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现在，她认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是瓮中之鳖，正在垂死势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以及夫人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楼前有一条小河，景色宜人。现在，这幢楼是贵州水电林业厅的办公楼。当年，蒋和随从人员住在二楼，除了他的站身卫士以外，在楼梯口设了双岗。他还带来了十几位将军。
用蒋的话来说，此行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绝望的红军的包围围，将其消灭。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军队，各部队防区之间衔接紧密，以防红军从北面漏网渡过长江（蒋认为这是毛的意图），或向西进入四川或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和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蒋确信无疑，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正套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贵阳并没有多少军队。第二十五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在前线，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成了城里军阶最高的军官。蒋介石让他来汇报当地的情况，当面委任他为警备司令，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请他搬到司令部来住。王天锡当时年轻，容易受人影响，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蒋介石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上当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对红军令人不解的行动开始感到担忧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为三天没有搞到空中侦察情报，被他在电话里臭骂了一顿。他的一个贴身卫士告诉王天锡，蒋介石真发火的时候，会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数天后，有情报说，红军正在穿过息烽和开阳县向东运动，显然企图渡过乌江进攻贵阳。三月三十日，红军又打了几场硬仗，突破了乌江。这时，贵阳城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了。
据有些人说，蒋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王天锡组织一营宪兵以及两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不相信这项工程会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他们到达城墙时，顾祝同将军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实际上，红军这时正在路过扎佐，离贵阳几乎有二十五英里）
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尽管他不知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的滇军司令孙渡将军串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了。可是毛并没有进攻贵阳的任何意图，他却非常希望蒋介石相信这就是他的计划。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实际上为毛的部队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当然，毛和蒋当时尚不清楚这一点，孙渡距离贵阳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队可在一、两小时内抵达贵阳城下。
“这儿离机场多远 ？”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地来回踏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他集合好车队便回来向蒋报告。他正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二十五英里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红铅笔仔细地查看地图，然后他说：“我想他们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当他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时，滇军孙渡将军到了。他报告说，他的三个旅正在进城。蒋介石问孙渡对形势的看法。孙渡圆滑地回避了蒋的问题，说：“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疲劳，”蒋抱歉地说，“可我还得让你帮个大忙，串领你的部队向龙里方向前进。”
蒋介石进一步向孙解释说，他已指示薛岳从遵义向东前进，去截击红军，他还打了电话让何键在湘西部署部队。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将赠送数千元以示犒劳。”
次日凌晨又出现了新的警报：城南面枪声大作。
另一位国民党将军陈诚对警备司令王天锡说：“我们这个敌人真是狡猾透顶。它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现在又向南运动。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天锡后来若有所悟地总结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
第十六章 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兵不厌诈。毛泽东的计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几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伯是空前绝后的了。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九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原是福建一名有经验的游击队员，极能干，被提拔为第十二军（ 早因改编而不存在了 ）军长。现在他领导着九军团。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他评价很高。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它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回忆说，他的一位同志当时说，他们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总司令朱德的身边，不会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确曾有过这种担心。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急进。
蒋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干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踪追击。他沿着红军的北翼几乎跑遍了贵州全境。当蒋介石确信红军不是在威胁贵阳时，他命令滇军也参与了追击。
贵州以雨雾闻名，然而初春过后，天气逐渐好了起来。只要是好天，蒋的飞机便来轰炸，红军往往无处藏身，连过夜的住处也很难找到。一军团某教导营政委陈士渠当时串部队从龙里地区南移，但找不到宿营的地方。差不多过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里面早巳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睡着了，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在烧水。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春夜，微风和照，万籁惧寂，唯一的声响是报务员“嘀嘀哒哒”的按健声。在一个小棚子里，陈士渠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动计划。他们要陈士渠继续前进，找个象样的地方让战士宿营。部队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陈士渠将部队安排在棚子里，战士们分享了两块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肥猪肉，在火上烤着吃。吃完后，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已经是凌属一点多钟，而他们从头天早晨六点钟起就一直在赶路。早晨，全营官兵狼吞虎咽吃完了剩下的猪肉，便向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定番（ 现为惠水 ）开去。定番位于贵阳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部队沿河行进。吱吱作响的古老水车声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辽阔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来自河对岸的微风轻拂着微颤的柳叶。陈士渠感到心旷神怡。他几乎不能相信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几里之外的地方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和厮杀。
教导营在温暖的阳光下前进，把苦和累全抛在脑后。他们接近定番时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队却超过了他们朝西南方向前进了。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
从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看，蒋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掌领导权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实际上，材料还说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政治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英国路透社记者托马斯·周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的一条电讯中报道说，朱德在进攻贵阳时在猪头山战斗中丧生了；还说朱德的战友拾着他裹着红绸的遗体继续前进。该电讯又宣称，红军只剩下一万人。当美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年后向来德问及这篇报道时，朱德大笑起来。他说、尽管国民党常常报道说他死了，可是在长征途中连受伤都没有他的份。近五十年之后，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证实了他丈夫的话。她说：“他在整个戎马生涯中从未受过伤。我也一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朱德从一家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他住在玉溪的第二个妻子陈玉贞和住在花溪的儿子的家被抄，他的妻子，被抓走，逃跑了的儿子受到“通缉”。此后两人便都渺无音讯了。
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贵州军阎王家烈在贵阳以北又和共产党打上了。王家烈宣称红军试图向北突围，要与贺龙和肖克会合，他将进行十次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相反，老红军们都说，甚至有些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王家烈张皇失措，因为乡村和城镇的人民都成群结队起来反对他，而去欢迎红军。王家烈的部队是不战而溃。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说王家烈对红军的到来“怕得要命”。
形势十分混乱。红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贵阳西、南、东三个方向相互交错。然而在动乱之中，红军仍招募了数千新兵，补充由于战斗和疲劳造成的减员。
有一件事本来可以归功于王家烈。四月十九日，他报告说红军正在向云南方向前进。这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确切的战报，他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但这已经救不了他了。贵州的危局一结束，蒋介石就把王家烈调往军校，另外安插了一个听话的新军阀。
北盘江流经贵州的西南角，自西北向南，流入滔滔的西江，在广州周围的三角洲士通过众多的出海口流人南海。有人把北盘江称为“小黄河”，这是相当夸张的。
毛的战术使国民党将领们晕头转向。但是他的行动指南却是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红军根本不可能渡过长江，因为防守太森严了，各条通道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蒋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长江宽阔的两岸把部队由一地调往另一地。
对毛泽东来说，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渡过金沙江。但如何渡江，他的选择余地也十分有限。金沙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波涛汹涌，渡口很少。除非他能够在滇川两省交界的金沙江大转弯处夺取一处渡口抢渡，否则就会被迫西进，走上通往西藏的危险道路。西藏到处是无法翻越的大山，缺乏粮食，居民稀少而又深怀敌意，根本不可能招募新兵，以弥补兵员的损失。
毛不得不冒极大的风险。他能否渡过金沙江取决于两个条件：迷惑敌人，再次让蒋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图；加速行动，争取顺利渡江的时间。
曾任一军团主力二师师长的二十岁的青年农民肖华写过一组关于长征的史诗。他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喜欢这组诗。（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将去世时，曾要求播放肖华所作的这首谱了曲的长征组歌，但根据“四人帮”的命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周恩来特别赞赏其中一首，这首诗说，毛主席在贵州战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国民党将领看来，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不这样看。当时，李德已经离开林彪和一军团，重返中央纵队。他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象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渡过北盘江是后来抢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练。
先派了几支突击队去夺取渡口，其中有政委杨成武串领的四团。一九三三年，当福建青年农民杨成武加入该团时，这个团就已经很出名了。它是由参加过—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人和另外一些与毛泽东一道在井冈山上打过仗的人组建的。杨成武在所有激烈的战斗中——在反“围剿”，抢渡于都河，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以及贵州大战和后来的所有战斗中，始终和这支部队在一起。他说，在整个长征途中他一直与这个团在一起，这对他写回忆录很有帮助。杨成武在长征中两次负伤，但离队的时间都不长。
四团对北盘江的进攻是从奇袭紫云这个集镇开始的。全团行军一百里，于凌晨四时抵达紫云，迅速赶跑了张皇失措的守敌。四团得到了意外的缴获。当地的裁缝说。他们为国民党缝制了二百套军装。可那些国民党士兵还未来得及将衣服取走就逃跑了。四团付钱买下了这些军装，后来发现利用这些军装很能戏弄当地国民党部队。紫云的群众挂起了红旗欢迎红军，大开店门，晚上还向四团赠送了两千块银元。
