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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宁娜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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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贵夫人安娜是皇室后裔，大官僚卡列宁的妻子。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与过去的家庭女教师发生暖昧关系，妻子道丽发觉后，非常痛苦。安娜为了调解哥嫂纠纷来到莫斯科，在火车站与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邂逅。安娜的高雅风姿和笑容中蕴含的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使渥伦斯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庄园贵族列文也来到莫斯科，他已年过三十，感到建立家庭的需要，决定向他青年时代就喜爱的吉提求婚，而当时吉提正迷恋着渥伦斯基，她拒绝了列文。但渥伦斯基见到安娜后就不再与吉提交往。安娜的到来使道丽和丈夫言归于好，却使道丽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
列文回到乡下，埋头从事农业改革，希望以此忘却个人生活上的失意。他尝试养育优种牲畜，引进农业机器，但总不能得到应有的效益。
安娜在归途中发现渥伦斯基也同车而行，她心神不宁，却又兴奋，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在一次宴会上渥伦斯基向安娜表白了爱情。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间过长，引起人们议论，回到家卡列宁警告安娜要注意社交礼仪、遵守妇道。而这种官腔和说教反而使安娜关闭了心灵之门，从此她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在赛马会上终于暴露：当渥伦斯基的马摔倒时，安娜的态度完全失常。回家途中安娜向丈夫承认了她是渥伦斯基的情人，但卡列宁却要求安娜一切维持现状，只是不许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
列文在农村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向往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实，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场，在国外疗养后即将回来，又激发了对她的爱，列文再次求婚，他们终于结合了。婚后住在庄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但是列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他在农业上的各种设想常常失败，农民不信任地主。他幻想建立一种股东联营方式，使农民和地主同样得益，达到“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各种新方法、新措施都无效。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从一个老农那儿得到了启示：“人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
安娜的处境越来越糟，她怀了孕，分娩时又患产褥热，几乎死去，病危时她向丈夫请求宽恕，并希望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安娜病愈后又无法继续与丈夫生活下去，终于不等丈夫同意离婚，就与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去了。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回来，安娜思念儿子，在谢辽沙生日时，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从此，安娜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得不到离婚许可，与渥伦斯基只能是非法结合，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紧闭，处处遭受冷遇。她只能孤独地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想方设法消磨时间。当渥伦斯基一人外出时她就怀疑他另有新欢，因此两人发生口角。一次在争吵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一面写信发电报，一面追随渥伦斯基到了火车站。这时，她朦胧中想起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以及当时一个工人被轧死的情景。这仿佛暗示了她的归宿。安娜向正在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她的痛苦也永远摆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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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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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是由两条主要的平行线索和一条联结性次要线索结构而成的，整体上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的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小说通过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线索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通过列文——吉提线索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揭示出作者执着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而道丽——奥勃朗斯基这一次要线索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在家庭思想上三条线索相互对应、参照，勾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作者以这种建筑学而自豪，圆拱将两座大厦联结得天衣无缝，“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安娜第一次出现时的音容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在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现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谜。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像别特西公爵夫人那样在家宴上公开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对抗。从此安娜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权利，除了渥伦斯基的爱，她一无所有，因此，她热烈而执着地献身于这种爱。确实，在国外，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安娜曾体验过短暂的“不可原谅的幸福”。她丢弃母亲的天职，但内心无法平息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悲伤；她想昂起骄傲的头，宣称她是幸福的女人，但却摆脱不掉有罪的妻子的意识。她的灵魂一直受到折磨。而孤注一掷的、囿于自我的对渥伦斯基的爱又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感情反响，安娜绝望了，她在临终前满含怨愤地喊出：“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的形象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有过极大变化：从一个低级趣味的失足女人改写成真诚、严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爱情、家庭悲剧寄寓了他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作家歌颂人的生命力，赞扬人性的合理要求；同时，他又坚决否定一切政治、社会活动（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对改善人们命运的作用，强调母亲——妇女天职的重要性。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构成安娜形象的复杂性。一百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列文则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罗曼·罗兰指出，列文不仅体现了托尔斯泰看待事物的既保守又民主的观点，而且“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同样，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而作品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
（执笔 倪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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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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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宁娜》是俄国文学中希世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小说中有两条平行的线索，当时有人说它没有“建筑术”，有人说它是“两部小说”。作者委婉地拒绝了这些批评。他说，该书结构之妙正在于圆拱衔接得天衣无缝——两条线索有“内在的联系”。对此众说纷纭。依我看，指的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当时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作者所认为的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是贵族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家庭、婚姻等道德伦理观念方面发生激烈变化，卷首“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一语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是农业受资本主义破坏，国家面临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也就是列文说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以安娜为中心的线索（包括奥布隆斯基、卡列宁、弗龙斯基以至谢尔巴茨基等家族）和列文的线索，分别表现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限于篇幅，下面只简单地谈谈男女两位主人公以及有关创作艺术的点滴看法。
