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军队与毛的第一方面军不一样。张的部队中有许多妇女，包括一支有两千人的妇女战斗团。他与少数民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他打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他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从现存的材料看，张没有干预鸦片生产。鸦片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但是他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张不准战士抽鸦片。但也有例外。有个名叫金禁川的老中医，他有鸦片瘾，就获准抽一点鸦片以支撑精神。
所有红军部队的内部保卫工作都非常严。彭德怀在狱中自述中写道：“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况），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补充说：“原属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四方面军的情况也是一样。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时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年轻排长，他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也被处决。许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学。长期同张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设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而解脱了。
尽管张有李先念所说的这些错误思想，但他是打了几个漂亮仗的。然而，张继续逮捕和处决他所不信任的军官。
李先念说：“我可以向你举出四十位在四方面军清洗中被杀害的同志的名单。”一九二一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团里缺乏领导人。李说，他因此当上了团的领导。因为他的领导原是国民党军官，给清洗了，后来复了职，在战斗中阵亡了。李认为二方面军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军还要多。
两河口喇嘛寺里举行盛宴时，一份名叫廖承志的画家却由张的军队看管着。郁郁不乐。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措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父亲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孙死后被国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蒋介石）暗杀于广州。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他早就被处决了。他刻蜡纸也刻得很好。廖的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随着岁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孙夫人的密友之一，另在毛泽东的政权中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绑架，由于宋女士的积极干预才免遭不幸。后来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去世。长征中。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往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象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飞虎队创始人之妻陈香梅的舅舅。
党内的亲莫斯科集团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徐以新是这个集团的第二十九名成员。（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总数可能达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纪很轻，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人有时统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因此，两河口会议时，徐也是—名囚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军的另一名囚犯是罗世文。他原分四川地区党的书记。他带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张国焘的队伍。张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这类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据张国焘讲，毛说共产国际曾建议红军向外蒙古方向移动，这样容易和苏联取得联系。据博古讲，这原是共产国际建议的万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长征开始之前用无线电发来的。博古证实，自“那时”以来，即前一年的八月以来，红军已有十个月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了。
张国焘回忆说，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 他想，大概因为当时他们对日本人的情况所知不多 ），也未提到前往陕北，大概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
张国焘称，他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
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据他说，会议决定巩固张国焘在川西北建立的苏区。大家一致同意夺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边缘，扼守着绕过沼泽地带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开通往甘肃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一顷五点决议，但内容从未公开过。
其中有几点是批评张的，特别批评了他把根据地转移到川西北。如果张的话可信，毛嘲笑了张的这一行动，认为这样做是放弃根据地，增加了长征的困难。张称两河口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毛答应还要进一步讨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会外有许多交谈，双方一直在摸对方的底。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据张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
据聂荣臻讲，这一指示的内容是：
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至全中国的胜利。
幕后却在进行活动。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回忆说，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
聂荣臻也讲了类似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请他吃饭。席间，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说，我要。黑夜中聂边走边思讨，张究竟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有好多麻烦事。有些人向张提供的遵义会议情况有误，结果加深了张对毛的疑虑。
不管毛和张的关系细何 —个国观代史专家用“冷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相处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
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与宣传部长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九八四年，李伯钊巳七十二岁。她轻声为我们唱道：
—个英勇善战，不畏艰难；一个腹有良谋，运筹帷幄。
“头两行，”她说，“是写第四方面军的。后两句是写第一方面军的。”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十九岁美丽活泼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名叫厩香，母亲是汉族，父亲是个卖剪刀、针线的藏族小商人、她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她的母亲已去世。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它的地饭上。
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到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
“她在过草地时死去，”李伯钊说，“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饿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钊说着眼角里噙着泪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一万四千多英尺。梦笔山比夹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他们也许是碰上了好运气。有些红军战士回忆却迟到了可怕的困难。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还有大量的积雪。
第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象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伯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入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须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迫近时已弃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随即进驻土司宫。这座七层建筑，四周的柱子漆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雕刻精细、山墙上镶着装饰用的宝石。直到今天，长征老战士提到它时仍不免叹为观止。住房壁上装饰有挂毯和藏文条幅，屋里摆着缎面靠椅和雕花家惧。楼里还有一个收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古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全是佛堂，佛龛上嵌有玉石和金银饰品。玻璃窗清洁明亮。
