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退下来的东北军沿铁路撤退，在盘山与日军对峙。这时，义勇军项青山部反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南线战况稍微缓解。
2－１３东北的“胡子”
项青山出身绿林，报号“忠义”，骁勇善战。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市街见闻》记载，他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军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出动了。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愿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
其实项青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三千，而且由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项部有“四五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项青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
当时锦州人有顺口溜赞颂项青山：“青山老北风（萨注：老北风指的是另一个参加义勇军的绿林好汉张海天），成心把日坑，活捉凌司令（萨注：指汉奸凌青印），枪崩日本兵……”项青山后率部入关，张学良曾赠送他一块镶有自己照片的怀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一个旅，项任旅长。
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得不能再窝囊。入关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项旅的列车出发以后，项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项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
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项活着时候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
但是，东北军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前线防御，而是坐等敌军来攻。这期间唯一积极向日军反攻的东北军将领，是处境极为艰难的马占山。为了掩护南线，马占山 26日以苑崇谷、吴松林、程志远三个多为新兵的骑兵旅突袭齐克铁路，并电请张学良下令反攻。同一天，南京国民党执监委召开紧急大会讨论锦州问题，广东一派力主东北军统统出关反攻，蒋、张亲自带兵去东北，华北交给阎锡山管理；南京一派认为这是借刀杀人，有人乘机收渔翁之利坚决反对。双方吵成一团，最终除了电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外没有其他结果。
28日，整顿完毕的日军第二师团再次出击，正午12时进至盘山与田庄台之间的大洼，再次与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铁甲列车相遇，双方发生战斗。但是，这次日军不再纠缠，一面开炮阻击，一面立即招飞机来参战。
实际上，24日的战斗后，日军已经发现，对付装甲列车最好的武器，就是飞机。这是因为装甲列车缺乏防空武器，而且只能沿铁路行进，加速减速也比较困难。因此，对于飞机来说属于准固定目标，命中率很高。同时，由于依赖铁路，即便没有击中铁甲列车，只要炸中其前后的铁轨，铁甲列车就失去了机动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日军此前数日已经不断派飞机出击，寻找东北军铁甲列车进行攻击。26日，日机识别错误，在大洼以东误击602次旅客列车，炸毁票车一节。
28日午后4时，日机6架对刘汉山铁甲列车发动猛攻，这下子终于打中了装甲列车的软肋。
在《辽宁文史资料》九一八专辑中，对此战的纪录是：
4时，日飞机6架向铁甲车投弹，铁甲车炮塔被击歪旋转柄颈，并炸翻材料平车两辆，前后铁轨都被炸毁”随后，日军派出骑兵，从两侧包抄东北军装甲列车，防止中国军队抢修铁路，试图将其缴获。经车上官兵和六五五团援军奋力抵抗，才将日军逐退。这一列重伤的装甲列车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官兵疯狂的抢修努力下，终于在29日得以摆脱日军封锁，沿修复的铁道拖回盘山车站。
张学良31日至南京政府电报，曾描述这次战斗——“28日下午6时30分，我铁甲车在田家坟南修复被毁铁路，敌见我军不能移动，即以8门大炮由我左侧集中射击，并有大批骑兵突进包围。我铁甲车枪炮发射过多，机件已失效力。敌接近时，我官兵及掩护队奋勇肉搏，酣战多时，约10时左右我援军赶到，一面御敌一面掩护工作。29日早3时，将甲车挂回盘山车站……
日军当日上午又飞来盘山车站轰炸，负伤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匆忙向沟帮子方向退却，退守胡家窝棚（这个地方，看过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的朋友可能有印象，1948年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在这儿扎下指挥部，结果被摸上来的三纵一营解放军打了个掏心战，通讯系统大乱，就此走向覆亡）。
与此同时，在大虎山一线，敌第八旅团也发动进攻。这里，中方作战纪录不全，一方面称装甲列车部队进行了抵抗，一方面又称参战的仅为“装甲车掩护队”，破坏铁道后也向沟帮子后撤，这样他们也可能是刘汉山装甲列车留在此处的警卫部队。此时大虎山前线东北军有无装甲列车，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日军也没有在这里与中方装甲列车的交战纪录。
2－１４日军用染色技术“制造”的彩色装甲列车照片，这是“前卫装甲列车”上后方开放的轻炮车。
2－１５这是用沙袋加强防御的重炮车
同日，东北军主力开始从锦州向关内撤退，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为由，下令锦州周围部队后撤关内，仅留黄显生部三个公安大队作象征性的防守。24日荣曾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请示方略，撤退的命令应该是做好的预案。
东北军撤退中，在大凌河曾因为遭到轰炸机车损坏，损失装甲列车一列，日本《朝日新闻》也记录了炸毁和俘虏这列装甲列车的消息。但是，由于作战中荣臻曾令“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线，使我无法判断这列被击毁的列车，到底是撤退下来的刘汉山铁甲列车呢，还是增援上去的沈瑞礼铁甲列车。
