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0)
1929年2月7日党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很可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因为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该信中说，现时的形势仍然是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持不下”的局面，要求红四军领导干部去“影响并争取广大群众”。这正是*六大路线所规定的温和要求。信中还建议毛泽东和朱德，应把红四军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中去。［46］4月5日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复信显然是由毛泽东本人写的，信中抱怨党中央对“客观条件和我们的主观力量的估价都太悲观”，并主张发动积极进攻，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47］
显然，这两封信表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批评周恩来的保守立场，而支持李立三（虽然毛泽东在中央人事上并不太明确）的激进立场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红军和*在1929年的大发展对李立三在党中央采取激进立场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公正地讲，毛泽东在信中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队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而不是党中央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指出，中央来信写于1929年2月份，当时红四军刚刚失去井冈山根据地；而前委的复信写于4月份，是红四军在赣南、闽南得到恢复之后，当时所面临的不同的军事形势也可能影响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乐观和悲观的立场。
由于朱德、陈毅等人反对“专制领导作风”，1929年6月到9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朱德手下的红四军倒是*了，只是打不好仗。尔后陈毅去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和李立三，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有关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有关情况。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告诉陈毅要坚决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返回苏区时，陈毅带回了一封中央指示信。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党中央的指示信对加强苏区和红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48］通过解释中央指示，强调党的纪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政治工作等，毛泽东显然巩固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也加强了他在地方党政干部中的权威。［49］
在1930年1月8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是写给*的私人通信，当时*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团长）中，毛泽东抱怨说：“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但是，当毛泽东发现“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是对的了”，并为此显得比较满意。该文除了表明毛泽东在他的部下面前信口评议中央领导时以一贯正确的权威自居这一事实之外，同时还说明毛泽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赞成李立三的激进立场而反对周恩来的保守立场的。［50］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1)
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改组和集中红军时，毛泽东仍然获益于中央的激进路线。他打着反右倾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军官交出手中的权力，从而还被正式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只是后来当李立三中央命令全部红军（毛泽东的部队当然也包括在内）采取一致作战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才开始发生矛盾。
党中央的或说是李立三的基本想法是首先集中全国红军，实行统一领导；然后调动主力部队去攻打武汉。对于红军实行集中领导，毛泽东并没有反对意见，原因不言自明。这正意味着毛泽东本*位的增强。红一军团建立了，当然毛泽东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李立三的要求挥师北上，而是向南、向东疏散自己的部队，在乡镇地区求得正常扩展。为了应付中央，毛泽东声称有三个旅的国民党部队挡住了北去的道路，并且断言：“四军暂时不能走北上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向赣南、闽西农村分兵的“三个月计划”。他强调说：“在现时这种环境中，若仍然采取大部分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51］
李立三越想直接控制指挥红四军，党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1930年4月，党中央向毛泽东发出了警告：“红四军在扩兵方面过于缓慢，结果极不令人满意。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你们对自己的保守立场没有觉察，故而未能决定尽快扩兵；二是你们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不够及时；三是你们没有尝试各种不同途径去动员农民加入红军。”［52］
党中央的反复指示给毛泽东留下了日益深刻的印象。中央指示信的口气越来越严肃，意图越来越明确，这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同时他的红四军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在扩兵方面确实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快，特别是赶不上彭德怀的红五军。彭德怀响应中央号召比较积极，他的部队比毛泽东的部队扩大的也快，在1930年2月至6月间，彭德怀的红五军扩大了三倍，并夺取了一些大中城市。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
1930年6月15日，党中央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说他过于保守，并且限令他的部队立刻向北进军。10天之后，毛泽*然改变主意，而走向另一个极端，6月25日，他召集第一军团的36名高级将领开会，随后联合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最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崇高头衔。［53］他率领部队离开福建汀州，首先去攻打南昌。毛泽东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却没有采取像模像样的大军事行动。7月底，即获悉彭德怀夺取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立刻将其部队调离南昌开向湖南，同时以令人吃惊的大胆口吻致函党中央：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2)
我们估计目前的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红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却决心消灭敌人，占领长沙岳州，夺取武汉，促进全国总暴动。……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54］
从上述引文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是在向党中央要求更高的军事指挥权。他的愿望实现了。当红一军团到达永河城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从长沙撤回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指示，这两个主力红军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围攻长沙，但他只是在口头上执行李立三的命令。把长沙围困了两周，在长沙郊外打了几场小仗，然后撤退下来。但是毛泽东却保留住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当时他所拥有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55］
不难看出，在李立三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两年中，毛泽东与他的直接冲突只是发生在1930年4月至6月，因为在此期间，李立三试图直接指挥毛泽东的部队。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行动上有意无意地与李立三路线相符合。毛泽东与李立三本是湖南同乡，青年时代就彼此认识，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则比其他任何中央领导人更为密切。也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毛泽东才得以在半年之内连续得到擢升，从一个军的领导人晋升为军团领导人，然后又从军团领导被提升为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最终结束了长达3年的脱离于党中央之外的处境，重新在党中央得到一席之地。
就其总体战略思想而论，毛泽东倒确实是以李立三中央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会反对一切中央权威。一方面，红四军内的毛泽东与党中央内的李立三的个人关系反映了共产党复杂的政治关系，其中上下级之间在兴趣和行动方面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基本思想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注重政治现实条件，而后者强调革命理想原则。
［1］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共》，15~21页，台北，1966。
［2］参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20~22页，北京，1951。
［3］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65页，台北，1965。
［4］Swarup，AStudyoftheChineseCommunistMovement，说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把握住中国革命的脉搏”是对的，但若把国民党的全部农业政策看成是一种“自杀”政策，那也太离谱了。
［5］参见蔡和森：《党内机会主义史》，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483~501页，台北，1966。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3)
［6］Ch’IHis-sheng，WarlordPoliticsinChina，1916—1928，Stanford，1976，pp.237~239.
