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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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地和不愉快地显示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Erlaucht，Excellenz，Durchlaucht’①地叫。他们一叫‘Durchlacuht’，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②就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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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大人，阁下，殿下。
②塔勒是德国的一种银币。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
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五十个戈比就可以牺牲一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卡坚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呢？”
“我没有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要回家了，”瓦莲卡站起来说，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当她收敛了笑容的时候，她告辞了，就走进屋里去取帽子。
基蒂跟随着她。在她看来好像连瓦莲卡都有些异样了。她并没有变坏，只是和她以前所想像的两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呢！”瓦莲卡说，收拾起她的伞和提包。“他多慈爱，您父亲！”
基蒂沉默着。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瓦莲卡问。
“Maman打算到彼得罗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里去吗？”
基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
“那么我也来吧。”
“不，您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基蒂说，睁大了眼睛，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呢？”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哩。”
“不，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
“我并没有那样说，”瓦莲卡镇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通通告诉您？”瓦莲卡问。
“通通！通通！”基蒂应声说。
“哦，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本来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哦，哦！”基蒂性急地催促着，忧郁地望着瓦莲卡。
“哦，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夫妻两个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爱发脾气呀。”
基蒂把眉头皱得更紧，依然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想使她消气或安慰她，而且预料到一阵风暴要来了——是眼泪呢还是言语，她不知道。
“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吧，您不会生气吧？
……”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基蒂连忙叫道，从瓦莲卡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着她朋友的眼睛。
瓦莲卡看到她那小孩子般的怒气真要笑了，但是她怕伤害她的感情。
“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她说。
“是我自己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呀！”
“虚伪？为的什么目的呢？”瓦莲卡静静地说。
“啊，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呀！我毫无必要……只是虚伪！”
她一面说，一面把伞撑开又收拢。
“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再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好像……”
但是基蒂是在勃然大怒中。她不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决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啦。还是让我像我原来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这完全错了，错了。”
“什么事情错了呢？”瓦莲卡迷惑地问。
“全都错了。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我只是喜欢您，而您大概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
“您这话是不公平的，”瓦莲卡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基蒂！”她们听见她母亲的声音，“来呀，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
基蒂没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脸涨得这样红。”她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转来，”说着她就又跑回来了。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啊呀！我做了什么事，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为什么让她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呀？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基蒂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饶恕我，饶恕我吧！”基蒂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说。“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瓦莲卡说，微笑了。
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蒂看来，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她没有放弃她学得的一切，但是她明白了她以为能够做到如她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她还感觉到她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她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她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她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她接到信知道她的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叶尔古绍沃去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情意并没有衰减。当她道别的时候，基蒂要求她到俄国时去看望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结婚。”
“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留心，记住您的诺言呀，”基蒂说。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蒂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平静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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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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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间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发常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蓝·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觉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寄——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
