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最后定稿
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和重新启蒙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明年，2009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机构就会变得象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全国陷入饥饿，强征农民粮食，没有工业品交换，既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甚至造成工人的游行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
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的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根本不同，“各成体系”，“如水火之不相容”。陈独秀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东西文化无任何调和之余地，那些认为可以协调中西文化兼二者之所长是一种彻底的幻想”。“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因此，陈独秀所要求的不是一事一物的改变，而是整个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改变。因此，陈独秀说：“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之所期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
个人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得面目全非，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实际上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伦理观，个人的智力、才能、兴趣、爱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应当创造一个自由的条件使其充分发挥，为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至于个人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相比较，哈耶克认为，要少得多。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使个人主义无限膨胀，而个人主义的社会却没有此可能。
陈独秀特别强烈地攻击民本主义，陈独秀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政治绝非一物”必须划清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界线，中国才有出路。“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是“一种奴隶希冀主人发慈悲”，把民本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是对人民的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就是主人的共和宪政”，其他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人民“自觉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孙中山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训政，等到人民训政好了，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时，才能把政权交给人民，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只能被赐予民主，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只有人民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来打倒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当然的民主政治的主权的所有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力，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亲苏俄的国家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6年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就此开除了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法西斯专政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都是反人民的，因此都是“退步的”。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陈独秀所反对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列宁斯大林，而是全面否定马克思的理论。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还是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所决心要建立的，是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邓小平与陈独秀不一样，他既要鱼也要熊掌，他要两者各得而兼。办法是坚持完整无缺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他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现在看来，要永远反。并且强调“不能搞三权鼎立”，“不能搬资本主义民主”。邓小平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邓小平也要搞政治改革，那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就是按邓小平建立的原则实行的。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丹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利，而不受任何干预，自由竞争实际上就是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六四以后，没有人再敢闹了，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利财富阶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三十年也没有改好，老是没有活力也老是处于困难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原因是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国家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首先是为自己增加工资，根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倍。在一个企业内，工资差别也相差几百倍甚至还要大，因为他们并不怕企业亏欠或倒闭，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自有国家扶持，也不怕倒闭，特别是他们领导干部的工资无限上升，不能不由国资委来封顶，并且还要规定不盈利不得加薪，实际上他们企业不盈利甚至亏欠，工资照样增加。这还是正常工资收入，至于灰色、黑色收入，化公为私等等就无从计算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过去曾经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富了方丈穷了庙，企业困难不用担心，自有国家来解困，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下次再找机会刺激开市，至于债转股，贴息贷款，等等都不在话下，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所能想到的渠道向国有企业输送，再由国有企业流入权力者的钱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全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和汗把它扛起来的。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做出规定，国营企业垄断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都只能由国有企业专营，私营企业都不能经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继续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已经由国有经济垄断。我国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为国有企业捞钱，哪还有什么竞争呢？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两万亿上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委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去年（2007年）超过13万亿，今年可能超过17万亿，明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所有这些投资都是天文数字，而且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马克思对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真理毫无警觉，竟然建立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专政的制度。
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作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际实行中，要真正实现仍然是困难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是私有经济。
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这却成为政绩工程，城市现代化，高楼群拔地而起，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马克思主义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的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国代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是惊人的。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我国的改革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造成的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锢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仰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以至在他们领导下死亡的人数比在希特勒屠刀下死亡的人数还要多。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彻底反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他们所创造的自由和民主是“虚伪的”，是对人们的“欺骗”，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只要我们看了历史，就发现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发现。
原来人类形成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在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真理和普世的价值，是人类发展必由之路，人类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2008年12月10日修改稿
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和重新启蒙
余孚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明年，2009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机构就会变得象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全国陷入饥饿，强征农民粮食，没有工业品交换，既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甚至造成工人的游行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
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的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根本不同，“各成体系”，“如水火之不相容”。陈独秀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东西文化无任何调和之余地，那些认为可以协调中西文化兼二者之所长是一种彻底的幻想”。“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因此，陈独秀所要求的不是一事一物的改变，而是整个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改变。因此，陈独秀说：“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之所期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
个人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得面目全非，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实际上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伦理观，个人的智力、才能、兴趣、爱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应当创造一个自由的条件使其充分发挥，为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至于个人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相比较，哈耶克认为，要少得多。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使个人主义无限膨胀，而个人主义的社会却没有此可能。
陈独秀特别强烈地攻击民本主义，陈独秀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政治绝非一物”必须划清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界线，中国才有出路。“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是“一种奴隶希冀主人发慈悲”，把民本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是对人民的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就是主人的共和宪政”，其他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人民“自觉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孙中山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训政，等到人民训政好了，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时，才能把政权交给人民，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只能被赐予民主，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只有人民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来打倒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当然的民主政治的主权的所有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力，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亲苏俄的国家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6年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就此开除了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法西斯专政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都是反人民的，因此都是“退步的”。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陈独秀所反对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列宁斯大林，而是全面否定马克思的理论。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还是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所决心要建立的，是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邓小平与陈独秀不一样，他既要鱼也要熊掌，他要两者各得而兼。办法是坚持完整无缺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他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现在看来，要永远反。并且强调“不能搞三权鼎立”，“不能搬资本主义民主”。邓小平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邓小平也要搞政治改革，那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就是按邓小平建立的原则实行的。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丹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利，而不受任何干预，自由竞争实际上就是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六四以后，没有人再敢闹了，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利财富阶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三十年也没有改好，老是没有活力也老是处于困难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原因是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国家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首先是为自己增加工资，根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倍。在一个企业内，工资差别也相差几百倍甚至还要大，因为他们并不怕企业亏欠或倒闭，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自有国家扶持，也不怕倒闭，特别是他们领导干部的工资无限上升，不能不由国资委来封顶，并且还要规定不盈利不得加薪，实际上他们企业不盈利甚至亏欠，工资照样增加。这还是正常工资收入，至于灰色、黑色收入，化公为私等等就无从计算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过去曾经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富了方丈穷了庙，企业困难不用担心，自有国家来解困，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下次再找机会刺激开市，至于债转股，贴息贷款，等等都不在话下，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所能想到的渠道向国有企业输送，再由国有企业流入权力者的钱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全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和汗把它扛起来的。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做出规定，国营企业垄断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都只能由国有企业专营，私营企业都不能经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继续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已经由国有经济垄断。我国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为国有企业捞钱，哪还有什么竞争呢？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两万亿上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委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去年（2007年）超过13万亿，今年可能超过17万亿，明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所有这些投资都是天文数字，而且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马克思对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真理毫无警觉，竟然建立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专政的制度。
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作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际实行中，要真正实现仍然是困难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是私有经济。
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这却成为政绩工程，城市现代化，高楼群拔地而起，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马克思主义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的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国代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是惊人的。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我国的改革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造成的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锢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仰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以至在他们领导下死亡的人数比在希特勒屠刀下死亡的人数还要多。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彻底反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他们所创造的自由和民主是“虚伪的”，是对人们的“欺骗”，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只要我们看了历史，就发现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发现。
