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tcaestuneblague①。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什么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惯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呢？”弗龙斯基举出了几个当权者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一种什么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Celan’estpasplusfinqueca②。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我有一种比他们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人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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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那全是胡诌。
②法语：不过如此而已。
弗龙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的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毋宁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龙斯基自己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联队以外。弗龙斯基还感觉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的能力，以他那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实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力的人物。他有点嫉妒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句老实话，至少现在是这样！”弗龙斯基补充说。
“是的，现在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啊。”
“也许，”弗龙斯基回答说。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利伊继续说，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样，“但是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carteblanche①。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超过这个。是的，”他说，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着。“给我carteblanche，退出联队，我会让人觉察不出地把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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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全权委托书。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弗龙斯基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立起身来，面对着他站着。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我懂得这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告诉弗龙斯基不用惧怕，他会很斯文地、细心地去触那痛处的。“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什么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了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了！”弗龙斯基对一个向房间里张望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来唤他们到联队长那里去的。
弗龙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就是我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再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欢喜打比喻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一等，等一等！对啦，正好像你要拿着fardeau①，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那就只有把fardeau系在背上的时候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拖着fardeau而不结婚，你的手就会老给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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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包袱。
“什么样的女人啊！”弗龙斯基说，想起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所勾搭上的法国妇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fardeau，而且要从什么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没有恋爱过，”弗龙斯基低声说，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是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terre－à－terr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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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讲求实际。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并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样又来叫他们的。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龙斯基。
“是你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弗龙斯基拆开信，涨红了脸。
“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要回去，”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呀，那么再见！你给我carteblanche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到彼得堡再来看你。”
二十二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那里，同时又为了不用大家都认得的他自己那辆马车，弗龙斯基坐上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快跑。这是一辆宽敞的、旧式的、有四个座位的马车。他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堕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他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身体。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里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由于用冷水冲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他胡髭上的润发油的香气在新鲜空气中使他觉得特别好闻。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在清澈的冷空气里的一切，映在落日的淡淡余晖里，就像他自己一样清新、快乐和壮健。在夕阳的斜照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一片静止的青草和绿树，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斜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快点，快点！”他对马车夫说，把头伸到窗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在车夫回过头来的时候放在他的手里。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路行驶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想，凝视着车窗之间的铃钮，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的安娜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她为什么在贝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想，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诧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他就叫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着的时候就跳下来，走进直通房子的林荫路。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脸给面纱掩蔽着，但是他用欢喜的眼光拥抱了她所独有的那种特殊步态、肩膊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力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的嘴唇抽搐起来。
走到他面前去，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吗？我非得见见你不可呢，”她说；他在她的面纱下看到的她的嘴唇的严肃庄重的线条，立刻使他的心情改变了。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呢？”
“没有关系，”她说，挽住他的胳膊，“一道走走吧，我要和你谈谈哩。”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幽会不会是欢乐的。在她面前，他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还不知道她的忧愁的原因，他就已经感到那忧愁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了。
“什么事？什么？”他问她，用胳膊紧挽着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来，随后突然间她停住脚步。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开口说，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他听她说着，不觉把整个身子弯向她，好像希望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说出这话，他就蓦地挺直身子，一种高傲而严厉的表情显露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这样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对于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讲的话，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种表情与弗龙斯基心中所起的第一个念头——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关。她心中从没有想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于这瞬息间的严厉表情作了别的解释。
当她接到丈夫的信的时候，她就从心底知道一切都会照以前的样子继续下去，她没有毅力放弃她的地位，抛弃她的儿子，投奔到情人那里去。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更坚定了她这个念头。但是这次幽会对于她还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她希望这次幽会能改变她的处境，能拯救她。要是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坚决地、热情地、没有片刻踌躇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会丢弃她的儿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变化：他只是好像感到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这在我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说。
