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选载）>
引言 引言(1)
真不知道曾经有多少著名学者和杰出政客试图对当今世界本质或时代特征下过定义！他们给当代世界贴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标签，诸如什么“精神危机时代”，什么“社会重建时代”，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什么“天下大乱时代”，如此等等。我个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基本特征仍然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尽管这两个词似乎已经显得有些陈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几乎一切重大问题无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此种对抗有关。*
*当我1986年初为本书写此注释的时候，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刚刚被赶下台，阿基诺夫人正面临着如何解决美国空军基地和共产党游击队的问题；韩国各反对党正在发动反对全斗焕军事政权的抗议活动，全则利用来自共产党的朝鲜方面的威胁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里根总统正在使其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所采取的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行动逐步升级，而美国政府对是否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正犹豫不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正在一本正经地实施公开性政策，并且呼吁削减乃至销毁核武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一连串的事件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是何关系，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能力足以摧毁全地球，毁灭全人类；相反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把现有生产能力和人物资源全部用于发展经济建设的和平事业，那么，不妨借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将在五年之内翻上一番。从这种物质意义上来看，我们的确正进入一个绝无前例的人类历史时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两个方面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一个占地球面积十五分之一和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而拥有的党员人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的一半以上。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她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她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论战并毅然决然与之分道扬镳；现在，她又在倡导实施“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这种令世人瞩目的务实政策。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进行革新的代表和象征。
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是最合适的方法之一，而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长征时期则显得更加有趣。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艰难跋涉两万余里，从华南转战到了华北；共产党本身的地位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关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历史的转折点。即使在五十多年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对此，我曾专门查证并撰文分析过）［1］，甚至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正如同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经成为*革命历史的象征。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虽然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曾引起过不少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景仰和赞美（其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最新的，而且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也是最为可靠的），但是在西方，严肃认真研究长征的学术著作仍不多见。而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局限于具体人事的论述而缺乏一般性理论分析。［2］
引言 引言(2)
定义
1934年末至1935年初，还在行军途中时，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尚未被命名为长征。当时共产党人称之为“西征”，因为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正在向西部的省份进军。［3］在敌对的国民党军队看来，红军的西进只配称之为“西窜”而已。［4］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二万里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蒋介石一次讲话当中，用来指他的国军对共产党人的追剿。薛岳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他曾率领国民党第二路军追击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从江西沿路追击，一直把中央红军追赶到四川。据薛岳讲，当他完成追剿任务后，蒋介石曾发表讲话予以赞扬。蒋说：“通观古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这个纪录，而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第二路军的将士们。”就共产党方面来说，只是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结束其长征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使用长征一词。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5］这些话不仅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使用长征一词，而且显然也表明毛泽东把他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看成是长征的结束，尽管当他在1935年底讲这番话时，另外两大主力红军还在为完成他们各自的长征而辛苦挣扎。
要么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要么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长征不久便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有关人员的一种名誉和资历的象征———后来在官方的表述中，长征的持续时间延长到1936年10月，以便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也包括进去。而长征的起始时间则仍然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的日期。因此，在正式的中央出版物中，长征的期限现在被确定为从1934年10月始，到1936年10月止。［6］
然而，这里便有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如果说长征不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且也指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那么红军的长征就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而长征的起始时间———若把长征看成一个综合历史时期的话———也就必须由此加以更正才对。事实上，早在1932年秋季，由于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就已撤离各自的根据地，开始远征行动。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应作为长征真正开始的时间。［7］
引言 引言(3)
关于长征结束的时间也应该有所争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部队在甘肃东部会师，但这未必就意味着长征的结束，因为与此同时，还有2万人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二，占全部红军的将近一半———正在跨越黄河，“西征”新疆。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这支西路军于1937年初在甘肃遭到灭顶之灾。除非是以成功为其先决条件，否则在此之前长征不应被视为已经结束。基于上述理由，在我的这项研究中，长征被定义为一个跨越1932年末以至1937年初、长达4年之久的历史运动。
若抛开具体日期和事件，长征则可以从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予以定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从华南到华北的一次整体性大转移。长征不仅仅是指某个共产党组织在短期内的某个孤立事件，而是指与共产党的全部主要军事力量有关的、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虽然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无疑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从撤离江西到抵达陕北期间所表演的，但是为期更早的其他红军部队从其南方根据地的撤离也应作为必不可少的序幕，而西路军的命运则应看作是这一综合历史事件的尾声。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长征一词一般将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即包括从1932年秋季到1937年春季，由几支不同的红军部队所进行的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若干“长征”。
论题
不论以前是否明确提出过，在以往描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和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导致共产党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和毛泽东的党的领袖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能够逐步兴起，然后又走向低潮，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能够先落而后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虽然查尔莫斯?约翰逊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他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开拓性著作中，也曾试图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中国共产党胜败得失的原因。约翰逊写道：
……换句话说，从1921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失败了，因为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对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主张漠不关心。而在1937年之后，它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发出一种令全体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政治呼吁。尽管持有各种虚伪掩饰，共产党大致满足了人民的民族主义要求，在组织对侵略者的抵抗和结束农村战乱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8］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金日平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他所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的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金日平断言：“江西苏区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创建和实施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方面，在发动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他们“在1934年撤离江西苏区则主要是由于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并不是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9］。
引言 引言(4)
在约翰逊的论点中存在着事实和逻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从1921年到1937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时期，因为在1921—1926年、1928—1933年和1936—1937年这三个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几度高涨，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共产党的力量在总体上明显增强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把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简单地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延续，也不是像约翰逊所说的，“共产党因领导抗日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群众支持在后来征服了全中国”那样简单———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作详细阐述。［10］最后，在战争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群众支持（这个词本身就含义不甚明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量性的因素。只有当它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综合力量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因素，因此，与其把它当成一种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照此推理，便会得出这样一种更可质疑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战败的共产党相比，得胜的国民党想必是得到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倒不如把它放在*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的综合力量上予以权衡。