原来人类形成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在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真理和普世的价值，是人类发展必由之路，人类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2008年12月10日修改稿
六、对待历史是理论创造的源泉
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的残酷剥夺和剥削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为了加快自己的发展所产生的需要。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激进的流派，马克思主义是最后出现的。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他们的激进的理论体系的时期，已经是原始积累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缓和与和谐，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暴力斗争也已在走向缓和，阶级关系走向和谐，社会民主党也从领导工人进行暴力斗争转向议会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他们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过程中，对他们的理论的修正也在开始。马克思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为这样一个一面建立，一面为了捍卫对他们的理论的修正而进行激烈地反驳的文献，由于这个文献全面发展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的重要文献，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最严厉最激烈地驳斥对他的理论进行修正的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完成的。
恩格斯是在1895年才去世的，马克思去世以后到恩格斯去世的这12年是资本主义以更快的速度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不但在英国，也在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的国家已经获得越来越平等的普选权利，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德国从参加普选中获得了壮大和发展，工人也开始在谈判桌上保护自己的利益，恩格斯不能不同意这种历史的现实，但是他又不能不为捍卫他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理论而斗争，尤其到了晚年，恩格斯陷入了既要捍卫马克思的理论，又要在策略上承认社会民主党的这种议会斗争的修正的矛盾之中，在恩格斯去世前仅仅5个月还少一天的1895年3月6日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表现特别突出，成为一面捍卫一面修正的典型，使恩格斯成为修正主义继往开来的过渡人物。
这篇《导言》中，恩格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政府武器的精良各个方面论证了“旧式的起义”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恩格斯又以不少篇幅重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再一次肯定《共产党宣言》的正确性，不但如此，恩格斯还在赞赏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斗争所取得的胜利的同时告诫不能放弃暴力革命，他在写完《导言》仅仅一天以后的3月8日就给社会民主党中央执委成员的费舍写信：警告“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对捞不到好处的”，并且认为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所写的社论《目前革命应当怎样进行》歪曲了他的原意而进行严厉的批评。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在这种既捏卫又修正的过程中渡过的。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过程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
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继承者伯恩斯坦就不再存在这种投鼠忌器的限制了，成为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为把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框架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
一、最终目的和运动的争论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是全面的和彻底的，最后达到从历史到党的斗争策略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全面修正是从十九世纪历史的实际出发，指出马克思是怎样离开历史的实际去建造他的理论的。伯恩斯坦的批判和修正最集中的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修正的结论是本书的《末章》中所作的一个表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本书是在1898年写成，1899年出版，恰好成为世纪的分界线。然而伯恩斯坦的这个结论也是在社会民主党内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是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的最关键的一个论点。历史证明，伯恩斯坦的这个观点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的，因而也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建立他们的理论和策略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倒过来，首先从他的这个结论性的观点开始，才能揭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伯恩斯坦对历史的看法的正确性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先确立目的，理论是为了目的的实现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首先设定原始社会是没有分工的，也就是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因此也没有财产私有制和阶级的分工，因此，人类是绝对自由和平等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自由自在地生活，分工使得人类产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财产私有制和阶级，从而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从而造成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集团。因此，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消灭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消灭财产私有制和阶级，使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到协调、统一、平等、全面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的理论，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后国家消亡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为实现最终目的而设计的。不理解最终目的，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根据，马克思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宏伟巨著《资本论》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就是为了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不断加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成为他建设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耗尽他最后二十多年的精力所写的巨著《资本论》就成为先有目的，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写作的典型。
由于理论是为目的而建立，目的不变，理论的建立就必须证明目的的正确性，但是在马克思从事理论建设的40年（从1843年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到1883年去世），恰巧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经济上和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建立上都是飞跃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一方面不能不承认现实，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按照他已经确立的原则前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最终目的的必然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完全脱离了欧洲历史的现实去从头脑中创造理论，而伯恩斯坦却与之完全相反，伯恩斯坦却从欧洲的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去考查欧洲的历史，因为不如此，社会民主党就有脱离历史现实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已经存在。伯恩斯坦曾在英国住了十几年，他具体考查了英国的历史发展的实际。认为社会民主党（费边社）能得到发展和壮大，是从一个空想的革命派接受了改良的方式才实现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是从理论的革命空谈中摆脱出来才实现的。因此，伯恩斯坦认为“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广泛到足以容许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那么总是要被冲破的。”原因是“实际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制度和力量以及新的事实，”不断改变社会民主党斗争的实际环境，如果一个政党自处于“这些新事物之外，”那它也就自觉地处于历史发展进程之外，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把最终目的和实际改良行动的原则性对立当作无关紧要的问题放在一边，”必然要陷入“侈谈空想”。这就是伯恩斯坦的实在论的思维逻辑。
伯恩斯坦还指出，即使马克思自己，也在追求最终目的的同时不能不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作出的一点一滴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他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而且马克思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说：“十小时工作制的法令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这不是也承认现实社会对工人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良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吗？
关于在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下，工人处于绝望的境地的争论，普列汉诺夫以此来批判伯恩斯坦。如果社会主义抛弃了关于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绝望的境地的迷信，就会失去了自己革命的锋芒，伯恩斯坦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28页所说的，在大工业中工人的生活在1853-1860年代实际上是改善的，来证明并不是意味着工人处境的绝望性，而是意味着改善的可能，而且从《资本论》第一卷写成的1866年以后，“通过法律和制度更加朝着改善的方向普及了。”马克思承认这些进步的事实，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工人对于自己处境的绝望，而且重新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把对立面的斗争绝对化。这样，马克思又走回到二元论，一方面是处境的绝望，一方面处境又在改进，使得《资本论》这一著作的基础成为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方案。当马克思接近认真讨论最终目的的地方，就表现出“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掳，”对于不符合他的规律的地方，他宁愿放弃事实，而不是去认真对待事实，不去考查“他的预设的规律是否是真理。”
伯恩斯坦在批评了马克思的二元论的矛盾以后认为必须尊重事实，不应被预设的规律绑住手脚，控制自己的头脑，成为“《资本论》的那些已被事实推翻的规律所俘掳，”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在“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取的。
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多而不是减少，这是事实，即使马克思本人也是承认的（见《资本论》第三卷第1000页），但是马克思还是要否认，因为辩论法的对立面的斗争的规律决定财富是集中和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事实服从理论”，而不是理论服从事实。“臆想出来的矛盾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仍然要按臆想的矛盾去考虑，并且建立理论，这就是马克思脱离实际的原因。
伯恩斯坦还指出，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一方面非常尖锐地强调工人的不成熟，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说，“一切文化、一切智慧、一切德性只能在工人阶级中找到，”他在一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在《〈黑格尔法院哲学批判〉序言》中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政治行动”就可以指日可待地通过“革命性突变”来实现。而“合法工作”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暂时的性质”。事实证明，“立法或者合法改良的道路是比较缓慢的，革命暴力的道路是比较迅速和激烈的，”但是“合法的道路还是比革命的道路更为有效”。这就是伯恩斯坦的结论。
因此伯恩斯坦认为，“根据宪法的立法通常是工作得比较缓慢，它所遵循的通常是妥协的道路，不是废除既得权利，而是赎买既得权利，然而这正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工作的优越性”。
伯恩斯坦还认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十分强大的经济性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自治机构的训练而具有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的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不可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苏联为首的那些东方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就是这样，是政治野心家的专政。
伯恩斯坦还认为，“尽管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它即使在今天仍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受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
“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赤贫，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地偏见和弱点。”
在这里，伯恩斯坦再一次引恩格斯的话：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对于我们当时的条件来说甚至是很高的发展水平时，才会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它能长期维持，而不至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停顿或者甚至倒退”（《马恩全集》第十八郑第二版537-538页）。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
恩格斯上述这两段引文说明了要使得革命能够成功，只能是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创造主观的条件才能够实现的。因此，伯恩斯坦在最后说，“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严厉的审查，指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方面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到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的自我欺骗。”
以上只是伯恩斯坦从历史的实际批判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伯恩斯坦又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身来批判马克思是如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极端走向另一唯物主义的极端所陷入的机械论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规律。”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说：“法的关系，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离开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因。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因此伯恩斯坦在《前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的。
从这里就可能看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恰好走向另一极端，不承认精神的运动，只承认物质的运动，但是单纯的物质运动只能是一种机械的运动，运动一开始，运动要达到的后果，运动的形态和方式，它所要实现的必然性在运动开始时都已经决定了，精神、思想和意志的趋向，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只能随着物质的运动的必然趋向而或慢或快地变化，它们的变化只能被物质的运动所决定，它们的运动方式也只能被物质的运动所规定，而不能决定物质的运动。因此，精神、思想、意识要达到的必然性也同样是被物质的运动所决定而不是相反。
于是伯恩斯坦就提出，把这种“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了。“问题仅仅在于，必然性是以什么方式在人类历史中贯彻。是什么力量“在起着决定的作用，”自然、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在历史中起什么作用。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都作出了回答。伯恩格坦把这一段很长的话全部摘引下来了：
“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制度，一定的社会意识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这一段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规律的论述是十分清楚的，用不着任何解释，这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最典型的论述，因此伯恩斯坦引用《资本论》出版第一版的序言中的话：历史的这种“自然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马克思是用这样一个宿命论的结果来作为结论。而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也以赞成的语言说：“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的最后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但是，恩格斯到了晚年，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在1890年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精辟地指出，“社会制度从经济发展的产物独立化为具有自在独立运动的社会权力，这些权力又能够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根据不同的情况，或者促进它，或者阻止它，或者把它引上别的轨道。”
恩格斯在1895年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中的两封信中作出更加明确的说明，“法权形式，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点或教义，”在历史斗争中“起着作用”甚至“主要决定这些斗争的形式”。因此，“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穷无尽的力的四边形的群，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马恩书信选集》第46页）。“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全都互相发生反作用，对经济发生反作用”（《马恩书信选集》第517页）。伯恩斯坦最后说：“马克思的天才也被错误地引导到形形色色的错误结论”。
伯恩斯坦在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后，他认为要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的统一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对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的清算，这一任务才能解决，而这只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开始。这就是伯恩斯坦的结论。
二、马克思是怎样陷入黑格尔和
巴贝夫和布朗基的阶级斗争的绝对主义的陷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都属于黑格尔哲学的激进派，马克思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自认为已经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头脚倒立的，他已经把它顺过来了，以脚站立在地上，这一点恩格斯是同意的，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从用头站立改变成用脚站立”。