“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
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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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四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阴影的、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割草人在开始刈割的地方脱下的黑魆魆的一堆上衣。
渐渐地，当他驰近草场的时候，可以望见农民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着衬衫，连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人。
他们在草场上高低不平的低处慢慢地刈割，那里曾经是一个堤坝。列文认出了几个他自己的人。这里，穿着白色长衬衫的叶尔米尔老头弯着腰在挥着镰刀；那里，曾经做过列文马车夫的年轻小伙子瓦西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扫而光。这里，还有季特，列文割草的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在顶前面，大刀阔斧地割着，连腰也不弯，好像是在舞弄着镰刀一样。
列文下了马，把马系在路旁，走到季特面前，季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给他。
“弄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自己会割哩，”季特说，带着微笑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了镰刀，试了试。当他们割完一排的时候，割草的人们，流着汗，愉快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到路上来，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们都盯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高个子、满脸皱纹、没有胡须、身穿羊毛短衫的老头儿走到路上，向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这才说起话来。
“当心，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啊！”他说，列文听到割草的人们中间压抑住的笑声。
“我竭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季特背后，等待着开始割的时间。
“当心，”老头子重复说。
季特让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后开始了。路边的草是短而坚韧的，列文很久没有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弄得很狼狈，开头割得很坏，虽然他使劲挥动着镰刀。他听到背后议论的声音：
“没有装好呢，镰刀把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弯成那样，”有人说。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老头子继续说。“他开了头了……你割得太宽了，会弄得精疲力竭呢……主人的确为自己尽了力了！但是你看草还是没有割干净哩。这种样子，要是我们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呀！”
草渐渐柔软了，听着他们的话，列文没有回答，跟着季特，尽力割得好一点。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季特继续前进，没有停步，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惫的样子；但是列文已经开始担心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这样地疲倦。
他一面挥动着镰刀，一面感觉得他的气力已经使尽了，下了决心要季特停下来。但是正在这时，季特自动停下了，弯下腰拾起一把草，擦净他的镰刀，开始磨刀。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向四周望了一眼。他背后走来一个农民，他显然也疲倦了，因为他等不及赶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开始磨他的镰刀。季特磨快了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一样。季特连续挥着镰刀没有停过，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样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后面，他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了；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感觉到所有力气都用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季特又停下来磨镰刀。
就这样他们割完了第一排。这长长的一排，列文觉得特别吃力；但是当刈割完了，季特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走回来，而列文也同样在他刈割的那块地面上走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尽管汗流满面，从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脊背湿透得好像浸在水里一样，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支持得了。
只有一件事使他扫兴，就是他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动胳膊，多用整个身子，”他想，拿季特那看去像切齐了一样的一排，和自己那满地是草，参差不齐的一排比较着。
如列文觉察出的，第一排，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是想考验考验他的主人，而这一排恰巧又是很长的。往后几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还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致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除了想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飕飕声，眼前只看见季特渐渐远去的挺直的姿态，刈割了草的一片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样倒下的青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终点。
突然，正在工作当中，也不知是什么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感到他的热汗淋漓的肩膊上有一种愉快的凉爽感觉。他在磨刀的时候仰望了一下天空。阴沉的、低垂的乌云密布了，大颗的雨点落下来。有的农民走去拿上衣穿上；有的农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样，只耸耸肩，享受着愉快的凉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长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坏。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此刻天色是早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一种使他非常高兴的变化。在劳动中竟有这样的时刻，他有时忘记了他在做什么，一切他都觉得轻松自如了，在这样的时候，他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季特的一样整齐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而且开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觉到劳动很吃力，而那一排也就割得不好了。