“你看……”她从手套里掏出她丈夫的信来。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接过那封信，却没有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结这个处境，好让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假使我怀疑……”
“谁来了？”弗龙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妇人突然说。
“也许她们认识我们呢！”说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转进一条小路去。
“啊，我才不在乎哩！”她说。她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从面纱下面含着异样的愤慨望着他。“我告诉你，问题不在那儿，我不会怀疑这个的；但是你看他给我写些什么话吧。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听到她和她丈夫决裂的最初那一瞬间一样，弗龙斯基读着信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沉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触中，那种感触是由于他自己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现在，他把信拿在手里，他不禁想像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在家里看到的挑战书，和决斗时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之后，脸上带着像现在一样的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时那决斗的情景。这时候，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刚刚对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头——还是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这个念头是不能够对她说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目光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她立刻明白他自己早就想过这事。她知道不论他对她怎样说，他都不会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她知道她最后的一线希望落了空。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她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他……”
“原谅我，但是这样我倒觉得很快活。”弗龙斯基插嘴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让我说完吧！”他补充说，他的眼睛恳求她给他解释这句话的时间。“我觉得很快活，是因为事情决不会，决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照旧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会？”安娜说，她忍住眼泪，而且显然已不重视他所说的话了。她感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弗龙斯基本来想要说在决斗——他以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事情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这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涨红了脸，“希望你让我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口说。
她没有让他说下去。
“但是我的儿子呢？”她叫了一声。“你看见他信上写的话吗？一定要我离开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做。”
“但是，为上帝的缘故，哪一样好些呢？——离开你的儿子呢，还是继续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过下去？”
“对谁说来是屈辱的？”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请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颤声地说。现在她不愿意他说假话。她剩下的只有他的爱，而她也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自己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我的处境而感到自豪，就因为……我自豪……自豪……”她说不出引以自豪的东西来。羞耻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蓦地呜咽起来。
他也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使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要想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那么感动了他；他为她难过，而且感觉到爱莫能助，同时他也知道他就是她不幸的原因，是他做了错事。
“离婚不行吗？”他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带了你的儿子一道离开他也不行吗？”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样。现在我就得回到他那里去，”她冷冷地说。她预感到一切都会照旧，这种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就回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安娜打发走了马车，吩咐再到弗列达花园门前来接她，现在马车已经来了，安娜告别了弗龙斯基，就回家去了。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室，照例向议员和议长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手放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里有必要的证据和他预备发表的演讲提纲。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文件。一切他都记得，他觉得不必要在他记忆里再三再西地重温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他的政敌面对着他，而且徒然想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的时候，他的演说就会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他觉得他的演说的内容是这样重要，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在他听照例的报告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最天真、最平和的态度。看见他那青筋累累、指头很长的白净的双手，那么安闲地抚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纸的两端，看见他的头垂到一边那种疲倦的神情，谁都不会猜到几分钟之内从他的嘴里就会吐出的滔滔的言辞，那将卷起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报告完了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常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他的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的时候，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来报告她来到的时候，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的到来。但是当她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她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他来。但是一点钟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走进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他走到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出来，虽然她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坚决地向他那里走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的时候，他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来他是在考虑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去迎接她。他没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坐到她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她准备和他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蔑他，责备他，她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而且她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继续了一些时候。“谢廖沙很好吗？”他说，没有等待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说。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他说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没有力量开口，她自己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望着她的头发那种凝神注视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说，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到会这样的。”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他用尖细刺耳的声调说，“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样急急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们的丈夫。”他特别着重说“愉快的”这个字眼。
“社会上不知道这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我就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安娜带着胆怯的声调说，开始惊惶地望着他。
当她又看到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听到那种刺耳的、孩子一样的讥讽的声调时，她对他的嫌恶就消除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觉得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处境。
“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既已……”她开口说。
