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宣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2010年3月
作者简介
张宣三，1916年生，现年94岁，1934-1939年任本县小学教员，1938年加入本县地下党，任地下党报编辑，1943年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1947年到上海解放前任上海市委地下党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记者，1953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调国家计划委员会，曾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关于价值和计划经济两篇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行政职务副所长，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召开的经贸会议，所写论文登载在国务院内部刊物，曾担任系统工程学会领导成员，上海市政府，天津市委，江西省计划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兼任教授，合著《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1986年离休，潜心研究马列著作。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
李锐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宪法和党章还将这个主义列为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不弄清马克思主义，也解决不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走到十年“文革”国将崩溃的道路，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十世纪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和变化的，不单是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与较量，尤其二次大战后，史学界称为冷战时期。中国在二十世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掌握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政府叫“苏维埃政府”，作战的军队也叫红军。延安整风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教材就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党史》以及“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即领袖专政，成为中共革命和建国的母本。毛泽东经过整风运动确立了自己独断专行的体制之后，经过1949年的革命胜利，向苏联“一边倒”，照搬并发展苏联模式，消灭一切私有制，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后，异想天开，超英赶美，三面红旗“大跃进”，争取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扬言“我从马克思只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了。”1976年毛泽东不去世，十年“文革”的案还翻不过来。
1989年初，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我在美国六所著名大学活动了四十天，听到美国一些学者谈到，苏联最迟到2017年一定会崩溃，他们是从经济方面的研究作出这个判断的，当时我还不相信。真没料到很快就“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久加诺夫总结教训承认：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为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是以所谓“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当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暴力革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三大体制为特征的专制社会主义（他们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两大阵营的变化，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还是要依靠科学知识的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治国（靠法治不是人治）的道路，而不是靠什么主义、一党专政、哪个“核心”说了算，所能办到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为追求早日实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制造一系列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失败后，又继续十年“文革”，不惜同人类进步普世规律背道而驰，这已是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可是我们虽然已有所觉悟，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经济上总结教训，取得了巨大成果，世所公认，但问题仍在政治垄断（一党专政）和思想垄断（控制舆论）没有放开，以致腐败丛生，危机四伏，共产党变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见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反而出现胡耀帮辞职、“六四”大风波、赵紫阳被长年软禁去世的局面。
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尤其专家学者，都在反思中国的问题，已经出版许多有关著作。张宣三老同志老专家，已九十三岁，以自己的学识功底，专业经验，党内生活阅历，系统地研究了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出我国至今仍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宪政治国的原因。我同张老相识很晚（他比我大一岁），拜读过他的好多文章，现在这本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愿意作序，也是由于多年来关心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衷心希望党内党外、上上下下、老中青三代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向张老学习，都来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2009年12月5日
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提 要
20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取得不少成就，但已陷入困境。基本原因有来自我国二千多年极端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也有来自列宁斯大林的高度集中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传统。由于共同的特点，决定了两者必然融合，形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能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然而，我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只有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追求人的自由和发展与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世界发展到现在，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不但要求民主、自由和发展，也要求平等、公正、和谐的集体关系的实现。我国体制改革既不是盲目继承，也不是盲目照搬，我们应当继承我国以人为中心的平等、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汲取马克思主义150年来的发展和西方300年来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在我国建立一个合乎我国国情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效率的现代社会。改革既不能采取暴力蠛方式，也不能采取休克疗法，而是应当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改革来推动国家民主改革的实现。由于市场经济的引进，必然把我国融入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国内的社会阶级必将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改革和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改革，必然要实现。全国人民的责任就在于加速这一过程的到来。全文十节：
一、 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二、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原因分析
三、 我国与西方关于人的认识的异同与我国的纲常哲学
四、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五、 两种极权思想的融合
六、 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
七、 西方社会民主党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八、 西方学术界关于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的讨论
九、 建设一个既有自由又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
十、 中国共产党应当负担起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一、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的经验说明，当务之急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人民有权监督政府，才有可能抑制特权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和腐败，才有可能限制旧制度、旧思想、旧价值观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干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规创造良好环境。我国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又陷入困境，这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没有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鼓励人民对市场的积极参与。人民思想有了解放，竞争意识增强，推动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有了扩大，多种经济有了全面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形成，高科技产业从无到有开始建立。人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外贸和外汇储备有很大增加，抵御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袭击，并且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物质基础。我国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没有的。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制度所造成的机构臃肿，特权横行和行政人员的官僚化不能得到纠正,特权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和腐败得不到抑制,特权者利用市场开放的机会抢占市场，集中财富，腐败迅速蔓延,收入差距扩大，少数人金迷纸醉,多数人生活困难。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就已提出，然而政企不分，企业管理官僚化与腐败,上下结合侵吞国家财产,缺乏效率,亏损严重等问题几乎都没有解决。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由于政治思想意识的改革滞后，一切不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价值观难以退出，继续发挥作用，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市场虽然开放，但计划经济意识和长官意志决策没有太多改变，高速度、好大喜功、上大项目、追求政绩仍然不变。建设一窝蜂、一轰而起、重复建设、地区趋同，使本来已经不合理的结构更加不合理。资源掠夺型的高速度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土地砂化和荒漠化，旱涝灾害成倍增加，人民生存条件和健康条件恶化，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人员的过剩又造成城市几千万职工的下岗，难以再就业，农村上亿劳动力没有出路，民怨沸腾，人心涣散，甚至铤而走险，社会陷入严重不安。分配结构的改革变成财政困难的转移，职工收入虽然增加，但子女教育教费、购房支出、医疗制度的改革、政府垄断事业价格的带头上涨，使人民支出增长的速度超过收入的增加，加上失业的威胁，造成人心恐慌，购买力被迫转向储蓄，内需萎缩，市场陷入萧条。可以预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滞后，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中所积累的这些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我国就难以从所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甚至还有可能越陷越深，矛盾越来越激化，有可能使我国改革的目的难以实现，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战以后不少国家都在 进行改革，为国家的现代化开辟道路。日本和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他们经过改革，推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是在大约二十年内实现的。如果说日本原来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基础，韩国却是一个封建落后、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同样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够满足甚至夸大已有的成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视而不是掩盖缺点，找出造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才能把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与自己过去的落后比较，应当与国际上的先进比较，并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警策自己，改进缺点，迎头赶上。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原因分析
　　
事实上，我国体制改革的初期，也有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愿望。十年动乱结束后，党内和全国人民对极端恐怖的专制统治无不深恶痛绝，盼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还人民以安全感和做人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顺应形势，胡耀邦倡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推动思想的解放。邓小平在务虚会上发表了实行民主的讲话。“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以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不改革政治，就不能改革经济等等，在当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一个时期以内产生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思想解放的气氛，出现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推动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农村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农民自动起来取消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到1982年初中央批准农民这一改革举动时，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已实现了按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解放农业生产力，为把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创造了条件，为推动全面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然而，当人民真正起来要求政治民主和惩治腐败时，形势出现了逆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就已经遭到挫折，胡耀邦由于同情学生的民主要求被迫去职。人民因要求民主和惩治腐败而遭到压制，终而使体制改革陷入困境。
从解放后五十年的历史来看，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程度，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已经减弱，最突出的是从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到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今后不搞运动，加上胡耀邦的极力倡导，产生一种思想解放的气氛，舆论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贪污腐化有一定程度的揭露，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与评论，这就鼓励了人民对体制改革的希望、关心和参与，对体制改革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六四”以后，对舆论的控制逐渐加紧，对个人权威的树立和正面报道的强调都在增加。应当说。毛泽东个人极高的威信所能够达到的那种高度集权统治不可能再有了。然而，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比较，权力的集中和思想的控制仍然是增加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民主的压制也是加强的。把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说成是外来的影响和西方思想的渗透，而不是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应当享受的权利。强调越是改革，越要对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进行抵制，并且把这种侵袭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不是说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好的，不应当对西方的东西盲目照搬，这也是对的。但是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人类发展的条件，西方三百年来对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经验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不能说也是腐朽的。
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是我国百年来人民为之不断争取的目标。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在不变更清皇朝统治条件下进行政治改良失败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仅仅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民主的目的没有实现。我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曾一度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但斗争的结果仍然是极权统治制度，并没有解决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人民为之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目的没有实现。体制改革初期，人民对于体制改革怀着很大的希望，以为可以通过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实现，为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然而愿望没有实现。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和二十年来的体制改革与全世界进入以民主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步伐上和时间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民主化的进程在全世界加快了进度。根据亨廷顿的统计，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42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还只有12个，到1990年已增加到58个(见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战败的法西斯国家和一些落后的国家经过革命或改革，相继进入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的行列。列宁和斯大林所建立的以极权统治为内容的共产国际，在国际范围内的较量中，终于在世界民主和自由潮流的冲激下崩溃了，多数原来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已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只有中国仍然维持其高度集中的极权统治不变。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的极 权统治是牢固的，能够经历多次的冲激而不动摇。其所以如此，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国内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有延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传统。这样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是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的，它将以各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存在。国外的因素是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制度及其思想理论的引进。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和愿望，作为人类的一个奋斗目标，本来是好的，曾经为无数人们所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列宁和斯大林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极权化的制度，形成一种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这与世界民主潮流是相违背的，但与我国以皇帝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却有了相同的基础。因此，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引进就成为包括从思想意识、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到基本制度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融合，这就使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获得了一种新的面貌，能够为人民所接受，使我国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获得一种更加牢固的基础。因此，当我们研究今天的体制改革时，就很自然成为应当讨论的重点问题。
三、我国与西方关于人的认识的异同与我国的纲常哲学
人类的历史是人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讲，不论在西方和我国都是相同的。然而，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的。环境对人的发展影响很大，当人生存的能力还很低时，这种影响就越大，这又迫使西方和东方走上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的道路，造成各自的文化特点，终而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别。西方由于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文明的发展虽然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在寻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因而能够从文明落后走上文明先进。我国在历史上对人的发现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可是从文明的先进变成落后，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在西方，直接影响发展的两大文化源流，苏末尔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希腊文化产生于海边，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无的天然条件，商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人口流动很早就破坏了血缘纽带所带来的束缚,个人的努力成为生活的主要动力，个人主义的思想很早得以发展，以个人为基础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崇尚个人理智以及平等、自由的概念和罗马法制概念、议会制度的原始概念形成欧洲最早的传统。即使中世纪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时代，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自由经济、自由市民和自由城市、议会制度的萌芽、大学的诞生、经院哲学对人民主权和法制的研究，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自然科学因素的产生等等，都是产生于中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延伸。正是这种延伸导致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以解放人为中心的运动，产生了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和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权的思想一旦产生，不但写进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而且产生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和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终于为把全世界推进到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建立起完整的理论和实际可行的框架，使现代文明的到来水到渠成。
我国的文明产生于大陆内地，以农耕为主，农耕民族把人聚集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的集体之中，以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我国历史上就有禹召集万国集会于涂山,商讨集体治水的传统。“？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丰年”中的“？”都是集体开荒和集体耕种的意思（见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四章《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说明商代的农业是举族集体耕作的。这种集体生产的制度一方面产生利害与共，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集体主义和原始的平等思想与文化,形成我国最早建立在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却产生以王为中心的极端集权专制统治的传统。原因是以王为中心的血缘氏族的牢固存在必然会产生以血缘亲疏为等级的贵族等级制。还由于在氏族中，王取得领导祭祀、组织生产和分配、领导军事的权力，把所有大权集中于一身，成为我国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最原始的基础；从而又破坏了原始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利的集体关系。这种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到秦统一六国以后已经完成。
秦始皇继承商鞅的学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若冶于舍、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为此，设酷刑重赏，实行“弱民”、“强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从于皇帝的绝对统治，形成一个权力绝对集中于皇帝的极端集权和极端专制的制度，把人民当成实现皇帝个人意志的工具，其对人民的残酷压制使人不寒而栗。为了实现这种绝对统治，建立起一套从郡、县、乡、亭、里到编民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户籍制度。“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箸，死者削。“迁移必办”“更籍”、“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作军旅”。可以说，我国极权统治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制度到秦已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不但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专制统治制度及其行政管理系统不过依秦制有所增损，即使解放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也仍然是这个传统的继续。
单纯依靠压制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还必须找到一种价值体系，使人民自愿接受，而这种价值体系是在秦以后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逐步完成的。
我国体现极权统治的价值和 伦理道德的基础理论框架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在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互相都有责任和义务。孔子和孟子对这种君臣关系都有说明。孔子说:“以道为君,不可则止”(《伦语?先进》)。孟子更激进,主张“君 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皇帝也可以罢免,这虽然还不是民主，但已经是激进的民本主义了。但从西汉开始,君臣思想就根本改变了。董仲舒提出天命说:“君权天予”(《春秋繁露?主完神》)。“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同上》)。然而真正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的则是南宋的朱熹。
朱熹首先构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理”为核心，理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总根源。在没有自然和人类以前，“理”就已经存在。“理无形迹”(《朱子语录》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观实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实理”、或“天理”，永远不变的真理。
“三纲”既是一种客观 必然性，也就成为包容所有人在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构架，人们精神的支柱。“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从而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是悖逆“天理”，为社会所不容。
为了把人训练成绝对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要求和利益、甘愿为“三纲”献身，甚至把为“三纲”献身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还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吃饭，朱熹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也是“天理”，但超过维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为“人欲”，就必需消灭。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会使人不能满足现状，就会产生非“分”之想，这就会违反纲常伦理，因此，“人欲”是一种罪恶，必须消灭。人只有达到绝对没有“人欲”的境界，放弃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物质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质欲望，才能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实践“三纲”，做“三纲”的卫士，保持名节。因此，朱熹又把“灭人欲”与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有私”(《朱熹语录》卷95)。因此，“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熹语录》卷13)。于是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前）然而，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要“灭人欲”，对于一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见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而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由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适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理 论一旦产生。必然要反过来加强其基础。还在理学形成的过程中，理学前期的创始人张载已经认识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对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宗法宗子”(《经学理?宗法篇》)。从此以后，理学家莫不提倡。经过明清两代的倡导，一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起来修族谱、建宗祠、立族产、建立族规族法，对人民进行严密的宗法统治。一个已经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制度到纲常伦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阻碍我国历史的前进。
四、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马克思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观点是不断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有明显的不同。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的学说是对人的关注。马克思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道主义，他的关于人的学说与西方的传统有继承的渊源关系，也可以说是西方关于人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德国哲学继承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自由的学说的传统，马克思则继承了德国哲学的传统。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也确认“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并且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人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只有“人在自由中才有可能”。“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还给人自己的“人的世界”是人能够在其中自由行动 的世界，而还给人自己的“人的关系”则是人自由联合的关系。人的本质是自由而在历史中却陷入不自由，这正是马克思历关注的焦点。
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人的本质和为什么人被异化以及如何消除异化的问题。马克思以对人的极大关怀研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得出劳动和人被异化的结论，指出在这种剥削中，劳动成为别人“在内体上折磨自己、在精神上摧残自己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去了通过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来实现自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生产得越多，自己能够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大，工人所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己异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人越是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以上所引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这与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消除劳动的异化以达到消除人的异化，还人以自由。使人能够在自由中发展自己。这就是回归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这种人的本质的回归就是回归人本来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回归 “人的自然”，这种人的回归就是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这与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人的自由联合以及在这种自由联合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在如何消灭劳动和人的异化,马克思陷入混乱。马克思在其早期研究中曾认为,要解放劳动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是“解放劳动的第-条件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合乎人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同上第16卷第271页)。马克思还说过,共产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才能实现,不主张过早进行无产阶 级革命。马克思所有这些思想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却又把劳动的异化归因于私有财产,因而消灭私有制就成为消灭劳动异化的手段。“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从而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 页)。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说成是 异化的原因，因而把消灭私有财产作为消除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造成了理论上的最大混乱。自从马克思提出异化的理论到现在，一百五十年已经过去了。事实证明，在生产力还很低的时候，对私有财产积累的欲望曾经激起无止境的贪欲和残酷剥削，然而私有制度并不是这种残酷剥削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才是残酷剥削的真正原因。消除剥削和异化只能依靠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因为越是生产力水平低，资本家才越是依靠非人的剥削来榨取剩余劳动，劳动的异化就越严重。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就不再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榨取利润，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人的知识和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来实现生产的发展，创造利润，创造财富，而这只能在人的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它现。因此，消灭异化不是靠消灭私有财产所能办到的。事实还证明，对私有财产用暴力剥夺，以此来实现共产主义，只能造成暴力的统治和占有，把人当成暴力奴役的对象，使人更加失去自由，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新的私有制的产生，人的更加严重的异化。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看成 劳动异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因而出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同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接着却说:“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的历史。”果真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还不到一百年，显然是难以解释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关系 的分折的错误还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关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正是马克思这种失误，导致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产生。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初，马克思是不赞成的。在起义失败后，对于公社社员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牺牲精神是应该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对比，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却不是冷静地分析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找出真正失败的原因，以此来制定今后无产阶织革命的战略，而是把失败的经验归之于对资产阶级的压制不够，从而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把这种战时的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种下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也已发现他们在前-时期所做的那些理论上的总结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说过，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阶级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在英国,“中间的过渡阶级模糊了阶级界线”。在《剩余价值论》中，马克思说:“里加图忘记的是中等阶级人数不断增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在谈到马尔萨斯时，马克思说:“他的最大希望，……是中等阶级增大而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即使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恩格斯在晚年也已发现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残酷剥削的阶级对立的敌对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在他去世前三年为他在四十二年前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中指出:四十二年前“所描述的情况（指非人的残酷剥削），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已成过去。“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反映在政治上，对民主选举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从反对变成赞成参加。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民主普选制说成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压迫人民”。到1880年，马克思在写德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中，就把普选权看成“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恩格斯在《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首先是在于组织成独立的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力，争得议会”。在1894年《致奥地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中说:“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如果天假以时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有可能对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论断做出修正的。事实上，这些修正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就有人替他们做了，这就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辈。曾与恩格斯共过事。伯恩斯坦根据当时德国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一系列修正。伯恩斯坦从当时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与相继而来的生产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现象出发，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获得自我调节的能力；社会不是走向两极分化而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资本主义必将走上一条“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将“使工人从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为一个市民的地位”。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人”。自由主义“在事实上表现出一个更加深远得多的普遍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等等。从今天看来，伯恩斯坦所做的许多修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马克思那些论断中失误的方面，不但被列宁所接受而且被列宁加以极端化。把马克思的学说改变成适合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为他在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一个血腥压制和领袖专政的极权主义的党和国家做理论上的辩护。他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帝国主义，极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等等，为他在农民占绝对多数、工业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工人还是来自农村不久以前才穿上工人工作服的农民沙皇俄国进行一场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