［7］参见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载北京大学马列所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53~472页，北京，1978。
［8］参见钟亦木：《海陆丰农*动》，71~86页，广州，1957。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6部，193~200页；第7部，153~154页；第8部，217~218页，香港，1977—1982。地方暴动与党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很少，因此有关的文字记载也不多。下面介绍各次起义和各苏维埃根据地的情况时，我将引用一两份有关材料，然后再引用司马璐著作的适当部分予以相互印证。司马璐比较详细地收编了中国内地各类报章杂志上有关的*。
［9］参见*横峰县委编：《赣东北红区的斗争》，15~44页，南昌，1980。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2~165页；第8部，139~142页。
［10］参见郑维山：《红色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集，第二部分，729~737页，北京，1958。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7~170页；第10部，101~114页。
［11］参见贺龙、周逸群分别于1928年9月和1929年9月19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载*中央党校编：《*党史参考资料》，第三辑，29~37、55~57页，北京，1979。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71~172页；第10部，127~135页。
［12］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87~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95~117页；第8部，127~147页。
［13］参见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8部，185~213页。
［14］参见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10部，151~163页。
［15］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载《*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56~281页。决议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导致失败的最重要的情形是“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得党不能保持独立性，不能对同盟者进行阶级批判，不能扩大自身的革命力量”。
［16］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2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73。
［17］参见《*“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8月7日通过，载《*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18~252页。该文件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4)
［18］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41~1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8页。
［20］参见《斗争》杂志，1933年2月4日社论。
［21］参见《*“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该文件指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内容。”
［22］这一估计是以一些分散的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个大致的分析。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41~42页，北京，1982。1930年以后，在国民党大多数军队中，军改成了师，师改成了团。
［23］参见彭公达：《湖南秋收起义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HyobomPak，Documents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7—1930，HongKong，1971，pp.81~115.
［25］同注［23］。
［26］参见《从武汉到井冈山》，载郭华伦：《*史论》，第2册，25~29页。
［27］参见《*党史事件人物录》，494、6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9~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参见陈毅：《*部队的历史与现状报告》，53~54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13~116页。
［30］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27~136页。
［31］本书作者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李立三领导问题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参见BenjaminYang，“ComplexityandReasonability：Reasses*entoftheLiLisanAdvanture”，in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January1989。
［32］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1929年2月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3］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9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1。
［3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837~838页。
［35］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29年6月7日。该信中说：“在中国革命中，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载《布尔什维克》，1929年9月1日。另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信中重申，“现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载《红旗》，1930年2月15日。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5)
［36］参见《向忠发自供状》，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159页。
［37］Schwartz，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theRiseofMao，~140.
［38］参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载《*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92页。
［39］参见萧作良：《*党内权力消长史》，第1卷，25页。
［40］参见“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7月2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通过”，载萧作良：《*党内权力消长史》，第2卷，42~45页。
［41］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16~1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42］参见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37~43页。
［43］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34~157页。
［44］参见司马璐：《*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50~55页。
［45］Harrison，TheLongMarch：AnUntoldStory，
［46］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
［47］参见《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70~72页。
［48］参见周恩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29~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9］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0］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前委通告第三号———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政策及其重要性》，1930年3月8日，载《*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61页。
［52］《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4月3日，转引自郭华伦：《*史论》，第2册，30~31页。
［53］参见《关于进攻武汉扩大斗争的通电》，转引自凌宇：《毛泽东同志与立三路线》，载《党史研究》，1982（3），79~80页。
［54］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8月24日，转引自凌宇：《毛泽东同志与立三路线》，1982（3），79~80页。
［55］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57~160页。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1)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最终在甘肃省会宁会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这令人振奋鼓舞的时刻发布了一个公开的庆祝声明。该声明庄严地宣称全体红军将士为中华民族英雄，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中央委员会预言这将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个崭新的胜利时代的开端。［1］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确实可以为他们过去两年的成功而自豪。在长征过程中，尽管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部队围追堵截，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生存下来，基本保住了大量有生的军事力量，并迅速地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新的立足点。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也正在兴高采烈地庆祝他的50岁生日。本来蒋特意离开南京前往洛阳是为了回避专门为他生日举行的庆典，但是他发现一大群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还是尾随他来到洛阳。蒋大元帅穿着缀满勋章的军服，蒋夫人穿着镶着珠宝的貂皮外套，被这群官员和将军包围着，聚集在洛阳连续三天举行宴会和音乐会。他们不仅庆祝蒋的生日，而且也庆祝对共产党围剿的胜利。［2］
