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呢？
第一个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和贾幼慧（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
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奇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
三人后来结局，孙立人自己不用说了，新一军中将军长，远征军的灵魂。贾幼慧始终是孙的左右手，在台湾做到陆军副总司令，因孙立人案受到牵连断送前程，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齐学启在1942年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为不忍抛弃伤兵，亲自断后率领伤病员撤退，为日军追及重伤被俘。齐被囚禁于仰光达三年之久，始终坚强不屈，后被日军唆使叛徒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孙、齐曾同在淞沪战场指挥税警总团抗击日军。因为税警总团兵非正规部队，从淞沪撤退后部队被陈诚所部吞并，孙被明升暗降，齐被编为编外官佐。齐于是离开部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一年以后才为孙立人将军所召再次从军。所以，浙江大学也认齐学启将军为校友。
第二，法国
在孙立人部下的军官中，法国背景的有一个半人。
１2－２缅甸密林中的中国远征军
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
这是因为，廖其实不能算孙立人的部下。当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孙、廖各率领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属于平级。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英第一军和装甲第七旅，廖耀湘在斯瓦依靠滚筒式撤退各打出一次令盟军刮目相看的漂亮仗。从缅甸向印度撤退时，两个师互不统属，在此后的反攻作战中两个师分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远征军的两把利刃。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的时候，廖耀湘也升任新六军军长。两个人的军事生涯仿佛一对平行线。
然而，偏偏有一段时间这两条平行线相交了——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
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
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
顺便说一下，廖耀湘的滚筒撤退法很厉害，日军看着这个大滚筒完全琢磨不出如何下口。打出了名气以后，1948年廖又拿这个大滚筒对付*。林总的兵没有鬼子那么爱琢磨，你滚我就跟着你滚，一下子把个滚筒滚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馅肉饼。一边滚一边打，廖总的兵比林总少，结果可想而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人对廖耀湘的打法佩服的不得了，就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面对粟裕他也一样摆出了一个滚筒阵。而更加不幸的是，粟裕的兵和林总的兵竟然一样脑袋一根筋……
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
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
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
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说完法国说英国，孙立人部下中英国背景的有点儿稀缺，只有一个给史迪威担任联络参谋的王楚英能算。今天我们察看日军投降仪式的细节，多半是王老的手笔，他当时就在南京大礼堂作为远征军代表现场观礼啊！
王楚英出身十八军，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系，怎么成了英国背景呢？
因为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王楚英的地位十分独特。他当时已经在缅甸，负责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是作为英军总司令胡素将军的联络官来迎接中国远征军的。孙立人因此戏称英国人是王楚英的“老板”。
1944年远征军东征归国之战中，为了掩护英帕尔之战的侧翼，英军温盖特旅团在温藻（孙立人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时，这里是最后对日军进行阻击的阵地）空降，建立一个圆形阵地掐断了日军纵贯缅甸南北的铁路线。日军深知此举的危险性，急调五十三“安”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猛攻试图重新打通铁路。英军没料到日军反应如此之快之猛，招架不住，急忙通过史迪威与孙立人联系求救。这个去找孙立人的联络官，就是王楚英。孙立人一面调兵遣将去救英国人，一面和王楚英调侃，说这可是你的英国老板第二次通过你来找我救人啦。上一次在仁安羌，救完了他们可是不辞而别，和英国人打交道小兄弟你要留个心眼儿啊。
王楚英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说起来，英国人在缅甸，可说是中国人最混账的盟友了。在缅甸的英军斗志极差，一触即溃，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称英军根本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那么换中国军队来打如何呢？
中国的将军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英国人这个盟友别扭得过分。