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很快分成两派，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东方的极权共产主义。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继承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传统，从关心人的自由、平等、公平出发，要求保障工人的权利，保障就业、推行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推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等等。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作为自己要努力实现的目的。而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则很自然地成为东方许多落后国家进行农民革命的理论工具，阻碍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把伯恩斯坦和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斥之为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一词没有任何褒眨的含义，自从列宁把它用之于贬义以后，修正主义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五、两种极权思想的融合
如果说，在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以前，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是我国的纲常伦理价值观，那么，从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人中国以后，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则是两者的溶合。
我国历史的绝对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是从明代开始的，而这正是纲常哲学在中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我国明代历史开始于1364年，亡于1644年，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重视个人的理想和个人才能的发挥，为人的解放和欧洲的近代化的到来开拓了前景。我国明代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发展虽然不及欧洲，但仍然使明代成为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这种萌芽枯萎了，对我国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但如此，我国历史上政府机构绝对官僚化和彻底腐败也以明为最。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清代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始，到美国独立和欧洲一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工业革命完成的时期，是西方从近代走向现代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纲常伦理和宗法家族文化牢固统治中国人民头脑的时代。历史在中国完全凝固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丝毫改变，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统治到纲常伦理价值观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系列全部没有触动，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微弱，还没有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力量，迎来的只能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重复我国历史上传统农民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遇到很大的困难，势单力薄，一筹莫展，不能不借助于国共合作来改变局面。主张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虽然从政治运动开始，却不能不以文化运动告终，在我国文化革新方面取得了成就，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微弱的。蒋介石虽然割据苏沪浙一带资本主义发达最早的地区，也没有可能利用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榨取江浙资本家的财富为他自己统一全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提供财源，不但脱离了资产阶级，而且脱离了知识分子和农民，而所依靠的反而是中国的地主阶级，这就预示着蒋介石的失败。
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束 手无策时，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紧紧依靠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以马列主义为号召，适时提出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吸引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向往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建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但坚持抗战，而且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战败蒋介石，第一次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且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第一个五年内建成了以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为内容的工业化初步基础，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曙光，成绩十分巨大，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然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仍然紧紧地掌握着我国的农民革命，加上小农生产者的幻想，使中国重新陷入苦难，不但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一个一个的运动接连不断，使秦始皇“弱民”、“强政”的残暴统治得以再现。特别严重的是陷我国于长期落后和愚昧的纲常伦理得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复活，重新统治着中国人民的头脑，对于阻碍历史的进步影响更加难以估计。
纲常哲学把皇帝的个人专制说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之自然”，“心之本然”。顺从皇帝的意志就是顺从“天理”，对皇帝的不忠就是最大的“逆天悖理”，就要为世所不容。皇帝享有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就是体现了“天理之自然”，也就是符合“天理”，皇帝永远圣明，即使愚昧残暴，或者荒淫无耻，失去人性，也仍然圣明，不能违背。因此理学家特别强调节义。“为君尽忠，为父尽孝，为夫尽节”。这是纲常伦理的最高标准，是每个人修身的最高境界。
极权共产主义则把领袖 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规律。“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是说，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要出现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共产党的专政只能由党的领袖集团，最后由领袖个人的专政来实现。于是领袖就成为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的代表，领袖的专政就体现了阶级和党的专政。群众处在专政的底层，领袖则处在专政的顶点，成为专政的绝对权力的化身，于是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所在，党的利益所在，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的“本然”。实际上党的领袖从来就不是真正选出来的。列宁虽然加以粉饰，说成是被选举出来的，但他马上又承认，在革命急剧发展的时候领袖不可能都由选举产生，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领袖根本就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前一代领袖挑选出来或者利用权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得出来的，从而强加在党的头上，并且通过党的专政强加在人民头上。领袖一旦挑选出来，就成为合法的继承人，立即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绝对权力，这与封建皇朝的世袭制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思想统一是历来封建专 制统治的一件十分重视的大事。朱熹的纲常哲学一经出世以后，历代皇朝就把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朱熹本人的著作作为巩固皇权的唯一思想工具。不能有丝毫违背。纲常伦理的深入普及对于巩固我国封建极权统治的顽固存 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权共产主义对于思想的统治，其重视的程度如出一辙。极权共产主义的每一代领袖一经被挑选出来，都十分重视把自己打扮成理论的权威，一切党的理论必须出自领袖，一切事务都要由领袖做出理论上的解释，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当成理论广为宣传，供大家学习。领袖掌握着理论，如同宗教主掌握着宗教教义一样，不容许有任何其他不同的解释。与领袖的解释不同的任何观点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离经叛道。必须严惩。
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为害之大是十分深远的。极权统治只允许一个人思想，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其结果使所有人的智慧和创造才能被压制，实际上是压制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断送了一个民族进步的活力。我国是一个有着辉煌文化传统的国家，然而我国又是一个在思想和学术上严重落后的国家，我国文化的先进仅仅表现在从春秋到战国五百年思想自由的时代，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两千多年全国统一所导致的不是自由思想的继续，而是高度的思想压制。这种思想的压制不断地加深，使我国经历了从三纲哲学的思想统治到极权共产主义的思想统治，当全世界的文明进步发展得越来越快，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各种学派的发展如群星丽天的时候，我国却是极权对思想和学术的统治起来越严密，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不但如此，对思想的绝对统治必然要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思想进行排他和封闭。而且越是绝对统治，就越是绝对排他，也就越是绝对封闭，不允许除统治者的思想以外的任何思想进入他的思想领地。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但需要多种学派学术的发展与交流，而且需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吸收、取长补短，以此来丰富思想文化。没有文化的交流和互相融合，没有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落后，排他与封闭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脱离世界文明进程。这正是我国在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文明，世界学术和科学技术越来越昌明而我国却长期处于专制落后的状态的惨痛教训。我国今天市场虽然已经开放，而思想上却仍然是清末所实行的闭关自守，这种情况绝不应当再继续了。然而事实上我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排他和封闭却丝毫不见减轻。当然，极权共产主义的排他和封闭不是从我国开始的，但我国极权主义的排他和封闭比之列宁和斯大林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超过。
列宁把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斥之为修正主义和叛徒，斯大林进一步实行人身消灭，毛泽东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与自己思想有出入的观点都上升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进行人身迫害。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然而这都是极权统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很自然成为打击的对象。建国以来一系列的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从批判武训，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直至文化大革命，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其规模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一旦扣上帽子，不但工作权被剥夺，甚至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生存权都没有了。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曲意奉迎、不敢有丝毫违背。把做人的尊严、人的个性、知识分子的气节都消磨尽净。使人失去自信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良知受到严重挫伤，使人成为唯命是听的精神奴才。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才能被摧毁，民族生机被挫伤，把中国变成文化荒漠和思想贫弱的国家。我国建国以来在思想和文化上所遭受的伤害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
六、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
虽然封建专制文化传统对我国的历史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真正塑造我国民族性格的并不是我国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发展出通过平等、互助、互爱，实现共同发展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理想比封建极权统治的思想更加源运流长。这种思想古已存在，到了孔子已经系统化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早期儒学是我国这种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的人的概念，人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和互助互爱的关系。孔子把这种人际关系概括为“仁”。在孔子看来，“仁者人也”，人的本质就是“仁”。也就是把别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因此，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博爱。这种“爱人”的思想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孔于讲“爱人”、“泛爱众”，墨于也讲“兼爱”，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爱人的本质是一样的，而孔、墨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
“泛爱众”的思想只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上才有可能，因此。孔子在马厩失火时，只问人，不问马。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平等的，“入于夏则夏，入于夷则夷”。不同的种族都是人，没有区别。他的教育原则也是主张“有教无类”，不分种族、等级、贵贱，处处体现他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和互爱的关系必然产生民本主义的思想以至朴素的民主思想。《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乐而弃天地之性！”《吕氏春秋?孟秦记第一?贵公》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最激进，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君可以撤换。类似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中还常出现，但被两个多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极权专制统治思想所压制，没有得到发展，然而却仍然在形成我国民族的道德伦理和民族性格中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这种人的学说与“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是不相同的。“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既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也不是列宁的思想。马克思主张每个人既是“为别人存在”而“别人也是为他的存在”(《马克思全集》第42卷第122页)。列宁也主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这一点上，列宁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同的。恩格斯甚至还说：“我们也是从利已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想从利已主义成为人，而不是个人”(《马恩全集》第27卷第12-1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利已主义指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为了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实现，才需要共产主义，如果说，人的利益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也就没有了，就根本不需要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才说:“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是个人”。即不是成为只顾个人利益的损人利己的人。孔子关于人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 致的，孔子承认人有自己的利益，但不是只顾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也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人从这种互利互助的关系中实现每个人的利益，因此，孔子不但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进一步说:“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时，也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建立他的事业，自己想要求得到自己发达时，也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实现他的发达。孔子的“仁”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建立在这样的人己互利互助的关系上才称得上是“仁”，也才称得上真正的人。这不禁使我们又一次想到朱熹的“灭尽人欲，复尽天理”，和“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是多么违反人性，这只不过是极权专制统治所强加给人民的，与孔子的人的思想是多么背道而驰。
孔子的人学既然是建立在人己关系之上，因此也是建立在集体思想的基础之上，因为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人只能生存在社会之中，没有社会，没有别人，也就不可能有自己。“仁”者二人，表示人是集体关系，因此，“仁”就是人己关系的表现。孔子的“仁”的思想就是体现人处于集体中的一种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8页)。又说:“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马思全集》第42卷第24页)。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关于从集体出发实现“仁”的思想是多么深远。这与借集体之名来否认个人利益的极权统治者的“集体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封建政治秩序已经瓦解，建立在封建社会秩序上的道德标准也巳破坏，社会已经大乱，诸侯互相征伐，统治者内部互相篡弑，礼崩乐坏，因此孔子希望以恢复西周的礼来进行约束，以实现以“仁”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然而孔子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周礼，而是以“仁”为基础对周礼进行修正。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主张贵族犯罪也应用刑，而对庶人则主张实行“德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把君臣、上下、贫富之间的守礼看成是双向的，例如“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周礼实行的是“以世举贤”的世官世禄制度，也就是贵族世袭制。孔子主张打破等级关系，任人惟贤的“举贤才”的制度。孔子对“礼”的修正是为他的人学服务的，是根据他的“仁”的观点来修正“礼”。
孔子的仁学不只是止于个 人的修养。而是与治理国家的政治密切结合的，形成一种从认识客观世界到个人修养到治理国家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 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理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影响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意义非常深远。
大约从战国到西汉这个时 期，儒家学者把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理想概括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在这个理想社会里，人是平等的，天下为公，权力属于人民，政府人员由人民根据贤达和才能选出来为大家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怀、互助互爱，亲密无间的关系，大家都把别人当自己的亲人看待，把别人的子女当自己的子女看待，老人、鳏寡、孤独、残疾者都得到照顾，没有人被抛弃，人人为社会出力，产品供大家享用，没有人搞阴谋，大家以诚相待，也没有盗窃乱贼。儒家把这种理想的社会视作大同社会。这个人类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是人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十分伟大的。
然而，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学说虽然有重要的发现，成为人类理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是没有缺点的。我国关于人的学说虽然重视集体合作。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和共同发展的关系，但缺少个人自由的概念。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础，没有自由，缺少对个人发展的激励，整个社会就缺乏前进的动力。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只强调集体的重要性而忽视个人在集体中自由发展的权利，整个社会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为极权统治的产生提供机会，在我国的历史中产生延续两千多年的权力极端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发展出完全否认个人权利的三纲哲学，与我国缺少个人自由是有关系的。而在西方，很早就发展出自由的价值观和为了保证个人自由实现的民主政治与法治，个人的发展得到保证，使文明的不断发展不至陷入停滞，这与我国缺少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独裁统治，造成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缺乏集体的观念，很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极端，使每个人只重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甚至损人利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法律关系和人情冷漠，在放任自由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把追逐个人利益作为发展的唯一动力，虽然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发展，财富大量产生，然而并没有实现人类的普通富裕。而是走向反面，造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贪富差距扩大和失业问题的难以解决，这种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个人利润而扩大生产必然要造成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以至两者的协调必须靠危机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虽然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并没有使全球受惠，不但发达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而且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扩大，增加了强国对全球统治的贪婪和富国对穷国的掠夺。生产的无限制的扩大加深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使地球更加不适合人类的居住。以上种种弊端都是个人的目标与社会的目标相分离。生产的目标与消费的目标相分离所造成的。人类的要求只能是个人目标与社会目 标的统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没有个人的发展，全社会的发展不能实现，不重视全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就会造成社会的巨大不平衡，把弱肉强食合法化。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产生的优点和缺点并存的情况迫使人对自己的地位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反思。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人只能在集体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人既要满足一已的私利，又要保证集体发展的实现，否则就没有个人的存在，更谈不上个人利益，为此，建立起个人与集体统一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这正是今天所需要的，也是一百五十年来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七、西方社会民主党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就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页）。”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同上）。“
马克思这一观点和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继承。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批判了马克思理论中缺点，并且使自己的思想多元化，从马克思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然而，从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来看，并没有离开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高速发展，但也出现了自由市场所不能克服的种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民主党和西方学术界不同学派都在探索人的更加全面合理的关系，而且达到了几乎相似的结论，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从执政党到选举失败，失去执政党的地位以后，都在总结失败的经验，吸取了撒切尔和里根新自由主义保守派政策上成功的方面，修改了自己执政时期过激的缺点，正走向一个新的开始。按布莱尔的说法，从思想意识形态到政策都做了很大的调整，终于取得再度上台执政的胜利，然而，在社会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仍然保持老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理想，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布莱尔在他的新著《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发展》中反复说明：现在的工党仍然“遵循原来老工党的核心信条：公平、免于贫困、社会平等。”布莱尔认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中间偏左的政策，即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回归左翼的人性价值——正义、自由、团结，”和“对公正、民主和自由的长期承诺，”等等。然而在政策上与原来的工党有了很大的变化。50年代到60年代执政的老工党与西欧其他社会民主党都强调采取国家干预的方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如实行企业的国有化，普遍的社会福利，对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计划化，老的社会民主党希望采取这些措施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瑞典是实行全面福利政策最典型的国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他们实行这些过于激进的政策使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70到80年代，西欧所有的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政权都落入新自由主义保守派之手，迫使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长期的反思和探索。在这里，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看法。英国工党最基本的信念是人并非独立于他人之外，每个人都是社区和社会的一员，对别人与对自己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人们之间只有互相依靠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只有建立在相互责任感之上才能实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并非仅仅由市场驱动，还要由社会和道义来支撑，实现利益共享。因此，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不仅为生产者，也为消费者，不仅着眼于经济的发展，也要着眼于环境保护。按布莱尔的说法，新工党的基本信条是将老工党的传统的价值观以新的方法用之于新的形势之中，而不是另创新的价值观。因此，新工党将致力于探索使经济效益、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的新的激励政策。
新工党十分强调权力与责任的相互结合，认为责任是社会的基石，仅仅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和权利是不够的，给市民以一定的社会利益，必需索取明确的责任，社会和个人应当订立新型的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不鼓励人们自愿履行对他人所负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滑向互不关心的无政府状态，就是陷入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将把弱者排挤出国家生命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利益，剩下的就是弱肉强食。因此，互利和相互依赖是一个健全社会必要条件，并不是抽象的理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竞争，也有合作。不仅对自己的幸福感兴趣，也要关心他人的幸福。否则这个社会既是互相冷漠，因而也是互相侵夺，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
由于以上原因，工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同合作、团结一致、互相关心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只能造成社会的分裂，对社会的进步是无益的。因此工党要求改变区分右派和左派的传统界线，建立一个不存偏见，“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线，能够代表所有英国人民的新的政治观点，而这种政治是建立在机会、责任、公平、信任之上，使得全民得到公正、全民承担责任。”因此，布莱尔称他的工党是“人民的党”，英国工党重新上台以后，它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认识之上的。因此，它虽然吸取了撒切尔保守党执政时期的许多政策，但是仍然与撒切尔保守党有明显的差别。撒切尔深信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鼓励人的努力，并且能够实现经济的有序进行，从而实现经济的最大可能的发展与繁荣，因此上台以后，就放弃了对经济的管制，实现市场自由，国有企业私有化，压制工会，普遍减低直接税以鼓励资本家的经营。她认为福利国家破坏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秩序，窒息了个人的主动精神，因此大大削弱了福利。为了鼓励个人的发展，应该容忍社会的不平等，她批评“把不平等看成错误的、有害的观点是消极的。”撒切尔的政策虽然鼓励了经济的发展，消除了国有企业缺乏效率和过多的福利对工人缺乏激励，增强了资本家的积极经营，但也扩大了贫富差距，造成贫困和失业。
布莱尔则不然，他首先认为，社会公正与正义和经济效率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调和的，按布莱尔的说法：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是经济效率的敌人而是经济效率的伙伴，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也必须统一。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激励每个人的积极性，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国家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又应当避免老工党所实行的那种过多的干预。“政府的作用不是命令而是推动。”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提供组织和规范。”老工党过去那种片面救济的福利政策是不对的，但不是不要福利政策，新工党的福利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扶持，而不仅仅是施舍，更多地是为工人的一生在职和岗外培训，建立一个学习的社会，培养工人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新工党取消了国有化的政策，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产业的国家所有不是一概取消。在政府和产业界，雇主与雇员，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工党只不过更自觉地推动这一方面的实现。
八、西方学术界关于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的讨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70到80年代正当西欧社会民主党反思自己失败的经验，提出关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和正义相结合的主张的时候，西方的哲学界和经济界也在探索几乎相同的问题，而且得出相似的结论。
