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庄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地沉静了。
在家里，一切事情也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用早餐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来，而更加恶劣的，是公然不听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样的节日是不会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权威，因此她赞成了不准格里沙吃甜馅饼的决定。这事多少有点使大家扫兴。
格里沙哭着，诉说尼古连卡也吹了口哨，他却没有受罚，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他不在乎那个——而是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也的确是太可怜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下了决心去说服英国家庭女教师，要她饶了格里沙，于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过客厅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使她的心这样充满了快乐，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她自己已经饶恕犯罪者了。
受罚的人坐在客厅窗台的角上；塔尼娅手里端着一只碟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拿点心给洋娃娃吃，请求家庭女教师允许她把她的一份馅饼拿到育儿室去，而实际上她却拿到她弟弟这里来了。他一面还在哭诉着他受的处罚不公平，一面吃馅饼，而且尽在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吃吧，我们一道吃吧……一道。”
塔尼娅开始因为怜悯格里沙，随后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高尚而感动，泪水也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吃了她的一份。
看见母亲，他们都吓慌了，但是看到她的脸色，他们看出来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嘴里塞满了馅饼，突然笑起来，他们开始用手揩着带笑的嘴唇，在他们快活的脸上涂满了眼泪和果酱。
“啊哟！你的雪白的新连衣裙！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全那件连衣裙，但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的、欢喜的微笑。
新衣服脱下来了，她吩咐给女孩们穿上短衫，男孩们穿上短上衣，并且驾好小马车去采鲜蘑和水浴，使管家懊恼的是又套上他的棕色马。欢乐的叫声在育儿室里喧腾起来，一直到他们出发到浴场的时候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鲜蘑；连莉莉都拾到了一只白桦菌。以前一向是古里小姐找到一个就指给她看；但是这一回她亲手拾到一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采到一个鲜蘑呢！”
随后他们坐车到了河边，把马留在白桦树下，走向小浴场去。马车夫捷连季把那尽在摇拂着尾巴驱逐苍蝇的马系在树上，就在白桦树荫下躺下来，把青草压倒了，抽着劣等烟草，同时，小孩们不停的欢乐的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来。
虽然要照管所有这些小孩，不让他们淘气，是一件麻烦事，虽然要记住这么多不同的脚的长袜、短裤和靴子而不弄乱，要解开又系上所有的带子和钮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再没有比和所有这些小孩一道水浴更快乐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欢水浴，而且相信这对于小孩是极其有益的。检视所有这些胖胖的小腿，给他们穿上长袜，抱住这些赤裸的小身体在水里浸一浸，以及听着他们的又惊又喜的嚷叫，看着她的这些溅着水的小天使圆睁着惊奇而又快乐的眼睛，喘着气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极大的快乐。
当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时候，几个打扮得很漂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近水浴小屋，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唤她们中间的一个来，请她把掉到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晒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和那些农妇攀谈起来。开头，她们用手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什么，但是不一会她们就胆大了，开始谈起话来，立刻以她们对于小孩们所表示出来的纯真的叹赏而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欢心。
“嗳呀，看看这个小美人，白得像糖一样哩！”一个说，一边叹赏着塔涅奇卡，一边摇着头。“只是瘦……”
“是的，她生过病呢。”
“他们也给你洗了澡吗？”另一个望着婴儿说。
“不，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夸耀般地回答。
“当真吗！”
“你有小孩吗？”
“我生过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我就在上个狂欢节给她断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两岁了。”
“你为什么喂她那么久的奶呢？”
“这是我们的习惯，要过三个斋期……”
于是谈话就转移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话题上：她生孩子的时候怎样？男孩有什么病？丈夫在哪里？
他是否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直不愿离开农妇们了，和她们谈话她觉得这么有趣，她们的趣味又是这么完全相投。使她顶高兴的是她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妇人最羡慕的是她有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那么可爱。农妇们甚至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了，却触怒了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她就是使她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原因。一个年轻妇人尽盯着看那个最后穿衣服的英国妇人，而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下了这样的评语：“嗳哟，她穿了一条又一条，永远穿不完呢！”于是大家一齐笑开了。
九
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她那群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小孩们环绕着，自己头上系着头巾，坐车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马车夫说：
“哪家的老爷来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老爷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望着前方，当她认出迎面而来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悉的姿态的时候，她快活极了。她什么时候都高兴看见他，而这时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她，就更加使她高兴了。谁也比不上列文能赏识她的伟大了。
看见她，他就感到好像面对着他想像中的家庭生活的一幅图景。
“您好像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噢，我真高兴看见您！”她说，把手伸给他。
“高兴看见我，可是您却不让我知道。我哥哥住在我那里。
我接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到这里来了。”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想也许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列文说，这样说了之后，他突然感得狼狈起来，于是中止了话，他默默地和小马车并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树的嫩芽，细细咀嚼着。他感到狼狈，是因为他感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本来应该由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会不愉快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别人的那种做法。她立刻觉出列文觉察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感觉和这种细致的感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这么喜欢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说，“那意思只是说您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兴呢。不用说我也想得到，像你们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在这里会感觉得很简陋，假如您需要什么的话，一切我都愿为您效劳。”
“啊，不！”多莉说。“起初是有点不大舒适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安顿得好好的了——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劳哩，”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老乳母看见他们说到她，快活地、亲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他是她最小的小姐的佳偶，极其盼望这门婚事成功。
“您不坐上车来吗，老爷？我们可以往这边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路。孩子们，有谁要跟我一道和马赛跑吗？”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对于他，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到孩子们对于做假的大人常常感到的那种畏怯和敌视混织在一起的奇怪情绪。那是常常使孩子们受罪不浅的。伪善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最机灵的大人，但是最不灵敏的小孩也能识破伪善，对它抱着恶感，不管它掩饰得多么巧妙。列文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在他身上是没有丝毫伪善的地方，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示了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出的同样的亲切。接受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来，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们的乳母或是古里小姐或是他们的母亲一道跑着一样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里去，于是她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把她掮在肩头上，扛着她跑。
“不要怕，不要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向母亲愉快地微笑着。“我绝不会让她受伤，也绝不会把她摔下来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有力的、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的动作，母亲也就放心了，于是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愉快地、赞许地微笑着。
在乡间这儿，和孩子们，和他所同情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道，列文体验到他常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快活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当他和孩子们一道跑的时候，他教他们体操，用他那种怪腔怪调的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发笑，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着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他两人坐在凉台上，开始谈到基蒂了。
