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至性真情有几人
何谓“真文人”？
其一，真文人肯定是性情中人，内心一派天真浪漫，善感多情，不圆滑，不世故，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待人、处事、接物决不走虚伪和阴暗的路线；
其二，真文人的个性十分鲜明，无论狂狷、桀骜、固执、刚强，还是恬淡、平和、谦退、渊静，均达于巅峰，趋于极致，不落入中庸的窠臼；
其三，真文人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倾向，更容易看到人生的破绽和社会的疮孔，更容易滋生失望的念头和痛苦的情绪；
其四，真文人身上有主人性而无奴隶性，他们只相信道义，不畏惧强权，只相信智慧，不畏惧野蛮，有时要他们低头竟比要他们断头还难；
其五，真文人崇尚精神之独立，心灵之自由，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其六，真文人风流用情，不藏掖，不躲闪，不怕流言中伤。
文化只有新旧，无所谓真伪；文人只有真伪，无所谓新旧。像辜鸿铭、王国维、易顺鼎、陈寅恪、梁漱溟则是典型的旧文人，而张竞生、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则是典型的新文人，但他们都是本色原味的真文人。
辜鸿铭貌似狂妄，其实天真，他性似顽童，专好玩智力游戏和语言游戏，以调侃他人、嘲弄他人、敲打他人、讥刺他人为赏心乐事；王国维貌似冷漠，其实热忱，他对王室至忠，对朋友至信，对家人至亲，一旦精神顿失凭依，便毅然投身湖水，舍弃生命；陈寅恪貌似荒寒，其实情热，他“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内心爱慕的竟是古代的才女陈端生和柳如是，他惟恐二人沦没，竟调用其渊博的学识精搜力探，为她们考证身世之谜，撰写长篇传记，盲翁晚岁雅兴亦可谓不浅啊；梁漱溟貌似倔强，其实平和，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却始终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从不汲汲于名利；易顺鼎貌似淫荡，其实深情，他爱慕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等一众坤伶，用心留意至极，人谓其花痴，并不公平；张竞生貌似荒唐，其实严谨，他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性学和人口学，颇多真知灼见，却因超前而受诟病，因惊世骇俗而无处容身；弘一法师貌似严肃，其实悲悯，他多才多艺，名满天下，却一朝尽弃，皈依佛门，连柳亚子都看他不懂，世人更看他不懂；苏曼殊貌似放浪，其实坚贞，他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人谓其癫实为痴；八指头陀貌似慈柔，其实刚猛，他遵循佛祖“千疮求半偈”的苦修精神在长明灯上烧断两指，此种毅力，常人难以想像；徐志摩貌似婉约，其实奔放，他在情场上的那股认真劲、执著劲举世少有，为了追求十六岁的美少女林徽因他主动离婚，为追求二十四岁的美少妇陆小曼他吃尽苦头，他硬是把这条路走到两眼发黑，直到飞机坠毁；郁达夫貌似洒脱，其实冲动，他太在乎王映霞，方式却不得法，他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写下《毁家诗纪》，最终家丑外扬，婚姻解体，一代才子流落海外，竟至尸骨无存；沈从文貌似笨拙，其实精明，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一味地使用书信攻势，终于大功告成，他面对政治的高压，毅然放弃文学创作，钻研古代服饰文化，卓然而为专家。
无论在乱世，还是在治世，真文人都是率性的，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从美里面求真，要看一个文人是不是真文人，就看他愿不愿走进这样的循环圈。伪文人热中于名利权位，他们不得不用厚黑学的手法立命安身，还哪肯去走真—善—美这个循环圈呢，就算他们走过一遭，戴着假面具，走了也还是白走，无济于事。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蔑视的实际上是那些无真知、无傲骨、无操守的伪文人，这些“三无产品”充斥于市，人间遂平添出许多的扰攘和喧嚣。
至性真情有几人？这样问，多少带点悲观的意思，但我们还是有乐观的必要，无论在何时，真文人都不会像恐龙那样绝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那些伪文人藏头则露尾，藏尾则露头，根本无法遁形。
2006年09月25日
于长沙梦泽园
作者简介
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市。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灵魂在远方》、《落花人独立》、《火焰与花朵》、《穿越诗经的画廊》、《湘军百家文库/王开林卷》、《表演与旁观》、《天地雄心》、《她故事》（中国卷》、《她故事》（外国卷）、《生命如歌》、《纵横天下湖南人》、《心灵的巷战》、《不疯魔不成活》等十四部。作品入选一百多种散文、随笔年鉴和精选本。多次获奖。现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执行主编。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西方人眼中，辜鸿铭具有极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北京城内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观，到了京城不去见他，简直就跟入宝山空手而归没什么区别。
档案案主：辜鸿铭（英文名是Amoy Ku）
籍贯：福建同安
属相：蛇
生年：1857年卒年：1928年
享年：72岁墓地：不详
父亲：辜紫云母亲：不详
配偶：正室姑淑，侧室吉田贞子出身：留学生
好友：凌福彭、梁崧生等
职业：先做幕僚后做官
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翻译）等
经典话语：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辜鸿铭自嘲为Crazy 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从以上的描述，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辫子”。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尝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辫子，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对此，辜鸿铭很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正式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当然只是威胁之词。
求“西学”到学“中学”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其父辜紫云是华侨的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属下任司里，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鸿铭被布朗收为养子。当辜鸿铭十三四岁时，他被布朗带去欧洲大陆，进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辜紫云送儿子出洋时，特别叮嘱他两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他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鸿铭处处受到歧视，每天出门，街上小孩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瞧啊，那支那人的猪尾巴！”他牢记父亲的教训，忍耻含羞，不敢剪去辫发。直到某个冬日，辜鸿铭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去会女朋友，那位苏格兰少女很顽皮，拿着他乌黑的长辫玩赏了好一阵，有点爱不释手。辜鸿铭一时冲动，将父亲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就对她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肯赏脸收下这条辫子，我就把它剪下来送给你。”于是，咔嚓一声，那条长辫转瞬间便更换了主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像大侦探一样，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光是抄书就有数十种。同为爱丁堡大学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二十岁那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他游学欧洲多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工科学士文凭。