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这似乎是最好的佐证。梁漱溟此时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与陈淑芬结缡。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六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思想家贵在践行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便毅然决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文革”遭难与两次被批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顽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当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实在太荒唐。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当年，谁会像梁漱溟这样直来直去地说话？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
景海峰、黎业民《梁漱溟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7年
阎秉华《梁漱溟年谱》（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易顺鼎：三副热泪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
档案案主：易顺鼎 籍贯：湖南龙阳（今汉寿） 属相：马
生年：1858年 卒年：1920年
享年：63岁 墓地：湖北汉阳
父亲：易佩绅 母亲：陈氏
配偶：元配刘氏，继配沈氏出身：举人
好友：樊增祥、陈三立、袁克文、罗瘿公等
职业：官员著作：《四魂集》等
经典话语：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有这样一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总令我将信将疑。
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泫然不能自禁。明摆着，这是昏君的一时之悲，难怪晏子既要笑他不仁，又要谏他归善。
屈原的泪水则全部流向社稷苍生，且听，他在《离骚》中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隔着两千多年，我们都听见了，可昏聩的楚怀王居然听不见，或许是根本不愿听见吧。
贾谊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尽管汉文帝执政时已到处歌舞升平，但其《治安策》劈头第一句就发出哀声：“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倘非爱国爱民的痴情者，怎会居安思危？又怎舍得“痛哭”“流涕”？
东晋之初，过江的诸公常萃集于新亭，多设美酒佳肴而怫怫不乐，座中一人悲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群情惨然，犹如楚囚对泣，齐刷刷流下失国者忧伤的泪水。石头城的石头不怕风吹雨打，怕只怕这蚀骨的男儿泪，滴沥得太多了，滴沥得太久了，磐固的城池也会软若一盘蛋糕，任人分食。
杨子为歧路而哭，歧路容易亡羊；阮籍为穷途而哭，穷途毫无希望。阮籍喝下那么多醇酒，统统化作了泪滴，他比谁都醒得更透啊！
杜甫为社稷哭，为黎民哭，还为朋友哭，他岂非天下第一伤心人？《梦李白》第一首起句便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不知你如何读完此篇，读时是否有深深的感应？我只知道自己早已泪眼迷蒙。
辛弃疾豪迈卓荦，奔放不羁，他也要哭，那份忧伤留在纸上，至今仍如通红的钢水，令人不敢触及。他既不是雄着嗓门吼，更不是雌着喉咙唱，而是仿佛从高高的岩缝里啸出悲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问得好，然而谁也不肯给他答案。
轮到大才子曹雪芹哭时，他不想当众表演，只将一部《红楼梦》摊开在众人眼前，就急忙走开了，犹如身披猩红斗篷的贾宝玉，悄寂寂地踏过空净净白茫茫的雪原，离人世越远越好。还说什么呢？书中不是明白写着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倒是把那个“？”捶直了，又或许是时间捶直的吧。
我认为最不可能哭的男儿该是甘心为近代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他既然只相信热血救世，泪水又岂能夺眶而出？可是这回我又错了。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银割地，丧权辱国，他闻此消息，悲愤填膺，亟作一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控，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轻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浸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珠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貌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清代“文坛飞将”龚自珍取其诗集为《伫泣亭文》，也遭世人否决。到了清朝晚期，竟然有人驾乎其上而行之，公然将“哭”字嵌入名号，时人斥之为异端。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1858—1920）。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野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对此，他自有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三副热泪”这一说法的版权应归属于明末姑苏才子汤卿谋名下，哭庵稍加改造，化为己有。照他的意思，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辣味。苏东坡曾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辣之外去寻吧？
一生十六字
易顺鼎曾问学于湘中大名士王闿运，受过后者的点拨，可算是王闿运的寄名弟子，王闿运也很赏识易顺鼎，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至于易顺鼎自号“哭庵”，则遭到王闿运的严厉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闿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闿运也算是清末性情豪宕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顺鼎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词色来看，你很可能产生误会，以为王闿运其人过于古板。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易佩绅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带过兵，与太平军交过战，工诗善文，笔头子过硬，“儒将”之名并非浪得，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犯愁如何才能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赶紧刮薄地皮，捞足实惠，此公却突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水平，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易顺鼎的早慧赞不绝口：“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小小年纪，易顺鼎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因与家人失散，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僧格林沁亲王见他肤色白皙，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不怯场。僧格林沁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
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他曾由扶乩得知自己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心中十分欣喜，他原本就自信宿慧有根。哭庵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的《眉心室悔存稿》集入他十五岁前的少作，其中的丽句已早早地暴露出这位才子的好色天性，且看：“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伴桃花骨亦香。”如此绮艳悱恻的妙句，决不是普通少年可以写出，其超悟可谓早露端倪。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捷才惊人，其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西安），总称《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易顺鼎一生作诗近万首，《四魂集》是其精华。哭庵有山水癖，脚著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嵋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游山必有诗，他的山水诗真是恢诡得厉害，且看：“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这样的诗一天写十首是不会太难办的。