底层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炉灶，还有大得惊人的用铁或铜制作的锅、盘子和水壶，足可供一支大军备炊之用。底层的一例是马厩，二楼用来贮存食品，粮食米面都装在桶里，盐糖调料放在柜橱里，宰好的整只牛羊放在搁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装在陶罐里。此外，这一层还有工具房、武器库以及卫兵和军队的宿舍。
三楼是土司的住房。客厅里镶有大理石和孔雀石，卧室内有一张木床，几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个镶嵌着螺钿的衣柜和一张红漆书台。毛就在此下榻。四楼全是佛堂，除了佛龛佛像，系着红缨的铜锣鼓外，这里还有藏式雕象，藏文幛子和经书。
房间虽然富丽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先走一步。红军大部队留在卓克基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对藏民进行宣传。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是藏族，他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员。他记得小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汉人常常进攻汀藏民。红军迫近时，国民党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还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伯并仇恨红军。四方面军先到，一方面军后到，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此驻扎了好几个月。他们宰牛征粮。尽管红军讨了银元或打了借条，藏民仍然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
“一方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停留，”天宝回忆说，“他们穿过的是一个个空荡档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队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见牛就杀，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很难说每次都付了钱，这样影响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红军必须生存下去。所以很难讲谁是谁非。”
进入这个地区，人人神经都很紧张。随时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击。红军战士有的受到袭击，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被剥光衣服，有为甚至被杀。红军由于伤亡太大，部队的人员组成己不平衡，干部多，战士少，有些部队几乎都是干部。上下关系也有些紧张。
一天，毛的卫士长陈昌奉竟然也对另一个警卫员大声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让，两人争吵不休。原来，陈昌奉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腹泻时粪便溅到了那个警卫员的身上。毛听后大步走了过去。“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他口气象一位严师，“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朋么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这样争吵值得吗？”警卫员们听了都感到惭愧。陈昌奉主动帮战友洗了裤子，那个警卫员不让陈洗。他们俩后来一起动手拾掇干净，继续长征了。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 那儿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在吊铺上渡过一个雨夜 ）、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棵，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他和青年男女战士开玩笑，说他们不象他那样能背四五十斤粮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却是例外，她是一位身体强健的中国农家始娘，她肩上至少背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人人都知道、筹粮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接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象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果真如此吗？ 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 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陷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入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曰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伯干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唯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 ”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一零四——一零五度（摄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请傅连璋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未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杯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 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离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李先念当时是张手下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官，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张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的野心。”
李先念认为张国焘会这样想：“一方面军人少兵弱，而我有八万人马。应该由我来作决定，并进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
部队向毛儿盖缓缓前进时，争论还在继续。张和他的一些代言人—直力主西进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毛和他的拥护者刚认为那些地方太偏，一无资源，二无足够的粮食，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兵源，红军到了那里将无处存身。如果北上，进入甘肃、宁夏。就到了汉族地区，那里有粮食，还可以招募新兵。毛争论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就越小。
到了毛儿盖和离开那儿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七月十八日开始生效。那—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和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翌年十二月，毛担任了军委主席，毛、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七人主席团。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象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长征史专家胡华认为开会时间是八月六日，地点在沙窝的一个喇嘛寺里。
张国焘也说会议是在沙窝召开的。沙窝是一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周围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五六英里，好象是“世外桃源”。张抱怨说，一方面军包围了会场，控制了所有的人口，不让他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会议，强迫他通过一连串检查岗。他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总司令部用不着替它们的安全操心了。”聂荣臻说，会议在张的十一师师部举行。胡华同意这个说法。聂说，他曾听到毛斥责张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张调集了很多部队到会场。看来是双方各执一词。
张和聂荣臻都谈到，张在沙窝会议上建议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张说，他是想让年青人参加会。聂认为，张企图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增加新人。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尽管张的部队人数占很大优势，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却是弧掌难鸣。
没有迹象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 他也是林彪的堂兄 ）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张国焘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了会议。现有材料表明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分歧：会议决议得到了通过。
八月初，双方达成妥协。政治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不妨先搞一个军事计划。他们同意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部队仍由朱德任总司令。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毛和张都信任他。