四团途经一片彝族居住的地区。那时彝族入极端仇恨汉人，可是四团却成功地说服这些彝族人让他们通过。红军向他们担保毫无恶意，绝不停留。彝族人竟然给红军拿来了食物，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四团到达了北盘江，在河边发现了大片的竹林，又砍了一些树，悄悄地搭起一座浮桥，于暮色中开始渡江。
十一团担任了彭德怀和杨尚昆政委率领的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团长张爱萍奉命夺取并确保北盘江一处渡口。需行军五六十英里才能到达北盘江。出发时气候反常，大雾弥漫，寒气逼人，但行军却很顺利，因为地方军都愿意与红军谈判，以便在红军通过他们的地盘时平安无事。当地的民团头屯同样也允许红军自由通过，并且赠送了大米和猪肉。因此，十一团一路顺风地抵达了江边，发现可以涉水过河，于是一营便沿江下行十五英里赶到白岑，在这里，为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等重要单位抢占了一个大渡口。他们对当地守军说：“我们只想过河，别无他求。”当地守军同意不予干涉，还给了他们一些渡河的船只。
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
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传奇式的战略家和受人爱戴的大英雄。他生于公元一八一年，卒于二三四年。《三国演义》一书使他英名永垂。这本书是毛少年时代的“圣经”，也是他进行长征的“兵书”。穿插迂回，避实就虚，安排巧妙的贵州战役和南下云南以打开北上之路的战略，完全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从诸葛亮那里学来的。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在白岑，毛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 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的飞机象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第三军团还未跨过省界进入云南，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了过来。军团司令部设在沾益县白水镇外约五英里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树丛。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在红土地的衬托下，白马显得十分突出。轰炸机群发现了它，扔下一串炸弹，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他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但还不够解气。伍安然无恙，杨却不得不坐了好几天担架。然而那条路太糟糕了，快到金沙江时，他不得不下担架走了好长一段。三块弹片有一块直到一九八五年还在他腿里。
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时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此刻队里的伤病员分散在绿色的山坡上，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呢称娇娇。她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巳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零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零年陈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 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成作过证 ）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
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粟酒或调好的杜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中，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档的法国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 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 ）。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助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土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逃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掀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人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谣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频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干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恩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 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麦了 ）和装在藤篮里的两只逼罗猫上了火车。她决心设法把这两只猫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儿去。火车上挤满了人。同车的还有一位孕妇。昆明市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上了车。洛克博士也在车上，他考虑到由于他身体虚弱，他的书籍和文物又是无价之宝，所以决定这次拿着所能带走的东西一起离开昆明。火车在滂沱大雨中扑哧扑哧地向北越的东京开去。
昆明对“赤匪”的恐惧不亚于贵阳，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卫能力更为虚弱。市内只有五百名当地的民团。如果共产党想拿下昆明，他们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象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于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
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章里都说蒋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留在贵阳，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然后才离开贵阳。与许多人的报道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并没有在昆明吓得半死，也没有沿着法国铁路仓皇逃往河内。蒋介石离开贵阳后。去的是成都。
毛为渡过金沙江向北突围，极为小心地做了一切准备。红军大体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挺进，部分原因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薛岳率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在黔西摆下了阻截的阵势。
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共一百二十英里宽的地带进入云南。
进入云南后，毛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保卫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来了民团，尽管这些民团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红军的对手。
毛把第一、三军团调入云南。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当红军总部向昆明以东六十英里的马龙前进时，空中出现了一中队国民党飞机。这些飞机没有扔炸弹，在东边消失了。红军指挥官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国民党没有料到红军正深入云南腹地。不久，周恩来及其警卫看到从昆明方向开来三辆卡车。扬起一片尘土。他们一直开到红军队伍面前。直到周原来命令部队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才惊慌失措，停了下来。车队是云南军阀龙云派往国民党将军薛岳驻地去的。应薛岳的要求，车队给他送去云南地形图。龙云本来想派飞机送，但是驾驶员正好病了，于是他改用卡车送。车里还装了食品——云腿，同美国的史密斯费尔德火腿差不多，被视为中国最好的火腿，此外还有医药用品，都是给薛将军的礼物。现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毛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订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正如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这与毛所爱读的《三国演义》一书的某些战争情节十分相似。英雄人物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给他的地图的帮助下才征服云南的。（原文如此——译注）
扼守乌江北岸的第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同进入云南的大多数红军部队一样，第九军团遇到的困难少得惊人，因为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一百零五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会泽）。东川离金曲江二十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他们把杨县长和当地的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云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六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云南省博物馆的徐继涛对我说：“红军这下可发大财了。”
一、三军团的主力向北挺进，而五军团同往常一样担任后卫。毛派了精锐的干部团赶在前面抢占了金沙江往南拐入云南的第一个渡口。
关键任务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毛交给他的任务是对他的能力的最大考验。这一任务是使龙云、薛岳、蒋介石相信红军的目标是攻克昆明。林彪必须率领部队尽量逼近昆明，仿佛真的要拿下昆明。调给林彪的是整整一个师的第一流部队共六个团，据估计近一万人。
林彪从贵州的兴义进入云南，稍稍南进后，即从东南方向插向昆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昆明以东八英里处的大板桥。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林彪部队的侦察兵从山上可以看到昆明。昆明城内一片惊慌，外国人的女眷仓促逃往北越的东京。林彪在大板桥一带停住脚，以使昆明更加惊恐，同时也让急行军后的部队稍事休息。与此同时，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已于同一天到达金沙江边，他们派一个特遣组到江对岸寻找适合的登陆点。就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毛完成了渡江计划的部署。第一军团在最南的渡口龙街渡江，第三军团在东北方下游三十至四十英里处的洪门渡江；然后干部团在皎平渡渡江，他们已在渡口附近进行侦察。五月三日，干部团拿下了皎平渡。同一天，林彪收到毛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停止对昆明的佯攻，尽快回师金沙江。并说，如果五月七日前还到达不了，最高指挥部便无法保证仍能守住渡口。
林彪的部队按照命令，以空前的速度行军，同时仍装着要进攻昆明。他们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二十英里的富民。昆明城内的惊慌情绪依然有增无减。龙云不断调部队增援昆明。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向南直奔昆明，而不是向西朝金沙江前进。
当时没有公路，没有今天这种两旁种着按树（最初是英国人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的柏油路。山坡上的桉树还没有成林。当战士们翻山进入云贵高原时，看到漫山遍野全是异常红艳的罂粟花，如今这里到了春季则是小麦一片金黄。做鸦片用的罂粟是云南的财源，红军没收了大量鸦片。在农村，鸦片同粮食一样重要。红军把鸦片当钱花，用它换给养，或者干脆分给农民，心想反正这也是农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解放初期，人民共和国继续遇到了这个可怕的鸦片问题。于是禁止种罂粟，还尽一切努力医治吸鸦片者。虽然进行了说服、教育、治疗和惩罚，但还是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残部造成的土匪问题也不能一下子解决，他们躲在深山里，靠做鸦片生意为生，一直呆到五十年代初。
林彪把追兵远远地甩在后面，向北前进，五月三日晚到达元谋，金沙江已近在咫尺。他的部队从大板桥出发后四十八小时内走了一百英里。林彪的部队行军速度极快，不少战士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动，结果落在后头，其中许多入被国民党抓获就地枪毙。
金沙江附近一带道路十分崎岖。甚至到现在离金沙江大转弯处二十英里之内还没有一条南来的道路。如果长征老干部或历史学家想重访这一昔日的战场的话，他们也只能步行或骑骡子。
第二天，林彪继续前进，抵达指定渡江地点龙街。他在那里遇到了困难：没有船，江面很宽，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桥，很快就被江水冲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队到皎平渡，这样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岭行军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
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由于进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从西藏运出来的草药、藏药、金银丝细工饰品也从这里摆渡。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 产自金沙江沿岸的金砂矿，金沙江自古以来就因出产沙金和块金而闻名 ）、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为江水在这里大转弯，方向都给弄乱了）有一个骡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时。约有二十名商贩带着驮马和骡子在这里歇脚。他们的货物己运到江边。等云南那边的车队渡过江来，同他们做买卖。
这家骡马大店是洪门场村张胜四弟兄中的老大开的。他的弟弟张朝满一九八四年时已七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壮，行动矫捷，肌肉发达，只是有点谢顶。他坐在位于四川一侧能够俯视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阳台上，同我谈起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发生的事：
有一天，几个人找到他，这些人原来是干部团的宣传队员，正在找渡船。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消灭地主劣绅的，现在想找船准备渡江。十年后我们还要回来把地分给你们。”
张说，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他们一再表示需要船只和艄公。张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说无法搞到船。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