“您知道吗？基蒂要来这里，和我一道过夏天。”
“真的吗？”他说，涨红了脸，为了改变话题，他立刻改口说道：“那么我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吧？假使您一定要算钱的话，就一个月付我五个卢布吧；但是您这样可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谢谢。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呢。”
“啊，那么好，我去看看您的母牛，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指点您怎样喂牛吧。一切全靠饲料呢。”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一套喂牛的道理，说母牛只是把饲料变成牛乳的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谈着这个，但却热烈地渴望听到关于基蒂的详情，同时又怕听到。他害怕他那得来不易的内心平静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但是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这里可有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精打采地说。
她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料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她不想再有所改变；加以，她对于列文的农业知识并不信任。说母牛是产乳的机器这一类道理，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道理只会妨碍农事。一切照她想来要简单得多：像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多给花斑牛和白胸牛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师把厨房的泔水给洗衣妇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关于用谷类和草做饲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谈基蒂的事。
十
“基蒂来信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和平静是她更渴望的了，”多莉在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她怎样呢，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啊，我真高兴得很！”列文说，当他这么说着而且默默地凝视着她的时候，多莉感到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怜悯的、无助的表情。
“让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流露出她那温和而又略带嘲弄的微笑，“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呢？”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说。
“是的。您生气了。要不然，您为什么到了莫斯科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了，“我真奇怪以您这样个好心肠的人竟会感觉不到这个。您怎么一点也不怜悯我，您既然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列文说，于是一分钟以前他对基蒂所抱着的满腔柔情，立刻转化为由于受到侮辱而产生的愤恨之情了。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您误解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这样猜测过。”
“那么现在您总知道了。”
“我先前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情。假使她连我都没有告诉的话，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但是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里去的时候。”
“您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了伤害……”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头。
“但是她，可怜的孩子……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说，站起身来。“我要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吧！”
“不，再待一会，”她说，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会，坐下吧。”
“请，请不要再谈这个了吧！”他说，坐下来，同时感觉得他原以为埋葬了的那种希望又在他心中觉醒和骚动了。
“假使我不是喜欢您的话，”她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假使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的话……”
那种原来以为死了的感情逐渐复活了，抬起头来，把列文的心占据了。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您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们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样样都随自己选择。你们爱什么人自己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一个女子处在悬而不决之中，带着女性的、少女的羞涩，她从远远的地方观看你们男子，什么话都只好听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的。假使不吐露感情的话……”
“不，会吐露感情的；但是只想想：你们男子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后来，当您确信您爱她的时候，您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这样。”
“无论怎样说，当您的爱成熟了或是在您所要选择的两个人中间看中了一个的时候，您就求婚。但是人们并不问少女的。我们希望她自己选择，但她却选择不了；她只能回答‘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弗龙斯基两人中间选择一个，”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复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只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抑。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人会这样选择新衣裳或是别的物品，但却不是爱情。选定了最好……翻来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好像很轻视他的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别种感情来就显得很低下了。“当您向基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在一种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犹疑不定。在您和弗龙斯基两人之间犹疑。他，她天天看见，而您，她却好久没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方我处在她的地位就决不会犹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欢他，而结果果然这样。”
列文想起了基蒂的回答。她说了：“不，那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淡地说，“我看重您对我的信赖，但是我相信您是误解了。但是不管我做的对不对，您那么鄙视的那自尊心使得我根本不可能想念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只再说一句：您知道我是在说我的妹妹，我疼爱她如同疼爱自己的小孩们一样。我也并没有说她爱您，我的意思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列文说，跳起来了。“要是您知道您是在怎样地伤害我呀。这正像您的一个孩子死了，而他们却对您说：如果他在的话会是怎样，他本来可以活着的，您看见他会多么快乐。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说得多好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尽管列文非常激动，她仍然带着怅惘而又嘲讽的微笑说。“是的，我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基蒂在这里的时候您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自然我不会躲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讨厌。”
“您真是说得好笑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复说，含着深情凝视着他的面孔。“那么好，就当作我们没有谈过吧。你来做什么，塔尼娅？”她用法语对走进来的小女孩说。
“我的铲子在哪里，妈妈？”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小女孩试着用法语说，但是记不起法语铲子这个字来了；母亲指点她，用法语对她说铲子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给了列文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里和她的小孩们的一切，现在对他说来，再也不像一会儿以前那样富于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和孩子们说法语呢？”他想；“这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揉造作啊！孩子们也感觉到这点。学习了法语，忘掉了真诚，”他暗自思索，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这事已经再三想过，结果还是相信：即使要牺牲真诚也不能不用那种方法去教孩子们法语。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急着走呢？再待一会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来。
喝过了茶，他走到门厅去吩咐套上马车，而当他转来的时候，他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激动，面带愁容，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睛里。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对她的孩子们所抱着的夸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塔尼娅为了争一个球打起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育儿室的叫声跑去看见他们处在可怕的光景里。塔尼娅揪着格里沙的头发，而他呢，愤怒得脸都变了模样，正用拳头往她身上乱打。这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这种光景，好像她的心碎了。好像黑暗遮住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引以自豪的这些孩子不但极其平凡，而且简直是不良的、没有教养的、具有粗暴野蛮癖性的孩子，坏孩子。
她不能说，也不能想别的事情了；她不能向列文诉说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来她很不快乐，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能证明有什么不好，小孩们没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却想：“不，我对我的小孩们可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和他们说法语；但是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只要不宠坏小孩们，不伤害他们的天性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是很可爱的。不，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
他告别了，坐车走了，她没有挽留他。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个明白。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多么好的割草的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了亲吗？”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①恰好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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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菲利普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