又割了一排的时候，他本来要再开始第二排的，但是季特停下了，走到那老头跟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人都望了望太阳。“他们在谈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没有想到农民们已经刈割了四个多钟头没有休息，现在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了。
“吃早饭的时候了，老爷，”那老头子说。
“已经是时候了吗？好的，那么吃早饭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季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道，穿过一片被雨微微淋湿了的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雨淋湿了他的干草。
“干草会给糟蹋掉呢，”他说。
“不会的，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那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缰，骑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又回草场去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走进餐室。
五
早饭以后，列文已经不在行列中他原来的地方了，却夹在那位爱说说笑笑、请求跟他并排的老头子和一个去年秋天刚结了婚、今年夏天还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农民中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朝外撇着，跨着长长的、有规则的步伐，用一种在他似乎并不比走路时挥动两臂更费力的准确而匀称的动作走在前头，他好像在游戏一样把草铺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排。好像并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锐利的镰刀自动地在多汁的草丛中飕飕地响着。
在列文背后的是年轻小伙子米什卡。他那可爱的、稚气的面孔，头发用新鲜的草缠住，因为使劲而抽搐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显然他宁死也不肯承认他觉得劳动很吃力。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在最炎热的时候，割草在他倒不觉得怎样辛苦。浸透全身的汁水使他感到凉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头和袒露到肘节的手臂的太阳给予他的劳动以精力和韧性；那种简直忘怀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的瞬间，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镰刀自动地刈割着。这是幸福的瞬间。而更愉快的瞬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的小溪，老头子用一大把湿润的、茂盛的草揩拭着镰刀，把刀口在清澈的溪水里洗濯着，用盛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我的克瓦斯①怎么样，呃？好喝吗，呃？”他眨着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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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像这种浮着绿叶、带点白铁盒子的铁锈味的温水这么可口的饮料。接着是心悦神怡的、从容的散步，一只手放在镰刀上，这时他有闲暇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观望着长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发生的变化。
列文割得越久，他就越是频繁地感觉到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自动在刈割，变成充满生命和自我意识的肉体，而且，好像施了魔法一样，不用想工作，工作竟自会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这是最幸福的瞬间。
只有在他不能不中止这种已变成无意识的动作而思索的时候，在他不能不绕着小丘或是难割的酸模刈割的时候，劳动才是艰苦的。老头子却很轻松地做着这事。遇到小丘的时候，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靠近刀把的刀刃，时而用刀尖，以急促的突击动作从两侧去刈割小丘周围的草。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观着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给列文吃；有时他用镰刀尖挑开小树枝；有时他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面飞走；有时去捉路上的一条蛇，用镰刀挑起来，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就把它扔掉。
对于列文和在他背后的年轻农民，这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两人都陷入一种紧张的动作中，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里，没有一面变换动作一面贪看眼前事物的余裕。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少时间，他一定会说半个钟头——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踏着刈割了的草走回来的时候，老头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高高的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沿着道路从四面八方向割草人走来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用伸开的小胳膊抱来一袋袋面包，拿来一罐罐口上用破布塞着的克瓦斯。
“看，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哩！”他指着他们说，用手遮住眼睛看太阳。他们又割了两排，老头子停下了。
“哦，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到了小河边，就跨过割了一行行草的草地，向他们放着上衣的地方走去，给他们送饭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候着。农民们集合了——从远处来的聚在大车下面，近的聚在铺着草的柳树下面。
列文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不想走开了。
在主人面前感到拘束的心情早已消失了。农民们预备午餐。有的洗脸，年轻的在小溪里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开放面包的口袋，揭开克瓦斯罐的塞子。老头子把一片面包捏碎，放进碗里，用匙柄捣烂，从盒子里倒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面包进去，撒上一点盐，于是他转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渣汤吧，”他说，跪在碗前。
这面包渣汤是这么甘美，竟使列文放弃了回家去吃饭的念头。他和老头子一道吃着，同他谈起家常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够引起老头子兴趣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他感觉得他对这老头子比对他哥哥还亲，由于他对这个人产生的温情不禁微笑起来。当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就用草垫在头下，在小树丛下面躺下的时候，列文也照样做了，尽管阳光下有一群群纠缠不休的苍蝇，还有小虫子叮得他那流汗的面孔和身体发痒，他依然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阳偏到矮树丛那边，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才醒来。老头子早已醒了，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周围眺望，几乎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大片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光辉。河畔割了草的矮树丛，以前看不见、现在却像钢铁一般闪烁着的蜿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们，剩下的一部分还没有刈割的草的峭壁，和在割光了草的草地上飞翔的鹞鹰——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列文完全醒了，他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可以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做了这么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们割了整个大草场，那在农奴时代是需要三十把镰刀割两天的。只剩下角落里很小的几片没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些，看见太阳那么快就西沉下去，感到十分懊恼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他只想干得更快些，而且尽量多些。