小说以安娜·卡列宁娜命名，她的形象在小说中确实居于中心的位置。安娜不仅天生丽质，光艳夺人，而且纯真、诚实、端庄、聪慧，还有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可是她遇人不淑，年轻时由姑母作主，嫁给一个头脑僵化、思想保守、虚伪成性并且没有活人感情的官僚卡列宁。在婚后八年间，她曾努力去爱丈夫和儿子。而现在由于“世风日变”，婚姻自由的思想激起了这个古井之水的波澜。与弗龙斯基的邂逅，重新唤醒了她对生活的追求。她要“生活”，也就是要爱情。她终于跨越了礼教的樊篱。作为已婚的端庄的妇女，要跨出这一步，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虽则在当时上流社会私通已司空见惯了。但她的勇气主要在于，不愿与淫荡无耻的贵族妇女同流合污，不愿像她们那样长期欺骗丈夫，毅然把暧昧的关系公开。这不啻向上流社会挑战，从而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同时也受到卡列宁的残酷报复：既不答应她离婚，又不让她亲近爱子。她徒然挣扎，曾为爱情而牺牲母爱，可这爱情又成了镜花水月。她终于越来越深地陷入悲剧的命运。
不过，虽说造成她的悲剧的是包括卡列宁、弗龙斯基在内的上流社会，安娜作为悲剧人物，本身也不是没有“过错”；再说她的性格后来还发生了令人惋惜的变化。这位留里克王室的后裔，受时代的洗礼而敢于为“生活”而同社会抗争，但她自己却未能完全挣脱旧思想意识的桎梏，她不仅一再对卡列宁怀有负罪感，而且也不能割断同上流社会的血缘关系，因此以见逐于它而感到无地自容。实际上她也没有真正学会爱。同弗龙斯基的一见钟情，似乎因他慷慨好施，主要却是倾心于他的仪表、风度，出于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的自发要求，并不基于共同的思想感情。这种爱情是盲目的，实际上几乎全是情欲，而情欲是难以持久的。弗龙斯基初时为了虚荣心而猎逐她，一度因安娜的真挚的爱而变得严肃专一，但不久就因功名之心的蠕动而厌弃她。而安娜把爱情当作整个生活，沉溺其中，要弗龙斯基与她朝夕厮守一起，甚至甘为他的“无条件的奴隶”。于是她的精神品质渐渐失去了光彩。为了重新唤起弗龙斯基的爱，竟不惜以姿色的魅力编织“爱情的网”，并且逐渐习惯于“虚伪和欺骗的精神”。最后，她的爱越来越自私，以致在“不满足”时变成了恨。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安娜，须知她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如果说她同社会的外在矛盾，是由于新事物受旧事物压制，那么，她自身的矛盾，则是新萌发的意识未能战胜根深蒂固的旧意识。何况当时能代替旧的道德观念的新观念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说，她身上集中了时代的各种矛盾。她的自杀，从主观上说是寻求解脱，也是对弗龙斯基的报复及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客观上则是由于集中了各种时代的矛盾而无法克服，从而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转折时期祭坛的牺牲。这种必然性表明了安娜悲剧的深度。
列文也是深刻矛盾的人物。他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却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他不满于上流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却认为奢侈是贵族的本分；他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压制农民，却又向往于贵族的古风旧习；他厌恶资本主义并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农业经营显然是资本主义方式；他断言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而自己却和劳动者进行“残酷的”斗争。这些正是这位“有心灵”、有道德感情的贵族在历史转折时期而背对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思想矛盾。
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良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在自己富裕同人民贫困对比下，他深深抱有负罪感。只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忏悔贵族，他积极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并探索通过“不流血的革命”以达到与农民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他转而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从社会经济的探索转向思想和道德的探索，要在各种哲学和宗教中寻求答案，却毫无所获。失望之余，他甚至要以自杀来解脱，最后从宗法制农民那里得到启示：要“为灵魂而活着”。他的不安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归宿，但这归宿纯然是空想，无助于实际矛盾的解决，只不过是心灵悲剧的麻醉剂罢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作者在这里把小说煞住。如果情节再朝前进展，人物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心灵的悲剧必定照旧在他面前展开。
与这两位主人公相联系的、亦即在他们这两条线索上的一些次要的人物，是伴随着他们出场并围绕他们而活动的。与安娜—卡列宁和安娜—弗龙斯基相联系的，主要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某些贵族；与列文相联系的，主要是外省贵族、地主、农民以及个别商人。一般说来，安娜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列文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会经济问题。当然，两者间有时也相互交叉。这些人物决不仅是两位主人公的陪衬或对照物，而且常常居于前景，在情节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赖有他们，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关系的范围，突破家庭小说的框架，成为作者所说的“内容广泛的、自由的小说”，从而成为广泛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杰作。
就艺术来说，《安娜·卡列宁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它的融合无间、互相呼应的两条线索的结构，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次成为“背离欧洲形式”、找到“新的框架”的不世之作。再则这部小说的每一场面、每一插曲、每一画面，一般不只是“背景”或偶然的“布景”，而是整体的有机部分，这也显示出结构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书中的人物性格，大都于典型性中见个性。但这么说未免简单了些。不仅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卡列宁等形象丰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就连寥寥几笔画成的插曲式人物，如一系列贵族、地主，彼得堡社交界的妇女，无不各具特色，历历在目；更不用说复杂、矛盾而又完整的安娜了。安娜这个形象在世界文学中，即使不说无与伦比，恐怕也罕有畴匹。这些人物虽是精雕细琢，但不像工笔画那样带有匠气。作者使用“积累的方法”，并非机械地凭借一次又一次的叙述，而是通过直接观察者的眼光或感受来描写。例如安娜，她先后在达里娅、弗龙斯基、基蒂、卡列宁、列文以及米哈伊罗夫等人心目中，分别呈现自己的一个侧面，正是这些不同的侧面“积累”成一个立体的、以至多角度的形象。同时，这些直接观察者由主观的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不同侧面，何者符合真实，由于作者不置一词，给读者留下广阔想象的余地，又给这个形象蒙上了一层迷雾，客观上增添了它的复杂性。托尔斯泰还从进展中刻画性格。不过，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等是固有品质的逐渐展示，安娜和弗龙斯基的性格则是发展和变化的。
《安娜·卡列宁娜》是完全意义上的心理小说。不仅人物的内心生活描写充分，就是人物间的冲突也大都是心理上的，或是通过心理来表现的，因此全书心理描写的密度很大。虽则一般使用传统手法，即作者间接叙述或由人物的语言、动作或表情等直接表现，但笔墨十分细腻。例如总是在动态中写心理过程，一般是展示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或每一横断面，把人物内心的每一颤动显现出来。这些过程一般不是直线式的，而其曲折反复也不是循环，而是螺旋形的进展，因此令人感到的不是繁复累赘，而是步步深入。而在不少场合，人物心理还是前后截然相反的，借用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术语来说，是“对话”式的。这种“对话”有时表现于较长的心理过程的始与终，是逐渐变化的结果；有时则是突然转折。前者如达里娅去探望安娜的那一插曲，后者如科兹内雪夫向瓦莲卡的求爱。但无论是渐进或是突变，都符合人物的性格或心理的规律。有时也进入半下意识的领域，如安娜从莫斯科回彼得堡的车上的那种迷离恍惚的心态。而在一些属于传统手法的内心独白中也有所创新。奥布隆斯基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晚会上那段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人物头脑处于半睡眠的消极状态的凌乱的意识之流。特别是安娜在自杀前驱车经过街上时的心理活动：街上瞬息变换的各种外在印象不断引起她的自由联想，她不断由一种感触或回忆蓦地跳到另一种感触和回忆，她强烈激动、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作者是如此巧妙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的跳跃性，省略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和焊接点，使得人物的思路迅速转换而又十分自然，各种思绪断断续续，此起彼伏，互不连贯而又不凌乱无序。这可以说是文学中的意识流的神来之笔。