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
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自己很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与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
“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①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②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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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丽的爱莲娜》是德国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
②法语：嘲笑。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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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quo①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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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维持现状。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①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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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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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
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一直不走了吗？”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什么衣服来呢？”
十七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septmervoillesdumonde①。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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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世界七奇。
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们都早。
正在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了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
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仆人报告说。
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地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那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
“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we’llhaveacosychat①，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的拿伞的那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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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我们来促膝谈心吧。
“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并且给与她一种乐趣。
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去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她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的精华之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褊狭。
我只是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很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的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
“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去。“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
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acosychat。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的话，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问题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
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
“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
这也是一样。”
“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
“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而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
十八
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只想想，我们差一点压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
“现在不必，”她说。
“啊，好的。我以后来讨。”
“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
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
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着她，正如瓦西卡一样。
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魅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的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
“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
“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那样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
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
“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
“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
“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圈子里哩，”安娜说。
“也许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
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
“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跑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
“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
“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
“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
“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
“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
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
“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这个聪明人的谄媚的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
十九
虽然弗龙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憎恶没有秩序的人。当他年纪很小，还在贵胄军官学校的时候，他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尝到了遭人拒绝的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了。
为了使他的事务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整理他的全部事务。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fairelalessiv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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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洗涤。
赛马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着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工作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大得很的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的情况的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不免以为这些繁杂事情以及解决这些事情的困难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个人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被他们自己个人的繁杂事务所包围着。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里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并非毫无理由，想随便旁的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狈，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那么，把他的状况整顿一番，弄个清楚，现在对于他是极其必要了。