金先先生《锦州沦陷经过》中，对于沈瑞礼铁甲列车的纪录，暴露了真相——他记述道，1932年元旦下午，日军海军陆战队约一营兵力登陆天桥厂方向，向小凌河攻击前进，荣臻随即派沈部与张廷枢第十二旅两个步兵团增援反击。
这段话看来很正常，但如果看看地图和当时的纪录，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谎言。
第一，日本海军在锦州战役中并没有参战纪录，所谓日本海军一个营登陆进攻小凌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第二，天桥厂在锦州以南，而当时日军进攻部队，在沟帮子会合后都在锦州以北，敌人从北向南进攻锦州，锦州守军却向南增援，虽说地球是圆的吧，不免有些滑稽。
第三，张廷枢的部队，是最早从锦州撤退的。张学良31日致国民政府电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驻锦州绥中的第12旅首先转移，移驻开平昌黎一带，共分乘兵车八列，于30日午后三时第一列到滦”。既然如此，1932年1月1日，锦州又怎能再变出一个有两个步兵团的张廷枢旅来？
这里有个推测，那就是所谓沈瑞礼中队的增援，无非是为锦州撤退找一个“腹背受敌”的借口而已。根据张学良的电报，锦州的铁甲车队在31日晚和1932年1月1日先后过滦州，是不可能真正调上前线去的。
那么，在大凌河被击毁的东北军铁甲列车，只能是刘汉山车了，该车随东北军掩护部队步步后撤，30日胡家窝棚失守，31日沟帮子失守。锦州县志记载，31 日8时，日机8架轰炸沟帮子，投弹50，炸毁铁道，装甲列车1，死伤官兵37人。可能该车被炸毁后依然得以退到大凌河，因此还有记录曰“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被俘”。锦州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就此落幕。
2-16日本《朝日新闻》曾登出被俘装甲列车照片，但经过鉴定拍摄的实际是日军装甲列车，估计是东北军装甲列车损坏太大，拍照效果不佳。其照片今天在日本《朝日新闻》网上还可以看到，犹在以讹传讹。
锦州一战中，装甲列车部队的奋战，可算东北军的一个亮点。但是，也暴露了装甲列车的弱点。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也曾多次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交战，日军则屡屡出动轰炸机对抗，大约，就是吸取了锦州之战的经验教训。
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1）
2009年02月03日15:00
上
很早就注意到在日文资料中，提到过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曾袭击过日军战车部队，并给日军刚刚装备的制式主力战车*式中型坦克造成相当损失。可惜，这段记载语焉不详，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至今没能找到相应的纪录。
说起这次战斗，需要谈到日军战车发展的一个创举。前面提到，日军装甲部队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它也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较早地在战车动力上采用柴油发动机代替了汽油发动机。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战车动力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装甲车辆，大多都采用柴油发动机。最早采用柴油机的日军坦克，是1934年7月定型的*式乙型中型坦克，它采用一台三菱A-6120VD气冷式柴油发动机代替了*式甲型的戴姆勒118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
3－１日本*式甲型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一种制式主力战车，全重吨，装备57毫米短加农炮一门，机枪两挺，其中一挺装在炮塔上，方向与火炮相反，形如辫子。这种独特的设计也被下一代日军主战坦克九七式采用。
*式坦克，一般被认为脱胎于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而根据有“日本战车之父”之称的原已未生中将回忆，这种坦克的设计综合了维克斯C型战车和此前超重失败的日本“第一号战车”的特点。这种战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中排不上号，但在中国战场堪称巨兽，中国军队除了从印度打回来的远征军中装备有美式 M3、M4坦克，整个抗战期间还没有比它更重的战车 。
3－２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日本曾经进口两辆这种战车，主要用于研究。可以看到*式与它外观有几分相似。中国也曾进口若干维克斯6吨半战车，在淞沪战役中使用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实现仿制国产。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原乙未生《日本战车发展史》中，记载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节约燃料，第二则是“吸取第一次上海事变*式坦克作战中汽油发动机生存力低，容易起火的战训”。
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我国常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闸北，驻防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击毙敌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少将，活捉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在日文资料中介绍此战时，对“*精锐十九路军”的评价始终多有敬畏。
林大八曾经担任过吉林特务机关长、张作相的“吉林督军署总顾问”，是日军里的中国通，死后被敬为“军神林联队长”。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国阵亡的日军将领，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林大八阵亡于3月1日，日军第三次总攻的前线阵地，是被机枪击中身亡的。对面的中国军队，一半是十九路军，一半是中央军第五军，所以林大八到底是死在了哪支中国军队手里，至今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
由于钢产量不足，加上日本陆军坚持白刃战第一的作战思想，日军战车从设计上就被作为步兵支持武器。装甲薄、火力弱、战术落后的日军战车只有在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作战时可以耍耍威风，在太平洋战争和对苏作战中则屡屡被打得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军使用的战车始终评价不高。