小说中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场面，许多描写生动的插曲，以及文笔的自然、质朴和真实……总之，可谈者尚多。
《安娜·卡列宁娜》问世一百多年了。这部出自巨匠之手的艺术杰作，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显得更为瑰丽。
陈 燊
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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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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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夫妻两个，就是他们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位置。
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是叫斯季瓦的——在照例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他的脸紧紧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张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①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Ilmiotesoro②，但也不是Ilmio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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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姆施塔特，现今西德的一个城市。
②意大利语：我的宝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而后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日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没有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来。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予他的极端痛苦的感觉，尽在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最初的一瞬间，当他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从剧场回来的时候，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而终于发现她在寝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依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多莉①，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问，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觉得事情本身还没有他回答妻子的话的态度那么使他苦恼。
那一瞬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般人在他们的极不名誉的行为突如其来地被揭发了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被揭穿后他在妻子面前所处的地位。没有感到受了委屈，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②）——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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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莉是他的妻子达里娅的英文名字。
②在《安娜·卡列宁娜》写成之前不久，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谢切诺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学家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对于这种事情一知半解的奥布隆斯基都轻而易举地想起这个术语，可见这场论战曾引起了当时公众的充分注意。
为了这种痴愚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看见那微笑，多莉好像感到肉体的痛苦一般颤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见她丈夫了。
“这都要怪那痴愚的微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找不出答案来。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的行为。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做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他现在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瞒过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处境的一切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难过。他也许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隐瞒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这个消息会这样影响她。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她只是装做没有看见罢了。他甚至以为，她只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疲惫的、渐渐衰老的、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应当出于公平心对他宽大一些。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遂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真糟！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但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呀！（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罗兰姑娘的恶作剧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好像命该如此！唉，唉！但是怎么，怎么办呀？”
除了生活所给予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怀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昼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衬着蓝色绸里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了一个结，于是，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他那双那么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他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刻应声出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了。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会，他脸上浮着狡狯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们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您或他们自己，”他说，他显然是事先准备好这句话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字眼，他的脸色开朗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鬈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好像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去告诉她。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您要去试一试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却只说：
“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了脸，梳过了头发，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把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好看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自会好起来的？”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的衣服的究n声。
“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要牵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定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意见的时候，他这才随着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由于普通在成年期发育成熟的，对于某种精神活动的要求——必须有见解正如必须有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所有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里克①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癖，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云云。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②，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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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留里克（死于879），俄国的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的始祖。