作为强调正义和公平的代表学说，罗尔斯（JOHN?RAWLS）经过长期的探索，他的名著《正义论》于1971年出版了。罗尔斯认为，让一部分人无止境地追逐更大的利润，而侵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他提出社会正义的主张，把正义提高到“社会制度价值”的地位。认为法律和制度都应当受正义的检验，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是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罗乐斯强调社会合作的重要意义，人们所获得的利益是在社会合作中实现的，然而，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则是极不平等的。一个出身条件和天赋高的人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不是靠自己的条件而是依赖于社会合作实现的，而且他本身的这些优越条件也不仅仅是他本人努力的结果，已有的社会制度的配合协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原则通过对社会制度的调节从全社会角度来处理这些出发点的不平等，使得在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利益得到合乎正义的分配，这就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由此可见，罗尔斯虽然说得很抽象，却是极富现实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激励所导致的财富大量增加，并不能使社会普遍富裕，而是财富大量集中，造成社会的极不公正，罗尔斯的《正文论》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罗尔斯设想了两条正义原则，一是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相结合，罗尔斯称之为平等自由原则，另一条是机会公正的平等和最少受惠者最大可能和利益相结合，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所谓最少受惠者是指那些出身低微、社会和经济条件差和天赋差的那些人，由于最少受惠者的条件差而产生的差距应该给以利益的补偿，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差别原则。对这两个正义原则综合起来看，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机会的平等应当保持，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不同在竞争中所产生的差距应当给以补偿。补偿的方法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对社会条件差的人给以教育的补偿使之缩小竞争能力的差距，规定最低收入标准等等。因此罗尔斯的正义是一种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后，立即引起热烈的讨论，共同体主义伦理学认为罗尔斯的理论仍太自由化了，他们认为，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社会、历史和整体的因素应当超过个人的因素，因此成为人类道德生活中更具基础意义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体，应当更多地从群体出发而不是从个体出发来考虑社会发展，因此共同体的价值应当高于个体的价值。这是一种极端否认个体的偏激观点。另一种对罗乐斯的观点的批判是诺齐克（ROBERT?NOZICK）的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所进行的批驳。他们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本身的两种发展趋势，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诺齐克认为，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是社会根本道德标准和对道德的约束，绝对不允许超越，任何超越就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正义的。诺齐克承认人的天赋的不同所带来的分配上的差异，然而天赋高的人对社会的贡献大，所得多，这是合乎道德的。天赋不同所得不同只能用另一办法解决，那就是通过个人自愿救助等慈善办法来解决。由于把个人权利看成是根本的道德标准和绝对的道德约束，任何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都是不允许的，因此，诺齐克反对国家干预个人生活，国家的建立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利，使之免于被侵犯，国家应当是诺齐克所设想的“最弱意义的国家”，也就是“最少管事的国家”，国家所做的事只限于征收一笔对所有人提供保护的费用，防止盗窃、欺诈、凶杀和强制自愿签订的契约的执行，超过这个限度，例如征收税收以实行福利政策，就是侵犯收入多的人的个人权利，就是不允许的。对收入低的人的救济只能出于富人的自愿。诺齐克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极端观点实际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福利政策和最低收入的规定已经是许多国家普遍实行的政策。
哲学家在争论公平和正义等问题时，经济学界也在争论效率和平等的问题，两者争论的实质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制度激发奋斗精神，创造一个高效率的经济，造成今天这种富裕社会，应当说是成功的。然而，这种制度却制造出不平等，使贫富差距扩大，因此，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如何抉择，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市场经济这种情况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宣扬和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又鼓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消失的。经济权力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两者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要形成资本专政，篡夺人民的民主权利。然而，过分讲求平等，就会失去效率，使得能够供分配的蛋糕越做越小。因此，效率和平等应当达到某种妥协，使得既能体现一定的公平，又不过分牺牲效率。《平等与效率——重大的决策》的作者奥肯则认为，罗尔斯要求平等优先，弗里德曼则要求优先权应交给效率。他自己认为，不可能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划一条线，使各方面都很协调，必须在效率和平等之间进行经常调整，使社会合乎理性地前进。
九、建设一个既有自由、平等又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发展到今天，人对自身的认识，经过漫长的探索，已经从不一致逐渐趋向一致，从不全面逐渐趋向全面，这种趋向来源于人自身的特点。人是个人，有个人自由和发展的要求，人又不可能孤立于集体和社会之外，只能生活在集体和社会之中。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人的自由和发展只能在集体中实现，因此，个人和集体必须协调。协调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和在自由中发展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条件，每个人不只是要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发展，还要关心别人的自由和发展，形成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集体。这种理想并不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越自由越能发挥自由竞争的优点，政府无需干涉，萨伊认为供给自然会创造需求，这种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是反映一个时代的需要。为了消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制所造成的对人的压迫，在当时所需要的是扩大自由的范围而不是限制自由。然而在消除封建等级和特权以后，放任自由的缺点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到了三十年代初发展成世界性的严重危机，终于导致了政府干预理论的诞生，绝对的放任自由今天已没有人主张了，由此可见，自由的理想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启蒙思想家设想自由和平等是同时产生的，有了自由就有了平等，而且认为自由的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三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超越了这个观点。仅仅不侵犯他人自由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都能实现，没有更积极的办法，自由会产生新的不自由，平等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在集体中需要法律的保护以防备他人对自由的侵犯，然而更重要的是合作。有些理论家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说成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因为西方是个人主义，东方是集体主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论东方和西方，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认识正在趋向统一，至于极权主义并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对多数人的践踏，放任自由的结果也会造成少数人对多数人自由的侵犯，两者表面上对立，实际上有共同的特点和后果，不论在东方和西方都是被批判的。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今天既要消除极权统治，也不是建立一个放任自由的社会。我们应当建立既有充分的自由，也要有平等和公平，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相协调，个人和集体相协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应当是我国当前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的基础，而又不至于消除了极权专制制度，却换来了资本专制，使民主为资本和权势者所操纵，变成实现资本利益和党派为了自身利益而争吵的场所。
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制度，我们既不能盲目继承，也不是盲目照搬。我们应当继承我国以人为中心的平等、互助、互利、互相关怀和以社会和国家为已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优良传统，吸取马克思主义一百五十年来发展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西方三百年来在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符合我国的国情和传统的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的现代社会制度而努力。
十、中国共产党应当负担起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应当说，我国从极权政治统治转变为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百年来民主革命和二十年来体制改革的完成，也是两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扫除，完成这样一次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如何实现这样一次革命和由谁来承担实现，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
时至今日，要在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进行一次从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中国的民主已经是不可取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已经把以农业为主体的分散的社会变成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社会，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联系，人民是依赖着这种联系而生存的。破坏这种联系，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也将是难以恢复的，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然而，像俄国那样休克疗法，造成几百上千个党派突然出现，互相争夺，贪污腐化完全失去控制，经济的正常运行被打乱，甚至造成国家的分裂，也是绝不可取的。唯一可行的是有控制的、渐进的改革，把损失减少到最少。这样渐进的改革还应当由现行执政的共产党负起责任来。
从历史上看，共产党从诞生起，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然而它的壮大又离不开民主，这是发人深省的。
共产党偏处江西时，实行极端狭隘的阶级政策，甚至对农村和城市中小有产者也不能容忍，不但挑起人民之间的过火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不断进行过火的残酷斗争，力量越缩越小，被迫离开江西进行长征，到了延安剩下的人数已经不多。恰当此时，日寇打进中国，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团结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要求，成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毛选253页），承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毛选249页）。而且提出民主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建设一个“在政治上自由和在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毛选656页），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团结的范围扩大了，虽然在延安没有实行民主，然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民主的要求和许诺，已经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向往理想社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民主人士人心振奋，纷纷奔向延安。中国共产党从屈居一隅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力量迅速壮大，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败蒋介石，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在第一个五年内取得了建成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成就，增强了人民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高的威信。然而这种威信很快被毛泽东的极端专制独裁所破坏。民主的许诺没有了，过火的阶级斗争和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交织在一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党内外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地打下去，全国人民噤若寒蝉，使愚昧盛行得不到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但脱离了人民，也脱离了党内广大党员，到十年动乱结束，政治陷入孤立，经济陷入崩溃。邓小平上台以后，再度提出实行民主，进行体制改革，才使政治、经济重新走上轨道，人心得以收拾，出现了全国全党集中力量搞改革的局面，使残破了的经济得以恢复，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民主许诺的放弃，又重新使改革和发展陷入困境。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历史说明，当共产党允诺实行民主时，就给人民以希望，就能团结党内和全国人民，党也就能实行正确的政策，党和国家都得到了发展，反之，就孤立于人民和党内广大党员之外，这段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如果说前两次实行民主仅仅只开一个头，这次由于有改革开放为之先导，民主必然能够实现。原因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的经济将必不可免地融入统一的世界经济之中，必将促使人民的思想解放，自由意识增强，民主将越来越成为人民普遍的要求。而且一旦实行市场经济，阶级关系必然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将上升为主要的阶级，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和列宁当年所看到的除了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正在被消灭。农业进入市场经济将使农民知识化和中产阶级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党内，党的阶级成份也将发生变化，成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党，党的思想意识也将发生变化，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必然要在党内日益取得主导地位。国有企业也将发生变化，官僚化统治的国有企业势必淘汰，能够消除官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才能存在。这样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已经不是原来的官僚而是新型企业家了，他们势必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融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党必然要民主化，这种变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变化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不仅广大党员的思想意识在发生变化，而且不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党代会的代表，成份都在开始变化，选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听命于指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然追求个人迷信，恢复已经被削弱了的极权统治，即使能维持于一时，也难以维持长远，必然脱离全国人民和广大党员，陷入孤立，有远见卓识者绝不为此。至于全国人民，将是增强自身的民主意识，帮助中国共产党改革，加快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进程，争取我国民主比较顺利地实现。
中国共产党曾经为实现中国的统一建立功勋，如果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中再建功勋，结束我国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传统，将仍然不愧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党，将不会为人民所忘记。
1999年12月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马克思亲眼看到在资本主义产生早期所出现的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产生了无比的义愤和人道主义的激情，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他认为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他要在他的理论工作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丑恶。这种情绪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之中。这就驱使他下决心要从历史上去探索人类社会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个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以及哲学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结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 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他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来研究历史，难免不受到情绪的影响，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这就如恩格斯引证黑格尔的观点来批判费尔巴哈一样，把历史上所产生的“恶”作片面的理解，而没有看到“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33页）。”阶级的产生是一种“恶”的表现，它造成了“恶”的分工, 使一些人遭受剥削和压迫，但又使另一部分人脱离了苦难的体力劳动，从事更高级的智力劳动，正是这种“恶”的分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基于阶级划分的这种“恶”的分工又是要消灭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步消灭这种“恶”的分工的历史。从奴隶到农奴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就是剥削逐步减轻的过程。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真正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正在消失，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要另行建立一种历史观的理论来拯救人类，这样，他就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是从他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来创造他所想象出来的救世理论。这样的救世理论一旦创造出来，又必然要找出一个救世的阶级来担负起实现他的救世理论的任务，这样，他就找到了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把“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第1卷第12页）。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一个救世阶级，由它来担当马克思所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他的复杂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像列宁所说，只能由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建立一个党来代替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救世的党。当马克思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欧洲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向繁荣和发展，工人的暴力反抗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后就停止了。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计的那样，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于是他要用暴力革命和专政作为手段来推进这样的革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极端专制的党，来推行沙皇俄国的革命，这就必然要产生一个专制的和救世的领袖。这样，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辨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普（二十世纪很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说，马克思的动机虽然是高尚的，但也难免陷入人道主义激情的陷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38页）。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马克思虽然有上述种种错误和缺陷，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时时出现过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他所创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过时的、错误的，但仍然有一些有远见的观点在闪现。如把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这是正确的，为邓小平所采用。马克思在他的晚年曾认为管理者也表现为“劳动者”，而且“表现为雇佣劳动者”，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创造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429－431页）。但是，科学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智力劳动，承认他们的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承认智力劳动创造价值，如果从这里出发，继续前进，就有可能在他的理论创造上开拓一片新天地，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在他的晚年也看到在英国的社会中产阶级正在扩大（《资本论》第三卷第1000页），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并不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因而“使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如果他认真研究他的新发现，也许有可能从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在晚年所出现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只不过是黑夜中的一道闪光，瞬即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的重重迷雾。
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仅从提出这一观点来说，不能也说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是虚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了自由，就能够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觉地处理这些关系，使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推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要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问题是片面地、简单地解释了这些关系，才造成对历史的许多错误理解。
由上可以看出，一个理论体系已经建设起来，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和排他的体系，再要由建立理论的本人来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马克思正确的东西还不止这些，这里不一一列举。正如恩格斯批评黑格尔那样，“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闷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714页）。”马克思正确的东西也被他的过分茂密的错误方面所闷死。马克思主义是在东方得到推广，并且还在产生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还有必要。马克思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1页）”。马克思是从历史研究出发首先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全部理论体系的，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一、为前提转向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开端
马克思在开始从事他的历史观的研究时是以人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合写的理论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这些前提是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我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研究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些前提是人”，等等。在马克思早期的另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恩全集》第118－119页）。”这与前面所引思想都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当马克思实际论述他的历史观时，谈的却不是“人”而是加上限定词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另一处在谈到“人”时，还把原来初稿上所写的“这些人所产生的观念”也“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这一句话从后来的正文中删除了。而且紧接着就只论述物质生产和生活是怎样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因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于是把人类能够创造历史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物质生产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生活资料；第二个历史活动是制造工具以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个历史活动是增殖，产生家庭；第四个历史活动是产生社会关系。“只有在这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以上都摘自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见《马恩选集》第一卷）。不对，这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程的错误论述。人之所以能够离开动物成为人就在于人在开始创造工具时，就同时产生了思想，从而产生意识，人是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动物只能凭先天就有的本能来获取食物，有的动物也能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如蜜蜂，但这只是先天的本能，是无意识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动物不是在制作之前先有设计，这与人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动物没有进步，也不能创造历史。人在离开动物成为人以后，在利用自然物进行加工，改变自然物的形状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这就是人成为人的第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证明生产和思想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最原始的石器时代的石器就已经有了根据削、砍等各种不同用途对石块进行加工的痕迹，这证明人类制作工具的过程就是产生思想的过程。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大脑，也就是在制造工具以改进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展了大脑，观点是相同的。人不但简单地制造工具从事猎取和采集食物，而且发展到进行种植和养殖以培育和扩大自己的食物来源，从而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使自己的生产活动实现第一次革命，并且在集体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政治关系，建立了社会和政治制度。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每一步的发展都有思想和意识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如马克思最早所说，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思想和意识从一开始就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仅仅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的简单的生理的现象出发就推论出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论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结构，完全否认了思想、意识以及社会、政治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就必然要否定他开始时所提出来的把“人”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的初衷，这是大前提的转移，必然要引起逻辑上推理的错误，造成对历史的片面理解。这种片面性在他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这是公认的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典的论述，被列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反复引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从而在经济基础上产生思想、意识、观念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于是，“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的变更”制约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或慢或快地变革。”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样，在马克思历史发展的模式中，起作用的只有物质生产力，没有人的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把作为包括思想、意识在内的全面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仅仅是生产力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所面对的是历史中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于是又把生产力说成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等上层建筑也是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也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而且思想意识、观念、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发展成为传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可以随意消除的，也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也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自动变革的，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正确地说，是在历史上发展和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共同构成历史的全部基础，历史是在这样的全部基础上发展和前进的。但是，马克思不是这样说的，而是只把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这样，历史就简单化成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于是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用历史上已经产生的生产力的物质水平来说明。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与自然发展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在1867年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十分自信说，他所发明的这种科学社会规律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与自然规律决定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这样，马克思就把思想、意识、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了，实际上是把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的“人”和具有思想和意识的人排除出去了,把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排除出去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区别了。
马克思这种把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决定历史发展因素的历史观被马克思主义者定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更确切的说，应当是物质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这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实际。
由于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思想、意识、观念、政治等方面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不同意，恩格斯在他晚年不能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对反对的意见进行反驳，对马克思的关点进行辩护，这些反驳和辩护都是在恩格斯去世前几年内与人通信中进行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提起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反映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对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反驳时说：“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的观念：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他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辨证地看成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视了相互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弗特尔乌斯的信中说：“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以上都见之于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关于这方面的辩驳还有一些这里不多引用了。
以上可以看出，恩格斯虽然驳斥了别人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观作了片面的理解，但也同时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能不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与物质生产条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恩格斯却把马克思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说成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当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1890年２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然而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的理论的叙述却是十分肯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的状况等等。马克思就是用这样明确肯定的语言来肯定只有物质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完全否定了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作用。并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一个片面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的发展，必然要脱离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导致马克思所发明的理论不但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且马克思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对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可能发展的预测以及他所做出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的估计和由此而作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等等也都是错误的。
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根据以上的论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是参与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去研究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解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事实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还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的复杂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条件上。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中进行的。发展不能离开条件，条件制约着发展，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这对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原因和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都产生了氏族制度，都是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仍然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到了今天还在影响着东方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情况说明只有对历史发展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作符合实际的分析才能真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仅仅用物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发展的。为此下面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明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发挥各自的作用。
中国是东方古代文明先进的国家，我国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内陆，依靠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来源。农业生产方式把人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氏族之中，形成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社会，把人束缚于氏族血缘纽带之中、屈从于以王为首的氏族贵族的统治之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欲求都消失于集体之中。王的统治很早就获得了绝对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历史中没有产生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意识，而只能产生极端集权、无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原因。