其实，即便是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当时也曾经给日军战车部队沉重打击，八路军山东部队就曾在曹各庄用得意的诱敌深入战术，歼灭过一支配属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执行扫荡任务的日军战车部队，日本《春兵团的战斗》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次战斗。
既然改装柴油发动机是吸取战训，说明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鬼子的坦克部队肯定吃了咱们不小的亏。
然而，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并没有摧毁日军中型坦克的纪录。从战斗中的记录看，中国军队有击中击毁日军战车的战例。但从描述看，大多应该是日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轻型装甲车。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第五军，都缺乏能击穿*式10－17毫米装甲的有效武器。*式坦克重量12吨，如果放在欧洲闪电战的战场上只能算是三流装备，但在当时的亚洲战场堪称庞然大物，几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威力最大的英制6吨半战车也只有它一半的重量。如果真的曾将其摧毁，中方应有纪录。
中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日方的资料呢？
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一书，被认为对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描述比较详细客观，包括空闲少佐被俘，日军侦察机被中国高炮击落等作战细节都有专文介绍。他在书中描述过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击毁日军装甲车的战斗，提到*式坦克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观察窗是设计的败笔。因为中国军队在*式坦克面前吃亏后，曾组织神枪手专门瞄着这个地方打，杀伤日军车内人员。
*式坦克左侧的确有一个观察窗，是个窗套窗的设计，想法是行军时候开大窗，作战的时候开小窗。想法虽好，无奈那个小窗视野实在太窄，战场上日军多不得不打开大窗以利观察，结果成了这种坦克的阿喀硫斯之踵。
3－３日军*式甲型战车，可以看到其车体左侧的观察窗（机枪旁），发展到乙型的时候，这种坦克正面装甲改成了完整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的上下分层状，观察窗也缩小了，而且放在了右侧，这是区分*式甲乙型别的要点。从照片上由此可以判断，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中型坦克，即为*式乙型。
遗憾的是，儿岛襄也没有纪录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曾摧毁过*式中型坦克。
莫非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斗？
中
然而，根据日军作战纪录，在上海战场，确曾损失了两辆*式坦克。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式坦克隶属于独立第二战车中队，指挥官重见伊三雄大尉（这名有点儿耳熟吗？你要是熟悉太平洋战争史，有这种可能。1944年此人被击毙于菲律宾，当时已经是中将坦克旅团长，为日军装甲部队战争中死亡职务最高的将领。）日军对*式这种当时的新式武器，抱有试验和检验的目的。因此，这个独立第二战车中队装备两种坦克——日本国产的*式坦克五辆、法国进口的雷诺NC战车十辆，以便对比两种坦克的实战能力。到淞沪协定签署的时候，该中队的*式坦克只剩了三辆。
3-4日军在上海使用的雷诺-NC战车，为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处理库存物资，这批库存物资中国东北军张作霖部也曾购买。
另外两辆哪儿去了呢？若是简单的遭到中国军队的人员杀伤，甚至击穿其装甲薄弱部位，并不能将这样的巨兽摧毁。战场上中国军队并无俘虏这种坦克的纪录。所以，即便曾将其击伤，日军坦克也肯定逃了回去。而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使其享受从花名册上除名的待遇的。
一定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才会让一向好面子的日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相应纪录，似乎更像是日本陆军打了窝囊仗以后，一贯的维护脸面做法。
再查！
再次的查找甚至找到了这次战争中日军对雷诺坦克与*式坦克战场性能对比的报告。
根据日本方面的看法，*式坦克的表现，比雷诺战车要好。其主要优点，第一是性能稳定，第二是火力强大。性能稳定是因为雷诺坦克的毛病太多，故障频出，经常开到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就“立往生”了，成为死靶子。而火力强大则是因为它装备了57毫米短管加农炮。*式坦克的57毫米短加农炮基本没有打击装甲目标的能力，却适合摧毁固定的机枪掩体等目标。日军纪录中提到一条经验，即战车上装备火炮比装备射速高的机枪更有价值，面对对方以机枪据守的阵地，如果也用机枪对射一般会形成对峙，但如果轰上一炮对方通常就失去斗志而丢掉阵地了。俗话说“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十九路军倒不是新兵，但是基本没有重武器作战经验，日军的这条战斗总结有一定道理。
3－５一二八事变中的日军*式坦克
其实，这种战车的设计并不怎么出色，造型笨重，布满硕大铆钉的车体宛若巨型蟾蜍，作战中在山西原平第一次遇到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姜玉贞旅，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招牌人物百武俊吉大尉当场阵亡（同时还阵亡了另外两个战车中队长）。
这个百武俊吉和重见伊三雄是日军早期战车部队中最出色的两个指挥官，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独立战车中队的中队长。如果百武不死，估计到太平洋战争和重见一样，也能混个装甲旅团的旅团长了。这种*式战车在上海受到好评，关键原因还是它的设计重点恰好适合当地战场。例如，它17毫米的正面铆接装甲如果被平射炮击中很容易被摧毁，可基本没有平射炮的中国军队，其轻武器却无法击穿这种装甲；它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动作迟缓，连日本士兵都讥笑其为“铁牛部队”而不是自称的“铁狮子部队”，但这个速度伴随步兵前进正好够用。