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各剩下二干人至三千人）编入了左路军。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右路军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负责，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上，右路军和左路军都在张国焘指挥下。他大约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
几乎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完成这些安排。就初步目标达成了协议，向岷县方向进发，以插入甘肃南部。
国民党终于开始警惕起来了，它开始调动部队。夜间，毛儿盖一带的气温已经很低，该行动了。两路军约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发。根据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巴西在草地的那一边，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
第二十五章 魔毯
这位西藏人，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穿着棕色的羊毛长袍，系着橙色的腰带，脚穿软皮靴，头戴时髦的毡帽。他说，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颜色、在这里应有尽有。
他讲的这片草地，是一个内陆的萨格苏海，地处长江和黄河分水岭之间一个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原上。这里看来象春天英国康瓦尔丘陵草原—样的平静，但要是把这片隐藏着邪恶的草原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恶之花》会显得象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这里的花草已开始迅速凋零，但是当你在正午经过这片平坦的大地时，它们的绚丽色彩在阳光照射下，仍然会刺痛你的眼睛，它们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旷神伯。当黎明来临时，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白雪反光的小山丘点缀着这绿宝石般的草原。
今天，这片青葱的田野大都已经开沟排水，土地的肥沃堪与美国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相婉美。到处是白色的绵羊，黑色的耗牛，一顶顶毡帐篷星罗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时的宿营地。
五十年前，情况似乎大体相同。但是当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诱人们到它们中间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和衣着。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象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泽东问杨成武；向导问题怎么办？ 杨说，他找到一个年老的藏民，六十多岁，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们用担架，由六名战士抬着他走。毛泽东同杨谈完之后，杨即率部队出发，出发前 杨又专门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她说了几句话。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病重，没有见他。
四团通过了几座沙石山冈。山网上满都是黄色的樱草花，或者叫藏报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状山花，还有接骨木饱满的果实——它那毛绒的白花，此时，已变成可以酿酒的浆果，仿佛给大地铺上了花毯，这无疑是一曲鲜花的交响乐。然而，在长征者战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描绘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语。他们无心欣赏这些美景，脑于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张国焘还谈到了这些“美丽壮观”的鲜花。
下午三时左右，四团正在拼力奋进，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寒气刺骨。这个一度如花似锦的乐园每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年平均温度刚过摄氏零度，七月是摄氏十度半多一点（华氏五十一度）。
用县长杨秋的话说，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红军经过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杨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压根就没有好路可走——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东边有条好走的路，但因张国焘没有打下松潘，那条路走不通。左边的路（即张国焘要走的路）也比较好，但他远在西面，而且他坚持要去阿坝。
除了杨成武和他的部下竖起的路标，小路上没有别的标志。没有界标，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草的下边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块的硬地，足可以经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但它们在野草底下，很难辨认。沼泽软得象豆腐一样，积水经常漫过胯骨。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着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无法保持干燥。没有地方可以宿营，人们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过夜，小丘小得连腿都伸不直。
没有食物。每人额外积存的四十斤口粮也快吃光了。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无法煮饭，无处生火，也没有木柴。他们只得嚼着未经磨过的麦粒。部队有半数人染上了讨厌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麦粒几乎要磨破他们的肚肠。
不过，今天的居民说，这里在夏末鸟很多：从北极飞往南方的大雁，随季节迁居的野鸭群等。有时，飞行中的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阳，落在沼泽地里把草丛弄得沙沙作响。一年后，当第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贺龙将军指出害人的沼泽中鱼多极了。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钓鱼，在通过这片可怕的大地时，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
过草地时发生的某些悲剧也许是由于红军不会狞猎或捕鱼。而且，他们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这些“野菜”现在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说明这是红军当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览柜中有一盘盘的多汁的蒲公英绿叶，有一碗碗的荀麻（可用来作鲜美的汤）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战士们当时却不了解它们的用途。
那个象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作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下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象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棵麦粒。她和她的朋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裸粒。青棵粒被火烧只了，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
粮食，亮亮亮亮亮。每天都是这个问题。那个模样象赫鲁晓夫的老红军曾宪辉还记得他们进出草地时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没有人烟。战士们收割了青裸，留下了借据。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时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人，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过一天，路就变得模糊难找。体重的人和牲口踩坏了狭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没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难知道向哪里插脚。杨定华说，过沼泽地有点象走在摆动着的浮桥上挪动一步就摇晃，而且你的脚很快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象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
他们一再迷路，甚至连藏民向导都难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处的景物都一模一样。只有当太阳冲出乌云时，他们才能改正前进的方向。
艾格尼丝·史沫待莱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淖中挣扎的同志的情况。莫许扶他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他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问志的悲惨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毛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毛让他休息，给他服药，他才得以继续长征。
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里渺无人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回忆道：“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村子里空空荡荡。我只记得有几只野鸟；到达班佑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还是空的。