②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勒（1806—1372），英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他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
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①已赴威斯巴登②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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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
②威斯巴登，德国西部的城市，在莱茵河畔，是矿泉疗养地。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他快乐地微笑着，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快乐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
可以听到门外有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弄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
“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他们抛下那当火车用的匣子，向父亲走来。
那小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闻惯的香气。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为弯屈的姿势而涨红的、闪烁着慈爱光辉的面孔，松开了她的两手，待要跑开去，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样了？”他问，抚摸着他女儿的滑润柔软的小脖颈。“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说。
他意识到他并不怎么爱那男孩，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
“哦，她快活吗？”
小女孩知道，她父亲和母亲吵了架，母亲不会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的，他这么随随便便地问她只是在作假。因此她为她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塔尼娅，我的宝宝。哦，等一等！”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说。
“是，是。”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他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就放她走了。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是有个人为了请愿的事要见您。”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半个钟头的光景。”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有人来马上告诉我！”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粗鲁而又诚恳，使得人不能够生气。
“那么，马上请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烦恼地皱着眉。
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寡妻，来请求一件办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地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一句，并且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怎样以及向谁去请求，甚至还用他的粗大、散漫、优美而清楚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可以帮她忙的人。打发走了参谋大尉的寡妻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记什么没有。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他的妻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噢，是的！”他垂下头，他的漂亮面孔带着苦恼的表情。
“去呢，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而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那除了弄虚作假不会有旁的结果；要改善、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她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都不可能。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不会有旁的结果；而欺骗说谎又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做的；这样下去不行，”他说，极力鼓起勇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投进珠母贝壳烟灰碟里去，然后迈着迅速的步伐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到他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散乱地摆满一房间，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她正从里面挑拣什么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徒然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感觉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来的会见。她正在企图做她三天以来已经企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但她还是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还是继续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况且，她感到假如在这里，在她自己家里，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照看她的五个小孩，那么，在她要把他们通通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更糟。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吃了变了质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意识到要走开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他走得离她十分近的时候，她这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但是她的脸，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说。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容光焕发。迅速地瞥了一眼，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是的，他倒快乐和满足！”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你要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莉！”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喊叫了一声。
“但是你一定要，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一声，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
斯徒潘·阿尔卡季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困难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里开始闪耀着泪光。
“我的天！我做了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
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望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够说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
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
她垂下眼睛，倾听着，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
“一刹那的情欲……”他说；一听到这句话，她就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嘴唇又抿紧了，她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两腿摇晃，只得抓住一个椅背来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他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噘起，他眼泪汪汪的了。
“多莉！”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任何事，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但是，多莉，饶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听见她的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说不出地难过。她好几次想要开口，但是不能够。他等待着。
