自己就会说：“发达地方没什么了不起，只因为利用穷地方的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再卖回来，才能富裕。”因为当天的规律是在备课和上课过程中想出，学生好像直接从我的思考就接受了它。
只从课本念，我在学生面前并不进行思考，这是最没有效果的，因为这样（不是自己思考）学生只能感觉(知觉)到声音，感觉(知觉)不到逻辑思考。人有一个与听觉分开、能感觉(知觉)思考的感觉(知觉)器官：听老师讲话时，听见的学生的意识在感觉(知觉)过程中离开自己的身体、进入正在讲话的老师，而如果讲话人中没有什么正在形成的思考，学生除了声音之外也感觉(知觉)不到什么。
如果老师自己对课题内容早就完全清楚，他讲时会进入一种教育的习惯，使他很难产生可感觉(知觉)的逻辑思考，学生也很难跟得上。反过来，我自己一边学中国地理，一边给学生介绍，学生就很容易参与我的学习思考工作，也很容易跟上。
“学生不需要背很多地名吗？”
课本经常会要求学生在地图上找出一些地名，只是寻找文字。为了利用想象力，他们其实需要相反的做法。比如，我让他们在环境地图上从某个地点往西走或顺着某条河流走，根据地图说出他们会碰到怎样的环境、到达怎样的地方和城市、有什么路可走，等等。一开始，他们不习惯这种空间方向的思考，可这发挥了学生的方向感和对环境的想象。
有一天，我让学生发现很多河流到了一个地方就不见了。他们就开始想象那里的情景。然后我对他们说，沙漠里的沙子多么难控制，很容易随风吹动。再之后，我让学生考虑那边的人会怎么生活，学生就特别喜欢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比如我的学生非常同情一个在沙漠开车、几天没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突然走不动会怎么办。一个地方产生的困难和那里的人根据这些自然条件有什么特点、做法和性格是学生最感兴趣的。
我和我的学生回家时，我也经常跟他们一起看他们村里山上石头的形态，来考虑这些形态会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有一条石头山脉在土坡的环境中出现等等，引起了学生对自己家乡的研究，或我们边走山路边谈论怎样设计一种能走山路的交通工具。
我上地理课的目的主要不是传授知识，知识在毕业后会是忘掉的。我的目的是让学生发现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发挥对世界和社会一切东西的兴趣和同情。我也不记得自己上学时在地理课上学了什么，可我感觉到，我在世界中看到的所有东西里都能认得出生命的本质。这样，我也可以在没学过中国地理的条件下教中国的地理。
美术能培养对环境的感情
第一节美术课，我让学生画我在黑板画的一些中国古代建筑，另外也画了现代建筑。学生看见我在画古代建筑时经常需要修改不同线条和比例，才得到一种美丽的感觉，使他们也不能不尝试自己画线条和比例相同或更美丽的画。在开始画现代建筑时，学生比较吵，好像不愿意画。这也不奇怪。我问学生，他们都说：现代建筑没意思，太单调，不如古代建筑好玩。
这样，学生就有了我整学期上美术课的基础。我在第二、三节课和学生画需要想象力的中国画，比如画两棵树。我对他们说：树受的苦越多，它的经验越丰富，长的形态越有意思，就像一个人的历程一样。学生在画它时也画得很慢，毛笔弯来弯去。
然后，我们又画了一棵竹子。为了模仿这棵很直的竹子，学生画得很快、很直、很松。我想，这样的画法能发挥对不同种树不同“经历”的好感。所以这样的画也特别能培养环保所需的感情。感情引导一个人的动作习惯，而且这个动作习惯不需要思考，就能根据对环境的感情去爱护它。
再之后，我们又画了钢笔画。因为钢笔的线条是标准的，比能变形的毛笔更需要技术方法，并且只能通过不同构造方法得到变化。
我们用钢笔在外面画风景时，我叫学生找一个他们觉得吸引自己的地方。有的学生说，吸引他的是一条山路，这样我就叫他先画那条路和给它带来特点的东西。如果他画的路看起来好像飞在空中，我就让他画影响路的部分环境，比如让路弯来弯去的一座山。其他他们没感受的地方，我让学生别画，就让这些地方留下空间。
课本上的内容我都没用，因为美术不应该是一种已经定下结果、只要完成的东西。只有学生能参与和感受一张画的形成过程，包括它的创造，他们才能在画画过程中发挥自己对环境的感情。假如我画学生课本上的作品，他们看的只是我能不能比得上课本的水平，没有其它可看的。
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任务不仅要自己完成，也要自己发现，同情地把自己和事情溶为一体，而且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对于任务的意识。如果一个人只学会根据标准去完成事情，他在生活中也不能发现并进行过程，只会等别人来安排他的生活。
另外，美术课也是培养理想的课，因为理想是美的。这种理想美感，我让学生在画铅笔画时培养：我叫一个同学站在教室的讲台边，让其他同学根据他的脸来画头像。我发现，学生很难看准同学脸的样子。我虽然用我的手在讲台边同学脸上为大家测量不同比例，可有的学生画的跟这个同学完全不一样。好像他们不愿意或不敢真正地看同学的样子，只是根据想象去画。可是，我们这时已经在追求画得尽可能像，所以我下一节课叫了三个学生一起站在前边，让同学来画他们的全身。