性情中人
易哭庵用十六字总括自己的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定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活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可是轮到考进士，他就没那么走运了，累试不第，已经是头顶天花板。他以诗酒泄恨，发些“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与糟”的牢骚。他自号“哭庵”，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道来，卒章显其志：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慈母归西，他在墓旁筑庐守孝，且为此庐取名为“慕皋庐”，他仰慕皋鱼子的孝风。《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那位大孝子的言行：“皋鱼子被褐拥镰于道旁曰：‘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得见者，亲也。’遂立枯而死。”易顺鼎没有像皋鱼子那样当即枯死（中风或脑溢血）在路边，却也孑影茕茕，念及母死不可复生，心中大为悲恸，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写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
种兰百本，种梅千本，弹琴读易可终身。
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
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他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其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之洞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其词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可能。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近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其评语如下：“（易）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倒一时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俗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一时几无与抗手。”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易顺鼎提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评语赞中有弹，褒中有贬：“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具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也有人更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佐，诚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佐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世俗常人有很大不同，易顺鼎尤其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自然就看不到多少障碍。
易顺鼎放浪形骸，他喜欢做官，却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己亥年（1899年）冬，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荐举，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问了些江南的情况，哭庵一一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容易转移。转移至何处？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乱世浮沉
文人狎伎，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好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觍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了催情药，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湘中大名士王闿运曾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这样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演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捧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弛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双方（哭庵和张謇）墨守输攻，第三方（樊增祥）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古今第一人。哭庵与老情人何翠琴住在一起，又与天桥艺人冯凤喜过从甚密，但他意犹未尽，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依然倾心以予。起先他最喜欢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的家中看望她，以博美人一粲为快。他每次登门，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索性也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并拜他为师，学习诗文。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不得已只好悄然引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画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裁，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位的心思便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眼中除了有一个鲜灵芝，早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不禁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痴癫，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你也许会说，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只三月，即因忤逆上司意旨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不切实用），逼他愤而离任。哭庵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其《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了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其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得多！
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他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自尊，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920年，哭庵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易氏作家群》（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易顺鼎《盾墨拾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张竞生：性博士
性博士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还得了个“大淫虫”的恶号，被人斥为“下流坯”，可谓谤满全国，蚁满全身。他早早地就被撵出了学术领地，被剥夺了话语权，惟有独守一隅，默默而终。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我想是不大可能的，他毕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有胆，最有识，最有趣的人，像他这种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三十个。
档案案主：张竞生 籍贯：广东饶平县 属相：鼠
生年：1888年 卒年：1970年
享年：83岁 墓地：广东饶平县境内
父亲：张致和 母亲：不详
婚姻：十七岁时有过一次盲婚，六十岁时再婚