共产党人在1934年离开江西苏区显然是他们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这方面金日平当然没有错误。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江西苏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军事上则相反。这的确也是*领导人在1935年初所持的观点，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共产党的群众动员、社会组织、行政管理、思想宣传和瓦解敌军等政策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进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对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方面金日平没有涉及，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说明。
本杰明?史华慈对*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所做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他在研究中曾试图概括毛泽东领导*走向成功的基本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的形势下，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共产党的自治政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1928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被史华慈看成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战略的主要特征。［11］史华慈认为，虽然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其基本战略几乎没有改变。他把这一概括与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总结说：“我认为，这些就是该战略的主要内容。这一战略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相结合，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成功。”［12］
引言 引言(5)
然而，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坚信，毛泽东与*的基本战略在从江西苏区到抗战爆发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ShantiSwarup把*在江西苏区的失败说成是由它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过高造成的，而把*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成功归因于社会改革与民族革命相结合。［13］同样，TetsuyaKataoka认为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巨大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以往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以后实行城市与农村并重路线的结果。［14］
虽然有必要给毛泽东的总体战略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但是我还是同意史华慈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至少应当承认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有很大变化。在瑞金时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而到延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支配全党全军的核心人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后来也就成了全党的战略。由此可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期间必然是有所变化的。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后期，毛泽东本人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后期提“人民政府”的口号；前期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后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些变化非常重大，足以被认为是战略性的改变。而其中没有变化的———我猜想这也该是史华慈的基本观点———只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我把它称作政治现实主义，以便与以前党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革命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史华慈也注意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长征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变化对共产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也就是说，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
*有许多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一问题，参见Kataoka书309-311页；Swarup书73-75、101-104、259-266页；TrygveLotveit，ChineseCom－muni*，1931—1934（Land，1975），；WilliamWei，TheCounterrevolution（AnnArbor，1985）结论部分。
Kataoka指出，共产主义革命若不顾及政治环境是不能无限扩展的，他把*比喻为鱼，把中国的老百姓比喻为水，并由此而把长征描述为鱼在无水的情况下“游动”的时期；ShantiSwarup指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李立三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后来王明和博古的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Lotveit提到，毛泽东注重现实的稳健路线与以往领导人过分热心于革命的激进路线形成了鲜明对照；魏说，经历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像柔韧的毛竹子那样去随风而动，变化姿态。
引言 引言(6)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同历史人物的意志互相吻合。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世纪以前由张之洞及其同僚针对中国国内的变革而提出的那个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就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言，看来好像是“共产主义革命为体，中国政治为用”。但是，正如前者的儒家口号产生于西方列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后来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西学转变为“体”，中学反变为“用”一样，共产党人的口号也是来自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证明了相反的观点———政治变成了“体”，革命变成了“用”。*
*对晚清时期有关“体用”问题的争论所做的颇有见地的研究，请参见JosephLeven-son，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ATrilog（Berkeley，1968），，
我现在的研究想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从革命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或者说（如果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这一转变与长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央上台掌权同步发生，而且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不少历史学家曾把江西时期与延安时期进行比较，以发现共产党内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性质的。然而连结这两个时期的长征就是这种变化的本身！当然，长征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而在当时，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曾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时期———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努力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恢复他们“正常的”革命活动，而国民党人则一直以消灭共产党人并恢复他们“正常的”政治统治为目标。不过，正常与非正常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许多反常，比如军阀战争，倒成为正常。总之，长征依其本身的地位和性质而言，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或许更为合适。
资料
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20世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的著作问世。鉴于这种情况，费正清提出如下结论：“在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以前，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这一主题。”［15］然而一般说来，这些研究起码在历史事实准确性方面都存在着若干缺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靠下面两种有限的资料：一是由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围剿过程中所获得的*文献；二是移居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
引言 引言(7)
应当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所以，可能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的只不过是那些在苏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广泛散发的一些书面材料，诸如报纸、杂志、通知以及告示之类。这类文献对于从社会的或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也许足以够用，但是要对*领导层内部的决策与权力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这正是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所注重的），则需要更加具体、更加确实的资料。例如，德里克?沃尔勒对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召开的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做过精心的研究，但对中央苏区政治局赣南会议与*六届五中全会却根本没有提及。［16］
以*的形式提供的资料更是残缺不全。这类材料都是依靠一些老年人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回忆，而且受到他们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例如，龚楚在他的*《我与红军》一书中声称，在1934年5月至7月，他曾担任红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对1934年4月至5月广昌之战前后军事形势的叙述也许是可靠的。然而事实上，龚在红军中从未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他的虚假声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不论作何种解释，都不能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17］
至于长征时期，相关的文献资料更加贫乏，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为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没有定期刊物———像江西苏维埃时期的《红星》、《红色中华》和《斗争》———能够出版发行。同样，作为军事远征的一支部队，长征者们比以往更加警惕并能够有效地销毁他们的文件，因此落到国民党手里的材料并不多。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对这些根本不关心因而也就未能完好地保存这些文件。他们并没有认为将来会用得着这些历史资料，所以他们把许多材料当成了废纸，没有妥善加以保存。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出版了大量讲述长征故事的革命*，比如在故事丛书《红旗飘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登载的那些回忆性文章。绝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章（若不能说是全部的话）是以长征时期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红军士兵的名义发表的，而且都是为着同一种目的，即歌颂“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这些材料一般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对于某些新闻作家来说也许会很有用，而对历史研究来说，它们至少是引导作用和误导作用兼而有之。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长征期间召开的方面军一级或更高级别的党和军队的十几次会议中，只有第一、第二次为西方历史学家所知晓，而这些作者所能向读者提供的，只不过是模糊地描述一下遵义会议（并且漏洞百出），随便地提及一下毛儿盖会议（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地方召开的会议，而对真正的毛儿盖会议或沙窝会议则全然一无所知）。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台掌权一事，JohnRue如是写道：