伯恩斯坦在他的《前提》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第一节《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辩证法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仍然遵循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种辩证规律（去思考），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243页）。
伯恩斯坦在后面接着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的矛盾逻辑去思考，从而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和“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从而离开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具体发展越来越远。伯恩斯坦所举出的事实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脱离历史实际的具体事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出发来进行论证，也没有对黑格尔的陷阱是怎样具体设置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作一些补充。
为了把黑格尔所设置的陷阱说清楚，我们不妨引用波普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蕴酿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写的重要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专门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中的论点作一些必要的引证。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把物质世界看成是观念的运动，并且把观念设想成为“绝对精神”，“观念”和“绝对精神”都不是静止的。“绝对精神”具有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达到自我目的实现的能力，“绝对精神”首先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形成自然界的运动。当它外化到人类，就成为历史的运动。但是“绝对精神”的运动是遵循黑格尔的辩证规律实现的，黑格尔所设计的这一套辩证法的规律好象是绝对客观的，但它真正的目的是为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君主制度服务的。具体地说，是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皇帝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因此，黑格斯的“绝对精神”外化到人类以后，使人类的历史经过三个步骤，首先是外化为东方的专制主义，第二步外化为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寡头政治统治的制度，第三步也是最后的一步，外化到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帝的君主专制统治，从而达到了外化的顶峰，实现为外化的完成。于是，“绝对精神”体现为“德意志精神”，“德意志精神”就是“世界精神”。因此德意志帝国必然要统治世界，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呓语。然而这是黑格尔有目的设计，从这里可以很明确地看出黑格尔是先有目的，然后再设计一套历史辩证法的形式来证明目的的必然要实现，也就是先有目的，然后才有辩证法，辩证法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就是日尔曼民族是被认定为世界的统治的民族，黑格尔实际上是日尔曼民族至上主义者，国家至上主义者，最后使黑格尔发展到战争狂。“国家是神圣的理念”，“国家即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国家的权力成为“绝对的最终裁决，绝对的自我裁决”，“整体中的绝对的决定因素”，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皇帝就是这种最后裁决的体现者。“为了实现神圣理念的就是战争”。“当国家的特殊意志不能达成统一时，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因此，“战争有其深刻的意义，借助战争，国家意志的健康得以保存”，至于个人，人的“真正的勇敢是将自身全部奉献给国家”，“战争是公正的”。等等（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十二章《黑格尔与新部落主义》）。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都没有谈对立面的斗争，但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对立面的斗争的哲学的运用发挥着巨大的绝对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他已经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脚站立起来，但是马克思在建立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时，他按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观念的运动，一模一样把物质的运动也同样发挥起绝对作用的地步，马克思首先把生产力设计成为纯物质的东西，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实体，人们在生产过程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人的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是完全被动的，只能随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变动，实际上马克思是按照伯恩斯坦所批判的那样，按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立面的斗争一模一样地设计出一套概念的体系，远远离开历史发展的实际按照对立面的斗争进行运动，进入“概念的自我发展”，最后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一套概念的自我发展。看起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以脚站立，而实际上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的名义所作出来的翻版，而他的目的也和黑格尔一样，先有目的，而后有理论，理论是实现目的的工具。
实际上，生产力并不是纯物质的产物，而是人的知识的产物，脑力劳动的产物，人从原始社会的渔猎和采集发展到种植和饲养的农业社会，就是人的智力的产物，人的知识是从实践中发展起来，反过来又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推动实践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样，知识的发展本身不是独立地发展的，它是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影响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条件产生一定的知识的发展方式和知识的内容。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按照既定的层次和方式发展，这实际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鹦鹉学舌。正如伯恩斯坦所说，马克思深深陷入黑格尔的那种“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
由于以上原因，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个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采用黑格尔的激进的辩证逻辑，他必然会达到与激进的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所达到的同样的结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的关系，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平等派。巴贝夫活动的时代法国还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巴贝夫本人也出生于农民家庭，他组织起一个秘密组织“平等会”，密谋以武装突然袭击夺取政权，消灭私有财产，建立起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平等主义的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公社”。布朗基活动的时期基本上与马克思同时代但略早于马克思，布朗基派是从巴贝夫的激进的理论中产生的，因此也有人把布朗基主义称为巴贝夫主义。但是布朗基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派。曾参加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巴黎公社时期在狱中被缺席选为公社委员，主张由一批革命家组织秘密组织，实行突然武装袭击，夺取政权，推翻旧社会，实行专政，建立起新社会。巴贝夫和布朗朗的这种激进思想与黑格尔的激进的辩证法思想有一种共同的相似处，因此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与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与巴贝夫、布朗基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巴贝夫和布朗基是主张由少数革命者组织秘密的突然的武装袭击，夺取政权，而马克思是找到一个无产阶级，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理想化成为“社会的理性，”强调由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国家，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消灭财产私有和阶级则是一致的，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散布着巴贝夫和布朗基的思想，以至伯恩斯坦认为，“《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的”，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产主义同盟的几次通告中，都称诵布朗基派为无产阶级的党，特别是1850年6月的通告中，把布朗基派说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
从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巴贝夫和布朗基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
三、列宁从捍卫到修正——良心的痛苦折磨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实际上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就由于沙皇俄国国内的落后，对外战争，从克利米亚战争到日俄战争的接连失败，俄国沙皇的统治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沙皇早已失去了恢复统治的能力。1919年的统计，在沙皇俄国，大约三万名地主占有七千万俄亩的土地，而超过一千万农民也只有七千五百万俄亩的土地，而且农业非常落后，基本上还是用木梨木耙耕地，即使如此，还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完全没有农具，百分之三十农户没有耕畜。工业也非常落后，大战前夕，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还刚刚建立，根本没有机床工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但已建的工业却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工业，并且集中在彼得格勒等极少数大城市，而且恰巧是彼得格勒早已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所控制，早已不受沙皇的控制，沙皇专制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造成国内经济的彻底崩溃，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破坏，工业不能开工，农业因为农民抽调赴前线当兵，也遭到严重破坏，前线退回来的士兵找不到工作，全国陷入饥饿、罢工、动乱之中，沙皇政府退位以后，孟什维克控制的临时政府也无法恢复对国家的控制，停战以后，整个的欧洲都陷入经济破坏、饥饿、社会秩序混乱之中，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的估计，不但是俄国，整个的欧洲已经陷入革命危机之中，革命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都即将爆发，特别是在德国，李卜克内西的社会民主党还取得了联合执政的地位，列宁非常乐观，革命的爆发不只是俄国而是整个欧洲，俄国革命将获得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革命的支持，革命已经胜利在望，在这种乐观的估计下，那时列宁所领导的党不但以彼得格勒为中心迅速发展和壮大，而在莫斯科也同样组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有人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颠倒了历史的顺序。恰巧相反，列宁在俄国以武装暴动取得政权以后，西欧各国的革命接连失败，连李卜克内西也被杀害。不但如此，而且国际联盟还派出军队去帮助压制俄国的革命，这些出兵由于战后西欧各国忙于恢复自己的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出兵干预都是小规模的，不久就停止了。于是在整个欧洲只剩下一个俄国的苏维强国家在孤独地坚持自己的革命，列宁不能不做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结论。
列宁在革命前夕匆匆写成的《国家与革命》实际还没有写完，就放下去指导实际的革命斗争。这部对苏联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的书不但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按自己的想法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充分的发展。
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引证了大量的材料论证国家的性质，列宁首先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将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这就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也“消灭了无产阶级的自身”。“因此，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列宁进一步发展发挥了暴力革命的作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由无产阶级取得国家的权力，才能“为国家的自行消亡”创造条件。列宁继续引证马克思的1848年的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来说明“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于是，列宁最后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这里所说明的国家和革命以及与暴力的学说完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论是巴贝夫还是布朗基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理论，把列宁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者，这是彻底地违背历史的。
列宁继续分析，引用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变成被压迫者的民主”，“取消军队、官吏”和警察，“使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国家的工作也“日益简化”成为“监督和统计报表的职能”，“将为所有的人轮流行使”，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希望实现的就是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革命》所说明的一切。在这里，没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是布朗基的，虽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布朗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大大发展和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列宁又对马克思的理论继续加以极端化，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列宁主义，与布朗基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列宁对于他自己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所建立的这一套理论是十分自信的，他在指导十月革命，并且取得迅速成功也是十分乐观的。布尔什维克从在彼得格勒建立自己的非法武装开始十多年来，一直到十月革命取得全国政权都是在列宁的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加上大战期间，德皇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势，利用特务向列宁给钱给枪并护送回国，加上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权并不能使因战争而残破了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以致列宁没费多大力气就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秘密回国开始公开露面第一次向士兵集会所作的演说，第一次宣布：“全国自下到上，从最偏僻的乡村到彼得堡各市区的一切政权，都应当归工人、士兵、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常规军的国家即将实现，“土地不应当属于地主”，“把我国和全人类从战争和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多么诱人的一幅理想图画，一幅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列宁主义的图画。列宁的讲话立即得到了士兵、工人和农民的拥护，布尔什么克的威信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继续下去并不像列宁所想象地那样顺利，列宁希望的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德国革命也失败了，反而是出现了国际联盟多国军队对苏联革命的干预。列宁所领导的国内革命，也不像列宁所想象的，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实现国有，国家的职务就只不过是对生产的监督和会计，而是工厂继续不能恢复开工，全国粮食缺乏，陷入饥饿，拥护迅速变成不满，甚至引起原本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据点的彼得格勒的工人的不满和游行示威，列宁对这种局势束手无策，只能采取强制的手段，征收农民粮食供应城市以救燃眉之急，外国干预和国内的军事反抗虽然停止，但是经济没有恢复，工农业仍然陷于破产之中，列宁果断地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在一定限度内粮食和工业品的自由流通，恢复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1922年经济开始恢复。
在政治上，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不能不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是1918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明显是少数，列宁立即下令强制解散，实际上，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权力极端集中的专政导致苏维埃政府机构的迅速膨胀和官僚主义迅速发展，列宁在1921年就已经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潭里”。
一年以后，列宁在最后一次党代会上说：不是共产党领导官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在领导共产党。不但如此，列宁还健在时，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了，列宁在1922年5月病倒，斯大林在1922年4月已经夺得了党的总书记的位置，列宁虽然在1922年12月到1923年1月口授了一个遗嘱，严厉批评斯大林，目的是想撤换总书记，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以后列宁已不能说话，只能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痛哭，列宁十月革命以后实际领导革命的时间还不到五年，他已经发现他原来美妙的设想，从经济到政治，一个一个地都出现了问题，远不是他原来所设想的。苏联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使列宁在精神和良心上受到折磨，使列宁在痛苦中离开人间。如果说伯恩斯坦是第一个在理论上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那么列宁却是在革命的实践中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由于时间的十分短促，列宁还来不及对政治的修正就已经病倒了，我们应当承认列宁有他伟大的一面。如果天假以年，也许苏联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然而这不过是假设而已。
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轻视知识，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列宁在取得经济的恢复的同时，已经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开始大量聘请美国的技术人员，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并且多次提出引进泰勒的科学管理工作法，而且列宁还允许在党内一定程度内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这说明列宁在知识问题上已经开始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去世以后，由于列宁所打造的党的专政已经形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但不能起到引导他的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修正，使苏联向列宁所开创的方向发展，而是一场以人身毁灭的权力斗争开始了，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回转头来全面改变列宁的主张，立即停止新经济政策，以极其残酷的手段，13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集体农庄，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把设计室搬进监狱，让那些知识罪犯在牢里为斯大林设计现代飞机。
虽然列宁在自己的实践中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但是列宁仍然是始作俑者。对于第三国际国家所造的种种恶果，列宁是不能辞其咎的。事实上，他的修正最后并不能在苏联产生任何作用。
四、毛泽东：二十世纪我国农民革命领袖