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有理由庆祝胜利。仅仅两三年前，共产党人还拥有30万部队，并且在中国南方占有将近100个县份。现在他们已统统被赶到了荒凉的西北高原上，而他们的正规部队已被消耗到总数不足6万人。似乎有迹象表明国民党人正处在对共产党人作战大功告成的边缘，蒋介石只需在陕北再发动一次致命围剿，就可以完全消灭他们了。
如果说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前景并不那么清楚的话，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无论在名义上和实际中可是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在中央领导层中的超凡魅力都是没有疑问的。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细大不捐地监督着所有管理业务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外部事务如谈判、竞争、宣传和广告；内部事务如人事组织、任务分配和革命教育。他非常懂得对下属雇员的用人之道，善于把每个人团结在他的手下。他严格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职守。他注意谨慎地投资，在萧条时期维持最低业务，一旦市场红火，他便进行充满希望的冒险，以求迅速发展。
毛泽东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富有远见而不是心胸狭隘的企业家。他除了教给同事们专业技术上的技能外，还给他们讲授创家立业所需的基本道德伦理。毛泽东引用*列宁主义就如同新教徒引用圣经一样———两者都是作为实践活动所必要的精神鼓舞———而从来不相信无论*还是上帝会保佑那些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人。［3］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2)
面对盟友———西安事变
1936年初，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和平。与这些国民党地方军休战，不仅能消除对红军的直接威胁，而且还会形成一个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的缓冲区。在这个时刻、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他的部队的生存和安全。至于说长远未来的结果，似乎因为过于复杂还很难预料。当时的毛泽东既练达又自信，在复杂局势面前从不退缩。情况越复杂，机会也就越多。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以全体红军的名义，给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回顾了东北军将士们在过去几年里的痛苦经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而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并且在信中打抱不平，抗议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歧视。公开信说：“蒋介石把东北军今天调到鄂豫皖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4］该信使用了最中肯的语言和最谦和的语调，号召东北军立刻与红军实行休战。
经过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6年春天建立了初步的联系。4月9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周恩来秘密去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正式的会谈。［5］张学良作为“少帅”，是从他军阀父亲那儿继承了对东北军的领导权。他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延安。张学良思想浪漫，但缺少政治经验，在会谈中完全被周恩来的外交魅力所征服，以至于他实际上已忘却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国民党将军的身份。“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怎么搞也没用。”张学良向周恩来坦言说：“对中国来说，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6］周恩来有足够的经验来应付这位少帅———外表上作为私人身份坦率而真挚，内心则忠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种利益和原则。从共产党的立场看，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张学良不仅同意停止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而且答应开放与红军的粮食和弹药贸易。为了显示他的慷慨大度，张学良还捐献了2万两银元作为个人的礼物送给红军。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央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文件限在党内传阅。就总的原则而言，该文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7］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3)
与3年前处理福建起义时的态度大不相同了，共产党人现在已能熟练地掌握政治谈判的技巧。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国人可以普遍接受的爱国口号，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抗日而战”，而不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过高的立场，而另一方面私下施展一些小计谋。
党中央这个指示没有忘记采取具体的措施，它号召要通过“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结合”，以及“外部方式与内部方式相结合”来做东北军的工作。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仅要与东北军的上层官员谈判，而且要在东北军的各级官兵中进行鼓动，既要公开地对东北军进行宣传，也要在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组织机构。它坚持“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以及“东北军中建立的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之间不可发生横的联系”［8］。更为高明的是，该指示还强调，在必要的和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为了维持联盟必须对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9］。最后，这个指示描述了*“经理”毛泽东对他的东北军“顾客”的态度如下：
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10］
一旦他们成功地获得和平并与东北军结成同盟，共产党人就开始一步步把张学良向前推进，不仅着眼于巩固他们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把这种双边关系的影响扩展到全国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一个步骤是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鼓动他们公开反抗蒋介石的命令。与这种情形相联系，很有意思的是，当他们与张、杨的联盟还不巩固而张、杨奋起反抗蒋介石的机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但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的机会已确实存在时，共产党人却降低了他们谴责蒋的调门。正如后来所证明，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鼓动张、杨反蒋的途径。*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可以从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中看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11］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4)
与*的秘密合作引起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乎张学良的想象之外，却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张学良被拽进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越来越深的冲突之中。在这些冲突中，“八二九”事件和山城堡战斗是最有爆炸性的。作为*与东北军联合的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飞到西安并参加了张、杨的部队，他们公开和秘密的活动，自然引起了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的关注。8月29日，国民党警察侦查到在张学良部队中名叫宋黎的共产党员，随即将他逮捕。但是在回警察局的路上，杨虎城的警卫部队同时扣押了被捕者和捕捉者。张学良命令立刻释放宋黎。由于担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整理有关他和共产党接触的材料和报告，张学良派部队到省党部，没收那里所有的秘密档案材料。事后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原谅，由于当时两广事变处于高峰时刻，蒋介石不能不默默地吞下这粒苦丸。［12］
在1936年10月末的山城堡战斗中，张学良的部队是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一部分。但东北军前线将领王以哲在与胡宗南共同反击红军的战役中，编造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当胡宗南的一个师最终陷入共产党的埋伏之中时，附近的东北军也不来救援，王以哲甚至拒不接收胡宗南打来的加急军事电报。当胡宗南在战后把这个问题告知南京时，张学良不得不再次为他部下的“疏忽大意”表示道歉而请求原谅。［13］
