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他（埃斯科巴）的时代不会发生。当时这里有工作，没有人吸毒。大家都有钱，社会控制得也好，这里没有贼。人们相互尊重，刺客们都有收入。现在他们无缘无故杀人。我真的很尊重他，他对我们大家一直很好。他不让我们吸毒——希望我们都健康。我们都很爱他。他死了以后，这里所有人都没了工作，他是我们的偶像。
也许是的，但他觉得埃斯科巴真的是个好人吗？
从很多方面说是的。他犯过一些错误，用炸弹之类的东西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但暴力并不都是埃斯科巴造成的。他死了很多年，但现在暴力却增加了。
为了证明现在事情已经不景气到了何等程度，麦克告诉我现在只需要不到500美元就可以安排进行谋杀，也许250美元就可以。“如果有朋友不要钱也行。”他说。但人们如何安排谋杀呢？我问道。一名向导告诉我，这类谋杀的活动是在称为办公室的地方进行组织的。办公室在哪里呢？“我们马上就去。”我的司机说道。
原来办公室就是一间摇摇晃晃的独屋，它是在一幢破房子的屋顶上用木板钉成的，就在一过98号街的地方。有一条门廊，却没有门，窗子上没有玻璃，用黑布挡着。屋子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年纪在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们躺在偷来的沙发上看着一台黑白电视，吸着毒品。我们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就在我们买啤酒的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帮会成员，他们是来盘查我们的。
这是个什么地方？我问道，“这是我们的地盘，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呆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站在街角，谁都可以打死我们。连警察也可以打死我们。”人们经常试图杀死你们吗？“有时候这样。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晚上，也可能发生在大白天。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有的地区比这里还糟糕。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原因，这里安全。”你们这个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都失业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房间，到外面来，如果看到有人戴着好戒指什么的，我们就去偷。”
这个地方原来住着的是一个刺客，名叫丹迪尼.莫诺兹.莫兹凯拉，外号叫“泰森”。泰森于1992年被枪杀，但他仍然因其暴行而闻名。当地还有另外一名刺客叫做拉.奇卡，他在1989年炸掉了阿维安卡的航班。这两个人非常受人尊重，看起来大家还有志向成为他们。他们都是重要人们，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忠实完成雇主交给的任务才到达这个地位的。这些坐在我身边的人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做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情，利用这种结果，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
在整个谈话中他一不断提到埃斯科巴。但在这里他们不用他的名字，而是叫他“这个人”。
在这个人的时代这里的工作很多，没有人吸毒。现在这里没有工作，所有人都在吸毒。在这里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们不应当杀了他。他死了以后，麦德林所有的钱全都消失了。现在无论是在哥伦比亚还是麦德林，都再也没有钱了。我们也失去了工作，再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人了。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不可能为埃斯科巴干过活，但他们对于这个疯子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你们会为他工作吗？是的。如果这种工作中要杀人呢？“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确，他以杀人著称，但现在杀人的数量和过去一样多。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杀掉他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没有，他是被政客们杀掉的。”
如果我出一千美元雇他们杀人，他们会干吗？这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要杀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他是名人吗？有人同意出一千美元就干，所有人都说出一万美元就干。那么枪怎么办？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笑声：到处都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能刚满十八岁，提出去给我买颗手榴弹回来，只要二十美元就够了。你们在这里能买到手榴弹？我问道。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嘲笑我的天真无知。当然能买到手榴弹，在这儿什么都能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就行。
“有时候警察把枪卖给我们，他们从某个人那里没收枪支，然后把枪再卖给另一个人。因为警察的收入很低，他们会把毒品从你这里没收，然后转手给别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混账！”这时候，说话的人一时冲动，从口袋里拽出一盒大号子弹来，“这东西是包治百病的好药！”
有一个帮会成员出去了两分钟，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把纸包递给我，包里盛着大约一点五克可卡因。“这个值多少钱？”不到两美元。然后他又拿出一支枪来，大伙都怂恿我说，他们是认真的，不信就检查检查那枪是不是真的。没这个必要：它很明显是真的。有一个奥科阿的手下决心证明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坏人，他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不当杀手去上大学？”所有的手立即都举了起来。
最后，我们又绕道来到了蒂纳霍拉体育场，这个足球场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远，是埃斯科巴在八十年代末建成的。时间已近黄昏，没有人在踢足球。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铁丝网后面的矮树丛下面逛来逛去。在足球场的后面我们遇到了也许是麦德林市最小的犯罪团伙。团伙的领袖是一个24岁的男人，他通过由三个比他还年轻的朋友组成的贩毒网络来销售可卡因和大麻。把收入加在一起，他们一天能赚150，000比索（大约70美元。）这些人认为埃斯科巴是怎么样的呢？“再也没有谁能象他一样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帮助穷人，他帮助人民。正因为如此他死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说这话的人在埃斯科巴死的时候一定不过九岁而已。）”如果可能你会不会为他效力？绝对会的。如果是杀人呢？如果他先给我们钱，我们就干。如果我想买点可卡因，你能不能帮我搞到？当然可以。如果我今天晚上就要50公斤你能不能搞到？这个时候他们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开始相互推搡着，“先生，我们现在就能为你搞到，而且全是上等货。”
也许奥科阿家族是对的。如果你想了解充斥在哥伦比亚贩毒活动中的暴力，你就必须关注贫困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在这些街道中投入几百万美元，建立几个足球场，再提供一些医疗援助，你在这里就什么都能买到，连人心都可以买到。埃斯科巴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做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人们至今都还在崇拜他。但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所有的麻烦。这一地区的贫困问题依旧象八十年代一样严重，这一问题也许值得担忧，但可能并不令人震惊。如果在几年之内，这种暴力情况再度出现，会不会让人惊讶呢？即使在现在，暴力问题是否停止了呢？谁能说得清楚？
埃斯科巴的墓地坐落于麦德林市的圣山公园。我转天下午来到此处，天刚刚开始下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隐约觉得这种气氛很合适，但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从某个地方搞到了几把雨伞，小心翼翼地穿过了被雨浸透的墓园，最后来到了这位麦德林市最大名人的安息之处。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4节 哥伦比亚(5)
这块墓地很大，上面盖着铁栅栏，栅栏中间长着很多明艳的蓝百合。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埃斯科巴实际上葬在一块双人墓地之中，身边葬着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他是埃斯科巴最忠实的保镖，在他的老板之前先到了那个世界。也许他在那边也会保护着埃斯科巴。
墓地的一头陈放着埃斯科巴的照片和他的生卒年月：1949-1993。生卒年月的下面是一段刻在大理石上的铭文：
MIENTASELCIELOEXISTA,EXISTIRANTUS只要天空永存，你的
MONUMENTOS,YTUNOMBRESOBRE墓碑即会永存，你的名字
VIVRACOMOELFIRMAMENTO会与天堂共存。
这个墓地选址极为美丽，俯视着下面的萨巴内塔小镇。之所以说它的选址很好是因为萨巴内塔正是圣玛丽亚利多拉辅助圣坛所在地，这里是埃斯科巴的刺客们最喜欢的朝圣地。每次杀人之前他们都会到圣坛参拜，给那个木门后面的阴沉的女人几个比索让她为他们点燃蜡烛。当他们爬上摩托车去追踪随便哪个他们奉命在那天干掉的倒霉鬼时，那支蜡烛可能还在燃烧着。
后来，一个以前当过刺客的人告诉我，虽然他本人没参拜过圣玛丽亚，但他的朋友们都信赖她：他们认为她可以让他们瞄得更准。
有一事实的确证明“有的人”枪法很准，在距离埃斯科巴墓地几英里的地方有另外一片公墓，名叫圣佩德罗。这里没有铁栅栏和蓝色的百合花，这里躺着很多十几岁孩子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埃斯科巴的杀手，要么是被埃斯科巴所杀。这些孩子被埃斯科巴从大街上选来，给他们一把钱和一大堆根本不需要的枪；这些孩子们还没有念完书，就被迫拜别了母亲，出去工作了。他们裤子口袋里揣着圣女玛丽的图片，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要干的这事情非常害怕，因此愿意相信任何有可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尸体被留在公墓门口，因为没有人付得起葬礼的费用。在八十年代末圣佩德罗公墓的十几岁孩子的尸体非常之多，所以即使那些可以识别出身份的人也没有地方写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地上面都编了号。
能够造成人们大规模死亡和遭受痛苦不能不说肯定是一种成就。我公墓处离开时雨已经停了，我心想，他的墓地也许是纪念他的一个好地方，但也许圣佩德罗才是帕布罗.埃斯科巴真正的纪念碑。也许这个地方也会与天堂同在。
虽然人们在庆祝帕布罗.埃斯科巴的死，但最终从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数量根本没有因此减少。那些行动的核心成员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回顾追捕埃斯科巴时，雨果.马丁内兹说道，
我经常问自己，“所有这些努力都值得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接到命令终结麦德林集团，实际上并不能停止麦德林市或者任何其它地方的贩毒活动。我们了解这一点。每个人也都了解。总统知道，部长们知道我们抓的不是毒品，只是一个发疯乱杀人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想过通过这件事来消灭麦德林集团或者是卡利集团，就能够停止毒品交易。与此相反，毒品交易反而增加了。
有人指出贩毒活动的增加是由追捕埃斯科巴造成的。乔.托夫特回忆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聚会，是庆祝击毙埃斯科巴的，但他的心情却非常忧虑，