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老红军给青年人不断打气。河水大约三英尺深，但红军到达这里时，河水开始上涨，水流湍急，中央纵队在渡口被阻。邓颖超为她的丈夫周恩来担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担架上，也停下不能前进。战士和指挥员都聚集在周围。她问一位指挥员，“河水有多深？ ”指挥员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她把年青战士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互相手拉着手涉水过河就不会发生问题。蔡畅是毛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身着红军制服，脚穿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也在这个纵队。杨定华说，你从她的装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妇女。但是战士们都熟悉，一下就认出她来了。他们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 唱《马赛曲》。“蔡畅微笑着回答说：”好吧！ 别喊了，我给你们唱。“她唱了。杨定华虽听不懂歌词，但也受到了鼓舞。
杨定华还想起长征中其他几位妇女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长沙时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边，他身边有一头头毛驴。毛走上前来问他为何不骑上毛驴。徐特立解释道，因为毛驴驮着三个病号的行李。徐特立在补他的旧裤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皮袄。他背着的干粮袋里装着八斤炒青裸。
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篙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簧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混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同志们！ ”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 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 ）。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巳过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如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象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象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地死去… ”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
徐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渺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条是黑河，也叫墨曲河。两条河均流入黄河，也称玛曲河。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下，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明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 只要他能做到 ）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备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磨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中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形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晾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有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
徐向前、陈昌洁、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地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象。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西推进的主张。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定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 ），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红军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如谢伟思所指出，总的来看，这些话“明确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胁性的意思”。“斗争”这个词在党内通常用来指互相对立的路线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或者用在象“阶级斗争”这样的词里。
叶刽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别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并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根据彭德怀的回忆，他在听说这份电报之前就曾敦促毛采取预防措施。毛的部队早巳分散。第一军团距此有两天的路程。附近还有张的两个军。“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切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 ”彭问。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拒绝了这个意见。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约是应陈昌浩的要求，毛和陈见面了。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杨尚昆认为，毛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杨说，陈“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
于是，毛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他说，周恩来和王稼样正在第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彭认为，这只是毛为了摆脱指挥部和陈的“势力范围”而使的一计。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第三军切所在地牙弄。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且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持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会上还议论了各部队的力量对比——第三军团只有四千人，第一军团人数也大致如此。张占有很大优势，毛及其同事们认为，张很可能强迫他们服从他的意志。
刻不容缓。第三军切受命于凌晨二时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荚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十日天—亮就去地里割青棵。陈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锡：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道走。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超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伯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思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入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 ”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千里，俯览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比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接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 ”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样——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 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个军 ）——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人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切，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司令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象往常一样，会议之后，红军又匆匆上路。他们向腊子口进发了。腊子口最窄处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政治局会议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开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红军已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白龙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顺着被水冲击而成的峡谷绕过莫牙。在那儿警卫员为毛号到了一所很不错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这里，庙里洁净雅致，一尘不染，这使红军战士难以置信。每处卧室外都种着白色或红色的菊花，向阳的一面，白色、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院里还有葡萄架。杨定华认为这里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很多部队都在莫牙额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还是杨成武——却没有休息。九月十五日，这支突击团在莫牙接到了预期的任务——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规定两天内攻下腊子口。而命令到达时已是黄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作好出发准备。晚十一时，队伍在夜色中集会在路旁草地上。哨音响了，团长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他们在夜里沿着白龙江行军。穿过一片片的树林，翻过一座座山头。这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据说战士们曾高喊：“真好看哪，大家来吃白糖吧！ ”）队伍在凌晨二时饱餐了一顿，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