12月初，蒋介石飞去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他为张、杨指出两种可能性，即要么所有部队开赴前线与共产党作战，要么把他们的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好让国民党中央军进来剿共。这两个建议都不能被张、杨所接受。他们既不愿与共产党作战，也不愿退出他们自己的陕西地盘。这样，西安事变就成为*和东北军联合的一个必然后果了。［14］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已渗入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西安的大中学生中。从9月到12月，西安发生了多起群众*。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众*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12月9日，发生了有近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针对共产党的内战，实行联合抗日。当学生赶到临潼时，蒋介石命令他的警卫部队做好开枪的准备，同时打电话告诉张学良要他阻止学生。张学良匆忙赶上*队伍，却被东北大学学生的口号和标语所深深感动。学生振臂高呼“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少帅热泪盈眶，最后答应学生们“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现在已很清楚，这次学生示威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西北特别委员会组织的。［15］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5)
张学良兑现了他的诺言。三天后(12月12日)他与西北军的杨虎城一道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劫持了临潼的蒋介石和他在西安的副官们。这次政变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领导人最初是从他们在东北军的联络代表那里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次日，当蒋介石已被扣押并带回西安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保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告知他们的立场并要求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6］
当然，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甚至党内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高喊“杀掉蒋介石”，随后立即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庆祝大会。［17］但是所有这些情绪性的反应并不能作为*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适当立场。*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的立场可以从党中央给北方局的电报中看出来。1936年12月12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的审判。［18］两天以后，另一封电报则说道：“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19］简单地说，*的最初立场是支持张、杨；要求对蒋进行公审；分化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便在这最初阶段，共产党领导人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与此同时，*中央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原文现在仍未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里面有不少自我标榜的话，把这次事变说成是他们“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胜利，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等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立即给以答复，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苏联和斯大林的决定，如果不是完全依赖的话。
苏联最初是从它自己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则主要依据它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它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20］3天后，这个俄共官方喉舌甚至走得更远，它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来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21］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也觉得把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22］。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回电。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试图把苏联与*的相反立场撮合在一起。但这封电报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首先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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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们的电报，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下列立场：
1?郾不论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损害全国反日战线上所有力量的团结。
2?郾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23］
延安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已到达西安。周恩来12月15日离开保安，次日到达延安，从那里周乘坐由张学良提供的专机于1936年12月16日下午到达西安。起初，周恩来认为他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国际尚未回电。16日或17日，收到共产国际来电，18日又收到党中央的指示。这时，周恩来坚定了寻求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立场。［24］
苏联和*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个反对，一个支持。对苏联的外交利益来说，中国和*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方面；但是对*来说，西安事变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非常谨慎。经过共产国际的协调，最终苏联和*都同意寻求和平解决。如何保全蒋介石个人的生命问题，这时已变得非常容易，只要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并不反对释放蒋介石个人。周恩来的真正使命不在于去劝说释放蒋介石，而在于向蒋介石榨取出共产党人的各种要求。从12月16日到25日，*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而展开的。
浪漫而好感情用事的少帅张学良先是最希望扣押蒋介石，而后又最着急释放蒋。杨虎城是老军阀，更显得深谋远虑。起初，他对这次冒险行动表示忧虑；现在，他又担心蒋介石进行报复，所以不想在蒋介石没有作出书面允诺的情况下释放他。不过，*与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杨虎城人寡兵少，只能被说服，改变了自己的主意。［25］
无独有偶，尽管释放蒋介石的实际决定是由张学良作出的，但是事变的整个剧目从头到尾却都是由共产党人导演的。如上所述，毛泽东的政治才干给*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张学良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他的骑士精神竟然促使他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经过几番政治表演和法律仪式之后，张被判处10年监禁。事实上，他遭到了终身监禁，蒋死之前他在台湾仍不得自由。
张学良离开后西安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先是东北军内部发生*，接着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又发生冲突。杨虎城及其手下无力控制局势。通过何种方式营救张学良？同南京进行谈判，还是动用武力？西安方面陷入激烈争论。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本身同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和平停战协定上面。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也参加了所有对南京的抗议活动，并答应为了张学良的释放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行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努力都被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纷争给毁灭了，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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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杨来说，西安事变意味着他们军队的毁灭和他们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对共产党而言，他们从蒋那里得到了热切期望的保证和平的承诺，他们将不再担心自己生存受到威胁。在1937年1月7日，*发出了另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这一文件很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其要点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应即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27］
毛泽东要求南京政府不仅要对他们现时卷入西安事变给予谅解，而且要保证将来不再*共产党及其红军部队。实际上，毛泽东和共产党经过西安事变完全实现了他们的这一目标。
西安事变后，遭受直接惩罚的目标也只能是向蒋介石造反的部下。当东北军被调离并在1937年2月初被解散时，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接收它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到自己的队伍中，并公开宣布这是“不忘老朋友”。笔者的父亲便是这个时候从东北军加入红军的。
乘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营救张学良之机会，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延安，那里随即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达10年之久，并扩展他们的领土到西安北部十几英里（1英里=公里）的三原地区。他们赢得了一个很大的战略性成功，来自南京政府对*在北方存在的致命军事威胁，就这样被解除了，而且取得了若干宣传和实际上的进步。［28］