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抛弃知识，要大家都成为工人，实行巴贝夫的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公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激进的理论，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和影响。然而在东方农业社会，马克思的理论却成为农民革命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二十七年的统治与列宁在不到五年的苏联的统治是全然不同的。毛泽东是严格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十分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彻底抛弃知识，贬低知识分子，并且在他二十七年的统治中使得上百万的知识分子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打击，并且彻底为建立个人的领导权威和个人迷信而竭尽全力，他自比秦始皇和朱元璋，然而远远超过了秦始皇和朱元璋。
毛泽东在他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从三年恢复到1957年，这一时期毛泽东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的，我们只需把马克思和毛泽东相关的话排列在一起就一目了然。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的结论性的一段话是：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毛泽东则在1958年总结他八年来的革命，指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内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告一段落（指反右派斗争）。……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于是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式的技术革命就开始了，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是彻底抛弃科学和知识，彻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加人海战术，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小土群，全国竖起土炉子，大炼钢铁，当年钢的产量翻番。农业改革，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就在一个接一个运动的过程遭到了彻底破坏，粮票、布票，各种工业劵相继产生，粮食生产不能供给每个人的口粮，于是减低口粮标准。这是一次工农业生产的彻底破坏，也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在我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次真正的演习和实践，这场不断革命造成的是全国饿饭，许多地方饿死人，于是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就开始动摇，党内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不能不在1959年7月召开庐山会议，讨论纠正。彭德怀的上书触犯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损害了他的个人迷信，于是庐山会议从“纠左”立即转变成“纠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取得了胜利，1960年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实行更大的跃进，以至饿死的4000到5000万人，大部分是死在反右倾的1960年到1961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保住了，但是人心更加动摇，庐山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为保持毛泽东个人的领导权威和个人迷信而斗争，从此以后就成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核心。毛泽东不能不被迫召开7000人大会，而且不能不说，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故作轻松。但是采取委婉的态度提意见的还是不少，毛泽东已感到他的个人迷信受到威肋，为保持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一场更加彻底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终于在1966年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按林彪的说法，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不再对毛泽东的领导那么服贴的党必须彻底打碎，重新起用那些造反派建立一个重树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新党，再造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实际上毛泽东与林彪同床异梦，各有打算。林彪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终于爆发，周恩来的死造成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事件和万人空巷地为周恩来送行，说明毛泽东的权威已经丧失，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毛泽东也就因此而结束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中国迎来另一个新的时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从列宁到毛泽东，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社会的一场革命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所能实现的只能是使落后的农业社会更深地陷入落后，推迟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普列汉诺夫的遗嘱批评列宁轻视知识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列宁还没有达到绝对抛弃知识的程度，列宁还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尽力引进美国的技术专家，建设现代化的现代工业企业，还几次写文章主张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毛泽东不但是轻视知识，甚至抛弃知识，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却是完全抛弃科学和现代技术，用人海战术大搞农民小生产者几千年就已在使用的土法生产，他要让这种土法生产遍地开花，而且实现亩产粮食二十万斤和钢产量的翻番，赶美超英，把对立面的斗争变成斗争哲学，用两类不同性的矛盾把所有不同的意见都打成反革命，要把现代化的工厂搬进山沟和山洞，以至完全破坏了生产，他要按照马克思所提倡的办法在中国消灭分工（五七指示），使中国回归到愚昧的没有知识的原始社会，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消除分工，大家都成为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中国版。
五、改革：两种价值观的矛盾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我国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秩序、人际关系都遭到彻底的破坏，不能不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继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现马克思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还是重新定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还政于民，在经济上，按照人民的要求，把人民的生活和就业放在首位，停止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我国的改革所选择的目标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目标既定的方针下，改革可以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奔社会主义的方针不能改变，党的领导的权力不能改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作为权力的经济基础的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改变，等等，总之，除了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以外，一切照旧，反映在我国的宪法上，按照2004年人代会修改定的文本，仿照各国宪法的通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外国宪法上有的，我国宪法上都有，但是我国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代表无产阶级执行专政，实行一元化领导和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三权分立的权力分散的原则，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实行和建设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属于党，我国引进市场经济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国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而一切有关安全、民生和各种重要行业以及一切重要企业都属于国有经济所有或由国有经济控股，国有经济的高层领导由国家任命，在国有企业实行现代公司制改造中又自然成为公司的法人。国家掌握着一切宏观调控手段和各种重要资源，虽然我国实行以人为本，为民作主，在许多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问题上征求民意，但这是民本主义不是民主。党和政府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和官员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权力越大，越要追求权力，于是在专制统治下所能产生的一切弊病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都产生了，而且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不断膨胀。以至每一次改革开放的政策都成为权力膨胀和捞取好处的机会，于是不讲实效，重视速度，相应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地区趋同、产能过剩，豆腐渣工程，企业尤其是矿井事故频繁，为权力争夺而斗争，拉党结派，勾心斗角，跑官买官，等等问题，贪污腐化，生活糜烂，侵犯人民利益，群众性反抗，不一而足，甚至在政权机关中所产生的这些现象，同样侵入科研部门的神圣的殿堂。由于人民无权，时时处处都要由党和政府来解决，本来由人民自己可以处理的事务也不能不由党和政府制定法令，并且由党和政府来解决，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包揽一切，无限膨胀。
国家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护航，集中和耗尽了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向国有经济大量投资，财政补贴，银行优惠贷款，股市融资，但最后造成的是国有经济没有效率，而权贵经济都因此而更加迅速形成和壮大，造成我国改革中的特殊现象。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国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越来越缺乏效率，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人民的收又大大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贫富差距惊人的扩大，使我国的高速度增长越来越依赖以农民工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血汗和资源的输出，而把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带给国内。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为了保持速度，1-7月份投资达到9.59亿的天文数字，增长速度达到32.9%。但是2009年8月6日《北京青年报》登载的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中指出，国家为了抗御危机的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民营企业难以分享。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也希望把我国经济的增长从以出口为主，转向以内需为主，但是在我国的整体改革方针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也就难以改变，三十年的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
我过去曾引用过的2007年和2008年两届两会议员提案都提到的数字，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7年改革开放中的28年，增长140倍，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4%增加到2007年的24%，占我国当年财政全部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至498元，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这还没有包括贪腐行贿受贿等等的灰色收入。按每一百万元GDP所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达39人，美国只2.31人，日本1.38人，我国负担的公务员人数是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只是平均数，至于贫富的差距，我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而美国5%的人口掌握的全国财富只有60%。仅上述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已经说明了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趋向。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经成为权贵专政，我国的经济已经成为权贵经济。我国政府努力把国有企业打造得越来越大，争取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500强，但是我国三十年的改革没有打造出一个国际性的品牌，没有一个够得上是国际性的权威企业。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由于出口的增加，积累起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20万亿元的人民币的人民储蓄存款，但是我国虽然有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并不能购买到国外的优质资源和核心技术，我国所能购买的外国企业，都是那些本身已成为包袱而需要甩掉的企业，购买这些企业所造成的是巨亏。我国能够购买到的都是美国的国债、垃圾债券和落后的工艺，实际上我国对外投资成了外国打劫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人民所积累的血汗的手段。我国的巨大储蓄存款并不表示中国人民的富有，而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养老，子女教育费和失业的保障等等，不能不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血汗钱，不但如此，当前失业问题十分严重，除了蓄积子女教育费以外，还要为将来子女毕业以后的失业作准备。我国的存贷差相差很大，储蓄存款利息很低，还抵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储蓄存款实际上也成为政府打劫人民的一种手段。
以上种种说明，在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实行的改革开放实际是劫贫济富，而不是实现人民的富裕，什么叫社会主义，确实有必要重新定义。
六、改革的出路
这样，我国的改革又回到在上一节开始所提出来的问题，改革的方针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改革的理论是为实现这个预定的目的而设计，最终目的不能改变，为了实行这个预定的目的所设计的理论、方针、政策都不能改变，人们在历史的铁的规律这种必然性面前无能为力。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马克思所设定的那样一个必然要实现的最终目的，历史是人民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逐步探索逐步实现的。因此，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人民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是人民自己创造历史，这又回到伯恩斯坦所提出来的问题，但是伯恩斯只是说，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实现工人的现实的利益而进行的运动才是重要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运动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伯恩斯坦还没有明确否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伯恩斯坦所说的，社会不断产生的新事物、新制度是人不可能预先知道的，实际上已经含有否定最终目的的思想，但没有明确肯定。
伯恩斯坦是1932年去世的，就在他去世的两年以后的1935年，波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提出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最终目的的论断，并在1944年作为论文发表，但到1955年才正式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作为他的重要著作正式出版，历史决定论实际上就是历史目的论，历史是有最终目的的，历史的发展必然要达到历史所预先已经确定的最终目的早已经被决定了，波普从逻辑上证明这种学说的不能成立。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受人的认识条件所决定的，而人类的认识是由科学和知识的进步所决定，人类的科学和知识是随着人类的实践逐步产生、发展和进步的，人们只能在他自己的知识的范围内认识历史。因此历史的认识也是渐进的，不可能有一种突然的超历史进步的认识能力去发现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历史的终极目的只不过是哲学家头脑里的幻想。历史决定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历史的宿命论。
为了实现历史决定论的终极目的，历史决定论者就必须设计出一整套为实现历史的终极目的的总体设计，要求全社会都要为实现终极目标，实行他的整体设计，它就必须要采取集体主义的方式，强迫人民去实现，必然要成为极权主义者，他需要集中所有的权力，消除个人的权力，用全力压制个人智慧的发挥，只有集体的智慧，没有个人的智慧，个人的智慧的发挥就是自由主义，是必须要消灭的，因为它离开了总体的设计，分散了实现极终目的的集体的努力。因此，一种极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就产生了，最高的美德就是自觉地成为集体价值和集体道德的体现者，人只有阶级性，没有人的个性，这是终极的价值和终极的道德标准的极端体现。
因为人类的历史发展不存在终极的目的，历史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科学和知识的进步而逐渐推进，因此波普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波普也承认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中，趋势是存在的，比如社会是逐步走向更加合理，更加自由，社会是不断进步。但是趋势不是规律，趋势只是说明方向，而不是规定一条人民必需要走的道路，只能如此前进的道路。
因为历史不存在终极目标，人类是根据他已经获得的知识逐步前进，因此历史的进步不存在整体工程，人类在自己的前进中所实行的是一种渐进的工程，即英语中的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也就是“零星社会工程”，历史不是在一个总体工程中一次实现。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他的终极目的设计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实现国家的消亡，这样一个总体设计，就使马克思走进极权主义。
虽然波普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谈到价值的问题，然而他的理论体现出来的两种完全对立的历史观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从集权主义出发所产生的集体主义的价值，没有个人的独立的价值，个人只能从属于集体，为实现集体的目的，体现为集体的价值，个人才有意义。而波普所主张的历史的自然发展观是通过渐近工程或称为零星工程的方式来实现的，渐近工程或者零星工程是个人知识的创造，而个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创造，因此波普的自然发展的历史观是以人的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前提的。
集体主义者从来是反对自由的，我国从来不谈自由只谈民主，而集体主义者所谈的民主却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目的是巩固集体主义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同样古老，民本主义不可能产生民主，更不可能产生自由。西方从古代希腊就产生了民主，也产生了自由，人改进生活的愿望只能在自由中实现，正是这个原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推动了西方历史的不断前进。因此，自由就成了人的价值的核心，自由是积极的，是激发人的创造愿望和创造能力的，自由是价值的核心，民主、法治和私有制是自由的保证。自由、民主、私有制在希腊是同时产生的。洛克把自由、平等和财产作为人的自然权利而把自由放在首位，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充分阐述了自由是人的价值中的积极因素。
“自由是在不防碍他人实现发展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发展”，使得全社会的人的生活都“丰富、多样、有生气|，”“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的充实”。
“要使有天才的人充分发挥他的天才，就必须使天才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呼吸”。
“自由的精神”就是“前进的精神或进步的精神”。
因此，自由包含着“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含义。
杜威也说，自由主义的任务就是开发每一种能量，展示每一种勇气，使之得到充分的扩展。