那种状态很别扭，因为我非常高兴，我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帕布罗身上，所以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同时我知道我们取胜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大战，因为在卡利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了那种事情。我坐在那里和那些警察庆祝，但胃里象打了一个结一样，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庆祝的一些人在追捕帕布罗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走的非常近，而且他们还同时，或者有可能从那些人那里收了钱。这真的很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尽管官员们否认与洛斯贝贝斯制订了任何协议，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的高级成员合作，警察和各高层政府机构已经被污染了。卡利提供了埃斯科巴的情报，作为回报，该集团在这一阶段内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样就给了他们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到埃斯科巴被击毙的时候，卡利集团已经掌握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活动权，已经不可阻止了。1994年，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他声称自己掌握着“为卡利的代言权”，他向总统加维里亚上书，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因为所有协助抓捕埃斯科巴的工作而应当享受特殊待遇。
卡利集团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埃斯科巴和莱德都想参加竞选，而他们则在政治方面保持安静。卡恰和奥科阿成为公众人物，他们则深藏不露。一名同事最近刺杀了一名政府官员，罗德里格斯兄弟责斥了他。“在卡利集团里我们不杀人”他说道，“我们收买他们。”当然他们大造声势，说自己不会向麦德林集团一样有暴力性，随着埃斯科巴在1993年倒台，卡利集团从禁药取缔机构那里得到了一个外号，“较为善良温和的集团”。但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如托夫特说的那样，
我觉得（卡利）和麦德林一样具有暴力性，只不过他们把谋杀隐藏了起来。埃斯科巴的时代，他会对某个人说：“我要杀了你”，然后他就把他干掉，并且留下名片，这样全世界人都会知道杀人的人是埃斯科巴。而卡利的操作方式不是这样的……埃斯科巴可以跑出去，把炸弹安置在街道上，一下子炸死五十个路人，包括修女和孩子，所有人都不能幸免。这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卡利从来不会这样干，卡利用一种非常隐蔽的行贿方式对政府造成威胁。
但卡利集团的确有残暴的时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模仿绑架玛莎.尼维斯.奥科阿的手法，绑架了克里斯蒂斯.圣塔.克鲁斯（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的女儿），并索要一千万美元的赎金。卡利集团做出回应，绑架了二十名左翼高层政客和工会领导，于是圣塔.克鲁斯被毫发无伤地放了回来。
卡利不仅比麦德林更加隐密，而且也更加精明。在美国，卡利领袖帕科.赫雷拉的领导的毒品分销生意做得滴水不漏。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向我讲到这种先进的分销理网络是一种恐怖分子的“小屋式”结构，各个小组（十至二十个人）完全独立，除了老板以外，每个人只认识小组里面的两三个人。这种做法减少了线人告密的危险。而老板从来不到距毒品或者毒资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去，这样做就几乎不可能破获整个组织。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向我解释过，一次典型的查抄毒品活动可能会包括抓到一个由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运货的司机，审讯工作可能会是以下的情况。
“你是谁？”“麦克。”“这是谁的可卡因。”“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是从哈里奥那里接到的。”“哈里奥又是谁？”“我不知道，他总是用移动电话通知我。”“那他怎么付给你钱呢？”“他把钱放在汽车里，我去拿。”……通常我们一开始审讯这样的人时，就知道他们根本不认识其它人。他们只做单一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遇到另一个人，但那个人总是用个别名，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叫哈里奥，或者是杰拉尔多，或者文森特，或者“大伙都叫他波波”，此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分隔得密不透风。而且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洛杉矶，前任国际可卡因行动组组长查尔斯.古腾森承认这些人比以前的人精明多了。
卡利在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使得（追查工作）非常困难。他们会购买上百个移动电话，一个用上九到十天，然后扔掉。因为要追查某个号码，你想要监听某个号码，就必须抓住这个号码的规律，才能申请法庭令来监听它，但想搞到规律，时间总是不够。他们会使用袖珍式传真机，把它挂（在公用收费电话）上，然后给哥伦比亚打电话。哥伦比亚就会从另一部电话上回电，挂好传真机，然后把信息发过来。除非你知道他们将会用什么电话，否则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发送了什么信息。而监听传真是很困难的。你得有特殊设备才行。是的，他们的确很出色。
除此之外，实践证明没法被捕的毒贩进行审问，因为卡利集团总要保证这些人的家人都在哥伦比亚，如果有人故意走漏消息，他们的家属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想要搞清这样的人干了什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经常发生的政变证明，不管这群人想干什么，他们极端精于此道，尼维斯说，
1990年到1991年间，纽约警方捉到了一个大案子，抓住了帕科.赫雷拉的两个小队，逮捕了大约二十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电脑，硬盘和软盘，这样就可以追溯他们在90年和91年的交易活动了。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整理记录效率极高，看到他在这一时期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在两年之内他是如何赚到了四亿多美元的。这是两个小组，仅仅两个小组而已。我们都知道赫雷拉在迈阿密，洛杉矶和休斯顿忙得不可开交。这不就是个计算问题了吗？所以帕科.赫雷拉一个人做的毒品买卖价值很可能就在二十亿元左右。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生意规模也是一样的。
卡利集团在哥伦比亚的情报系统则更加令人惊异。在卡利集团内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罗德里格斯兄弟的注意悄悄进行。他们的手法非常精明，把全城的出租车全都买了下来，告诉司机们把城里所有外国人和警察的身份和住址向他们汇报。同时他们的计算机还与城市里的航班检票办公室，旅馆的预约系统和信用卡网络保持联网。他们还收买了一些退休高级警官，所有的航空警察和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顾问也被他们所收买。当哥警方突袭抓捕了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他们将他的电脑带走进行分析检查，发现他有一套电话跟踪系统，使他可以追踪和监听长途电话。电脑运行着一套关系分析程序，当他所接触的人拨打某个“热点”号码时，电脑就会发出警告。禁药取缔机构惊异地发现圣塔.克鲁斯能够窃听美国大使馆的毒品情报机密线路，只要有他熟悉的人使用他们的号码拨打这一电话，计算机就会发出警告。如此复杂的技术使得贩运可卡因活动到达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到1994年，美国前任大使莫里斯.巴斯比宣布卡利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其利润超过了百氏可乐。
与它在贩毒业取得的成功相比，更加让人担心的是这一组织在哥伦比亚政坛中行贿活动的程度。到1995年时，有人统计卡利集团已经买通了哥议会中百分之三十五的议员。当有关他们全面买通哥伦比亚政客的指控出现时，一切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腐败已经沿伸到了最高层。
1995年，一些电话录音磁带泄露到了外界，磁带上录的是厄内斯托.桑波斯总统竞选主管人桑地亚哥.麦迪那与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通话。通话显示，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竞选活动捐了三百七十万美元（当时大选非常接近，这一捐助很有可能最终改变了大选结果。）但桑波斯本人对此是否知情呢？麦迪那的回答是肯定的。1996年作为这一交易的中间中，一个叫费尔南多.波迪洛的人（国防部长）评论说，“总统不仅知道，而且他本人就是组织者，他是此事的发起人。”
竞选主管和国防部长因为参与这一活动而进了监狱，但总统却获得了信任投票，按照规定进行问讯的证据不足。1996年二月，他最终被控非法拥有财产和在竞选中舞弊，但再次被判无罪。两个月以后，美方再也没有心情看这些指控了，于是取消了哥伦比亚作为禁毒之战中的盟国地位，并有效地撤回了一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代周刊》将桑波斯登上了封面，上面挂了一面旗子，上写“毒品候选人？”对于了解哥伦比亚的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来说，这不足为奇，乔.托夫特对于这一事件评论道，
我不知道卡利集团捐了多少钱，但一定有好几百万。离开哥伦比亚时，我上了电视，将哥伦比亚称为一个毒品民主国家，我还说证据就是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的竞选捐助了几百万美元，然后我就坐飞机离开了……桑波斯当时准备控告我。我欢迎他来控告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些证据……实际上，最后，即使他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否认，他还说，“我对此并不知情。”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措辞。
尽管桑波斯遭到国际媒体冷嘲热讽，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说他的政府在围捕卡利集团头目方面还是非常有效的。尽管卡利集团的几个大头目提出了几次和平会谈，但还是有七名大头目，包括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科.赫雷拉在1995年被捕。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遭到引渡，所有人的刑期都在十年以下，这一事实又招来了指控，认为他们与政府制订了协议，他们是自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使自己合法化的企图，就象是奥科阿家族在九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而区别在于，看起来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奥科阿家族现在已经不再贩毒了，却有传言说，罗德里格斯兄弟，他们只需要再服刑两年就可以获释，但他们仍然在监狱中指挥着贩毒活动。因此那种认为抓到了他们就取得了各方面的胜利的声明是具有误导性的。乔.托夫特说，
到今天，哥伦比亚政府声称卡利集团已被绳之以法。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觉得他们计划要做的正是这一点……他们用几年时间重新组织他们的行动，改变手法，更换人员，这样看上去他们洗手不干了，但实际上一切还在运行着。我能拿出的最好证据，在这一点上我和华盛顿方面的人产生了争论，我不相信有些华盛顿方面的人竟然这么他妈的天真。我能够拿出来证明卡利集团仍然存在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卡利集团的头子们就都进了监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要么被捕，要么向警方自首，如此等等。但在这一时期进入美国或者从哥伦比亚输出的可卡因一点没有减少。现在，如果卡利集团的头目完全退出江湖，可卡因数量本应大幅减少才对，至少暂时应当如此。但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态都是在行贿之下安排好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的。