将1933年的福建事变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作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立场的变化。在前者的情况下，当已经准备好的优惠提供给共产党人时，他们拒绝或者未能成功地利用它。在后面的事件中，尽管事件极其复杂艰难，共产党却成功地利用了它并设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第一次机会中，博古中央应用了各种*列宁主义的教条(比如阶级划分、第三党团、改良主义路线等等)作为它们现实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共产党学得聪明多了。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高喊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是为他们的实际决策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毛泽东决不会让书本的教条来拖住他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成功与毛泽东在*中央的成功一样多，通过精心的投资和运用自身的权力，毛泽东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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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同志———西路军
1936年初，当红四方面军仍在西康地区的甘孜逗留时，张国焘和另外一些领导人已经考虑北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加入陕北毛泽东的部队，相反张国焘计划直接北上到甘肃中部，从那里向西开辟一个他自己的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不得不同意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线向甘肃东南部前进。当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9月到达甘肃南部的平原地区后，张国焘再次建议西进。但陈昌浩却宁愿留在当地，就在甘肃南部建立一块新根据地。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愿北上去从属于毛泽东。在红军司令部内部有朱德和任弼时的阻挠，在外部有国民党中央军从南面施压的情况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作了妥协并指挥红四方面军向甘肃北部移动。此时此刻，张国焘和陈昌浩不得不作出他们的最后抉择。或者是跟随彭德怀向东，或者是向西寻找他们自己的出路，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后一选择。［29］
毛泽东似乎也不情愿让张国焘和他的人马一股脑儿涌到陕北来。张国焘带着他在红军总司令部的头衔到达，再加上他的优势兵力会动摇毛泽东在这个新根据地的主导权威。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范围狭小而又荒凉的陕北根据地如何来养活一支算起来达五六万人的部队？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都不能不权衡一番。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又要考虑各自在党内的地位问题。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心态也非常复杂。毛泽东既为红四方面军作为增援力量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又为维持他们的给养而犯愁。此外，他还不能不为张国焘将要侵犯他的权力而担心。在张国焘方面，他也担心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也担心陕北缺乏物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在1936年10月打一场宁夏战役，以期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其先头部队宁夏地方军，夺取甘肃和宁夏北部黄河沿岸地区。这样，不仅毛泽东可以视为老根据地的扩大，而且张国焘也可以视为自己的新根据地的建立。此外，毛泽东还希望借此打开一条通过宁夏的国际通道，以便接受苏联的物资援助，而张国焘对此倒也无反对意见。根据宁夏战役的需要和张国焘的建议，红四方面军将转移到黄河西岸。张国焘还想带领他自己的部队跨过黄河深入到甘肃西部和青海，乃至新疆和苏联。在毛泽东看来，这也不妨作为一种考虑。
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陕北的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集中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一举歼灭甘肃北部的国民党军队，夺取宁夏，通过内蒙和外蒙与苏联进行联络。十月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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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部野战军全部及定远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夏。［30］
该计划还进一步要求在北部进攻力量中，中央红军应从黄河东部挺进，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应从西部挺进。因此，红四方面军受命为渡河做准备，建造船只和木筏，并在中卫和靖远之间夺取渡口，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31］
当时的形势是，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主要面对东北军，比较好办；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南面对付由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当棘手。10月22日，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32］10月25日，军委又电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33］。很明显，这是要求红四方面军来同南面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作战。
虽然张国焘不太情愿，但是军委不断打电报来，敦促红四方面军执行十月作战计划。这时，张国焘正忙于筹划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黄河而进一步向西北移动。渡河后，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分别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继续西进。董振堂率领的较小的红五军留下来负责保卫渡口和船只。1936年10月26日，军委电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34］10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电告朱德和张国焘：“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了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35］毛泽东的打算还是用张国焘的部队去进攻国民党军。但张国焘派他的部分军队去了黄河西岸，也有自己的打算。中国俗话说“同床异梦”，这句话用来描述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
从10月到11月初，国民党中央军向北压来，王均占领了黄河沿岸的所有渡口。胡宗南追击红四方面军直到甘肃东北部，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当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大部红四方面军西进时，张国焘和朱德带领剩下的部队，在黄河东岸绕过中央红军的防地北上，以甩开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36］
根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当时的来往电报分析，红四方面军渡河的行动是官方形式上执行毛泽东也就是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不是张国焘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一点不同于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张国焘接受和执行“十月计划”也是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希望为他自己的部队获得新的西部领土，而不是为了参加中央红军的宁夏战役。这样，西渡黄河在10月末提前进行，而宁夏战役计划则推迟到11月初。原因很简单，双方都回避同国民党军队正面开战，以保存各自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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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回忆说他曾两次建议设埋伏来消灭王均的追击部队，但每次都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37］张国焘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第一，他可以说他的红军总司令部有权指挥所有红军部队而彭没有权力决定任何战斗；第二，他还可以说，既然红四方面军当时是在南面，而红一方面军在北面，任何与国民党追击部队在南方的战斗将直接意味着张国焘的人马有较大的牺牲。由于双方各有打算，宁夏战役被迫推迟并最终放弃。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军推进到甘肃北部，夺回所有黄河渡口，并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马是已渡过黄河在西岸的部队，另一部分是留在东岸根本无法渡河的部队。
1936年11月5日，在红四方面军司令部，陈昌浩和徐向前接到了一份军事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张国焘控制的红军总司令部直接打来的。从这份电报看来，他们被派往西岸的战略意义似乎完全改变了。已经不是为了共同进攻宁夏，而是追求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而且字里行间有一种同军委计划作对的意思。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重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果断。……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8］
根据张国焘的电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于11月6日制订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占领以上指定地区，在甘肃中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11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不得不发布了一个“新作战方案”。这一次，红一、红二方面军被指定组成南路军，在黄河东岸的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红四方面军在黄河西岸的三支部队组成西路军。该作战方案强调：“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部队被称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创立河西根据地，打开通向远方的通道。”［39］换句话说，西路军将孤军深入到甘肃走廊，然后西进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远方”就是他们所指的苏联。