“我们能不能把马什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么样？”他问老头子。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不高了啊。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在午后休息时间内，当他们又坐下来，而那些抽烟的人点燃了烟袋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说了：“割完马什金——大家会有伏特加喝。”
“干吗不割呢？去吧，季特！我们加劲干吧！我们可以在夜里吃饭。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叫着，割草的人们一边吃面包，一边走了。
“哦，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季特说，几乎跑步似地走在前头。
“去吧，去吧！”老头子说，在他后面赶去，一下子就追上了他。“我要打败你呢，当心呀！”
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劲割，好像他们在竞赛一般。但是不管他们工作得多么快，他们都没有把草损坏，一排排的草还是同样整齐而准确地摆着。角落里剩下的没有割的那部分草五分钟之内就割掉了。后面的割草人刚割完他们那几排的时候，前面的就已经把上衣搭在肩头上，穿过道路向马什金高地走去了。
当他们带着玎珰作响的磨刀石盒子走进马什金高地树木繁茂的洼地的时候，太阳已落到树梢上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腰深，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林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
在简短的商议——直割呢还是横割——之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走在前头；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割草人，是个大个子黑头发的农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转来，再动手刈割，于是大家排成一行跟在他后面，沿着洼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树林的边缘。太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露水已经降下来；割草人只有在山坡顶上才照得到太阳，但是在雾正升腾起来的山坡下边，在正对面，他们就处在凉爽的，多露的阴凉里。工作进行得很快。
散发芳香的草给割下来的时候发出汁液饱满的声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堆放着。从四面齐集在刈幅很短的草地上来的割草人，合着磨刀石盒子的玎珰声和镰刀的铿锵声，磨刀石的咝咝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互相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中间。老头子穿上了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丛里长得肥肥大大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
“又是一件送给我的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但沿着洼地的陡峭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他那穿着大树皮鞋的脚迈着稳重的小步子，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衬衣下面的松垂短裤和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放过路上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斜坡的时候，常常感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而且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种外力在推动他。
六
马什金高地的草割完了，农民们割掉了最后一排草就穿上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民们，向自己家里驰去。从山坡上，他回头望了一眼；他望不见他们，因为从山谷里升起的浓雾把他们遮住了；他只听见粗犷的、愉快的谈话声，笑声和镰刀的玎珰声。
当列文满身是汗，乱发粘在前额，背部和胸膛弄得又脏又湿，快乐地谈笑着，闯进他哥哥房间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把整个草场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妙极了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列文说，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
“啊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最初一瞬间多少带点不满地望着他弟弟。“那扇门，把那扇门关起来呀！”他叫。“你至少带进来十只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顶讨厌苍蝇，他的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担保一只都没有。但是假如我带进来了的话，我会捕捉的。你不会相信我今天多么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真割了一整天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狼一样了吧。库兹马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我倒不想吃东西。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但是我要去洗洗脸了。”
“好的，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摇头。“去吧，快一点，”他微笑着补充说，于是收拾起书本，他也准备走。他也突然感到很愉快，不愿离开他弟弟了。“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下雨？啊哟！几乎就下了几滴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惬意吗？那真好极了。”说着，列文就走去换衣服了。
五分钟以后，兄弟两个在餐室里相遇了。虽然列文觉得好像并不饿，好像他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当他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这顿饭特别鲜美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望着他。
“啊，是的，还有你一封信呢，”他说。“库兹马，请你到下面把那封信拿来。当心要关上门呀。”
信是奥布隆斯基写来的。列文高声朗读着。奥布隆斯基从彼得堡写信说：“我接到多莉的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骑马去看看她吧，出出主意，帮助她一下，你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她看见你一定非常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的岳母和他们一家人现在还在国外。”“好极了！我一定要骑马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然我们一道去吧。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不是吗？”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三十里。也许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坐车去哩。”
“我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还在微笑着。
看见他弟弟的样子，他显然也立刻愉快起来。
“啊，你胃口真不坏！”他说，望着他那俯在盘子上的晒得又红又黑的面孔和脖颈。
“好极了！你真想像不到这对各种各样的愚行是多么有效的灵丹妙药。我要用一个新辞Arbeitscur①来增加医学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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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劳动疗法。