哈耶克在讨论个人主义时说，真正的民主原则是“谁也没有超出人民以上的权力”，“真正的民主是每个人的意愿都尽可能地发挥”，而且还说：“真正的个人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少‘个人主义’（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历史的发展之所以能够走在世界的前面，就是由于西方把自由、民主、法治、财产私有看成是人的价值，并且使之充分发挥其作用，西方的价值之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就在于它符合实现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实现自己的愿望进行发展和丰富自己生活的多样性，而这就是人性的实现，这就是西方的价值之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的原因。因此，西方价值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不是任何人的提倡和推动，而是人的共同需要，拒绝普世价值就是拒绝人性的实现，就是压制人性的发展。人类需要普世价值，就是因为人需要发展，我国的发展不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而是回归到普世价值。因此，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财产私有是必然要实现的，是拒绝不了的。我国的宪法所陷入的矛盾就是陷入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的冲突之中。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使我国的改革真正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从普世价值出发，重新定位社会主义。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和普选的民主制度，使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规定的那些人民的权利才能落到实处。在经济上，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特殊权力应当取消，实现平等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资源配置的方式。这样，三十年体制改革所积累的那些弊端的消灭才有制度的保障，一个有效率的民主和经济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制度并不能通过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设计，或者照搬外国的制度，一步到位来实现，而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国情，通过人民的实践，采取有步骤的、逐步总结经验，逐步前进的所谓渐进工程的方式逐步实现。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果能如此，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浴火重生，真正受到人民的爱戴，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被人民选举为执政党。不至于到今天还不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民。
（2009年7月29日改定）
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尽管资本主义还有许多缺点，例如它造成碳排放过多，使气候变暖，造成大气和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居住。资本主义产生了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把人类创造的财富大量耗费在军备竞赛中，把大量的人类智慧用于研究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尖端技术上，并且使战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资本主义的进步也不是顺利的，它是在不断的危机的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造成大量的失业和生活的不安定，如果要数资本主义的缺点，还可举出许多。但是资本主义继承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价值观，实现了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平等，并且把这种价值变成普世价值，实现人的尊严。它实现了个人劳动所得归个人所有的财产制度，保证了人的自由，并且激发出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造成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要求实现人道主义，但是它所实现的却是贫困、停滞，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力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人的价值和尊严不是在社会主义中而是在资本主义中得到发展和实现，资本主义有最大的自由度灵活性和活力，能够在每一次危机产生中都能探索出新的认识、新的理论和政策，从危机得到恢复并且以更大的创造能力把历史推向前进，使资本主义得到越来越快的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赞叹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在他以后，资本主义以比他所看到的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创造出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摆脱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无产阶级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自动消失了，使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以上种种说明资本主义远不是完善的，但又是人类走向完善的一个阶段和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引用马克思的某些词句预言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老牌国家苏联已经崩溃了，剩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竭力维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以挽救马克思主义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特殊权力。因此，我们还有必要认真去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当怎样去实现改革。
一、西方的历史创造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能从农业社会产生，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屈从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又受到由此而产生的血缘氏族关系的限制，产生了屈从的文化和屈从的伦理关系。以我国为例，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但只能是在围绕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条件下的争鸣，孔子虽然讲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马厩失火，也问人不问马，但是他又讲礼，也讲正名。礼是巩固封建上下等级关系，正名是理顺君臣、父子之间的从属关系，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回归到礼才是仁，从西汉的董仲舒到南宋的理学，把三纲和纲常伦理一步一步上升到天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他人的工具，而在纲常哲学中恰好相反，人没有自己的目的，人是他人的工具。这就是我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和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原因。因此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西方造成一个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一种历史模式，是因为西方的地理条件不适合于农耕生产，因而突破了农业生产的局限性，产生了一个以商业交换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由的社会，解放了人，并且产生了一个活跃的能够积极进取的中产阶级把历史不断推向前进，这种情况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就已开始了，希腊人达到了古代历史的最高峰。
古代希腊也是农业社会，贵族占有土地，血缘关系决定氏族成员的从属地位，与东方的农业社会大致相同。当他们南迁到爱琴海边，那里的土地不适于农耕，地理条件迫使他们必须离开土地，另找出路，而爱琴海又为他们提供一条海上通道，使他们能够向海外未知的地区和未知的领域发展，完全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为他们提供一个扩展知识领域的条件。这就把希腊人从过去那种农业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个人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完全改变过去那种屈从文化的价值观念，把每个希腊人由屈从者改变为独立的创造者，希腊经过多次的改革终于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从这里产生了。
改革是从梭伦开始的，他把因债务失去的土地归还给债务人，使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获得自由，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并且第一次允许没有财产的公民有权参加城邦公民大会。庇西特拉图把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并且使城市贫民参加城市公共工程建设获得收入，克利斯梯尼执政时，取消了按血统关系组成的部落，改为按地区划分重组部落，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并且建立起500人会议，所有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力成为代表。并且使500人会议握有最高行政的执政权，成为希腊民主政治的开始。
雅典经过多次改革，在政治上实现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制度，在经济上有自己的财产，一个“强有力的（古代）中产阶级”出现了（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历史）》）。他们富有活力，勇于探索，不但把雅典打造成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而且取得了哲学、科学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从当时的条件来说，希腊的科学还只能是猜测性的，然而他们从这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和人的自信。他们相信不论自然还是社会，都不是由盲目和杂乱无章的力量所支配，世界和人类也不是神的创造，而是有秩序的，有其自己发展的原则，人有能力去发现，而且他们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他们希望找出宇宙万物的成因，给自然本来就有的秩序以解释，他们相信人是善的，他们希望致力于发现人的善恶的标准，实现人的完善，他们把眼光投向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和人类，探索人的理性。在希腊化的时代，斯多葛学派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因而也是平等的，理性给人以尊严，实现自己的尊严也就要求尊重他人的尊严。因此所有的人，包括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隶，富人和穷人，都是同胞兄弟。由以上看出，正是希腊的改革所产生的对人的解放所产生的成就为西方历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罗马人建立起包括所有地中海沿岸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内的大帝国，适应这种多民族的特点，他们继承希腊人的文化，受到斯多葛派的影响，在法律上做出突出的成就，他们制定了公民法，以保护所有罗马公民的权利，制定万民法，使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所有的人，不论属于什么民族，一律平等享有罗马公民拥有的同样的公民的权利。罗马的民法，对于财产私有制，从各个方面规定得十分详尽，予以保护。这就既保证了罗马多民族的大帝国的团结，又保护了所有罗马治下所有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为罗马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希腊所创造的文化同为西方历史开拓了发展的前景。
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虽然造成了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神权和世俗等级制和世袭制的统治，但是在社会混乱中国王已失去统治的力量，国王、封臣、领主一直到作为政治、社会、经济的基层组织庄园制度，只能继承希腊罗马的传统，罗马的法律，日尔曼人的传统，依靠法律和契约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力和义务。从庄园主直到农奴，都有自己的世袭的土地，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按照法律和契约的规定，受到保护，庄园主不能超过契约的规定给农奴增加义务，这种法律和契约地规定，使得所有的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自主的权利，使中世纪成为有活力的承前启后的时代。使在混乱时期过去以后，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商业的发展为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使得城市早在11世纪就开始出现，12世纪就已经十分兴盛。一本讨论中世纪的名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者，美国的汤普逊认为，城市的兴起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因素兴起的开端，他甚至还引用别的学者的评论，“城市的兴起是一个经济的革命”，“它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的产生“更加重要”。没有城市的兴起就不可能有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不可能产生。
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实力的增强，自由中产阶级的强大，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达到高潮，首先是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平原的一批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他们联合起来，打败皇帝的军队，成为完全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勃勃有生气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首先起来批判教会的统治，封建等级制和世袭制，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相信人们用自己的才能争取现世的美好的生活，人文主义的思想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也就应运而生。佛罗伦萨的大商人美第奇家族首先起来支持文艺复兴运动，随之而来的以路德开始的反对教会的专制和腐败，宗教改革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意义，他们坚决攻击教会的司法权，否认教会干预世俗事业的任何权力。加尔文派的思想更加激烈，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教皇可以被教会所革除”，同样，国主及其统治者不履行其职责，人民也可以推翻他，“因为上帝把刀和剑交给人民”（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06页）。福格诺派更认为人民最初是在没有国王，也没有成文法下生活的，人民都是生而自由的，人民的这种自由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同上第603页）。“人民不受限制地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同上第605页）。可以说，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个人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在一百多年前激进的宗教改革中就已经提出来了。
在商业发展的条件下，国王的税收增加，国家恢复了活力，转而支持商业的发展和知识的扩展，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相继产生，科学革命发现了宇宙运动的规律，转而促使人们进行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英国的商业的发展和历史的条件使英国议会政治最早产生，使英国成为产生先进思想的发源地，科学革命是在英国完成的，启蒙运动虽然产生在法国，但是伏尔泰是在英国理解到了英国议会制度，接受了牛顿和洛克的思想才成为更加坚定的自由的维护者。英国在建立议会制度以后，也经过王权和议会的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也有过战争，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到后来，总是王权妥协，议会取得胜利，使得立宪政治首先在英国确立，英国的经验有助于洛克的维护自由权利的契约理论的产生。洛克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承认，人民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是因为统治者承认维护被统治者的自由的权利和对被统治者私有财产的保护，如果统治者不尽自己的职责，实行专横跋扈，侵犯个人天赋的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的思维在宗教改革中就已产生，洛克在欧洲和美洲革命的前夜再一次系统地加以论述，对于推进当时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成为启蒙运动的开始。继洛克之后，孟德斯鸠建立起三权分立的学说，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以权力约束权力才能限制政府的独断专行，民主、自由、法治才有保证。亚当?斯密发现以个人劳动所得归个人所有的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无需政府管理，自由竞争所产生的市场机制自然可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富裕，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把自由、民主的天赋权利从理论变成可以实行的制度，现代社会实现的条件具备了，工业革命也就在这个时候及时产生，一个代表现代社会的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就到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和道德革新的制度
一位英国的商人伊凡?亚历山大以他自己从业的经验在1992年写的《正直的资本主义》中说：“人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是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道德革新的世纪”。资本主义在它的早期，不是这样。随着东方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一批冒险家兼商人，他们拥向新的世界，对落后的民族进行绝灭性的掠夺，他们商人与海盗不分，相互之间也进行掠夺，以此来积聚财富使欧洲迅速富裕起来，这种情况确实谈不上文化与道德，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劳动，生产力迅速发展，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投入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去，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发展。历史学家把以工匠根据自己的经验发明的蒸汽机、纺纱机开始推广应用于工业，把工业革命的开始划分在1800年，把十九世纪的1870年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开始应用于工业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大约经过60年，那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福特主义的生产线的应用于工业的1914年就只有44年，从1914年到1945年属于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逐渐恢复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期，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正常的时期，真正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应用于生产，加上凯恩斯主义，造成资本主义高速度大规模生产的黄金时期是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到1974年只有二十多年还不到三十年，以后就经过滞胀危机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更加成熟的时代。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就开始到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资本主义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它的动力是什么，这决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继承了西方历史发展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和道德原则，正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达到高潮的1859年，约翰?密尔发表了他的《论自由》，这本著作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创造性的活力，他认为“自由精神”是一种“前进的精神或进步的精神”。但“进步的精神”不就是“自由精神”，而是人在自由中所产生的一种进取的愿望，“自由精神”表现出来的精神永远是主动的、积极的，因此密尔接着说：“进步的唯一可靠的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这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的活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自由是复杂的。在政治上，自由是一种平等的权力，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经济上，自由如何体现为平等的权利，因为在创造价值中，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而且每个人的起跑线也是不平等的，如何体现分配上的平等的权利，在1971年罗尔斯出版了他的《正义论》，认为在分配上应当适当照顾那些最少受惠者，罗尔斯称之为公平的正义，实际上就是体现为合乎正义的公平，罗尔斯并且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论》出版于1971年，罗尔斯为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达20年之久，而这个时候正是福特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大规模生产，高速度，高积累，高利润，也是工资提高最快，福利达到最高的时代，虽然经过滞胀危机，进入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大幅度削减了福利支出，但是最低限度的福利政策仍然存在，而且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以后，加大了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罗尔斯所主张的公平的正义仍然是存在的。