我国的无视个人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中所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我国所特有的绝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中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完整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在西周早期就已经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但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到了西汉早期，董仲舒提出了“君权天予”，“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主完神〉）。”皇帝的权利已经来之于天,皇帝是天的儿子,代替天来统治人民,这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一种依靠天来进行统治，还是带有强治性的。真正把君权变成一种客观的真理，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客观的真理则是北宋的朱熹所完成的。朱熹发明了“天理、君权”的学说，皇帝的权利并不是谁所给予的，而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天理”，也就是“理”，“理”是先天地、先宇宙而存在的，是宇宙、自然、人以及万物的本源，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先天就存在的，这种“绝对精神”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朱熹的“理”也是一样，“理”产生了宇宙、万物和人，并且产生了君权和维护君权的纲常伦理，君和君权就是在这种“理”的实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君作为统治者，君权作为一种人必须遵从的伦理，体现为“三纲”和“五常”也都是“理”的体现，“君权”就是“天理”人遵守纲常伦理不是来自任何强制的力量，而是“天理”所使然，“天理”体现为人的本性。因此，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这样，遵守纲常伦理就是遵从“天理”，就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美德，违背纲常伦理，就是逆天，就是违背做人的道理，就为世所不容。朱熹也看到，人是有欲望的，人如果追求欲望就很容易产生“非分”之想，就会影响对纲常伦理的绝对服从，因此，追求个人欲望的思想必须扫除干净，才能自觉自愿地为实行“三纲”而献身，因此，人欲就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于是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而且要“灭净人欲”、“复尽天理”，使人没有任何欲望，在心中只有“天理”，纲常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这种思想一旦出现就为所有的专制统治者所拥护和倡导，不但历代皇帝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例外。共产党员是一种特殊材料所造成的，共产党的伦理中，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有党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因此要消灭一切私心，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国传统纲常伦理的复活。
当然,“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是约束人民的, 不是约束皇帝的, 皇帝的权力来自“天理”，就不可能受民间的约束, 于是皇帝的奢糜无度, 敲骨吸髓的剥夺也是不受限制的。但小农经济的生产率是很低的, 不可能供应这种无限制的剥夺, 于是把有利可图的商业收为官营，比如盐、铁的经营从来就为历代皇朝所垄断榨取, 以利所得专供应宫廷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商业是难以发展的。即便在我国也有过民间商业的发展。例如晋商和徽商都在北宋兴起，在明清两代有较大的发展，晋商不但经营商业，而且经营票号，从事汇兑业务，是我国金融业的前身。晋商足迹不但遍及全国，而且远达印度和俄罗斯。徽商遍及长江中下游，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 为我国早期的商业和汇兑业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后都被清廷所抄没, 供皇宫的奢糜无度的挥霍。这说明在一个绝对专制集权的制度下面, 商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没有商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准备条件和积累资本，真正的工业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了工业革命只可能产生于西方而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一方面的原因。
到了清末，由于西方的侵凌，不能不实行变法，但是仍然要顽固地维护绝对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即使打开国门，实行变法，也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固守自己的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张之洞就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倡导者中最重要的清末大臣。他极力主张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主持创办汉阳铁厂，建立了当时在东方最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但是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大本，人伦之大防，”是绝对不能变的。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顽固守旧的思想就为我国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奉为圭臬，只不过是不断地改变其形式而已，使我国的历史出现惊人的停滞。甚至在建国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封闭和专制统治，造成了各方面的极端落后而又不能不再一次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还仍然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世界潮流拒之于国门之外，实际上仍然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准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准改革政治体制，以致经过二十多年长时期的改革开放，许多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由此可见，历史的发展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种违反人性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必然要不断巩固自己，形成极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
在西方，从很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商业和交换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商业促使人的流动，鼓励个人的发展，促使人与人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但很早就破坏了氏族血缘纽带，消除了以王为首的绝对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土壤，给人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觉醒，形成一种开放的和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人不满足于现状，使人产生了追求、探索和进步的欲求，从而产生了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文明。这种文明一旦形成，就成为人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历史的发展开拓前进，与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具有独特的发展观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从古代的希腊就开始了。
在古代希腊，由于地理条件，很早就鼓励了希腊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航海和海外商业活动推动了个人发展的欲望和创造的才能，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自信，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相信是人不是神是宇宙的中心，很早就产生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因而很早就能够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相信自然界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神的创造，而且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开始对自然的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创造出以个人的权利为中心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保障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古代希腊人的这种探索精神在政治上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早的传统，他们对自然的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早的开端。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的文明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造成西方和东方历史的不同发展的趋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应当说, 古代希腊人所创造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 往往成为煽动公众进行派别斗争的工具，成为造成雅典没落的一种原因。对自然的认识还是一种智慧的猜测，但是它却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的理性和智慧能够使人达到完美，认识到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意义，为欧洲人的理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提供了最初的信念，对自然的探索给后人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启示。这种传统和信念一旦建立，就与东方的文明相反，它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开放的，进取的，是不断要求完美和进步的，因而能够成为不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欧洲的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新时代，从而把欧洲从古代推向中古, 又从中古推向近代和现代, 把欧洲文明从落后于世界变成领先于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种真正成为人的觉醒, 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的文化一旦产生, 是多么强大的推动人自身前进的动力，而压制个人的文化一旦成为主流，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的。
罗马帝国是一种奴隶制的社会，奴隶并不是人，而是一种能说话的牲口，然而古代希腊的传统和日尔曼人的法治传统又使罗马帝国产生了最先进的罗马法，要求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包括她所征服的民族的人民，都成为罗马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的权利（罗马经过激烈的奴隶起义战争以后对奴隶的非人的待遇也有很多改变）。以及保护私有财产，把人与人的关系都规定为契约关系等等，从而使得罗马法成为现代欧洲法律的起点。马克思也指出，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恩全集》第21卷454页。）”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这种评价是很高的。事实上，罗马法所有这些平等、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契约关系等等概念都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也就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没有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就不可能产生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关系，就是一种不断增加积累，扩大经营、获取利润的制度。罗马法所具有的这种超前的思想为现代法律提供了基础。而这在东方是不可能产生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欧洲虽然也产生了与东方相类似的以等级制和世袭制为特征的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个人意识、理性、自由和法律的种种传统又使西方发展出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中世纪文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中央权利瓦解之后，并没有重新产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产生了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权利层层分散、以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领主、与封臣都受到契约的约束，每一级都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为了使这种权利和义务得到实现，还发展出国王的议事会和法庭来进行监督和处理违反契约的种种问题。对农奴是没有契约关系的，但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以保障他们所获得的部分人身自由和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的权利。
欧洲中世纪农奴人身的一定限度的解放为中世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为中世纪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中世纪的以庄园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又成为欧洲议会政治和法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原因。特别是这种极度分散的，各不相干的庄园制度是商业发展和后来城市诞生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给欧洲长途贩运的商业发展以很大的空间。在中世纪，商人长途贩运经过领主的领地要向领主纳税，一时关卡林立，给商人以很大的不便，而且沿途盗匪抢劫，甚至商人本身也从事抢劫，商匪难分，所有这些，都成为商业流通很大的阻力。但是，商业流通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其他行政上的限制。商人为了销售的方便，在河流和陆路交通的枢纽地带和庄园的外面，逐步设立货物集散地，由于没有政府管辖，也是完全自由的，这种商品集散地逐渐发展成城市，也是完全自由的。在城市中，商人自己建立管理机构和议事机构，自由成立行会，自己管理自己。最初的工商业资本家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但如此，农奴从庄园里逃出来，进入城市，一年以后也变成自由民。后来，有些农奴自愿向领主交纳赎金，变成自由民在城市里当手工业工人。这就为欧洲自由城市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近代欧洲产生的重要条件。由以上可以看出，中世纪是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为欧洲现代社会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被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起进步作用的一种制度。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我们把东方从古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停滞不前的中央极端集权的、极端专制统治的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把欧洲中世纪的这种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却是完全不同于东方的权利层层分散的制度也说成是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名词上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加以区分。
城市的诞生反过来造成庄园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城市不但发展成经济的中心，而且发展成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成为欧洲向近代化转变的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还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就已开始发展成城市国家，成为地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他们的经商往来不但遍及地中海沿岸而且远达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已经是资本主义式的商业了。他们把财富不断投入商业和工业，进行积累，扩大经营。他们不但摆脱了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且这些封建贵族们、国王们和教皇还得向他们借款，这样，佛罗仑萨的梅迪奇家族才有条件支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可以说，没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也就没有文艺复兴，也就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产生。
文艺复兴的到来还不只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支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兴起已经在许多方面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中世纪自由城市兴起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大学的诞生, 大学的兴起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在大学里，学者学习和研究哲学、法律、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材料都是来自拜占庭、伊斯兰教所保存和翻译成拉丁文的希腊著作和罗马著作以及由他们带来的阿拉伯、埃及以及东方的科学和数学，但成为中世纪研究中心的是希腊的著作, 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学习希腊古典著作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他们从希腊著作的学习中寻求尘世的观念和价值, 成为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知识来源。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相信上帝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 但也把基督教的教义和希腊传统的理性结合起来, 相信人类理性和自然科学的价值, 为世俗文化的产生准备条件。
以上事实说明，欧洲从中世纪发展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建立了基础，但所有这些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都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是不可能推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产生的。造成这一系列革命，从而把欧洲推向现代化的是欧洲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兴起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互相推动，使欧洲的中世纪成为现代文明的开端。
当然，这不是说中世纪的许多旧观念没有对近代和现代观念的产生发生阻碍的作用，中世纪的旧观念、等级制、世袭制、贵族特权、教会和教士的特权仍然是近代社会制度及其观念产生的阻力，超自然的神的启示还在统治着人的头脑，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对自然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这就必然要与已经产生的新的近代观念发生冲突。清除这些旧观念和旧意识，为近代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革命就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来了。这种观念的革命一旦开始，就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还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就已经开始了。还在宗教改革的后期和科学革命的高潮中，启蒙运动就开始了。从而为最后扫除中世纪观念和制度的残余，为推动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真正的生产力的革命，即工业革命也是在这一系列的原因和条件的推动下自然地诞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有活力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会以多么强有力的步伐争取自身的发展，并且使自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
在这里还必须对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点考察。在欧洲中世纪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到13世纪由于中世纪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加，财政充实，政府机构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备，君主国家相继诞生。在中央政府的政权逐渐巩固的过程中，领主们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与国王产生了矛盾，起来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的专制权力在其诞生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在英国，早在1215年，领主们就强迫国王在大宪章上签字，承认国王的行为也必须遵守大宪章上条款的规定。大宪章明确规定，“除非全国普遍同意”国王不得任意增加捐税，“非经有陪审团参加的合法判决”不得对人民进行拘捕或监禁，人们有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成立了议会以保障自由和法律的实现，议会制度一旦产生就成为国家的正式政府机构，并且成为欧洲民主制度的重要特点。虽然这些君主国家都是封建的国家，权利完全掌握在地主、贵族和国王手里，但是，这些君主国家成立以后，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来打破地区之间的相互封锁和孤立的状态，清除领主在各自管辖区内沿商路所设置的征税关卡，肃清盗匪，使商路畅通。用政府资金成立银行向工商业者贷款，支持其发展。对当时新生的手工业工场给予多方面的辅助，除了金融上的支持以外，还给手工业工场的业主以免税、免服兵役的优待，提高其政治地位等等。随着商业的扩张，必然要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和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在这方面，政府起了积极的作用，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时政府是禁止的，到后来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的到来扫清障碍，这是工业革命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重商政策越来越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自觉的行动，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航路的开通，各国贸易的竞争，对殖民地的掠夺都是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和进行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力量的支持，欧洲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顺利实现。
有人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能够说明西方的历史，但是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不对，从以上的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也不能说明西方的历史。不论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说明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观念、政治、法律等等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是相同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形成传统，就决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快或慢地“变革”。但是上层建筑对历史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上则是各不相同的。上层建筑可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推动历史的前进。上层建筑发挥什么作用，关键决定于上层建筑的性质。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统治下，人人自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正如鲁迅所说，只有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感觉，其他都顾不上了。历史是人创造的，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也就必然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正常追求，人的精神处于极端萎缩之中，人要创造历史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一面倒的关系。马克思说，东方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这是确切的。
在西方，由于人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人是自己的主人，使人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产生了探索和追求的欲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意识、政治、法律等制度之间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交互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制度的改革，给奴隶一定限度的做人的权利，到了中世纪，对农奴的待遇比奴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更多的自由、如私有财产的自由和结婚组织家庭的自由，从而推动了农奴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把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具体化成为可以实践的制度，清除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和旧观念对人的束缚，把人简化为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在政治上实现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竞争，这就使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既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无阻碍的实现，这才能使人类历史高速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有了民主，就可以不必再通过流血的冲突而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民主交往的方式来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困境
以上说明，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启蒙运动所提出来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科学革命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完成了现代社会的到来所需要的全部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从此以后，西方的人们就开始按这些原则来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人类就开始以过去没有的速度大踏步前进，迎接现代社会的到来。
应当说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在十八世纪，然而，真正消除中世纪观念和封建制度残余，使这些原则开始实现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这些原则进一步实现和推广的时期。十八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是在十九世纪进行推广和以更大规模向前发展的，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此十九世纪是一个承前启后，为以后的发展开拓前景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从中古时期转向现代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前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所带来的那种非人的残酷的剥削使工人奋起进行武装斗争，曾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但是随着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的武装斗争随之结束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只有1871年由于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市民组成巴黎公社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以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工人武装起义。十小时工作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度先后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在以后陆续得到实现。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提出来的关于议会选举的各项条件也先后在欧洲各国议会得到通过，工人的选举权利得到保证。此外在欧洲大陆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战争，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先后建立，社会走向安定，经济步入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虽然还有经济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十九世纪逐步实现的，从而使欧洲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成为一个繁荣、安定和逐步走向和平发展的时代。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实现以后的国家，就很少发生内战了，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通过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现相互适应，无须诉诸暴力和阶级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英国自清教徒革命以后，三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和平发展之中，把英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再带入今日的信息社会，没有发生过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需要用革命的暴力来解决。美国建国以后到现在，中间只经过一次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50多年了，把美国变成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发生暴力冲突和战争。欧洲大陆的国家在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国家建立以后，同样再也没有发生过国内的暴力冲突和战争。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一直是在和平中实现的。
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正是处于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正是把启蒙运动的伟大哲人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付诸实现的一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的开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也涉及到科学和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今天，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并且使自由、民主的信念变成制度向全世界扩展。当十九世纪的人们满怀信心地把这场革命推向前进时，马克思却把眼光停留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早期积累所出现的残酷剥削而没有认真地对待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仍然固执于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研究，并且仍然消耗了他最后20到30年的全部精力来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为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建立理论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严重脱离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这场伟大的革命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是从英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正在美国得到全面地实现。但是马克思却对于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原则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全然不顾。作为建立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哲人洛克、孟德斯鸠的学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得到反映，对于亚当斯密也只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片面的理解。洛克所建立的原则，“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有“依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自由，”只要这种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孟德斯鸠认为没有制约的权利必然趋向专制，使人的自由化为乌有。要保证自由能够实现，必须使各种个别的权利相互牵制，没有任何一种权利能够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最大的自由才能实现。根据这个原则，他建立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独立以后就是按照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马恩选集第一卷69页）”。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北美得到实现，在欧洲也在逐步推广的事实作认真的研究，仍然固执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阶级，人才能获得自由。
对待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当?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当?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当?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当?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描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多么精辟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描述。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过仅仅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它还刚刚出现时就已经严重落后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创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适应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然要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能适应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据，然而他所找到的却是“商业危机”。商业危机证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以上引文都来自《共产党宣言》）。”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马克思没有看到商业危机是整个经济向上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经济的失衡，是在自由竞争的初期阶段人们还没有经验来处理好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时所造成的一时的生产过剩。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生产的停滞和下降，恢复了平衡，生产又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有所察觉，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没有引起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思考。事实上，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实行了新政，以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失衡，这是人们对经济发展自觉调节的开始。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危机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预见，用财政政策的办法对经济进行干预来缓解和避免的。从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认识的时代。由于这种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就在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调节之下发展得越来越快，再也没有产生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了。马克思没有认真对待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种巨大变化，仍然固执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论断，这就不能不使他所做的革命预言不能不累累失误。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他预言的失误中警觉过来，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断的失误来源于他的理论错误，以至他的一生都坚持这种错误。
由于这个原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以后还多次重复这样的预言。1848年巴黎六月革命工人起义引起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革命，但1849年就已经平息，而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和平发展，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1846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不能不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发展的时候，已经谈不到真正的革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必然要“来临”。恩格斯更加乐观：“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使革命无法避免，……生产过剩会置他们（资产阶级）于死命（《马恩全集》第七卷第274页）。”直到1860年2月马克思在致福格特和泰霍夫的信中还说：“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慲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然而他仍然在期望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9-480页）。”马克思仍然相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由于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反封建和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是蓬勃发展的，因此，在依靠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希望变成失望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寄希望于民主和民族革命。还在1847年初，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梅尔岑》一文中说：“民主主义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马恩全集》第四卷第306页）。”马克思也说过：“在欧洲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当时十分积极地参加欧洲的民主运动，曾担任过布鲁塞尔民主运动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说，我们都成为“民主战士”了。