大约在1880年，辜鸿铭回到马来亚，入英属新加坡殖民当局任职。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是由于某个机缘促成，有时是一件事，有时是一个人。正当辜鸿铭瞻望前途举棋不定时，他幸运地遇到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1844—1900）。当时，马建忠在巴黎获得法学博士，奉李鸿章征召，回国入其幕府襄助洋务，他途经新加坡，寄寓在海滨旅馆。辜鸿铭慕名前往访晤，两人都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因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舌粲莲花，极赞华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远流长，竟使辜鸿铭恍若醍醐灌顶，其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顿然作出180度大转变。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研究经史。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但我还不曾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世界……自己仍保留着一个假洋鬼子样……
我同马建忠相遇三天后，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不等其作出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并改穿中国服装。回归中土四十年后，忆及往事，辜鸿铭对马建忠当初给他指点迷津仍感激不尽。
冯当幕僚，还能当教授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刚入张之洞幕府时，辜鸿铭的洋文虽然出众，国学却尚未入门，一代鸿儒沈曾植颇为轻视这位假洋鬼子，对他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十余年后再向沈曾植挑战，沈曾植即高挂免战牌。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曾写到张文襄（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不知权”，瞧这几句话连皮带馅，实际上是三分感激夹带七分牢骚。张之洞少年得志，擢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点翰林，放学政，其后久任封疆大吏，办洋务，倡新学，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一度风靡国中。但张之洞的骨子里仍渗透了旧文官习气，用人首重门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于喝过洋墨水的人材，仅仅充为译员，很难得到他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张之洞是大傲哥，辜鸿铭也是大傲哥，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级，难免会有冲突，会有顶撞，两人居然能长期做到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不见得就是坏事，他沉潜于六经子史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便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豁开的这扇敞亮的窗口看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处，因而感到惊奇和兴奋，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也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和《中庸》，把文化输出这一项目做得十分到位，因此在欧洲知识界挣得持久不坠的声誉，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辜鸿铭静待时来运转，一等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想起这位模范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自己做老板的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确实是个肥差。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独善其身也就罢了，他在财务上盯得太紧，居然揭发并控告洋人的贪赃舞弊行为，妨碍他们发财，这就等于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金饭碗。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如果说严复、伍光建将西洋名著输入到国内，使国人眼界大开，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鸿铭将中国儒家文化输出到国外，去感化那些野蛮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严、伍的功绩国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绩则是在西洋知识界有口皆碑，他显然要吃亏一些，能点个榜眼，不说心满意足，他也该心平气和了。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党，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昂亢进的氛围中来去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年的一道奇异的景观。“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尽了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好在那幕复辟闹剧只折腾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场了，倘若再闹下去，保不定还会闹出更多的笑话。五四运动后，辜鸿铭离开北大。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去东瀛巡回讲学（主题是“东方文化”），呆了几年，并不如意。“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1928年，军阀张宗昌欲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氏未置可否，即于4月30日下午逝世于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岁。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一说为妾），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他自夸能够背诵数千行的长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当仁不让，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请凌叔华的堂兄作证，把《失乐园》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错，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对方不服气不行。
语不惊人死不休
语不惊人死不休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不世出的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不经见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实，我们只要越过中国人千百年来自设的重重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与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贵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肯假贷，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都很和睦，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与此说相类同，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嗒然若丧。