途中，他们同国民党十四师的一个营打了一场遭遇战，把他们打散了。从俘虏口中得知，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已在腊子口修筑了碉堡。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先头部队到达通往隘口的通路。这里景色宜人。先经九龙峡，过一个山口后，就到了腊子河，这是 一条狭窄而湍急的溪流。刚从高原地区过来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看到的是—片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数不清的蕨类植物，壮观的飞瀑和成片的杜鹃花。
山口窄得出奇，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似乎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几乎拔地而起，高达一千英尺。人是爬不上去的，其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只有鸟儿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山口宽一百英尺，然而到了咽喉处，就只有十二英尺了。过了山口又有一处断崖，但没有那么高，参差不齐的怪石虽不好走，但并不陡峭，如果上面没有机关枪对着你，也许可以攀登。
小得连鳟鱼都容纳不下的腊子河就在这峭壁下流过。小路尽头是一座打进峭壁的两根树干架成的三英尺宽的小桥，过了小桥沿峭壁而行，又走上用长铁钉固定在岩石上的高悬的窄道。国民党在那里修了碉堡，只要有人企图过桥进入隘路，就会遇到倾盆大雨似的猛烈射击。如果有哪个疯子想爬上峭壁，那么他一抬头就会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
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
杨成武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说：“我们—定要拿下腊子口。要是拿不下，就得重回草地去！”
从晚上九时开始，四团趁着夜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象开花棒棒糖似地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
毛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三百码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俘虏告诉过四团，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上路。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半夜时分，毛命令停止正面进攻，因为正面进攻的结果是严重的伤亡。于是把一些会爬山的战士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国民党守军。
大约二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仲仲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战斗继续进行。突然信号弹升上天空——红色，而不是表示成功的白色，失败了！ 随后数次强攻也未成功。天快亮了，国民党增援部队眼看就要开到，指挥员们开始觉得大势已去。正在这时，山谷中响起了阵阵爆炸声。原来是那些“山里入”登上了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正往下甩手榴弹呢。不出几分钟，国民党士兵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溃窜逃命。四团剩下的兵力都冲进了敌人阵地，一阵砍杀，天险腊子口被攻占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了的嗓子唱起了战斗的凯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
部队很快通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麦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四团又奉命出发上路了，它的下一个任务是攻占哈达铺，那是个汉族集镇，食物充足，对红军十分友好。“
第二十七章 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红军到家了。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过了陌生的藏族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尽管这里的汉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象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他们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百磅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毛钱买一百磅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一些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周恩来和总部的办公室设在一座清雅的寺庙里，毛泽东则住进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现仍完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哈达铺只有二三千居民（ 五十年后翻了一蛋 ），他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哈达铺的男人十分高兴，他们说：“真是好战士！ ”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 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消除了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哈达铺的老百姓对来访者的好奇心和好客态度至今未减半分。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夹道欢迎来访的外国游客，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西方人——那些浅发碧眼的怪人。
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 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吵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宫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在部队集中起来后，召开了政治局、中央委员及高级指挥员的会议。政工干部分别向所在部队讲话作宣传。毛本人也在早晨六点钟向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的军、政干部会议讲了话。他讲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陕北根据地的问题，讲了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从根本上加强纪律等问题。政委们当天就向部队传达了这一讲话。根据各种回忆录说明，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第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一年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槛楼、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此时，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这种想法在最后一千里的长征途中举行的集会上和毛的讲话中已见端倪。正如他在哈达铺所说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两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点钟，这支红军队伍在毛和彭德怀率领下（ 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前第一军团剩下的部队 ）向北进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里，又进一步进行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广场事先搭好了一个讲台，四周红旗飘扬。驻在城里的所有部队都集合在这里，杨尚昆、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参谋长叶剑英分别讲了话。他们高唱《马赛曲》，会后举行了这个城镇空前盛大的宴会——大小盘子中盛满了猪肉、牛肉、鸡肉；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李克农和袁欣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术。
红军向北疾进。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并不严重。一天下午，他们越过西（安）兰（州）公路， 翻过高达一万一千英尺的六盘山，然后在山的另一边宿营。
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 ”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