甘肃省是一个两头宽阔中间狭长达1000里，形状像哑铃的西部省份，中间最狭窄处不到100里宽。该省位于中国西北海拔4000米高的高原上，人烟稀少，主要由从事农业的汉族人和游牧业的穆斯林回族人混合组成。西路军很快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丧失了政治上的革命性优势。他们与当地穆斯林军阀的对峙变成了纯粹武力的较量，其后果完全取决于物质上的互相消耗。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1936年11月初开始他们的西征。他们在一些小冲突中取胜并在甘肃走廊东端夺得了战略要地古浪。11月末，在古浪发生了第一场大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消灭了5000余敌军，而自己也牺牲了差不多同样的人数。共产党人牺牲了红九军的参谋长和两个师的师长。同时穆斯林将领马步青也损失了他的前线总指挥。对共产党人最坏的预兆在于，他们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样就不得不放弃这个战略要地。他们继续向西转移然后在12月初到达河西走廊中部。西路军的三支部队被分散在永昌到山丹100里的地带。整个部队在一个半月内从21000人减少到15000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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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同时，军委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做好准备回头向东，赶回陕西。毛泽东的目的是把他们召回来加强同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的军事力量，以准备应付南京方面的进攻。西路军留在原地一个星期左右以等待更具体的指示。［41］几天后，军委发来另一个命令，回头向东的计划被取消了。西路军被命令继续执行它的西征计划。毛泽东的电报强调了“打通远方”的战略意义，但没有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新热情耽搁了西路军在关键时刻的近10天时间。如果他们当时回头向东，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两个星期内即可到达兰州。当时的兰州城处在友好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管辖之下，不会有任何问题。［42］
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他们的部队继续西进。到了新年元旦，他们到达了高台地区，距离新疆仍有400多里。他们真正需要到达新疆以求助于苏联吗？或者他们就应该在这个走廊里开辟一块根据地吗？两种选择都是极其困难的。但犹豫不决更为糟糕，像他们实际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在西方作战，却始终挂念着东方。这种情况拖延了他们的脚步。陈昌浩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悲剧在于他常常追求独立，但同时又对独立缺乏心理和实际准备。
对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来说，甘肃和青海是他们的老窝。他们宁愿倾尽全力从他们的老家消灭或驱逐出红军，并不需考虑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和解关系。［43］1月中旬，正是隆冬时节，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陷入重围，并在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联合进攻下陷于失败。红五军的3000多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董振堂自杀，政委杨克明被杀。高台战役标志着暂时的平衡被打破，西路军陷入严重的危机。陈昌浩不得不向延安呼救。［44］
经过几天的犹豫，援西军在军委指示下正式成立，刘伯承做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为了援救西路军，新组成的部队从离高台1500里的陕西北部三原出发，在2月初到达了黄河东岸。［45］陈昌浩和徐向前把他们的部队向东移动100里来接应援军。他们打败了一些地方武装，并俘虏了800名警察。但很明显的是太晚了，他们离增援军还有700里，并且沿途有敌军重兵布防。2月底，他们被迫再次调头向西转移。最致命的战斗终于在3月初发生在甘肃西部的倪家营子。西路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2000人。在石窝子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返回延安，西路军由王树声、李先念等人员负责指挥。［46］
保留下来的部队被分成两个游击支队。李先念成功地率领他的左支队通过祁连山脉，到达戈壁沙漠，进入新疆。终于从那里，他们被莫斯科回途中的陈云带领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又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陕北。［47］王树声带领他的右支队在甘肃西部进行游击活动。他们不断受到敌军打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人。这些人在山洞里藏了几天后，决定停止活动，他们当中有7人化装回到了延安。［48］这就是西路军最终的命运。起初，它有21000人出发；最后，返回到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不足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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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马步芳和马步青根本不讲什么道德信仰之类，不管是儒家道义还是*主义，也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倪家营子之战结束后，有1000多红军俘虏被活埋；3000多人被编成兵团去服苦役；老弱病残者，统统杀害———为了节省子弹而用刀砍头或者干脆活埋；大约有1000多人被送到南京政府去完成征兵名额，送红军当白军也无所谓的；女红军战士和护士被按照她们的年龄和容貌分配给各级官兵做小老婆。从最高尚的理想到最残忍的现实，从共产主义革命派到职业反革命派，西路军的命运是对于人类肉体的承受力和灵魂的伸缩性的一场悲剧性考验！［49］
西路军的毁灭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权力平衡。张国焘于1936年11月初跟随周恩来到达陕西北部的保安。回到毛泽东控制的地盘后，张国焘发现他已没有任何地位对军事指挥发号施令。从军事实力角度来讲，当时陕北大约有4万红军部队，其中红一方面军有2万人，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自1万人。很明显，张国焘在这方面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就职务名称而言，张处于更大的劣势。到1936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在党、政府和军队中确立了他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至于两个以前的中介协调人，任弼时留在前线，张浩被重新分配去做工会工作。西南局和西北局都已自动取消，不值一提。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忙于处理内外各种事务，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
张国焘与毛泽东讨价还价的惟一救命稻草就是西路军。如果西路军能够顺利地到达新疆，在那儿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密切的联系，张国焘仍会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如果陕北的毛泽东同时被蒋介石围剿压迫进行另一次向西长征，张国焘也许会再次获得他的优越地位。［50］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前的红二十五军(本来属于张国焘的部队)、任弼时和红二方面军，以及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张浩，也许都会转向张国焘。毛泽东与归国留苏生之间，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乃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间的一切矛盾，也许将会有助于张国焘。所有一切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两大军队派别(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各自干得好坏。如果双方都干得很出色，那么党内矛盾就会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双方都失败了，那么共产党本身将走向毁灭；若是有一方干得好，而另一方干得不好，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将发生倾斜。设想毕竟是设想，现实情况是到1936年底，毛泽东已经确定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这种结果是对他的红一方面军过去一年中努力和成功的公正奖赏，而西路军完全失败了，张国焘作为共产党政治家的命运也随之终结。先是毛泽东发起了对张国焘的批判，然后又是毛泽东出面要求对张国焘给予宽大处分。这同蒋介石对待张学良的做法大同小异。［51］这里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作为政治家似乎也具有相同的手段：剥夺了挑战者的政治影响，保留其肉体存在也许是必要的。关于西路军的军事失败同他本人在党内的政治失败的密切联系，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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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明毛式党内斗争的极端残忍性。［52］
尽管张国焘指责毛泽东自私自利，但是他本人的自私野心是同样显而易见的。首先，他避免参加宁夏战役，仅仅是为了保存他自己的部队；然后他又派西路军出发开辟他自己的军事根据地，再把剩下的部队控制在手中来与毛泽东竞争最高领导权。这些做法最终被证明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不明智的。更应受谴责的也许是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心思过分纠缠于党内斗争，以致使他不能认识到，只有通过外部的成功才能获得内部的权力。
再者，西路军也提供了它自己的教训。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从华南转移到华北是必需的。但是，对“北方”这个词须作有限的定义才是。只有避免“过远的北上”，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最终在北方站住脚跟。如果像西路军那样打算走到遥远的西北边境新疆去，将会脱离中国本土的政治舞台中心，导致对苏联的完全依赖，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丧失它的个体性和自主性。这样的后果似乎违背了中国现代史的“天命”，如果读者诸君允许我给历史研究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的话。