辜鸿铭曾针对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爱卫生，喜欢随地吐痰，很少洗澡的说法反驳道：这正是中国人重精神胜过重物质的表现。实在是强词夺理，只能当作笑话去听。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辜鸿铭极其欣赏三寸金莲，他娶的中国夫人，裙下双钩尖如玉笋，莲步跚跚，绰约多姿，仿佛凌波仙子。他将小脚之妙总结为七字诀，流播士林，成为定论。他说：“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他还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辜氏有嗜臭奇癖，常常捧着夫人的三寸金莲捏捏嗅嗅，顷刻之间即如服下兴奋剂，简直应验如神，于是灵感骤至，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辜氏喜欢巡游北里，逛八大胡同，其意不在选色征歌，而是专找小脚的妓女下单。他常说：三寸金莲乃中国女性的特有之美，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法国巴黎香水，其味尤醇，能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若让一位强悍的女权主义者听到他这些谬论，必会踹其裆，唾其面，批其颊。辜氏运气好，他游历东西方多国，喋喋不休，居然没有遇到过一位凶巴巴的铁娘子，不用口舌，只用拳脚，使他感到窘迫和尴尬。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这也许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之言。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也就决不会穿帮。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其实都不对，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辜鸿铭天才踔厉，欧美名校给他颁赠过十余个荣誉博士头衔，他的小脑袋中装满了中国的孔孟老庄和欧洲的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仿佛一座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随便抽出几册黄卷来抖一抖，就能抖人一身知识的灰尘。他恃才玩世，恃才骂世，恃才劝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他至死依然我行我素，不投机，不曲意，不媚俗，以不变应万变。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此牢固不拔，行之终身而不懈，举世能有几人？在中国官商士民被洋鬼子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年月，只有他能捅出几个气孔，给洋人和洋奴一点颜色瞧瞧，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辜鸿铭、陈友仁被西方人评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辜在思想上，陈在政治外交上，最善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乱世有了辜鸿铭，乱世因而添出一份意外的美丽，这是无疑的。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可惜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伤时骂座之语，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讥为“彻头彻尾开倒车的人”，徒然弄出许多纷扰。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应该承认，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旷世怪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
多人《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王国维：义无再辱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当代学者杨君实有一持平之论，“王国维在学术上是新典范的建立者，在政治上是旧典范的坚持者”，这句话颇为中肯，以此为纲，则其他一切均可张目。
档案案主：王国维
籍贯：浙江海宁
属相：牛
生年：1877年卒年：1927年
享年：51岁墓地：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
父亲：王乃誉母亲：凌氏
配偶：元配莫氏，续弦潘氏出身：秀才
好友：罗振玉、陈寅恪等职业：教书
著作：《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等
经典话语：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1926年9月26日，由于“中西两医并误”，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患伤寒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二十七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殁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甚服帖，他妻子罗曼华（孝纯）与婆婆也多有龃龉，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犹如“金人”一个。罗振玉一向视孝纯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老大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皆因王国维偏袒潘氏，遂使继室养成雌威。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此外，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赁居上海石库门一所凶宅，风水不好，别人在意，他不在意，及至他北上应聘清华讲席，仍让新婚的长子长媳住在原来那个鬼地方，以至于好端端的儿子暴疾而死。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即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潜明生前服务于海关，死后获得一笔抚恤金，再加上一个月工资和罗孝纯变卖首饰所付的医药费，合计三千元，王国维将这笔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于1926年10月31日写信给罗振玉：“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连这样愤激的重话都讲了，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信上分明写着“静安先生亲家有道”、“观堂亲家有道”之类的字样，都是罗振玉的亲笔。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独赴清流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第三十五号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即踅进园子。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就对了，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入敛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垅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悫”，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二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酾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自沉之谜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无论何时，中国翘翻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折损一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就有些可惜。更何况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学者竟为一个提拎不起的逊帝而牺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国维毅然殉清，投水自尽，事、理、情三者本已极为分明，身后荣辱他也懒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这种死法，为他感到不值，便要寻出他自杀的别种原因，以冲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脑丸、红花油还要冲鼻的遗老气息。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殉清说；二是尸谏说；三是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五是厌世说。