好友：论敌甚众，而好友难寻出身：留学生
职业：教书，经商，当文史馆员
著作：《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性史》等
经典话语：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指斥为“三大文妖”。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决计不肯给他好果子吃。大儒梁漱溟“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
险些成为革命者
张竞生（1888—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他幼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才改名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当时，围绕着这八字经，新派青年取名取号为“竞存”、“天择”、“竞生”的颇多。孙中山的爱将和叛将陈炯明即自号竞存，胡适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胡适的学名是洪骍，表字为适，也是他二哥从八字经中捞出一个字。张竞生的父亲壮年时曾到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张竞生小时候多次看到本村张姓与邻村杨姓的血腥械斗，日后回想，仍然心惊胆战。他童年不快乐不幸福的最大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太阴险太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杀，由此他对旧式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惨无人道体验良深。
好在还可以求学念书，张竞生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后，即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规格不低，派头不小。他若好生挨到毕业，将来当军官，混出点名堂并不难。可是他天生就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还是小错，他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这就是大逆不道。张竞生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后，他认为革命要冒险，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毕竟清王朝太腐败太无能了，它不灭亡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没有接纳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他得到消息，清廷已派枪手到新加坡暗杀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挨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一无所获，惟有怅然而返。他回到饶平，服从父亲的命令，娶了一位十五岁的女子为妻。在回忆录《浮生漫谈》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娘：“我娶她那一日，她的容貌，虽未像某先生所说的那位她，如猴子一样的尊容。但我的这一位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我前世不知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的伴侣。”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决定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他不安分，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更进一步的深造。当时的京师大学，就像是一所官办的大私塾，从教制、师资到课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陈。学生得闲，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请吃请喝，忙于交际应酬，为将来做官预先垫步。张竞生烦闷得要死，便去藏书楼把尘封的佛经大阅特阅，直读得满头雾水，如堕五里雾中。他居然在那所禁锢甚严的藏书楼中发现一本德文奇书，此书将世界各民族的女子阴户影印为图像，赘以说明，多方比较研究，这本书让张竞生大感好奇，也大开眼界，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这可能是最初的起因。除了此番刺激，还有一个刺激也找上门来。有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找到张竞生，告诉他，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被杀头，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惊的是此事万分机密，他竟能参与，喜的是他所救助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党人。当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和方君瑛已潜入北京，具体计划是：陈璧君出巨资（大约一二万元）给一位可靠的党人捐取主事一职，然后为他谋求刑部监狱官的实缺。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接近汪精卫，寻隙将他放走。这个迂缓的计划好像是出自于笨蛋的头脑，虽有一点想象力，却毫无可行性，终于作罢。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的赏识。待南北议和，汪精卫推荐张竞生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事成后，即鸿运降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赴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头批二十五人名单中为首五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他名列榜首，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何等器重。
刚到法国时，张竞生想学外交，有位好友劝他学习社会哲学，这一选择也合乎他的心愿。巴黎大学的哲学系太自由了，他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闲暇，完全可以心猿意马。他起初想到邻国比利时去学园艺，又想兼修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将来好寻求一个切实的职业。他修完医学院的预科，只能算是过屠门而大嚼，然后就打消了做医生的想法，这一放弃令他终生引以为遗憾。学医期间，有件事令他记忆深刻，仿佛一道阴影久久挥之不散。某一回，他参观解剖室，好戏谑的友人手执利刃对那些尸体横切竖割，他看在眼里，顿时感到反胃，更过分的是，那位友人用刀尖指着一具女尸的阴部说：“不知你生前用这玩艺害了多少人，到今天竟沦落到如此下场，任人宰割如砧上肉！”张竞生闻言，悲愁和痛惜之情齐集三寸灵台。
巴黎情场
虽生长于乡间，张竞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也算是有点见识的，再加上他本性浪漫，是个多情种子，到了花都巴黎——全世界猎艳者的第一天堂，他肯定有所斩获。他的回忆录《十年情场》对于自己在花都“打过一些性欲的擂台”津津乐道，描写极其大胆，儿童不宜的地方非常之多。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他初到巴黎时，住在“人家客店”，对一位学图案的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缺乏手段，便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巧玲珑（他最欣赏这种身形）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竞争者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简直就是为中华民国挣了脸，应授勋章一枚。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婴，不幸夭折。世事总有不如人意处，这位法国情人性格温柔，礼貌周全，却患有精神疾患（歇斯底里症），遇到刺激，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惊吓得魂飞魄散。此外，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连法文字母也写不清楚，久而久之，张竞生便对她的病况和智力水准产生顾虑，再加上家中还有黄脸婆，他对于重婚怀有恐惧，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风花雪月事就打上了休止符。