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砰砰”地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刚搜查完税务所，红军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领一块银元的工钱和一块银元的奖金。如果愿意要鸦片，一天可以领五两。大一点的船一次可运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运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钟时间。每条船都编了号，还指派了船长。
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五十英尺处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圆石（ 现在还在那里 ）。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燃起大堆大堆的簧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他们为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二十英尺。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在这里，毛婉转地批评了警卫员陈昌奉，因为他没有抓紧去找一块能当桌子用的木板。警卫员为毛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再铺上一条毯子，这便是毛的床了。砂石墙上钉不进钉子，所以警卫员无法把毛的地图挂到墙上。
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第三军团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门（现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派了先头部队十三团过江，但是江水冲走了浮桥。周恩来命令他们转移到龙街第一军团那里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第一军团发现那边也没法过江。
于是，第一、三军团的主力都转到较平渡过江。五月七日，第三军团渡江完毕；五月八日，第一军团渡江完毕。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约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皎平渡以南的禄劝县阻击着吴奇伟率领的一个近一万人的国民党师。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
第九军团仍在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到五月六日才抵达位于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树节渡，并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沪沽同主力部队会合。
五月三日，干部团渡江后几小时内就把从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奉命出发，攀登离上岸处不远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直达坡顶。坡上是一块长长的冲积平原，有好几个橄榄球场那样宽，地上到处是玄武岩和花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篮球或垒球那么大。左边是险峻的石山，右边是通向较平渡的悬崖。许多人都记得这么一句民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悬崖边的小路窄到两个人都难以并肩前进。
就是壮实小伙子也很难在这种山路上连续行军。红军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另一片高地。这里一半是石头，一半长着青草，拾头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就在眼前，“狮子头”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视整个高地。山岩上，国民党军队早就筑好了阵地，以逸待劳，正等着向干部团开火。干部团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着又渡江和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已经累得半死。险峻的“狮于山”看来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红军战士开始冲锋，敌人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沉重的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缮缮缮”，向敌人冲去。国民党的一营人是地方部队，他们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山路越来越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七百英尺高的悬崖。山路迂回曲折，盘旋上升。他们爬呀，爬览览览得肌肉酸痛，两腿发软。烈日当空，照得左侧的山岩如火炙人。战士们汗都流干了，一些人脱水了。尽管如此，他们又咬牙前进了七至八英里，接着是一段弯弯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飞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镇就是通安。守敌业已逃走，红军先头部队在镇上等候，但是既见不到后续部队，又见不到增援部队，他们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狮子山，筑起一道防线待命。对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戎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对五十年后步行追索他们足迹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毛泽东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指挥部队架起机关枪，保护后卫部队不受迅速赶来的敌人的最后袭击。同时，他们把大船全都带到红军这边的江岸，然后，割断绳索让船随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冲走了。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块银元。红军没有赔偿船主的损失。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八十块银元的赔偿。
红军一走，许多艄公就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惨遭迫害。张家老大被捕，挨了毒打，还罚款二百八十元。包括张朝满在内的其他三兄弟都跑了，没有被国民党抓住。
红军全部安全渡江并将所有船只破坏之后，刘伯承骑上马，迅速登上山路，准备迎接下一个战斗。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逐，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该忽略；红军在云南各地均得到群众的支持，地方部队又不肯卖力作战，地方官吏对红军常抱同情态度。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在他看来，贵州王家烈的遭遇是前车之鉴。王家烈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威信扫地。蒋介石曾向他提出，他可以在黔军司令和贵州省省长两个职务中选一个，但不能兼任。王家烈选择当司令。蒋介石接着便唆使王的部下要求增加军饷。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蒋介石趁机解除了他的职务，调他去军事学院，另外委任了一名傀儡取而代之。龙云不想让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龙云收到香港一些有影响人士的代表打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云南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批注，“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
龙云未以全力对付红军，可能与这封电报有关。
穿越粤、桂两省的边远地区时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疑虑以及保住自己地盘的想法，使共产党在关键的战役中得到了无形的优势。
第十八章 歃血结盟
古城会理建于十五世纪的明朝，它坐落在皎平渡西北大约三十五英里的地方。毛和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马上挥师攻打会理。红军在渡江还未结束时，就派部队把会理围了起来，但是城市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
毛希望能在这里使红军得以休息几天，并在向北进入彝族聚居的山区之前补充给养。
当时有不少政治问题有待解决。从遵义会议作出决定让毛来领导，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而红军还在继续减员，只剩下两万多人了。在彝族地区以及山那边的藏族地区补充兵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时，毛已把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上游的北岸他再次挫败了蒋介石，然而前面等待着毛和红军的是过不完的河和爬不完的山。
毛的对手蒋介石又怎样呢？ 早先，他原以为共产党已被他封锁在江西苏区，但是红军突破了封锁；他以为能在湘江一带歼灭红军，但是红军却打过了江；他以为红军已落入他在黔西设下的圈套，但毛却又从中脱了身；最后，蒋自以为能在毛到达金沙江前抓住他，结果又没有成功。
这场战斗看上去有点象沃尔特·迪斯尼早年拍的一部动画片。影片中，米老鼠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笨猫的爪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毛似乎一直是个赢家。他一切如愿以偿。但他的同事并不都这么看，特别是林彪不这么看。自从毛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义。他虽未能在黔西北突围打过长江，但这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击昆明的大胆行动，他回师金沙江时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内心对毛的指择十分不满。几个星期前，他曾抱怨说，毛变化无常的运动战术把部队搞得精疲力尽。现在拿出来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毛指挥部队迂回前进的过程中，林彪多次对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尽管他总是执行这些命令）。“文革”期间，林彪迫害了不少老红军，他们提供上述情况时可能言过其实，但由于林彪玩弄的阴谋，使他们当中确有不少战友死于非命，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长期坐牢，甚至还受过刑。
毛泽东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让红军在会理喘口气，以便组织政治讨论和进行整编，并补充人员、物资，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会理几乎是座中世纪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结实。红军本想出其不怠地攻下会理，但未能成功。被国民党第二十四师某部一千人挡住了。国民党兵紧闭城门，守在城墙上，击退了彭德怀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团。第一次进攻时，十一团攻进了东城门，十二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
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队把居民撤走，放火烧着了这些建筑，大火迫使红军撤回第一道城墙。国民党下令让居民用大锅熬稀粥，然后把滚烫的稀粥浇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红军战士头上。三军团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第二次进攻也于五月十日被击退了。
红军接着采用了过去从未用过的办法。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了地道，进行爆破。会理居民对此十分害怕。但红军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五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理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即在遵义反对毛的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
李德说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他没有翻译，全靠博古一边听一边简单作些介绍。据李德说军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别人都不记得有李德在场。而那儿位军人却能详细介绍他们和其他人在会上的发言。李德的回忆很可能是错的，他经常出错，因为没有当时的笔记，而且是事隔三十年之后凭记忆写的。
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这位二十七岁的指挥官起草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三十七岁的彭德怀彭是三军团的老领导，是个土生土长性格倔强的红军指挥官。他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用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杨尚昆将军的话说，“彭的脸象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国农民在生活中忍受的所有艰难困苦，彭德怀都经历过。他的祖母七十岁了，还要在过年时拖着一双小脚带彭的三个弟弟一步一扭地在湖南乌石坪沿街乞讨。彭最小的弟弟不久就饿死了。彭只讨过一次饭，后来再也不干了。他宁肯上山光着脚在雪地里砍柴，也不低头向人乞求。他放过牛，每天挣五文钱，后来在煤窑拉过“孔明车”，每天工资三十文。后来这家煤矿亏本倒闭了，欠下彭一年的工钱。
彭的一位伯祖父，参加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他在彭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常同彭讲太平军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分田土啦等等。
“这使我产生了打富济贫的思想。”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为那些拷打他并最终把他折磨死的人所写的自传提纲中的一句话。
一九一六年前，彭一直在湖南洞庭湖做堤工，后来加入一支军阀部队，月饷五块半银元。此后，他的军事生涯从未中断过。他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后来在朝鲜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美国人。
彭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了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道，“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象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说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一九四八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
红军到了延安后，每逢星期六，就在枣园院子里举行跳舞晚会。毛泽东和朱德常拥着舞伴跳起华尔兹，他俩不停地带着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年青舞伴转圈，彭德怀也是一样。周恩来舞姿优雅。但是，林彪却从不上场，尽管有许多从上海、北京跑来延安投奔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子劝他跳。他最终还是和一位外来的美人结了婚。