“但是我想你并不需要这个吧。”
“不，但是各种神经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这应该试验一下。我本来打算到割草场来看你的，但是天气热得这样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就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听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照我看来，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对于他们所说的‘老爷们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确切看法的，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越出他们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乐趣。而且你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是吗？”列文回答。
“假使他们不高兴，那我也没有法子。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呃？”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下去说，“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吧？”
“真是满意得很。我们割了整个草场。我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头子哩！你想像不出他是多么有趣啊！”
“哦，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我让你看看吧。其次，我仔细想了想我们昨天的谈话。”
“呃？我们昨天的谈话？”列文说，餐后幸福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喘着气，完全想不起他们昨天谈话的内容了。
“我想你也有几分道理。我们意见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动力，而我却认为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或许你说的也对，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未免太prime－sautière①了，你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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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容易冲动。
列文听着他哥哥说，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而且也不想听懂。他只怕他哥哥问他问题，会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用手触碰他的肩。
“是的，当然啦。但是那又有什么呢！我并不固执己见哩，”
列文回答，露出惭愧的、稚气的微笑。“我争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都不错呢。只是我得到账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一笑。
“你要出去的话，我们一道走吧。”他说，不想离开他那容光焕发、生气蓬勃的弟弟了。“哦，我们一同到账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话。”
“啊哟！”列文叫喊了一声，这么大声，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事呀？”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胳臂怎样了？”列文说，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还是要跑去看看她。你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就回来了。”
他跑下楼去，靴跟噼啪地响着，就像木屐一样。
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公务到彼得堡去了，那种公务局外人虽然不了解，但是每个官场中人都很熟悉，那就是使部里注意自己，因为非此不能在官场供职。他为了举行这种仪式，携带了家里所有的钱，逍遥自在地在赛马场和别墅过日子。同时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多莉和孩子们一道搬到乡下去。她到了叶尔古绍沃，这块地产原是她的嫁奁，今年春天卖出的树林就在这个地产上。这里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五十里光景。
叶尔古绍沃的宏伟古老的宅邸早已拆毁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厢房修理好，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小孩的时候，那厢房还算是宽敞舒适的，虽然同普通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侧面，而且不朝南。但是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颓败了。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春天为了卖树林的事到那里去的时候，多莉曾请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须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像所有问心有愧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他妻子的舒适，他亲自去察看了那房子，并且吩咐了把他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认为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重新铺在一切家具上，挂起窗帷，扫除庭园，在小池上搭一座桥，种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种疏忽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大地吃了苦头。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努力想要做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是有妻室儿女的。他有独身者的嗜好，他只想按照这种方式过活。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房子简直是一座小乐园，劝她一定去。妻子住到乡下去，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惬意的：于小孩健康有益，可以节省费用，他可以更自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认为到乡下去避暑，对于小孩，尤其是对于那害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当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痛苦不堪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小笔债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兴到乡下去是因为她梦想要她妹妹基蒂住到她那里来，基蒂将在仲夏回国，医生曾嘱咐她用水浴治疗。基蒂从温泉写信来说，再没有比和多莉一道在叶尔古绍沃过夏天那么令她高兴的了，叶尔古绍沃在她们姊妹两人心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乡间生活的头几天在多莉是极其困难的。她小时候曾在乡间住过，她保留下的印象就是乡间是逃避城市一切烦恼的避难所，乡下生活虽不豪华——多莉对此倒是容易迁就的——却是便宜的，舒适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弄得到，对孩子们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以一家的主妇来到乡下，她觉察出一切和她所想像的完全两样。
她们到达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厅里。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养牛的女人说，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刚刚生过头胎，其余的不是太老了，就是乳汁很少；乳酪和牛乳给小孩们吃都不够。蛋也没有。他们找不到母鸡；他们煎和煮的尽是些褐紫色的咬不动的老公鸡。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妇人——大家都去刨马铃薯了。坐车出游也不可能，因为有一匹马很难驾驭，在车辕间暴跳着。没有洗浴的地方；整个河岸都被家畜践踏坏了，而且从大路上可以一览无遗！连散步也不可能，因为家畜从栅栏裂缝里侵入了庭园，并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吼叫着，有牴伤人的架势。没有合适的衣柜；原有的衣柜不是完全关不拢，就是人一走过就自动开开来。没有壶罐和铁锅；洗衣房没有蒸汽锅，使女房间里连熨板都没有一块。