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 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这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那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二十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人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四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上午七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三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 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刘志丹赶回陕北老家保安。他父亲是保安的一个小地主（旧照片上的刘家大院远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佃农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他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一九八四年时七十七岁，仍住在吴起镇。他回忆说，那一年刘志丹二十六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
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 ？”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刘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陕北地下党委的成员。
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战士袁耀秀这样的描述他。
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辩证法政治说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者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入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育为人类求生的又—史诗。程子华从江西出发，途经汕头、上海和汉口，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来到了二十五军。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相和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南。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战斗非常激烈。程子华一九三零年时左臂曾受伤，他习惯于用右手托着左胳膊。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 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象爪子似的右手 ）。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柯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程于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 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胸上曾带过镣拷，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仝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支烟。仝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 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 ）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为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她们照的一张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全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大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二七年，她们—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
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饽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六军团和二军团在这里正式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第二方面军。也正是在这里，肖克和贺龙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时政委在向部队宣读红军最高司令部的贺电时，场面热烈感人。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贺龙根本无从知道，给他们拍贺电的红军司令部已经在长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贺龙的会合，丝毫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一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后回忆道：“我们和贺龙会师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我们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我们。”
一九八二年，肖克赋诗纪念那次会师。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来访的客人背诵了这首待，当时他正在研究一张铺在地板上的长征路线图，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 ”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沅澧涌狂飙燎原，…………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贺龙和肖克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见过面。现在，他们要生死与共了。在长征前，他们分别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结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个孩子，贺龙的是个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贺龙在南腰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根据地。现在、他们必须依靠三样东西：他们的腿、嘴和枪。余秋里那时二十岁，是军校分队的负责人，已有了五年军龄，参军前是个赤贫农民。他解释道，贺龙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继续前进，用宣传来争取群众，用枪杆来阻止敌人。——余秋里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当肖克和贺龙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会师时，贺龙只有一小块没有明确界限的根据地，六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有十万人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根本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这是贺龙从前常到的地方，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贺龙和肖克都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县洪家关村一个贫农家里，排行者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贺英练过武，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是个裁缝。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身上，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贺龙十岁的时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买了一百匹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这些马卖掉，而居然没有被盗。他念过小学，种过一年地，还开过客店，这一切使他联想到穷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影响下，贺龙也报名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贺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贺龙发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他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并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一些枪支，逮住了税务官，并砍了他的脑袋。
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曾对他的同事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他从来不讲究礼节。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军阀封他为警备司令，还给了他一套漂亮的军装——镶着金边，缀着金扣，肩章上镶着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军衔，还佩有漂亮的黄色绶带。他穿着这套军装照了像，后来给他的革命同志们看照片，并开玩笑说：“瞧我的鬼军装！”（“文化大革命”中，这被说成是暴露了他的“军阀思想”。）
蒋介石一直试图把贺龙争取过去。他派贺龙的一位旧友试图劝说贺龙回到国民党里来。贺龙把那人臭骂一顿，并枪毙了他。（ 这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里通国民党。 ）与此同时，蒋要把贺龙家的人斩尽杀绝。国民党杀了贺家一百个人，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贺龙是个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轻十岁，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型。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海伦·斯诺把贺龙称为洛钦瓦。（英国作家司各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农民英雄——译者注）