卡利集团是否在哥伦比亚全国的监狱里还有行动，这一点还有待讨论。这听起来有点学究气，因为事实上不管他们在还是不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可卡因价格和供应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影响。总有人在贩运可卡因。但如果不是卡利集团，那又是谁呢？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5节 哥伦比亚(6)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卡利集团解体之后，可卡因买卖也分崩离析，大宗的生产活动和大量运输已经不存在了，可卡因的数量减少，范围也更加分散。但这样看起来使得打击贩运活动变得更困难了——因为谁也搞不清坏人到底是谁。正如华盛顿情报局的主任告诉我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禁毒执法部门成了自己胜利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对于主要的集团的确了解甚多。我们有个目标，或者象是在首领人物计划中那样，我们可以把整个情报组和行动小组都投入进去，针对一个组织，每六七个主管和特工盯住一个目标。而今天我们真的不能这么做，因为现在非常的分散。所以，真的是个问题。
也许针对哥伦比亚可卡因生产进行的斗争真的成为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看着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毒品的数据，我们也许会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成功了呢？如果我们谈论那些监狱里面关着的人们以及没收来的毒品，很明显在与可卡因的战争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把查禁可卡因的目标定位于致力清除欧洲和北美街道上的可卡因，提高其价格，降低其纯度，这样这些成功本身就很难体现出来。但事态肯定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当前可卡因交易的情况看得越多，就越要承认这一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神秘的。
但对有些事情所有人的看法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哥伦比亚过去仅仅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进口古柯膏并对其加以提纯，而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古柯原料生产国了。专家也许会告诉你这是有效取缔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完全是垃圾。
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古柯开始在哥伦比亚生产是因为第一是可行的，第二是因为在本地购买古柯膏比派飞机从外国空运更便宜。这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减少的原因。由于古柯与可卡因关系密切，古柯就等于金钱。据估计，哥伦比亚种植了122，500公顷古柯，估计可卡因年产量为520吨。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我急于要看看这些古柯和可卡因，于是一直向南，去往巨大的古柯种植地，在哥伦比亚，游客是绝对不会到那些地方去的。
我来到哥伦比亚南部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市场，小镇的名称我不便透露，在这里，我雇了一艘汽船，小船载着我一直奔向可卡因贸易的根源所在。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船主解开了缆绳，发动了挂在船外的马达，我们沿着这条淤塞的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向上游开了几英里之后，小船停在了右岸边上，我们向山里走了一小段路，遇到我们的联络人，他是一名二十五岁的古柯农，名叫菲力克斯。菲力克斯的家是那种开放结构的，包括一片水泥地板和一个波浪形的铁皮屋顶。他认真地选择住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收音机。只有房子的中央有一个封闭的空间，一间卧室，菲力克斯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女儿同住。房间有一扇破门，一条绕在弯钉子上的旧绳子把门关住，这是用来防止森林中动物攻击的。房梁上挂着一张小吊床，床上盖着粗绵布，吊床里面是菲力克斯的小女儿玛丽亚。我始终没看到玛丽亚，没有那些围着我们打转的苍蝇打搅她，在我整个来访期间她始终安静地睡着。
我们坐在粗糙的木头椅子上谈着话，家里的另一个住户，一只名叫斯派克的宠物秃鹰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发出哀伤的悲鸣，直到有人用手搔它的脖子才停下来。我们从刚才爬山的疲劳中歇过来，可还是大汗淋漓，然后我们向屋子后面走去，走进山里，一直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梁上。人们从河流那边看不到这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里的手工业活动使得菲力克斯和他全家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
古柯膏的工厂包括一片约十平方米的水泥地面，菲力克斯在地面上方支上了一块塑料薄膜以便防止太阳的暴晒。在空地的右边一条小溪顺山流淌下来。那里有两个大桶里面装满了可疑的化学品，一个自制古柯压榨机，把一个装55加仑的大桶削去一半，上面钻上眼，还有一个带木柄的摇把从上面伸出来。
菲力克斯制作古柯膏的技术与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做法有些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首先他把刚刚采下的古柯叶子摊在地上晒干。然后，半天左右的时间之后，他会看上两遍，用剪刀将叶子剪成小片，然后再在上面洒上少量的水泥粉末。我问他这有什么作用，但他也说不清。但很明显是重要的，因为他试过一次不加水泥粉，结果是灾难性的：无法生成古柯膏。直到今天我依然搞不清那些水泥粉是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时间仔细思考这一点，因为菲力克斯动作非常快。
我把所有弄碎的叶子收集起来，放到这个大桶里面。然后我加入汽油，把它们泡上一天。汽油会把叶子当中的生物碱吸出来。转天早晨我用一个虹吸管把汽油弄出来，把汽油装入另一个大桶中。现在汽油里就含有生物碱了。但即使我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汽油都吸出来，还会剩下一些叶子，这时候就用得上压榨机了。我把叶子和剩下的汽油倒进压榨机，然后转动手柄把更多的液体挤出来，然后把这些液体和其它的汽油倒在一个桶里。
现在可卡因就在汽油当中了，叶子已经没有用了，可以扔掉了。但接下来就是下一步该做什么的问题了。50加仑富含可卡因的汽油基本是没用的，谁也不能靠给别人提供这么多的汽油谋生。还要进一步提纯。为了将可卡因从汽油中弄出来，菲力克斯加入一种弱酸溶剂，每厄罗伯（25公斤）一桶。由于与汽油相比，生物碱更易溶于酸，所以一旦进行搅拌，碱就进入了水中。又因为水与汽油不会相混，因此两种液体就非常好地分了层。
用一根破管子，菲力克斯把富含可卡因的水吸到桶里。现在他有的不是几百磅的叶子，而是几桶气味刺鼻的肮脏液体。下一步就是把柯卡因从水里弄出来，他是靠使用粉状苛性钠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苛性钠一遇到水，生物碱就开始凝固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用一块布来过滤，然后就得到了古柯膏。把古柯膏放在阳光下晒一会儿，然后用滤网过滤一下，它就成了粉状，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从来没见过菲力克斯那样的压榨机。但当我回到英国，又阅读了一些文献，发现了以下报道，该报道写于1905年，是关于当时制造古柯膏的方法。这一过程几乎一点没变。
将叶子捣烂，加入碳酸钠。将混合液在阳光下蒸发，所得粉末用苯或者石油醚提尽，然后加入盐酸溶液摇匀。再加入苛性钠沉淀，以释出粗制可卡因，然后在欧洲或者美国提纯。
美国药剂师，1905年四月，引自《可卡因》，斯皮兰斯
现在菲力克斯早就不必把成船的芭蕉或者桔子顺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了，在那里这些东西已经过剩了，他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几公斤古柯膏放在背包里，乘坐河里的出租船到镇上去。到了镇上，这些东西不难出售：古柯膏商人每个星期都到镇上来买，时间准确得就象钟表一样，同时通知他下次卖货的地点。这类交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两公斤古柯膏可以用背包背着，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卖掉，而“正当的”作物需要复杂的运输，而且即使能够卖掉，要几天的时间。但体积小并不是大家都愿意买这种货的原因。它还另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眼下唯一所有人都愿意购买的商品。
在这个农庄里，以前我的爸爸，还有我自己，都曾经种过芭蕉和丝兰。我们过去曾经在“XX镇”市场里出售，因为那里过去有个公司从我们手里买货。但后来那个公司不见了。我们种了一阵子这些庄稼，但我们无处可卖，所以最后就我们就不种了。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种古柯，对吗？答案就是：因为我得靠它谋生。
菲力克斯虽然只种了两公顷古柯，但惊人的是他一年能收获六次，每一次都能得到1250磅的古柯。菲力克斯每次收割时都会雇他的两个朋友来，这样，在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可以产出7500磅的古柯叶，生产五公斤古柯膏，这些古柯膏内含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可卡因，需要两个步骤才能最终变为盐酸可卡因。第一步是将其溶解于溶剂中，然后重新固化，使其变为“水洗古柯膏”内含约百分之九十的可卡因。然后再用一种非常纯净的溶剂再次洗涤，然后结晶成为盐酸可卡因。
这两个步骤都要在丛林深处的特殊药厂进行，菲力克斯也不知道在哪里。到了整个过程完成的时候，菲力克斯的五公斤古柯膏大约能产生2.25公斤的纯可卡因，在迈阿密值45，000美元，在伦敦值150，000美元。但这其中的大部分钱都没有落到菲力克斯的手里，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年赚五千美元。他告诉我，这在当时还算是高价呢。
我听说过有人企图停止供应这一地区提取可卡因的化学品。他对于这种事情怎么看呢？他笑道，“什么化学品？水泥？汽油，苛性钠？你开玩笑吗？这太简单了，酸稍微困难一点，但我们都用电池酸，这种东西在哪都买得到。我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酸，但它用起来和硫酸一样。”
菲力克斯已经种了六七年的古柯，他说自己是这个谷地里开始最晚的人之一。他所有的邻居都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古柯膏。实际上，当他们想做这种买卖时，他们聚在一起，请了一位专业的药剂师来给他们演示如果制造古柯膏。他的种植园如此之小的唯一原因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大量购买汽油和酸，镇上的人就会产生怀疑，他就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但他的朋友住在更靠上游的地方，他们的种植园大得多。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难以进入，警察不会跑到那么远去抓他们，所以他们是安全的。而菲力克斯的买卖由于离城里比较近，就不那么安全，他已经被抓过两次了。第一次警察们把他制作古柯膏的家什全都烧了，而第二次他被投进了监狱，不得不重金雇一名律师把他保出来。
如果抓住你持有古柯膏，那是很严重的，而如果你正在种古柯的时候，军队来了，他们只会告诉你把这些庄稼除掉。他们不会真的让你这样做的。但如果他们发现了药厂，就会烧掉它。如果他们找到了古柯膏，就要么当着你的面把它烧掉，要么就把它拿走，结果他们自己也会把它卖掉。
他告诉我，如果他下次再抓到，他可能要面临被判入狱十二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你为什么不种点别的呢？他叹了口气道，
比方说我决定种玉米吧。现在，两袋玉米在市场上能卖50，000比索。卖古柯我能赚1，000，000比索，我要种多少玉米才行呢？大约二十袋。如果我要种玉米，我就得烧荒来开辟土地，然后我还要买种子并且施肥料。而且玉米是一年一熟的。大约能出产两吨玉米。我还要把这两吨玉米顺着河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用船运要走多少路呀！谁愿意为我运呢？整个运输过程要花去800，000比索。两吨玉米我能赚1，000，000比索。所以我干一年只能得到200，000比索（约200美元）。但一公斤古柯膏，我可以放在包里，随便坐上哪条最近的船就行了。而且古柯一旦种上，能连着长二三十年呢。
但关于古柯替代计划又怎么样呢？政府难道帮不上忙吗？
那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借钱时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四。然后利率就涨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五，我们得按新利率来还贷款，而不是我们原来谈好的利率。弄得我们倾家荡产还欠一身的债。我们一无所有还欠银行的钱。我知道有些农民刚开始时借钱利率很合适，而且还有一名技术指导，但到了第一次还贷款的时候就没了办法。他们不得不开始卖牲口，最后全都卖光了为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不能继续买牲口，银行就把这些抵押品没收掉，他们失去了一切。银行全都拿走了。