后来，我们要画得越来越实际，尽可能像照片一样。我让学生考虑波浪的表面、不同角度反光和影子的情况，而不去考虑波浪的本质。因为是第一次利用彩色，可学生又都没有彩色颜料，所以一起“设计”了波浪的结构后，我只能一个人为他们画波浪的彩色画。
有一天我对学生说：可以用三种基础颜色调出所有其他颜色。学生反对之后，我们就来尝试：我给学生画了蓝、黄和红色，问他们哪两种混起来会得到怎样的新的一种。我没想到，他们都需要尝试后才知道。可后来，他们根据我们的实验很容易把得到的六种颜色排在一个圆里，找到了调色规律。
最后，只缺黑和白了，我们就考虑它们是不是颜色。在把互补色混起来、得到黑色时，我们就想到黑没有颜色、没有光。学生马上也想到了白色是把互补色的光混起来的结果。最后，我给学生介绍电视机和照片怎样靠这三种基础颜色让所有的颜色出现。
在接着的下一节课，因为天气特别热，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怎么能让我们感到凉快一些。我们就考虑哪种颜色能给我们一种最凉快的感受。如果哪个学生有一个主意，他就到讲台上给我们调他认为最凉快或最热的颜色。一个同学画了之后，其他同学就说：“这种不是最凉快的”，我就叫其他人到前边给大家调一下。
找到最凉快的颜色之后，我们还尝试调出适合不同性格的颜色，而且奇怪的是，我的学生跟西方人不一样，说最“快乐”的颜色是蓝，不是黄。最后，我让同学在讲台边调刷我们教室的墙最理想的一种颜色。
再下来的一节课我对学生说，我们现在画的跟美术的历史一样，从需要想象比较多的中国画慢慢发展到最实际的、和照片一样的画。可是人们已经发明了照片，画画还有什么意义，它在哪方面可以超过照片？我们就开始画一些拍不到的、因为不实际的抽象的情况。
最抽象的是象征和标记。所以我让学生设计一个汽车公司的标记，并且说，这个标记要让我们感到力量、速度、高级技术、动作、质量等等。学生觉得很奇怪，标记的形态怎么能表达一种感觉，他们以为形态只能表达意思。
他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标记，而且我把他们其中画的一些描绘在黑板上之后，再让学生比较，问他们对哪个有哪种感觉产生。他们就可以说哪个更快，哪个质量有保证等等。他们能感觉到标记形态的动作、节奏、僵硬等等。
再下来的一节课，我又把美术跟用途、功能联系起来，也就是工业设计。我让学生设计一辆小汽车。设计汽车的因素很多，可我给学生选了两个他们要重视的：一是风的阻力，一是美观。我先给学生介绍飞机翅膀的形态之后，就让他们自己设计。学生自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汽车形态之后，我成功地让几个同学自己到前边给大家在黑板上画他们的设计。
然后，我们一起通过征询大家的意见来修改这些设计，使学生慢慢把自己的美感修改。最后，他们感觉到风的阻力最小的形态正是最美的形态。
我还让他们做电视机设计和建筑设计，而且，只有那些希望先知道结果的学生不知道该画什么。他们拿课本想找一些可以模仿的样品时，却越找越不知该画什么。
在考试时，本来喜欢创造的学生突然也不敢创造，很怕结果不好。虽然我说过我打分重视特点，可他们大部分都不敢相信，不敢画自己的，画的经常是“偷”来的。这样抄下来的画在有复印机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经常不知道我们美术课的结果会怎么样。我虽然考虑过各种各样的结果，可学生对美术发挥的感觉经常和我想的不一样，而且我也让他们的这些感觉一起来改造我们的设计。这样，我有时对结果感到意外，而学生经历了创造过程。
美术课能培养创造性、感情、美感和道德感；美术能介绍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怎样利用美术表达自己文化的东西，通过这些美术作品来了解时代和文化。这样，美术也可以支持历史课和地理课。可为了让美术给学生感受到这样的经历，我需要比一个星期一节课更多的时间。
适应不了标准
2001年3月
有人经常问我：“去不去县城玩？”他们非常希望带我去。可我寻找的不是那种喧嚣。我非常喜欢了解学生的家，喜欢去他们山里的家里；而且因为每三个星期只放一次假（平常星期六和星期天补课），所以能去山里的时间很宝贵。
一开始，各种领导很担心，不想让我一个人和学生去，要求还有其他领导或老师同去。可后来，我都是一个人和学生去的。那边的人对我都很好，不管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听说过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5．1”节期间，我整个星期都在山里走，每天走两个小时山路，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住。
我到过16个学生的家，都是用黄泥和木材建成、上面住人下面关水牛的瓦房。家具只有一些切人和猪菜的共用工具和传统纺织工具。他们基本上都没电视机，有的前几天才刚拉好电线。因为有的家里缺床，我就和学生同睡一张床过夜，有时也和他们去劳动。