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的宠儿。那是在蒋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对共产党翻脸之前。林彪的父亲在湖北开厂，因无力纳税而破了产。林彪这个工厂主的儿子竟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连在一起，他投奔周恩来后，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一九三二年林才二十四岁，但已成为第一军团的军团长。召开会理会议时林才二十七岁，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
毛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红军到了会理后，官兵们已是衣衫槛楼，疲惫不堪。大家不断地问：到底要到哪里去？有什么计划？红军中江西人和湖南人很多，现在到了四川的边远山区，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会讲四川话，他们担心再也找不到回江西或湖南老家的路了。
李德是一个不十分可信的见证人，据他说当时问题十分严重，而且由来已久。他认为，遵义会议后不久，人们便开始对毛的领导感到本满。娄山关一仗的胜利起了缓和作用，但不满情绪并没有消失。他声称，洛甫和林彪曾指责毛“在敌人面前逃跑”，是“军事破产”。还说彭德怀和杨尚昆将军也“基本同意”这种指责。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情况有这么严重。看来可以肯定，由于李德与毛不和，他夸大其词了。李声称洛甫曾向他暗示，希望组成一个新的三人领导班子— 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李德说博古所害怕的是红军会被挤到西藏或缅甸一带去。
一天，李德意外地发现，毛要找他谈谈。毛承认局势严重，但确信最终会渡过金沙江。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带领红军取道西康和青海前往新疆，向苏联请求援助。
毛挽救了红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同贺龙和肖克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还在转移中，离开遵义以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通讯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这些问题。他曾和一些指挥员讨论过这些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级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参加议论的还有参谋长左权、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罗瑞卿和高级参谋朱瑞。
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
林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
林说：“在此情况下，部队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毛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聂荣臻激烈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林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负责作战。
据聂荣臻回忆，彭断然拒绝了这一意见。彭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说，他在会理会议时看了林的信。彭说：“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他指出，林指挥的第一军团和他指挥的第三军切常在统一指挥下行动。
由于人员减少，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从三个师的编制减为两个师，第三军团从二个师减为四个团，第五和第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
毛决定从中央直属队中裁减人员，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后，邓调往第一军团。代替他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瘦小的刘英，她兼作“中央直属小队”的书记。这一调动成了刘英一生的转折点。这种工作她以前从未做过，作为小队成员的洛甫给了她很多帮助。他教她如何整理会议记录，如何查档案，如何起草命令。刘英在莫斯科时就认识洛甫，当时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而洛甫是该校的教员。他们回到中央苏区后，刘英偶尔能见到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洛甫。她以前说过不想结婚，不愿意“被孩子拴住”，此刻两人却开始接近起来。当她在一九八四年回顾那些日子的时候，不禁笑出声来。她说：“毛主席当时常常开我俩的玩笑。”不过她和洛甫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更大的进展。
拿到会理会议上来讨论的还有一份材料，那是一份由刘少奇和杨尚昆将军签字的电报，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遵义会议后刘去了第三军团，彭德怀常同刘少奇交换看法，这些建议就是来源于他们当时的谈话。彭的看法是，红军疲劳，国民党部队也疲劳，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计划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的好时机。
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付了过去。他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彭德怀当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这件事后来给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带来了不幸和严重的后果。当时，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会议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毛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一旦过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就有希望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他们不知道第四方面军的确切去向，而且也许还不知道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边界的根据地，正在别处行动。两支部队之间最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无线电联络似乎从一九三五年初，一方面军在贵州一带行军起就中断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行动，也知道对方活动的大概区域，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没有人对毛的决定提出异议。李德记得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大家一致感到目前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责备。他们面前的困难够多的了。
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会理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缓和了遵义会议以来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人私下表示了和林彪类似的看法，但是没有人发言反对毛，毛借此机会向到会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又传达到部队的指挥员和干部、战士中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就下一步如何行动作出坚决而明确的决定。毛提出的向北穿过彝区、越过大渡河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红军知道会遇到困难，因为无线电侦听到的消息表明，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部队。红军又要开始和时间赛跑了。
从会理到大渡河距离大约一千里，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三百英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有五百英里长。这条路一大半和从皎平渡经狮子山到通安和会理的路一样，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
下达的命令同以往一样，抢在蒋介石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五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天公还算作美。五月中旬的四川，春色正浓。群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盛装，几百尺长的山坡上到处都是杜鹃花，大片的蝴蝶花正在怒放，看上去犹如蝴蝶张开了蓝色的翅膀。空气中充满了夹竹桃和玫瑰花的清香。这里简直象天堂一样美，无论是一九八四年还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路过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多少红军老战士记得当时山间的美景了，但他们都记得，红军翻山越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群众打着旗子向红军欢呼，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的群众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红军多数在夜间行军。这时他们似乎已在国民党飞机搜索的范围之外。当红军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到达四川中南部的冕宁时，他们已经连续八天夜行军，行程五百五十里，完成了去大渡河一半以上的路程。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菜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政工人员提前到达，为安排这次热烈的欢迎场面做了准备。
部队在大街上露宿，以解除行军后的疲劳。有些人去了天主教堂，受到中国神父的欢迎。教堂里有五名避难的外国传教士，文彬政委劝他们留下来，并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消息。
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
到达冕宁意味着红军已接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这就是许多汉人称之为“倮倮”的地区。“倮倮”是对住在这一带的彝族的蔑称。这些汉人不知道，彝族远在汉人到达之前就已来到这里，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民族中的一支。长得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外表同汉人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迷信魔法和鬼神，信奉黄教。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还不完善。他们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不是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说几百年前就已存在。发达的汉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这种心理。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种点玉米、小米来糊口。他们穷得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堪的斗篷，妇女只有—、两身破衣服，孩子们则什么也不穿。后来，他们又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压迫。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他们念过咒，施过魔法，放过滚石，射过毒箭，也放过从国民党游哨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他们甚至用神奇的泉水当武器：离冕宁不远有一股神秘的山泉，只有彝族人知道这股泉水。水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彻底破坏人的声带系统。这种水类似笑气，能使人大笑不止。彝族人用这种水对付过敌人，使他们狂笑致死。彝族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彝族人分成“黑彝”（贵族）和“白彝”（奴隶）。白彝常常不是彝族本族人，而是俘虏来的汉人、苗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种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任何人不准越雷池半步。黑彝妇女和白彝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个黑彝妇女就要处死。如果黑彝男子这样做则要罚一大笔钱。人们外出必须带把刀或带付弓箭，或带支枪，没有人敢不带武器外出。抢劫东西被认为是件光荣的事，抢汉人的东西更是如此。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社会的生活。
红军对少数民族执行了开明的政策，非常尊重体谅他们，希望这样能够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在红军进入彝区之前，毛泽东在冕宁已向红军领导人就此作了说明。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因为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毛在这里把部队分为几部分。一部分红军直奔正北面七十英里以外的安顺场，那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另派了一支牵制性的小部队定小路迅速赶到越西，然后直插南面的大树堡，渡河处对面的富林镇。据说国民党在富林镇驻有一支小部队。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主力部队准备翻过湘山插向安顺场。先头部队是第一师第一团，肖华率领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还配备有一个工兵连，带了不少在冕宁搜集到的架桥材料、木板、绳索、托梁和滑车。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先头部队到达彝区边上的大桥镇，距离冕宁已有十五英里。
这天的天气是晴间阵雨。战士们在山路上奋力攀登，两旁山崖上到处都是红白相间的杜鹃花。
到了牯麻子村，几百名彝人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让肖华率领的工作组靠近。彝人高声喊着：“我们要钱！留下买路钱！”
五十年后，军人兼诗人的肖华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肖华对彝人的要求早有准备，随身带了一些银元。他递过去二百块银元，彝人接过钱走了，但不久又返回来要求给更多的钱。看来给钱解决不了问题。工兵连先是被彝人包围，后来被迫退回出发地，设备也给没收了。
肖华请一名翻译（一位当地的汉族商人）向彝人解释，说明红军只是路过此地。一些彝人喊道：“不能过 ！”正在僵持不下时，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彝人骑着骡子来到了阵前，他是头人小叶丹的叔叔。肖华告诉他红军的领导刘伯承希望同头人小叶丹谈判并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肖华送给这位叔叔几支步枪和一支手枪，以表示诚意。