在我遇到菲力克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一名种植毒品的农民的命运。就象我在见到毒贩子之前对于他们的想象一样，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都是一群邪恶的混蛋，他们不讲道德，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快速赚钱。菲力克斯令我觉得惭愧。生活给他的选择很少，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进行了深刻的道德反思，
我们试过，我们真的试过。我们知道这种东西给世界造成的危害，但我有孩子，如果我在监狱里呆上十二年，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我希望能够洗手不干，我过去养过鱼。我能够把鱼卖掉，因为过去镇上有个公司买鱼，靠这个我真的赚过一些正经钱。但此后我的邻居们也开始干鱼塘了。接下来怎么样呢？鱼太多了，没有人愿意买了。除非政府能够保证有人买我们种的东西，否则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很难对于菲力克斯处境中的不道德行径视而不见。他该做点什么呢？难道饿死吗？对于执法系统的工作方式我们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对于生产古柯膏的最高刑罚是入狱十八年。而同时，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现在正在服的刑期分别为十年和九年（后者加到了二十一年），他们将在五年和十三年后被释放。
我非常高兴遇到了菲力克斯，而且他冒着一定个人的风险，下决心告诉我古柯膏的制造方法，对此我感到荣幸。但菲力克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禁毒品的立法者要想阻止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就要对付上千名，可能是上万名菲力克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在哥伦比亚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游击队。
不管你和谁说话，去往哪里，每个人都会认为大部分由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内是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控制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组织，始建于1962年，致力于推翻哥伦比亚现存的社会秩序，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加以代替，在这一体制中穷人获得土地，而富人只能得到应得的财产。在他们寻求权力的过程中，这一组织证明他们愿意使用种种手段，例如敲诈勒索，绑架，轰炸无辜村民，甚至向毒品活动征税，特别是向可卡因买卖收税。由于他们这种令人生畏的名声，政府军不敢冒险进入他们控制的地盘之内，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建立药厂的理想之地。他们已经表现出成为毒品买卖同谋的意愿，允许贩毒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保护他们的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事实证明这一协议对于毒贩与游击队双方都非常有利。而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支持哥伦比亚毒品买卖的历史难以发掘。对此谁也不愿意过多谈论，而且谁也不知道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但从没有记录的角度上说，每个人都毫不怀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幕后主使。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6节 哥伦比亚(7)
我更加急于到毒品买卖的总源头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坐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南问的圣.文森特.卡古安，这里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心，也被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地区的首都，我到这里来会见南美洲最成功的游击队，并且向他们询问事件的情况。
但我根本搞不清该怎样靠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且进行采访。如果你直接指责他们为毒贩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会不会付之一哂，坦然承认？还是将我扣为人质，好好教训一番？或者干脆动武，将你一通暴打之后，逼你跪在一辆破卡车的后面，从脑后一颗子弹结果了你。所有这些选择看起来全都有非常可能。当我真正开始遇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游击队时，我发现他们全都非常专业，全都背着枪，而且常常是不只一支枪，我心里下定决心，这些人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为是。
非常走运的是，我到这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88年，在当选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那领导下，哥伦比亚同意将42，000平方公里国土，比整个荷兰还大，交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换得“和平谈判”，条件是他们停止杀害和绑架来自这一地区以外的人。在这一非武装区域以内（DMZ），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不受政府的迫害。很明显这使得可卡因变得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将国家中这一生产可卡因的理想之地交付给一个筹集起资金来毫无顾忌的组织，这种做法不啻于为可卡因数量的迅速增长提高保证：假设政府可以给那个地方印钞票的人颁发执照，那么这一非武装区域内就得到了这种执照，只不过他们生产的是可卡因，实际上比印钞票利润还高。但有没有人会承认呢？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承认呢？
圣文森特是一个尘土飞扬的肮脏小镇，位于一非武装区域以西。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向我保证，在那里是非常安全的。尽管这样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因为我到达的第二天晚上，邻近村里有两名警察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谋杀。除此之外，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好。我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打了两个电话，又在他们的主要办公室里等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给我安排了一次采访，被采访人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参与和平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一名口才很好的前任银行家，名叫西蒙.特里尼达德。象其它的人一样，特里尼达德住在一个名叫洛斯.波佐斯的地方，这里是与政府谈判的地点，由这里出发坐出租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一路上汽车异常颠簸。在那里，他喝了两杯水果汁以后，开始讲了起来。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透露确切的人数，但特里尼达德告诉我他们共有60个游击队阵线，分散在哥伦比亚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之中。他说，全国只有圣.安德烈斯和普罗维登斯群岛没有游击队阵线。在他结束了对这一恐怖组织进行的冗长介绍之后，我们又漫无目的地谈了谈几分钟时尚话题，然后他开始引入这一我不愿提及的主题。“好的。”他说道，“我现在打算说说可卡因。”特里尼达德还有些其它的话要说，我脑子里很明白有很多枪在保护着他，所以并不打算阻止他。
他开始简单但是准确地向我讲述哥伦比亚毒品买卖在六十年代的演变，然后转入正题，开始介绍哥伦比亚古柯的情况。他说，非法古柯在八十年代进入这一地区。有一件事他非常有把握，而且他一次次反复提到，那就是这里的古柯农不是真正的坏人。
种古柯是一回事，而制造可卡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哥伦比亚一直在种古柯，这可以追溯到哥伦比亚以前的印第安人时代，因为印第安人要咀嚼古柯。在亚马孙地区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北部都有食古柯的部落，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古柯不是可卡因。所以问题在于，谁把古柯制成可卡因呢？答案是全球的市场，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亚洲……农民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被人遗弃，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缺乏教育和健康福利。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合法权力。他们被哥伦比亚政府迫害，被美国，被国家所迫害。战争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些都是真话。自从我遇到几名古柯农开始，他们使我觉得命运明显对他们不公平。就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反精制可卡因法令一样，真正为可卡因交易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些有罪的人，而是那些穷人。我反问道，如果这项交易真的那么不道德，那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游击队向可卡因生产活动抽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难道不是象其它人一样有罪吗？“我们向哥伦比亚的工业家们收税：银行家，工业家，商人，”特里尼达德说道，“而毒贩子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是的，我们的确向他们收税。我们向毒贩子收税，但我们不向农民收税。”
你们怎么向毒贩们收税呢？“毒贩子本身从来不到这里来，我们与他们的中间人有协议，他们要买多少（古柯膏）？中间人就带来这么多的钱从农民手中购买古柯膏。然后我们就问，好，你们带来了多少钱。这笔钱中的一定比例就属于我们。”
特里尼达德的坦率令我非常惊讶。我本来是预计要围绕毒品问题进行长时间绕来绕去的交谈，也许才能挤出几句毫无意义的回答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领袖，“神枪手”.曼纽埃尔.玛鲁兰达曾经宣布“游击队与毒品交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1984年，就是这个特里尼达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五大谈判代表之一，承认这一组织从可卡因当中赚钱。
有多少钱呢？我听说每年差不多要有五亿美元？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这笔收入的确是资助我们斗争的经济来源之一，但不是全部……在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和哥伦比亚政府及警察的统计数字中充满了谎言。如果我们真象他们说的有那么多钱，我们现在早就执政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所有武器全都买下来。
你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我想你一定认为马克思不会同意你们的做法吧？（他停了很长时间），
这是生意。就好象销售酒精饮料和烟草一样。贩运毒品活动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生意一向是非法的，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巨大的利润。问题在于是不是从银行机构里拿钱是道德的，而从资本主义买卖，例如毒品交易中拿钱就是不道德呢？……这是一项战争的原则，一项法律：游击队战士必须配备精良，保障得力，有充足的食物。