面对竞争者———第二次国共合作
尽管国共两党彼此公开谩骂攻击，但是早在1935年11月*中央抵达陕北不久，共产党与南京政府之间就进行了秘密接触。更有趣的是，国民党首先表示了这种可能性。1932年10月莫斯科和南京之间恢复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考虑是改善他同苏联的关系以牵制日益加深的日本侵略。恰当地处理好与*的关系就被看作一种对苏联求助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已被10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证明。［53］
1935年初，邓文仪赴莫斯科担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在同年秋天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真诚态度。邓随即被委任以促进与苏联友好关系的特殊使命返回莫斯科。在他的*中，邓文仪这样说道：
在我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了繁忙的武官处日常工作外，我设法和大批的苏联军官接触。这些人过去曾经作为军事顾问来过中国，现在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我也会见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我们进行坦率而诚恳的交谈。［54］
在他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会见中，邓文仪建议国共双方进行双边谈判。王明回答说既然两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在国内，会谈就应该在国内举行而不是莫斯科。为了这个目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共产党这边的代表。邓和潘第一次见面定在莫斯科，然后潘回到上海并开始同国民党的代表张冲作进一步的会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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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联系渠道大约同时开通，在国民党一边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副部长曾养甫的高级助理谌小芩，在谌和曾之上是陈果夫，而后者是国民党内少数几个权威人物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是*北平委员会的吕振羽和周小舟，还有北方局的王世英。双方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幕后背景谈判了几个月。这样相互摸底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似乎比蒋介石更着急。1936年1月，周小舟去南京与曾养甫进行非正式会谈，交给他一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写给陈果夫的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时致信给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如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和宋庆龄等。不久，两个秘密特使带着财政部的证件，被宋子文派往西安。从那里他们又被张学良的人护送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通过他们给南京带去了更多的信息。［56］
从5月开始，“半正式”会谈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继续举行。1936年8月，陈果夫在杭州以个人身份接待潘汉年。陈代表蒋介石告诉潘：*的政权必须取缔；红军可以保留3000人，但所有师以上的高级军官必须解职并送出国。很自然，潘不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陈果夫又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由蒋和周面谈”［57］。
到目前为止，国共谈判没有任何成果，但也不是完全无益———至少对共产党来说是如此。他们建立了与南京政府的各种联系，并获得了大量经验。在193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就像一条章鱼，在各个方面伸展它的触须来寻找所有可能捕捉到的目标。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当张学良频繁周旋于他的洋人教师威廉?端纳和女性朋友蒋夫人时，*代表团正忙于利用一切机会与南京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的接触。这种情况可以清楚地在1936年12月21日*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件中看到。指示信的第一部分列举了释放蒋介石的六种条件；第二部分突然转到似乎不相干的若干事情上。指示信要求周恩来不仅要“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及二陈派等谈判”，“争取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菘甫、董钊等进行接洽”；“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而且还“招致英美顾问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58］。
这里很清楚的是，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要把西安事变看作从根本上改善与国民党关系的宝贵机会，要越过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更加宽广的政治前景。事实上，周恩来大致实现了这一目标。宋子文要求*派特别代表到上海与他保持秘密接触。蒋介石以个人身份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进行更多的双边正式会谈。［59］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15)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领导并没有由于这次事变变得趾高气扬和贪得无厌，相反在国民党的代表面前表现得更加谦恭忍让。1937年2月10日，*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要求国民党：“（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履行以下四项承诺：“（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0］
电文的措辞是谦和有礼的，它所提的几项条件似乎都比较合理动听。最后两项显然不属于本质的东西。它所提出的四项承诺听起来确实是对他们过去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激烈政策的重大退让。2月15日，党中央发出了一个内部文件，专门解释了这条新的政治路线：“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61］。然而，这份内部指示还继续说道：
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的*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62］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既要维持已获得的实质的东西，又要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正式的合法地位。这便是毛泽东追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目标。在二三月份，*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和张冲在西安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释放共产党*，停止进攻西路军，反过来，作为回报，共产党同意（一）陕甘苏维埃改称*陕甘宁边区；（二）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进行*，这意味着它们将控制选举；（三）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降低3个方面军为3个师，每师包括15000人，加起来共45000人。实际上，红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部队。［63］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要求：（一）苏维埃区域的管辖权应该重新安排，它的官员由相关的省政府重新分配；（二）共产党应该有3个团而不是3个师，各团应该不超过5000人；（三）正如任何一个主权政府所做的一样，南京政府应该有权重新任命这些部队所有的指挥官。这些要求远远超出毛泽东可能作出的退让范围，会谈被迫中断。*拒绝与顾、贺在西安进行任何会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会见。在3月末，周恩来在杭州见到了蒋介石。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具体的细节似乎不感兴趣，他避免达成任何具体的条款协议，但同意发表一个两党联合声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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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周恩来去庐山再次见蒋介石。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提名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国民革命联盟”，他自己为主席，来决定所有对外宣传和内部事项，进而建立一个联合的党派以便与共产国际发展共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可以保留3个师，每个师10000人。某些共产党人可以被任命为师领导人，但朱德和毛泽东必须出国。红军总司令必须由国民党政治指导机关任命，共产党边区首领必须由国民党政府任命，而副主席可以由当地人民选举。就蒋这方面的让步而言，他同意释放共产党*，召集南方的*游击队，并允许共产党人参加国防会议。［65］
6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共产党人建议进一步退让，希望国民党方面同意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联盟。至于将来，也不反对建立一个联合党派和在这个党名义下加入共产国际。*方面同意由以下三个国民党人之一来主持陕甘宁边区：张继、宋子文或者于右任。他们拒绝妥协的惟一事情在于*不能放弃对自己军事力量完全的控制。因此，坚决拒绝由国民党任命共产党部队的总司令。［66］换句话说，毛泽东可以取消所有头衔和名义，但决不放弃对根据地的牢固控制，最重要的是决不放弃对军队的牢固控制。因为国民党过于傲慢自恃，也过于消极被动，他们自己提不出任何适当的建议，不得不逐渐改变立场来迎合共产党人的建议。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红军再次去庐山胜地提出退让条件。这次周有三个要求：第一，开始全国抗日战争，恢复失去的领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二，举行一个全国会议来起草一部宪法，并制定一个全国救济政策；第三，保证人民的生计。第一和第三条要求，国民党几乎没有理由争议。甚至第二条听起来也相当合理尽理，尽管其内在含义是赋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的参政权利和合法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妥协条件。它们是：