殉清说 最早提出殉清说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他在王国维自尽当晚即向众人宣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梁启超也力主此说，他认为王国维是古之节士伯夷、叔齐、屈原那样的人物，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为了忠于前朝，明行显志。随着国民革命军不断北进，王国维的复辟梦想宣告破灭，他自觉无法顺应新时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启超在致长女梁令娴的信中特别谈及这个话题：“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认为王国维自杀意在“殉国”，他称赞道：“其气节凛凛足以廉顽立懦，际有清三百年之末运，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
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89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贤者凋零殆尽，而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不肖者则窃据军政大权，国事蜩螗，终于不可收拾。王国维曾与陈寅恪谈及时政：中国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如骤行民主，必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国，心系前朝，留恋典章文物，对国家祸乱感受深切，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都是政客们手中的幌子，国计民生何尝有丝毫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他怀念故国前朝，与溥仪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溥仪赐宴时为他挟菜，区区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对家人津津乐道。
取殉清说的还有大学者王力，他是亲炙于王门的弟子，挽诗中亦将恩师视同屈子：“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清华教授吴宓的挽联亦属同调：“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他将王国维的节操比屈原，将王国维的学问比郑玄。在战国时期，屈原怀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投水自尽也是大事件。说到底，他们的自杀都是由于环境恶劣、时势凶险、情绪低落、精神苦闷等多种因素交相煎迫的结果。其所恶有甚于死者，则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毫无疑问，王国维心目中的“仁”、“义”与诸君子所持守的“仁”、“义”大相径庭。在同样的处境下，他毅然寻死，而诸君子则奋然求活，完全由价值取向和精神韧度决定，无所谓谁高尚谁庸常，褒美一个，贬低一群，更无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将王国维列入“忠义传”，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尸谏说 金梁力主此说，此说由殉清说派生而出。他在《殉节记》中写道：“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时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张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当时溥仪蛰居天津张园，郑孝胥等数位亲信环侍左右，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进言献计，逊帝受奸小包围，不顾危险，不谋进取，王国维对这种情形充满忧虑，却又无可如何，便采取尸谏的极端方式去激醒溥仪，这一逻辑推理未免失之简单。
逼迫而死说 郑孝胥、溥仪、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国维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此说的源头当是郑孝胥，郑孝胥与罗振玉交恶，于是借王国维自杀放出冷箭，不仅令逊帝溥仪深信不疑，还使历史学家郭沫若信以为真。传言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日本时，即合作做过生意，饶有盈利，王国维名下分到一万多元，但他并未收取，存放在罗振玉的账号上，其后罗振玉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王国维的一万多元全打了水漂，他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单是偿还利息一项，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国维自感经济上没有出路，便投水自尽。另有传言，绍英曾托王国维变卖清宫流出的字画，罗振玉将这桩美事包揽下来，可是出货之后却将所得款项（一千多元）悉数扣留，作为归还的债款，王国维极爱面子，无法向绍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还有传言，王潜明死后，罗振玉为女儿向王国维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费，使王国维无力招架。逼债说在情理上很难站得住脚，罗振玉识拔王国维于上海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二十二岁，罗振玉三十三岁。罗氏之于王氏，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多有帮助，还解除了王国维在生计方面的窘困。罗振玉经商有道是不错，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颇具素养的学者，不是那种钻进钱眼就出不来的市侩，他研究学术，从来不吝啬银钱，他向王国维逼债，纯属无稽之谈。王国维的幼女王东明曾作证，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王国维从未经商，也没有倒腾过字画古董。王国维自尽后，罗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顺对表兄刘蕙孙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自咎之情溢于言表。
由罗振玉逼债说更衍生出王国维早年为罗振玉捉刀写书说。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断定《殷虚书契考释》的真作者是王国维，陈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罗氏用四百元买断此书的著作权，只因王国维性情厚道，“老实得像香肠一样”，急于报恩，便让罗振玉独享其名。陈寅恪确曾在挽词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乘隙潜入北军，尽诛诸吕，是卖友的典型人物。在陈寅恪眼中，罗氏为人竟如是不堪！王国维死后，古器大出，罗氏却反而搁笔，偶辑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学水平。罗氏晚年学力大退，著书立说，与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学者杨树达疑窦丛生：“一人著书，竟自忘其前说，虽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后，陈梦家购得《殷虚书契考释》的原始手稿，证明作者实为罗振玉，此说才不攻自破，归于平息。