在我与特里尼达德交谈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反复提到古柯种植者的命运。他明确表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向种古柯的人收税的想法，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种植古柯是为了生存。他说，真正的坏人是政府，他们跑到种植园中，毁坏庄稼，将贫穷的农民投入监狱，让他们的家庭无依无靠。这不是简单的非正义，而简直就是不人道。难道政府不应该照顾他们的人民吗？政府为什么要抛弃人民呢？他说，为农民的庄稼找到市场出售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指责农民们种古柯。
我问道，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怎样通过让农民参与毒品活动来帮助他们呢？他说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没有让农民种植毒品。实际上，他们还专门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决定种古柯，他们必须至少种上一些粮食作物，以防可卡因市场会垮掉。他们并不支持生产可卡因。
我们是世界毒品买卖的敌人。我们也参与到斗争当中，将哥伦比亚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商业和矿业为基础的经济系统……我们对此也有着计划：将被土地所有者垄断的土地重新划分。例如，将邻近城市的土地划分给农民。我们不仅要给农民以需要的土地，还要给他们所需要的金融信贷及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需要的市场，以便帮助他们自行摆脱这种痛苦的经济状况。
不管你对他的计划和可能性持什么样的想法，特里尼达德有一点是正确的。人民种古柯的原因是缺钱。就是那么简单。但既然毫无问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将来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但这个国家似乎还有另一个次好的选择，那就是最近签署的由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同意捐资十三亿美元的进行援助——绝大多数为军事援助来打击毒品的威胁。这十三亿美元除去购买其它东西，主要是用来购买63架直升飞机，并将其派给专门创建的哥伦比亚军队的三个营，以便“向南部哥伦比亚古柯种植地区推进”。
这一计划给我的感觉，就象与我说过话的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人的感觉相同，就是它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活动，却不能停止贩运可卡因的活动。这一点我与特里尼达德的观点一致
哥伦比亚计划不是一个和平计划。和平计划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将外债和利息全部冻结上，比如说二十年时间。这样钱就可以投入到发展当中，工业，矿业，农业，建立起基础设施，解决土地民主化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派直升飞机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需要派来拖拉机，技工和科学家。让我们在自然资源中投资，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绿宝石，金矿，镍矿，投资什么都行。”这才叫做和平计划。而这个计划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只能把所有的事情越搞越糟。
所有人都怀疑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把钱花在禁毒行动中，而是花在反游击队行动中，特别是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由于百分之六十的资金都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来的，这一点看起来非常可能。但即使这一点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计划好的意图，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由美国训练，使用美国装备的哥伦比亚士兵来敲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大门，要求他们同意进入其地盘捣毁可卡因药厂，而这些药厂现在正为他们赢得基本的生活保证，如果这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会不会允许他们进入呢？因为如果他们不允许，那就会出现麻烦。美国希望可卡因能够有个结果。可卡因药厂都在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这种计划会不会造成暴力冲突呢？我问特里尼达德：你们会不会阻止政府的军队呢？
我们当然会尽量阻止他们。这样就会发生激烈的战争。他们有各种技术，飞机，直升机，雷达，卫星。但的确这场仗会非常难打。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国会：“使毒品消费合法化，这样你们就能降低毒品售价，终止这种买卖。”
但你难道没有看出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丧命吗？因为他们一定会来，一定会出现暴力冲突。不是吗？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最近玛鲁兰达（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领袖）对我们的一些指挥官说，“我们将有幸面对帝国主义了。”这是我们长官的命令，我们将有幸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很喜欢和特里尼达德谈话，尽管我们在一些观点上看法不同（我觉得很难相信马克思会同意某个组织打着他的旗号进行贩毒和绑架活动），我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有必要先为哥伦比亚的贫穷问题找到出路，这一点必须要放置在找到解决可卡因生产的方法之前优先解决。
我关掉录音机，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但我又非常心烦意乱：我现在身处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周围都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比我年轻许多，我突然想到他们为了自己的观点在几个月后就要去杀人，同时也被别人杀害。我向特里尼达德建议道，无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及现任政府，和平谈判，还有可卡因问题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真心地，真诚地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使人最终被杀。“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梦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再次握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由于他们从头至尾都非常礼貌，而且看起来也不象打算绑架我或者杀害我，同时我现在也无所畏惧了，我建议说我非常想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看一看他们的可卡因药厂。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吗？这个要求有点放肆无礼，但我觉得我真的有值得试上一试。结果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认为看到那些药厂你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特里尼达德说道，我们简单地谈了几句，看起来他愿意安排一个排的士兵护送我去雨林，去看看那些为世界提供非法可卡因的药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给他发电子邮件。我没有名片，所以把我出版商的名片给了他（如果你在写一本非常危险的书的话，一定要出版商的名片发出去，因为谁都知道出版商是不怕挨枪子的。）我们商定安排一次旅行，时间订在我一个月左右再回哥伦比亚的时候。
我一有机会就马上给特里尼达德发电子邮件，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并提醒他我们之间约定去看药厂的事情。但没有回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又回到丛林中去了。有传言说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哥伦比亚计划的攻击。当你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战斗应该已经开始了。那时有多少人会死去呢？特里尼达德会不会也是众多死者中的一员呢？
可卡因不是一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毒品吗？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7节 可卡因(1)
2000年九月，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截获了毒贩的电话，得到消息说在距波哥大50公里（31英里）的一个名叫法卡塔提瓦的小镇上，就在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后面的仓库里，将会有“大家伙”出现。警察局的人不相信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大动作，于是叫来当地的警察，让他们去看看究竟。
当地的警察到那个仓库简单看了一眼，只发现里面有一堆昂贵的金属工具和一个巨大的金属“家伙”。德士古加油站里的工人说，仓库里的人每天晚上都出来，一直干到凌晨，然后白天回家休息。他们昼伏夜出的证据是在仓库的门房边写着的工作须知，上面写着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当地警察有些困惑，于是叫来了国家警察局的人，这些人到场之后，简单看了一看，突然间恍然大悟，声明这个“大金属家伙”实际上是一艘潜艇。它不仅是一潜艇，而且设计图都是在俄国完成的。
他们又去问那些在德士古工作的人，那些人突然又想了起来，哦，还有另外一些人不时出现：高个子，黄头发的外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坐着汽车进进出出。据推测这些人就是俄罗斯工程师，同时这也就成为了一个证据，证明哥伦比亚人与俄罗斯黑帮之间形成了全新的令人恐怖的联盟。
现在，那座潜艇还存在德士古加油站的后面。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我和一名来自《时报》的记者一起到达，当地警察为我们开了门，让我们能看上一眼。潜艇被分成了三部分，每部分有10米长，是一条双体船，根据那些懂行的专家估计，一次航行可以将二百吨可卡因运往美国本土。那些神秘的俄罗斯图纸已经遗失，但在工棚外面的一个金属盒子上用西里尔字母潦草地写着“OTVERDITEL”（硬化剂）。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爬到潜艇内部看了一圈，然后回到了汽车里，回去时整整争论了一路。“那个不是潜艇，”那位时报先生说道，“怎么可能是潜艇呢？”的确，以前也有过可卡因潜艇，不过是几个玻璃纤维做的东西，潜水员使用它把沉入水下的可卡因捞起来，然后行驶几百米，从这条船送到那条船。1995年，一名俄罗斯人在迈阿密被逮捕，他想以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把一艘前苏联潜艇卖给一个哥伦比亚毒犯。但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这是一艘潜艇，我本人以前登上过潜艇，一共两次。“哦！”他说道，“好，但这东西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俄罗斯黑帮在这里制造出来的，就好象我们听说的那样。“我的天！”他说道，“只有巴斯图索的黑帮才会蠢到在这里造潜艇。”（来自哥伦比亚巴斯托行政区的人被普遍认为是全国最笨的人。）他说的有道理：法卡塔提瓦离最近的海洋也有超过320公里（200英里）远。铁路线在离此处100米（330英尺）就没有了，而且没有合适的水道供潜艇航行。至少没有从安第斯山脉中间穿过的河道，而这里是通往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制造潜艇呢？没有答案。没人被捕，没有缴获可卡因。一切不得而知。
有人会觉得，在陆地中间远离大海的地方发现一艘潜艇，这要算是这种毒品活动当中比较奇怪的事情了。但它还排不上号。对于可卡因研究得越深入，人们就越会发现关于它的每件事情都是奇异的。可卡因能使正常人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使一些本来就奇怪的人变得完全不可理喻。你根本不用去吸毒，只要干上一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阿莱汉德罗.贝纳尔—马德里加尔，又名胡文纳尔，当他在1999年十月被捉时，他吹嘘说自己一个月可以把三十吨可卡因运到墨西哥去。三十吨！这有多疯狂呀？他在墨西哥的一名同伙，墨西哥湾集团的主要人物胡安.加西亚.阿贝莱戈在美国被判入狱四十年，并罚款三亿五千万美元。这是不是也很疯狂呢？