村里的老人因为没见过外国人，看到我就说：“这是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样的颜色！” 很多小孩和年轻人喜欢跟过来看我，一天之后，也敢跟我说话了。我学生的家长非常好客，想给我吃很多肉，可我不喜欢吃肉。幸好没有其他老师陪我去，因为如果他们在，家里就不能不杀鸡、不能不浪费。
不同家长区别也比较大：一个说：“你又不要钱，又不吃肉，那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我要钱和吃肉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再说：“我们为了什么能看得起你？”我说：“有必要看得起我吗？”
其他一些村里的小学老师见我这种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他们在地上写到：“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就说：“如果没有这5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了。”我说：“如果没有比这5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一些？”我回答：“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不要这些，只是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确实感觉到，这里的社会不会支持我的学生学习。不过也有一个家长说：“不管我儿子的学习怎么样，只要他的想法和你一样，我就非常满意。”
有的学生带我去的村没有水，他们要走几公里山路去挑水。这些山上除了草和石头以外，什么都长不了。有一点点土的地方，他们就种上几棵玉米。我的一些学生除了这些山以外，什么都没见过。如果让他们每天从早到晚从山后把玉米扛回来，夏天时一整天都不给他们喝什么，也没问题。
学生就在这样的地方养活自己、也能照顾别人。可如果学生要打电话，自己却不敢打，而叫我来帮忙。
在有的村，小孩过来请我帮他们画头像。因为缺钱或考不上初中，他们就不能读，有的连小学也不能上。他们靠近我，是希望我在村里教他们。我越来越感到，这里才是我应该工作的地方。
后来，有些人查到了我的地点。校长一听是记者，就很高兴地把我从教室叫出来接电话。比如有的记者请我到深圳接受采访，并说会免费给我提供食宿和飞机票等，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报纸机会而逃课的老师不够爱学生。”
一个有线电视台的人看到以前拍我的纪录片后，说要再拍我几个星期。他们感兴趣的都跟以前报道的一样，只对在农村的外国人感兴趣。这有什么用？从来没有媒体想报道我的教育研究。
这样的消息给我的思考增加了“机会”，让我思想混乱，使我上的课也混乱起来。晚上睡觉时，我做了像小时候做的那种恶梦：因为想利用所有出现的机会，急急地把它抓住，但又抓不了那么多，就注意不到丢失了生活任务。我怎样才能控制这些恶梦？如果能在一个没有电话的地方工作，多么好！
有全国各地记者想报道的事，我对我的学生保密着，因为从大坪子初中已经知道，这只会影响我和学生的工作和关系。于是我对那个有线电视台的人说不让他们来。
可能我没有办法，可能我不能成功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以前我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命运。我一直尝试脱离我的特点，我的不同。现在我才开始承认它、才承认我要做一个在别人看来跟他不一样的人。
“没有标准的思想很麻烦”
我每个星期都参加开会，可我觉得这种会等于把文件发给大家一样。整个会议都是念教育局的一些要求，没有任何讨论，而且谁都听不了这么多要求。
全校的大会也差不多，领导说学生要“达标，很漂亮”。其中还有老师说自己并不想这么做，可是没办法，为了和其他学校比只能这样。听到这些，使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生活，为了什么还要有理想。
也有一些学生说，在学校里每天都怕满足不了学校要求，也跟不上学习速度，所以学校不适合他们，或他们不适合学校。于是，他们只能在学校和正规社会之外寻找生存机会、追求另一种承认，有的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家放牛了。另一些也适应不了的学生意志强一些，他们说：“虽然适应不了，可为了能跟得上我就放弃自己的特点。”
我又慢慢进入了一种“教育机器”的恶梦：好像教育的理想是有一个大的机器，家长把小孩放进这个培养机，而出来的就是一个思想很标准的产品。放进机器的原料是自然有理想、有个性和有活力精神的小孩，而出来的则是根据父母和社会愿望的标准产品。
可为什么还需要自然原料，人工造的原料不是能更快达到目的吗？我想，也许电脑更适合成为能标准思考的产品吧。大家是想避免自然所包括的一些缺陷、想达标，可如果没有缺陷、每个都达标，生活会怎么样呢？
每个人及其追求就完全一样，只有同一种标准思想，没有了残疾人。我也像大家一样去追求当领导、赚钱、聪明等等，哪里还有机会发挥我这种按社会看法“不正常”的思想？我这个人不标准的特点在别人的看法中也是一种缺陷。不过，如果自己不能有这些“缺陷”，我还为了什么生活？我有没有权利保留我的特点或“缺陷”？如果谁都达到同样的标准，多一人或少一人还有什么区别？多了一个也不会让人类更丰富。