巴黎岌岌可危，张竞生跑到英国伦敦，与房东的女儿在白天上演对手戏，只是那女子性情不够热烈，所以这份感情终归是形而下的，无法升华。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相恋，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始终无从下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刻起身，表情严肃、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而不及于乱，他们之间横隔着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张竞生崇尚卢梭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散步于野外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在巴黎近郊的圣格鲁林区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小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佳，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了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肉体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末一句真是惊人，非发乎至情写不出。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不仅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这位法国的“香妃”使他的欲念异常高涨，甚至疑心山间的花蕊都散发出特殊的味道。战争期间，总之是好景不长，胜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要前往陪伴。两人执手泪眼相看，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诗给她听：“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情到深处人孤独，总归是这样的收场，“终久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最深挚的一段爱情如风筝断了线，张竞生好一阵消沉与落寞。所幸他总不会缺乏新的艳遇，去填补内心的空虚。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因此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此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好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西方的史湘云”只留下一本小说《三个月的情侣》，让他仔细琢磨情爱的变幻无常。
回国执教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的任命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做些建议。有趣的是，张竞生别的不关心，只关心限制人口，提倡避孕，这似乎是在讽刺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也有点嘲弄陈炯明本人的意味，陈炯明妻妾成群，子女扎堆。陈炯明读了这篇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岂不是误人子弟？张竞生到底还是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他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够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张竞生悲愤填膺，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不久后，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在学界为他赢得了崇隆的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专捅马蜂窝的竹竿，招来无数身著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的理论大体如下：……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顾名思义，情人制当然以情爱为男女结合的根本条件。它或许男女日日得到一个伴侣而终身不能得到一个固定的爱人。它或许男女终身不曾得到一个伴侣，但时时反能领略真正的情爱。它或许男女从头至尾仅仅有一个情人，对于他人不过为朋友的结合。它也准有些花虱木蠹从中取利以欺骗情爱为能事。但我们所应赞美者，在情人制之下，必能养成一班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哲人一样，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来奥林比亚仅为欣赏；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说的园丁，日常与花玩腻了，反与花两相忘。实则在情人制的社会，女子占有大势力，伊们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势必自待如护花使者的爱惜花卉，然后始能得到女子的爱情。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予，乃是欣赏的。
……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总之，社会的人相对待，有如亲戚一样：笑脸相迎，娇眼互照，无处不可以创造情爱，无人不可以成为朋友。门户之见既除，羞怯之念已灭，男女结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创造情爱的才能，创造力大的则为情之王情之后，其小的则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张竞生在法国生活八年，多次猎艳寻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乐趣。再加上他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他主张“情人制”，乃是顺理成章。可是国内那些观念保守的人、头脑僵化的人、性格沉闷的人、感情板滞的人，更别说以捍卫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卫道士们，实在不能接受这套“歪理邪说”，他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攻讦和诋毁。有人认为，张竞生以蜂、蝶、蚊、蚁四物为喻，等于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证“情人制”是下三滥的货色。他们全都是情绪化的，不讲道理的，轻则恼怒，重则忿恨，张竞生还哪有辩解的地方？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淡，当时表兄妹开婚尚被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显得过于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不错，可是显得太势单力薄了。一向主张“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中国人，对“外婚制”的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无疑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难怪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很少有人喝彩。
有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这说明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改动古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儿孩”，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若要小孩，则须出于优生的考虑，选择惠风和畅的日子，以大自然为洞房，以树影为花烛，享受和谐的性爱，由此而孕的胎儿，将来不是英雄，便为豪杰，其次也会是才子佳人。张竞生的节育理论大受社会的咒骂，招致许多侮辱之词，他反正久已习惯了，即使大粪浇头，他也不再抱怨什么。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鸿熙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显然是支持和声援谭熙鸿的，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一）是有条件的；
（二）是可比较的；
（三）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反对缠脚，提倡天足；反对束胸，提倡大奶；反对偷生，提倡殉情；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还远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性爱，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三十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它们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犹如祖坟被挖，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这七篇讲述性经历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凌、性冲动、性觉醒、性游戏、性饥饿、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谐、性高潮等多个方面，张竞生在批语中一一给予针对性的评论。尤其出格的是，张竞生提出“新淫义”：“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