你说他是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吧，可是出了问题，比如英一师被包围，他也知道找中国人求救帮忙。
你说他是当惯了帝国主义瞧不起中国人吧，也不大像，亚历山大将军对杜聿明，斯利姆将军对孙立人，那佩服绝不像是装的。
可是，要情报没有，要物资没有，明明有车皮，运到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不给你送过来，明明日本人还没来，先把中国即将驻守地方烧砸一空，弄得没水没电没粮食，活像对友军作三光。
所有中国人设计的会战都因为英国人提前跑掉而无法打成，气得中国兵骂——英国兵是人也大，马也大，就是跑起来像兔子……
大家都有一个可怕的看法，这英国人怎么好像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希望日本人赢呢？
直到战后才明白，中国人这个看法，竟然真的是英国统帅部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想法！
英国人不但对中国人暗中下绊子，对史迪威也是一样，害得这个醋性子乔一个个反攻缅甸的方案都无疾而终，连同情支持他的蒙巴顿勋爵也受到连累。
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历史材料，英国人这种给自己人拆台的做法，纯粹是有意而为。
英国人既不希望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人在缅甸打胜仗的。这是因为，以日军实力，打到缅甸已是极限，英国人并不担心它能对印度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战后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回（当然战败了大家谁都不要想）。但缅甸一旦被中国或美国染指，再要想把他们赶出去可就麻烦了。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根本，缅甸是印度的门户，缅甸落入中美之手可能引起大英帝国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能允许的。蒙巴顿勋爵曾在他赴任中印缅战区的日记中对此详细记录。
这才是英国人在缅甸战役中大帮倒忙的根本原因，甚至救了英国人的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时英国人居然要让这支盟军缴械进难民营。
那一次孙立人是下令掘壕就地作防御阵地，架起机枪迫炮准备开打的，所以他对英国人是怎样的秉性心里很明白。而史迪威虽然依靠美国人的牛气压了英国人一头，也不得不接受他指挥的反攻中，中美联合部队只能在北缅甸作战和自己解决给养的限制，率军进入林莽苍茫的胡康河谷。
英国人错了吗？说到底，还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做的冷酷和直接一点罢了，而且漏算了印度人自己也会闹独立。
由此可以明白，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绝不点炮，我不胡也不能让你胡，并不仅仅中国人会打麻将。
值得一提的是温盖特旅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此人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早在远征军反攻之前就多次率军深入缅甸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是印缅战场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部队在获救后与远征军并肩血战，颇有古风，倒是个值得交往的人物。两国政府的矛盾，不影响前线两军建立友谊。可惜的是，不久这条好汉就因为飞机失事重伤不幸遇难了。在电影《战争风云》中，帕米拉的那个到缅甸作战的贵族男朋友，原型就是温盖特少将。
１2－３《缅甸荡寇志》中的远征军老照片
说完英国人，该第几国了？
第四国是意大利……
新一军还有意大利人么？意大利人倒没有，新38师师部却有一个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
尽管因为是喝过洋墨水的升迁迅速，但大约因为意大利在二战战场上表现不佳，谭展超上校这样的出身，并不很受孙立人重视。新一军旧部回忆，这位上校大人在印度被委任的最重要职务是训导各部军官的马术和仪仗兵队列。
别说，谭展超也真是个人才。1943年盟军在孟买举行阅兵，十一个盟国的仪仗队各显其能，谭调教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仪仗队，硬是把第一名拿了回来。
谭展超的马术训练也不错，缅北作战经常需要乘马，新一军的军官多得其惠。
据说孙立人让谭展超上校做这项工作，有一点两人投契的地方，因为孙立人也喜欢马，自己就饲养有三匹骏马，而两个人都喜欢武术。
孙立人有武术功底。他曾经回忆，当年留学美国之时，一日与齐学启散步街头，遇到一个美国水手喝醉了追逐女招待。两人上前打抱不平。那美国水手身强力壮，遂挥起酒瓶打来。不料孙，齐二人都会中国武术，又在美国军校受过搏击训练，一交手之下那美国水手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了。
饶有趣味的地方是，那水手被打得七昏八素之后，却站起来对着两人笑挑大指，满面佩服，指指女招待转身而去，意思是让给你们了。孙将军说当时美国人的朴实，在这水手身上也可看到。
所以，他和同样有武术和马术功底的谭展超还是投缘的。
后来谭展超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去带兵。他担任新一军搜索营的上校营长，还负责监督日军战俘修建新一军烈士公墓。
只是，这个搜索营也是个很花哨的部队，有仪仗队，有*兵，还有军犬队，检阅时大出风头，实战却因为构成复杂捏不成拳头。
莫非军长认为我只能玩花架子？…… 估计谭上校心里也很郁闷。
意大利算轴心国，其实新一军有轴心国背景的不止来自意大利。
那么，难道新一军中还有德国人么？
老实说至今在新一军的序列里我没找到有留德背景的军官，只有一个人沾一点点边。
这个人就是孙立人自己，他是从青岛德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勉强算和德国沾点儿边。不过这个与军事无关，所以新一军的八国联军里面，我并没有记入德国。
那么，轴心国还有一国，就是日本了……
新一军有留学日本背景的军官么？