“你想起小孩们，只是为了要逗他们玩；但是我却总想着他们，而且知道现在这样子会害了他们，”她说，显然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暗自重复了不止一次的话。
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厌恶地避开他。
“我常想着小孩们，所以只要能够救他们，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们：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在一起……你说，在那……发生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有可能吗？你说，还有可能吗？”她重复着说，提高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对您感到厌恶，嫌弃！”她大声喊叫，越来越激烈了。
“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带着痛苦和激怒，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
“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的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
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靠着天资高，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但是他懒惰而又顽皮，所以结果他在他那一班里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尽管他一向过着放荡的生活，衔级低微，而年龄又较轻，他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的位置。这个位置，他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引荐得来的。卡列宁在政府的部里占着一个最主要的职位，这个莫斯科的机关就是直属他的部的。但是即使卡列宁没有给他的妻兄谋到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通过另外一百个人——兄弟、妹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荐，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另外类似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卢布的薪水，他是绝对需要这么多钱的，因为，虽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财产，他的手头还是拮据的。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官场中三分之一的人，比较年老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他幼年时就认识他；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职位，地租和承租权等等形式的尘世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忽视他们自己的同类；因此奥布隆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置，是并不怎样费力的；他只要不拒绝、不嫉妒、不争论、不发脾气就行了，这些毛病，由于他特有的温和性情，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的。假使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么多薪水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要求年龄和他相同的人们所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种职务，是和任何人一样胜任愉快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不只是由于他的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诚实，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容貌，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红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种使遇见他的人们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的效果。“嗳哈！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他来了！”谁遇见他差不多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这样说。即使有时和他谈话之后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地方，但是过一天，或者再过一天，大家再看见他，还是一样地高兴。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机关的长官已经三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但赢得了他的同僚、下属、上司和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的喜欢，而且也博得了他们的尊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他同事的一致尊敬的主要特质是：第一，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极度宽容；第二，是他的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在报上所读到的自由主义，而是他天生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个，他对一切人都平等看待，不问他们的衔级或职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他所从事的职务漠不关心，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到了他办公的地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被一个挟着公事包的恭顺的门房跟随着，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走到办公室来。书记和职员都起立，快乐而恭顺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常迅速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跟前，和同僚们握了握手，就坐下来。他说了一两句笑话。说得很得体，就开始办公了。为了愉快地处理公务所必需的自由、简便和仪式的分寸，再没有谁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懂得更清楚的了。一个秘书，带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办公室每个人所共有的快乐而恭顺的神情，拿着公文走进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倡导的那种亲昵的、无拘无束的语调说：
“我们设法得到了奔萨省府的报告。在这里，要不要……。
“终于得到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手指按在公文上。哦，先生们……”于是开始办公了。
“要是他们知道，”他想，带着庄重的神气低下头，一边听着报告。“半个钟点以前，他们的长官多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啊！……”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他的眼里含着笑意。办公要一直不停地继续到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用午饭。
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大玻璃门突然开了，一个什么人走了进来。所有坐在沙皇肖像和正义镜下面的官员们，都高兴可以散散心，向门口望着；但是门房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了。
报告读完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于是，发挥时代的自由主义，在办公室拿出一支纸烟来，然后走进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两个同僚——老官吏尼基京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随着他进去。
“我们吃了午饭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
“那福明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一个和他们正在审查的案件有关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这样使他明白过早地下判断是不对的，他没有回答一句话。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门房。
“大人，一个人趁我刚一转身，没有得到许可就钻进来了。
他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办公的官员们走了的时候，再……”
“他在什么地方？”
“也许他到走廊里去了；他刚才还在那里踱来踱去。那就是他，”门房说，指着一个蓄着鬈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他没有摘下羊皮帽子，正在轻快而迅速地跑上石级磨损了的台阶。一个挟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吏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了望这位正跑上台阶的人的脚，又探问似地瞥了奥布隆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站在台阶顶上。当他认出走上来的人的时候，他那托在制服的绣金领子上面容光焕发的和蔼面孔显得更光彩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你终于来了，”他带着亲切的嘲弄微笑说，一面打量着走上前来的列文。“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握手他还不满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来了好久了吗？”