弗龙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它是最容易的问题。用纤细的笔迹把他欠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他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略掉了。计算了一下他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他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又计算了一遍他的欠债，弗龙斯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毫不拖延地偿付的欠债。这种欠债大概有四千卢布的光景：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给他的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在弗龙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棍这笔钱。弗龙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的（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着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弗龙斯基来付。这样倒也好，但是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个肮脏的事件中，虽然他所参与的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两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不和他多费口舌。所以为了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承办人、英国人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也得偿付两千卢布左右。最后一类欠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为目前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一个像一般人所断定弗龙斯基那样的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这一点儿欠债似乎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差得很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还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开来。当他哥哥负了一身债，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夫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的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联队，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与。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每年除了他应有的二万五千卢布再补助阿列克谢二万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通通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了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花销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的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话，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得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中了。
二十
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他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不多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与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
“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
二十一
“我来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哩！”彼得里茨基说。“哦，完了吗？”
“完了，”弗龙斯基回答，只有眼睛里含着微笑，并且那么细心地捻着胡髭，就好像把他的事务弄得井井有条之后，任何太鲁莽或者急遽的动作都会搅乱它似的。
“你每次这样以后总是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
“我从格里茨基（他们这样叫那联队长）那里来，他们都在等你。”
弗龙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哦，音乐就是他那里发出来的吗？”他一面说，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曲的管弦乐的熟悉的音调。“又是什么庆祝宴会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哈！”弗龙斯基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
既已下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心——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龙斯基就不能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羡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联队没有先来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友，他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噢，我高兴极了！”
联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的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龙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伏特加的大桶旁边的一队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着的联队长的壮健的、快乐的姿容。他走到凉台第一级台阶上，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兵士大声地叫嚷着吩咐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兵士，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龙斯基一道走到凉台上。联队长回到桌子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跟在联队长后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台阶上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正站在他面前的两颊红润、风度潇洒的军需官说，那位军需官虽然在服第二期的兵役，却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弗龙斯基有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颊髭，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它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是在于它们的文雅高贵风度。弗龙斯基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的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龙斯基知道那种光辉，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觉察出来。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的时候，他看到了弗龙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仰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龙斯基招呼，而且用这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军需官已挺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来了！”联队长叫着。“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又在忧郁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的濡润、鲜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到弗龙斯基面前去。
“我真高兴！”他说，紧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照顾他吧，”联队长指着弗龙斯基对亚什温叫了一声，就走到下面兵士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弗龙斯基说，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他补充说，转向副官说：“请尽这点钱平分给大家吧。”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
“弗龙斯基！要吃点或是喝点什么吗？”亚什温问。“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噢，来了，喝一杯吧！”
联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联队长往上抛。随后，在歌手们面前，联队长本人和彼得里茨基跳起舞来。后来，联队长已显出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温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看见弗龙斯基在那里；弗龙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擦着脖颈和头。等他洗完了，弗龙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时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的女人，”弗龙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他预见到谈话趋向的题目，而他是喜欢那个题目的。
“唯一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带着微笑反问。
“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是从你夫人那里，”弗龙斯基说，用脸上的严峻表情阻止对方的暗示。“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一点也不惊奇。我期望的还要大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龙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不觉得有掩饰这种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来期望的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
“要是你没有成功的话，你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弗龙斯基说。
“我不这样想，”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又微笑了。“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感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内有些才能，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到我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意识到自己辉煌的成功，这样说。“因此我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
“这在你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曾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而活着。”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大笑着说。
“我开始就说我听到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
“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翻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这样就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种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这就是他！”他补充说，听着“乌拉！”的叫声。“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
“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啊。”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捷涅夫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因为猜疑他有那种荒谬的意见而恼怒了，皱起了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