也是没有的，不过，倒是有日军第十八师团出身的一个上尉。
这个从十八师团过来的“日本”军官，名叫钟正平，时任新一军上尉翻译官。新三十八师少校参谋殷叔明回忆，钟是在新一军反攻时渡南高江后，于一次设伏中被俘的日军士官。因当时日军经常派出小部队发动夜袭，切割电话线和狙击中国军队官兵，新一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兵力打日军侦察兵的埋伏。钟被俘时正执行窃听电话任务，看到新一军的官兵全无反抗，神色坦然。经过邓健中参谋审问才知道他是台湾人，被日军强征入伍训练，日本名字叫作中村。由于十八师团损失惨重，他和部分日军调来缅甸补充。知道当面是中国军队后，钟一直寻找机会就俘投奔祖国。他并提供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对远征军很有帮助，显然是预先有所准备。
钟正平此后一直协助审理日本俘虏。由于他精通日语又熟悉日军情况，日军在他面前都不敢讲假话。为此孙立人提升他为上尉译员，一直跟随新一军到广东、东北，始终担任日语翻译，最后随孙立人回了台湾。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1）
2009年03月24日13:33
15-1其实，开战之前，中日两军的对峙已经剑拔弩张。这是丰台事件时日军包围中国驻扎丰台军队的兵营的情景。机枪所对的，就是中国军队的营门。在日军看来，这是当时正常而必要的措施。不知道如果在日本，中国军队这样用机枪对着日军营门，他们是否也会觉得“正常而必要”。
尽管在日本大众媒体上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七七事变的有关文献，其实日本的历史学界，历年对七七事变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态度，例如，NHK编辑的《历史的交待》第21辑中，曾这样评价七七事变——“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泥沼。”但是，这种研究，也明显地带有“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
所谓“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就是在这种研究中，对史料的取舍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所以研究的结果对“重现历史真实”是否有所帮助难以衡量，却可以看出明显的对日本当时战争罪行进行开脱的含义。
例如，对于七七事变的原因，日方的研究着重于具体事件的经过，甚至精确到分钟和每一个士兵的动向，只是结论扑朔迷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预谋的，他们强调事件的开端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演习部队确实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后归队），属于“擦枪走火”。这个观点的背后，是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也自然不是有所预谋的，而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
第二，日本的历史研究绞尽脑汁分析卢沟桥事变背后可能有中方的种种暗谋。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后是中方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军发生战斗，这主要有“士兵走失后中方向日方射击”、“宛平守军金振中是共产党，故意和日军战斗挑起中日战争”、“走失士兵是在战斗开始后才找到的”等多种说法，而且貌似各个都有形形色色的证据。
然而，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值一驳，引用日本历史研究方面无意间保留的资料，就可以轻易反驳这些观点。由走失一名士兵引发两个国家的大战，正如按动扳机发出致命的子弹一样，问题不在按动扳机的动作，而在于枪中早有子弹，而且对准了目标。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内蒙、华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就会轻易看出，日本方面试图占领华北，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活动，所差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曾经明确说明当时日本的国策——“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此后六年间不断发生各种事件。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作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
且不论攻占面积比日本还大的华北是否只是要为日占东北取得一个缓冲，这所谓“走失一个士兵”显然不过是给日方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而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再不屈服，“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奋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各种所谓的阴谋说，其实更是强词夺理，还是用日本方面的战地指挥官自己的说法来反驳吧。当时日军的前线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踪士兵，既然人已经回来了，还要交涉什么？从一木这段回忆，日方主动扩大事端，使“士兵失踪”扩大为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逻辑，已经不需要任何辩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被击毙，他的证词也不可能受到压力歪曲。也许，就是因为这事实照出的日军太过野蛮丑陋，所以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果，总是“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有时候也可算一块*布吧。