三个月之前，我在迈阿密遇到了美国海关官员扎赫.曼恩,他带我沿着迈阿密河逆流而上，告诉我这里的威胁分别为“海地，巴哈马，牙买加，墨西哥——以此为序。”一些注册在洪都拉斯或者伯利兹城的旧垃圾船会从这里开来，外表看去空无一物，他们会在码头上呆上几个月，装上一些没有价值的垃圾，主要是旧床垫和破自行车之类的，然后就开回家了。从旧床垫上他们能够赚到什么钱呢？他们当然赚不了钱。他们赚钱靠得是可卡因，来之前他们会把可卡因埋到深深埋到船只内部的某个地方。美国海关必须要找的就是这些可卡因。
曼恩曾经带我见过违禁品执法小组（CET）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查验这些船只，保证船员们“没有在船只深处藏匿违禁品”。违禁品执法小组的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快的，现在室外的气温是华氏九十五度，湿度百分之九十，但这些人还得穿上全套的工作服，戴上防毒面具，爬到那些海地汽轮的燃料箱和废水箱里面。工作人员常常是女性，因为她们的身材较矮，所能能够爬到更小的空间里面。到最近一支违禁品执法小组里面又包括了一个侏儒，这个人非常有价值，因为他能挤到一些连最矮的女性也爬不进去的空间里面。你现在明白了，这是一项令人生厌的工作。你进到违禁品执法小组的总部时，门上挂着一个大标语，上写“欢迎来到痛苦之屋。”屋子里面挂着一张迈阿密河的地图，上面用标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查到毒品的地区。我来这里之前的九个月中，他们已经抓到了十八次贩毒活动，共计查获可卡因近四吨。同时，犯罪集团的成员被遣返，他们的船只被低价拍卖，因为那些破船经不起风浪。几个月之后，这些船又会重新出现，改个名字，重新喷漆之后，又装满了可卡因。每年进入迈阿密河的集装箱船有三十万艘，而违禁品执法小组只有39个人。
违禁品执法小组有一个小博物馆，专门展出一些他们遇到过的毒贩运可卡因的天才伎俩：可卡因藏在水泥柱子里，合金轮子里，运酒瓶的木板箱里，中空的屋顶瓦片里，轮胎里，电子变压器里（这是个好主意，因为那些盒子里面有致癌物质），一吨重的铅锭子里，木制货盘里，中空的木板里，整包的浮石里。藏在蒸汽压路机的内轮当中，在加压后的氧气瓶里。但这些都不足以与活体藏毒相比。有个人在大腿和屁股上开了一些洞，把可卡因藏在里面，有的人把一条木腿里面藏满了可卡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来的一个木板箱里装着三百条活蟒蛇，肚子里填满了可卡因，肛门被缝起来，以保证它们不会把那些小圆筒排出体外（后来又有一个同样的例子，这次用的是鬣蜥）。
没什么变化，对吗？当然还有其它的。曼恩给我讲了那些没能闯关成功的人骡们，那些又穷又悲惨的混蛋们，他们把可卡因小包藏在胃里，结果那些包装破裂了，他们极其痛苦地死去。即使他们在运货中没有死也没被政府抓住，他们通常也会暴尸荒野，肚子被老板们用刀剖开，以便找回那些没有破的避孕套，希望里面还会剩下一些可卡因。可卡因使人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如果你真的想猎奇的话，不必走得很远，在八十年代的巴拿马就发生了奇事。
八十年代发生在巴拿马的故事，只需通过看看发生在国家领导人曼纽埃尔.诺列加身上的事情就可以基本搞明白。诺列加出生于1934年，是一名私人子，一个恶棍，五岁时被寄养在一个人家，但他通过某些手段获得了一个军校的奖学金。从他事业的一开始，这位年轻的军官身上就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超乎寻常的狡猾，而且色胆包天：他两次被指控强奸，第二次是对一名十三岁的女孩施暴。但他受到了一名幕后操纵的朋友的保护，被免于公开起诉，这个人就是奥玛尔.托利霍斯将军，他是一位军界要人，于1968年夺权。托利霍斯感觉到年轻的诺列加颇有前途，便一直保护他免遭不幸。反过来，诺列加也保证托利霍斯免遭不幸，有一次他挫败了一次反对托利霍斯的政变企图。为了表彰他的忠心，托利霍斯将诺列加提升为中校，让他负责G-2情报机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强大，每到一处就扩大自己的影响。托利霍斯控制政客和总统，而诺列加很快就开始控制起托利霍斯来了。1981年，托利霍斯在一次神秘的空难中丧生，诺列加很快就掌握了政权，他控制了巴拿马的国防部队，可以为所欲为地废立总统。
诺列加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六十年代末的某一时刻，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制订了一项协议。他允许美国一万名军人驻扎在巴拿马，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情报局的情报信号站，以便从那里监听古巴，尼加拉瓜和绝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无线电通讯，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他的行为假装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他保证了巴拿马运河地区不会出现任何不利情况。
一直以来，巴拿马始终是国际洗钱业的中心。只需要一千美元就可以在银行注册一家子虚乌有的公司，根据巴拿马银行保密法的规定，所有的钱一旦经这一公司转账就再也无法查询。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现金被美国没收，于是开始把钱通过巴拿马转账，到1980年时，这里的外汇储备已经上升到了近二百亿美元。但经过巴拿马中转的并非只有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同样转口的还有供反政府武装使用的枪支和军用装备（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诺列加与美国情报机的关系），其它同样需要枪支，例如M-19步枪的，还有其它拉美组织，他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转口（这样就加强了他与古巴人的关系）。在被别人叫做“杀人犯，独裁者，大混蛋”之前，诺列加又与麦德林集团签订了协议，允许他们从巴拿马运送可卡因，每公斤（2.2磅）收取一千美元。
诺列加的游戏玩得非常精明。他不仅建立起各种国家情报机构让其相互牵制，而且更为深入地参与到毒品活动当中。根据标准的政党路线，他允许麦德林集团在就在巴拿马国境一侧的达里恩丛林区建立一个巨大的可卡因药厂，为此麦德林要付出二百万至五百万美元。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以后，他理所当然地允许集团在巴拿马城设立避难所（据报道，他为此收入达400-700万美元）。实际上，据报道他从事非法活动共计得到二至十亿美元。
接下来就出现了问题。1984年五月，得知达里恩丛林药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一药厂被捣毁了。美国政府将这一捣毁药厂的活动描述成诺列加改邪归正的证据，而麦德林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的钱跑到哪里去了？诺列加害怕遭到刺杀，急忙逃到了古巴，在那里他说服菲德尔.卡斯特罗从中调停。最后他把钱退还给了麦德林，于是一切既往不咎。
越来越多的报道详细地报道诺列加与可卡因买卖的事情，随着这些报道的积累，美国发现越来越难以对其置若罔闻。由于诺列加的主要政治对手雨果.斯巴达佛拉博士决定向新闻界详细介绍这位大人物的毒品协议，事态变得越发复杂。不幸的是，斯巴达佛拉的有关想法被泄露了出去，他在1985年九月神秘地消失了。最后他的尸体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邮包里被发现，已经被肢解，而且没了脑袋。最后，诺列加手下的二号人物罗伯托.迪亚兹将军在全国电台上宣布，诺列加在竞选中舞弊，杀死了斯巴达佛拉和托利霍斯，并且为哥伦比亚人运送毒品和枪支。
此时的美国人已经受够了诺列加。1988年二月，诺列加在一家佛罗里达州法庭因走私毒品被定罪（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对国家广播公司称其为“西半球最大规模贩毒活动的最大头子。”）应该做点什么了。
1989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的清晨，美国军方自越战以来最大的公开军事行动“正义行动计划”拉开了帷幕。两万四千名美军士兵进攻巴拿马，唯一目标就是把这个贩毒的暴君绳之以法。
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他。袭击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诺列加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起来，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当时正在托库门的一家妓院里。他最终出现在巴拿马城的努里阿提夫天主教堂当中，要求天主教堂为他提供庇护。美国特种部队利用圣诞节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播放八十年代的脏话流行音乐，希望能瓦解教堂中人们的意志。最后“撞击乐队”的歌曲《我对抗法律（而法律获胜）》这首歌起到了作用，1990年一月三日诺列加被从教堂中驱逐了出来。他被带回了美国，以贩卖毒品罪被起诉（卡洛斯.莱德成了明星证人），后被判有罪入狱，他将在狱中服刑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样可卡因故事当中的每件事情一样，事情真相更为复杂。实际上谁都知道诺列加多年以来对于美国阳奉阴违，但美国此不加制止：诺列加可能是肮脏的，但他站在我们一边。一名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杰里.斯特里克勒告诉我，早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就知道诺列加整日忙于贩毒活动，但我们没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当有人真的想对他提起指控时，他的卷宗全都神秘地消失了。（由于缺少这些卷宗会使得布什政府为诺列加定罪显得异常困难，因为这些卷宗的丢失使人无法证明他从七十年代早期就参与犯毒活动。）作为回应，在自己的著作《亡命之徒》中，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BNDD）特工埃利安.沙农的报道暗示，诺列加应当受到“全面而完整的固定”，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被刺杀。但美国还是没有采取措施：诺列加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长期伙伴，他们打算原谅他，至少原谅一段时间。
但随着斯巴达佛拉被谋杀和迪亚兹将军在巴拿马电台上的爆发，诺列加开始失去其对权力的控制。不仅如此，他看起来也开始变得反对美国了。他公开拒绝支持反政府武装并开始骚扰巴拿马的美国公民，而且很快他看起来试图开始干涉美国进入巴拿马运河了。这时，巴拿马人民走上街道，开始劝说诺列加离职，事态变得越发充满了暴力性，情况变得很清楚，他对于美国有用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新闻界报道他与可卡因有关的消息提供了一个除掉他最好的借口。
突然之间，围捕诺列加的时机来到了。被捕的毒贩认识到，如果对诺列加做出不利的指证，他们就可以在美国得到减刑的机会。但这里还有一些既得利益在起作用。费尔南多.阿利那斯是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在2000年时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说，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诺列加根本不想保护在巴拿马的集团成员，他本来打算等奥科阿，埃斯科巴和他们的卫队成员一到此处，就把他们交给美国政府。埃斯科巴在飞机上认识到这一点，改变路线去了尼加拉瓜，一直呆到事情解决为止。与此类似，胡安.大卫.奥科阿说并没有付钱让诺列加保护自己。看起来诺列加真的是打算在麦德林麦集团到达时将其一网打尽，以取得禁药取缔机构的信任。“据我所知，”奥科阿说，“他（诺列加）与毒品买卖毫无关系。”但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他参加了毒品交易呢？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8节 可卡因(2)
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我们谁与美国产生了矛盾，诺列加就是你最好的律师，只要你宣布反对他，你就自由了。
胡安.大卫.奥科阿，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线节目》，2000年
在麦德林，我曾经问过奥科阿家族这一问题。他们是否付钱给诺列加要求保护呢？“没有，那不是真的。”乔治说道，然后路易斯插话，进一步补充道，
这不是真的。我是这件事情的最好证人，因为……我是这件事的一分子。全都是胡说八道。诺列加与这些人（奥科阿家族）毫无关系。有一个叫麦洛的上校说过，诺列加处于中间位置。而且，麦洛说，对了，他不仅从（奥科阿家族）弄钱，而且从很多人那里弄钱。
那巴拿马权力阶层中有没有人保护你们呢？
是的，有。但不是诺列加。诺列加在追捕我们，想抓住这些人（奥科阿家族），并把他们送到美国去……（那时候）达里恩丛林区的药厂已经被捣毁了。有人问麦洛中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道诺列加很不诚实，他将会出于一些政治原因去往法国和以色列，处理一些国家事务问题。所以他让人民去打击诺列加，杀死诺列加。他是二号领导人物，这样他就可以掌权了。他想要获得权力……麦洛想让人杀了诺列加。