由于当时俄国还在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奥地利还是多民族专制统治的国家，意大利的民族还没有统一，波兰民族还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之下，因此，在六十年代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斗争非常活跃，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期望在欧洲爆发反封建与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的战争。马克思号召：一旦战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使人民广泛起来开展革命运动，把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并且把这场战争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恩全集》第13卷说明中所引马克思语）。”马克思和恩格思十分乐观，认为当时欧洲“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仝卷第194页）。”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任务已经完成，反封建战争变成各国之间的争夺战而结束了，专制统治的国家或者瓦解，或者进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越来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改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欧洲已“十分资产阶级化”，欧洲各国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处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三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预言：资产阶级已经处于“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的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判断完全落空。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国选举》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页）。”从此以后才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把希望转向合法斗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全力以赴去写他的巨大著作《资本论》，而且身体条件也越来越不行了，因此欧洲的工人运动也越来越由恩格斯个人独立指导了。从此以后，恩格斯已经把他的活动全部转入合法斗争，号召工人积极投入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页）。”并且表扬了在德国组织合法的工人政党，选出代表参加议会竞选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够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利得多、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同上）。”从此以后，工人运动所能作的也就只能是议会斗争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以后，在它指导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也都转为议会斗争了。
从80年代起，工人运动在议会合法斗争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进行合法斗争已经发展成德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写的《德国1890年的选举》中说：“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恩全集》第22卷第4页）。”在《1893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恩格斯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织成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特别是在临去世的那一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7月24日去世的）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这种合法斗争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恩格斯十分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合法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世界面前（《马恩全集》第22卷第201页）。”德国通过普选权的18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只有两个议员，五十万党员，到1890年已经有35个议员和150万党员。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604页）。”“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同上61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修正实际上恩格斯已经开始了。但是恩格斯还只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上的改变并没有忘记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曾多次提醒共产党员不要忘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894年1月26日写的《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写到：“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马恩全集》第22卷第516页）。”在他逝世的当年1895年３月６日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还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都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页）。”但是，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实质性的修正还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伯恩斯坦首先进行的，然而，不可否认，是恩格斯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启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由于专注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没有认真研究欧洲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坚持他的暴力革命。他在1871年10月15日写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还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取自己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17卷第468页）。”但是，现实的形势不能不使他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失去了指望，在他的晚年，转而研究东方的社会，希望从那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马克思特别重视俄国的农村村社所有制，并且学了俄文以便直接阅读俄国的资料。他对俄国的农村村社内部土地集体所有制发生了兴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他开始设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国这种村社集体所有制直接变成“共产主义的起点（《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页）。”而且相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到今天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农村公社（即村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马恩全集》第19页第431页）。”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也说：“俄国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成。”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
然而，在1874年到1875年恩格斯写的《流亡者文献》中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却正确指出“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这种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曾反复说明，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在竟然认为以十分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也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说明马克思为了追求空想的目的而直接背弃了自己所建立的原则。马克思已经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困境，使自己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自信走进了迷惘，应该说这是他的理论的贫困。
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时代，他的理论在西方没有市场，只能经过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地修正，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获得发展，并且做出贡献。但在东方，却被列宁原封不动地全面继承下来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说明列宁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找到市场，是由于东方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与马克思的集中的强制革命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列宁所建立的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党和国家，并没有改变沙皇俄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列宁在挑选接班人时，不满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利用权术排除了他的对手，成为比沙皇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暴君，这实际上是列宁所建立的专制主义的党所必然要出现的后果。
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加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不但农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甚至超过，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在沿海少数几个城市里刚刚产生。工人阶级还十分微弱，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意识，因此，中国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场农民革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必然要按照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再解释，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农民革命主义，这种改变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处处可见的。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毛泽东却说：“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笔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还不丰富，还只能“按劳取值”，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就要搞绝对平均主义，恢复供给制，有饭大家吃。马克思尊重科学，把科学发展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排斥科学，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认为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要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搞大跃进，人海战术，大炼钢铁，粮食亩产十万斤，所有这些都造成生产的彻底破坏。马克思建立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是错误的，但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普遍化，对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辩证法庸俗化，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不同意见的人们打成敌我矛盾，等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知识分子遭到无情打击，据官方数字，仅在一次反右派运动中就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斗，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实际上不止此数）。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地道的农民革命，他的理论也是地道的农民革命的理论，他的真正思想源头来自农民。因此，从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国自己的历史，有利于对我国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源与流的关系，基本的理论构架仍然来自马克思，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农民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2004年1月30日最后改完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一场农民革命，这是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当时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0%，据统计，即使到全国解放的1949年，中国人口构成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农村人口占89.4%，城市人口占10.6%。这证明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现代工业已经产生，但仅限于沿海极少数几个大城市，从全国范围来说，无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都很微小。由于缺少强大的、有力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虽然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在中国产生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五四民主运动，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个性的解放，最后都没有实现。在一阵军阀混战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之而起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还只能重新呼号：“回归五四、重新启蒙。”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政党，把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并且把党的中央机构也设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但到底工人阶级的队伍太少，力量太小，依靠工人阶级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来实行共产党的革命是困难的，甚至党中央机构在上海也无法立足，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农村找到农民作为自己的主力军。虽然毛泽东一再声明，农民是同盟军，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工人的主力军，农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的唯一的力量，最后党中央机关也不能不迁往农村，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主要阵地。这就很自然地农民成份在共产党内占压倒的多数，农民的意识占统治地位，农民革命的要求和农民革命的规律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摆脱的。
二、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的特点与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的历史时非常重视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因为小农经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东方专制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一种力量，因为农民革命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不可能把历史推向前进，只能使东方的家长式的，野蛮的专制制度周而复始地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小农经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是一种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占有一小块土地，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尽全家的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这种经济形式对于每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非常脆弱的。即使在平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土地兼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也在不断失去土地，变成雇农或佃农，甚至无业游民。一旦遇到荒年，更是大批出外逃荒，弱者辗转乎沟壑，强者补充农民革命队伍，成为农民革命力量的源泉。
　　然而，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又是极其牢固的。自从小农经济形成以后，几千年来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生产力基本上没有变动，他们一代一代地使用同样的工具，在同样一块小土地上孤立地劳动着。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他们的生产地盘，即一小块土地，不容许分工（《马恩选集》第一卷第 693页）。”也就不容许有任何生产方式上的改变。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但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把农民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马恩选集》第二卷第67页）。”因此，农民革命不可能突破东方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它只可能破坏一个旧的封建专制王朝，再重新建立一个同样的封建专制王朝，所以马克思说：小农经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同上67页）。”农民革命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改朝换代”。
　　农民革命也只能从农民小生产自身的经验出发，产生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空想，因为这是在农民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时对分配的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勉强实行，除了对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农民革命还是一种社会的破坏力量。农民总是孤立地默默地承受着各种苦难。长期地一代一代地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然而当他们实在无力承受时，也会奋起反抗。农民革命一旦起来，就成为一种暴烈的力量，农民不但对地主官僚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仇杀，而且与镇压他们的官军一样，四出劫掠。所到之处，杀人如草芥，房舍为虚，社会人口大量减少，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马克思认为农民革命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同上67页），”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再一次得到证实。
三、毛泽东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
　　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知识分子所建立的，虽然长期处于农村，农民成份占主要地位，但在党的领导层中主要仍然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是否因此就能够避免农民革命的那种遭遇，走出一条新路呢？事实仍然给予否定的回答。
　　由于领导这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来源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批受共产国际教育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固守共产国际的教条，急于打大城市，推动城市的革命，事实证明他们照搬的经验不适合于我国在农村武装割据的农民革命战争，他们都失败了，不能不离开领导岗位。另一派是没有去过莫斯科，但也去过国外，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到底有所不同，然而他们终究比不上在湖南农村土生土长，一开始就从事农民运动，办农民讲习所，与农民一起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泽东那样了解农民，熟悉农民，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溶合成一片。毛泽东虽然只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也没有到过国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都没有感性的认识，然而他读的古书很多，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权术和农民革命的斗争经验很熟悉，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革命的领袖的条件。他能够把从苏联引进的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做出适合于我国农民革命的新的解释。
　　与马克思相反，毛泽东把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说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把今天的农民革命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力量，作为他进行长期农民革命，夺取天下的理论依据。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人合写经过毛本人全面修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主义。”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他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又一次强调：“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然而，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维护者，农民革命只能是打江山，坐江山，重新回复到封建专制统治。农民不可能成为民主的力量，由农民起来革命，不可能把革命推进到民主革命的阶段。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新兴阶级，不可能代表新的思想。事实上，正是毛泽东这种农民革命使中国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先夭折于蒋介石手里，后夭折于毛泽东手里。而且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远远超过蒋介石。毛泽东之所以把自己置于马克思对立的地位，这只能从毛泽东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中得到解释。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确实曾经作出过对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中谈到：“现在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所做的说明中也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很大。”毛泽东还说：“民粹派的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还批判俄国的民粹派：“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参看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
　　毛泽东既然如此明确地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应当说就不会再犯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由封建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以及农民革命所特有的其他各种错误。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马克思所指出的农民小生产者革命所具有的那些特点，在毛泽东身上都能够找到，而且发展得更全面和更彻底，终于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又一次成为典型的农民革命，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农业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四、难以逾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暴烈的破坏性
　　毛泽东从开始领导农民革命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暴烈的破坏力量。早在1928年《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说：“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原则。”而且“对于中间阶级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所谓“积极的行动”就是把所有的土地，不论富农、中农的土地一样拿出来平均分配，甚至他们的耕畜、农具、粮食以及其它财物也都拿出来平均分配，甚至对小有产者也都要使他们无产化，迫使他们参加革命。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这种过火的行动必然造成中农等中间阶级的反对。因此，毛泽东说：“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对于这种暴力的行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是赞成的。还在1927年 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过份的举动是革命的必须。”“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在农村的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暴力的行动，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建国时期，都是如此。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到底比一般农民远大，而且富农和中农是代表农村生产力的，农村生产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所以有多余，可以拿出来到城市去交换工业品的，在消灭地主剥削以后，主要是依靠富农和中农。打击富农和中农，实际上是破坏农村的生产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也注意到尽可能避免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因而在农村土地改革中曾经多次提出过对富农和中农等自力经营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保护。在1929年 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7 月制定的闽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都有不没收富农土地的规定。在1936年 7月22日党中央在陕北发出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也规定“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生产工具（农具和牲口）均不没收。”特别是1946年 5月 4日中共中央还通过了《五四指示》。明确规定不变动富农土地。而所有这些不动富农土地的指示都有毛泽东参加或主持制定的。然而所有这些不动富农土地的政策都没有得到执行，在所有历次的土地改革中，不但分了富农的土地，而且动了中农。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毛泽东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土改就是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应当造成“恐怖现象”，“过份的行动”就是难免的。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参军，需要这种过火行动，那么，到了1950年1951年，全国已经解放，除了少数地区，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已经有条件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了，是不是可以不再采取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也不要再采取暴力行动了呢？然而不是这样。毛泽东在1950年6月9日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还说：“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五四指示》是有那么一个尾巴的（指中立富农）。因为是在战争前夜，7月1日就大打起来，就是要批准群众的正义行动来对付蒋介石。”贫农、富农，“这两头，总要照顾一头。”
　　1950年南方土改，在开始时确实采取了温和的手段，少动富农的土地，除了少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以外，确实停止了暴力行动。然而，在毛泽东这种观点下，这一次土改受到了批评，被说成是“和平土改”，是一种右倾，必须重新补课。第二次土改就恢复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而且恢复了又斗又杀的暴力行动。毛泽东把土改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是一种“恩赐观点”，而恩赐是不能提高贫农的阶级觉悟的，因此，土改必须是一场暴力斗争。事实上，这种暴力行动不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实际上是脱离农民，使农村的流氓无产阶级得逞。这是对农业生产力破坏而不是建设，然而这却是所有农民革命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毛泽东不过是加上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已。
　　不但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团结，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日战线，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仍然认为减租减息必须经过群众斗争，不能恩赐。“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纠正。”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农民革命的心态。
五、穷过渡和民粹主义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是一个落后的经济，按照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板坡村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90%左右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我国所面临的是在这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立即进行穷过渡，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并且不断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实行民主革命，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发展经济，准备条件，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好象由毛泽东自己解决了。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是完全的空想。”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从以上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不但在建国以后要有一个政治上民主主义的发展，还要有一个经济上民主主义的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所讲的话，好像是真正与民粹主义区别开了，从而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所设想的并不是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根本不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要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就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要不断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建立一个暴虐的专制制度，不断搞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人民置之于恐怖统治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作如此巨大的改变呢？我们只能从他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去推测。因为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可能由农民小生产者经过农民革命来实行民主政治，民主革命是市民阶级的要求，不是农民的要求，农民革命只可能“改朝换代”，以暴易暴，以一个专制制度代替另一个专制制度。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改变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65页）。”在毛泽东看来，打败了蒋介石就等于民主革命的完成，他就要着手消灭资本主义了。毛泽东根本没有看到生产力低下和农民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的普遍存在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这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正是毛泽东的问题所在。
　　在全国解放后，刘少奇仍然按照原来的决定，多次讲话都提出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个发展的时期。在刘少奇看来，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全国解放后，只靠没收官僚资本所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成份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让私营经济有一个时期的发展，才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打下物质基础。在1953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规定18年的时间（三年恢复加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毛泽东忘记了他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忘记了他自己的许诺，立即要求向社会主义过渡。在1953年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1页）。”“‘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同上81——82页）。”正是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原来规定18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初一阵锣鼓声中就全部完成了。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准备购买农具、积肥，积极准备发展生产。农民这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实现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实现工业化都是有利的。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农村必然要产生分化，出现新的富农和富裕中农，这是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然要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富裕了，工业品的市场扩大了，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多余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转向工业，成为工人，这本来是工业化的普遍现象。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20页）。”毛泽东曾经说过，民粹主义左得要命，不发展资本主义，要直接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今天正是这样。
　　毛泽东所以如此害怕农民富裕，要实行穷过渡，是有他的一套理论的。毛泽东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农民富了，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那里，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去想的。从小农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正是民粹主义的思想，也是农民革命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种社会主义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了，那就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建立圣库制度，要求“物物归上主”，把人民的财物统统没收，归入圣库，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工商业，实行供给制，最后是彻底的等级制，彻底的腐败和彻底的专制恐怖统治。
　　毛泽东还把这种穷过渡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就是要造成新的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进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那种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穷过渡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理论，是民粹主义的理论。
　　正是这种越穷越革命的理论使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时候，就利用他掌握的“上层建筑”的权力，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给生产力以很大的破坏。他在1955年批评邓子恢要解散一些管理混乱，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是右倾，小脚女人。而且不顾农民的反对，硬说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在全国到来，迫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956年下半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不但全面实现了全国农业初级合作化，而且从初级合作化发展到高级合作化，有的从互助组直接过渡到高级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和私有财物强迫拿出来归集体。
　　农村如此“容易”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头脑更加膨胀了，在他的旨意下，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在1956年一月份一阵锣鼓声中完成了，到了1956年下半年，三大改造全部完成，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民小生产者狂想曲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已经变革了，下一步就是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毛泽东用他的主观意志制造出一个生产关系的变革后，又开始制造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于是着手制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人们鼓足干劲，实现大跃进，促使生产力的大发展，一个人的意志就这样变成客观规律。而且大跃进公然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实现了。粮食亩产达10万斤，一个县的土法炼钢日产量达到一万吨，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想像的数字，毛泽东居然相信了。毛泽东在这样大跃进的面前，头脑更热了，原来规定的15年超英，50年赶美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了，毛泽东估计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9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说：“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年到三年。”又提前了一年。