不过，从日本方面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始终不衰，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日本整个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占据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也保留下来了若干在国内不常见的材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
以下，就是一些日本保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似乎在国内媒体未曾见到，故此发来与大家分享。
15-2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周围地形图。可以看到，日军一木大队试图“占领后与中国方面交涉”的一文字山，正是切断宛平与北平联络的咽喉。
15-3日方所作宛平/卢沟桥地区地形图，可以看到日方第八中队的演习区域，恰要穿过卢沟桥和宛平城。
15-4全副武装的日军实枪荷弹在中国军队鼻子底下穿越宛平。
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实弹演习，在当时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如果说没有挑衅的意味实难令人信服。日军回忆当时穿越城门时，城墙上的中国官兵总是面色严峻，如临大敌 ——而这，竟然也成了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的理由之一——“中国军队富有敌意”。
当时北平周围中日两军驻扎犬牙交错，日军与中国军队经常出现对峙乃至战斗的情况，日军动辄包围中国军队的驻地，这是一次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骄横的日军和作泰然自若状的二十九军军官都可以看到。
15-5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
15-6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兵营
15-7日军在丰台的兵营
15-8卢沟桥打响后，双方呈现拉锯作战，前后20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宛平。这是双方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交战的前沿，日军的战壕清晰可见，远方为双方争夺要点龙王庙。
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几名日方重要人物照片
15-9 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日第八中队新兵
就是他在演习中的走失成为双方开战的导火线。事后日方也承认志村是因为刚入伍，缺乏经验而走丢，但这个导致战争的“小人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44年，志村在缅甸死于孙立人部中国远征军之手。
15-10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战后曾接受秦郁彦的采访
15-11 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15-12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有小东条英机的绰号，极力支持一木清直。战争后期因在缅甸战败，损失惨重被撤职。
15-13卢沟桥战斗打响后，中日双方曾多次进行停火谈判，但中方不再开放宛平城门，这是日军代表寺平大尉为交涉事由被守军用绳子拉着在宛平城墙上下。
15-14这个寺平，实际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的辅佐官，这是他的照片和所作《北平特务机关日志》，派这样的人员来进行交涉，日军的“诚意”可见一斑。
15-15占领卢沟桥的日军在“卢沟晓月”碑下狂欢，他们不知道八年以后会有一个八一五
希望日本的国民，即便不太记得七七，也要记住——八一五。
1６－１成立之初的伪满海警营口总部门前，可以看到快马号炮舰和各色巡逻机帆船。
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有一支奇特的准海军部队，它的舰艇数量和吨位，可以与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相比，而实际又为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这就是名义上属于伪满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海上警察部队”，俗称伪满海警。
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在东北的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东北军属下的沈鸿烈东北海防舰队，黑龙江上的江防舰队和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巡防部队。东北海防舰队是后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前身，一度拥有海坼，肇和等大型舰只，江防舰队主司对苏俄的江防，商保局巡防部队则是隶属于地方的护渔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在北方，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江防舰队因为封冻入坞，虽然派出陆战队携炮参战，但江通利绥等各舰艇最终先后落入敌手，后来成为伪满江上军的发足。在南方，沈鸿烈当机立断，命令东北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兼程南下，镇海等各舰成功避开日军截击，转入南方国民政府控制的港口。在营口的商保局各舰艇则在措手不及之中被日军全部扣留。但商保局员工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不顾生命危险，乘日军监视稍松懈之时发动暴动，夺取较好的炮舰４艘、巡逻艇３艘，逃归大沽和烟台。这样，在东北南部，日军控制的原中国舰艇只有残破待修的靖海、快马两艘炮舰，以及１２艘巡逻机帆船（巡字第1－第12号），力量非常薄弱。同时，日军中陆军和海军在对伪满的控制上互相吃醋，日本陆军系统的关东军要对满洲国的事务一手包办，但旅大和东北南部日本海军也有相当的势力，不愿陆军染指，因此，在相互扯皮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黄海和渤海方面基本属于日军防卫的空白点。