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刺激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的分配，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度，使得效率和公平达到最好的体现，这从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以后就成为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目的，而且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使这种追求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所蕴藏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如果我们再从理论的分析回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来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这种政治上自由的平等的权力和经济上自由的不平等的权力的配合是怎样成为资本主义高速度发展的动力的源泉所在，正是在人民有了政治自由的平等的权力，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进步的中心、创新的中心，正如熊彼得在二十世纪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断地创造新的，破坏旧的，推动资本主义的前进，而在这种前进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前进力量的“中心”，成为处理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既要保存这种不平等，又要不断使之达到合理，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自由的平等的权力，就不能实现平等和不平等的合理的实现，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力量能够实现的源泉。资本主义的这种不断调节和协调经济上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实际上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机器大工业生产已经普及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英国由于它的条件的优越性走在欧洲各国的前面，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制造业和运输业就经历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纺纱机、蒸汽机有了大幅度的改进，生产力大大加强，使得英国在1830年到1860年期间，棉纺织业增加四倍，铁的产量接近600万吨，其他各国还远远不到200万吨，世界煤的产量英国占有4/5，对待工人的剥削程度也同时开始有了好转，英国已开始限制使用童工，已经开始有了全国性的全行业的工会，1950年英国已达成每天工作10小时半的劳动协议，而且从1970年开始，已经开始从每周工作60小时降至55小时，而且实质性工资从1830年就开始有了增加，从1870年到1901年英国的实际工资增加了75%。工人的政治权力在19世纪后期也在欧洲各国逐渐实现，使得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也逐渐从暴力反抗逐渐改变为和平游行示威和走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以至1892年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出版序言中也说，“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大工业主们”“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改进差不多是同时实现的。
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以加速度前进，从19世纪70年开始，许多科学的发现都出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脱离了工程师凭经验制造机器的时代，电的科学、热力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等等各种科学部门的建立，导致了在技术上电气工程、内燃机、化学工业、染料、医药工业，医学和农业成为科学等等的建立，使西方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自动化是二十世纪中叶的特点，但是最早的自动化机床是在1861年到1865年在美国出现的，技术的发展要求机器制造的精度也大大提高，使得机器零件制造的通用性成为可能，这使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福特主义的生产线的发明成为可能，为把资本主义推进到福特主义时代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在政治上民主制度和宪政制普选制也在西方普及起来，正是这种情况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产生和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从它在19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时候起就是脱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但在西方工业社会没有市场，但能够在东方找到用户，正是由于农业社会的落后性。
正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为这些已经在生产上得到应用的新技术发挥潜在能力时，首先是标准化的生产方法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被泰勒发现了，继之而起的是福特利用泰勒的发明创造了生产流水线，使已经发现的各种技术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福特从1908年开始，利用泰勒的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理论开始设计他的新的生产方式，他把原来由一个工人操作完成的生产任务分解为各种简单的操作方式，使每个工人只担任一个或两个操作过程，用一个生产线把所有这些工人的简单的操作连接成一个生产流水线，最后在流水生产线上完成整车的装配，通过这种对技术的既分解又结合的方式，不但大大加快了生产的速度，而且简化了工人的操作，使原来每个工人需要一、两个月的培训才能上机操作，现在只要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机操作，因而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成本，这是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从而发挥了原来就有的技术的潜在能力，这是一种革命，这是一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产量的一种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并不是生产力越发展，赚的钱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凶狠，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1914年在工人并没有要求提高工资的情况下，主动地把当时工人每天2-3美元的工资提高到5美元，在1919年提高到6美元，在1929年提高到7美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恢复以后，到1986年，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到十二倍以上，但工作条件却更加改善了，工作时间也更加缩短了，福特不但不断提高了工资，而且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由九小时缩短到八小时，并且把汽车的价格由每辆由1908年的850美元降低到1924年的290美元。这不是福特的仁慈，而是福特的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哲学。因为生产线需要工人的合作和配合才能有节奏地生产，在一个整条的生产线上一个工人的怠工或罢工就将影响整个的生产线的运转，同样重要的是要求工人也能买得起汽车，这是生产能够扩大的前提。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理念。
由于这个原故，从二战后开始到70年代中期在整个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二十多年中实现了一个没有劳资纠纷，而是劳资协调和合作，社会稳定和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从50年代到70年代经合组织国家的年平均发展速度接近5%，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一个真正的高增长，高积累，高投资，高消费和充分就业，贫富差距缩小的时代实现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积累的增长，投资于科学技术的研究的资金也大大增加了。以美国为例，按照199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国家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1953年还不到500亿美元，2000年已达到2646亿美元，使许多关键的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的三大革命，原子理论是二十世纪许多物理学家研究的成果的积累，但是原子理论的真正付诸应用是在这个时代，计算机和分子生物学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正是开始于这一时代的许多关键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才有可能把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而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发明和发现是在福特主义的时代出现的。福特主义为后福特主义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但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并不是顺利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危机和失败取得的，正是这些危机和失败才使得资本主义必须抛弃旧的理论和政策，建立新的理论和政策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从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是从全世界进行掠夺，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和地区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断扩大市场进行发展的。因此发展是顺利的，虽然也有危机，但并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学说一直是适用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快于老牌的大英帝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产生了，这是世界大战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大战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要转为民用，生产民用，落后的国家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利用参战国家忙于战争的机遇，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但市场并没有扩大，因此，一战以后欧洲的经济的恢复一直是不顺利的，缓慢的，英国甚至从1920年就开始陷入危机，一个世界性的危机也正在蕴酿，正当美国股票市场投机猖獗的时候，一个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走向崩溃的严重危机在1929年爆发了。但是深刻的危机产生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终于制止了危机，挽救了资本主义，证明一个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的生命力。
当1929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胡佛总统束手无策，罗斯福1933年执政以后，立即进行政府干预，扩大政府投资增加就业，进行各种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等措施和制度，使危机逐步改善，正在这个时候，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1935年12月出版了，从理论上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是自由党人，是深信自由主义的，但是他目睹英国经济的衰退和陷入危机而长期难以恢复，因此他早就在深思熟虑应对危机的对策，为此，他在20年代曾经访问苏联，他看到苏联的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不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是有缺陷的，从这里他得出结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经济走向毁灭，需要有社会管制，“自由放任所造成的问题是社会财富积累增加，而充分就业却更加困难。”凯恩斯称之为“富裕中的贫困”。凯恩斯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财产私有的，他认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但必须要有发财的这个动机和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产生充分的效率”。因此，“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量互相合作”，“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掉弊端”，“在个人主义之下”“充分发挥个人的选择权，要比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发挥的效率”都要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后一章《结语：略论〈正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由以上可以看出，凯恩斯的理想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作恰当的调控，以营造一个市场竞争的良好环境，使个人的能力能够自由和充分地发挥，凯恩斯还认为，在一个有大量失业的社会里，使个人不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为社会和个人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对个人的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否定，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凯恩斯对英国长期不能摆脱失业和危机以及面对三十年代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做出的设想。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长期观察以及与苏联的绝对集权统治的制度的对比所得出来的结论，应当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但是任何理论都是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行之有效，甚至产生很大的效果，在条件改变了以后，不及时改变，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凯恩斯主义也是这样，因此，1974年以后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从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成了滞胀危机产生的原因，被人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失灵，其实不是失灵，而是理论和政策都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都是具有时间性的，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不是凯恩斯主义失灵，而是就应该根据具体的条件做符合实际的应用。任何理论都应当是这样。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条件下迎来了后福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章’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与自由》第16页）。”“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问题的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同上第19页），更不能把经济发展政治化，把经济行为变成政治行为，由政府包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弊病。
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效地结束了滞胀的经济危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作法，里根在美国采取供给学派的理论和主张，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度削减个人收入所得税和企业税，压缩福利开支，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撒切尔在英国大力推行私有化，把许多重要国有企业都卖给私人，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美国和英国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对消除滞胀危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的经济从1982年起开始回升，以后持续增长，1984年达到6.9%，失业率从1982年的9.6%下降到1986年的7%，通货膨胀率从1982年的10.4%降到1986年3%。英国从1982年到1988年经济增长都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后来社会民主党在各国执政，虽然在各自的国家，各有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但是基本上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理念的继续。
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导致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人利润不断上升，工人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福利减少，工会的权力削弱，遭到人民和工人的反对，罢工和游行增加，德国的总理施罗德也因为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过多，遭到社会民主党内和人民的反对，在2004年下台。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活力，以十分灵活的方式，对发展中所产生的不同的问题建立不同的理论，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方针进行应对，消除阻力，把历史迅速推向前进，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这种活力和灵活性、创造性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其深厚的根源，这个根源来自古代希腊，这种传统早在古代希腊就以比较完整的形式创造出来了，那就是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和财产私有制度的建立。希腊人发现人是具有理性的，依靠理性，人类可以探索到宇宙和自然运动的规律，也可以依靠理性创造符合理性的社会，依靠理性可以建立起平等参与的民主制度，从而改变人自己的命运，把神从自然的产生和社会的建立中排除出去，从而建立起人的自信，人是“万物的尺度”，宇宙的中心，社会的主人，实现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不是依靠权力，而是依靠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人自己的发现，是人自己本来就有的无限创造力的发挥。
西方的历史就是继承、发展、完善和实践这些价值和人的尊严，把历史不断推向前进的，而资本主义则是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这些价值和人的尊严，并把它推向全人类成为人的普世价值，终而把现代社会推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并且为此做出贡献。当然，资本主义也远没有完善，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虽好一些，但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所说，美国的民主只能在两党已决定的候选人中挑一位，而且面临的是一党民主。二次大战以后，局部战争不断，几乎都是美国直接挑起来的或者支持的，人民并不真正知情，而是政府在控制民情，左右民情。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有缺陷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终究是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自我改进，而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特权蒙蔽了理性，处于僵化之中。
三、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与困境
我国的有些社会主义理论把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现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导致的阶级关系缓和，工资增加，劳动趋向缓和，而且把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增加政府投资实行充分就业，以及在这个时代盛行的福利政策都认为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1992年开始的欧洲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的失败，欧盟15国有13国的社会民主党被选举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也看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原因。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所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资本主义通过自己的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次渐进的革命，它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把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也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证明。这实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者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作出来的一厢情愿的解释。