《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的青光眼看来，《性史》乃是淫书，张竞生的所作所为全是诲淫，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辩，千夫所指，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阴户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阴户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是中国人的行为规则。张竞生冲决网罗，破坏陈规，纠正陋俗，惹发众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生物学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观念并不保守，他对《性史》也感到不满足，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而不是论料本身”。殊不知英国性学研究大家蔼理士的煌煌巨著《性心理研究录》中也附有数十条性史以为佐证。光有论证而无论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性史》第一集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蚁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还有一本《性艺》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盈钵溢，骂名则全由张竞生背负。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离开北大后的岁月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满五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了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在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贰仟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员的吸引力（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辟有专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生意太好，遭人嫉妒，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去拜码头和多方打点，江苏帮便串通警局，专找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法院传讯，警察即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即被摧残得生气全无，惟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张竞生真是一个极度恪守个人信念的人。像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请他证婚，已属一奇；他证婚时大谈特谈夫妻生活，则更属奇中之奇，堪称惊世骇俗。这次证婚大约在1926年冬天，地点是上海东亚旅馆内，一次集体的文明婚礼，证婚词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张竞生劝导新郎要有耐心，要知体贴，以三日为期，尽得新娘的欢心，然后收获圆满的夫妻生活快乐。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为：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张竞生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消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
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八十二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而不是批斗场。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有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再找寻得到他的著作。
鲁迅曾在杂感中写道：“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鲁迅的调子太悲观了一些，他的预言完全失准。张竞生的许多主张（节制生育等），如今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原意。
显而易见，张竞生身上也有凡人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实践与理论常常无法同步合拍：他极力标榜“新女性中心论”，赞成情人各得自由，互不干涉，可是他对自家那位动不动就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厚道，不够宽容，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恨》一文，自曝家丑，极尽谴责之能事，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好不难堪；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五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确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但绝对不可能将他从集体记忆中永久删除，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杨群《张竞生传》花城出版社1999年
张竞生《张竞生文集》广州出版社1998年
弘一大师：悲欣交集
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弘一法师堪称为佛门龙象，他究竟开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的。他涅槃了，灵魂却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他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人世，为苦苦挣扎在红火坑中的众生默默祈福。
档案案主：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籍贯：浙江平湖 属相：龙
生年：1880年 卒年：1942年
享年：63岁
墓地：泉州北郊清源山千手岩东北侧
父亲：李世珍 母亲：王氏
配偶：元配俞氏，侧室福基（原名雪子）
好友：夏丏尊、马叙伦、陈师曾、叶圣陶、许幻园等
出身：留学生 职业：教书，为僧
著作：《华严经集联三百副》等
经典话语：度群生那惜心肝剖！
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作一首歌曲，如在云霄筑一座仙楼，永久地“住”在里面，那是最令人艳羡的幸福。
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首歌曲依旧在众人的口齿间传唱，那幸福自然得以加倍地抻长放大。作者是谁？唱的人知道也可，不知道也可，反正他的灵魂是活着的，活在曲调歌词之中，比天空上展翅高飞的鸟儿还要快乐，还要轻盈，还要自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我听得痴了，不止一回两回，心想，在这样的歌声中落泪又有什么奇怪？在这样的歌声中瞑目，绝不会真的死去。
我当然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者是弘一法师（1880—1942）。
有三位近、现代爱国诗僧，一直是我心中所钦佩、激赏和喜爱的，他们是八指头陀、弘一法师和曼殊上人。八指头陀专精于诗；曼殊上人能诗，能画，能文，能翻译；弘一法师则更为多才多艺，他除了精诣于诗、词、文、画，还能演剧弹琴，书法和金石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纳罕，他的宿慧何以得天独厚？
有人开玩笑说，弘一法师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胡适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十九岁。这就是诀窍。老夫与少妻的搭配，天高与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麟儿，纵然不成圣人，也会成为颖秀的才子。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与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竟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的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头号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尘世俗缘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之口碑。他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悦。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影响极大。童年的李叔同常见僧人到家中来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作袈裟，扮和尚念佛玩。