哦，哦，看起来入侵巴拿马的真实原因并不是我们听说的那样，是因为诺列加贩运毒品，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力，对于美国再也没用了而已。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可卡因行动组前任领导人查尔斯.古腾森认为就是这么这情况，
巴拿马发生的真正情况证据不断增加。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反对美国，美国也非常关注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他会不会突然转向，对俄罗斯和中国说，“你们为什么不进入巴拿马呢？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打交道了”诸如此类的话……这些都是政治。给诺列加定罪，逮捕和起诉只不过是一种工作，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结局。
那么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不是为了阻止这个家伙买卖可卡因呢？
不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他现在在监狱里，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样做肯定是最简单的。这有点象卡蓬下台的时候，抓他的罪名是逃税，而不是因为他是暴徒。你必须做的就是除掉他，怎么做都可以。就象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为了什么？”原因不是为毒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诺列加与毒品无关，或者说他不应该被投进监狱。他与毒品有关，进监狱也是罪有应得。只是说可卡因并不是他进监狱的原因。贩运可卡因的名声非常之臭，哪怕有一点合谋的蛛丝马迹也足以激进人们的怒潮，在政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诺列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政府如果因为名誉不佳而倒台，推翻它的头一个指控就是这个政府与可卡因买卖有关。在我为本书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对于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政府的各类指控层出不穷。1999年三月，有人指控安提瓜最高领导人维尔.伯德之子贩运可卡因。接下来的一个月，又爆出苏里南的领导人戴西.布特莱斯卷入此类事件当中。布特莱斯于1980年夺取政权，下令处决了十几位政敌，面对着叛军游击队的威胁，他凭个人的力量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可一时之间，他就成为了一名恶棍。这并不是因为他残暴的人权记录，可卡因才是人们关注的事情。将一名本来就是蠢货的政客斥为蠢货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指控他们贩卖可卡因，人们就会坐好认真听你说。可卡因的报道总能抢站头条。
我这本书的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新闻界爆出一个轰动性的故事。据这篇报道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英镑钞票上面都沾有可卡因。这听起来让人惊奇：难道现在所有流通的钞票都被人用来吸毒吗？不是，如果仔细研究这篇报道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只有很少比例的英镑钞票被用来吸毒，但在流通的过程中，很多其它的钞票与这些钞票摩擦，于是也沾上了可卡因。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越象一个关于可卡因腐败的比喻。政治领袖不必亲自接触可卡因或者可卡因买卖，只要他与某些与可卡因有关的人相接触，突然之间他也变得不干净了。可卡因就象一种病毒，它会污染它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而这些东西接下来也就变得具有了传染性。可卡因来自古巴，卡斯特罗就成了毒贩子！来自海地，海地政府就成了由毒贩组成的！每个出现可卡因的地方，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任何地方出现毒品，只要沾上一点点，那里的民主就被腐蚀掉了。哥伦比亚警察局长奥兰多.佩那上校在1998年郁闷地说道，“毒品挣来的钱玷污了整个社会系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了。”一涉及到可卡因，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其本来面目。
禁毒之战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它陷入一片充满了半真半假或者近乎于真实情况的沼泽之中，人们无法辨别那些是真实的反映，哪些是歪曲的反映。一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杰泽斯.詹姆斯.安格莱顿曾经对于冷战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将其称为“镜面荒原”。可卡因政治也是一样。真样是什么？我在哈佛时遇到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他就这一问题给我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
1986年，我为《华尔街时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教训”，令我惊讶的是，此后不久里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引用了里面的内容……这事就发生在伦.拜亚斯（马里兰大学篮球明星）死（于可卡因中毒）前不久，我说道，“（可卡因）将会减少并消失，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在减少这种物品时会不会对于社会造成损害呢？我们会不会把少数民族变成代罪羔羊，会不会消灭内城区”会不会做我们在第一次减少毒品过程中所做过的所有事情呢？”所以我说这并不是可卡因是否能够减少的事情，而是在我们试图阻止它的过程中会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问题。而总统只读了第一部分，也就是“可卡因会消亡”的部分，而没有看到第二部分。
禁毒斗争中也充满了这种情况。看看秘鲁或者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或者看看提纯可卡因婴儿，或者可卡因导致的暴力活动的故事就可以了。或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十几岁的孩子使用提纯可卡因，或者入侵巴拿马的情况。所有的事实都多少失去了本来面目。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摘自《西半球事务局字幕新闻》
自1995年以来，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采取了积极的毒品作物清除和禁毒活动，并采用了替代作物发展计划，两国的古柯种植量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和五十五。主要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禁毒品计划取得了成功，现在安第斯山区的古柯种植活动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由游击队和准军事武装控制的地区。
2000年八月十六日。
这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此。但说古柯是由于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取得成功，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事实更有可能是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的成功是由于古柯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同样，这则新闻给人的印象是对可卡因的战争取得了某种巨大的成功（分别减去了百分之六十六和百分之五十五，真的很棒！），但事实是美国街头可卡因的价格和供应量六年以来一直保持平稳。根据滥用毒品警示网络（DAWN）统计，与可卡因有关的紧诊病例从1990年的80，355例增至1999年的168，763例，翻了一倍多。同时，美国初次吸食可卡因的人在过去六年间增涨了百分之六十三。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还没有到达最高峰，最高峰时美国有一千零四十万人初次吸毒（请注意那是1982年的事情，而不是八十年代中期皮下推注提纯可卡因的时代。看起来美国国内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下来。但正如《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战略2001年年报》中所说，“尽管在1992至1999年间美国的家用可卡因情况稳定了下来，但随着犯罪普及率和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产量的提高，使得可卡因在城市和农村的供应量提高了。……到1998年共有934，000名新的可卡因吸食者，而1990年时只有683，000名新吸食者，这就意味着从1990年到现在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根据“监测未来计划”的研究，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比例也在上升，相比1992年，八年级学生吸毒数由2.3%升至4.7%，十年级学生由3.3%升至7.7%，而十二年级学生由6.1%升至9.8%。
英国的情况好不到哪儿去。可卡因的纯度由1998年的平均51%提高到了1999年的63%.同样，伦敦街头一克可卡因的售价由二百英磅跌到了不到八十英磅。过去八年间被抓到的可卡因毒贩子上升了五倍，而“在死亡证书上提到可卡因”的死亡人数也上升了相同的倍数。仅仅1998-1999年一年间，二十至二十四岁年龄段的吸毒人数就多了一倍。我们做得并不比美国人强，对吗？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全世界可卡因的潜在产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950吨降到1999年的765吨。这太好了。但为什么吸毒统计数字却会上升呢？价格为什么没有上升呢？为什么街上的可卡因的纯度还和六年前一样呢？为什么现在还那么容易买到呢？那185吨的减少量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呢？为什么国际警察组织在2000年九月份公布世界范围内的可卡因使用量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一倍呢？根据2000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国家部门办公室发言人对新闻界的说法，
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赛尔今天主持仪式，庆祝查帕尔地区所有的大规律种植的古柯被清除掉，查帕尔过去曾是（请注意这个时间）玻利维亚主要的古柯种植地区。
真有趣，我十二月份时就在查帕尔，那里还有很多的古柯呢。为什么班赛尔要开聚会来庆祝古柯被消灭呢？这就是官员！我们取得了对可卡因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如此。
围绕对可卡因战争的谜团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科学”将会找到一种解决方法。镰孢菌是最新的可选技术，但还用过其它的东西。在古柯上面撒过蛾子的蛹，使用药剂来减少人对可卡因的需要量，给人种可卡因疫苗。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都是解决滥用可卡因问题的方法。一切听起来都很可信，而是都是由严肃而知名的科学家来推行的。但一用到可卡因上面，所有的技术都被停止了，哪一个也起不到什么好作用。虽然它们能够有所帮助，但现在，而且以后对于这一问题也不会有“解决办法”。灵丹妙药永远不象看上去那么灵，不是吗？
在这些包围在禁毒之战周围的种种错误信息和骗局中间，同样隐藏着一些错误的指责，认为我们尚未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希望胜利。有些诽谤者说，禁药取缔机构如果真的努力是能够消灭可卡因的，但如果真的消灭了可卡因，禁药取缔机构就没有必要存在，所有的人都会失业。有批评家说，美国海关是美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一个赢利的部门。也确实如此：海关通过没收走私犯的财产并将其拍卖自给自足，还能有些盈余。我在洛杉矶遇到了唐纳.沃伦，作为首席原告，她将中央情报局告上法庭，指控其他们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合谋，她告诉我说，
我觉得他们并不真正打算阻止这种活动。你会吗？你真的认为那些几百万几十亿赚钱的人会想阻止毒品买卖吗？这个社区（洛杉矶中心南区）里没有人想这么干。你难道认为他们不能到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去，给他们提供一些真正的选择来取代古柯在他们社会中的位置吗？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得到。