引言 引言(8)
1935年1月初，他们抵达贵州省北部的小城遵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对现行路线的军事首领们的支持下，坚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召开了，毛泽东代替周恩来被选为军委主席。周本人虽勉强留在军委，但已没有太大的地位和权力。叶剑英和保安局长邓发也被迫退出军委。新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没有再任命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接替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朱德继续任总司令，王稼祥出任政治委员。［18］
在同时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致相同的描述。［19］但是实际上，这里所讲的整个故事带有太多的主观感*彩，不能用作理解党内权力关系的证据。仅在这一小段表述中，就几乎有十几处事实上的错误。根据这种表述得出的任何一般性结论都不能指望会更加准确。*
*遵义不是一个小镇，而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召开遵义会议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与军团领导人无关；毛泽东没有接替周恩来的军委主席一职，实际上，自20年代末以后，周恩来也没有在党中央担任这一职务；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得到了正式确认而不是被取消；叶剑英并未在此时被撤职，而且叶在当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邓发的保安局长一职也未变换；刘伯承早在长征开始以前就担任了总参谋长；王稼祥从未担任过红军政治委员，他在遵义会议上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文献材料而出现的与事实不符，而是更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问题。日本的一位学者德田教之（NoriyukiTokuda），在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一书中所持有的态度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该书没有多少事实上的新发现，而且还使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物理学术语———如“内聚力”、“权力的积聚”、“超凡领导能力的启动”等用语在书中频繁出现———但是，德田把毛泽东的上台掌权理解成一个渐进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描述虽然少一些戏剧性，但是其可信度则相对较高。［20］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一开始，他们的研究便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一种政治声明和历史参考的混合物。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央正式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严格遵循这个决议的精神行事，并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在党外，证明共产党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艰苦而又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曲折而又成功的斗争。虽然党史上的许多情节———比如李立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与分裂———也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中，却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含混和抽象的语言。
引言 引言(9)
毛泽东逝世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政治大气候变得更加宽松，也由于多数当事人已经作古，这段历史逐渐得到较为客观的细心研究。大量的文件、*乃至于分析性的文章已公开向国内外的读者发表。1984年夏天和1986年夏天，我两次回中国访问。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上千份关于*党史的原始材料，其中绝大多数还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晓。在我的这项研究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二百份。（我这里使用“原始材料”一词，意指*党政军的公开声明、内部指示和通信、报章杂志和小册子、军事电报、会议决议和记录、个人日记等等一切当时人事记载。）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来介绍并澄清有关长征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我在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文献都包括在正式出版物中或被它们所引用，其中有一些只限于中国国内发行，另有少数文献是从原始档案上抄录下来的。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组新材料，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有关历史事件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往事的*。仅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领导人的*与身在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的情况大同小异，它们都因记忆不清和门户之见而不足全信。但是，由于现在不止一个人谈及同一问题，从而进行反复核对已成为可能。为准确地给某些历史事件定位，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两次或更多次反复核对。凡不可能进行核对的，在使用某一证据时将有所保留。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出版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二手材料。虽然这些著作中有许多还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但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著作的学术性显然是强多了。比较一下最近在中国出版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和国外出版的同类著作不难发现，前者从总体上讲远比后者更精确，内容更丰富。原因很明显：第一，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大部分是集体组织撰写的；第二，一些官方历史学家有机会接近更多的档案材料；第三，必须承认，*党史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家有事自家知嘛！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长征期间的有关史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目的是对长征作一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以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党内权力关系的战略走向。在关注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变化时，该书的前九章仍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和区分革命与政治这两个词汇———前者表示国家或社会现状发生剧变的方式，后者则表示行使国家权力的艺术和科学。最后一章企图在更加宽泛、更少传统的意义上论述革命与政治的区别，希望不仅能够阐明*党史上一些有关论题，而且能够加深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学说和政治运动的总体性认识。现在迫切需要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判断和理论分析，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研究*历史也许会像其他一些学术课题一样，因为过于错综复杂而难以完美地实现以上任何一项目标。即便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等于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会发生任何事实或者分析上的差错，但若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则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只会更大。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慈教授几十年以前对于*问题研究所采取的“虔诚的无知主义”立场，至今仍然值得赞赏。［21］
引言 引言(10)
［1］参见BenjaminYang：《长征的幸存者们仍然主宰着中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4（12）。
［2］已有许多描写长征的新闻性著作，最著名的有EdgarSnow的RedStaroverChina(1938)、DickWilson的TheLongMarch(1970)和HarrisonSalisbury的TheLongMarch：AnUntoldStory(1985)。
［3］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载《共产国际》，第7卷，第1~2期，45页；另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写于1935年2月或3月，发表于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4］参见郭华伦：《*史论》，第3册，9~10页，台北，1969；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01~205页，台北，1970。
［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9~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卷，附录，北京，1958。
［7］TetsuyaKataoka，ResistanceandRevolutioninChina，Berkeley，1974，
［8］ChalmesJohnson，PeasantNationali*andCommunistPower，Stanford，1964，
［9］IlpyongKim，ThePoliticsoftheChineseCommunist：KiangsiundertheSoviets，Berkeley，1973，
［10］ChalmesJohnson，PeasantNationali*andCommunistPower，
［11］BenjaminSchwartz，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theRiseofMao，Cambridge，Mass.，1979，~190.
［12］同上。
［13］ShantiSwarup，AStudyoftheChineseCommunistMovement，1927—1935，Stanford，1966，
［14］TetsuyaKataoka，ResistanceandRevolutioninChina，~310.
［15］JohnFairbank，TheUnitedStatesandChina，Cambridge，，
［16］DerekWaller，TheKiangsiSovietRepublic：MaoandtheTwoNa－tionalCongressof1931and1934，Berkeley，1973.
［17］参见龚楚：《我与红军》，389~394页，香港，1953。颇为奇怪的是，有些以前的共产党领导人极力否认他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又吹嘘甚至极力夸大他们以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8］JohnRue，MaoTse?鄄tunginOpposition，Stanford，1966，
［19］DickWilson，TheLongMarch，NewYork，1971，~136；JeromeCh?蒺en，“ResolutionoftheTsun?鄄yiConference，”inChinaQuarterly，Octorber1969，~19.
引言 引言(11)
［20］NoriyukiTokuda，MoTakutoshuginoseijirikigaku（《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5、8~127页，东京，1977。Tokuda把毛泽东在中央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2）由掌握领导权逐步转变为形成权威———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3）个人的绝对权威———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我赞同Tokuda的总体分析，但是我不相信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权威在五六十年代下降了的说法。
［21］BenjaminSchwartz，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theRiseofMao，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
简单地回顾一下长征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南方进行的苏维埃运动的状况看来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长征的一些基本背景知识，因为长征毕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代表着苏维埃革命的低潮，而另一种意义上当然也可以说是标志着苏维埃革命的高峰。其次，这种回顾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本书作者自以为是的新鲜视角，对前一时期的若干突出事件本身进行一番与众不同的观察评议。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以往认识角度的不同之处。起码鉴于中国内地最近公布的许多崭新的档案文献材料，我本人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革命活动的许多论题其实也都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虑。
国共合作的结束
就党际关系而言，1923—1927年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时期。从全国形势看，国共合作的后两年是两党携手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战争或称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共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其实这个过程从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过的一种政治规则上更容易获得解释：共同的强大的敌人的压力使得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共同敌人的消失和联合行动的完成则意味着新的政治分裂，新欢旧恨的各种具体理由倒是次要的，也是现成的。*