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 陈寅恪力主此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和进一步的发挥。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更是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厌世说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王国维饱经忧患，乱世的种种怪象、险象、恶象和凶象使他的厌世思想牢不可拔。脚气病能导致肌肉萎缩、步态失常，还严重影响视神经，王国维的高度近视实乃脚气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数月，染上肺结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为悲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已论及解脱：“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惟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王国维既观苦痛，又觉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脱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王国维的同庚好友蒋汝藻一度经商失败，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深感惋惜，致书相慰：“然山河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为情耳。”其后，他又在致蒋氏之子榖孙的书札中强调：“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这说明，勉旃他人则易，宽解自己则难。王国维特别喜欢清人黄仲则的诗，尤其爱赏《绮怀》一首，“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读之心有戚戚然。王国维诗词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诸如“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样的名句，都与黄仲则的风格接近。
其他说法 顾颉刚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任教，他独出新论，认为是国家当时没有研究机构，良好的治学环境难得而易失，使王国维走上了绝路。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他先讲时势：“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的家产没收，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这仍是殉清说的滥调重弹，但顾颉刚真正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王国维之所以成为“遗而不老”的遗老，投到清室的怀抱，以至于骑虎难下，惟有一挺到死，乃是受了罗振玉的影响。“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经济上长期仰仗于罗振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文章结尾，顾颉刚高呼口号：“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决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乱伦，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性格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性格即命运。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当处境变得愈益艰难，诸事均不惬意时，他就会选择自杀，毕竟自杀是一个避免受辱的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多人《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
刘恒《王国维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6年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陈寅恪：不疯魔不成活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虽自谓“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却长期以淑世为怀，终身探索自由之义谛，极其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崇尚气节，严守操持，不降志，不辱身，自少至老，始终不渝，真正做到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之态度，实属不易。
档案案主：陈寅恪
籍贯：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属相：虎
生年：1890年 卒年：1969年
享年：80岁 墓地：江西庐山植物园内
父亲：陈三立 母亲：俞氏
配偶：唐筼 出身：留学生
好友：王国维、吴宓、傅斯年等
职业：教书
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
经典话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1919年，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与陈寅恪交往，后来，其《空轩诗话》写到他对陈寅恪的印象：“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吴宓的这一夸赞，直到今天，依旧不可推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最狂妄自大的教授非刘文典莫属，他研究《庄子》，堪称国内独步，曾宣称：“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即便是这位目高于顶的狂夫，也打心底里服膺陈寅恪是国内最渊博的学问家，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
苦学海外
十岁时，陈寅恪即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佛书中；十五岁时，他陪二哥隆恪去日本，开阔了眼界；二十岁时，由亲友资助，他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其后，又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他游学欧洲，以自修为主，精研英、德、法、意等国家的语言、文字、学术，但求学问上的进益，不计学位之有无，绝不以收藏名校博士文凭为莫大之荣幸；三十岁时，陈寅恪入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希腊文，由于吴宓为之八方延誉，其博学之名广为人知；三十二岁时，陈寅恪重游欧洲，入柏林大学研究院。“读书须先识字”，“从史实中求史识”，其成熟的治学观点从此确定不拔。
1923年底，毛子水抵达德国柏林，傅斯年从英国前来相晤，他对暌违多时的好友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同年，赵元任打算辞去哈佛教职回国，须觅一位哈佛出身者代替，他脑海中第一闪念便想到陈寅恪，陈的回信很风趣，说是“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我国青年多涉足声色犬马场所，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枯竭，陈寅恪生活极苦，惟以干面包果腹，身体相当虚弱，犹自手不释卷。有一回，陈寅恪和俞大维买票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把客人送到剧院门口就止步不前，杨步伟觉得奇怪，问他俩为何不看戏，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赵元任夫妇领了这份情，自然是又感动又难过。
执教清华
1925年春，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欲以现代方法整理国故。起初，校方聘请梁启超统摄院务，梁氏婉辞，转而推举王国维负责。论学问，王国维够大，足以服众，但他向来不喜欢纠缠于俗事，院务遂由吴宓主持。既然陈寅恪在吴宓心目中是当世最博学的中国学者，吴宓力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收到聘书后，陈寅恪由德归国，以父病为由请假一年，昔日清华园翌年七月始就教职，住清华园工字厅，与吴宓为邻，吴赠律诗给陈，项联为：“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大讲师——李济之，一时间声名鹊起，号召力极强，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据蓝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陈寅恪口风幽默，曾撰联送给学生，调侃得很到位，也很诙谐，他称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的弟子自然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王国维曾任清室南书房行走，教溥仪读过书，也完全可以说，他的弟子与逊帝有同学之谊。