随着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蓬勃展开，因为日军的防卫存在这一空白，辽宁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南方军民接济义勇军的“胡志明小道”，人员、武器、弹药频频通过海上流入游击区，像一根动脉血管一样为抵抗战士提供着动力。这种情况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山东军区部队通过海上进入东北有相似之处。
被义勇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关东军被迫放弃自己控制东北所有权力的想法，转而敦促海军迅速采取措施，建立对东北南部海区的绝对制海权。日本海军的作法是建立一支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准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伪满海上警察部队。
１６－２参与搜剿东北抗日联军的伪满海警
1932年4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民政部下令组建“满洲国”黄海渤海沿岸警备机关，首任负责人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所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民政部，实际向日海军“满洲海军特设机关”负责。
4月末，伪满海岸警监部队首先成立，用于从岸上搜索攻击义勇军的补给人员和船只。接着，6月15日，能够实施海上截击任务的沿海巡逻队成立，早期海警的人员编制属于伪满民政部的特种警察。
最初伪满海警所辖舰艇来源复杂，五花八门，包括修理留用在营口缴获的原商保局靖海，快马两艘小炮舰和第1至第12号巡逻机帆船，同时接收了原属于盐务署的小火轮骏通号，购买改造了满铁铁道部的拖船宗谷丸（加装武器后重新命名为“荣安”），并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借用了一条九重号老式炮艇（40吨，乘员7人，木制，蒸汽机动力）。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将九一八事变中夺自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六架交给伪满水警使用，包括装300马力发动机的2架，装180马力发动机的4架。这些飞机舰艇虽然性能参差不齐，但是达到了初步控制伪满周边海岸的目的，基本切断了义勇军的水上交通线。这支所谓的伪满海上警察部队，舰艇指挥官和飞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1６－３伪满海警飞行队，使用原属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高德隆式法制水上飞机。
由于伪满海警部队的作用明显，1933年1月，日本海军方面通过预算，决定扩充这支部队，通过的一期预算包括：采购200吨级巡逻炮舰两艘，45吨炮艇4 艘，10吨级巡逻艇5艘，另购入一艘800吨级运输船作为巡逻母船。岸上基地本部设在营口。此外在大东沟，复州，西海口，庄河也设立岸上机关。这是伪满海警的第一次较大扩充。
所有新造舰艇的设计都由日本海军舰政本部设计，很快按照计划开始施工。200吨级炮舰和45吨炮艇的建造由神户的川崎造船所承担，10吨小型炮艇分别在日本和大连制造。1933年夏季，这些舰艇陆续加入伪满海警，成为其基干兵力。
到1933年8月，伪满海警已经初具规模，其舰艇包括：
巡逻炮舰
海龙级：海龙号、海凤号，排水量200吨，航速16节，装备76毫米炮2门，毫米机枪两挺，装备有声纳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可以有效担当护航和反潜等任务。
靖海号、快马号，排水量150吨，装备37毫米炮2门，是1914年下水的老式巡逻舰。
巡逻炮艇
海光级：海光号、海瑞号、海荣号、海华号，排水量50吨，航速15节，装备25毫米炮和毫米机枪，适用于巡逻警戒等任务。
海边级：海边第1号到海边第5号，排水量10吨，定员5名，可装备机枪一挺，设计脱胎于日本海军15米内燃机艇，但只装备一台80马力发动机（日军原型艇安装两台）航速节。
巡逻母舰：海王号，排水量800吨，航速12节。原为1906年下水的老式货船，加装76毫米炮2门，可兼作运输船使用。
1６－４伪满海警各舰艇，左侧为海龙号炮舰，后方为海光巡逻艇，靠码头的为海边艇。
此外还有杂型炮艇荣安、九重、骏通、第七、第八海边艇（利用没收游艇渔船改造）以及巡逻机帆船8艘（第5，6，10，11号机帆船在1934年废置）等
同时，它的基地，人员建设也初步取得成果。
宫部利光是日本海军军官学校31期毕业生，在日本海军中颇有关系。在他的运动下，原来隶属于伪满内政部的渔业商保总局护渔科在1933年7月并入了伪满海警，包括6名日本人、254名伪满人员、3座大楼，以及机库、栈桥、简易船坞等设施都纳入伪满海警旗下。宫部本人是个风花雪月的老手，对日常管理并不上心，日本海军方面另派川田义雄大尉作为队附，负责实际的管理。接着，因为日海军五一五事件受到牵连的一批不得意军官也被送到伪满“戴罪立功”。宫部乐得接受一批老手，来者不拒，先后接纳日军大佐樱田博、村田章一，尉官铃木四郎、村上功、田琦元武等。1933年8月，服役于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的日本军人（主要是预备役人员）达到300人，和伪满警察人员基本持平。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方面把其中日籍低级士官兵按照伪满警察阶级重新编制职务，士官为警正，准士官为警佐，一、二等兵曹为警长，普通士兵则为警士。