他儿时的教育还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他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在八九岁间，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李叔同的悲剧感可谓与生俱来，他十二岁时，即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的诗句，其悟性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红楼梦》中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津门茶商之女俞氏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有为、梁启超“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眼中他成了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这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作《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先生的一首尤其传神，其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他竟把杜甫呼作“小友”，真是比盛唐侧帽癫狂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李叔同风神朗朗，是俊友中的最俊者，他的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北里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曾以诗扇就正于他。此时此际，国事日非，好男儿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情潇洒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休怒骂，且游戏”，这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风怀的说辞。
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先生作国文教授，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之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成了孤儿，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欢场，留学东瀛。他特意赋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半点也未销磨：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1906年），他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这年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年），祖国徐、淮告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赏不绝。我国戏剧家洪深也誉之为“中国戏剧革命先锋队”。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非图个好玩，而是十分认真的，“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在《黑奴吁天录》中则饰演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束成了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他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他饰演茶花女时穿的就是一件粉红色西装。
东京美术学校学制为五年，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竟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他感到异常欢忭，填词《满江红》一阕以志庆贺：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这又是一个想不到，像他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居然轻易将满腔豪情铸成伟词，再次爆了冷门。毕竟是琴心剑胆的高才，他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成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夏丏尊对素心人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对自然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素心人俞平伯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一等一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世人真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追求“像”，而在天地间，“像”字背后总不免藏着一个狐媚和猫腻的“假”字，让眼力不济的世人轻易辨别不了。
李叔同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开始参与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副刊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地就范。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称赞李叔同先生“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真是赞得到点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先生回忆，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在民智未开的当年，能如此引领风气，真是不简单不容易。李叔同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教育艺术》）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先生（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都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素心人做朋友，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在《乐石社记》中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关于李叔同的认真守信，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也回忆得水镜般清晰：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弘一法师谈及他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先生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先生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耍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惟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
遁迹佛门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先生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先生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他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的道心大增。李叔同体弱多病，自忖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因。远离浊世，寻找净土，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正相吻合，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先生对出家人的那种生活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怀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了他出家的近因。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识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他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就对了。