人生五痛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粗粗计数一下，这位国学大师一生所遭逢的愁惨经历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亲友伤逝之痛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这是第一件，是福；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坐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退居南昌西山，两年后即郁郁而终，这是第二件，是祸。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另外三公子为丁慧东、谭嗣同、吴保初），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墙内开花墙外香，齐白石对陈衡恪自然是感铭肺腑，从他的悼诗——“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以见出他们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亲俞氏病亡，陈衡恪冒雨去市中购买棺材，晚间席地而睡，寒湿侵身，竟尔英年早逝（48岁）。一年之内，一月之间，母、兄双双亡故。母、兄死时，陈寅恪三十四岁，正游学德国，噩耗传来，痛断肝肠。
陈寅恪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相识相交仅一年时间，王国维生性孤僻，木讷寡言，独独与陈寅恪相见恨晚，两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赏，论书论世，意气发舒，至为契密，风义师友之间。1927年6月初，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绝命书中委托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信任之重非比寻常。陈寅恪猝失知己，不胜悲痛，他为王国维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遗书序》等多篇文章，还有挽联挽诗，其哀悼深惜之意见于字里行间。在“碑铭”中，他特别强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说，这十个字是王国维的人生基调，也是陈寅恪的人生基调，为了坚持不离谱，不走调，他们都是孤注一掷，以命相争。
二、生计之痛 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备历艰苦，贫病交加，自不待言；内战时期，物价飞腾，陈寅恪曾穷到以书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华大学绌于经费，无力供应暖气，即便是陈寅恪这样蜚声海内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冰窟中岂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爱，将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经和东方语文典籍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取暖。1948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胡适夫妇同机离开北平去南京，在南京仅住一个晚上，即搭车离开，后来胡适到上海劝陈寅恪同赴台湾，陈寅恪婉言谢绝。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代理校长陈序经的聘书，享受该校最高薪水，开“唐代乐府”一课，却只有胡守为一个学生选修，他照样认真讲解。傅斯年与陈寅恪素有交谊，且为姻亲（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陈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前后，致力于实施“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多次电催陈寅恪去台大任教，甚至要派专机来接，最后连“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和教育部长杭立武都登门来请，敦促陈寅恪去香港，答应给他十万元港币和一幢洋房，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他对蒋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多有领教，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连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第一流学者冬天取暖的小问题尚且置之不理，大溃败之际，再来临时抱佛脚，还如何能够收拾人心，聚拢人气？
1949年5月，中山大学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请当局清偿积欠多月的薪酬，竟集体出动，在广东教育厅门前挂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醒目大招牌，当街变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招致市民围观，也引起舆论哗然，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陈寅恪住在一江之隔的岭南大学，对中山大学众教授内心的苦处显然感同身受，把最爱体面尊严的教授都逼上大街丢人现眼，这样的政府令陈寅恪失望之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国饥荒，各地饿死人的事虽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闻。陈寅恪就因为享受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定的住房、吃饭、穿衣的若干照顾，以致引起某些教职员工的不满，这些人质疑道：“我们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显然，他们只记得老祖宗的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忘了往深处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
三、失书之痛 陈寅恪嗜书如命，却屡遭书灾书劫。关于藏书受到损失的情况，陈寅恪在写于“文革”期间的第一次交代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1938年，陈寅恪为避兵燹，将另外两大箱书籍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亲手批注的中文史书和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多年后，安南（越南）华侨彭禹铭在旧书店意外淘到陈寅恪那批失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无奈越南政府严禁书籍出口，这两册书便迟迟不能物归原主。其后，越战爆发，彭禹铭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陈寅恪的史本同为劫灰。这一损失严重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著述。
陈寅恪遭遇到的最大书灾当然还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学生多次去这位史学大师居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将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室，甚至贴到陈寅恪的床头。红卫兵常常顺手牵羊，生活用品尚且不肯放过，书籍更是被他们抄得魂飞魄散。1969年5月17日，陈寅恪八十寿辰，女儿陈小彭回家探亲，陈寅恪气愤地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同年10月7日，陈寅恪含恨去世，家人迫于外界压力，只好让学校将剩下的书籍全部搬走。最可痛惜的是，陈寅恪晚年口述的回忆录《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诗集，经此劫难，踪影全无，竟没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手稿的下落。