如果实现了克隆出来的标准小孩，那父母为什么还要爱自己没有任何特点的小孩？有了标准，不是哪个都一样吗？我想，只有缺陷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会丰富，是缺陷在生活中给母爱带来了机会。
我认为，思想和规则完全相反。规则必须是从外面来、学生要接受的，就像人们为了安排大家的生活需要的合同一样。可思想是心里存在的，心里的东西只能由每个人自己产生。学生心里产生什么只会是由于我们要求做法让学生产生适合好思想的习惯。我认为，如果直接给予一种思想，只会起反作用，比如使学生隐瞒自己的心里、变得不老实。
我和我们的班主任每天都在讨论：每个学生心里都存在不同思想的萌芽。我们只能通过坚持实现一些规则让不好的萌芽萎缩。如果学生互相承认每个同学的不同思想，他们也意识到为了合作需要遵守共同的规则，就不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还可以使班里的小社会变得丰富。
为了坚持规则的压力，我们需要直接给予，即用压力来培养学生做法上的习惯。我们不能用压力来要求学生的结果，比如在成绩上。这不太实际，因为学生在承受压力时也没办法改正自己做法产生的结果。结果是过去的做法得到，而过去是改变不了的。如果压力是对将来结果，将来的结果现在也很难保证，就容易产生恶梦。
我想给学生的压力是针对现在的做法，不管它的结果。我要求学生现在努力学习和遵守规则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才健康，又能培养意志。
所以我向班主任学习，什么时候都不要漏过任何学生做法的改正，并要求他们“现在”就改。我从来没说我希望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这样，我就没有触碰和影响他们的未来。把学习目的、未来和结果定下来，也会产生恶梦或给学生一种使他们的做法停顿下来的压力。反之，从现在的必要而做出来的做法能够解放未来。
“是学生还是你适应不了？”
我们班有个好像总是在做梦的学生。不过，如果他达到意识的状态，他就会问出全班最有意思的问题。本来我们还想过他是不是有病，可最后我对他说“你没有病”。在他说“我不会”时，我每次都对他说：“不管你怎么做，都需要一个开头”。他每次都满足了我的要求。如果我把他看成一个不正常的人，可能会由于认不出他的特点，才让他真正患上神经病。
有一节课，他需要了特别多我用眼睛的提醒，而且帮我提醒他的同桌都已经提醒累了。在那个学生又醒不过来时，我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还说：“念课本有这么难吗？”我很少用说话来批评学生，所以后果很严重：他什么话都不敢说，下完课就拿着东西回家了，几天都没来。
过了几天父母叫他回学校时他告诉我，他什么都不想，只想得到自己的安静。在我批评他时，他认为同学会看不起他，所以走了。我还了解到，因为他想思考的东西不符合学校标准的思考方式，他又足够坚定、不肯放弃自己的特点，所以只能离开学校。我是不是忘了表扬他的坚持？是不是忘了给他一个能一边一个人干，一边思考的实际任务？
另一个本来学习特别认真的学生，有几次什么都不敢说就离开了学校几天。同学帮我找到他之后我了解到：他心里有一种“矛盾”，一方面为了朋友，也为了能够得到强烈的非物质感受而去接受“心理娱乐”，另一方面又很希望学校不让他出去找这样的追求，而要求他学习。他还说，希望有人让他吃苦。
他跑到矿山里去，因为想感受、体验到真实的生活，也希望为了感受破坏和脱离自己在物质上的保障。最后，我到村里找他爸爸想办法。他爸爸希望把发生的事情和后果变成没有发生的，让他儿子的生活道路过得很平安，同时希望他会像我一样。我就对他爸爸说：“我是被我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教育的，如果你要给你的儿子同样的教育，你就让他接受自己找的后果。”
段考时，我们班所有门课的成绩都特别差，英语只有6个学生及格，大部分只得了20分左右，平均分为42.9。学生说，如果考试主要是造句或写信，他们会考得全校最好。可考试主要是添空，这方面他们最差。可在段考后进行的运动会上，我们班得了全校最好的成绩，广播体操、个人成绩和团结合作方面等都得了最好。
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的学生：“你们的成绩怎么样？”学生笑着说：“很差。”记者问：“这不是很不好吗？”学生回答：“这没什么不好，我们希望卢老师一定这样教下去。”在我问全班时，学生也很支持我，说他们只是还不这么习惯，考试也不适合我的方法，可他们希望我别管成绩，一定按自己的方法教下去。不过快到期考时，也有学生说需要换我这个英语老师。
快到期考时，听说我们班6份卷子要交到教育厅。结果，班里其他老师突然变得很着急、很勤奋，也很紧张，说要保住面子。受了这种压力，就不可能搞素质教育。
可这个消息没让我紧张，因为我都已经尝试做得尽可能的好，急也不可能做得更好。我只是想，教育厅要研究教育改革，当然要看学生有哪方面的具体困难。同时，只有他们知道，才能做好教育改革工作。所以我也想让学生随便犯错误。