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
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 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
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淞沪战场上让日军胆寒的中国迫击炮兵
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
下
如果这是十九路军袭击日军坦克部队的全貌，在双方的作战记录中难以找到也并不奇怪。
这是因为，对于远距离发动袭击的中国军队来说，看来这次的战果有点儿误打误撞，并不是专门对着*式去的。他们无从了解给日军造成的具体损失，自然也不知道打掉了日军的战车部队。而对于日军来说，对这种窝囊仗的态度一向是避重就轻——按照日军只纪录双方在战场上损失的逻辑，这次*式战车被袭击的现场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场的后方，当然不能算是战场损失喽。这对“皇军”来说并非新鲜事，所以才有用两个星期攻打下中国几个军据守的重镇洛阳，仅仅损失55人的伤亡报告。今天美军的伤亡报告也与此类似，你只要中弹后不是四分五裂，被战友发现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话——哪怕喘完这口气当场就过去了——也只能算是受伤；你要是被人家活捉点了天灯，哪怕是大家亲眼看见你被烧成一根木炭，只要烧得够彻底找不到可以鉴定DNA的组织，你也只能算是失踪。
看来大家对于自己损失这种损伤士气的事情，都是半斤八两。
既然真的存在这一战，尽管资料有限，我们依然可以对这次战斗的详情作一些分析和推导，或许可以看到这一仗文字记载背后更多的内容。
首先，有哪支中国军队具备发动这次攻击的能力？
这个线索，恐怕要从中国军队奇袭时候使用的武器——迫击炮来寻找踪迹了。
3－７身背斗笠，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
通常，我们认为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只有十九路军。实际上，在当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还包括至少三支陆军部队，那就是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附教导总队一部），宋子文所部税警总团（前期指挥官王赓，后期指挥官莫雄），以及原定接防十九路军闸北防线的宪兵第六团。此外，中央和广东空军也派机参战。这段历史颇为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第五军实际由国民政府的两个直属警卫师组成，曾强渡蕴藻浜，打得十分惨烈，勇猛顽强不亚于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领称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是因为被日军包围，不得不请求加入战局。而从作战过程看，税警总团从未出现过被包围的情况，其参战纯出主动请缨，如此说法当是十九路军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的反映。中国军队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你死我活，但在外敌面前，还是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虽然，一边和敌人打着仗一边相互算计的事情，也没少干。
这几支部队中，除了宪兵六团没有炮兵以外，十九路军、第五军、税警总团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迫击炮，足以发动这样的袭击。事实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部队曾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在评点中方武器装备时，评价最高的三种兵器就是——捷克ZB-26轻机枪、大口径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不过，这里面，我认为最有可能发动了这次攻势的，当属十九路军。这样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上校军械处长王大文曾回忆，十九路军发动抗战之后，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支持，踊跃捐献。十九路军用这笔捐款向上海各洋行购置到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立即分发各部，每连得三支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六门迫击炮。萨的看法，得了这批新武器的十九路军各部，如果不拿这批迫击炮在前线用一用，未免太不合当兵的对新武器那种好奇心了。
3－８蒋光鼐将军给捐款的上海商界人士回赠手书
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也感到十九路军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次作战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发生在2月中旬或更晚的时候。根据日军记载，*式坦克所属的第二独立战车中队，是随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即久留米旅团投入战斗的，这个旅团2月2日奉命集结，9日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日军主要为海军陆战队，并没有重型装甲车辆，只有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克鲁斯丁M-25装甲车。诡异的是根据日本《戦車マガジン》1985年第8期《中国军的机甲化》中曾经提到，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也使用了克鲁斯丁装甲车，双方战车之间交手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
首先，有哪支中国军队具备发动这次攻击的能力？
这个线索，恐怕要从中国军队奇袭时候使用的武器——迫击炮来寻找踪迹了。
3－７身背斗笠，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