四、病魔纠缠之痛 陈寅恪中年目盲，晚年足膑，半生吃尽苦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寅恪曾对“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用十二个字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满怀悲怆意绪，尽皆溢于言表。
1939年春，陈寅恪的命运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夏日长假，他离开昆明，前往香港，准备全家乘船去英伦。不幸的是，他抵港后不数日，欧战爆发，远航成疑。及至秋天开学，他重返西南联大，惟有感叹“人事已穷天意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年后，陈寅恪再去香港，等待赴英时机，战争阴霾越发浓重，较年前更难成行。为生计考虑，他只好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陈寅恪失业在家，赋闲半年。早在1937年11月初离开北平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即已出现剥离迹象，如果两年后能顺利前往英伦，眼疾很可能得以治愈，不致失明。天欲废斯文，必先废其人；天欲废其人，必先废其眼。一代史学大师，所患眼疾，国内竟无医能治。1945年，由于战时生活苦，营养差，再加上治学不倦，陈寅恪的左眼视网膜亦加重了剥离，不得已，他住进成都存仁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回春乏力，终告束手。当年，先生诗作皆充满悲凉惨淡之意。“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此其一。“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柴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此其二。最令人读之揪心凄绝的是《五十六岁生日三绝》的第一首绝句：“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人间何世，陈寅恪视生日为祭日，视做人为做鬼，给书房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其深心的苦闷分明已经达至极点。抗战胜利后，机会姗姗来迟，陈寅恪辗转飞赴英伦，由于最佳治疗时机一再被耽误，他的眼睛再也无法复明。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给他配备多位助手，治学上的种种不便还是难以全部解决。陈寅恪的平生志愿是要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这一愿望终于未能达成。陈寅恪晚年与好友吴宓在羊城见面，为诗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其注意力完全被柳如是和陈端生这两位才高命薄的奇女子吸引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陈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决意为这位遭“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才女和美女洗扫烦冤，表彰其远胜须眉的民族气节和侠义精神。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寒柳堂”和“金明馆”，将自编论文集总称为《金明馆丛稿》，即源出于柳如是感伤身世、题旨为“咏寒柳”的“金明池”一词，其中有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正击中了陈寅恪内心最脆弱最敏感之处。他是柳如是的异代知己，钟情思慕，老而弥狂。史学界对陈寅恪晚年放弃正业，一门心思钻研女性精神世界颇有质疑之声，还是老友吴宓暗中为之辩护，他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吴宓撇得太清，其实并无必要，岂不闻“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陈寅恪即是“我辈”之一。
1962年夏，七十二岁的陈寅恪在家中跌断右腿骨，因其年老体弱，医生不敢动手术。蒋天枢建议恩师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疗，由于母兄皆死于庸医之手，陈寅恪向来对中医印象不佳，遂婉言谢绝。腿断之前，眼虽失明，有家人搀扶，陈寅恪尚可在门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断之后，他惟一的户外运动即告取消，无论住院居家，都等于自囚，老人内心感到更加凄苦寂寞，体质也变得越来越羸弱。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医院派遣三名护士轮流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并给老人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以名伶新谷莺领衔的广州京剧团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演出，听戏遂成为陈寅恪晚年惟一的娱乐。“文革”之初，电唱机被造反派学生抄走，陈寅恪每日能听的只剩下挂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红卫兵的高亢噪声，声讨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愚蠢言词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陈寅恪的工资被削减了，牛奶被断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鸿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谁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亦喜亦荣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成行，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宁居中山大学，康安便适（生活、图书）”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愿挪窝。在某些领导看来，陈寅恪这般矜持，显然是不识抬举。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锣，陈寅恪首当其冲，遭到攻击，在政治排队中，也被列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课，从此潜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长周扬在广州探访了陈寅恪，尽管他没把那句“政治先行，学术跟上”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两人的交谈仍然欠缺愉快。后来，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提及自己与老教授的“正面交锋”：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这是周扬记忆偶误，错父为子）。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从以上的交谈可以看出，陈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胆诘问中宣部长，他真是有什么讲什么，心中藏不住话。从另一方面看，周扬也该感到幸运，毕竟他还见到了陈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门拜访，则吃下一道冷冷的闭门羹。年纪愈大，陈寅恪就愈不待见要人，这完全是由他内心的感情和理智决定的。
1961年7月，吴宓从重庆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他们自西南联大一别，已经暌违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欢，自然是推心置腹。陈寅恪当年的心迹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辈如陈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世俗为转移。”吴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又记道，“陈寅恪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从这两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1961年前后，陈寅恪的总体状况还算不错，虽然他遭到一些攻讦，自己的旧著也迟迟不能重印，难免向胡乔木发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牢骚，但其史学大师的地位未曾有丝毫动摇，其所执信念也未成为标靶。