期考结果和段考差不多：英文只有6个学生及格（全班有56个学生），平均分数是43.5。这是全学校最差的结果。
期考过程中学生想到失望，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对他们说，一个人需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重要的是他不失望，像我也经常失败却不失望一样。然后学生考数学，得了全校第二。后来，在离开了学生一个学期的期考结果我真没想到：接受我学生的英语老师本来担心失业，可是在5个普通班中，我的学生英语考了第二名，其他门课都考了第一。
第六册
教育会让我们健康吗？
不办学校能教得更好
到现在为止，我成立的办事处只是为了能来这些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的学校免费做教育实践研究。不过我在学校还是帮不了那些不能上学的小孩。所以我打算将来不在学校里教书。其他老师听到后就建议我办一所学校，可是我说：我不仅不能办学校，也不想。
因为学校在教育局管理下要受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在那里无法真正实行素质教育。我现在能实行的也算不上素质教育，只能说是为了要求和符合社会的标准，并非为了小孩的发展需要服务。
那么我能不能在学校之外和教育局的管理之外合法从事教育工作呢？其实，我办事处就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而且我的办事处不是教育局批准，而是广西外经贸厅和国家工商局批准的。它们又不管教育规定。我这样在教育方面不是很自由吗？我只要离开学校，在办事处的活动范围内做教育工作，就可以实行我想实行的素质教育。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县政府说过：因为太担心，不让我去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能不能把我办事处搬到最偏僻的村里？我就想：先别让领导人知道。
还在隘洞初中当老师的一个雨天，我叫一个学生带我去他们村谈租房的事。我们走了6个小时狭窄的山路去找这个学生的爸爸。我选择他是因为他是个根据事情的需要考虑的人，不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什么事，也不会说服或者影响别人的事。
我们到达时，他们家里人一点也不觉得我们走了6个小时山路、下雨路滑有什么特殊。虽然我学生的爸爸不在家，外出打工几天了，可是我们走的路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对到这个地方越来越上瘾。
过了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又去找我学生的爸爸。因为还是没见到他，我就先到坡拉乡政府，向书记说了我的想法。书记问他怎么才能帮我，我就请他开个证明同意我把办事处搬到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一间没人住的泥土瓦房去，让我以后用这个证明到南宁办手续。
因为他知道我经常在他们这个没有公路的地方跑来跑去，书记没有考虑什么，很高兴地马上就给我开了证明。第二天我从屯里走出来，到公路边时，因为没车回学校，所以我又用一个多小时走那条山路回到屯里，于是就见到了我学生的爸爸。他也非常欢迎我把办事处搬到他们屯。我以前已经对他们说过，这个办事处对他们村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可是这一点他们不管。签合同后，我又交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
我一边为将来感到高兴，一边又为自己已经逃了一天的课担心。我必须在早上4点赶上车回学校，可由于雨太大、河水又猛又急，我无法过河、不能赶回学校。又过了一天后虽然过河了，可因为公路被雨水冲垮、不通车，我只能再次逃半天课。
终于回到班里时，学生见到我后，表现出了从没有过的安静。3天见不到我使他们很担心、也很牵挂。我请他们原谅之后对他们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家乡去了，我准备在2002年6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接下来几个星期很多学生对我说，他们希望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做我的助手；我也说，我需要他们做助手，因为我还不懂壮话。可能几个16岁的助手和小学年龄的小孩合作会是很有益的。
“偏僻地方需要的不是硬件吗？”
我选择这里，因为很多人只知道怎样才能离开他们没什么好事情做的家乡。我想在学生的家里和他们一起考虑实行一些改造他们生活环境的项目。我的教育要让他们经历到，不用去大城市请老板给事情做，而是能够自己给自己一些任务，改造自己的生活。