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贺龙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时候，肖克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肖克领导六军团还显得太年轻，但是他办事准确，原则性强，胸有成竹。他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个破落乡绅家里的秀才。肖克于一九零八年八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他于一九二七年进入黄埔军校。他告诉海伦·斯诺，他的一个兄长“因和士匪有来往”而被处决了。
这两个人互相补充——贺龙性格开朗，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肖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象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贺龙和肖克都认为他们的政委任弼时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后还说，二方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精悍的部队，应归功于任弼时。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肖克在谈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惨死的贺龙时，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象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城。”在这里，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三十六英寸见方的大幅中国地图 地图是法文的，而他们谁也不懂法文。肖克说，幸亏教堂里有一位“神父”会讲一点中文。这个人名叫鲁道夫·博萨哈特，瑞士人，是中国内地的—位新教徒传教土。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萨哈特被带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饭后，两人坐在一张方桌前，把地图打开，肖克一一指出各个地点。在一支小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博萨哈特把这些地点的名字读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译名。他们在地图前工作了一个通宵。这一天对肖克来说是难忘的，当他在军事学院谈及这件事时，脸上还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博萨哈特的印象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印象记。
对博萨哈特来说，六军团和二军团会师的那天是个欢庆的日子。乐队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乐，他享受了被俘以来第一个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从一个过路的农民那里买了两磅蜂蜜，大吃了一顿。
博萨哈特开始对长征有了一点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后排成单行走，他们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着一面红旗，旗上有一颗 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锤子和锤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画的 帆布做了一个防水套子。画上是耶稣躺在马槽里，周围站着牧羊 人和他们的羊群，伯利恒之星在空中闪烁。博萨哈特追述说：“跟着红旗走，最初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红旗被卷起来，我就感到自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肖克满怀热情地怀念博萨哈持。他觉得欠了这位传教士一笔人情债，因为博萨哈特曾帮助他识别地图。五十年之后，肖克派人查寻博萨哈特，发现他还健在，住在英格兰，已经八十八岁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作为“第二个外国人”在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 第一个外国人是李德。）
博萨哈特头一次见到贺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这位传教士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闻有一个人称“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被博萨哈特描写为“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博萨哈特获释不久，被叫去给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博萨哈特是自学编织的，并因此而出名。他给红军战士织过毛衣、围巾和手套。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黑、棕、绿、紫、白，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博萨哈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搞来的。他得照着两件童装做——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画了纸样子，然后就用人们给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锈钢钩针织起来了。
博萨哈持还没完工，队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后织好的小衣服交给了贺龙。
关于贺龙孩子衣服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到了延安，他们决定把那时已经一岁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贺捷生——意思是出生在胜利的时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旧柔软的衬衣给捷生做了一些内衣裤。
博萨哈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为海曼伯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有时交些钱来。根据博萨哈特的印象，这种以索取罚金为目的而俘虏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逼近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个上了年纪纳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博萨哈待认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这么长时间，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圣诞节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他们坏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 贝蒂·斯塔姆这两位美国人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作“奇迹婴儿”。共产党人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在博萨哈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二十八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博萨哈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博萨哈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肖克很高兴向西转移。因为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贫穷落后了。鸦片是那里的主要作物。无法在那个地方征兵，除非部队也要抽鸦片的人。那里所有的人都抽鸦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鸦片烟吹到孩子的鼻子里作为治疗。红军有一条铁的纪律：不准队伍里有一个抽鸦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们把这些人也招来，然后让他们逐渐减少鸦片吸食量。医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讲，并且给他们注射硫磺液。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烟瘾都戒了。
在长征途中丧失左臂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了，他长得矮胖而壮实，宽宽的脸膛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时声音爽朗，举止粗旷，喜欢挥动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的手势。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家里很穷，只有一亩一分地。八分地种水稻，三分地种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亩 ）。靠这一点土地是养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红军。
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看见贺龙和司令部人员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桥边。贺龙让余带领他的团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敌人。
余发现得章坝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他一直坚持到晚上。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他还把淌着汗水的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