作为温和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时间很早，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久的18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当时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相互联系，都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情况，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产生的。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党分成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也是一种大致的分类，实际各自都不相同的，即使同一模式，差别也很大。在欧洲，影响最大的北欧模式有德国、英国、瑞典和南欧模式的法国，从这些国家来看，在他们产生的早期，实际上各不相同，各国的差别很难用一个模式来概括。
英国工党在30年代时受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主张减少贫困和疾病，认为改革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在宪政的范围内实现。
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在与拉萨尔的全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哥达纲领》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但《批判》影响不大，反而是1878年到1890年的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和《反对社会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对社会民主党所造成的压力对社会民主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激起了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产生了主导作用，使他们相信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信念，加强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党内的团结、组织的完善，起到《批判》没有起到的作用。两个反社会党人法案取消以后，社会民主党迅速发展，党员迅速增加，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到34.2%的选票，成为德国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帝国议会里议员人数大增，影响了德国的政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工人生活迅速改善，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很难摆脱，导致社会民主党脱离了时代，党员迅速减少，特别是青年党员纷纷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党的影响也迅速削弱，社会民主党经过一系列失败后，也产生了新的力量，经过党内的激烈辩论，1959年在社民党大会上通过《哥德斯堡纲领》。社会民主主义党接受了阶级政策不断削弱的观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转向衰微，把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作为党的目的，把党从阶级的党转变成“人民的党”，不再提出阶级斗争，而以争取自由竞选的方式执政，进行改良，并且接受私有制。1966年-1969年使得社会民主党能够成为大联盟的成员，于1969年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受瑞典的传统影响很深，还在封建社会时期，自由农民就通过民主选举的乡村委员会管理自己。瑞典的工业发展时期较晚，但工业化发展迅速，瑞典的民主传统有利于工人的迅速增加和工会的发展，使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与工会的密切联系，并且获得农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对瑞典民主党的迅速发展和长期执政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也形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特色。瑞典社会民主党很重视实际的改革，它的理想就是把党变成全体人民的党，主张与资本采取合作的态度，不主张企业国有化，承认私有制能够创造财富，因此瑞典的社会民主执政时间最长，但国有经济的比重是欧洲最少的，实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主张发挥国家对再分配的作用，建立国家失业保险，推进福利政策，在这方面是作得比较成功的。但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原来的制度和政策也出现了问题，但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不断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变化。
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和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他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义都在相继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欧洲社会的环境和条件已经成为普遍的趋势。只有挪威在很大程度上还坚持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仍然保持适当的福利国家和公共政策，仍然在适应新的情况的条件下，坚持北欧模式的特色。但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政策。
在南欧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是法国的社会党，法国社会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1971年密特朗成为党的领袖，实行务实的政策，在80年代成为执政党被选为法国的总统，又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他采取通货膨胀的策略实行激进的政策，工业的大部分和银行的全部实行了国有化，经济的某种程度的计划化，并且实行再分配，扩大公民权利，社会治安有了改善，工资有了提高，投资的信心有了增强，对投资实行利率补贴，就业率也有提高，工人工作时间减少，通货膨胀率下降，一直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一直坚持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政策，仍然维持法国自己的这种特色，没有大的变化。
总起来说，在福特主义时代，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要求国家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行越来越广泛的福利政策，享有越来越普遍的医疗和教育的权利，追求充分就业，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平等。这也是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要求达到的目标，在这种相互支持下，社会民主主义各政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福特主义的单一化的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高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的快速更新，新产品的快速出现，新技术快速淘汰旧技术生产的灵活性，小规模化，计算机的指令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福特式的生产线以适应生产多样化和更高级的复杂的高技术化和更加灵活的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变化迅速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造成信息的迅速流转，金融工具的复杂化和大规模资金的向全球流转，金融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的增加，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高技术的发展造成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社会伦理的改变，个人更高程度的独立性，经济发展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原来所依靠的那些基础的蓝领工人正在减少，白领工人正在增加，过去马克思时代的明确的阶级界线逐渐消失了。工会也在发生变化，工会的力量也在削弱，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也在改变，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这种深刻的变化和发展说明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在改变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改变社会主义那种平等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政策和方针，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变化。我国的有些理论家还在宣扬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这说明这些理论还停留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那个时代。
在研究社会民主主义从古典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转变时，还应当回溯到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伯恩斯坦虽然提出“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但是没有明确目的的运动是没有的。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十年以后的1909年在出版英译本时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他“根本无法相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可以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伯恩斯坦仍然相信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的运动”能够把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改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解放”，他认为通过民主制度实现工人的解放。这个信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信念，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恰巧是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解放的理论的依据，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制度，它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体力劳动，实现知识社会，从而消灭体力劳动阶级，改变阶级结构，这就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所造成的结果，从而也就引发了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如果说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因此在政策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继续，例如还要实行公有制，发挥国家的作用来进行充分就业，实行再分配以广泛推行福利政策，利用工会的集体谈判的力量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达到社会的平等，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伯恩斯坦所说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说明一个政党政策的改变是经过许多痛苦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成的。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
时代的改变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变自己的政纲，他们转而重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工资能够反映劳动市场上不同技能和水平获得不同的回报，减少再分配的累进税，减少福利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实行低工资以增加就业，重视发挥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权利，国家的作用只是为改善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增加就业的条件，而不是干预市场的作用。把社会正义从平等改变为公平和个人的机会平等，使社会民主主义更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更具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进入80年代以后，除了挪威由于石油的收入使财政收入增加，仍然支持原来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以外，其余的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已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改革最具系统化的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做出第三条道路设想的不仅是布莱尔，还有美国民主党，德国的施罗德。
美国的民主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也提出了与第三条道路的相似的主张。民主党把克林顿的“新进步宣言”概括为一种新思维，“所有的人机会平等，没有人享有特权，相互承担责任，给公民以权力”。他们承认市场为主导的方式是创造财富最适当的方式，但是市场经济也带来问题，造成“经济窘迫，社会分裂，政治失灵，文化破裂和全球混乱”。因此政府负有责任，创造平等的机会，保障公民权利和重建公民文化，使公民有应对的能力，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强加于公民，而是为公民创造条件。“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得到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广泛支持。
布莱尔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为应对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崛起，环境和政治的变化以及对左派和右派信条的淡化而提出来的。布莱尔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中间偏左，灵活的，创新的向前看，实际上它的价值又是新自由主义的，是在1983年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以后，为总结选败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当时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纷纷在改变自己的政纲，以各种方式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实行私有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大的方向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是一致的。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年在联合发表了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文件，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总框架。虽然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实行的政策各有不同，但总的方向都是取消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过多的政策，重现市场经济的作用和个人作用的发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福利政策。工会和资本家的集体主义谈判也大大削弱。所有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吉登斯有一名言：“政府不应该划船，而应该掌舵，不应该进行太多的控制，而应该提出更多的挑战”。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这一转变深得选民的赞许，1992年的选举，使得欧盟15国有13个国家被选执政或者联合执政。布莱尔的新工党则以从来没有过的高票当选执政。
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改变政策，包括实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人改变了党的价值观，把社会民主主义长期以来关注平等转变为关注公平和个人的机会和权力，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的，但是实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失业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政策改变后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增长都没有得到改善。撒切尔执政期间，不平等扩大了，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并没有缩小，实际上，左派和右派的政策越来越没有差别，社会民主主义重视通过教育和培训以增加就业能力，以及实行医疗卫生保障，实际上右派执政也是这样，社会民主党没有取得符合其价值改变的成就。布莱尔执政期间，“第三条道路”也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1998年欧洲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又回过头来讨论欧洲的凯恩斯主义，提出又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来摆脱对新自由主义的过份依靠的措施，也许这样会更好些，他们做出了题为“欧洲的新路”的设想，但是他们设想试图用以欧洲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以取代各个国家各自进行的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欧盟各国协调实施凯恩斯主义作出适当的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提出挑战。以上所说实际上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趋同。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到了要求探索新思维的时候了。
从公众的民意来看，撒切尔主义实行十年后，公众的意见，多数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福利观，到1991年，坚定支持扩大公共服务的人数是支持减税的人数的七倍，认为撒切尔削弱工会的作用是滥用权力，1979年开始支持私有化10年后热情又减低了，新自由主义又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凯恩斯主义没有完全结束。探索公共部门和私营经济部门能否更好地合作，不再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可以进行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也可以彼此合作。
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和私有制的前提下，正如熊彼得在二十世纪初所预言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断创造新的，破坏旧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更加有效的途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中的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与其他政党互相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前进做出贡献。这已经不是要改变资本主义，更不是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另外的有别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途径。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情况，那些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只是对历史的无知，至于历史现在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将来还要发展到什么社会，这只能通过人类的实践去创造，是不可能用预言来判断和预言的。