过了一会儿，小叶丹带着十来个随从，骑着马来了。小叶丹长得身材高大，十分英俊，看样子就是个好骑手。他的坐骑是一匹黑色的烈马。肖华把刘伯承介绍给小叶丹。刘伯承戴着眼镜，对人和蔼，是红军有名的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小叶丹见了这位红军高级指挥官，慌忙跪下，刘伯承把小叶丹扶起来，和他亲切地谈话，并发誓要同彝人结拜兄弟，答应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帮助彝族兄弟恢复自己应有的权利。小叶丹欣然同意了。
他们随后来到一个湖边，湖水清澈见底。他们舀出两碗清清的湖水，拿来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小叶丹和他的那位叔叙都跪在碗前。在蓝天和阳光下，刘伯承举碗发誓：“我刘伯承对着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说罢，他举碗一饮而尽。小叶丹和他叔叔举起另一只碗，把水喝光，然后说“如果违背誓言，让我们像这只鸡一样死去。”仪式结束了，誓言正式生效。
红军部队退到一个汉族村庄过夜。第二天早上，小叶丹带着一队随从护送红军穿过彝区。他们骑马和红军一起走了五十公里，到达第一座汉族村庄。那里的汉人想杀死小叶丹（仅仅因为他是个彝人）。共产党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进行调解，接着继续行军。此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只是山路不好走，急行军使人感到疲劳。
五月二十四日天亮前，他们来到可以俯视大渡河的一处高地，透过晨雾，可以看见安顺场闪烁的灯光和河边的百余座草棚。
但是，后面某些部队通过彝区时，就没有这样方便了。照例担任后卫部队的第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掉队的战士，只要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地扑过来。彝人并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是拿走枪支，抢定粮食和背包，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留在树林里。这些扒得一丝不挂的战士能活着回去的很少，不是活活冻死就是饿死。
七十五岁的彭海清仍然清楚地记得过彝区时的遭遇。彭个子矮小，由于患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干瘪的脸上长着稀疏的胡须。他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当年下井冈山作战时，彭海清告别了父母和三个兄弟参加红军。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红军挂在一起。他参加过江西境内的所有战斗，长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任职。那时，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情况十分不妙，只知道广昌战役是一场恶战，也没有人告诉他部队要长征。他所在的部队只知道要开始行军，结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当问到他关于彝人的情况时，他仰起头来，发出刺耳的喊声：“喔…喔… ！”这种声音和二次大战期间，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下飞机去见毛泽东时，发出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战争的叫声一样惊人。
据彭说，彝人冲下山就高声喊着：“喔…喔…。”上级事先认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放枪。因此，当百名彝人呼啸着冲下山来，把彭和他的四名红军同志包围起来时，他们没有动手。彭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的。”他带着一挺重机枪，其他同志都拿着步枪，然而他们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彝人拿走他们的枪和衣服后一哄而散。彝人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没拿彭的重机枪，因为太沉。彭和他的伙伴还算幸运，他们很快就被部队发现，又继续行军了。
一九三二年十五岁时参加红军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经离休。他原来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整个长征途中，他都在第五军团。他回忆说：“我们是后卫部队，当好后卫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彝人的主要问题是太穷。彝族妇女穷到下身只围一块类似短裙的破布。彝人从山上向第五军团打冷枪，“幸运的是，他们瞄得不准。”第五军团为安全通过彝区，给了彝人不少钱，但用处不大。丁又说：“彝人把自己的锅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来，然后跑上山。尽管我们愿意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斤稻米，他们还是往山上跑。我们有时挖到稻米后就留一张借条。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一些彝人还拿借条来找我们，我们照样给他们付钱。”
偶尔，他们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规定，从地里收定一些稻谷。不付钱。这是因为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搞到粮食。
那支牵制性的红军分队——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穿过彝区越西镇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大渡河边。他们刚进大树堡，驻守在那里的一小支国民党部队未放一枪就退到河对面富林镇的兵营中去了。
红军终于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准备渡河。
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主力红军现在已经西行到很远的地方，陈毅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东南隅的五岭山脉在薄雾细雨中披上了春装。从山顶上望去，陈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岗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中露出头来。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透过轻纱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满了水稻的梯田隐约可见。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中国赣南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这种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个阴郁的下午，陈毅的一小股队伍集合到了一起。这是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的一支武装。放在脚旁的被装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枪枝弹药用蓑衣遮盖着。他们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撤离。
红军在一九三四中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开始就如陈毅所担心的那样糟。当时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来到病房来看陈，让他留下来。陈毅同政委项英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而项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陈的顶头上司。项英不懂得，这支训练很差的小股武装——第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的十个团以及正在康复中的伤员——是无法同蒋介石派去围剿他们的十万大军抗衡的。
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檄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的。他对留下来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命运极为关切。他记得见到过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四十六岁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结核病，却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柴点火煮粥和鸡蛋，作为新年晚餐。
“象瞿秋白这样，怎么可能在游击战中幸存下来呢？”他激动地说。
政委项英似乎相信，红军将会很快赢得重大胜利，而他们将在新的苏区同其他红军会合。他不让人们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陈丕显还记得到工农剧场看演出的往事。长征之前，剧场是李伯钊工作的地方，后来李伯钊同丈夫杨尚昆将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在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别人合作写过一个剧本《为谁打仗为谁死》，她自己还写了个剧本，叫《我们一定胜利》。陈丕显看到的节目同往常一样，是些民间舞蹈、话剧、独唱、小合唱，如《胜利的炮声》。这个剧场是个露天礼堂，尽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挡不住群众带着雨伞、草帽，披着蓑衣赶去看演出。
主力红军撤走后，这里的一座座城镇落入了国民党手里。地主还乡团到处屠杀，还建立了专门的反共组织—— “暗杀团”。地主们把农民撵出家门，说“看你这辈子还红不红”。
红都瑞金原来只受到国民党小型炸弹的轻微破坏，而现在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使用过的建筑统统付之一炬。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处决。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
惨遭杀害的人难以胜数。瑞金全县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减少的人并非都参加了红军。
一九八四年，我见到一位名叫钟启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岁老人。他嗜烟如命，非常健谈，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岁，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四个曾孙，共十九口人。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给我的”。
长征开始后，钟启松留在红色模范县兴国的长冈乡。兴国县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那些隐瞒不住与党有关系的人都逃进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们得到的指示说：决不要承认党员身分，只承认为共产党做了点杂事。如果承认了党员身分就要被杀头。国民党回来大赦的时候，他们去投了案。他们得到宗族的担保，每个人都承认为共产党做了一点事。宗族出人为每个人做保，一个保一个。如果离开了本县，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担保。由于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没受到处罚。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被仇人出卖而受到了惩处，有些是交了恶运。留下的九千名红军战士和党员中，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有些被公开处死，有些则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钟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从兴国逃到了山里，没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没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人了党。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来的红军损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陈毅和项英组织幸存的红军开展了游击战。他们两人加上老共产党员贺昌组成了一个三人指挥部。他们带着党政机关留下的人员，开到于都以南的仁凤等侯指示。同时把小股部队派往山里。到二月的时候，陈毅和项英已被敌人包围。他们大约有两千名士兵和两千名伤员。一天，陈丕显听到一个干部在向部队大声训话，说什么他们即将进行一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决死战斗”。陈认为，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会上，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宣布，“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换句话说，要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争。
陈丕显看到了中央红军发来的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等人事变更的情况。第二份电报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内外”开展游击战争。
当小股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后，陈毅便着手处理棘手的伤员问题。伤员们都不想留下，但又无法跟上游击队的活动。陈毅召集地方干部和老乡开了一个会。他十分激动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陈毅还没讲完，这些农民和伤员都已流出了眼泪，陈毅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半天之内，伤员们都安置到了农民家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到广大的乡村里，每个人都带上了几块银元，少许药品和五斤盐。在国民党封锁区盐是无价之宝。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队集合了。大雨倾盆。在一间小茅屋里，报务员正设法同在贵州东部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项英仍然觉得他们的撤退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电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没有回答。
最后，大部分部队已经出发。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堪，百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陈丕显是和他的部队，包括党政机关及第六独立团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们在傍晚安全抵达里坊桥，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天上没有月亮，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穿过一道山谷，开始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路，这时候响起了枪声。他们停止前进，枪声消失了。原来是地主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当成了本地民团，向他们鸣枪致意。凌晨三点钟他们到达大麻岭，在那儿休息了一下，用干粮充饥。他们预料拂晓时要打一仗，他们已作好了准备。