　　面对这么大的超高速度，毛泽东飘飘然了，他相信他的意志是万能的，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他居然问粮食多了怎么办？钢多了怎么办？这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粮食多了，种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的地休闲，三分之一的地种草，实行田园化。钢多了可以出口。既然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生产力的大发展，那么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要回过头来促使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大跃进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人民公社制度，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成为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狂想曲。毛泽东先搞先进的上层建筑，然后推动生产关系的实现，然后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的理论居然由毛泽东付诸实现了。
　　然而毛泽东是用什么办法实现这样的“高产”，从而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呢？不可能依靠现有的生产力，也不可能依靠科学技术的发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原始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土法生产，再加上战争时代的经验，大兵团作战，大搞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的小土群战术。亿万人大搞水利，大搞深翻地，深翻一丈二尺，大搞密植，一亩地下一两百斤种子；全国大炼钢铁，男女老幼齐上山，挖矿石，砍树木，到处支起土炉子，到处火光烛天。树木砍光了，把门板拆下来当柴烧，矿石不够，把家里的铁器铁锅砸碎了当原料。结果是生产力的大破坏，生态的毁灭性摧残，全国性地环境污染，资源的全面破坏，物资的全面匮乏，最后是全国性的大饿饭，四千多万人死于饥饿，造成历史上罕有的大灾难。
　　为了实现这样空前未有的大跃进，当然不能依靠知识，知识不能提供这样的幻想。于是毛泽东要抛弃一切知识，把尊重知识当奴隶思想，把科学当教条主义。为了实现大跃进，他要“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只有彻底的无知，彻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才能搞出这样的大跃进。然而，要大家信服这这样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狂想曲到底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靠压力，按毛泽东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应当说是农民小生产的幻想加秦始皇）。高速度大跃进、翻番都是通过“马克思加秦始皇”压出来的。谁不同意就拔白旗，就大辩论、大批判、大斗争。彭德怀不过是对大跃进提点看法，另外几个同志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就是用这个办法实现他的大跃进。
　　由于大跃进是在强迫命令下压出来的，这就不止在物质上造成毁灭性的大破坏，而且对人性造成更大的破坏。事实上，各级干部，甚至省委书记也都知道大跃进所造成破坏的严重性。农民已经无粮，饿死的人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报喜不报忧，仍然在讲形势大好。对于那些有良心敢于说真话的人则加以围攻、批斗，甚至开除公职。更加严重的是已经知道农民在大批饿死，为了说明本地区跃进形势大好，不准农民逃荒，逼使农民唯一的活路也断绝了，以至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而干部竟然无动于衷。良知的泯灭已经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即使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也不会做出的惨绝人寰的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居然做出来了，毛泽东迫使共产党的干部丧失了人类起码的同情和良知。
　　这种情况对共产党的作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在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农民参加战争，中国共产党很注意人民的利益，全国解放后，政权到手了，对人民利益的关心逐步减弱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所谓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一直没有停止过。实行体制改革后，这些与人民为敌的种种官僚作风，趁改革开放之机，更加横行，肆无忌惮。对我国社会道德风尚的破坏，对贪污腐化如此普遍的发展，对体制改革的干扰，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七、回归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工农业生产实现了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巨大的大跃进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物资已经极大的丰富了，已经可以达到按需分配的地步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而且终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于是毛泽东就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来绘制共产主义兰图了。下面我们就将看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恢复到人类文明进入黎明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首先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在1958年 8月17日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渐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归公。”毛泽东要在农民还十分贫困的时候就要把农民仅有的一点财产拿出来共产。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在有些公社已经实行了。在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山卫星公社就已经把农民的自留地和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统统变成了公社所有。至于取消自留地更是普遍的现象。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二个特点是破坏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甚至把战争时期由于物资极度缺乏，不能不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说成是破坏资产阶级的法权，“我们过了二十二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已经实现吃饭不要钱，将来还要进一步实行穿衣不要钱，住房子不要钱，甚至生活日用品也可以供给。这就是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已经着手继续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城市呢？要不要破坏，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家工作人员的薪水有一、两年的准备也可以不要了。”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而且事实上按需分配已经开始实现了。
　　这里有一点必须记住的。1957年全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 142元，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就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消灭分工。毛泽东视察武钢时，对武钢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大钢铁厂，也要求它既要炼铁炼钢，也要搞机械工业，也要搞化学工业，还要搞农业。学校也要办工厂，有条件的要办农场，没有条件的要到农村务农，向贫下中农学习，学生除了学文化以外，要半工半读，既要学工也要学农，等等。”到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把这种消灭分工描绘得更全面，工农兵学，都要一业为主，样样都搞。在这里毛泽东不提商业，因为商业在共产主义社会早已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也设想成政企结合，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什么都搞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分工，什么都干的财产公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有的，那就是人类刚进入文明的黎明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要使中国回到这样的社会。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在俄国已经有了一个土地共有，分配给各家耕种的公平和平等的村社，因此俄国可以以村社为基础，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这样的村社，毛泽东要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村社，这就是人民公社，并且通过这样的公社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曾经批判过民粹主义，实际上他是更加彻底的民粹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分工的理论是很有益处的。马克思反复强调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上（《马恩选集》第一卷25页）。”马克思还认为：“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受到阻碍。”缺乏分工，这正是农业生产力落后的表现，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思想的落后。只有在分工发展起来以后，生产力才能发展，科学才能日益昌明，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谈到消灭分工的问题，然而他们所指的是“使人畸形发展的分工。”而要消灭这种“使人畸形发展的旧的分工，也只有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的一定程度才有可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指出，要消灭这种“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的分工在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还不可能，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即使到了那个时候，社会也只能是“承认劳动的转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将不受旧的奴隶般分工的束缚，可以尽可能地得到全面发展，因而能够有选择性地变换自己的工种，马克思也没有说要消灭一切分工。毛泽东却要在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时就要消灭一切分工。
　　既然毛泽东要通过人民公社化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就不但是农村，城市同样也要实现人民公社。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公社。不要几年，就把大家组织成大公社，城市、农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于是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消灭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当然这还是毛泽东的幻想。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就不至两千万人饿死，损失还不知有多大。马克思把农民革命说成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农民革命最后一次表演
　　毛泽东决定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奇迹，而且他公然找到了创造奇迹的方式，不但把英美，而且把苏联也远远抛在后面（毛泽东说过要超过苏联，只是不要宣传），这就是大跃进。他要找到一种模式，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这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解决了，这就是人民公社。从此中国就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先的国家，毛泽东就成为全世界革命的当然领袖了。然而偏偏事与愿违，竟然有那么多人反对。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上书除个别人以外，一致表示赞同，这就使得毛泽东非常脑火，不能不由他亲自出来说话，局势才得以扭转。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虽然说“让大家出气”，但也没有想到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在纷纷提意见，把大跃进说成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甚至还有人翻庐山会议的老账，说成是“反右不反左的恶果”。林彪是忠于毛主席的，说大跃进是交了学费，而刘少奇居然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气象部门的历史统计，大跃进的三年除个别地区以外，从全国来说，是风调雨顺的，所谓三分天灾实际上不存在）。这不是要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七个指头（毛泽东说过，只不过饿死几个人）。这就违反了毛泽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理论，是公然反对大跃进。这不只是使得毛泽东的关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试验受阻，更严重的是，他老人家还在世时，就有这么多人反对，这就不能不对百年之后要出什么问题担忧了。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不排除这些障碍，毛泽东是不放心的。事实上毛泽东早已不放心了，还在此以前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已经触动了毛泽东，他马上把两件事联在一起，早在1958年3月9日成都会议上，在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就已说到：“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出现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来了：
　　“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越想越害怕，到1966年 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已经完全明确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群众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
　　到这时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已经成熟，决心也下了。既然党内党外到处都有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就只有把这个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已经过战斗考验的党彻底摧毁，“更换新血轮”，重新建立一个永远忠于他一个人的新党，把已有的政府机构彻底摧毁，更换新人，重新建立新机构，才有可能保证把已经被识破的，没有识破的，还在被信任的等等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统统清除干净。然而毛泽东也想到，现在已经存在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固然清除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存在、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东西还存在，那就有可能再产生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老人家还是不能安枕的。因此，毛泽东要彻底破四旧，彻底消灭封、资、修，使中国只剩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式的文化，再也不存在任何别的思想和文化了，这才能把出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根子彻底挖掉，只有这样，他老人家百年之后才能放心。
　　一方面要消灭现在已经存在的和暗藏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要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分子和人物的根源，使以后永远不再出修正主义份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不但要反修，而且要防修，毛泽东要在趁他活着的时候就完成他的伟业，毛泽东之志可谓大矣。这么伟大的事业依靠谁来完成呢？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那些老革命，党政机关的上中层干部、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可靠的，毛泽东在关键的时刻总是利用最迎合他的坏人，在江西打AB团时利用李韶九，在延安整风时利用康生，现在只能依靠江青、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在下面则利用群众和学生，依靠他们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无知。依靠他们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夺权，到处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大中小学校的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出身不好的教授、教员、等等，因为他们是教育黑线的执行者。到处抄家，到处搞打砸抢，到处破坏文化遗产。这些战斗队为了彼此争夺权力，抢占地盘，争夺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控制权，彼此进行武斗，军队也参加了，除了没有动用飞机以外，大炮和坦克也用上了。最野蛮的，最无人性的残酷斗争，屠杀、对人的极端的侮辱，所有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出现了。许多人被残酷斗争致死，许多人受不了那样的凌辱而自杀，加上群众的互斗，把全国变成一个屠场和战场，因此而死的人数仅仅次于大跃进饿死的人数，造成人间又一次最大的惨祸。
　　这还不算，由于工厂和农村都变成战斗队互相争夺的战场，几乎没有人去搞生产，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又一次陷入崩溃。
　　毛泽东的所谓四旧和封资修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历史上所逐渐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文化和传统，毛泽东的破四旧和消灭封资修实际上是要消灭人类的一切文化和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这实际上是毁灭文化的运动。毛泽东常说，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其实洪秀全在他之前已经这样做了，洪秀全只准人家相信他那套邪教教义，所有的古书都要烧掉，所有不信他的邪教的知识分子都要杀掉。毛泽东则除了他的四本红宝书以外，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读自然科学也是走白专道路，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消除。毛泽东是最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因而有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是毛泽东所最忌恨的，所以毛泽东对于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不遗余力的。毛泽东自夸秦始皇只不过坑 460个儒，而他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实际上他所坑的儒远不至此。从延安开始，包括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中国被他坑害的知识分子达到几百万。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但要斗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要彻底破除产生知识分子的教育黑线，停课闹革命，破师道尊严，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最后来一个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所有的青年学生都送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以便造成为毛泽东所想像的没有知识，只能背诵几条毛泽东语录，对他一个人愚忠的半文盲，使中国变成没有文化的国家，把中国退回到蒙昧时代。
　　毛泽东自以为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把现在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清除干净了，而且还能够保证今后永远不出这样的人物，然而一个真正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出现在他的身边，林彪为了个人的野心，大吹大捧毛泽东，神化毛泽东，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于是毛泽东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有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最大最大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带头鼓励人人挂毛泽东像章，摇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到处号召忠于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为了报答林彪，竟史无前例地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写进党章。然而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伙伴关系的，利害冲突迟早要发生，果然这种冲突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发出来了。林彪急不可耐，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通过这个办法把权力抢到手，毛泽东寸步不让，“矛盾激化”，林彪最后摔死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庙，毛泽东的精神也崩溃了，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变成一场闹剧而告结束。于是文化大革命又再一次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农民革命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而告结束。
九、消除农民革命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在我国历史上同时消失，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农民革命的影响是不可能随之消失的。为了消除农民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在这里做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工作，进行了体制改革，引进市场经济，而且一度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所有这些都是消除农民革命的影响的重要步骤。然而对于民主和自由，邓小平只不过是叶公好龙，当人民真正起来要求民主时，他却使他们的鲜血流淌在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上，从而彻底结束了政治民主改革的要求，回复到专制统治，这说明农民革命的深远影响不是一个人所能解决的，还需要人民做长期的努力才能肃清。
　　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其所做所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关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农民小生产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无知所产生的反常识和反科学的方面是比较容易消除的，而且已经在消除中。农民小生产者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专制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民主、反自由、不承认人的个性的解放的思想则是不容易消除的，事实上，这些方面正在被继承下来。由于后来接班人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威信，再回复到当年的专制统治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却仍然在刻意追求。
　　打江山坐江山所造成的极权统治最大的恶果是把权力当成一种世袭，由他指定接班人，而人民则永远成为被统治者，这就把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极权统治者不认为权力来自人民，而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自己有权坐，打江山坐江山就成为农民革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必然把国家当成遗产传给所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他的接班人也就按照这种逻辑，把权力当成遗产接受过来。认为自己一旦被挑选，就理所当然地拥有无限权力。
这种挑选自己接班人的家天下的制度，使自己的江山代代相传的后果是严重的，即使当他们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时，也只允许改革经济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可以开放市场，引进技术和投资，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人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则采取封闭和排斥的态度，并且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说成是腐朽的。这样他们就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对分开，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政治上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绝对分开，把人变成没有个性和没有个人理想的机器。他们也想发展社会科学，然而他们所需要发展的社会科学是为他们的专制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服务的，他们把社会科学变成极权统治的婢女。他们要在根本没有民主、自由和个性的发展的条件下发展经济、振兴科学、在中国实现一个既富强、又专制独裁的大帝国。这种幻想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转化为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对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的探索往往是促使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从西方和东方历史的发展都能够得到证明。文艺复兴的批判精神和人自身的觉醒既促使人文科学的发展，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注入活力。韦伯指出，宗教改革的加尔文的精神对科学的成长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在宗教伦理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如此显著，它形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本身。”
　　中国的历史则说明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把人当成专制统治的工具，共产党则把这种违背人的本性的专制统治下的绝对服从变成驯服工具论，极大地阻碍了人对自身的发现，使人屈从于奴隶的地位，人文科学固然不能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
　　中国二十年来的体制改革也说明不改革上层建筑，不改革政治体制，只改革经济体制，虽然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原因是旧体制、旧思想、旧价值观在体制改革中处处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使机构日益官僚化和腐败。官商结合、权钱结合、甚至官黑结合，合伙盗窃国家财富，欺压人民。国营企业每一次改革都成为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国营企业被蛀空。强迫命令、横征暴敛，使农民陷入困境，农田荒废，农业陷入危机。几亿农民没有工作，几千万职工失业。由于内需缺乏，市场不景气，失业以后难以再就业，人民积怨日多，犯罪浪潮叠起，社会陷入严重不安，表面的高速度与繁荣掩盖着潜在的危机。
　　中国体制改革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还在于农民革命的影响难以消除，旧体制、旧思想、旧价值观仍然顽固的存在，这正是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的关键所在。
2001年6月19日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二）
马克思自称他的理论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严格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实际上他是从人道主义的片面观点出发，把历史上所产生的分工都看成是人类的罪恶，他要消除产生罪恶的分工的历史，重建一个没有分工，因而也没有因分工而造成人类罪恶的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的历史，因此他就完全脱离人类自己从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历史，用他的头脑来创造一整套符合他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并且设计出一个理想的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社会，然后用最激烈的手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强力推广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
马克思开始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已经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时在英国，原始积累时期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诞生的早期资本积累的残酷剥削也已开始好转，工业革命已开始走向完成，对待工人的剥削也已开始有了缓和，整个英国都处于十分繁荣的时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正在加快生产，把她的产品运销到全世界。但是那时的欧洲大陆显著落后于英国，法国在那个时，现代化的工厂建设还刚刚开始，工业革命从法国来说，还没有展开，从法国全国来说，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工厂虽然已经开始建设，但却是建在巴黎以外的一些城市，巴黎基本上还是手工业作坊，占绝对多数的工人还是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工人。马克思在1842年到1843年是莱茵报的主编，那时他还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1843年秋季来到巴黎才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那时马克思只能从英国的经验来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而那时他却不在英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的实际，马克思还没有亲身体验，尤其是那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的发展及其变化，马克思身处法国，是很难察觉的。因此当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原始积累已经成为过去，阶级关系正在好转的时期，马克思仍然按照他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剥削所得到的那种残酷剥削的资料，来创造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然而恰巧这个时候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创造是很丰富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就在远离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历史，完成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
马克思是在1843年秋来到巴黎并且立即参加当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活动，并且立即从事对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建立工作。马克思在来到巴黎以后就立即写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导言》，1844年1月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基本观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例如，把无产阶级理想化，说成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对资产阶级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都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产生了。理论只能由哲学家提出，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等等也在这个时期提出来了。写完这篇著作以后，又立即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如他这本著作的书名所体现的，他是以哲学的思维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社会的最富裕状态……对工人来说，是持续不断的贫困”，“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呈正比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越大，数量越多，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最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呈正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哲学家的理论式的推导。但是，马克思已经把共产主义、人道主义都提升到自然主义的高度来进行论断，“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完成和实现就是人道主义的完成和实现，它们的完成和实现，和自然的运动的规律一样，是一种必然要实现的，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马克思后来还把他所说的这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又一次作为历史的论断重新提出，他认为他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的真理，“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是必然要实现的。在巴黎时，马克思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在巴黎与恩格斯见面以后两人的合著，《共产党宣言》所谈到的理论都是在第一部著作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的，但是以更概括的、更加系统的理论论述进行全面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完全凭想象力推论出来的，是马克思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体验的情况下用逻辑推理推断出来的。马克思首先想象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中的理想的人作为出发点，来设计马克思的整套的历史理论和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然而，那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是从农业社会的德国和法国得来的，因此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处处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特点。
二、马克思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理想
马克思为了设计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首先设想出一个理想的原始社会，在那里，由于还没有产生分工，因此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和彻底的自由的，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限制，因此他是全面发展的，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方面和部门中去发展，他是完全自由自在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社会，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全面发展。于是马克思就从他所设想的这样的理想中，设计出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38页）。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的模式，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不重视，因而也不加注意，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理想，就是消灭分工，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是从消灭分工来实现的，消灭分工是马克思以终生的努力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的全部的理论的创造就是建立在消灭分工这个理想的实现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三十年后写《哥达纲领批判》时，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理想，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1883年去世，花了三十年的时光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为了要从理论上证明必须要消灭分工。
但是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模式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模式，农民小生产者一家一户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们从生产劳动到自制生产工具，农闲时出去打猎、捕鱼，样样都干，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马克思把这种没有分工样样都干的生产方式上升为理想，就成了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我国有一首描述小农经济的《击埌歌》（《古诗源》第一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相传是尧的时代的农民唱的歌词）不也是一幅农民小生产者样样都干的理想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图景吗？马克思就是把这种没有分工自食其力的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以理想化来模拟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分工和自由是既有联系又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原始社会即使没有分工，因为人对自然的不了解，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产生分工是原始社会的一种自然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产生了一种强制的“自发”的力量迫使人们产生的。马克思把这种自然发展的分工设想成为强制产生的。他设想原始社会有一种“自发”的力量，强制人们实行分工，因为分工是强制产生的，因而就不是“自愿”的，原因是有了分工，人们就失去了自由，分工把每个人都限制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分工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因此，为了人的自由，就必须消灭分工。但是，要消灭分工就还需要消灭产生分工的社会，再由人们按“自愿”的原则，自由参加，重新组织一个“自愿联合”起来的新的集体或社会，重新获得自由。马克思从这里建立起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分工，这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实践证明，分工不但不是使人失去自由的原因，而是使人能够实现自由的原因，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和合作，才能满足每个人生活的全部需要，但是马克思却把分工说成是使人失去自由的原因，因此不但要消灭分工，而且要消灭产生分工的社会，再重新建设一个永远不再产生分工的社会。然而，马克思自己也知道，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分工，要使社会不再产生分工，就必须设计一种强制的力量来控制分工的产生，而且还要把社会也也严格控制起来，使这个社会不可能再产生分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以后不再产生分工，于是人才有可能永远处于没有分工之中，只有这样，按马克思的想法，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为了设计这样一个以后再也没有产生分工的社会，不是一次实现的，他是经过逐步思考，逐步设想，最后才实现的。还在他提出第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时，马克思就已经考虑到了，当大家都实现了随自己的心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整个的社会生产由谁来管理呢？于是他就已经设想由“社会来调节整个生产”。但是当他已经设想由社会来调节整个生产以后，他又发现仅仅由社会来调节生产还是不够的，因此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设想把“自发”产生分工的社会消灭以后，建立起一个由每个人按“自愿”的原则建立起一个“自愿联合”的社会，但是如果这个“自愿联合的”社会仍然“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建立的共同计划”，那么，旧的分工仍然是可以复活的，自由还是没有保障。于是马克思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设计建立一个永远不再产生分工的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迫从属于一个阶级，同一个阶级的成员都被锻炼成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条件”于是马克思最后设想，由“革命的无产者”不但把本阶级“的生存条件控制起来”，也同时把“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也全部控制起来，使大家的“生存条件”都成为一律，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分工产生的原因，使每个人的自由得到保证，马克思的理想的自由社会就实现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是如何把他所设想的绝对的自由一步一步地与绝对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从这里，我们也会同时想到，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自由”思想也是与皇帝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这也说明马克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农业社会的法国却已经产生了。