有人不懂，我为什么不先把学生拉到条件好的地方。我就说：如果只是想办法把钱赚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已经不用像以前这么辛苦从早到晚劳动。以前的生活带来的任务没有了；可是也没有新的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任务。结果，农村里的人心里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偏僻山区来的人因为尚未跟新技术接触过，还没有获得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意识。他们去大城市和现代社会、现代技术接触时，就非常依赖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了解生产这些高技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了解它们的本质，他们一切的做法就被这些新东西控制。
农民自己还没有经过创造高技术的思想和意识状态，可是他们在意识还没有达到时，也想利用从这个新意识出现的物质产品。这样，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只能像迷信一样出现。比如，在某个电子设备工作不正常或者坏了时，他们只能像迷信一样接受这些事实。
在和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接触时，他们不能控制这些东西，而是这些东西控制他们的思想。只有一个人自己有发明家的思想，他才能控制周围的东西，所以我未来的学生为了能脱离没有根据的迷信，需要具有发明家的思想。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人先与现代社会的结果（高级技术品）接触，然后才跟能造成这些东西的意识状态接触。正常的和心理健康的过程刚好相反：先进入新时代的意识，然后才跟这个意识造成的东西接触。
新时代的意识是什么呢？它给人们带来好像自己有造成任务的一种感觉。可是从偏僻山区来的人缺少这种感到自己有任务的意识。这是因为他们经历的过程是相反的，是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直接到达结果，并没有经过能造成这些技术的过程。这能够把他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变得不实际，也使得他们容易去做违法的事。
我想在偏僻山区做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过程再扭转回去，使山区的人能经历正常健康的过程。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他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
如果山区的学生心里先有了自己想奋斗的任务并创造了自己的机会，然后才去到大城市，他们才有合适的心理准备，并保持稳定，这样才不会误入泥潭或陷入城市的犯罪集团中。
“你到低想干什么教育工作？”
其他老师对我说：“如果是教小学生，你还不能教知识，因为小学生还没有接受管理的基础。”其实这正是素质教育的机会。我也不想教知识，而是想培养学生的感情和意志。所以对我来说，教小学生最合适。
穷山区的农民听到后就对我说：“我给你这个小孩，不管你带他到那里去，随便你。你要不要？”那些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小孩，除了得到过纸上写的成绩外从没得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也觉得学习没有意义。如果他们能跟我实现一些项目，该有多好。
因为我不想满足教育局的要求，不想把所有本来灵活的做法写成那种标准死板的教学大纲，我说：“我不想依赖任何单位，我不可能办学，不可能发毕业证书。如果你们有机会上普通学校，不如上那个学校。”
家长和其他老师听到就问：“如果你没有对于教育目的固定的目标、没有一个要达到的能衡量的标准，你怎么能管理好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你不能定下教育出来的人能满足一些怎么样的标准，谁愿意送他的小孩？人家送小孩上学只是因为他们有目标，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小孩的想法。”
我确实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只好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老师们继续说：“你怎么要做得到？……”我回答道：“我知道我不能达到你们想的那种成果，肯定不能。可是在我的工作的过程中我会碰到很多问题，在尝试解决的过程中我也会犯很多错误。然后别人从这些就可以学到很多。因为我把它记录下来，别人会得到很多成果。为了这一点，我要尝试做不可能成功的事。”