中午到达仁凤，电台仍联系不上。到了下午一点还联系不上，天又下起雨来。贺昌决定不再等了。他带上两个营大约几百人开始突围，但很快便陷入国民党的埋伏，部队打散了。他们设法在石韩村重新集结，并渡过了会昌河。不久，部队又被包围，打了几个小时仍无法突围。贺昌身负重伤。国民党士兵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贺昌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大声呼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贺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曾同陈毅、周恩来及其他人共同战斗过，他曾担任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指挥部仍在仁凤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们发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围计划的电报，大约在下午五点收到了回电。但是由于密码已经更换，陈毅和项英谁也不懂，人们看着满纸的密码一筹莫展。他们把电文挠掉，命令报务员用油布把电台裹起来，埋在坑里。这份看不懂的密码电文是三年中他们收到的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次信息。“
陈毅曾向延安美军观察组属下的外交官谢伟思说过，从那时起，“我们就象野兽一样生活”。
当时，陈毅和项英的身体条件都不适宜打游击。陈毅的伤口远未愈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担架上。项英是个近视眼，而且还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准备下山了。他们下山后几乎立即遭到了袭击。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只剩下了二百人。当晚他们又碰上一场战斗。国民党飞机撤下传单悬赏五万元捉拿陈毅和项英。他俩随即决定带着几个警卫悄悄突围出去，这样会减轻全队人的压力。
他们在山间密林中躲藏时，碰上一个打赤脚的人，此人骨瘦如柴，头上戴一个又黑又赃的旧钢盔。他是代英县县委书记，名叫曾纪财，一九二九年他见过陈毅。后来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他，解除了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他一直在乡间流浪行乞，招讨来的米放在那个钢盔里煮饭吃。陈毅收留他做向导。他们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后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国民党杀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胆战心惊地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多岁的刘建华，看起来象个商人，讲起话来带点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赣南游击队中还是个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和同志）。当危女士奉命于—九四一年去延安时，她把手枪留给了刘建华，说道：“如果你活着，我们再见面时，请把枪还给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来时，写信给刘建华，刘回信说：“你活着，我也活着，但是你的枪和我的枪都找不回来了，它们都被叛徒抢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着，这证明党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建华还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中央苏区尚未被敌人占领，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战士一起，在李乐天指挥下到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座落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一个林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还有杨尚奎。
刘记得陈毅和项英政委来到的情况。他们化装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批巡逻队，于三月九日抵达，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幸存的人马都到了。突围时，整个部队的损失是惨重的。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支是由曾经领导过党政分支队的相貌英俊的蔡会文率领，另一支由陈丕显率领，只有八十人。
陈毅热情地迎接这些疲惫的战士。他自豪而谈谐地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
刘伯坚是突围时栖牲者之一，他是在蔡会文领导的部队突围时负伤被俘的。他骑的一匹白马被击中。正当他带领一些人往山上冲击时受了伤，好几个人去营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庆监狱，由蒋介石的“绥靖公署”审讯。然后给他带上脚镣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义，年仅四十岁。牺牲前他作了一首诗：《带镣行》，诗中说道；
带撩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苏联学习过。象邓小平一样，党派他去“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员的身分，在第二十六路军任职。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最可靠的后卫第五军团。刘本人成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关系，他几乎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杰出的作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党的总书记井在其最后几年曾是毛的亲密朋友的瞿秋白，会同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战友、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当时二十六岁，在年轻的红军中算得上是个“长者”，何叔衡已经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了。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长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粱是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唐就是给邓小平炖鸡的那位女士）；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周月林长期被指控为叛徒，要对何叔衡的牺牲负责。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后，她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钟亮的命运（ 也被指控为叛徒 ）无人知晓。项英夫人也是如此。唐仪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黄长娇尽管历经磨难，仍然幸存下来了。
许多年来，何叔衡牺牲的情况一直是个谜。据说三月四日他产一支队伍一起从仁凤突围，在去闽西的路上被消灭了。他保管党的经费、印章和文件。他宁可跳崖自尽，不愿被俘。他受了重伤，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后枪杀了。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应为谢觉哉一乙译注）老人认为，何被生俘，在试图逃跑时被卫兵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他没有逃走，而是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抽出手枪自杀了。
这些说法都不确实。事实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装成商人，并有人护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在福建长汀县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点时被人发现。由李玉率领的国民党十四团二营就驻扎在附近，派兵包围了村子。何一行决定分散开来。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倒在稻田里，被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当士兵们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时，何跳起来同他们扭打。其中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两枪，把他打死。
瞿秋白躲过了那场劫难，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敌人把他解往长汀监禁。并关了四个月之久，这期间国民党似乎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他。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不仅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尽管是已经下台的党的领导人），而且是杰出的文化人。他在狱中撰写的未完成的自传《多余的话》中，的确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这不是很认真的文宇。虽然他在莫斯科度过多年，翻译了许多俄国作品，撰写了一部关于俄国的特写《俄乡纪程》，但他仍是共产党的主要成员。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思索着他的一生和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把他的《多余的话》说成是伪造的或者是篡改过的。这些说法看来都不确。他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他特别写道：“说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写下了一首诗。诗前附有简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泉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斗寒泉听不同；己忍伶傅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刚作完，就来了一名卫兵把他带到刑场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将一怀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当子弹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年方三十，在长征开始时也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泽覃带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战士离开于都以东的山区去闽西。他可能是向长汀进发。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区红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少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泽覃嘱咐一个战士站岗警戒，注意可疑的迹象。谁知，这个哨兵找到一块草地，躺下便睡着了。一队国民党巡逻兵经过那里发现了他。他招供附近房子里有十来个人带着枪，其中有毛泽覃。国民党兵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泽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门，自己挡住前门作掩护，击毙了最先闯进来的敌人。可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从背后开枪射中了他。
毛泽覃死后，国民党大事喧嚷，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众，报上登了许多照片。蒋介石传令，特别嘉奖他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今天，泽覃牺牲时所在的村于以他的名宇命名。那个漫不经心（或叛变）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古柏带着一队二十到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山区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了，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方维夏在赣西被杀。他是毛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师。
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同邓小平一起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覃和古柏，都留在苏区，也都牺牲在游击区。随中央局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秘书长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
死者和失踪者的名单连绵不断，永无尽头。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并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缮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教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绷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忽，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技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 （另一种说法是，陈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万应灵药风油精倒入伤口。 ）陈毅病得象得了舞蹈病似的挥身发抖，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事情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
龚楚是留下来的重要的指挥员之一。他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和军区主要卫戌部队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一九二五年五月。龚楚杀死该团政委，与广东军阀取得联系，接受了暗杀陈毅和项英的任务。为了取得陈毅对他的信任，龚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油山附近同国民党部队假装打了一仗，接着，龚截住了陈毅部队的五个战士，指望能在他们带领下找到油山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其中四个人设法跑掉了，最后—个叫胡小华的被抓住。龚向他道歉，诡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周先生和刘先生”（陈毅和项英的代号）报告。胡小华带着龚朝着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定去，走到离哨兵不远时大声喊道：“这些人是反动派”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哨兵开枪发出警告，龚和他的人吓得撤腿逃跑了。