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是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作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他继续说，激昂起来了，“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对您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该受谴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样？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他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着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过的一夜，对他并不是虚度过去的。他的农业经营使他厌烦，使他丝毫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年丰收，但是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在他和农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争吵，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造成这些失败和敌意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本身上体验到的快乐，由于劳动而和农民的接近，他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所感到的羡慕，他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愿望——那愿望在那天晚上对于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目的，他已仔细考虑了达到那目的的办法——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于他所经营的农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够对它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一群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全部用很好的犁耕过的土地，九块用篱笆围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亩施足了肥的田地，各式条播机，以及其他等等——假如这劳动只是由他自己，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同情他的人们所共同完成的，这一切就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农业的著作，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于他大有帮助），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一方面，在他这方面，是不断的竭尽全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十全十美的理想境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看出了尽管他这方面如何紧张，而另一方面却是毫不努力或者甚至毫无目的，而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工作进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而很好的农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对谁都没有益处地白白糟蹋了。主要的是，花在这种事业上的精力还不只是徒劳无益，现在，这种事业的意义他既已明了，他就不能不感到连他浪费的精力的目的也都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努力争取自己的每一个小钱（而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他只要稍许放松一点，他就会没有钱去偿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他们却只坚持要轻松愉快地干活，那就是说，照他们平常一样地劳动。为了他的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尽量辛勤地劳动，而且劳动的时候，应该步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谷机、马耙、打谷机弄坏，应该留神自己干的活儿。劳动者需要的则是尽可能快乐地、常常休息地、特别是漫不经心地、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个夏天，列文随时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苜蓿做干草，他选定了长满了杂草和莠草的、不能留种的最坏的田地让给他们去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尽割最好的苜蓿地，他们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且说这会制成很出色的干草，这样来安慰他；但是他知道这只是由于那些地比较容易刈割的缘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机，翻了不到几行就坏了，因为坐在驾驶座位上，听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舞动，农民觉得很沉闷。而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老爷，女人们马上就会把草翻好的。”几张犁实际上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转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犁头提起，他使劲地把犁头扭转过去，折磨着马匹，毁坏了地面，而他们却要求列文不用担心。马自由自在地闯进了小麦田，原因是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做守夜人，虽然命令不要这样做，农民们还是坚决主张轮流守夜，而万卡，在劳动了整整一晚之后，睡着了，为了他的过失，他很后悔，说道：“随您怎样处置我吧，老爷。”由于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里，又不给牛水喝，他们糟蹋死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而且怎样也不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为了安慰他，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位邻人三天里损失了一百十二头家畜。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谁对列文或者对他的农场怀着恶意；相反地，他知道他们都欢喜他，把他当做一位朴实的老爷（他们的最高的赞辞）；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老想快乐地、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无关，难于为他们理解，而且是注定和他们的正当要求相抵触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满意自己对农事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许是要故意欺骗自己吧，他并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寻找那漏洞，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对于他不仅没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觉得讨厌了，他对它已不再感到兴趣。
现在又加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正在离他仅仅三十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见面，却又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在他拜访她的时候曾经劝他再来，来向她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间好像现在她妹妹一定会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在看到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时候，也感到他爱着她；但是知道她在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时候他却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过婚，而她拒绝了他，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于逾越的障碍。“我不能够仅仅因为她不能够做她所爱慕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想到这个就使他对她感到冷淡和敌意。“我和她说话不可能不带责备的意思；我看到她不由得会怨恨；她也只会更加憎恶我，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看她们呢？难道我能不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诉我的话吗？而我要宽宏大量地饶恕她，可怜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我的爱情赏赐给她的角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告诉我那些话呢？也许我可以偶然会见她，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借一副马鞍给基蒂用。“人家告诉我，您有一副女用的马鞍，”她信上写着。“我希望您亲自给我们送来。”
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使她妹妹处于这样一种屈辱的境地呢！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了，就把马鞍送了去，没有附回信。回信说他会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说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不能来，那就更糟。他没有回信，而且带着一种好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的心情，把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厌烦的一切农事交给了管家，第二天，他就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县里去看望他的友人斯维亚日斯基，这位友人的邻近有许多极好的松鸡出没的沼泽，他最近还来过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里去小住的诺言。在苏罗夫斯克县有松鸡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由于田庄上的事务缠身，他一直拖延着没去拜访。现在他很高兴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邻近，主要是摆脱农事，尤其高兴的是去打猎，那在他烦恼的时候常常成为他最好的安慰。
二十五
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烧焦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少妇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的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里去了。穿套鞋的漂亮的少妇挑着两只摇晃着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正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曳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来，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上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的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亲，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①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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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的时候，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少妇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少妇的美丽的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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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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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的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情是值得费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干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不行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①，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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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劳动组是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这样地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也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臂如在米勒①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地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②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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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②这些都是虚构的名字。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