在写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约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以更加成熟和完整的，但又更加集中的理论论述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完成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把人类的历史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欧洲的历史，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从中世纪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一次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实现的。我国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与农民革命有密切关系，但每次农民革命都没有造成历史的进步。而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和平的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战争只能产生破坏，不能产生建设。然而马克思却作出结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然而马克思接下来不是研究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实现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转过来说，“商业危机”造成“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和“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有这些话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还基本上是小作坊生产的巴黎写的，而英国却正在经济迅速增长和繁荣中前进，英国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早期以及七十年代都经历过经济危机，但是并不严重，毁灭商品和生产力根本就不是事实，而且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最后的结论中，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十九世纪生产力飞跃发展。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革命将实现更加彻底的自由的预言在宣言中加以重述：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一小段话实际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的简化。这里所说的“联合体”就是前书中所说的“自由联合”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由于在这样的自由联合体中，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已全部“控制”起来了，因此，马克思式的自由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了，再也不会每个人的自由会妨碍别人的自由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很自然地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了。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两千多年前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柏拉图从希腊的城邦民主看到了“社会的腐败、退化和衰亡”，设想了一个善和正义的《理想国》，在那里所要实行的一切都是合乎柏拉图所设想的“善”和“正义”，并且由一位哲学家作为王来统治和治理，以保证柏拉图的主张能够实现，这个善和正义的《理想国》也是一个古代的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都按本阶级应当做的事去完成，不得有任何违背，绝对服从就是善，因而也是正义。波普称它为“极权主义的正义”，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完全自由也只能是“极权主义的自由”。
三、马克思来到英国
1849年6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来到英国以后，就长住在英国，一直到去世，长达34年之久。马克思来到英国，己经是四十年代结束，五十年代开始。那时英国的原始积累已经结束，英国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早期资本积累也已开始好转，工业革命也已完成，世界市场正在形成，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英国正在利用工业革命所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开足马力，用全力进行生产，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销全世界。英国是西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最先进，也最完备，工业技术也走在所有国家的前面，应该说，英国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关系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但是，马克思来到英国以后深感失望，英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并不是象马克思在法国时所描述的那样，没有看到街垒战，也没有看到罢工斗争，事实上，在马克思还没有来到英国时，英国的工人阶级曾举行过一次宪章运动，聚集有一百万人游行罢工，而且组织起三百多万人签名向议会递交要求工人享有完全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的请愿书，马克思曾欢欣鼓舞，写过不少文章进行鼓励，但是由于工人的要求被议会部分接受而和平结束了，而且后来工人们所提出的要求都在英国的议会选举中实现了，而且也在欧洲所有的国家的议会中通过了，马克思曾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把英国的工人宪章运动变成一次阶级战争，然而马克思的希望没有得到实现。马克思来到英国以后，看到英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和平相处的关系，确实也说过，英国可以经过和平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但是这到底不是他的初衷，马克思所希望的不是这种和平的结局，马克思原来在法国时希望阶级决战的到来的愿望来到英国以后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所盼望的通过两大阶级的决战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看来已经不可能在英国实现了。于是马克思只好钻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去搜寻英国原始积累和英国资本早期积累残酷剥削的历史资料，去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以此来证明他在法国所作的结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阶级斗争和最后的阶级决战是迟早要到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必然要出现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英国这种阶级关系的和平的气氛使马克思感觉到英国的现实对他的理论创造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在英国时对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已经不可能再有新的创造了，原因不但英国的现实没有供给马克思发展他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现实的条件，而且从整个的欧洲的阶级关系来说，也越来越走向“和平和协调”（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只能根据他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所找到的历史资料来证明阶级斗争和决战不可避免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灭亡的结论。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写他的《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在《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论断，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代替中世纪农民小生产者的所有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私有制所造成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的垄断”和“在这种垄断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外壳”已经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所有这些结论都是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中作出来的，这就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书房里作结论时，整个欧洲却达到从来没有过的繁荣，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变得更加稳固，阶级关系更加和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这个论断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过，在以后还做过。后来恩格斯说过，他们太乐观了，然而这不是乐观的问题，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历史。
马克思既然在英国找不到发展他的理论的条件，他只能另找机会，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1848年巴黎的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斗争。马克思在这两次事件中建立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848年的巴黎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个时候，在巴黎现代工业还没有产生，巴黎的工人还是在小作坊里做工的手工业工人，巴黎还没有由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参加这次革命的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这是一次知识分子的革命，恩格斯后来也说，“1848年的巴黎革命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次革命起来得很快，消失得也很快，虽然这次革命波及的范围很广，欧洲大陆有二十多个国家都发生了骚动，但是革命并没有统一的发起和组织者，因此是互不联系的，革命的结果对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不是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没产生什么影响，但是马克思却在这次革命中第一次建立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写道：“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都“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都“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77页）。“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同前第479页）。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关于巴黎1848年革命可参考英国阿克顿勋爵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世界史》第十卷第十五章《1848年革命》和第十七章《法兰西第二帝国》）
巴黎公社的战斗是在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俾斯麦的军队在占领巴黎以后旋即退出，巴黎的市民以工人为主自动组织起来，命名为巴黎公社，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梯也尔的法国政府军前来包围了巴黎，要求巴黎公社的工人投降，于是一场保卫巴黎的战争产生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战斗只持续两个月就结束了，但是巴黎的工人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抵抗，坚持不屈，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这场战争中，巴黎处于被包围之中，外援全部断绝，公社不能不采取彻底的战时管制，把现有的物资进行全面集中和控制，把全部人力，包括妇女在内，都全部组织起来进行坚决的抵抗。战斗是十分惨烈的，这确实是可歌可泣的一场战斗，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军队的战斗，但不是一场无产阶级起来要求改变法国政治制度的革命，工人阶级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是马克思就把巴黎公社战争中的全面集中和统一领导的全部经验拿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进行论述。取消三权分立的政府制度，把全部资源都绝对集中在政府的手里，所有人都拿工人的工资，取消军队、警察和官僚等等，这些战时一切集中和绝对统一领导的战时体制全部变成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专政的手段。马克思还说在这种绝对集中，绝对统一领导下就能够把政府的工作变得十分简单，政府选择国家工作人员就像企业选择监工和会计那样简单。而且这种权力集中就能够为国家奠定“真正民主的基础”，而且“劳动一解放，大家都变成工人”，于是一个完全平等和自由的国家就产生了。马克思这样不加区别地照搬战时经验作为国家管理的经验，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因为马克思很早就已经主张把全社会的成员的“生存条件”都由无产阶级“控制”起来以实现人民的最大的和最全面的自由，只不过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现在找到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马克思住在英国三十四年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作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并不是从英国的经验中得来的。
四、马克思关于他的理论的全面论述
——《哥达纲领批判》
欧洲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工业革命已经普遍完成，科学研究的成果已经开始应用于生产，生产在以更大的速度在发展。整个欧洲一片繁荣，在政治上，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民族战争已经结束，民族国家已经实现，各国都在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民主和宪政制度，协调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用全力加快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社会开始走向协调的时代。从工人和国家的关系来讲，工会已经为法律所承认，以产业为基础的全国性行业工会也已普遍建立。工人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工人的生产条件，卫生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的实质性工资得到了增加，生活条件也在改善。虽然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案还没有解除，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也为了平息工人的斗争，俾斯麦却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成十小时工作制，工人的暴力斗争已经缓和了，这是一个大改变的前夜，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成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所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由于形势的需要于1875年在哥达举行会议，讨论联合的问题。在这个联合会上，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联合起草了《哥达纲领》。
这个时候马克思正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使用他的全部精力撰写《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证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因此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能用决战来解决，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而《哥达纲领》却讲利用国家的合法手段，对国家的民主监督等等，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马克思看到《哥达纲领》，情绪非常激动，《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由于《哥达纲领》涉及到各个方面，因此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乎所有方面，因而成为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的全面论述。因此《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为马克思最后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全面的也是最后一次的重要文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是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家都奉为经典。
在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考虑形势的改变，仍然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说成是“奴隶制”，而且“社会生产劳动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就“愈残酷”，这是马克思的一贯的不变的观点，马克思特别重视消灭私有制，他在批判开头就提出来不应当“泛泛地谈劳动”，而应当首先谈“所有制”，应当“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个祸害”，把“劳动资料”变成“社会公共财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应当按每个人每天提供的劳动量折合成劳动时间，领得一张证书，再去社会储备中去领得相当于他所做的劳动小时的一份消费资料，因而不需要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过商业去购买，再受商人的剥削，应当消灭商业。
马克思还批判了纲领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也没有提到在资产阶级这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他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就已提出来的作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的消灭分工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一次作为共产主义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重新提出。但是如何消灭分工，马克思所设想的还和三十年前一样。
“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亡之后”，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实现了”“生产力就迅速增长起来了”，于是集体财富也就跟着“涌流”，于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就到来了。
从马克思创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哥达纲领批判》将近三十年是一个欧洲巨变的时代，工业革命把科学和知识引进生产力，引起了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这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感觉到了，那时马克思还在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法国，没有亲身体会到这种生产力猛烈增长的原因，不但没能考查生产力的这种猛烈增长，至于由于机器应用于生产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例如工人需要掌握机器的知识，工种之间的更加需要协调配合，机器更加需要保护，都需要工人的合作，而且生产力的迅猛增长，财富的增加，工人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开始在改善，所有这些条件的变化至少在英国已经开始产生了，马克思在法国，当然不可能有亲身的体验，但是马克思在1849年6月移居英国以后，他已来到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也是最典型的国家，应当说他已经有了条件去亲身体会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了。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去认真研究过英国的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及其变化，却把自己封闭在大英博物馆中，与世隔绝，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从理论到理论去推断七十年代的历史，仍然用中世纪后期的原始积累的残酷剥削不加区别地套在七十年代已经变化了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面，欧洲的资产阶级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也和中世纪的原始积累一样，仍然是“掠夺”，仍然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的积累仍然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704页）。在谈机器的使用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用机器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至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开创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从来不加思索。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机器的使用将要带来一个知识社会和知识时代的到来，为消灭体力劳动创造条件，马克思更不去考虑，马克思就只有仍然用三十年前那种简单的强制方式去思维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还在设想“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的分工”一旦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就随之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旦消灭了以后，每个人都成为生产劳动者，生产力就能迅速增长，财富就随之涌流，于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到来了。马克思的这个惊人的简单的思维方式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的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生产就立即翻番，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看起来，毛泽东的大跃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根据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看起来是十分激进的，但是却是十分落后的。亚丹斯密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生产的方式还是手工操作，但是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因此亚丹斯密立即把劳动的概念扩大，把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都概括为劳动去建立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完全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的。而马克思已经开始处于知识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时代，还仍然把知识排除在生产力之外，他幻想只要大家都成为工人，大家都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生产力就立即增长了，这不就是后来毛泽东所发明的大搞群众运动吗？马克思也确实说过，科学是生产力，但是在他建立他的政治经济的理论中却没有知识的地位，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劳动的概念仍然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他完全不去考虑一旦知识进入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以后，就将改变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面貌。
从《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斗争，没有和谐。《共产党宣言》宣称，自从产生阶级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宣称：“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是在西方生活的，西方的历史恰巧不是这样，希腊的灭亡，罗马的灭亡，一个新时代的产生都不是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的产生是中世纪为之创造了条件，没有中世纪的商业的大规模的发展，没有中世纪后期的自由城市和自由中产阶级的产生，没有一系列思想解放和知识的革命等等，现代社会的产生就没有条件。马克思把对立面的斗争绝对化，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他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只有阶级斗争才是一个新时代产生的原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恰巧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没有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就找不到对立面的斗争这个名词。马克思很尊重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因为赫拉克利特是希腊的最早的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那个时代希腊人和外族的战争很频繁，赫拉克利特是歌颂战争的，但是在他谈辩证法时，不但谈对立面的斗争，同时也谈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依存，以及和谐。他形象地说，弓弦和琴弦两种不同的东西相互作用奏出美妙和谐的乐曲。事实上，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希腊的奴隶是没有人的身份的，但是希腊人对待奴隶并不苛刻，奴隶们通常和希腊人做一样的事情，耕地、经商、手工业、制造、家务等等，有些有文化的奴隶还可以以文书的身份服务于国家，但矿山上的奴隶的劳动是艰苦的。罗马自从斯巴达克奴隶起义战争结束以后，奴隶主对奴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待奴隶的待遇有了很大改善，奴隶主给奴隶一笔资金、土地和工具，允许奴隶独立自主经营，缴纳租金，奴隶可以有自己的积蓄，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奴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自主经营的权力。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奴隶转变为隶农，已经开始向中世纪的农奴制转变了，农奴人身是自由的，经济上也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从初期的残酷剥削逐步向阶级协调发展了。从现在来看，趋势已经很明显，社会将从阶级对立走向阶级协调，最后走向消灭阶级。西方的历史的发展就成为从丝毫没有人身权利的阶级关系逐步走向完全平等的关系，而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也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历史恰巧证明，对立的斗争绝不是绝对不变的，并不是阶级对立一经产生就必须一直斗争下去，只能你死我活，不能有别的，事实上对立面的双方是在不断地运动和相互转化之中，并不是象马克思所说的，只能等待由两个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来解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于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当列宁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他对黑格尔的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么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列宁：《哲学笔记》第86页）。“对立面的同一——这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同上第162页）。“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等等。但列宁后来在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对于辩证法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是绝对的一样。”（同上第362页）
这里可以看出列宁的这个辩证法的观点是来自马克思。后来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很显然是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不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
还有一个问题，不论是赫拉克利特还是列宁都是主张万物是发展的、运动的，没有静止不动的。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但是，马克思在巴黎一开始发明了他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后，就不再改变了，与时代的变化相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思想越来越绝对化了，以至他的《哥达纲领批判》最后完全离开了他的那个时代。因此，马克思建立他的理论时，也就是他的理论被修改的开始，而第一个修正他的理论的人就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
五、恩格斯谈历史观
恩格斯和马克思合作写过很多文章，表现出意见的一致，但是恩格斯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中常常提出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观点，恩格斯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在提出来以后或者不再进一步发展，或者放弃了进一步研究，退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也就不再探讨了。不过从恩格斯提出的那些不同的观点看来，常常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对历史的总的看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在马克思逝世三年以后为总结他和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所写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对历史观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很值得人们去重视。恩格斯在本书一开头就引黑格尔的话说：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
黑格尔是用这些观点来赞颂普鲁士皇帝弗列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统治，但是恩格斯则是引用这些话来说明自己的历史观的。恩格斯在说明了黑格尔说这些话的观点以后，接下去说：
“历史上依次交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无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历史和认识一样，……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永远不存在的，人类只能走向完美，而不可能实现完美的理想状态。”
这种情况，在“认识的领域中和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从上述观点看来是绝对不同的，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规律，马克思认为他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与自然运动的规律同样都是绝对准确的，也就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运转的。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这些阶段都是人类所不必要的，都是人类的祸害，造成人类的剥夺和被剥夺，奴役和被奴役，是对人的苦难，都是人类所不需要的，都是人类不希望产生而被迫产生的，因而都是应当消灭的。因此，马克思要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消灭，马克思要结束存在着阶级的社会，建立起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在那里，人是完全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物质财富的丰富使每个人都能够“各取所需”，也就是说，那才是人类所真正需要的。
由以上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永不结束的过程，而是既有起点，也有终点的一个过程，它的起点是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完美的社会，它的终点也是回到同样完美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这个完美的终点的第一阶段。物权法没有说明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第二阶段，如果真的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马克思的这个历史的理想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波普所指出的“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进程是被思想家所设计出来的，这个设计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按照一定的模式制造出来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因为斯巴达在专制贵族的统治下，建立起一个完全遵守秩序的绝对统一和绝对服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合乎理想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完美的理想的社会虽然是马克思所设想出来的原始社会，实际上也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因为在那里，是连“生存条件”也已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的理想的国家实际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经实现了。
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学说，它从道德要求出发，要求消除人类社会中的恶，实现道德的善。波普说，历史决定论常常把他的道德要求扩大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马克思是把他的道德论扩大成为历史理论体系，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出现的恶都看成是一种罪恶，因此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理论体系来说明恶的来源，并且设想一个革命的理论体系来消除人类的恶，建立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实现完全善的完美的理想社会，把现实社会中的所有的现象，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私有制所造成的富贫差距，阶级的分工等等都说成是产生恶的原因，都必须消灭。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去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也是一样，他也不再去研究这些道德上的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是尽一切力量去揭露它的罪恶。马克思反复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的雇佣制说成是奴隶制，资本家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得越多工人的折磨就越严重，因此是不可能由剥夺者发善心来改善被剥夺者的苦难，要实现道德的善只有被剥夺者自己起来消灭剥夺者，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也没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的社会，真正实现善的社会，恢复马克思所希望的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唯一的办法，最后，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人的实践创造历史，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只能是哲学家的创造，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说明了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由哲学家出主意，无产阶级去实现。
六、恩格斯关于分工和私有制的思想
马克思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私有制产生以后产生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的产生和分工都概括为分工，并且认为当人类还没有产生分工以前，人类是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是人类最理想的时代，产生了分工以后，这种理想的生活就失去了。马克思对他所发现的这个观点很重视，把它作为一个他的历史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而多次提出，但是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不谈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反杜林论》《暴力论（续完）》这一章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由于人对自然还是完全不了解，生疏的，不可能顺利地利用自然，自然的力量与人是对立的，不断地在侵袭着人类，人类在自然中要实现自己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人终日艰苦劳动，还很难满足自己的生活要求，人并没有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相反的，人是极不自由的，人也不可能是全面发展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生存的办法。相反地，人为了争夺相互之间的生活空间，不断进行战斗。对待战俘，最早的时候就是“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经济情况”发展了，找到了使用他们的价值，于是‘奴隶制’就产生了。”恩格斯还认为是奴隶制才造成大规模的分工的可能，为古代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还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关于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也有不同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当人类还处于自然经济的时代，人们之所以要组合成为公社，是由于生产力还很低下，个人每天的生产还很难满足当天生活的需要，结合成为公社是为了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捕获食物，能够提高猎取食物的效率，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满足生活的需要，真正能够在当天获得的食物除当天食用，能有剩余，成为公共集中保管的财物只不过是偶然的现象。当个人的生产力提高以后，生产有了增长，生产的产品除了当天食用以外，经常有多余能够积累成财富时，私有制就开始产生了，私有制一旦产生，公有制就开始走向瓦解，当个人生产物有了多余，能够拿出来，与邻近公社进行交换以扩大自己的食用来源时，恩格斯认为，如果这种交换日渐增多，公有制就进一步瓦解了，私有制的产生就成为人类的重要的所有制方式，标志着经济的进步，历史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有制的原始公社是当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能力还很低时的一个过渡。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也有一些部落或氏族由于当时获得食物的比较便利，而且与其他公社处于隔绝状态，就一直停留在这种公有制的原始公社之中，就有可能因此停止进步，在其他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时，他们还仍然停留在采集渔猎和极其原始的农业生产之中。