陈毅和项英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们必须不断转移以摆脱国民党。龚楚企图诱使他们陷入圈套时，他们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希望通过他们和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陈毅急于同红军主力取得联系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冬险些中计。一名地下交通员带来消息，说打入大庾山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陈海收到了中央委员会来的来信，要求把它转交给陈毅。
尽管项英表示反对，陈毅仍决定亲自去见陈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陈海的住处，一位妇女正在洗衣服。陈向她打听陈海是否在家。这位妇女没有抬头，边洗边答道：“他去团部了。”陈毅以为她说的是“他去糖铺了”，因为设在城外的糖果铺确是一个地下联络点。当他走到这家铺子跟前时，发现大门紧闭，上面贴着封条。一位老人让他赶快离开，并说陈海已叛变，正带着部队在抓人。
当陈毅还在县城的时候，陈海就已带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击队总部，希望能截住陈毅。陈丕显和杨尚奎好不容易才摆脱敌人藏到山顶的灌木丛中。故人在山里搜了两个小时，然后放火烧山。大火烧掉了游击队的营地，火苗离藏在密林中的游击队员越来越近。突然，老天下了一场雷阵雨，把火浇灭了。
陈毅从大庾脱身后。在返回梅岭基地的路上又遇到一队国民党巡逻兵。他们拦住他不放，陈毅表示抗议，说自己在县城教书，是到乡下来买茶的——这个地区的茶很有名。一名国民党军官看出陈毅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便走过来对士兵的出言不逊表示道歉，然后要和陈毅讨论文学问题。陈毅怕暴露自己，看到路旁有个厕所，急中生智，便借口肚子痛跑了进去。巡逻队耐心地等着，待最后去厕所找他时，发现人已不在了。
陈毅爬上山回到总部时天色已黑。大火烧毁了一切，周围一片废墟，看不见一个人影。他不相信游击队已被消灭，开始四处寻找，边走边高声喊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出来吧。”
周围静悄悄，没有一点动静。他接着喊道：“听听我的口音，我是老刘，你们难道听不出来？快出来，咱们一道离开这个地方！”
这次成功了，一个哨兵终于听出了他的声音。不久，队伍集合起来，向更安全的地点出发。后来，陈毅说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带来的雷阵雨救了他们的命。
国民党有时还搜山。一九三六年春，当地的国民党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组织一万农民，带上火柴、刀和粮食，搜山七天。如有违者，格杀勿论。
搜山开始后，二三百名农民编成一组，后面跟着一连国民党士兵。他们上山时，又喊又唱。有一个组的任务是放火烧山，他们故意失脚掉进河沟，把国民党士兵也带进水里，结果火柴全湿了。
到了第三天，农民开始抱怨，说家里无人照看，他们一哄而散，搜山就此结束。
但是，游击队暂时不能在村里筹粮了。他们靠吃野杨梅、竹笋、芭蕉、石鸡和蛇生活。蛇被看作是一种美味，夜间打着灯抓起来很容易。另一种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里有许多山羊、野猪，还有豹和老虎，都是极佳的野味，但游击队害怕引起注意不敢放枪。
油山、大庾山和梅岭地区的游击战旷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结束了长征，所有其他红军部队也都陆续到达陕北。但这里的游击队仍在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结果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正式停战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对陈毅、项英和三百名衣衫滥褛的男女游击战士（ 这些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数千人中的幸存者）来说，事情没有任何变化。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的某个时候，陈毅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才开始减轻对油山的压力。
最后，陈毅悄悄地下山来到大庾和赣州，和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进行了交谈。他们说会谈必须在更高一级进行。于是项英前往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博古。消息得到了证实，的确建立了统一战线。然而山里的战斗却仍在进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来到广东边隅山区某地一个游击队岗哨身边，轿子后面跟着一些国民党卫兵。下轿的先生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呢子礼帽，上身穿着红军制服，脚上是一双黑皮鞋，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墨镜。
付完轿夫的脚钱，打发走国民党卫兵，他上山来到游击队总部，拿出由政委项英签名的介绍信，信中介绍来人是“陈毅”。游击队弄不明白的是，如果来人确是陈毅，他怎么坐上了轿子，还带着国民党卫兵呢？
仅仅两个月前。这里来过一位绅士，自称是党派来的联络员。可是此人一到，国民党袭击队就跟着摸了上来。
这次是否又是个骗局呢 ？他们不能粗心大意。他们立刻把陈毅带走，加派了岗哨。陈毅告诉他们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抗日了。说了好几遍，游击队仍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要他坦白。接着，他们把他捆起来，关在隔壁房间，然后争论起来。陈毅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当他听到他们决定要杀他时，他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
第二天，许多人把陈毅团团围住，公审大会即将开始，生命危在旦夕。这时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旱烟袋。陈毅认出来他是游击队的老队长，名叫谭余保。
“你是谭同志吗？”陈毅问道。
“谁是你的同志？”谭反驳道，“你投降了国民党，你是叛徒！”
陈毅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是党组织派他来的。
“什么党？”谭厉声问道，“是国民党吧？我认识你，我在井冈山听过你讲话。当时你讲的是革命道理，可你如今干了些什么呢 ？你要是不坦白，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两人吵了起来。陈毅说必须联合国民党抗日，谭说他完全赞成抗日，但不想和国民党来往。
谭余保怒形于色地喊道：“你们知识分子全是一帮机会主义者。三年来我没有听到你的任何消息，你干什么去了？”
陈毅建议派人去南昌找项英或去武汉找叶剑英核实。
最后，谭让陈毅走开，但没有给他松绑。谭长叹一声：“我的天！ 这个叛徒可真难对付。”两人私下又谈了一下，谭最后同意在事情 搞清楚之前先不枪毙陈毅。
四天后，交通回来了，带回来的文件证明这个陈毅是真陈毅，党目前的路线和陈毅讲的完全一致。
谭余保不禁痛哭起来，他说：“我们整整三年无法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红军走了三年了，你不知道在这里坚持斗争有多困难！”他给陈毅松了绑，两人坐下来，谈起各自如何死里逃生的经历，一直谈到天亮。然而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只不过是以后生死斗争的前奏。
第二十一章 传奇的土地——沪定桥
这个地方在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中被视为圣地、它浸透了战争中英雄们洒下的鲜血。这是一块传奇的土地。二千年以前，三国时期，这里是蜀国的领土。毛泽东对蜀国的兴衰史和那个时代的故事了如指掌。蜀国的五十万大军在不断的征战中，无数次渡过沪水（现在的大渡河）和金沙江。对蜀国的英雄们、那些巫师出没的崇山峻岭和穿山而过的激流，以及蜀国将领们把敌人引入歧途的神奇计谋，没有人象毛那样了如指掌。现在，他指挥的红军就行进在这块传奇的土地上。
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能不回忆起中国历史上史诗般的往事。毛发现自己进入了儿时心爱的书中所描写的情景，就好象一个英国人突然回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时代一样。
在近代史中，这条横贯四川省的山谷曾经目睹过更加血腥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这场伟大的历史剧在这里演完了它最后的一幕。太平军最后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和四万士兵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几天几夜，大渡河水被鲜血染红了。石达开的妻妾儿女和将领都在大渡河边自尽，石达开本人被押到成都施以凌迟酷刑处死。
红军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的那天晚上，朱德坐在篝火旁，给战士们讲故事，这个故事他儿时在贫穷的四川老家听过几十遍。那时，有一个老织布匠每年冬天到他家去，把他母亲纺的粗棉线织成毯子。这位老人过去是太平军的一个士兵。他总是在烟气腾腾的炉火旁边讲石达开的故事，讲得是那样认真、那样出神。他说，石达开并没有死：石达开的四女儿是经他搭救后收留的养女。为此。她曾想撼给石做妾，但石拒绝了。后来嫁给了一个长得酷似石达开的人。太平军战败之后，这位四姑娘说服石达开逃走，而让她的丈夫做了石达开的替身。石达开在这一带飘泊了许多年。不少人都看见过他，其中有一个岷江上的船工，在狂风暴雨中落水，幸而遇到石达开，救了他的性命。老织布匠说，在漆黑的夜晚、人们在大渡河边可以听到阵亡将士的英魂在哀号、要等到有人为他们报了仇，他们的悲鸣才会停止。老人常常引诵石达开的诗句：
“只觉苍天方聩聩，欲凭赤手拯元元。”
朱德对战士们说，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石达开在成都凌迟处死，他本来想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部下将士们免于一死。但他的部下最后也都遭屠杀。杀害石达开的四川省总督骆炳章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十三日，他手领四岁的孩子，和他的数名汞信到大帐自首。石达开和另外三人二十五日解往成都，凌迟处决。孩子要等长大到规定可以杀头的年龄再予审处。
正在讲得出神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这些东西怎么做呀？ ”朱德收住了故事，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说完，接着讲故事。董必武讲了中国著名神话里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当年就是经此地西去印度的，他设法绕过了火焰山，可还是烧了尾巴，“所以猴子屁股上没毛。”那你的屁股怎么没被烤焦呢 ？“听众里一个十至十二岁的红小鬼冒冒失失地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必武换了话题又讲了一个故事。
毛不鼓励人们讲这种故事。国民党正在宣传说红军会象太平军一样覆灭，说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仗，大渡河水又要象七十三年前那样被血染红了。毛平静地说，大渡河上绝不会再发生那样一场大屠杀，对此，他坚信不移。他希望他的部队不要担心大渡河水下会有什么水鬼等着把人拖下去溺死。他指出那只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
湍急的大渡河发源于边远的西北青海省，奔流干起伏的山峦之中，这些山和喜马拉雅山相连。青海是一片只有高山、沙漠和森林的荒原。居民中汉族不多，一九三五年时还没有象样的道路，只有商队来往的小道。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各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连参加我们一九八四年远征的业余植物学家们都叫不出这些花朵的名字。这里美得出奇。但对—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游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一九三五年，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沪定桥。美国一位勇敢的女旅行家一九零八年这样描写过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吊桥，建于一七零一年，桥长三百七十英尺，横跨奔腾湍急的大渡河。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板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侧的铁索扶手。
但是，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随便铺在桥上的木板和连接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象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得很粗糙。不过，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上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单薄得象蛛丝一样的桥上安全地跨过了大渡河。它隐藏在中国的这水偏僻的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很多人所以要从桥上步行而过，就是因为它晃动得厉害。我和鲍勃也走过去了。
泸定桥是由一位卢姓工程师在康熙年间建造的，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萨连接起来。当年尼泊尔向北京进贡，那些满载着财物的车队就是从这里经过的。十三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铁环组成，当年，这些铁环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锻造出来的。桥面是九条铁索，两边各有两条，帮助人或车保持平衡。铁索上铺着木板，男人、妇女、车和牲口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过桥。河面在此处不足一百码宽，铁索固定在两端巨大的石墩上。两岸修着漂亮的琉璃瓦桥楼，顶呈宝塔状，由柱子支撑。那时（现在也是如此），瓦是赭红色的。西头的桥楼几年前烧毁了，后来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复。
泸定桥很美。桥身中部下垂，但由于短，所以下垂幅度不大，即使在暴雨季节，离水面也很高。有人过桥时，整个桥就象一张巨大的吊床一样摇晃。
多年来，人们根据过桥时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编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有人说，翻滚的河水酷似蛟龙，要把过桥人卷入水底。还有人说，这座桥很长很长，足有“一英里多”。
现实比想象更令人难忘。近三百年了，这座桥依旧为人们提供着方便，只是不再允许车辆和牲口通过了。附近新修了许多小吊桥，还有一两座能定机动车的公路桥。所以泸定桥已不再当作一座普通桥梁来使用，而是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去处。
几年前，一队士兵过桥时，一个铁环断裂了。幸好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木板下面用钢缆加固。不过从上边看不到这些钢缆。
毛和他的部队本来打算从安顺场而不是泸定桥过河，安顺场是人们从西岸去东岸时常用的渡口。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到达安顺场。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但是第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兵很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一团一连进行了这次战斗，但大失所望，只搞到一条小船。十七个人自告奋勇乘这条唯一的船过江。每个战士带了一支冲锋枪和七八颗手榴弹。船由八个当地的船工驾驶。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中行船要花很大的力气。红军向船工们保证，万一出了事，他们的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船刚刚驶离岸边，敌人就开火了。一团有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叫赵成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法国打过仗。而这时，他只有四发迫击炮弹：但他就用这四发炮弹摧毁了敌人的四门炮。后来，红军在下游又找到两条船，于是点起篝火昼夜摆渡。但光靠这几条船，显然完不成任务。