“我刚刚到，急于要见你，”列文说，羞涩地、同时又生气和不安地向四下望了望。
“哦，让我们到我的房间里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知道他的朋友自尊心很强和易怒的羞赧，于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好像引导他穿过什么危险物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他所有的相识都称“你”，他通通叫他们的教名：六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岁的青年人、演员、大臣、商人和侍从武官都一律对待，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找到，他们要是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关系，一定会很惊讶的。凡是和他一道喝过香槟的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他跟什么人都一道喝香槟，所以万一当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见了他的什么“不体面的亲友”（如他所戏谑似地称呼他的许多朋友），他凭着他特有的机智，懂得怎样冲淡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亲友”，但是奥布隆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为他不愿当着他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亲密，故而赶紧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差不多同样年纪；他们的亲密并不只由于香槟。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虽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两个从小在一块儿的朋友一样相亲相爱。虽然如此，他们两人——像选择了不同的活动的人们之间所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虽然议论时也说对方的活动是正确的，但却从心底鄙视。彼此都感觉得好像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过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奥布隆斯基一看见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讽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他在乡下做的什么事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来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实在不感兴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非常激动，非常匆忙，有点不安，又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时候对于事物总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见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嘲笑这个，却又喜欢这个。同样，列文从心底鄙视他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他认为没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务。但是所不同的只是奥布隆斯基因为做着大家都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温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时甚至生气地笑。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这里一切危险都过去了一样。“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呢！”他继续说，“哦，你好吗？呃！你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望着那位风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钮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奥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这个，微笑了。
“哦，真的，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县议员，县议会的新人物，一只手可以举重五十普特①的运动家，畜牧家，狩猎家，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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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普特合16．3公斤。
“高兴得很，”老官吏说。
“我很荣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
列文皱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转向奥布隆斯基。虽然他对他的异父兄弟，那位全俄闻名的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当人家不把他看作康斯坦丁·列文，而只把他看作有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他转向奥布隆斯基说。
“这么快！”奥布隆斯基微笑着说。“但是怎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列文说，但是他立刻对他讲起来了。“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他开口了，好像有什么人刚刚侮辱了他一样。“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吃吃地说）“这是县里coterie①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不是受贿赂，而是拿干薪，”他说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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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结党营私。
“嗳哈，你又有了新变化，我看——这一回是保守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列文说，憎恶地望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现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
“你不是常说你再也不穿西欧服装了吗？”他问，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变化。”
列文突然红了脸，并不像成年人红脸，轻微地，自己都不觉得，而像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看着这聪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样一种孩子似的状态中，十分令人奇怪，奥布隆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哦，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你知道我急于要和你谈谈，”列文说。
奥布隆斯基像在考虑的样子。
“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我到三点钟就没有事了。”
“不，”列文考虑了一会之后回答，“我还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吃晚饭。”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那么，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吃了晚饭再闲聊聊。”
“哦，就是这样一两句话，”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他为了竭力克制他的羞赧，脸上现出凶狠的神情。
“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样？一切都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的姨妹基蒂①，他浮上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闪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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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蒂是卡捷琳娜的英文名字。
“你说一两句话，我可不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因为……
对不起，请等一等……”
秘书走进来，亲密而又恭敬，并且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在公务的知识上自己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奥布隆斯基面前，借口请示，说明了一些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听他说完，就把手温和地放在秘书的袖口上。
“不，请照我说的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把话放缓和了，然后简单地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推开了公文，说：
“就请你照那样办，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在奥布隆斯基和秘书谈话的时候，完全从他的困惑中恢复过来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带着讥讽的注意神色倾听着。
“我不懂，我不懂，”他说。
“你不懂什么？”奥布隆斯基说，像往常一样快乐地微笑着，拿出一支纸烟来。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忽发奇想的话来。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说，耸了耸肩。“你怎么能郑重其事地做呢？”