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间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猜测他是“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陋巷》），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近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丁鸿图《庆福戒香记》）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顿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湛山寺，青岛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火头僧《弘一法师在湛山》）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好搁一点。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他喜欢以上乘的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他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配佳侣了。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生怕接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他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先生曾赠给他一架美国出品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工作如故，他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常人可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他晚岁驻锡闽南（栖止地主要是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所居之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十四年（1929—1942），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大师就是大师，如惠风朗月煦日酥雨，能使天地间生机盎然。
具足大智慧大悲心的高僧虽超尘脱俗，但在乱世之中，绝不会无视生民之苦和国家之难，早年作《祖国歌》、发誓“度群生那惜心肝剖”的弘一法师，其爱国心老而弥坚。他五十四岁时，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的墓，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依附逆贼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他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其护佛殉教的决心跃然于字里行间。同年10月下旬，他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更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曾有人统计，弘一法师一生所用的名、字、号超过二百个，真可谓飘然不驻。其较为常用的名、字、号是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叔同、惜霜、广平（参加乡试时即用此名）、哀（母亲去世时所取的名，足见当时心境）、岸、息霜（在东京演剧时所用的艺名）、婴（断食时所取的名，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后将此名赠给丰子恺作法名）、黄昏老人、李庐主人、南社旧侣、演音（出家时的法名）、弘一（法号）、大心凡夫、无著道人和二一老人。大师在俗时与出家后的名、字、号虽然繁多，要之在俗时以李叔同之姓字，出家后以弘一之法号为世所通称。差不多每一个名、字、号的来历都是一个故事，其中“二一老人”的别号来得尤其特殊些。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一文中以谦冲自责的语气说：“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一钱不值何须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弘一法师将自己一生的功名看得很轻很轻，才会有此一说。如果像他那样成就了慧业的大智者都要归入“二一老人”之列，世间又有几人能侥幸不归入“二一老人”之列呢？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在《随侍音公日记》中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年10月10日（旧历壬午年九月初一），西逝前三天，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很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他在致夏丏尊、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都附录了两首偈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第一首偈句是警劝他们：执著于外缘，执迷于表象，最是妨碍获取正觉正悟；第二首偈句是对自己的灵魂归境美好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终关怀（死者关怀生者）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切的感动。
听，那缥缈的歌声又从远处传来，惟剩苍凉别梦，酒杯已空，余欢将尽，还残留下多少回忆的温馨？该上路的终归要上路，该告别的终归要告别。人生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夜行，惟独智慧才是我们手中的明灯，所以要学佛（“佛”的原意是“圆满的觉悟”），所以要修般若波罗密（“般若波罗密”的原意是“抵达彼岸的智慧”）。极少数人修持了慧业，经历这段夜行之后，便能抵达光明的净土，弘一法师无疑便是这极少数成就者中的一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人生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让我们别把欲望满满的肉身看得太重，别把此时此际的享乐看得太重，且为各自灵魂的出路设想得更周全些吧。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徐星平《弘一大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陈星、赵长春《弘一大师影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引子
上午9点30分，东方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大龙签发了《关于东方市突发性新闻报道的要求》和宣传部第二期宣传通知后，开始做每天必做的功课：阅读东方市的报纸。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东方市每日出版的全部报纸：《法制导报》《信息快报》《东方经济报》《东方商报》《东方晚报》……
他泡了一杯茶，茶叶是老婆从娘家顺来的，老丈人在省里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家里的好茶叶多得发霉。何大龙通常看前几份报纸时都是一目十行，主要看标题。他总是最后才看东方市的媒体老大《东方晚报》，它举足轻重，需要重点监管。轻轻地喝了口香气四溢的绿茶后，忍不住自言自语赞道：“好茶呀。”
“嘀铃铃……”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来显，立刻操起电话，声音也变得恭敬起来：“马部长，我是大龙。”电话是市委宣传部长马诚打来的，刚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要求各媒体不得随意炒作报道大学师生冲突。“大龙，新闻处要转发这个通知。学生问题越来越复杂，必须慎重，要不然会出大乱子。下周的新闻例会准备好了吗？”何大龙答道：“都通知了。只是晚报孙强请假，派副总编辑贾诚实参加。”马诚口气不友好地说：“这个老孙总想回避宣传部，哼。”何大龙说：“是啊，好多会他都借故不来。您是不是找他谈一次？”“谈什么？真要谈，他就下不来台。好了，这几件事抓紧办。”
放下电话，何大龙又喝了一口茶，他没在意马部长的话，要办的事也是例行公事。他明白，在机关，工作是简单的，人事才是复杂的。继续翻看着晚报，他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会在34岁时出任这张报纸的统帅。
同样的时间，《南方时报》常务副总编辑陈元开着桑塔纳轿车在特区主干道上停停走走，每天上班塞车40分钟很正常。车上的CD正在播放经过重新配器的革命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车停在红绿灯前，陈元嘴里跟着哼唱，但脑子里却在想《南方时报》的版式问题。社委会要求对报纸的版式作调整，可放眼中国的这些小报，大多是一个风格，均脱胎于四川成都的都市类报纸，即“浓眉大眼”，特粗的黑体字标题。而且每家报纸都爱改报头，新来个社长总编什么也不干，先改报头，都把办报当做政绩。他娘的。
红灯变绿灯了，陈元松刹给油，车流在慢慢向前。陈元想把版式改成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样子，又担心社委会通不过，那真是好版式，百年老店了依然有生命力。可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吗？不知道。恐怕将版式改成英国《太阳报》的样子会比较容易通过，它也是“浓眉大眼”。
正想着，手机响了，是老婆打来的，带上耳机按下通话键：“喂，是我。”
“晚上回来吃饭吗？”
“不回来，晚上要和瑞东集团董事长见面。”
“瑞东集团是干吗的？”
“不很清楚，听说是做造纸厂起家的，别人介绍我认识他，还没见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