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取卖出小麦的钱，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的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这样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①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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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佛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七年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美国反抗法国斗争的组织，战后奋起反抗英国，捍卫移民的政治权利。他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并参加了保证美国独立的英美媾和条约的谈判。在内政上，他主张广泛的地方分权和解放黑奴。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时分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拿到一部分卖出小麦得来的钱。和那个看管房屋的老头订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见到处麦子还摊在田里，所以他那没有运走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的损失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饭后，列文照常拿着一本书坐在圈手椅里，他一面读，一面想着眼前与他的著作有关的旅行。今天他的著作的全部意义格外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说明他的理论的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要写下来，”他想。“那一定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从前以为那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卧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样。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写下来，因为农民的头头们来到了，列文走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在他接见了那些有事与他相商的农民，安排了明天的工作之后，列文就回到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卧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袜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刚写了不一会儿，列文突然历历在目地想起了基蒂，想起了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烦闷有什么用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为什么要老坐在家里啊？您该到什么温泉去住一住，反正您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哦，我后天就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啊，啊，又是您的工作！好像您赐给农民们的还不够哩！实在，他们都这样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咧。’真的，这是怪事：您为什么要为农民们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列文的农事上的计划，是一点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时常把他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而且也常常和她辩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这一回她却完全误解了他所说的话。
“对于自己的灵魂自然应该看得顶要紧喽，”她叹着气说。“那个帕尔芬·杰尼瑟奇，他虽说不识字，他死得可真清白，但愿大家都像他一样，”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个仆人这样说。
“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只是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的。要是农民们干活勤快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您怎样做，如果他是一个懒汉，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会干活，要是没有，您才拿他没有办法哩。”
“您自己也说伊万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显然不是信口说出的，而是严密思考的结果，“您该娶亲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及他刚才想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难过。列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里重温着他所想到的那工作的全部意义。只是偶尔在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织针的声音，他想起了他不愿想起的事，又皱起眉头。
九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铃声和马车在泥地上驶过的沉重响声。
“哦，有客人来了，您不会闷气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超过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顺利，他高兴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跑下一半楼梯的时候，列文听到门口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咳嗽声；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没有听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错了。随即他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瘦骨嶙嶙的、熟悉的身材，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弄错的余地了；但是他还在希望他是看错了，希望这位一面咳嗽，一面脱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男子不是他的尼古拉哥哥。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道却始终是一桩苦事。尤其现在，当列文由于受了袭上心头的思想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正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觉得和他哥哥眼前的会面是特别难受的。他得会见的，不是一个健康快活的陌生客人，可以指望他来排遣他的彷徨不定的心绪，却是他的哥哥，那个最了解他，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会使他吐露一切真情人的，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卑劣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列文跑到前厅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这种自私的失望情绪就立刻消失，而被怜悯心所代替了。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现在显得更憔悴和疲惫了。这是一个皮包骨的骷髅。
他站在前厅里，扭了扭他的瘦长的脖颈，摘下围巾，浮着一丝异样的凄恻的微笑。当他看见那温顺而谦卑的微笑的时候，列文感到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咙。
“你看，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用喑哑的声音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来的，但是我一直身体不大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用他的瘦削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胡须。
“是，是！”列文回答。当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觉到他哥哥的干枯的皮肤，逼近地看到他那双洋溢着奇异光辉的大眼睛的时候，他就更加恐惧了。
两三个星期以前，康斯坦丁·列文写了封信给他哥哥，告诉他还没有分开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已经变卖了，他可以分到约莫二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就是来取这笔钱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来小住一下，接触故乡的土地，为的是要像古时的勇士一样养精蓄锐来应付当前的工作。尽管他腰弯背驼得很厉害。尽管因为他身材高大，他的憔悴身躯显得格外触目，但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敏捷和急遽。列文领他走进书房。
哥哥特别细心地换了衣服，他是轻易不这样的，梳了梳他的又稀又直的头发，就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怀着最亲切的愉快心情，正像列文常常想起的他幼年的时候一样，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带一点愤恨的意思。当他看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他和她说笑，探问老仆人们的状况。帕尔芬·杰尼瑟奇死去的消息给了他很痛苦的影响。恐惧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立刻恢复了平静。
“自然他很老了，”他说，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了替我在那里谋个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甩掉了那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的，为了什么事？”
“啊，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哩。”至于是什么麻烦他却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抛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为她照顾他，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样做过许多蠢事。财产倒是小事，我并不吝惜钱。只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谢谢上帝，完全恢复了。”
列文倾听着，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说什么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感吧；他开始询问他弟弟农事的情况；而列文也高兴谈他自己的事，因为那样他可以毫不虚伪地说话。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听着，但是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两人是这样相亲相近，连最细微的动作和声调，在他们之间也都能表达出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现在他们两人只有一个念头——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的逼近——那念头压倒所有其余的念头。但是两人都不敢说出来，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虚伪的，除非说出盘据在他们心头的那个念头。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晚间终于过去，就寝的时刻到来。随便和什么外人一起，随便什么正式访问，他都没有像今晚这样不自然和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而且为此感到遗憾，就使得他越发不自然了。他真要为他的快要死去的、亲爱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倾听而且尽在谈论他打算如何生活。