五、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久加诺夫在总结苏东垮台的经验教训时，把它归结为三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其实这三垄断在马克思创建他的理论时就已经产生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是三垄断的思想。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巴黎革命中第一次提出：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马克思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道德伦理等等在内的全面的专政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马克思所以把经济上的专政作为一个重点来论述，是因为经济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所有各个方面的专政。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时虽然也说过，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原来国家那一套复杂的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已经不需要了，国家的工作只不过挑选什么人来对生产进行监督和会计，但是当他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无阶级社会，还需要一个把“前者变为后者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专政了呢，恩格斯认为，要到“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对人的统治”已不再需要，只剩下单纯“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只有到那个时期，国家就“自行消亡”了。这说明专政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理论》）。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所期待的是在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出现一个越来越简单的仅仅是对生产进行监督和会计职能的国家机构，但实际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没有效率的官僚机构，列宁对此束手无策，不久列宁就病倒了。实际上，绝对集中的专制统治的政权中，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的巨大诱惑必然会造成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绝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列宁曾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人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权力的斗争是永远不会终止的，即使权力已经属于一个人，为权力斗争还会继续，因为权力欲望是无限膨胀的，这在列宁、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远远超过秦始皇，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四百多个儒，而现代的秦始皇坑的知识分子何止一百万，我国在宪法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一切人民”，但我国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力只能属于党，这种权力属性不但政治上，经济上是如此，实际上近亲繁殖、派系斗争，用人唯亲，垄断研究项目，干预过多。种种弊端同样侵入科学殿堂，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实际还不止此，权力使人失去理性，绝对权力使人绝对失去理性，历史可以改变，谎言也可以变成真理，亩产粮食可以达到二十万斤，一个从来不知什么叫炼钢的县也可以日产钢一万吨，于是共产主义立即实现，吃饭不要钱。哈耶克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比在个人主义社会权力更大，事实上，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个人主义可以无限大，但也可以完全没有权力，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各个部门各级政权实现的，专政的权力越大，各个部门各级政权机构的权力也就越大，于是人民就更加无权化，人民被欺压、摊派、腐化各种弊病丛生，中央文件中所列举的只不过冰山一角，但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恩却连篇累牍没完没了。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说在美国，没有看到人民向白宫感恩的，回国以后，看到的到处是一片感恩声，颇有点不习惯。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任务是配置资源，而在我们国家，国营经济已经垄断了市场，市场成为国营企业圈钱和权力者致富的工具。带头涨价的首先是国营企业。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是完全没有改变西方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权力在民的政治理念，权力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党也没有实现。权力在民，政府的建立，任务只在于建立规章制度，以及监督执行，保障社会秩序的实现等等一类的事务，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因此亚当?斯密把这样的政府说成是守夜人的政府，诺齐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说，政府所做的只不过是“征收一年费用”用来“保护人民”，“强制履行人民自愿签定的契约”。因此，主权在民的政府是一个小权力小政府（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反应在经济上，是一个人民负担很轻的政府，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在党，人民只能在党的率领下，党要人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听从党的吩咐，于是党、政、团、青、妇、工等等数不清的庞大的党政机构建立起来了，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大，党和政府自己也很难搞清楚，因为除了编制以外还有不在编的，除了财政支出的还有财政支出以外各级政府自行收费维持的。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列举了八大深层力量造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党和政府的机构，使纳税人的税费不断加重，难以负担，正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事无巨细都要听命于党中央，而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是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政府机构去实现，管的事越多，机构就越大，设置的党和政府的层次越多，每添一件事，都要组织落实，设置新的机构，配备新的人员，于是一件事设立一个机构，增加工作人员，而且还要上下对口，到了下面，麻雀虽小，五藏俱全，管的事越多，权力越大，都希望自己的机构变成一个大机关，扩大机构，增加编制成为各级机构和各级政权的最大冲动，编制内不够，就增加编外人员，财政内不能开支，就凭权力任意摊派，增加额外收费，为了举办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各种协会，2007年全国建立了近130万个事业单位，近3000万职工，耗费的工资、办公费以及办公等等费用，不计机构的建设投资的支出，就达到1.28万亿元人民币，这还是周天勇教授所举的一个例子。我国党和政府机构的难以置信的庞大，在《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机关越多，财政外收费也多，人民的负担也更难以忍受。
马克思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发展速度，上个五年，增长的速度达到两位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致力于扩大基本建设，增加生产能力，加快发展速度，互相比速度已经成为风气，为了表现政绩，竞相实现城市的现代化，高楼群拔地而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别的城市有什么工业，我也要有。国有经济为主体，因此就必须加紧扩大主体工业，加快国有企业的建设规模，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能够挤进世界500强，所有这些所造成的就是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不能不由中央来发布命令，禁止再扩大。只要追求速度不停止，产能过剩就不可能停止。
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减少失业，增加就业，而我国追求的是速度，而且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速度的增长。但国有企业是缺乏效率的经济，前几年速度达到10%以上，今年保八，看起来还能超过，但是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真正能够发挥效率，创造利润和增加就业的是私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因为它不是主体，因此得不到发展。
我国人民的负担过重，除了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国有经济没有效率，投入多，产出少以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权力过大还造成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庞大的富豪阶层，富豪阶层崛起之快也是惊人的。《参考消息》登载法新社上海12月11日电，《福布斯》杂志在其网站发布的报告，截止今年11月中国前400名富豪的净资产从前一年的1750亿美元跃升到了314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值。
以上所说的政府开支的庞大，国有企业的产出少，投入多和一个富豪阶层的迅速崛起，财富从哪里来？一是股市，一是银行的大量存款，再一项是税收，所有这些来源不同的财富最终都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挖出来的。还有就是由于土地国有，各级地方从卖土地得来的钱，但是土地本身不能变成钱，卖土地得来的钱最后还是出在人民的身上。法新社所列《福布斯》的新闻，由于股市的急剧反弹，中国的高级富豪的总资产增加了1416亿美元，香港和上海的股指分别飙升56%和69%，富豪榜上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也从去年的24名上升到79名，这些富豪的原始积累大多是来自国有企业，还有就是来自银行的贷款。谁有能力能够从银行贷款呢？那当然是依靠权力。而银行贷款是哪里来的呢？是老百姓的血与汉。
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了周天勇教授经过两年的调查的三篇文章，在2009年11月16日登载的文章说，经过人大审查的我国的预算，2007年是51321.78亿元，2008年是61376.9亿元，没有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费，如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矿产开采权、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收入等等。把预算外收入加进来，2007年是85223亿元，占当年GDP的32.87%，国际上公认的GDP的税率一般是18%到25%。可见我国财产收入是很重的。数字还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6.18%下降到2007年的42%，而政府经费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从1995年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政府的收入没有包括各级官员的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而居民收入降低中也没有包括通过以各种灰色和黑色的方式减少部分在内。例如地方政府的强制性的非法摊派就没有包括在内，至于贪污腐化等等更无法计算。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处于高增长的时候，造成的是国富民穷，一个富豪阶级的迅速升起，贫富差距的严重扩大。我国政府也多次要求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要求把从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虽然这个要求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是就是转变不过来。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之所以改变不过来，原因是清楚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权力结构不能改变，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改变。
应当说，我国实行外向型经济，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我国人民的庞大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我国的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依靠低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血汗工资的密集劳动加资源型的出口的方式赚来的，我国的庞大储蓄存款是人民为了住宅问题、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费等等在微薄的收入中被迫节衣缩食积聚起来的，储蓄存款的利息本来就很低，过去还要扣去百分之二十的储蓄税。现在不扣了，但是仍然远远低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幅度，老百姓的血汗得来的微薄的存款还要不断缩水，但是13亿人口的储蓄存款仍然是巨大的，所有这些储蓄存款通过银行一旦成为银行的存款，既可以成为国有企业不断扩大和填补亏欠的资金来源，也成为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来源，使得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和依靠权力发起来的富豪们赚得满盆满钵，额手称庆，也可以成为富豪阶层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成为我国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造富于人民，因为只有人民的富裕，能够有越来越大的消费能力，生产才能发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实行一场消费革命，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起点。西方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代到7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飞快的黄金时期，但是也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最快，贫富差距迅速缩小的时代，而正是这个时代为后福特主义的到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高速度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论述。我国的经济从来是以高速度闻名于世界，但是我国恰好相反，出现的是劫贫造富，这是值得我们在体制改革上深思的。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我国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政治上逐步改变权力结构，使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得到逐步实现，为政府机构的缩小创造条件。在经济上取消国有经济特殊的垄断地位，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合理的税收制度，使国民经济的效率得以提高，为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把外向型经济改变为以内销为主的经济，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权力属于人民是迟早要实现的，这是全人类的发展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的。明智的办法，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有步骤地实现权力回归人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违反人性的，从长远来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是迟早要消灭的。
2009年12月30日完稿
2010年1月8日修改稿
后记
我现在距离94岁只差两个月了，这本小书汇集了我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十多年来写的以批制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七篇文章，现在奉献给读者。我1938年还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就参加了县里地下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到现在党龄已73岁了。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坚决相信毛泽东思想。
我参加党以后，所做的党的工作是和地下党县委宣传部长两人合办一个公开的党报，不但编辑就是我们两人，所有其他工作都由我们兼做了，报纸出版后，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去送报。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到1939年初，报纸被迫停刊，县委也开会讨论隐蔽转移的问题，我考上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当时是转地不转党，我失去了党的联系。解放后，在上海市地下党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经济记者，并在1949年初重新入党，1953年初从上海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我在家乡参加地下党以后一直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失去了党的联系，但仍然努力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工作，上海解放后我欢欣鼓舞，想像从今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都光明了，信心很高。但是碰到的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三反五反时我还在上海工作，打出成群的“大老虎”（贪污一万元以上的叫老虎），我那个科里也打出一只“大老虎”。在三反五反中迫使不少人跳楼自杀，我那个科里的“大老虎”也跳楼了，我根据他的工作性质，感到他不可能受贿，但也不敢说，后来审查，真正打出来的贪污犯落实的很少。我心想搞运动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反胡风，私拆别人的信，毛泽东亲自批，无限上纲，心里也有感觉。在这个时候，我已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我自己的问题也发生了，因为我是读外语系的，那时国民党抗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美国军队参加远征军联合作战，我为美国联络参谋与中国一个军部做翻译，我就成为既是国民党的特务，又是美国人的特务，问题还不止此，我在云南省地下党指示下，曾经到龙云部队的第十八师工作，我又成了地方封建军队的残渣余孽，帽子一大堆。我就成了历史有严重问题的被控制使用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计委是一个重要的保密机关，我所工作的是国民经济综合局，更是保密的核心，有历史问题的都调离计委，但我没有调走，原因是综合局要综合全国各部门的计划，向委里提供写报告的资料和提出综合性的意见，而且局里向委里写综合性报告的机会也比较多，我调到综合局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少，局长和直接领导我这个处的副局长因为工作关系，也渐渐了解我，帽子很多，实际上乌有子虚，所以照样用我，而且在我处于危难时常常救我一把。在反右派斗争时，我被批斗了两个多月，领导我那个处的副局长当时兼局支部书记，在最后一次批斗大会结束时，他站出来讲话，非常简洁：“经过两个月来的审查，张宣三的问题是张宣三自己交代的，除他本人交代的以外，没有发现别的问题，这个会以后怎么开，支部研究后再作决定，散会”。这几句话我记得如此清楚，就像是昨天说的一样。我当时感到我有救了，反右时要保一个“右派”，自己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救别人，自己也打成右派的不少。我当时就估计，救我的可能不止他一人，后来有人告诉我，局长也说话了。反右过去以后，有一次，这位副局长把我叫到他家里，话重心长地对我说，知识分子要处处小心，夹着尾巴做人，我是感激他的。我也知道，我的尾巴夹得不够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局长也不想在计委干了，他问我，他要去社会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刚成立），问我愿不愿跟他去，我马上答应，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我是怀着一颗报恩心情去的。到了社会科学院，我的那位领导已转到体改委去了。
我从解放60年的亲身经历，深深理解到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我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苦难还比有些人轻，还不算是最严重的，有些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现在还能安度晚年，在知识分子群中，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我已亲自领会到了。
我因为从年轻时候起，一生就不是幸运的，这就迫使我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没有入党以前，上海生活书店等几家书店就已发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后来又出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我就函购阅读。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在当年是蓬勃发展的，而且进步同学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我就认真去读，希望从马克思那里找出路。解放以后，我对党的美好的希望一个一个地破灭了，自己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就更加要读马、列、毛的著作，希望从他们那里找答案，慢慢地从崇拜到怀疑，到后来慢慢感觉到问题都出在他们身上，人民的苦难不是别人带来的，而是从他们那里产生的，但是我也深深感到一个人的思想要从崇拜中彻底转过来是艰难的，是经过长时期的痛苦之后才实现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成了反革命分子，已经没有资格和条件参加造反派了，开始坐在走廊里，后来坐在电梯旁边，因为电梯旁过往的人多，可以向更多的人示众。但是对我来说，闲暇的时间多了，读马列毛的著作并不禁止，这个时期以及到干校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甚至还有造反派拿马列的书来考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替他解释，我知道他们要到学习会上去发言的。
我是70岁离休，离休以后，我就下决心重读马列全集，四十多卷，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全部读了一遍，但有的我认为不重要就一带而过，也有的读了几遍甚至十几、二十遍，作了多次笔记，慢慢地体会越来越深，我在大学时是学外国文学的，到了上海、国家计委和社会科学院我一直是做的经济工作，但是随着学习马列的著作，使我对历史和哲学也发生了兴趣，因为不跟着马列走，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列。我这十几年所写的文章就是从我的亲身经历加上勤奋读马列毛的著作，也跟着马克思读了其他各方面的书籍，写下来的心得，请读者指正。
在这里，我还要衷心感谢李锐同志，我在写第一篇文章以后就认识了他，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还有李普同志、张哲民同志、潘培新同志、许良英同志，以及去世的王若水同志、李慎之同志，还有许多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们，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王若水同志和李慎之同志住进医院里还与我通电话，进行鼓励，对于所有这些同志，我都以诚恳的心向他们致谢。
张宣三
2010年1月1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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