*这一观察可以适用于近代以前中国许多新王朝的形成，比如汉、晋、唐、宋、明、清几个朝代。
直至今天，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大都把北伐说成是极大的成功。他们还说，若没有共产党人从中捣乱，北伐会取得更大的胜利。［1］然而，*历史学家则把北伐看成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而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2］虽然对这一课题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从总体上对它稍加审视还是有必要的。
看起来，国民党在北伐中赢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1926年7月开始北伐时，国民党只有几个军，不足10万人的武装力量，它所控制的地盘也不过是以广州为中心很小的一块根据地。1927年初，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扩大为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有约10万人，而华南各省大部分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到1928年下半年，中国各大军阀势力不是被打败，就是主动易帜，归顺国民党的统治。南京政府确立了它对全国的合法统治，其军事力量猛增到80个军，200多万人。［3］
但是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同以上国民党官方立场有所不同的是，虽然北伐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不应忘记，共产党人为北伐取得成功所做出的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除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给北伐军带来了高昂的士气之外，他们还在北伐中发挥了各种具体的影响。比如广东、江西、湖南三省的农*动蓬勃兴起，势如破竹，为北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和取之不尽的物质供应；工人的武装起义使得夺取南昌、上海这些大城市看上去更像是政治示威而非军事行动。而这些农*动和工人起义主要是靠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2)
*HaroldIss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Stanford，1951，我不认为大革命和北伐时期只是“悲剧”而已。提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艾萨克斯写道：“人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使得国民党军队除接管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地盘之外，再无他事可做。赶在主力部队之前出发的政工队伍，每到一处就能立刻将当地的革命势力鼓动起来。”
此外，国家政权的迅速建立仅仅证明是一种表面上的成功，而且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国民党刚刚宣布全国统一，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通过招安各地军阀，国民党在1928年顺利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但是各军阀所控制的地盘却都原封不动。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军队和长江流域的五六个省份处于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其他的军队和地区仍然由各军事派系控制，其中主要属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四大军事派别。随之而来，在1928—1930年期间，蒋介石不得不接二连三地进行军阀内战。*
*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内部各军事集团的状况，李守孔列了一个表格（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93～494页），现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年代末国民党内的军事派别
派别首领地盘兵力
中央军蒋介石6个省60万人
桂系李宗仁4个省30万人
西北军冯玉祥6个省42万人
晋系阎锡山4个省30万人
东北军张学良4个省23万人
在社会政策上，国民党由注重发动基层工农群众革命转向与上层地主资产阶级精英的合作，以使国家的政治管理走向正轨。这一转变对于国民党而言也许不无道理，但却使它脱离了人民大众；尤其在广大农村，蒋介石政府从未成功地在县级以下建立起任何正式的行政机构，也没有能进行任何像孙中山先生所期望的重大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4］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工农大众的革命代言人，并以此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向国民党政权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历史学家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看成是一场失败也不无道理。他们也有着足够的证据。从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开始清党运动，到同年12月*广州起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脱党或死在蒋介石的屠杀之下。由共产党所扶植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曾一度拥有几百万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捣毁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领导人的预料，使得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茫茫然不知所措，从而共产党自己的表现行为本身便成为其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明。［5］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3)
但是若把我们的视线放得稍微长远一些，就不难看出，从1923年到1928年这一阶段对共产党人来说并不能一概以失败论之。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逐年增长着，而军阀割据作为传统的帝国专制向现代的共和政府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到1927年已经宣告结束。仅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进步，而不宜用“失败的悲剧”一言以蔽之。［6］
即便是把国共合作的破裂仅仅看成是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总的上升趋势中的一个暂时的回落，也无法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开脱责任。陈独秀已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1927年7月国民党的左翼武汉政府开始后不久，他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后来他更加公开地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训令。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拒绝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公开声明，严厉抨击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粗暴的官僚主义和*在国内采取武装暴动的轻率政策。［7］陈独秀的这些言行，若从私人的或道义的角度来看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不过从政治上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照此而论，陈独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本来不该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该做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总而言之，1927年以后陈独秀辞去了中央领导职务，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陈独秀最终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在晚年所写的一封信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涯和个性：“宗派意味着局限。我对宋代学者所提倡的正统之道一向表示反感。当我感到儒家学说不对的时候，我就起而反对它，当我发现第三国际出错的时候，我也站出来反对它，我会同样对待第四、第五或其他任何国际。胡适先生曾说我是天生的*者，的确如此。”见《致H先生、S先生的信》，载《陈独秀自传》，86页，香港，无出版日期。
*在政治上的成熟———这可以理解为*在当时的主要成就———正是经过共产党抛弃陈独秀或者说陈独秀抛弃共产党而得以实现的。
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建设
国共联盟的“盖子”一旦被揭开，共产党人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当中所产生的组织上、思想上的影响力也就自然爆发出来，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对抗。1927年下半年和随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组织发动了十几次武装暴动（主要是在南方各省）。虽然这些暴动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打击之下，绝大多数都趋于失败，也没有任何一次暴动能够立刻引起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些暴动又是成功的，因为它们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创建由共产党人自己控制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简单介绍一些比较著名的、对当时及随后几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武装暴动和苏区建设。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4)
理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党人的暴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以它们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把这些暴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由党中央直接组织的大规模起义，另一部分是后期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小规模起义。一般说来，这两处暴动的最后结果大致相同，也就是在农村形成了军事割据的局面。但是，若以动机与结果是否一致为标准来评判某一政治行动的成败，那么第一种类型的起义无疑是失败了，因为这些起义的目标都是为了造成全国的革命形势，结果是没有任何一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第二种类型的起义却可以说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成功，因为这类起义的发动仅仅是为了在地方上造成革命声势和创建政权，而其中有些也确实这样做到了。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共产党人的暴动”转变成为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是不过分的。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发动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1927年8月，参加者有三个军，总兵力达2万人。在1927年10月向汕头转移的途中———汕头是东南沿海的一个港口，共产党人向这里转移是考虑到便于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后进行他们自己的北伐———起义部队受到粤桂联军的毁灭性打击，与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大多数起义领导人离开了部队，去了香港和上海。在幸存者中，有2000人在朱德率领下向西撤退。他们在广东韶关被迫投靠了范石生———一支地方武装的首领，也是朱德的同乡好友。几个月后，朱德又率部向湘赣边界转移，并在1928年4月与井冈山毛泽东的部队会师。*
*关于南昌起义，有必要说明几点：第一，起义受双重领导———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为首的总指挥部，*暴动史可能只有这一次，是两个领导机关并列发挥作用。第二，一般认为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遭到逮捕，而由于他与国民党军队有老关系才获得释放。事实上，贺龙的获释主要是因为他的部队即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朱德所召集的幸存者们不是他本人的部队，而是周士第的第一军25师。周士第（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老党员）离开了自己的部队，逃到了香港，其部队留给了朱德指挥。见“中央通告第三号”1927年11月，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46页。另见MartinWilbour，“TheAshesofDe-feat”，inChinaQuar－terly，，1964，；JamesHarrison，，etesq.
朱德、毛泽东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创建了一支红军和一块军事基地，后来的江西苏区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就毛泽东这一方面来看，他把1927年10月秋收起义中保留下来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在与朱德会师以前，他之所以能在井冈山把自己的部队保存下来，主要应归功于与当地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实行了联合。如此说来，与地方武装联合既帮助了朱德又帮助了毛泽东，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不过，为他们日后迅速崛起提供强大动力的则是随后开展的苏维埃建设活动。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5)