通常，我们认为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只有十九路军。实际上，在当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还包括至少三支陆军部队，那就是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附教导总队一部），宋子文所部税警总团（前期指挥官王赓，后期指挥官莫雄），以及原定接防十九路军闸北防线的宪兵第六团。此外，中央和广东空军也派机参战。这段历史颇为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第五军实际由国民政府的两个直属警卫师组成，曾强渡蕴藻浜，打得十分惨烈，勇猛顽强不亚于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领称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是因为被日军包围，不得不请求加入战局。而从作战过程看，税警总团从未出现过被包围的情况，其参战纯出主动请缨，如此说法当是十九路军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的反映。中国军队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你死我活，但在外敌面前，还是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虽然，一边和敌人打着仗一边相互算计的事情，也没少干。
这几支部队中，除了宪兵六团没有炮兵以外，十九路军、第五军、税警总团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迫击炮，足以发动这样的袭击。事实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部队曾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在评点中方武器装备时，评价最高的三种兵器就是——捷克ZB-26轻机枪、大口径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不过，这里面，我认为最有可能发动了这次攻势的，当属十九路军。这样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上校军械处长王大文曾回忆，十九路军发动抗战之后，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支持，踊跃捐献。十九路军用这笔捐款向上海各洋行购置到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立即分发各部，每连得三支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六门迫击炮。萨的看法，得了这批新武器的十九路军各部，如果不拿这批迫击炮在前线用一用，未免太不合当兵的对新武器那种好奇心了。
3－８蒋光鼐将军给捐款的上海商界人士回赠手书
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也感到十九路军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次作战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发生在2月中旬或更晚的时候。根据日军记载，*式坦克所属的第二独立战车中队，是随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即久留米旅团投入战斗的，这个旅团2月2日奉命集结，9日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日军主要为海军陆战队，并没有重型装甲车辆，只有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克鲁斯丁M-25装甲车。诡异的是根据日本《戦車マガジン》1985年第8期《中国军的机甲化》中曾经提到，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也使用了克鲁斯丁装甲车，双方战车之间交手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
3－９日军在上海使用的M-25装甲车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 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
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
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共产党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
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
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
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或许出于对精钢宁折不作钩的叶挺军长之敬佩，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于新四军的材料颇有偏爱。无奈，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容易找到，盖新四军活动地区，是日军、国军、伪军相争的漩涡中心。相比几方而言，兵力、补给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生存环境更加艰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见*就称八路，结果颇有些战例发生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却每每归之于“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发愿收集资料，写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
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三月六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守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
对于车桥之战，在国内看战史资料时，我曾有两点疑惑。第一，车桥一度是江苏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曾在此处办公，而且是日军分割新四军苏中苏北两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但无论中方还是日方史料，战斗打响时都只有一个小队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驻防，兵力何其单薄呢？第二，守敌只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永山加强步兵小队附12名辎重兵），六十余人，为何战果包括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伪军四百五十余人？