1964年夏，陈寅恪毕尽十年之力，钩沉稽隐，殚精竭虑，《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终于杀青，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稿末有《稿竟说偈》一首：奇女气销，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决舍。
无事转忙，燃脂瞑写。
成卌万言，如瓶水泻。
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伊始，陈寅恪十分信赖和依赖的助手黄萱即被红卫兵赶走，其后不久，连护士也被撵得逃之夭夭。红卫兵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老人身心迭受摧残，再加上缺医少药，心脏病日益恶化。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打伤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并非都出于政治原因，有的只是为了勒逼财物，珠宝首饰之类。运动升级后，红卫兵欲强行将陈寅恪抬到大礼堂批斗，唐筼出面阻止，又被推倒在地。结果，是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清华弟子刘节代表老人去挨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回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在关键时刻，有这样毅然护师的弟子挺身而出，陈寅恪不枉一生树艺桃李。
陈寅恪一家被强行迁至中山大学西南区五十号后，工资和存款同时遭到冻结，两位老人经济至为拮据，因无钱偿付工友工资，家具亦被人抬走。陈寅恪计无所出，万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口授一份“申请书”，由夫人唐筼代为书写，交给中大革委会。其词为：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表面看去，这份申请书措词简洁，语气平淡，其实是泣之以泪，继之以血。今人眼中，这份申请书与控诉书无异，一代史学大师竟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用自己的钱请工友照顾生活，尚须诚惶诚恐地向校方申请，这是什么世道！陈寅恪在作“口头交待”时，曾大声抗议：“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他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必不可少的那点生意和生趣。
谁曾见过活人给活人写挽联？1969年，陈寅恪便为夫人唐筼写过这样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原以为夫人唐筼终日劳累，心力衰竭，必定会死在自己前头，孰料他比夫人早死四十五天。两位老人逝世时，仅有小女儿陈美延和及门弟子刘节守护在旁，场面颇为凄凉惨淡。
六十七岁初度时，陈寅恪有诗自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他晚年的遭遇，业已证明那个兽性疯狂的时代实实在在是知识分子的血泪场，斯文扫地乃是斫丧中华民族元气的极大不幸。在炽热的炼狱中，在阴冷的地狱中，在死神的威逼下，陈寅恪断然不肯与魔鬼签订卖身契，他因此而惨死，也因此而重生。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写道：“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他的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应该说，他并不担心人亡学废，他是有所期待的，也是信任后人的。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
梁漱溟：一代直声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股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 档案案主：梁漱溟
籍贯：广西桂林
属相：蛇
生年：1893年卒年：1988年
享年：96岁墓地：山东邹平黄山广场附近
父亲：梁济母亲：张春漪
配偶：元配黄靖贤，再娶陈淑芬
好友：李大钊、张申府、杨昌济、熊十力、马一浮、陶行知等
职业：教书，参政议政出身：记者
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
经典话语：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饭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大凡才雄气壮之人，大都类此。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说：“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后儒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雄心。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狂傲的少年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效，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传和身教的熏陶，自然潜移默化。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尺度，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诫。此议一出，众口交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确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颇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保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沧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他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众生，他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执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天下有这样香喷喷的馅儿饼砸中梁漱溟的脑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刚由欧洲归国的梁启超，五次踵门拜谒，求写一副扇联，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其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为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题写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的溢美之词，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两次婚姻生活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不仅茹素不婚，还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咎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作伐，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乖僻，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呆相，梁漱溟对黄氏则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说他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说他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说他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三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4年，黄氏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