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另一支部队不足1000人，在师长董朗的率领下于1927年10月初进入广东东江一带。这支强大援军的到来使当地的农民革命军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在林道文的指挥下发动了第三次暴动，并很快于10月下旬夺取了两座县城：海丰和陆丰。随后不久，*中央任命彭湃为*东江地区特委书记，宣布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随着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另一支部队的到来，东江苏维埃已成为这一运动中最为宝贵、最有前途的一项成就。在其鼎盛时期，这块根据地拥有两个师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四个县的广大地区。一方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利———位于东海岸，结果证明不但不易获得苏联的援助，反而更容易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领导不力———彭湃是一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但他对军事却不甚精通，结果东江苏维埃于1928年2月被摧毁。彭湃去了上海，特委书记一职由林道文接任，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军队在古大存的指挥下在山区打游击。尽管林、古等人英勇奋战，只是东江苏维埃已永远失去了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生机与活力。［8］
就在党中央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东江苏维埃的失败而对军事行动失去信心的时候，在党的地方干部中却产生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浓厚兴趣。从1927年底开始又爆发了新一轮赤色暴动，这些暴动虽然目标不够远大，却更加切合实际条件。它们是由各地的共产党人发动的，虽然也是响应党中央的一般号召，却不属于党中央直接领导。方志敏在赣西北发动的起义是最早的地方暴动之一。与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方志敏在出任“五县县委”书记、负责在家乡弋阳县发动农民起义之前并未在党内担任过显赫的职务。起义于1927年底爆发，先是热火朝天地积极出击，1928年初遇到一些挫折，随后就走上地方割据和游击斗争的正轨。这次农民暴动创建了一个地方苏维埃政府，由方志敏担任领导，还创建了一个团的工农革命武装，由邵式萍任团长。从1928年年中到1930年初，赣西北苏区在*江西省委的密切监督和指导下（很少受到党中央的干预）发展虽然缓慢，却一直在稳步扩大。［9］同中央苏区的隔离与国民党的攻击似乎是方志敏地位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而熟悉家乡的社会地理环境却利于他的继续生存。
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另一次重要起义是湖北东部的黄安、麻城起义。在当地共产党人符向一、潘忠汝和王树声等人的领导下，参加暴动的农民于1927年底占领了这两个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一个农民革命军。起义很快被*下去，幸存者不足100人，逃避到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直到1928年5月才又公开活动，并与另一支农民武装一起在光山重建苏维埃根据地。一年后，队伍不断壮大，已足以挂上红一军的头衔，这时才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徐向前被中央派来以军长身份领导这支部队。在豫南、皖西两省毗邻地区，也爆发了两次农民暴动，分别是1929年5月的商南暴动和1930年1月的六安、霍山暴动。两次起义各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都归属徐向前的红一军。这样在1928—1930年的两年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或称鄂豫皖苏区）就脱颖而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战略基地。［10］而鄂豫皖苏区的发展潜力甚大，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一地区位于华北和华南之间，能够减轻南方国民党中央军和北方军阀的军事压力；而从进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向北部和东部广大乡村地区寻求自然发展，也可以沿京汉铁路和长江流域而向南、向西发动对中心城市的突然攻击。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6)
1928年1月，贺龙和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湘鄂边界地区，去发展那里的农民暴动。他们抵达湖北西部的监利，并把分散在乡间的地方武装召集起来，只是没能占领该县县城。他们率部向湘西进军，因为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北伐战争前，他曾作为一名军官在这里驻守过几年。在他的部下和老相识的帮助下，他的部队扩充到3000人，并于1928年3月占领了桑植县城。但在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和保安部队的进攻下，这支拼凑起来的共产党军队连输了两仗。周逸群只身一人返回湖北，贺龙则率领残余部队向西撤退，在湘鄂两省边界地区坚持斗争近两年。1929年5月，湘鄂边根据地已拥有两个县的全部和其他县的一部分地区。贺龙的部队被命名为红三军。与此同时，周逸群也在湖北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并创建了红六军。［11］直到1930年年中，这一广大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苏维埃区域，仅次于毛泽东的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的建立应首先归功于贺龙在这一地区的私人影响和私人关系。但是，作为刚刚改信共产主义的一名前国民党军官，贺龙似乎一方面过分习惯于旧的军事准则而忽视党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注重遵守党中央的指示而缺乏足够的独创精神。这种情况可能是造成这一根据地区域缺乏像其他一些苏区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原因。
彭德怀和滕代远于1928年7月发动的平江起义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策动兵变的旧策略获得了新生机。彭德怀是国民党地方军的一个团长，在共产党员滕代远的鼓动下，他率领全团3000余人在湖南平江宣布起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在同政府军进行的长达3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彭的部队减员至不足2000人。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转移其主力部队，去与井冈山的*部队联合。留下来的部队由黄公略指挥，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建立了湘鄂赣苏区。［12］
再向南方，又有两次起义发生，即由*、张云逸、俞作豫和李明瑞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百色起义开辟了右江根据地，并于1929年底成立了红七军。龙州起义则建立了左江根据地，并在1930年初成立了红八军。两次起义后，这两大红军部队多达8000人，并控制了十几个县的广大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与其他共产党的势力缺乏必要的联系，因而受到国民党的四面围攻；又因为*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对起义全权负责，所以更愿意把部队带到北方，与共产党的大部队会合，而不想在偏远的南方固守一块孤零零的根据地，所以左右江根据地自始至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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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特殊却又不难理解的是，在陕西省也发生了两起*暴动，一次是1927年11月的清涧起义，另一次是1928年4月的渭南和华县起义。陕西起义构成了中国北方罕见的一大景观，其他北方省份不曾发生。这两次暴动都很快被*下去，在1930年以前既没有形成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也没能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该省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杜衡、杨国栋、刘志丹、谢子长等陕西本省人。他们凭借着对当地人民与军队的了解和熟悉而在一些边沿农村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活动，但是由于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区域相距甚远，这使得他们不可能迅速发展并立刻有所起色。［14］
苏维埃革命的特征与动态
关于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和事后的历史学家都曾列举过各种各样的因素。就一致看法而言，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第一类因素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军事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与分裂对抗以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状态。在以上两种客观条件中，后者看上去虽不太明显，却更加值得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会一直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自治区域，为农民造反、秘密结社以及恶霸、土匪和军阀挑战政府权威提供了各种可能。这些可能性经过共产党员的新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有声有色的农村武装割据或苏维埃运动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各地的苏维埃运动在本质上也有很大差别。在另一种研究中，这些差别或许可以成为专门讨论的课题，但对我现在的这项研究来说，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整个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发现的几项共同特征。
一、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对革命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获得并在整个30年代都一直强调的基本教训之一。［15］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到1928年这一阶段，在党内军内叫得最响亮的是这样两句话：“听党的话”和“跟着党走”。特别是刚刚脱离国民党的旧军官如贺龙、彭德怀，更必须牢记在心，念念不忘。强调共产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除了表明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与之开展斗争的决心外，还表现在若干实际工作方面，如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发动劳苦大众，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军队改革，特别是强调在各级军官和地方干部中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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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虽已成为人所皆知的口头语，但尚未被普通老百姓（农民和士兵）所深刻理解。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团体，共产主义就是每个穷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土地———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16］不过，即使这种狭隘的理解，也已足以使他们加入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高昂的斗志和无穷的力量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共产党的实际作用比其思想更加重要。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一种内部机制发挥着十分有效的作用。比如红军部队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搜集信息，获得物资和人员方面的补给。而在撤离某个地方之前，则至少要安排一个党的秘密支部以备后用。在苏区和红军中，共产党员发挥着领导、监督、鼓动和示范作用。他们由此而成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核心”和“先锋队”，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
二、红军和武装斗争
创建自己的军队必须开展独立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破裂后所吸取的又一条基本教训。国共合作破裂时，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因松散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给摧毁了，而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17］1927年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冲突已公开化，自然无须再一味地重复军事斗争的必要性。而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有效地进行作战并开展革命活动，则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红军的革命特点后来被共产党人归纳为“三大关系”———军事任务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红军指战员所受的教育是：不仅要做战斗队，而且要做革命的宣传队、政治上的工作队和经济上的生产队。共产党还教育他们，红军打仗不仅是为了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是要最终解放被压迫的农工劳动阶级，使整个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为在红军中加强政治工作，下至各连排，上至红军总部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和各级党委，由他们在各个级别上监督军事领导。军队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红军内部纪律严明，要求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等。［18］此外，还规定了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穿着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薪水；而且定期举行组织生活会，让广大官兵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这一俄文词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东江起义的时候。随后，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也都相继采用。起义农民们对这一词汇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某个领导人的名字（也许是苏兆征的别名吧！）。［19］然而，这个外国的词儿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带来荣誉与尊重。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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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苏维埃或称工农兵代表会议，是一种彻底的*制度，它能使全体劳动人民充分地参与政府的管理与决策。［20］而事实上，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领导人通常是党和红军自上而下任命的，大致起着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很少吸收乡村的农民，更不用说工人和士兵了。尽管如此，由于新政府采取了集体化管理的形式，所以较之以前，这种体制要*得多。特别是在基层村镇中，农民选举自己的苏维埃领导人，因此享有参与管理的大量机会。在那里，苏维埃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居民委员会或职业协会组织。