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支部队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伪满海警还建立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航空部队，它的最初装备是前面提到的接收原张学良部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6架，飞行员包括后来的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等。此后陆续接收各型飞机十余架，计：1933年接收日本陆军八七式轻轰炸机2架，1934－1935年接收日本海军二式水上侦察机3架，1935－1936年接收千鸟号KR-1小型客机2架，1936－1937年接收九〇式水陆两用侦察机3架，1939年以后接收海陆军九四式侦察轰炸机7架。这支部队早期称为特种警察航空科，后来改名为水上警察航空部队，它的飞行队伍编成基本是日本人担任第一线飞行员，而训练的伪满飞行员担任预备飞行员。
1933年8月15日，伪满海上警察在辽河举行舰艇分列式阅兵，伪满民政部代理总长葆康、日军旅顺要港司令津田、独立守备队司令井上等参加了这次颇具规模的检阅。在展示实力之余，伪满民政部再次将辽河水上警察局并入海警。其实，这也是一支日军控制的准军事武装，原局长是日本人岗本忠雄，部属包括日本人10名，伪满警察若干，主要装备为平底小型巡逻艇第一辽河至第八辽河号，装备重机枪一挺。因为质量不佳，这些小型巡逻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大多报废，只有第二辽河号是1933年10月在田庄台被焚毁，怀疑是游击队破坏其上甲板给油口造成的火灾。
1６－５辽河舰艇分列式上的海龙号炮舰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的名称一直是伪满特种警察部队，直到1937年7月，才正式定名为“海上警察部队”。
1936年，宫部利光调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察厅厅长，伪满海警一度由樱田博大佐主政，但是部队中出身海军和出身陆军、警察的日军人员常常互相倾轧。为此，日军选择了海军中亲陆军的预备役大佐若木元次担任新的部队长。
若木元次上任后，给伪满海警带来三项较大变化。
第一是加强和关东军的合作。早期海上警察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继抗日义勇军活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宫部利光担任部队长期间对此不太热心，而着重对海岸海港的警卫。若木担任部队长后，要求伪满海警和日军关东军竭力合作，他命令吃水浅的海边艇上驶内河，协助陆军进行*作战，同时命令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率领海警航空队全力为陆军侦察寻找抗联部队的踪迹。1939年10月，甚至命令山田所部两架九四式轰炸机深入到朝鲜边界参加对金日成游击队的扫荡，这是当时“*队”唯一的空中力量。通过这样的协作，一贯蛮横的关东军也对伪满海警的配合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在装备，物资方面给海警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在 1941年无偿提供5架九四式轰炸机补充伪满海警（每架只收500日元运输费）。
第二是建设伪满海警自己的机场。当时伪满海警的航空部队并没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若木注意到营口海警本部附近有一个海产养殖试验场，地势平坦，便巧立名目将其土地并入海警所属，对那里的滩地进行改造，利用营口监狱的“犯人”进行劳动，将其改建为一座独立的飞机场。伴随着飞机场的竣工，又淘汰了一批较为陈旧的飞机，比如原属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飞机，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退役。
第三是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为伪满海警要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舰艇——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原为日本海军木坚号，属于1917年建成的桃级二等驱逐舰。排水量875吨，航速20节。经过若木的活动，1937年5月1日，从日本海军退役后于佐世保转入伪满海警，转让当时拆除了鱼雷发射器和一部分锅炉，保留了火炮，深水炸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1938年在佐世保再次改造为水上飞机母舰，装载九〇式水上侦察机一架。值得注意的是，这架水上侦察机没有机库，只有一个停放平台，采用吊放在海面上而后起飞的方式工作，为了避免风浪中的损坏，非任务时期并不上舰。
海威号的加入，机场的建设和关东军方面作战飞机的补充，构成了伪满海警的第二次较大扩充，日方有资料表明为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海军曾计划为伪满海警建造一条万吨级巨舰，定名海城。但是对伪满方面来说，这条巨舰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至此，伪满海警部队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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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６－６伪满海警在海威号上操作90式水上侦察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日本海军鹰犬的伪满海警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大战。日本海军此时不再顾及伪满政府名义上对海警部队的归属，海警中日方有经验的人员大部分被招募重新编入日本海军参战，新毕业的警察学校毕业生占了剩余人数的大半。