余秋里说：“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不久前缴获滇敌的一条羽绒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条命。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菌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队伍正翻越乌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结束时写的一首诗里描写过乌蒙山：“乌蒙磅礴走泥丸”。肖克记得，他们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司令孙渡。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军下山到了盘县，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苏区。但是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们收到四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要他们北上，他们得选择好出发的时间，赶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长江上游春汛到来之前。
在毕节和盘县停留期间、贺龙和肖克扩充了队伍，他们此刻约有一万八千人了。孙渡司令带着他的二万四千人的部队一直尾随贺龙和肖克，一般总是和他们拉开一、两天的距离、（孙渡后来说，他以为红军有四万人。）
贺龙和肖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贺龙在毕节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者，他叫周素园，当过贵州省的省长，曾经是清朝的举人。贺龙问他为什么没有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位学者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他书架上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书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贺龙请他给军阀龙云和孙渡司令写信，他照办了。他在信里告诉他们，红军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但红军并不是来同他们打仗的。他提醒他们，蒋介石希望得到云南，而且有前车之监，贵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里提到经典著作《春秋》里面的—个故事“假途灭虢”。讲的是一个大国国君向一个小国国君“借”路去攻打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回来的路上又把这个小国吞并了。这学者还提到侍幼明鉴——历史中的二十例教训。湖南军阀何健也暗地里警告龙云，要他当心蒋介石可能耍的花招。
何健的警告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个铁秤反共分子，但当蒋介石垂手取得贵州后，他警惕起来了，他通过他的女婿李觉捎信，提醒他的云南同事不要为蒋介石提供可乘之机。他强调说，各省的队伍应相互照应，不用替蒋的中央军操心。
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告诉李觉：“我们大概不会赶上红军。”这样，龙云和湖南方面的湘军就没有去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既难以获得给养，又必须沿着金沙江边崎岖山路行军；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地方军发动攻击，因此不允许他们靠近昆明。
龙云说：“还是让国民党中央军自己去追赶红军吧。”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给养，跟蒋介石要。”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发动攻击，因此千方百计不让他们靠近昆明，并让他的部队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红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有。
龙云尽管作了这些策划，却并没有使贺龙和肖克畅行无阻地到达金沙江——但是有所帮助。
当肖克和贺龙准备离开盘县前去和四方面军会合时，龙云以为红军处境不妙。在红军进入云南，准备通过昆明以北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桥过普渡河时，龙云趁机派了一支大部队前去阻截。
龙云估计错了。共产党先头部队已于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桥，七日清晨击溃了守桥的工兵特别旅。
肖克和贺龙发现龙云调动的大批部队之后，就在四月七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改变了计划。他们决定对昆明发动佯攻，希望这样能迫使龙云撤回他的部队。
龙云果然中计，他匆忙把部队撤回了他的首府，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从富民附近过了普渡河。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再发生别的战斗。
传教士博萨哈待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越过了云南边界，翻过了乌蒙山，踏上了一条条艰难曲折的小路。这些路对他已经很难了，对体力迅速衰退的凯尔纳神父来说就更艰难了。
在他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博萨哈特听说他要被释放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他们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请博萨哈特，进行了轻松的谈话。肖克将军表示很奇怪，象博萨哈特这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居然还相信亡帝。肖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于变来的。”
博萨哈特对肖克说。进化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相信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坚强的信念”。
现任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对博萨哈特说：“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到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
肖克说，他不反对博萨哈特作为一个游客再回到中国来，“甚至允许你办一所学校，条件是你不能用对上帝的信仰来麻醉学生和老百姓。”
吃饭时，凯尔纳神父也在座。饭后，博萨哈特警告一个他称作“吴法官”的负责管理俘虏的人说，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较好的照料，是会死的。他要求给凯尔纳配备一个勤务员，保证凯尔纳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铺床的稻草。吴法官答应改善一些。他们还要让凯尔纳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红军早已上路，博萨哈待走进了富民县城。这天是复活节。他的苦难结束了。
很多年之后，博萨哈待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
六军团和二军团甩掉敌人后，从富民直奔金沙江。这是一场速度的竞赛。他们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丽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后去鹤庆和丽江，这是金沙江的两个渡口，位于一方面军过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们离西藏很近了。这里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两岸的路却很好走，山也比较低，不超过一万英尺。金沙江在这海拔约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着。近两万英尺高的玉龙山峰，山顶积雪，冰川秀丽，十分壮观。
二方面军一路驰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几架国民党的双翼飞机懒洋洋地在他们上空盘旋侦察。
他们到达丽江时，那里举行了一番庆祝。当红军穿过这个汉族和纳西族混居的镇子时，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贺龙和肖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毕节一样，丽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学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进士。他曾经是孙中山的部下。他和丽江县长王凤瑞商量之后，决定欢迎共产党人通过县境。王自己跑到山里去了，等贺龙和肖克走后才回来，他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是军阀龙云的门徒，但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继续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职。一九八四年时，他还在世，是年已八十四岁的老翁了。
四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选择了渡江地点。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五个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队是从石鼓过的江，这里江面平静，有平展舒坦的沙滩。贺龙的部队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过江。肖克的部队走了四十英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石鼓，第二天开始过江。他们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八千人马全部过了江。虽然没有一人被敌人打死，但由于马匹受惊，一条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个司号员担任警戒，每次国民党飞机飞临渡口上空，他就吹号报警。
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北挺进，在彝人区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区里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肖克说：“我们用银元买粮食、食物和其他东西。我们有了伤病员，少数民族人民就给我们牲口帮忙。”
七月二日，贺龙和他的部队到达四方面军设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带领部队已到了。肖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 她说，“我从来不叫他丈夫，总叫他同志”）。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己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