在我只追求我个人的成功时，我都会失败的。如果我想安排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不能靠精神的力量，因为精神不会让个人走运。可是我为了精神的发展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精神的力量也能保证我做到。
那么，我具体能怎么做呢？因为要在学校之外做，没有一种帮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整体安排。而且我的性格很不适合当一个把学生管好的老师，我也肯定不想当一个以讲课为主的老师。
我想多让村里的生活需要和我的教育工作联系起来。我想和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一起寻找我们一起能实现的任务，然后看哪一些事是年纪小的，哪一些事是青少年的任务，而且在哪方面青少年能帮助年纪小的。这样，年纪大的学生还能学会互相承认每个人的发展过程和才能虽然都不一样，但却同样能合作。
我们找的任务肯定不是经济项目，因为经济的思考过分地支持自私的思想。最小的小孩需要的是塑造的过程和通过手工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找到任务之后，我们在考虑计划和实现它的过程中要碰到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识，比如计算、画图、写报告，手工等。这样，我们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碰到哪门课的问题，我们就学到哪门课，并使用和练习这些知识，同时也学会坚持完成一件事。这样，所有学到的知识通过它在任务过程中的作用就能得到实际上的意义。最后，我们不仅把所有门课的知识通过一起完成的任务互相联系起来，另外还能得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给大家或全村人使用。
我们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每个学生要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美观的资料。这样，学生就学会整理和总结自己的学习资料，将来也不必依赖别人安排。
我不想安排固定的课表，因为我认为自然的、根据项目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学习过程是不能计划的。我更不想在一天或者几天内经常更换不同门课，因为经常换课题的做法会打断学生的学习过程，使他们无法再找到自己心里和任务过程的联系，同时由于机会太多，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使自己又闷。每天继续同样的题目会给学生带来一种肯定和安全感。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并放假几天后才要开始新的。
我认为，最理想的学校是什么都没有完成的学校。这样，学生有必要自己考虑需要什么、怎么发明、怎么实现和自己动手做到。没有这种从自己的经历去理解的学习只是死的概念。只有小孩的身体经过感觉(知觉)和动作，接受和处理的东西在大脑才能形成实际的思考。我先想给小孩一个做的机会，然后才要求他们思考这些。
知识分子肯定会问我：“你具体打算和他们做什么项目？”如果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得到的结果，再跟学生说，我就是在破坏所有能发生的过程。我已经知道，结果我还不知道的无法发生。计划好的课堂教育出的人的简历也很难超出计划。如果计划教育成功，我的学生就不可能成为特殊的人物。我想先和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慢慢观察他们带来的特点和村里的需要来看我们要做什么，再慢慢把它发展成我们的学习项目。
寻找任务肯定是最难的。可如果能成功，我的学生长大后会实现普通大学毕业生也做不到的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而且，寻找自己生活的任务，也不需要任何证件。
我上课时不可能故意重视这本书上写的一切。我能做的只是总是注意到学生的提问和正在形成的事。注意规则只会影响我对形成过程的注意。比如，我在跟学生玩时发现，他们对待朋友像对待自己身体一样，也不分它是自己的还是朋友的；或者他们想在朋友面前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种感情对教育很有价值，所以我的教育不要排除它，而是要好好地观察、再利用，让它引导学习。
“你懂得教育吗？”
我想避免学生觉得自己不适合上学的目的或者觉得得不到环境的了解就走。如果我、家长或者社会有对孩子太具体的愿望，可是小孩的才能不在愿望的方面，他的才能很可能被这种愿望遮蔽，而且有人会说：“这个小孩心理不正常”，使孩子的才能也发挥不出，这等于给他一种心理妨碍（心理残疾）。如果我们认识到孩子特殊的状况，这种“不正常”很可能是一种“特殊才能”。