1942年6月22日，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伪满海警在营口再次举行舰艇检阅。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盛宴，两天后的6月24日，海威号就被日本海军“借用”，重新编入日海军作战，后被美国海军飞机击沉。伪满海警的其他舰只也纷纷被作为日军的辅助部队使用。只留下骏通、快马等老舰。快马号在1944年10 月于暴风雨中在复州湾触礁沉没，人员被同行的骏通号救走。
1943年春开始，美国海军的潜水艇开始进入日本海作战，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和保卫旅顺军港，日军命令海龙、海凤两炮舰作为警备舰艇投入对旅顺的防卫。当时旅顺的日军警戒舰艇只有一艘改装的昭南丸扫雷舰，其兵力捉襟见肘可见一斑。这两艘炮舰多次利用其装备的声纳和深水炸弹攻击过美军潜艇。
1943年初，海荣海华两条炮艇也被租借日本海军，直到1944年5月返还。当时的租借形式是伪满海警人员将炮艇开到旅顺，而后全体下舰，只将舰艇移交。这两艘炮艇被日军用于青岛港的警戒，使用中发现，海荣号和海华号的舵设计稍小，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能提供非常好的舵效。因此，在青岛对其进行了改造，可谓因祸得福。
但是有的舰艇就没有它们幸运。伪满海警的海王号运输炮舰在1945年8月7日在运载粮食返回旅顺途中，在黄金台海区遭到潜艇袭击。当时的舰长江久信男回忆道，当地时间15时，距离海岸一公里左右处，瞭望哨忽然通知“鱼雷航迹向海王号飞来”。海王号急转弯，避开了这条鱼雷，但还是被第二枚打个正着，海王号沉没了。第一枚没有命中的鱼雷冲上浅滩，被日方旅顺驻军缴获，其制造国不明。但根据当时形势，这很可能是一艘苏联潜艇，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没有宣战，苏联潜艇巡逻经常携带没有标志的武器，以便万一被缴获了可以赖账。
1945年8月15日，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方面和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猛烈进军，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解体。伪满海警也走上了它的穷途末路，日本投降之时，海龙、海凤、海华、海荣，第二海边艇等在旅顺、海光、海瑞、靖海、骏通、荣安等在营口停泊待命。
8月20日，苏军飞机在伪满海警营口飞机场降落，其航空部队的飞机全部被苏军缴获，苏军命令若木所部暂时负责城市治安。4天后，苏联第三十九军到达营口，伪满海警的舰艇全部被苏军收缴，海警队员奉命解散。
8月22日，苏军在旅顺和大连登陆。在旅顺的伪满海警部队舰艇也落入苏军手中。
至此，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终于走到了覆亡。原伪满海上警察队两任指挥官宫部光利和若木元次为首的日籍人员被审问后遣送回日本，伪满人员则解散后流入社会。
按照纪录，除了荣安、骏通等老舰被废弃，大部分伪满海警舰只被苏联带回国后继续使用。1965年，海凤号在千岛方面被发现，编号702号，装备37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一门，成为了苏联的科姆索摩列兹号护渔舰，但它的舰体外观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这是有关伪满海军警察部队舰艇的最后记载。
记取伪满海警始末本身并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保留这一部分的历史资料以备后人查考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是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剖析日本史料中“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2009年03月24日13:33
关于“卢沟桥事变”，在日本一直有说法，称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卷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其中，有一个说法被弄到中文世界传播得挺广泛，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
貌似荒唐，但还颇有论据。
所谓“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有三样说法，一个是说当时驻守宛平的金振中就是共产党（理由是解放战争中金起义了），奉命寻衅，所以下达了“日军进入我军阵地前一百米就开枪射击”的命令；一个说二十九军将领，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产党（这个倒是真的），在二十九军中煽风点火，造成中日开战；另一个说刘少奇（点了名的，还是日本正规的历史学家所说）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从而中日开战。
因为这些说法，颇有人热炒此事。其实，稍微看看逻辑就会发现这种种说法非常可笑。
关于金振中主动挑战一说，日本方面的看法是想当然了。因为日本人发现当时七七事变的中方军事主官，旅长何基沣、营长金振中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只有团长吉星文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后来为国民党战死在金门。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炒，可是要看看吉的上级下级后来都是共产党这件事，就会觉得吉死得很孤独。实际上金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他下达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太正常了，难道像少帅对北大营说的——“不许还击，挺着死？”何基沣当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在此后坚守大名之战中苦战日军，却得不到周围友军的支援。战后，宋哲元却提升表彰那些见死不救的将领，称其“全军为上”。心灰意冷的何基沣自杀未遂，才倾向了共产党。所以，这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当时就是党中央亲自下令，也不会听命的。