人类的历史还证明，分工的性质和私有制的发展对于经济和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既缺乏分工，其所产生的所有制也是地主占有土地而远离生产因而不关心生产，只顾剥夺佃农的劳动产品，以及以农民小生产者的自耕农为主的这种土地占有制度，这种所有制，都是造成经济和历史停滞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农业生产的特点是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如果不能发展出其他各种生产和经营方式，只能固定在农业生产方式，就会造成一种严重的自我封闭状态，既屈从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屈从于血缘关系的王和贵族的统治，就会产生墨守陈规，不求进取。毛泽东照搬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说中国西周是奴隶制，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很低，而需要的劳动力的投入很多，因此，农业生产都是聚族而耕，自食其力，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粮食能够供养大批奴隶，而且也不需要奴隶制，这一点梁启超在他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已说过了。事实上，我国的西周时代已经是文字十分成熟，历史记载很详细，但从来没有关于奴隶制的记载，即使殷商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有些学者根据甲骨文上的一两个单字来推断这是奴隶制，更没有根据。事实上，我国《诗经》中记载批判贵族剥夺农民的诗歌不少，而记载奴隶制的却没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并没有发现奴隶制的任何根据。我国的文化也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和宗法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也是随宗法分封制度进行分配，封建制改变以后，这种土地分封制度也随之改变为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一直持续不变，虽然在我国也产生过商业，但是商业是受到压制的，对商人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使之在社会低人一等，如，不得衣丝绸，不得乘车骑马等等，但把盐、铁、茶等大宗产品则收归官营，迫使私人商业发展不起来。即使这样，在我国历史上也发展出相当大的商邦，例如在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晋商，远达俄罗斯，而且还发展专门经营金融的票号，徽商遍及长江流域，但都在清朝被抄没，所抄财富尽入皇宫，成为皇室的享用，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经济再也无法发展。在我国历史上专制统治和官僚特权统治使每个朝代经过一两百年到两三百年以后就彻底腐败，剥夺民脂民膏，最后激起农民的反抗和农民革命。我国的改变朝代，都经过激烈的农民革命战争，造成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人口丧失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田园荒芜。但恢复和重建起来的仍然是专制统治皇朝，历史再回到原来那种平静，一切恢复原状。与西方比较，农业社会的改朝换代才真正是阶级斗争，但是农民革命的阶级斗争并不能造成历史的进步，阶级斗争并不是革命的动力。阶级斗争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火车头。我国的文化发展，也非常狭隘，我国的春秋战国因为分裂成许多国家，有了一些学术发展的空间，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时期，但是那个时代的国家仍然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那时的学者也只能奔走列国为加强皇帝的统治做说客以取卿相利禄，学术的发展是极其狭窄的。以孔子而论，他的《论语》的内容也是这样，孔子很重视仁，对仁有很好的发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是他的礼是巩固统治阶级上下等级的礼，他的正名就是正君臣父子的地位，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甚至孔子的仁最后也以“克己复礼为仁”，把仁也回归到礼。在历代皇朝，真正得到发展的是礼和正名，发展到南宋成为理学，成为最严密的和系统的纲常伦理及其哲学，严密地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这与欧洲希腊的哲学，科学的发展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即使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西方的历史与东方完全不同，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他们很早就从地域限制中解脱出来，发展了商业交换，形成一种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实现财富的方式，因而也发展出不同的文化。欧洲历史发展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定居在两河流域的交汇处，以农业生产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如石料、木材、矿石都产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很早就发展相互的贸易关系，商业交换的发展使他们产生了规范商业交换中所产生的相互关系的法律思想，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公平交易，防止高利贷，保证借贷关系等等做出规定，为保护因商业交换所产生的财产提供立法。到了希腊的时代，商业的发展就以更广阔的规模进行了。而法律也就更加完备了。
希腊人本来也是农业民族，依靠农业为生。从北方迁来爱琴海边，由于那里的土地不适于种植谷物，满足希腊人生活的需要，而爱琴海为他们提供一条航海的通道，他们就把原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结构改变为海外贸易服务的经济结构，农业改种橄榄榨油，葡萄酿酒，发展陶器制造，纺织，开矿等等出口所需要的产品，扩大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出口贸易和国内工农业的分工，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经济的发展，希腊进行了多次改革，限制贵族的特权和过多占领的土地，把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取消平民的债务负担，解放因负债而成为奴隶的债务奴隶，使更多的平民能够参与城邦公民大会，有权讨论城邦的政治事务，使更多的平民能够参与海外贸易的各种经济活动，更加促进了希腊的海外贸易的发展，使雅典发展成为当时希腊人古代世界的贸易中心。希腊的城邦公民大会的召开，每年多达四十次，临时召开的会议还不在内，并且使许多希腊的思想家能够有时间从事各种学术的研究和辩论，使希腊成为哲学、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古代的城市。如果没有把农业经济完全转变为海外贸易，并且扩大各种分工，改进了制度，使希腊人能够实现个人财富的发展，使希腊人能够有多余的生活资料能够养活奴隶，发展奴隶制，使希腊人能够有时间从事其他政治和文化等等事业的活动，希腊的文明发展是不可能的。希腊的商业的发展是与发展个人财产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发展奴隶制分工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希腊人能够有自己的财富保证自己的生活，并且有能力养活奴隶，这才是希腊能够成为一个哲学、科学和艺术都能蓬勃发展的真正原因，像希腊这样能够把自己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完全改变为以为海外贸易为主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古代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这才是希腊能够成为希腊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阶级关系既是一种分工，也是一种剥削，但是要使阶级关系达到分工的目的，过分残酷的剥削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欧洲的历史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阶级剥削都不是过于残酷的，希腊也是如此。希腊人在对待奴隶上并不是很残酷的，希腊的奴隶通常与雅典公民做着同样的事，如耕地、经商、制造、家务等等，有文化的奴隶还可以文书身份服务于国家，享有特殊地位，但矿山上的奴隶遭受的待遇比较残酷。
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对待奴隶是十分残酷的，引起了奴隶的激烈反抗，导致多次奴隶战争，最后一次奴隶战争是斯巴达克奴隶战争，罗马人费了三年的时间用尽全力才得以消灭，从此以后，罗马人完全改变了对待奴隶的态度，奴隶主给奴隶以土地、工具和资金，允许其自主经营，缴纳租金，允许其积蓄个人财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这种对奴隶制方式的改变不仅为罗马帝国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对中世纪的农奴制的产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罗马人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发展出一个多民族的罗马大帝国，完全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制度，由于他们以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沿地中海几乎所有的民族，为了维持多民族的关系和社会秩序，他们非常重视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他们建立了万民法，保证凡是在罗马帝国管辖下的各个民族的人民都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都享有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的权利，以维持帝国的统一，尤其对财产的私有制作出特别详尽的规定，诸如所有权、债务权、契约、财产的继承权以及各种权力的产生转移和消失等等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以至马克思也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的法律表现，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实质性的修改”（《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4页）。它反映了西方历史一贯重视私人财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蛮族的入侵达几百年之久，造成欧洲田园荒芜，社会和经济受到彻底破坏，交通阻塞、商业几乎全部停顿，这种情况反而为中世纪的恢复以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新制度创造了条件。
当欧洲处在长时期的蛮族入侵的过程中，国家的统治已经瓦解，国王已经无权统治，国王、封臣、领主之间的关系只能靠罗马的法律和日耳曼的法律来维持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不受任何管辖，在彼此的领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空间没有人管理。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基层组织庄园也是独立的，在庄园内部，庄园主和农奴之间的责任、义务和权力也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法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办事。农奴在个人身份上是独立的，在经济责任和义务上还受到习惯法所规定，所限制，但已完全不同于奴隶，庄园主和农奴都有自己的土地，在经济权利上，庄园主对农奴已经不能自由买卖，农奴只能随土地转移主人，农奴按规定每周在庄园主的土地上耕种三天，其余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对于农奴负担的其他劳动义务也只能按规定实行，庄园主不能任意增加义务。中世纪这种完全依靠法律来规定各级地方官吏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连庄园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十分进步的制度，它为中世纪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更加重要的是它为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也有落后的一面，如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另一方面，中世纪的这种按法律确定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制度，为现代社会因素的产生提供了很多的空间，实际上许多现代社会的因素都是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许多历史家都认为，没有中世纪就没有现代社会。
由于中世纪中的庄园主和农奴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都存在独立自主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自的私有的土地的制度，各自都关心自己的财产的发展，在蛮族入侵停止，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以后，各种事业都发展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技术革命的兴起。重犁的使用使土地得以深耕，三田制的推广，使地力得以休闲和恢复，马拉挽具和铁马掌的使用使运力大大增加等等，都是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社会富裕大大增加，社会的安定和道路的畅通，所有这些都为使贸易大量恢复创造了条件，商业一旦发展起来，就在地方政府管辖地区以外的无人管辖的空地上建立起商品的集散地，很快发展成城市，这些城市从建设起来的开始就是完全自由的，自己选举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一旦早期所建立的行会被消灭以后，完全自由发展的工商业就兴起来了，自由中产阶级就兴起来了，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资本家也就发展起来了。在商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荒地的开垦，一方面是受到商业发展的刺激，庄园经济也开始瓦解，农奴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或者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民。
商业的发展为商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当时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都是十五世纪发展起来的重要的自由商业城市。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就是当时商业起家的巨商之一，随着商业的发展，一种新的思潮也就开始产生了，这就是商业的发展所要求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梅迪奇家族首先起来支持这种思想的解放，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要求否定中世纪的观念，追求发展个人的才能和抱负，追求财富，追求世俗生活，强调勤奋努力。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宗教改革也开始了，要求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新教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风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旦突破了思想的篱范，在过去被压制的科学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牛顿发现了宇宙运动的规律，鼓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去探索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天赋人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三权分立和立宪政治等等都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来了。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欧洲的历史并不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相反地是从分工和私有制中产生。而商业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就在于为推进分工和私有制创造了条件，这才是历史真正发展的秘密。
七、马克思主义和知识时代
科学革命发现了自然的运动规律，启蒙运动发现了社会运动规律，这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自由和用自己的劳动以合法的手段获得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并且为保证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三权分立和宪政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工业革命适时产生，把科学革命的成果引进生产力，现代知识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社会的和科学的条件就这样具备了，适应于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社会主义者从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贬斥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奴隶制度，列宁把它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制度。马克思找到的根据就是原始积累的残酷剥削，并且把整个资本主义都说成是原始积累的这样的奴隶制度。实际上，原始积累是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原始积累由于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逐渐结束了。资本早期的资本积累确实是残酷的，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知识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的利润创造就越来越依赖知识的创造，资本主义是一种知识创新的制度，它大幅度地把科学和技术推向前进，它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就越来越少了。现在工人的生产劳动时间在发达的国家已经缩短到每周35-36小时，价值的创造越来越成为知识的创造，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什么也没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步走向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社会，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就。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样样都好，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缺点，完美无缺的制度在人类社会是永远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前进，实际上也在前进。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制度，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把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因素的生产力推进到以知识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因此迅速解放了生产力。
当资本主义把知识引入生产力，把生产力迅速推向前进的时候，马克思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究资本家是怎么用剩余价值来剥夺工人并为此愤慨不已。资本主义已经在改变它的经营方针，把它获得利润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转向依赖知识，而不是仍然片面依赖对工人的体力劳动的剥削了。资本主义一旦转变了它的获得利润的方针，不但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也出现了大量的增长，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开始在改变，资本家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也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在缩短，英国在1870年就开始把工人每周60小时的生产劳动时间改变为55小时，全国性的行业工会也在许多国家成立了，实质性的工资也在增加，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的要求已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被接受，工人与资本家的紧张对立的关系也改变了，街垒战早已没有了。恩格斯在1892年为他在43年前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出版序言中也说：“至少在英国，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期已经过去了，”大工厂主“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因为资本家已经不需要采取“使工人命运恶化”的“欺压现象”了。资本家和工人“和平和协调”的时代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而正在到来，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了。马克思对这样一个正在转变的时代木然无所感觉，他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仍然说：“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也就是说，当每一个人都“变成工人”，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阶级存在所赖以维持的基础就根除了，社会主义就到来了。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在反复申述，“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消灭以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生产力也增长起来了”，“集体财富”就开始“涌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到来了。但是马克思再一次错了，不是大家都成为工人，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生产就突然增长起来，而是知识引起了生产力的革命，生产才能“涌流”，如果大家都变成体力劳动的工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就退回到原始社会了。马克思一直不理解体力劳动是怎么消灭的，生产力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马克思还在设想如何消灭分工，实现他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从十五世纪开始到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450年的长时间是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一个世界市场正在逐步实现，欧洲人正在把它的产品运向全世界，而全世界的财富正在向欧洲集中，造成了欧洲从来没有过的繁荣，马克思所在的十九世纪正是这个繁荣的高潮到来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十九世纪的1843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四十年，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十九世纪变化和繁荣最快的时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但是马克思并不去研究为什么欧洲的生产力能够实现差不多500年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到来的不到一百年更加猛烈增长，他却因为十九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次经济萧条就判定资本主义“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都已经“被毁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关于英国的事情，恩格斯后来也不能不说：那次危机“仅具有次要的性质”。马克思是完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制造经济危机，而且极力渲染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革命的火车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并且把巴黎公社两个月的残酷战争中的物力、人力的全面集中的战时经验直接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平时的统治之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个惨无人道的绝对专制的恐怖统治，而事实上这时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走向“和平与协调”的时期。
我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知识社会迅速成长的时期。我国虽然在第一个五年时期建成了前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骨干重点项目，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突然提高了几十年，但是毛泽东仍然搞他的土办法，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彻底抛弃了科学和知识，最后以饿死四千万人而结束，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满。于是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又死了一千万人。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接收了一个烂摊子，不能不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是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的，只能在接受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遗产中进行。
由于以上缘故，我国的改革是用极大的代价实现的。为了保证我国的改革最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在所有制上放宽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是国有制经济，因此坚持国有制经济为主体。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当然包括私有制，只能在国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被“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实际上是在不平等的待遇中艰难前进。在2006年2月24日通过了一个《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36条的文件，但是有人说，文件发出去一年了，在“融资渠道”、“土地使用”、“地方保护”仍然是“涛声依旧”，也有人说，“行业准入的大门理论上说是敞开了，然而中间还隔着一层‘玻璃门’。”这就很难让私有制发展。对于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护其存在。于是采取许多办法，国家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股市圈钱，国家不知花了多少万亿，仅“三年解困”（二十世纪末）国家一次就花了两万亿，但是国有企业总是解不了困，还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国营经济改革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做到产权明晰。但是产权属于国家，国家就应当是法人，而国家是不能直接管理企业的，只能由政府派官员去管，不但产权明晰不了，而且蜕变成一个吃国家的机会，以致每一次的改革“深化”都成为国家财产流失的原因。三十年的改革，借改革之名，行侵吞之实，“花一元买下千元的国家资产”（《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月30日《国企改革：渐进式改革反思》）。国企内部薪酬相差几百倍，企业连年亏损，老总收入百万。然而这是明的工资，灰色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外人很难知道，只知道国有企业总是困难拮据，因此物价上涨几乎总是国有企业打头阵。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老板的收入甚至超过美国同行的老板也大有人在，不能不由国家为国有企业的工资封顶。而2002年国家制定的国企负责人工资比一般职工大过12倍，这就是国营企业。三十年的改革，国营企业不知培育出多少亿万富翁和权贵。2007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报告中说，中国是纳入研究范围内分配不均的第一位。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所以不惜一切都要支持，我国的人民不知因此而负担了多少。私营企业虽然效率高，为国家作的贡献大，但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即使文件上说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实际上得不到平等待遇。在一个国家里为什么必须分成社会主义企业和非社会主义企业？私营企业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更加大。
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得意之作，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别人，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的发明。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直接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党来实现，然而他没有来得及发明专政的党，这个发明权让列宁获得了。列宁要把党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部队”，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并且把党的领袖打造成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毛泽东则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说了算，凌驾于组织之上。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通过党的专政和书记的层层专政而实现了，把党变成一个严密的专政的体系，严密的控制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马克思的控制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就通过列宁和毛泽东所建立的专政的党全部实现了。
党领导一切，样样都管，必然要迅速变成一个大党，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党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活了五年，已经感觉到前苏联的党是一个没有效率的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主义的大党，但是他无能为力，痛苦地死去。我国也是这样，我国的党从建国以来，年年都在膨胀，毛泽东年年叫精简机构，但总是越精减，机构越膨胀，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三十年，趋势并没有改变。现在的党和政府机构加在一起，三十年中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如果统计一下，其庞大程度是惊人的。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党管的事不是减少而是越管越多，管得越多，越要加人。而且党管得越多，权力就越大，就样样都要你管，于是如此循环不已。在这个循环中，另一个循环产生，机构越大，效率就越低，效率越低就越要加人。随着这种循环，又一个规律也同时出现了，权力使人腐败，权力越大越使人腐败，而且这种腐败常常是高官带头，扩及全党。1989年的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有两项，一是民主，二是反对高干子女经商。学生的这两项要求是值得党和政府重视的，但是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意见，反而对学生加以压制，这就使得全党和政府的腐败更加泛滥起来了。腐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成为党和政府的不治之症，最近中央公布了2008年-2012年打击党和国家官员受贿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五年规划，并且指出“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已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地步。
我国党和政府的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造成机构过于庞大，权力大，机构大，管得多，任何国家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也不能不腐败，而且缺乏民主，不是向人民公开，让人民、媒体和舆论压力一起参与惩治腐败，仅仅由党和政府来监管和惩治，加之还有投鼠忌器等等问题，要达到惩治的效果是很困难的。
因此，要真正达到防止腐败，只能是实行民主，实行政党政治，还政于民。党的经济自主，不再依靠国家财政，党不要享有特权，党的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举，执政能力不好，人民可以撤换。缩小政府权力，可以由人民自己办的事人民自己去办，政府不要多管，建立起一个管事少，机构小，办事透明的政府。政府的工作有所专注，不要样样都管。只有民主，还政于民，党和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效率才能提高，腐败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即使产生一些腐败，也不至泛滥成灾，易于防止。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还必须改革党，不改革党，整个国家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
大权力大政府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权力在于人民，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由人民授权，办人民自己不能办的事。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只有这样的民主政府，一个权力小、机构小、效率高的小政府，才能实现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有效率的政府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府。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民主后面加上专政，变成民主专政，于是把一个政府变成大权力、大政府，样样都管。毛泽东还说过他办事不是靠法律是靠党的决议，样样都要党和政府去决议，于是文山会海就来了。权力越来越大，文山会海也就越来越多，大权力大政府是不可避免的，腐败也就随之而来，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也是一样，本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制度，私有企业为了自己的盈利，首先是为了生存，企业自己就会去调查研究市场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研究如何搞好经营和管理水平，使自己成为有效率的企业，否则就被淘汰。马克思只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的残酷剥削现象出发，就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判处死刑，要用公有制经济来代替私有经济，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不但如此，还要把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把有效率的经济变成没有效率的经济了，并且为机构的庞大化、官员权力的扩大化，官员的特殊化、享受特殊化，直至为腐败提供了机会。三十年来，党和政府不知花了多少力气去改革国有企业，不知花了多少人民的钱，产权不明晰，效率不高，活力不强等等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政府的监管机构却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改革已经三十年了，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人民比过去富裕多了，但是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引进外资和技术，增加出口，国内的内需还是没有得到相适应的增长，我国过去那种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又高于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的那种经济规律仍然没有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再不改变，把经济的发展从过度依赖出口改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和把没有效率的经济改变为效率经济，前途是危险的。如果社会主义就是专政，国有经济为特权者创造机会，那么，我们宁愿不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因为这实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全世界人民的二百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效率，公平，正义。只有民主，人民有了自己的主人感，才能产生效率，才能在民主和效率的支持下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不但是人类的普遍的要求，也是人类的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在这些普遍的理想和普世的价值之外，再去找什么社会主义。如果这些普世的价值实现了，应当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最高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与资本主义一起进行竞争，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努力。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公平的正义”的大争论，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原则，他认为正义的原则必须包含公平，对于那些由于能力差，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就是他所认为最少受惠者给予适当的照顾，也就是说，社会分配的正义应包含公平（罗尔斯：《正义论》），诺齐克予以反驳，他认为罗尔斯的主张是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因此是不合理的。这个争论之所以产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关系，七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社会已经发展到顶点，正在开始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发达国家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对劣势群体的考虑已经受到社会的关注。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重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他们的争论把这个问题推到理论上来进行研究。这确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研究公平和正义的时候了。知识成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创造财富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富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差距所产生的财富的差距也在扩大。从美国来说，有钱人已经越来越多。因此，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思潮也产生了。乐捐好施越来越普遍，不但捐出上亿美元的比比皆是，而且一般平民捐助也不落后，捐款人数在美国的人口中多达75%。每个家庭年平均捐款多达1000多美元，美国政府也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捐助，这只是一种社会风气，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社会的越来越富裕，公平和正义的思想也在发展。
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太快了，它处处说明，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用马克思那种从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的思维方式所能解决的，它只能依靠人的实践去探索，跟着实践的步伐前进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曾经说过，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的包袱也太沉重了，我们也应当放下历史所给我们的包袱，认真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变化，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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