比如，我经常逃课的学生喜欢赌博，所以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也说赌博很刺激，可是我觉得，知道赚钱多么苦之后赌博才刺激。真可惜，赌博不会造成真正的变化和新的东西，可是世界需要的新东西多得很。做那种没人干的事情不是更刺激吗？比如我做的，别人都说是不能做的，损害自己的。做这些不是更刺激吗？或者我哥哥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他为了世界接受危险不比赌博更有意义吗？……如果你找能改变世界的刺激，我也会非常崇拜你，而且我认为穷人才有足够的勇气。如果你觉得有一件需要做可是没有人做的事，请告诉我，我就要想办法怎么做。好不好？”
我哥哥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在欧洲各国为了环保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活动。他负责攀登和拍摄（他从外面爬上高楼大厦、海上巨轮、核电站、垃圾焚烧处理厂等等设备，在别人不会去的地方拍摄并现场直播）。他这个工作像我一样不赚钱，所以他还要做其他的普通的摄影工作。
我认为，比得到知识更重要的是避免对小孩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不利的做法，让他们由于教育获得健康。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是：怎样的教育才会让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我名义上要代表的教育。所以我代表的组织要求我回德国参加教育培训至少9个月，也帮助和我一起去德国的朋友曾柏良，每天把整个课程翻译成中文，还学习了治疗教育。
2001年9月
我们去的学校很小，只有120个学生。我们班是培养小学班主任的。我们在那里没有学其他科目，只学了小孩根据天性本质的发展和他们根据这个发展过程的需要。周六和周日我们去另一个学校翻译特殊治疗教育的课程。放假时，我把教材翻译成中文，并把它寄给中国中央教育研究所。
“在德国的生活很舒服吧！”
在德国，我说的中文比德文还多：为期9个月的培训是到现在为止最为辛苦的一段。我们每天上课8小时，我需要把所有德文课程当场翻译成中文（一边听，一边翻译），然后再把我朋友的作业翻译成德文。其实，我们上的课有不少德国人也听不懂。在去学校坐地铁的路上我还把备课需要看的书翻译成中文。不过我觉得给曾柏良做翻译很值得，因为只有他接受得够认真。
按中国人的习惯，他特别喜欢讨论，可是按德国北方人的习惯我却特别不爱讲话。而偏偏我在德国要说（翻译）那么多话。我每次下课后累得都不想说话，由于曾柏良不懂德文，也都无法讲话，所以很自然地有一种被我阻碍的感觉。
由于需要思考太多和保持太久的意识状态，我就得了一种神经病，思考分散时独子都很痛。我说过，单独发挥智力是不健康的，现在我自己就得了这样的病，且有病还得坚持智力的翻译工作。
直到2002年6月15日回到东兰县农村我的身体才康复。
村里的文盲改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6月
屯里人因为觉得养猪太累，就不想再种那么多菜，所以我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而已，比如红薯叶。不过我们还是比其他没有水的屯要舒服。洗澡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和小孩去河边洗澡，不管水里有没有大雨冲刷的泥土。只是从河边到家需要爬山，到家后往往又是一身汗。
经常有人问我：“你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觉得，这里的人总是需要吃东西，不用睡觉，还有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
以前我父母不同意我做这种不赚钱的事，而是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可当时我没理会他们这一点。现在看到我做的事，使他们非常支持我这种做法。我的办事处、做教育工作和个人开支这三项费用都是我父母给的钱，每一年有4800元人民币（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我个人用）。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
我和屯里的青少年生活一段时间后，其中几个还不会说普通话的来找我上课。我说：“在做教育活动前，我想先了解你们有什么想法、带来什么梦想？”帮我翻译的人却翻译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这样这些青少年怎么敢让自己内心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只是想耐心地看学生从自己的心会找出什么，可是旁边的围观者太着急了，说：“这样没有效果，你还是给她们安排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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