从日方的记载，对这两个谜才能略窥端倪。第一个问题不足为问。1943年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车桥后，因此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韩部原来修筑的土围子工事（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军在车桥据点原驻守六十四师团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大队。只是由于豫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中抽调八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一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合作进行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车桥日军遭到攻击时，正是最为薄弱的时刻。
而攻击60个日军（最后还有二十人左右突围逃生）打出了460的战果，通过山本一三的描述，显然鲜明地带有了新四军指挥官的特色，那就是——围点打援。在行进间的部队远比固守阵地的部队抵抗力为弱，这个战术充分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思路。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此时还仅仅是牛刀小试，到了国共之战的时候，老叶玩这个战术更让国民党的将军们大吃苦头。而国民党将军们始终不悟。叶飞一生最后一次大战是东山岛之战，对上了国民党最狡猾的将军胡琏，当时胡上将已经将守军游梅耀团死死包围，却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陆援兵到来前全歼游团，结果被叶飞轻而易举抄了后路。假如胡琏不忙着歼灭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击叶飞的援兵，又会是怎样结果呢？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国军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学习*围点打援这个行之有效的战术，至死不悟。
言归正传，从山本一三所部的损失来看，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是可信的。因为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是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
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从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况看，他所部的日军，应该是从淮阴乘汽车来援的日军笹川大队所部一个中队，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军伏击圈的部队。他们被歼灭的战斗，被新四军称为“韩庄战斗”，中方纪录新四军战史对此的纪录是为“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一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一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两百余人。”“遭第一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一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这些，都与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节。而新四军中间一度撤围，并非误以为日军被全歼，而是因为第二批从琏水赶来的日军这时也进入了包围圈，叶飞需要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这第二路日军是日军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新四军纪录为“三泽大队”）一部，由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亲自指挥。因为兵力上新四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日军开路的装甲车陷入泥沼，后续部队被纷纷切断，最终日军山泽大队长被击毙（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这个，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不过从后来军服都丢给新四军了来看，应该是打死了，否则负那样重的伤还要*服，不怕伤风感冒转肺炎吗），其“一杠一朵花”的军服也被新四军缴获，残部掉头逃跑。此后，又有三路从宝应、淮阴等地赶来的日军先后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从山本一三所部二百余人的命运看，新四军此战歼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尚是个保守数字。
而此战的效果也显然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处。虽然车桥最后的约二十名日军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击毙，但此后新四军对泾口、曹甸等地日军据点的攻击，就一路顺风，日伪军望风而走，再没有组织像车桥这样大规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战。原因无他，当地日军总共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七八百人，车桥一战被叶飞干掉过半，已经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一次这样的战斗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后来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作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