苏维埃制度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它把共产党和红军与群众运动以及社会组织从上到下联结起来。虽然在共产党人是否真正要创造一种更加完美、更加*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上可以有所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共产党人巩固根据地，动员农民支持其革命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土地改革
土地分配不公，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通病。这一现象简直可以说已经使得中国农民养成了一种“土地拜物教”的心理，农民的这种心理已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实际需求。纵观中国任何农民起义若不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来吸引贫困的农民，是很难取得成功并有所作为的。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土地改革，这一点反映在当时*中央的各种文件决议上。［21］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7年这整整10年的时间，都被共产党人称为土地革命时期，甚至干脆叫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虽然在对待中农和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党和红军领导层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没收地主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一基本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土地改革纲领中却从未受到过怀疑。这就足够了。土地改革政策与苏维埃机构是共产党人的两大根基，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能够在农村贯彻“群众路线”，开展“人民战争”了。
这个时期也面临着一系列疑难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也曾经提出，现在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回答。共产党应该是（或曾经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吗？能不能把红军的战斗力看成是与他们的革命热情成正比的？苏维埃制度应该是（或曾经是）*参与还是权力集中？土地改革与群众路线是能够直接把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魔力棒吗？概括地说，应该把这些革命措施看成是绝对目的，还是仅仅把它们当作实现其他目的（或许不太崇高）的权宜手段？这些问题既不容易提出，更不容易回答。
暂时抛开这些问题不谈，若简单比较一下国共两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会明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及其特征在实践上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力量，为他们与国民党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极大优势。与共产党不同，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都未能在省级以下发展自己的地方组织；国民党的军队带有职业化政府军的全部特征，不同普通老百姓发生任何关系，也不过问农村农民的社会经济问题；国民党的地方行政基本上还是“一长责任制”，省长、专区专员、县长分别在少数职员协助下全权负责各辖地的行政事务，县以下就不好管了；对国民党来说，土地改革问题更不必谈了。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0)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政党在自身力量上的增长不一定就能使它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少以及他们各自的努力程度。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什么与世无争的独立社会，实际上它构成国共斗争的一方罢了，它的兴衰浮沉或者战争的形式不仅取决于共产党人的实力和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人的实力和努力。
直到1930年初，红军和苏区都还没有形成规模，活动分散，且多数是南方各省。各个根据地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也没有联系的必要。各地红军还没有直接对国民党的中央军开战，他们要应付的是驻守在各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即民团、警察和各省地方部队。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体制极为复杂，因时因地而异。鉴于本项研究的目的，我把目标放在南方和中南各省，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影响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共产党起义最活跃的地区。1930年国民党军事机构改组以前，它的最大单位是军，基本的作战单位是团。除直接受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军约50万人作为全国的机动兵力外，南方每个省份大约有2～3个军，6～9个师、18～27个团的兵力驻守，总共得有6万至9万人。［22］这些部队一般由各省府调遣，驻扎在省城和一些专区所在地。在县城一级没有正规部队驻防，只有保安队、宪警队大约300人～500人。在县级以下的乡，则只有地主和乡绅扶持的地方民团武装。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共产党人在每个苏区有1000人至5000人的红军部队在介于专区和县之间的级别上作战，有50人至200人的赤卫队在介于县乡的级别上作战，还有一些青年小分队分散在小城镇和农村游击活动。*
*这也是一个大致的分析。例如在1929年底，共产党的主要军队大致如下：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有3000人；彭德怀和滕代远的红五军有2000人；贺龙的红三军有3000人；徐向前的红一军有1000人；*和张云逸的红七军有3000人；方志敏的红十军有1000人。每支红军部队都占据2至5个县作为其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另有5至10个县作为其势力范围。每一个中心县通常拥有一支由几十名到几百名业余士兵组成的赤卫队。
驻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贪图安逸，只愿待在大城市里（而且他们是被部署在那里的），无事则安，对共产党人在下面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打击民团和警察不闻不问。在没有各省军队介入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逐步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活动范围。然后，他们开始兴趣大增，开始攻打县城。虽然在县保安队面前往往吃败仗，但他们却不受什么太大损失，退回乡村就是；而一旦他们夺取县城，赶走了保安队，这种胜利可就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1)
如果一两个县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国民党各省政府便开始坐卧不安起来。他们纷纷调兵遣将，开始对“造反者”发动围剿。如果暴动发生在各省边界地区，那么围剿作战就由有关各省联合发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不论哪一支红军部队都很难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军或歼灭其一个团。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交战受挫后，红军就撤出县城，撤到下面乡间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开展斗争。国民党的进攻部队在夺回县城逼走红军之后，自然得意洋洋宣布胜利并立即撤兵，结果使共产党人得以恢复他们原来的根据地，或是在日后创建新的根据地。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为共产党人发展势力制造了良机。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与其他军事集团之间爆发战争，驻守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会被调往前线作战，留下的少数兵力将会集中驻防省城，而在区县两地则显空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不会忘记乘机抢占新的地盘并补充新的兵源。
以上的描述可以说是红军和苏维埃活动的一般动态和轨迹。对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对抗所进行的总体考察表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人举行暴动的南方和中南各省的军事控制是相对稳固的。当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时，各省的军队便开始进行*。在历次战斗中，国民党军胜多败少；在整个围剿战役中，他们也几乎全部胜利。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少能够根除共产党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力量和影响。共产党人依靠他们与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令人神往的农业纲领、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现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头。
红军部队一般采用游击战的战术，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而不单纯是某个领导人的创造发明。强敌进攻时，弱小的红军就做必要的后退，到农村去和敌人周旋；红军兵力弱小，但熟悉地理环境，自然要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以便寻机作战。敌军撤退时，他们又化零为整，乘胜追歼。这套打游击的战略战术不仅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所运用，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早期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过。*
*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提出了“十六字诀”，而彭德怀和徐向前的部队则分别运用了“石磨战术”和“八句话原则”。当然应当指出，游击战可以根据各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及其自身状况而具体灵活采用。
毛泽东与江西中央苏区
*中央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公达两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分别以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被派往湖南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23］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党中央与湖南省委函电来往频繁（在《中央通讯》中有详细记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2)
这些函电表明，起初党中央对湖南省委大加赞扬，而后来又深表失望。［24］“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的确及时来到湖南省会长沙，但他没有逗留在城里开会发文件，而是马上奔赴湘东农村。与此同时，由彭公达等人制定并寄予厚望的全省起义计划在各地实施过程中均先后宣告失败，惟有毛泽东去的湘赣边界地区例外。［25］但是，这并不表示着毛泽东本人创建了什么武装力量或发动了什么农民起义。虽然他在1927年9月确曾被任命为计划中起义部队的师长，但这一任命徒有虚名，而且很快又被取消。当时倒有一个师的“工农红军”在湘赣边界宣告成立，秋收起义只不过是把现有的若干部队召集起来，先夺取附近的县城，再去攻打省城长沙。只是在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才出面通知各路部队至文家市集合，并决定挥师东进。经过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新命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于1927年10月向东撤退到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地区。［26］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之所以向江西撤退，可能是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后来他在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实行联合也可能是出于暂时考虑。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不可能追求绝无原则可言的联合，乃至于和袁、王这样两个“土匪首领”公开结盟———称袁、王二人为土匪是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稍后提出来的，而国民党的历史学家自然乐意接受这种说法，至今一直采用此说。实际上，袁、王二人分别是北伐战争时期在井冈山一带成立的两支“农民自卫军”的领袖。由于这些农军与当地的地主豪绅发生冲突并公然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倾向于加入*暴动。如果像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那样把所有共产党人都称作“匪”的话，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袁、王二人倒也不妨如此称呼。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这样会师后，立即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共有万余人，由六个团组成：朱自己的队伍两个团、朱带来的湘南农军两个团、毛泽东的一个团，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一个团。［27］在随后的三个月内，毛泽东、朱德利用幅员辽阔的井冈山区作为根据地的核心，派出一些部队到周围各县去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府，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