没有得到安静和休息，倒遭遇到这一切在她看来非常可怕的困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头很失望。她尽力忙碌，仍然感到境况毫无希望，时时强忍着不让涌进眼里的泪水落下来。管家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因为他仪容俊秀而又恭顺服从，特地把他从看门人的地位提拔上来的，他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愁苦没有表示一点同情。他恭敬地说：“没有法子呢，农民都是那么可恶，”却没有帮她一点忙。
这种境况看来似乎毫无希望了。但是在奥布隆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里一样，有一位不惹人注目、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担保说一切·自·会·好·起·来·的（这是她的用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动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头一天，她和她同管家三人一道在洋槐树下喝茶，讨论着一切的事务。不久，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在洋槐树下成立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里的长老和管账组成的，这么一来，生活上的困难就逐渐消除了，一个礼拜内一切就真的·好·起·来·了。屋顶修葺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里长老的亲戚，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有奶了，庭园用栅栏围好了，木匠做了个轧光机，衣柜装上了钩子，不再自动地敞开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屉的衣柜上，在使女房间里发出了熨斗的气味。
“现在你看！您先前还那么失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指着熨板说。
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围着干草编成的篱笆的浴场。莉莉开始洗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实现了她那纵然不算安宁、但至少很舒适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虽则这种愿望还只实现了一部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能够安宁的。不是一个病了，就是另一个快要生病的模样，要么就是第三个缺少什么营养，第四个露出坏癖性的征候，等等问题。短暂的安宁时刻真是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操劳和牵挂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她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要没有这些，她会剩下一个人孤单单地想念着她那不爱她了的丈夫。而且，担心孩子生病，疾病本身，看着小孩出现恶癖征候时的愁苦，对母亲虽然是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自身已经在用微小的欢乐补偿她的痛苦。这些欢乐是这样微小，就像砂里的金子一样不惹人注目，在心绪不佳的时候她只看见痛苦，只看见砂石；但是也有兴致好的时候，那时她眼睛里看见的就尽是欢乐，尽是金子。
现在，在乡间的寂静生活里，她开始愈益频繁地感到这些欢乐了。常常，望着他们的时候，她竭力使自己相信她错了，她作为母亲，对于孩子们是有偏爱的；虽然这样，她还是不能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爱的，六个小孩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小孩，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以他们而自豪了。
八
在五月末，当一切事情都布置得差强人意的时候，她接到了丈夫给她的回信，她曾写信给他，向他抱怨乡间的紊乱状况。他回信说，他事先考虑不周，请她原谅，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到她这里来。这种机会没有来到，直到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小孩坐车去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她妹妹、她母亲和友人亲密地谈论哲学性问题中，屡屡以她论述宗教的自由见解使她们惊异，她有她的独特奇异的轮回说的宗教，她笃信这种宗教，对于教会的教义很少关怀。但是在她的家庭里，她却严格地执行教会的一切要求——不单是为了做榜样，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圣餐，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忧，于是得到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完全赞许，她决心就在夏天此刻举行这个仪式。
好几天以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忙着考虑孩子们出去穿什么衣服。连衣裙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衣缝和皱边都放开了，钮扣钉上了，丝带也预备好了。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担任缝改的塔尼娅的一件衣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了很大的气。英国家庭女教师改这件衣服时把衣缝弄错了地方，袖子剪去太多了，以致完全糟蹋了这件衣服。这衣服穿在塔尼娅的肩膀上显得那么窄，看上去难受极了。亏得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想出一个妙法：嵌进一块尖角布，再加上一条小披肩。衣服总算弄好了，可是差一点和英国家庭女教师吵了一场。虽然这样，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帖，到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她们要求牧师等到她们九点钟才做礼拜——孩子们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颜开地站在台阶旁马车面前，等候他们的母亲。
没有用烈性的乌黑马套车，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焦虑自己的服装而耽搁了一会儿，她穿着纯白的棉纱连衣裙走出来，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细心而又兴奋地梳好头发，打扮起来。过去，她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后来，当她年纪渐渐大起来，她就对服装渐渐不感兴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现在她又开始对于服装感到愉快和有兴趣了。现在她打扮可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显得俏丽，而只是作为这些漂亮小孩的母亲，她不愿损坏整个的印象。最后又照了一次镜子的时候，她对自己感到满足了。她很美丽。不是她从前赴舞会时想望的那种美丽，而是合乎她眼前所抱着的目的的一种美丽。
在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以外再没有人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来，或者自以为看出来，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惊叹神情。孩子们穿了华丽的小衣裳看上去不仅非常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也是魅人的。不错，阿廖沙还站不大好，他尽在回过头来，竭力想望望他那件小短衫的背部；但他仍是非常可爱的。塔尼娅像大人一样照顾着小的孩子们。最小的莉莉看到一切事物都露出天真的惊异，那样子怪魅惑人的，当她领过圣餐之后，用英语说：“Please，somemore。”①的时候，令人禁不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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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请再给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