红军必须迅速过河。他们不能光靠这几条船一次次来回摆渡，这样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全部过去。他们没有忘记石达开的放事：延误时机是他惨败的原因。石达开为了祝贺夫人生了个男孩，命令部下安营扎寨庆祝三天，等他重新开拔时，河水已经上涨，清军也追了上来。
毛发誓，决不让红军遭到同一命运。他召集朱德、周恩来、林彪及彭德怀开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从安顺场过河，而派突击队循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夺取泸定桥，然后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地方过河。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过往的人通常是从东边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成都出发，沿大渡河东岸而上，过泸定桥到西岸，继续西行到西藏和拉萨。或者从拉萨来，沿相同的路线反向而行。
毛和往常一样，再次挑选了出人意料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会上决定红四团当突击队，由团政委（现在是上将）杨成武率领进行突袭。
一切都取决于四团能不能在敌人猜到毛的意图之前，通过大渡河岸边峭壁上的崎岖小路赶到泸定桥。在这里，河水的流向是从北向南，和从成都到西藏的大路形成一个“丁”形。
由于雪山挡路，从南面很难到达大渡河，要踏上从泸定桥去西藏的西行道路也不容易。山太高了——高达二万英尺。
毛关于行军路线的一些决定曾引起争议，决定沿西岸上行到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选择皎平渡过金沙江，而没有选择第二方面军后来使用的一个比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军毫不费力地就过了江。后来作出的过雪山、草地的决定也有争论。缺乏可靠的情报恐伯是一个因素。指挥员中，只有朱德曾经走过泸定桥，那是一九二二年，他还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里打仗，他和几个同伴侥幸从云南跑回四川。他们就是过了金沙江和泸定桥后才到达安全地带的。
一个军事行动就要开始。它后来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还很健康。这个故事他虽然己讲过多次，但再讲时仍旧兴致勃勃，而且不时地挥动三个细长的手指来加重语气。他有时翻一翻他写的《忆长征》，查找日期或人名。他得意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飞机撒传单说什么红军的末日就要到了，红军将象石达开一样，血染大渡河，等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五月二十七日午夜以后，杨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九十英里，夺取泸定桥。他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部队出发了。他记得他们走的是婉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向右望去，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约九英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他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二三百里路，所以现在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
在大渡河上游十六英里的叶达顶。四团击溃了一支一百人的守卫部队，然后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有一条小河，流速很大，木桥已被毁掉。四团战士就地砍树架桥，继续向前走。部队下山时，一个侦察员报告，国民党二十四师在一个叫菩萨冈的村庄外的悬崖上部署了一个营。道路很窄，国民党部队的防地山高坡陡、坡后边下去就是大渡河。杨成武派一小股部队迂回到敌人侧背，爬上山顶从后面进攻敌人。一小时后，他们赶走了国民党部队，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他们驻扎在石月亭，休息了一夜。这时，他们已走了二十五英里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上打了两仗。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战士们被叫醒。五点，他们已吃完早饭又上路了。刚走出村子一二英里，一个通信员匆匆赶到，带来了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二十五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
当然，电报的这份抄件搞错了。完成任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杨成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明天！他们第—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们还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还要打仗。平时用两天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都很困难，更何况一天呢！
但是，正象杨成武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命令就是命令。”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象往常那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了，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队伍急速前进。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他们必须赶在二十九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了。红军紧迫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三十五英里。敌人无影无综。红军继续前进。道路在雾气和蒙蒙细雨中变得很滑，战士们砍下竹子当拐棍。夜幕降临了，红军在黑暗中行军。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夜越来越深了。晚上十一点，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怎么办？ 杨政委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十来英里。“我们把他们给骗了。”杨成武笑着说。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
杨成武当时不知道。一军团一师的同志们正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条主要的车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两旁景色宜人：梨花虽已凋谢，有的果树依旧开着花，葡萄园一片新绿。房屋很坚实，石头地基，泥笆墙，红瓦顶，很有点欧洲巴斯克地区风味。
行进在右岸的一师的战士一路也打了几仗，虽然因大雨耽搁了一会儿，但进展还是很快。大渡河在这里形成一个V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码，声音可以轻易传到对岸。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团走过的小路，并不象战士们传说的那么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
雨住云散，繁星闪烁。夜深人静，战士们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间或踩落一块石头发出“咕隆隆”的滚动声，都清晰可闻。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这样，即使倒下去，也会被拉着走。
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东西部被丢在路边。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
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沪定桥只有两英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但是怎样才能夺取沪定桥呢？
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批把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象：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又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继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军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 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 ）。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仁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栖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未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 ？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于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
第二十三章 毛张会师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件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己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现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蓬，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点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入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巴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义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种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义，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阿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第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晚宴后，张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拉到自己一边来呢？ 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部分则不那么可信。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观点上的差异。然而，从照片上来看，张看上去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同瘦骨嶙峋的“长征战士”（特指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译注）相比，他显得柔弱。
实际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两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列。从早期起，张便是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在一起，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一直驰骋疆场，战绩可与毛在江西的战绩相媲美。他同蒋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一九三五年春转到川西北。和张国焘一起转战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的才名元帅之一。虽然张国焘的作风与毛不一样，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当代中国史学家所属认的要大。
张喜欢独立行动，常常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议（就象毛一样）。一九三二年，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一带，因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 有点儿象毛在井冈山的情况 ）。可是他的转移是成功的，批评也就自然消失了。转移到川西北的行动遭到了更多的批评，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正在长征之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因此张不可能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上也没有）。
张已作出安排，或者试图作出安排——要在他展开活动的几个省里与当地的军阀和睦共处。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给四川军阀杨森以及四方面军驻扎地区的军阀田颂尧写了信。田拒绝接信。杨虽收了他的信，但却因事不关己，不加理睬。张给孙蔚如也写了信，孙是陕西仅次于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孙与张国焘达成了协议。解放后，孙成为陕西省的副省长。
张入川后没有搞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批评。大约两个月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在他决定要留在这一地区之后。而现在，张同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的军阀没有什么谅解，因为他足以对付他们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
就在会师之前，张再一次独立行动。此时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县。这几个县今天的面积是八万九干平方谷里，一九三五年时可能还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对中国来说，这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张还有八万战斗部队和同样数目的非战斗人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宣布成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 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 ）比例十分高的情况的混合政权。周纯全就任主席。首府设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东北约八十英里处，周围多雪山，居民多为藏族。周纯全的第一项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称“五味茶”。但名不符实，吃时要用手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