“为什么不？”
“为什么，因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呀！”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坏了。”
“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这种事情倒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充说。
“你意思是说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吗？”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我还是佩服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觉得很荣幸！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竭力正视着奥布隆斯基的面孔。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会落到这种境地的。你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①土地，你那么筋肉饱满，就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鲜嫩，自然惬意得很！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加入我们当中的。是的，至于你所问的问题，没有变化，只是你离开这么久，很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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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俄亩合1．09公顷。
“哦，为什么？”列文吃惊地问。
“哦，没有什么，”奥布隆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
但是你到城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当然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知道，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里去，但是我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假使你要见他们，他们从四点到五点准在动物园。基蒂在那里溜冰。你坐车去吧，我回头来找你，我们再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用晚饭。”
“好极了！那么再见！”
“当心不要忘了！我知道你，说不定你一下又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叫道。
“不会的！”
列文走出房间，到了门口的时候，这才记起来他没有向奥布隆斯基的同僚们告别。
“这位先生看来一定是位精力充沛的人，”格里涅维奇在列文走了之后说。
“是的，朋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摇摇头。“他才是个幸运儿呢！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
而又朝气勃勃的！不像我们这班人。”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哦，我倒霉得很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沉重地叹着气。
六
当奥布隆斯基问列文为什么到城里来的时候，列文脸红了，而且为了脸红直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够回答：“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代更加深了。他同多莉和基蒂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一道准备进大学而且是和他同时进去的。那时候他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他对谢尔巴茨基一家有了感情。看来似乎很奇怪，康斯坦丁·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她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她们的诗意的帷幕之下，他设想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地弹钢琴，琴声直传到她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间房里用功的；为什么她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跳舞的教师来教她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三位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纳塔利娅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得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M－lleLinon①一道，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为什么她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她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得，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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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琳瑙小姐。
在学生时代，他差一点爱上了最大的女儿多莉；但是不久她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他就开始爱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好像觉得他一定要爱她们姊妹中的一个，只是他确不定哪一个。但是纳塔利娅也是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基蒂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因此，虽然他和奥布隆斯基交情深厚，但是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今年初冬，当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又来到莫斯科，看见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三姊妹中间哪一个是他真正命定了去爱的。
他，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三十二岁的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做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是在恋爱，因此，在他看来基蒂在各方面是那样完美，她简直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这样卑微、这样俗气的人，别人和她自己公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连想都不能想像的。
他曾经为了要会见基蒂而出入交际场所，差不多每天在那里看见她，他在这样一种销魂荡魄的状态中在莫斯科度过两个月之后，突然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事情没有可能，是根据在她的亲族的眼里看来他不是迷人的基蒂的合适的、有价值的配偶，而基蒂自己也不会爱他。在她的家族的眼里看来，他三十二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通常的、确定的职业和地位，而他的同辈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团长，侍从武官，有的做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或者像奥布隆斯基一样做了政府机关的长官；他（他很明白人家会怎样看他）仅仅是一个从事畜牧、打猎、修造仓库的乡下绅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息、干着在社交界看来只有无用的人们才干的那种事的人。
神秘的、迷人的基蒂决不会爱这么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他过去对基蒂的态度——由于他和她哥哥的友谊关系而来的成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又是恋爱上的新障碍。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温厚的男子，他想，可以得到别人的友谊，但是要获得他爱基蒂那样的爱情，就须得是一个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他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是根据自己判断来的，而他自己是只能爱那美丽的、神秘的、卓越的女人的。
但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确信这不是他在最初的青春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热情；这种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她会不会做他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只是由于他凭空想像而来的，并没有他一定会遭到拒绝的任何证据。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人家允了婚，他就立刻结婚。或者……
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会变成怎样，他简直不能设想。
七