（1）接受“三*义”作为全中国的指导思想；
（2）废除所有起义行动和土地革命；
（3）废除苏维埃制度和它的所有政策；
（4）变更“红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67］
在这场有趣的算术游戏中，以前五项要求和四项承诺现在变为三项要求和四项承诺。这里毛泽东似乎已出卖了所有党性，但实际上，他忠于这样的原则，即绝不交出他部队中的一支枪和一个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个国民党人来指挥和控制他的部队。除了这个条件之外，毛泽东似乎愿意对一切作出让步，甚至他的马列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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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随着1937年7月日本大规模侵略华北的紧急事态的出现，突然结束停滞状态和推动南京政府的前进，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争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日本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共产党人不断的宣传及多方让步，对南京政府起着推动作用。最后，蒋介石接受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和苏维埃区域作为国民党政府管辖的一部分，尽管蒋介石派遣政治监督员去共产党部队的建议再次被拒绝，但是共产党还是接受了红军名义上服从于国民党北方战区的指挥。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7年9月15日正式宣告实现了。
尽管形式上有不少相似性，但这次国共合作与10年前的那次相比，存在着若干基本的不同之处。在第一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性，在实际上却始终处于不独立的地位。这一次正好相反，共产党人似乎迫切希望放弃它的革命性质而统一于国民政府，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维护其政治和军事上的自治地位。他们开始渴望追求合作，但后来并不在乎合作。他们不停地要求进入统一战线，一旦进入了，他们从不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已经懂得了如何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游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也与第一次合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灾难性的失败，而第二次被证明对于*作为一个政党和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面对敌人———抗日战争
政治现象往往涉及多种互动关系，不总是服从于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说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立招致日本侵略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推动了国共之间的合作。抗日战争(1937—1945年)，出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条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仅赋予幸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的一种偶然机遇而已。尽管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和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无论从深远的背景上看，还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68］
日本大规模的入侵打破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僵局。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当被告知日本军队侵占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召见并指示他的副官康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共产党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组了，不要等待我们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员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宣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70］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敦促国民党宣布抗日战争开始，并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部队东进和日本人作战。这一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从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承认的愿望，而较少地是出于同日本战斗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既然最终得到他所要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东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对同日本战斗的现实问题。有一阵子毛泽东是有所犹豫的，共产党人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目标是应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八路军建立后的新形势，参加这次会议有全部政治局委员和一些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共22或23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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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党来说，并不难做到发布新的政治宣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这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扩大政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进行抗战，何时把八路军开赴前线，开向何方何处，留下多少部队保护后方根据地，在同日本战斗时运用什么战略战术等等，这一切对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保存*的武装力量从而避免在民族战争中过大的牺牲，而这是他们一直公开和长期呼吁的。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
会议上也存在一些对毛泽东建议的温和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来自军队干部和外交干部的意见。既然全国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红军已经变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为了共产党利益而不去实现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那样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拖延或取消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给。仅仅进行游击活动而不同日本军队进行任何大的交战，也会损害党和军队在中国人民眼中的形象。［72］经过几天的讨论，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得以强调，但是与此同时，也确定了一系列得体适中的实际措施。8月25日，洛川会议后不久，八路军正式宣布成立。
三师人马在8月末从陕西开赴山西。115师开往山西东北部，120师开赴山西西北部，129师开赴山西东南部。的确，*的军队在战斗中显示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和风格。在9、10月间，他们共进行了大约100次战斗，打败了10000多日本人，缴获了1000支枪。其中最著名的胜利包括山西平型关战役。在那里，115师歼灭了一个日本旅，歼灭日军1000多人。另一个是山西阳明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29师袭击了敌人的机场，毁坏了24架敌机。［74］这些胜利被中国人民普遍欢呼。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家收到这些消息后，心情颇为复杂，他愿意赞扬在他的总领导下取得的这些胜利，却试图降低对共产党的宣传。无论如何，现在他不得不根据他的承诺提供军需品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毛泽东接到胜利的消息也带着高兴和担忧的双重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以这些胜利作为*忠于民族战争的证据而骄傲自豪。但在内部，他又提醒他的军事指挥官不要拿自己的部队冒险与日本人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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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采取“闪电战略”，企图在3个月内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话)，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很快被打败。到1937年底，日本人向南追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几乎所有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深入中国腹地，虽然如此，他们仅仅能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留下县级以下的城镇和乡村的空白，实际上等待着被共产党人所填补。［75］聂荣臻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孟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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