张克侠的确是共产党，但他的能量不可能操纵整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军冲突不断，刚刚发生了窝囊的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上上下下都是情绪激昂，要打的，用石友三的说法：“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张克侠能操纵石友三说这种话吗？要打，实在是二十九军上下被欺负得太狠了。二十九军当家的是宋哲元，家长作风强烈，以当时军阀的手段，张要是能操纵全军，这样的危险人物早就被宋处理掉了。
刘少奇组织人员去放鞭炮引发作战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5月就已经回了延安，他虽然是白区专家，但不是诸葛亮，他怎么就能预知那天晚上日本军队要走丢一个兵？然后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引发冲突？但如果不是日军走丢一个兵，这个冲突根本起不来。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难得的是，日本方面还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甚至拿出了抗战中边区编的故事小册子来说“共产党讲刘少奇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要知道这种故事是下层鼓舞士气所用，里面还有“少帅拿腰别子（一种单打手枪）吓唬日本人”的内容呢。
其实，所谓“*挑起卢沟桥事变”，虽然最初是日本人说的，倒是后来国民党讲得更多。追溯起来，泄愤的成分居多，因为抗战之后共产党的确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意思是你共产党是得利者啊，不是你的阴谋是谁的阴谋？可是共产党是否有这样大的魄力搞如此阴谋？实在是难以置信。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对和日军大打后会不会亡国，都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火也能玩得吗？！很容易玉石俱焚的。
当然，要按国民党方面一些人的看法，共产党都是丧心病狂之辈，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更何况抗战后最如日中天的恰恰是蒋委员长。如果不是随后搞五子登科、劫收、裁撤异己等等，国民党军七个打一个的优势共产党怎能得天下？
事实上，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变有多个“真相”版本。专挑其中一个大肆宣扬，也是偏颇得有理。
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一个是说卢沟桥事变起自张自忠的阴谋，是张自忠意图夺宋哲元的权，才不断挑起三十七师与日军的冲突，以便从中渔利，并有所谓二十九军内部说法为证——“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甚至，今天日本还有说法讲张自忠后来的战死是为了要给“挑起中日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赎罪。
其实，这也不足一驳，三十八师的布防地区是天津，如果宋哲元不调，他怎么能跑到卢沟桥去参战呢？实际上宋一直犹豫，不敢与日军全面开战，所以直到25日根本没有调其他部队增援三十七师。而26日发现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后，宋决定出击，当天第一支与日军交战的部队就是三十八师。张自忠当时利用切断电话线的方法将日军一个中队外加电话兵一个小队调出廊坊营房试图围歼，是为双方决战的序幕。可惜，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增兵平津，兵力充足，很快前来增援，这次歼灭战以日军接应突围成功告终。此后，三十八师在天津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顽强进攻。如果不是南苑失守，胜负难料。此后张自忠为了洗刷“汉奸”之辱每战以死相拼，不料“汉奸”之外，还有这样的故事给他。
另一个说法，日军认为此战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目的是为了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故意挑起战事，迫使二十九军依附中央抗日。宋哲元自己也曾经在对日军质询冲突的文件中解释，说冲突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引发的，而且此后也确实对蒋戒心很重，直到25日仍然发电阻止中央军北上增援自己。甚至，日方将这个计划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一口咬定促使中日开战是这个德国人的主意，认为他是对堑壕战太有信心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他似乎不会主动追求全面开战。开战的准备时间越长，显然是对蒋越有利的。
以上各种说法，在日本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信誓旦旦的材料。但是，真相如何？
看看从1931年开始日军的不断进军，多少能明白些吧。总不会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步一步逼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又占了热河，占了长城又占了察绥，占了冀东又不得已来占平津……
总之，都是中国人的阴谋，逼的。
皇军，总是有理。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谈谈通州事件
2009年03月24日13:33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
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