实行联合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摩擦，这成了一个普遍定律。湖南省委要求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回湘发动另一次起义；湘南农军因井冈山上给养困难要求返回老家；朱德的部下则要求维持独立。到1928年5月底，两个团的湘南农民已大部分返回湘南。7月下旬，当湘赣两省的敌军发动围剿时，朱德率领他的两个团也离开井冈山去了湖南。一个时期内毛泽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通过分裂、失败和后来红四军的重新联合，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最终合并成一个整体，以至于后来很难说哪个部队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从1928年9月至1929年1月，对红四军和湘赣边根据地来说，是一个顺利发展和迅速扩大的时期。［28］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3)
1928年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大约1000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来彭德怀在*中说，他之所以决定投奔井冈山，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十分钦佩。实际上，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和红五军在平江地区遇到的不利形势可能与彭德怀采取上述行动有更大的关系。两军会合后，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1929年1月，当另一场围剿到来之际（这次围剿由闽、湘、赣三省政府联合发动，出动的兵力有12～18个团，大约2?郾5万～3?郾5万人），彭德怀和王佐分别率领红五军原部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到外线作战。这里有无派别之见，暂且不论，单就这种军事安排来说，其出发点是：如果毛泽东、朱德能够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那么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江西省的军队———将不得不从井冈山迅速撤退。这样，不仅围剿可以得以制止，而且敌军还将受到毛、朱和彭、王部队的前后夹击。*
*参见陈毅：《关于*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52页。另见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NewYork，1938，p?郾153。毛泽东对斯诺说，*六大的新路线传达到井冈山后，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不同意见消失了。我想补充一句：朱、毛二人之间的默契融合关系主要是随着1928年下半年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而不断进行调整的结果。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既没有攻下吉安，也没能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相反，他们在去赣南的途中，在大余一带受到赣军的重创。此后他们又连输三仗，直到1929年2月才在大柏地取得一次胜利。他们被迫进一步南下，向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进军，重返井冈山已不可能。幸运的是，这年5月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军阀战争，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部队立刻被全部调回。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在张鼎丞、邓子恢等人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和刘少奇、李文林等人领导的赣南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毛泽东、朱德在闽赣边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一块新的更大的根据地。［29］
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队在1929年1月孤军迎敌，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剩下的300多人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向南撤退。3月份，他们在赣南的宁都遇到了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毛泽东为井冈山反围剿的事表示歉意，彭德怀不肯轻易接受。他集合自己的部队，挥师北上而去，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初次合作就这样结束了，虽不甚愉快，但也没有公开反目敌视。随后彭德怀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并于4月份收复了湘赣边根据地。7月，他又回到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在那里受到了老部下黄公略的热烈欢迎。10月，彭德怀派出一部分军队到鄂南发展。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五军就占领了三个根据地区域，所属部队扩充到3000余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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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9年下半年，江西中央苏区大体规模已经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由赣南、闽南、湘赣和湘鄂这四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组成的。它构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体。在这一区域，有共产党的三大势力：毛、朱的红四军，彭、滕的红五军，以及地方党、政（苏维埃）、军人员。毛泽东从开始便是这一区域内最有资历、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和毛泽东的正式领导，却是通过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之后得以形成的。
多年以来，*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主题。在江西时期，毛泽东被说成是反对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内地以外的某些观察家试图避免重复这一说法，但又提不出新颖的见解，结果随波逐流，在*历史学家所限定的范围内左右摇摆，以示独立。他们往往会说，在1927—1935年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同党中央相抗衡。但是，对于“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拥护还是反对中央”这类抽象而又模糊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追求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这样勾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不那么黑白分明，不那么是非明确，但却更加生动，更加真实。［31］
从毛泽东在中央党内的地位看来，江西初期可以说是他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毛泽东是*的创始人之一；在1923年召开的*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前夕，他又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以后，他的领导地位开始下降为地方一级：先是担任中央在湖南省的特派员，然后又依次担任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苏区的党代表、红军政治委员等职。然而毫无疑问，这一级别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实权地位的提高除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干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党中央的支持和影响。1927年9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家市把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集合起来并置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主要是因为他在党中央的资历较深。1928年4月和11月，也正是在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下，朱德和彭德怀才率部来井冈山。两次会师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军事实力。当时，朱德的部队有9000人，而毛泽东的部队却只有1000人，但是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又一次帮助了他，使他在联合部队中占据上风，而毛泽东凭借自己的才干能力逐步成为支配性的人物则是后来的事情。在1930年2月成立红一军团和同年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党中央看来，毛泽东是个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而在红军士兵眼里，毛泽东则是中央领导的象征。这种双重作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初期各项活动的一把钥匙。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5)
直到1930年初，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关系还不密切、不直接和不频繁。他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一般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而且每年只有少数的几次。在这些通信中，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其红军队伍的状况，而不是全国乃至国际方面的事务，即使偶尔提及后者，也只是在它们同红军发生关系的时候。至于党中央，虽然它作为最高权威也在发指示、提建议，但它却很少下达能对毛泽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指令。实际上，党中央有时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待在哪里、干些什么。［32］简单地说，毛泽东既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援助，也受不到它太多的直接干预。中央能向毛泽东提供的只是精神上的鼓励，而毛泽东能为中央做的事情是有时捐献一些打土豪获得的金银，把它们通过秘密渠道从苏区送往上海。
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共同利益。他们毕竟都是共产主义者，不时发生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多半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党的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层统揽全局，他们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以及理论问题上的争论；而毛泽东作为农村开展斗争的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上的应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谈论革命的高潮问题，但是对前者来说，这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世界形势和劳资阶级立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而对后者而言，意味着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将要爆发另一场大战；二者也都在谈论土地改革，但前者把它看成是最终铲除“封建制度”的神圣目标，而后者则把它看作是吸引农民参与其军事行动的权宜手段。有些时候，毛泽东要求夺取江西全省和一些大城市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中央，但也有些时候他又迟迟不肯采取积极行动，尽管中央一再催促；有时毛泽东提倡实行完全没收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以便争取新根据地的群众，而有时他又强调需要实施较为温和的土地政策，以促进苏区的经济生产和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他一再重申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同时又不断强调军事优先的原则；他信赖并依靠广大农民，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对农民的保守和狭隘心理表示反感。在党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遵从的总体框架中，毛泽东的言论和行动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在这些表面上前后矛盾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这同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关于*革命的总体战略也成熟了：即以武装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治———仅此一条而已，不可缺少，亦无可添加。其他一切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这一主要目标，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什么独特优惠之处。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打败国民党政府，建立共产党政权。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6)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确实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代表着共产党人的真正利益。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地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作用，然而在各个具体步骤和具体时刻上，他们彼此之间又会形成相互对照乃至相互对立。