乘早车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异父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换了衣服以后，他走进他哥哥的书房，打算立刻跟他说明他这次来的目的，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哥哥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道，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的，教授正在与唯物论者展开猛烈的论战。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有兴味地注视着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之后，他就写信给他，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让步了；因此教授马上来解释这件事情。争论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可分；假如有，那么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亲热而冷淡的微笑迎接弟弟，把他介绍给教授之后，仍旧继续讨论。
一位前额狭窄、矮小、戴眼镜的人把讨论撇开了一会儿，来和列文招呼，接着就继续谈论下去，不再注意他了。列文坐下等教授走，但是他不久就对他们讨论的题目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杂志上看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论文，而且读了它们，把它们当做科学原理的发展而感到兴味，他从前在大学里原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对于科学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从来不曾把这些科学推论——如人类的动物的起源①、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和那些最近愈益频繁地萦绕在他心里的生与死的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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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尔文著的《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于一八七一年问世。七十年代在《祖国纪事》、《欧洲导报》和《俄罗斯导报》上登载了许多论达尔文学说的长文章。
当他听他哥哥和教授辩论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把这些科学问题和那些精神问题联系起来，好几次他们接触别后一个问题；但是每当他们接近这个他认为最主要的地方，他们就立刻退回去，又陷入琐碎的区别、保留条件、引文、暗示和引证权威著作的范围里，他要理解他们的话，都很困难了。
“我不能承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他素常那种明了正确的语句和文雅的措辞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凯斯，认为对于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知觉来的。最根本的观念——生存的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而得到的；因为传达这种观念的特别的感觉器官是没有的。”
“是的，但是他们——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①——会回答说你的生存意识是由于你的一切感觉的综合而来的，而生存的意识就是你的感觉的结果。武斯特就明白地说，假使没有感觉，那就不会有生存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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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斯、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都是虚构的名字。
“我的主张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但是在这里，列文又觉得，他们刚接近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又避开了，于是他下决心问教授一个问题。
“照这样说，假使我的感觉毁灭了，假使我的肉体死了，那就没有任何生存可言了吗？”他问。
教授苦恼地，而且好像由于话头被人打断弄得精神上很痛苦似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与其说像哲学家毋宁说像拉纤夫的奇怪的质问者，然后将视线转向谢尔盖·伊牙诺维奇，好像在问：“对他说什么呢？”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话不像教授那样偏激，他心有余裕来回答教授，同时也心有余裕来领会产生那问题的简单而自然的观点，他微笑着说：
“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材料……”教授附和着，又去阐述他的论据了。
“不，”他说，“我要指出这个事实，就是假如像普里帕索夫所明白主张的那样，知觉是基于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地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是等待着教授走掉。
八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他弟弟。
“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些时候吧？你的农务怎样？”
列文知道他哥哥对于农务并不感兴趣，他这么问只是出于客气罢了，因此他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钱财的事情。
列文本来想把他结婚的决心告诉他哥哥，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确是下了决心这样做的，但是见了他哥哥，倾听了他和教授的谈话，后来又听到他问他们的农务（他们母亲遗下的财产没有分开，列文管理着他们两个的两份财产）的那种勉强垂顾的语调以后，列文感到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够跟他说他打算结婚的心思。他觉得他哥哥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看这事情。
“唔，你们的县议会怎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对于这些地方机关很感兴趣，而且十分重视。
“我实在不知道。”
“什么？可是你不是议员吗？”
“不，我已经不是了。我辞了职。”康斯坦丁·列文回答。
“我不再出席会议了。”
“多可惜！”谢尔盖·伊万内奇皱着眉喃喃地说。
列文为了替自己辩护，开始叙述在县议会里所发生的事情。
“总是那样的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的话头。
“我们俄国人总是那样。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这种能看到我们自己缺点的才能；但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我们用常挂在嘴上的讽刺来聊以自慰。我能说的只是把像我们的地方自治制那样的权利给予任何其他的欧洲民族——德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会使他们从而达到自由，而我们却只把这变成笑柄。”
“但是怎么办呢？”列文抱愧地说。“这是我的最后尝试。
我全心全意地试过。但是我不能够。我做不来。”
“不是你做不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没有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情。”
“也许是的，”列文忧郁地说。
“哦！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尼古拉弟弟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兼·伊万诺维奇的异父弟弟，他是一个完全堕落了的人，荡尽了大部分家产，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兄弟们吵了架。
“你说什么？”列文恐怖地叫。“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见他。”
“在莫斯科这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立刻要去一样。
“我告诉了你，我很后悔，”谢尔盖·伊万内奇说，看见弟弟的兴奋神情，他摇了摇头。“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代他付清的、他给特鲁宾出的借据送给了他。这是我收到的回答。”
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他弟弟。
列文读着这张用奇怪的、熟悉的笔迹写的字条：
我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这就是我要求我的仁爱的兄弟们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读完了，没有抬起头来，把字条拿在手里，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站着。
他要暂时忘记他的不幸的哥哥，但又意识到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者在他的心中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来一心想帮助他，但我知道那是办不到的。”
“是的，是的，”列文重复着。“我明白而且尊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对于我说，我并不怕你这样做，他不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你自己，我劝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随你的便吧。”
“也许我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于心不安……”
“哦，那我可不明白，”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他加上说，“这就是谦逊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我对于所谓不名誉的事就采取了不同的更宽大的看法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噢，可怕，可怕呀！”列文重复着说。
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那里得到他哥哥的住址以后，列文想立刻去看他，但是，想了一想以后，决定把拜访推迟到晚上。要使心情安定下来，首先必须解决一下使他到莫斯科来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就到奥布隆斯基的衙门去，打听到谢尔巴茨基家的消息以后，他就坐着马车到他听说可以找到基蒂的地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