因为屋子潮湿，而只有一间寝室生火，所以列文就让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和他只隔着一道屏风。
哥哥上了床——不知道他是睡着了呢，还是没有睡着，像病人一样辗转反侧着，不住地咳嗽，当他咳不出来的时候，就抱怨一句什么。有时他的呼吸非常困难，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他给痰堵住了，他就愤怒地埋怨说：“噢，真见鬼！”列文很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动静。列文的思绪万千，但是一切思想只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结，第一次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死——就在这位亲爱的哥哥的身体里，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于习惯混淆不清地时而呼唤上帝，时而诅咒魔鬼——对于他已不像从前那么遥远了。他感到死也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那么就是三十年以后，难道还不是一样？这不可逃避的死到底是什么——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抱着两膝，由于思想紧张而屏息静气，他在沉思。但他越是紧张地思想，他就越看得明白：无疑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在人生中遗忘了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死会到来，一切都会完结，没有什么事值得开头，反正是毫无办法。是的，这是可怕的，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还活着。现在怎样办才好呢？怎样办才好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上蜡烛，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镜子面前照照他的面孔和头发。是的，他的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张开嘴。他的臼齿已开始坏了。他露出筋肉丰满的臂膀。是的，很强壮。可是躺在那里用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也曾有过强壮健康的身体呀。于是他突然回想起他们小的时候怎样一道上床，又怎样只等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一走出房间就互相投掷枕头，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畏惧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的心理也抑止不住那沸腾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
“现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怎样……”
“咳，咳！该死！你为什么老折腾，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哥哥的声音向他叫喊。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得很好，现在我不出汗了。你来看看，摸摸我的衬衫。没有湿吧？”
列文摸了摸，就退到屏风后面，吹熄了蜡烛，但是他却很久没有睡着。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他刚变得明朗一点，就平地出现一个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么帮助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我知道什么呢？我甚至忘了有这么回事。”
三十二
列文早已观察到，当人们过分随和温顺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下子变得过分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觉得他哥哥就会这样。而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温和态度的确没有维持多久。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好像拚命和弟弟为难似的，专触他的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过错在自己，而又不能改正。他感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装模作样，而说了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照实说出他们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时候，他们是只会面面相觑，而康斯坦丁就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们只说真心话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说别的什么了。但是那样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康斯坦丁极力想做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会做的事情，那种事情，照他观察，许多人都会做，而且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他极力想说些不是他心里所想的话，但是他又总感觉得那听起来很虚伪，感觉得哥哥会看穿他的心思，而且会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他弟弟向他说出他的计划，开始不但对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把它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极力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它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说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正当性，而我，却不否认这种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本来讨厌用这种字眼，但是自从他潜心著作以来，他就不自觉地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外国词汇。）我需要的只是调节劳动。”
“那就是说，你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构成它的核心实质的全部要素，而且想使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的东西，”尼古拉说，忿怒地扭动着打着领带的脖颈。
“但是我的思想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那边，至少，”尼古拉说，浮着一丝讥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恶意地闪烁着，“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明确和清晰的魅力。那也许是乌托邦。但是一旦承认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变成tabularasa①：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族，那么劳动就自然地会调整好。可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呢？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从前倒是，而且我认为它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主张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劳动力；那就是说，应该研究它，承认它的特性……”
“但那完全是白费劲。劳动力会按照它的发展阶段而自动地找到一定的活动形式的。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metayerBs②；而我们却有收获平分制、地租和雇农，——你到底要探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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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光板（意即把过去的一切都抹掉）。
②英语：佃农。
列文一听到这话就突然冒起火来，因为在他的心底里，他惟恐这是真的——惟恐真的是他极力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探求一种对于我自己和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要组织……”他激烈地回答说。
“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哩。”
“啊，好的，你既然这样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说，感觉到他左颊的筋肉在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没有信念；你只不过是想要满足你的自尊心罢了。”
“啊，好极了，那么就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时候了，你滚吧！我真懊悔不该来！”
不管列文后来如何费尽苦心去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听，声言还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于他是太难以忍受的缘故。
当康斯坦丁又走到他面前，有点不自然地说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就请他原谅的时候，尼古拉已经准备动身了。
“噢，好宽宏大量！”尼古拉说着，微微一笑。“假如你希望自己是对的，我可以满足你这种愿望。你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要走。”
仅仅在临走的时候，尼古拉才吻了吻他，突然带着异样的严肃神情望了望弟弟，这样说道：
“无论怎样，不要怀恨我吧，科斯佳！”说着，他的声音颤抖了。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列文明白这意思，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又吻了吻他哥哥，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也动身出国去了。恰巧在火车站遇见基蒂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的忧郁神情使他大为惊异。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啊，没有什么，人生中快乐的事本来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牟罗兹①，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来看看有多么快乐呀。”
“不，我已经完了。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尔巴茨基说，大笑起来。
“我还刚刚准备开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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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牟罗兹，法国东部的城市。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真地在想的事。他在一切事情上只看到死或死的逼近。但是他想的计划却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在死到来之前，总得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也正因为黑暗，所以他感觉得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就是他的工作，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抓住它，牢牢地抓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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