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共产党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是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洗脑”？
似乎，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此战他很清醒，认识到关键时刻来了，有部下看到邓军长出发前把泡到一半的人参酒都给扔了。
虽然战术对头，还是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八十三军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此战，邓所部突围部队中仅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一五九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一六〇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
邓龙光部突围，是在12月12日夜间。一般的说法，认为邓龙光部是为南京守军中最后能够成建制突出重围的部队。
4-2 南京战役中被中国战车击毁的日军汽车，这辆车上坐的是东京新闻代表团，著名记者浜野嘉夫当场被击毙。
但是，从日文史料中，我们发现，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七十四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
关于七十四军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五十八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五十一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七十四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
这段史实并非孤证，可见于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以及岗绮溪子的《日中战争问题点检证》第69节“南京战”。
儿岛襄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的：
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但基本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幕府山中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溃兵，没有食物也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联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13日夜间，一支大约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向西强行突围，丢弃了大量辎重后冲过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经过调查，这是中国军最为能战的七十四军所部。追击的部队错误地向西寻找，却因为该部突围后即转向南方而失去踪迹。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
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六千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炽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尽管时间一个讲13日夜间，一个是讲13日拂晓，但战斗的经过大体一致。因此，七十四军部队13日突围并成功，似乎应该是南京守军的最后战斗。而且，由于它选择突围的西方，正是日军重兵所在，战斗一定更加惨烈。失去指挥，面对一个联队强敌，败军阵中依然能团结杀出重围，还顺手消灭日军一个中队，这般打法，充分说明了七十四军的战斗素养，不愧虎贲之名。
只是，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究竟是谁，这支突围后的部队何时何地返回建制，则是中方资料中无法查到的。这是此后多年战乱档案遗失造成的遗憾，还是战时混乱导致未能清楚记载，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在日本文献中看到对于1939年10月3日中国空军空袭武汉的战斗描述，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判断，此战至少击毁击伤日机160架，击毙日军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官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淡大佐等多名高级军官。
特别是日方提到，当时在场的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将军在此战中负伤致残。由于他致残后无法继续担任海上任务，原来极有可能由他担任的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官职务，改由他的同学，没有航空指挥经验的南云忠一担任。
南云指挥的中途岛战役，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如果是塚原而不是南云担任指挥，日军很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轰炸造成意料不到的效果云云。
５－１中国空军包括苏联志愿航空队使用的SB-2快速轻型轰炸机
日本记载翻译如下：
奇袭汉口基地
苏联送给中国的SB-2轰炸机神威大展，于1939年10月大举进袭了日本军占领下的汉口基地。中方趁机而入的背景是此时正值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当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正以“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名义驻扎在汉口的空军基地，而且因为汉口机场拥有长达1500米级的跑道，停机坪也很宽敞，所以不仅仅海军，陆军的航空队也使用此机场。1939年9月末，汉口机场除了有140-160架的日本海军战机外，还有日本陆军20架的侦察机和联络机云集于此。可是，他们对中国空军的奇袭攻击完全没有任何察觉。