李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方面，武装反抗国民党已成为*坚定不移的政策和无可更改的现实；另一方面，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和巨大挫折———由武装暴动发展而来的苏维埃运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得以体现。这两种颇为矛盾的前提使得*六大采取了一条比较温和的政治路线。这一点从六大决议和新当选的中央领导成员的构成上可以看出。这样被选出来或者说被挑出来的政治局成员有七位，即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和项英，绝大多数都是入党多年的骨干。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上有李立三、彭湃等七人。大会闭幕后，张国焘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苏兆征因患肺炎也留在莫斯科治病。中央其他领导人会后不久便离开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返回上海。［33］
然而在*六大结束后不久，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开始变得有利于采取一条更为激进的路线。1928年下半年，各处苏区和红军稳步扩大，这给共产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前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布哈林这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六大的主导者逐渐成为斯大林攻击的靶子，其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反对六大温和路线的“左”倾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央，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激进的李立三接替了保守的蔡和森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蔡被召去莫斯科；李走上核心领导岗位。［34］在国内的四名政治局委员中，向忠发和项英只挂名不主事，实际工作由周恩来和李立三两人分担负责。
从1928年11月政治局改组，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中央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六大制定的温和路线基本上得到了维护。但与此同时，从莫斯科刮来的反右倾之风却在不停地吹打着*中央的航船。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央的路线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1929年6月至1930年4月这一时期。［35］周恩来失去依托，李立三开始得志，于是开始了二人的并列竞争时期。在此期间，稳健的周恩来与冒失的李立三虽然常有争论，但还没有分出你高我低。向忠发的自白书为这一分析提供了某些证据。向忠发写道：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7)
在1929年6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与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全会结束后，他们又继续争吵了两天。虽然我不大支持李立三，却也没有能说服他。后来，这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我总是在中间给他们调解。从1930年1月开始，他们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周恩来决定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36］
从1930年4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到同年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李立三完全控制了党中央，他的“左”倾言行也到达了顶峰。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史华慈教授所指出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力为李立三走上领导岗位和*中央采用他的激进路线打开了绿灯。［37］1930年5月，李立三连接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是红军代表会议，要求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武汉；另一次是苏区代表会议，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或说是臭名昭著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援引马列主义的一些抽象言词，对中国及世界革命的形势作出了过分夸张的表述，下面引用其中一段，我们便可窥斑知豹：
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的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在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现在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38］
当*中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其激进路线付诸实施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却开始担心李立三可能走得太远了。7月16日李立三自上海致函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正式表态，公开支持他的全部冒险计划。一个星期后，共产国际写了回信。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给*中央的指示信息是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冒险计划发生分歧的一个信号。［39］在这封指示信中，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是否已出现“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提出质疑，以此想阻止*中央关于立即攻打各大中心城市的战略行动。［40］
共产国际指示到来的时候，恰逢彭德怀的第五军团于7月28日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激奋异常，8月1日和3日，又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共产国际的指示被搁置到一边；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受到公开指责；他甚至还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国革命，以此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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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获悉红军攻克长沙这一出人意料的好消息之后，当然也是庆祝了一番，甚至还可能为在7月23日信中坚持的保守立场而有些内心遗憾。几天过后，情况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当李立三的抗议书送到共产国际的时候，长沙又沦入了敌手，共产国际欢庆气氛消失了，对李立三的不满情绪却依然存在。李立三的苛求、长沙的丢失、国际远东局的抱怨、周恩来的报告，一股脑儿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作出决定，需要防止李立三的过火行为。1930年8月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派回国内，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再攻长沙这一战成为对李立三政治命运的最终裁决。从8月24日到9月12日，李立三孤注一掷，要求各地红军主力采取一致行动，再次夺取长沙。红军苦战了几个星期，但最终还是未能打下长沙。拿下长沙没有那么容易，但摘下李立三的乌纱帽却不那么难。9月下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许多*党史著作都大书特书李立三路线给*造成的巨大损失，很少有人去解释此话怎讲。不错，在1930年下半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李立三本人的愿望背道而驰———9月份，他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2月，他又被召去莫斯科受审。但是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李立三掌权时期到底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其次，不管是何种情况，李立三的激进政策对运动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总的方面来看，李立三的领导似乎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具有破坏性———至少从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方面来说是这样的，而当时红军和苏区显然代表着共产党员的真正力量。
在1929年6月以前，共产党员的部队只有两三支配得上“军”的称号，其余部队只能称为“师”或“团”。红军的总兵力约有1万到2万，且分散在各地独自活动。正规红军部队既缺少武器装备，又缺乏严格的体制，而地方部队则只能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战术。1930年初，红军发展到7～8个军，所有兵力大约4万～5万人。至1930年6月，又进一步发展到15～20个军，兵力多达6万～8万人。8月初，党中央号召对中心城市发动战略进攻时，红军已发展为10～15个军，总兵力已达8万～10万人之多。［42］
在1930年以前，没有哪一支红军部队能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整旅（2000人～3000人）打上一仗，也没有任何一支红军能够攻打并夺取县级以上的大中城市。但在1930年以后，对这两件事，红军都能够做到了。也就是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与战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以前他们只能在没有各省军队的干预下打败地方武装，现在他们已能够在没有国民党中央的干预下打败各省一级的敌军了。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19)
除对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确切地讲，也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爆发）之外，*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那些带有深厚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1930年初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增长，这方面也是与李立三中央的鼓动和指示分不开的。比如所有新近成立或扩编的红军军级单位，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其军长和军政委都是中央任命的。
在李立三领导*中央期间，红军在总体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同样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的红五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比毛泽东的红四军更为积极。彭德怀的部队从1929年6月的1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000人，最后他的部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000人。红五军一度攻克长沙，虽然不久又被迫放弃，却补充了大量兵员。同一时期内，毛泽东的部队也有所增长，但不够快，从1929年6月的3000人，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000人。若不是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于彭德怀的红五军），毛泽东的队伍还不会达到这个数量。［43］
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最为积极活跃，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贺龙的红三军和周逸群的红六军于1930年5月合并为红二军团。不久他们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越过长江，开始对武汉和长沙发动联合进攻。结果，他们2万人的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徐向前的红一军在开始时兵力并不强大，不受中央重视，这倒成了好事，因而没有中央的硬性征战指示。他们执行了中央积极发展的一般号召，从1930年6月的3000人，增长到1930年9月的6000人。1930年以后，鄂豫皖苏区已超过湘鄂西苏区，成为*的第二大根据地。地处最南方的*的红七军按照中央意见，离开广西左右江根据地远征广州和桂林，一路挫折，从3000人有余减员到1000人不足，最后到达苏区。［44］
总而言之，如果从历史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立场出发，就需要公正地分析评价李立三路线的成败得失及其与共产党力量消长的关系。对此，我前些年曾有专文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若把上述基本事实考虑在内，我们起码应该放弃那种认为李立三的领导是完全失败的观点。李立三的悲剧在于，他过分迷恋革命理想主义的幻想，未能认清本党本人在国内和国外被实际卷入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到头来真可以说是功归于人而过归于己。
另一个非常有趣但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毛泽东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央内部，李立三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左”倾激进和右倾保守两种立场；同时也应该看到*总的方针路线不断“左”倾激进化的几个阶段，以免得出表面化和片面化的结论。毛泽东与党中央之间交换的两封信件常被提及，用以说明毛泽东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45］现在，可以看到信文的全件，使我们能够进行更详细、更准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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