10月3日凌晨，以12架苏制图SB-2高速轰炸机为主力的轰炸机部队袭来，由于日本方面没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执勤，防空炮火也没有准备，因此中方的SB -2驾驶员得以冷静实施轰炸。第一波轰炸是在6000米高空进行的。由于没有遭到反击，他们又降低到1400米高度实施了第二波轰炸。中方的12架战机虽然没有达到满载的10吨载弹，但全部炸弹都倾泻到了汉口机场。日本方面的飞机由于密集驻扎于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统计日方的损失中，全损至少为60架，另有接近100架左右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都被认定无法起飞。人员伤亡更甚，死伤者多达240名，其中司令官塚原四三（海军少将）负了左手被切断的重伤。九死一生的塚原在治疗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塚原于1921年加入横须贺航空队，进入航空界打拼以后，历任“临时航空技术讲习部员”、“凤翔号副舰长”、“航空总部*员”、“航空厂总务部长”、“赤诚号舰长”、“航空总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等职，始终没离开航空教育与部队勤务。由于塚原丢了一只手（没法再继续在海上指挥舰队），因此无法胜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一职了。实在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 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可见中国此次轰炸在历史拐弯处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看看丢了一只手的塚原，仍旧能继续在军中服役（虽然是被转到预备役去了），就可以了解塚原对于航空界实乃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次轰炸负重伤，未来担任机动部队指挥角色的，将有很大可能性是塚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这也算是对他多少有些补偿吧。
回头再看汉口机场的时候，1938年10月3日那天据说补给飞机将从木更津航空队飞过来，塚原司令及下属军官都集中在战斗指挥所前，正在此时炸弹落下，实在是不走运得紧，以为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戒备之际愕然……
这次的轰炸除了塚原以外，还直接造成了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的死亡。汉口机场原本是赛马场，经平整修建的机场。关于这次奇袭，坂井三郎在《天空的武士》一书中以《最倒霉的一天发生的事》为题有详细描述；而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 2》里面只提到中国空军的SB-2等扔下五十余枚炸弹，大多数落入附近水田云云，并未涉及日军飞机所受损失。
——节选自《帝国制空战》，光人社 2006年发行。
但在中方的记录中，我找不到1939年10月3日轰炸武汉机场的记录。记录中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经与中国空军一起空袭武汉，而且其殉难经过与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对自己此战中记录的中国空军殿后机过程十分吻合。然而，库里申科的死，很多文献记载是1939年10月14日，如果是那样，与这次空袭就对不上了。
补充两点：
1　译文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
这击沉的两艘军舰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一艘是三万一千五百吨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另一艘是三万五千吨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激战过俾斯麦号的威尔士亲王号，《大西洋宪章》就是在它上面签署的！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2　坂井三郎日本海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王牌飞行员，曾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曾在中国《航空知识》连载，这里的文字就来自本书：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像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12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架的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20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12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昌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拿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12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５－２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
从我的推测来看，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轰炸机，很可能就是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座机。请看关于库里申科殉职一战的描述：
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在我国的资料中，后来也找到了相关材料，认为是10月3日、4日进行了两次空袭，使用的是DB3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大队长在第二次空袭中阵亡。
但由于日期存在差异，而日本方面没有第二次空袭的纪录，这种推测只能是一个谜了，是我军把一次空袭作为了两次？还是日军把两次空袭合成了一次？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
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
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
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