沃伦觉得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取得禁毒之战的胜利，原因在于毒品能让黑人服从他们。这是真的吗？不是。但的确存在一些证据，证据禁毒战争是对政府有利的。
从传统上说，美国军队一直是远远躲开毒品活动的。但在冷战结束后，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没有了共产党，你怎么才能证明你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是有很必要的呢？突然间，军方决定打击毒品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中央情报局在越战之后也是这样想的。联邦调查局也想到了同样的办法。这方面的最佳例子莫过于在宾西法尼亚州成立了一个新的禁毒机构，名为国家毒品情报中心，几方面都在争夺对它的控制权。这听起来象是个情景喜剧。
联邦调查局在威廉.韦伯斯特的领导下，决定也加入到禁毒执法活动中来。他们游说白宫方面，让他们与禁药取缔机构“共同执法”，结果得到了批准。美国海关发现联邦调查局变得越来越强大，于是也游说政府，要求共同执法，他们也得到了批准。现在是禁药取缔机构，联邦调查局和海关在禁毒斗争中成为三大主力。
这个时候，酒精，税收和火器局也宣布他们在“毒品与匪帮”领域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从公园巡逻队到农业部都决定有理由获得资助与毒品进行斗争。成立禁药取缔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避免与其前身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发生内讧，可现在它却发现，除了自己和美国海关之外，还有其它三十五个美国部门陪着它们，大家的目的都是打击毒品的威胁。然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加入，负责毒品情报工作，因为他们一直就是个情报机构（听着有道理，对吗？）联邦调查局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国内的法律和情报机构，但他们开始向国外派驻特工（占的都是禁药取缔机构的名额），去进行调查和收集情报。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9节 可卡因(3)
与此同时，在宾西法尼亚有个城镇，名叫约翰斯顿，这里正饱受高失业率之苦。约翰斯顿的参议员是一名叫做莫塔的共和党人。莫塔是军队筹款圈子里的要人，他设法筹到了四千万美元，要建立一个毒品情报交易所，前提是这个交易所要建在约翰斯顿。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掌握它呢？美国军方在和平时期是不允许做这种事情的。莫塔设法保住了这笔军队的资金，把控制权交给了司法部。现在禁毒活动开始对于这个新的中心有了控制权。
联邦调查局想要加入进来。如果存在一个全国情报中心，他们觉得应该由他们操纵。而禁药取缔机构反对：毒品情报应该由他们来解决。“好的，”联邦调查局说道，“你们管理战术和行动方面的情报，我们负责战略情报。”最终决定由禁药取缔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控制新的中心。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这一中心也正如莫塔如愿，建在了约翰斯顿。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在情报机构中工作的。最终证明约翰斯顿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中心工作。于是大批工作人员由华盛顿调到约翰斯顿，来管理这个新的情报中心。前任禁药取缔机构可卡因情报组长查尔斯.古腾森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
这是一次政治拨款。这个中心之所以建在约翰斯顿，就是因为他（莫塔）希望给他的地区多一些就业机会，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差旅费，只不过是试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有些人需要从华盛顿特区开车三个半小时，就为了在某个地方赶一班飞机。而且你找不到需要的人，操作电脑的人之类的。你需要把他们引进到这里，付他们住宿费……禁药取缔机构准备扩大我们现有的情报行动组，我们需要找更多的人，结果这个中心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独立中心，而且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这完全是浪费。
现在情况好了起来，由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没有收集情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把特工派到现场去），他们需要依靠其它机构为他们收集情报。但由于其它机构都忙着相互拆台，谁也不愿意为他们提供真正的好东西。古腾森说，
这绝对是白费劲。就在我退休之前，我在那里由九月呆到转年一月。我和XX大吵了一顿，我想他是觉得自己能够把我赶出去或者怎么样。我到上面去工作，他就会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干起来呢？”我就说，“哦，联邦调查局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情报，你自己的情报中心也不提供任何情报”，然后我说“那我们干什么呢？”
到了2000年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宣布，某个声名显赫的墨西哥家族深深地卷入毒品之中。这个家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投诉，结果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里诺不得不道歉，宣布美国政府对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当人读到这些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美国政府并非在拖着不想结束这场禁毒之战，这类事情让人明白，有的时候禁毒之战涉及的并不是同毒品作战本身，而是政治。真正的悲剧是过去三十年间有五十六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进行这场游戏是要死人的。而这个时候政客们则躲在家里。
同时，新闻媒体则有了口实，他们反过来又会为公众提供谈资，对禁毒活动大事渲染报道。结束对墨西哥和美国的第一次采访归来时，我发现满眼看到的都是一大堆关于可卡因的头条新闻。九月份的《旗帜晚报》在头版上登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雅蒂们空运提纯可卡因毒贩
牙买加雅蒂匪帮将毒品零售商空运到这里，以加强提纯可卡因向伦敦西区中心扩散。据信，该岛国的犯罪“教父们”是这一复杂活动的幕后主使，在这一活动中毒贩子被送到伦敦，以便在索霍区街头和附近地区推销提纯可卡因。
《旗帜晚报》，2000年9月26
在一份《旗帜晚报》招贴板上登出了：法官为十二名提纯可卡因毒犯流泪。犯罪，黑人，儿童，可卡因，这一切听着熟悉吗？这个夏天基本上成了大肆宣传可卡因的日子了：出现了一艘潜艇，对此《独立报》报道说，“毫无疑问，潜艇上装有鱼雷（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稍早一些，六月份的时候，一张前肥皂剧明星达妮埃拉.威斯特布鲁克登上了头版，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二十六岁的威斯特布鲁克因吸食可卡因，致使鼻中膈彻底被破坏。无论我到哪里，人们只要一知道我在写什么，就会问我这件事情。要吸入多少可卡因才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旦鼻子变成了那样，还有办法补救吗？很明显这个故事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让每个人都相信可卡因很危险，因为现在人人都认为她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入大量的可卡因才这样的，而他们反正是买不起这么多的可卡因。然而实际上，击穿鼻中膈并不是可卡因对人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反而被人忽视了。当然，不久以前还传来了卡米.拉帕克.包莱斯的儿子汤姆以前用过可卡因的消息，众所周知，汤姆是威廉王子的朋友。而查尔斯王子的朋友塔拉.帕尔默-汤姆金森也吸过毒。然后又出现了一些体育明星：劳伦斯.达拉格里奥，罗比.福勒，他在进球以后跑到受罚席附近跪在地下做出吸食毒品的运作来庆祝，为此他被罚了一大笔钱。同时，在对德国国会大厦实验室的二十八个蓄水池的进行检测发现，有二十二个里面测出了可卡因的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可卡因是一种富人，名人，有魅力人用的毒品，用得太多会伤害鼻子。抽它是不道德的，但并不危险。
到了秋天，在对于可卡因的大肆宣传中，一群受到误导的政客又打算打一打“毒品”牌。这一行动的背后是非正式的内政大臣，安妮.威德考姆。“毒品就象癌症，威胁到我们的未来。”在十月份时她在保守党会议上这样说道，然后她向那些洗耳恭听的听众们保证道，“我们绝不容忍这种对于当代社会的最大打击，我在岗期间就要做到这一点！”她在新政策中宣布，引入对于持有大麻者实行当场罚款制度，累犯要被推上法庭，即使所持大麻“数量极少”。这种强硬的说法使在场观众起立鼓掌。而党派领袖威廉.海格也加入到辩论中，他告诉四频道新闻，“我们是领路人。眼下各种针对毒品威胁的努力都不见成效。所以我们是投降还是加大战斗的力度？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大战斗的力度。”
这些形象总是如此，不是吗？威德考姆将她的任期称为“在岗”，这个说法是一个专门的军事用语。而海格也谈到“加大战斗的力度”。这都是标准的与毒品作战的态度：一切都是军事形象，人们的想法是只要严格打击就能解决问题。（在美国有一度，纽约市长艾德.科赫曾经建议，如果美国轰炸麦德林市，就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即使癌症的形象也涉及到手术式的武装干涉，好象目前禁毒之战中的所有事情都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甚至是充满科学性的。但这作为慷慨激昂的措辞的确很棒：“向毒品的威胁投降？”威德考姆咆哮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们不会这么做”你难道不喜欢政客们使用的这种三行排比句吗？
当我在哈佛遇到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时，他就吸毒和立法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类比，
我将其称为父母式困境。如果你的孩子来到你身旁问你，“我能吸一次毒吗，就一次？”首先你当然希望孩子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你的反应是）沉默。然后你会强烈地夸大吸毒的危险性。如果这还起不到作用，你会威胁动武。然后你就成功了。我们在三十年代采取的政策就有这种强烈的父母性，第一，“我根本不想听你谈这件事”，第二，如果你吸毒，就会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第三，如果你胆敢吸毒，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
现在我们就陷入第三个选择之中：“如果你敢去吸毒，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因为惩罚越严厉，好像人们就越可能不去吸毒。但不幸地是，保守党人的强硬态度这次却产生了反效应，因为警察和社区领导抨击这一计划。甚至连一贯坚定的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都反对这一新政策，登出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威德考姆在天上飘着，一条标语飘在身边，上写“安妮.威德考姆，回到地面上来”，还登出了一条社论说，“绝不容忍”政策实际上说明她“绝无常识”，每年有五万人因持有大麻被警告，而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和一半以上十六到二十九岁的人尝试过吸毒。如果按她的做法，这些人就全都有了犯罪记录。这要花费多少钱？这又能起到什么做用？有人指出按照威德考姆的提议，将有七名影子内阁的成员会变成罪犯，于是这项政策被放弃了。
但不幸的是，公众习惯接受各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对于那些义正辞严发表讲话，表达他们如何痛恨犯罪和热爱祖国的政客，人们总是愿意投票给他们。然后这些人入主政府，通过一些严厉的禁毒政策，这些政府虽然从长远来看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会引发抓捕和禁毒活动，产生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反过来又会反馈给媒体，然后……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这种媒体和政治的炒作活动可以保证人们虽然听到很多关于毒品的风言风语，但对于其中的实情却知之甚少。到底发生了什么？对那些摸不着头脑的人，以下是一些事实。
可卡因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吸毒会影响到大脑，产生快感。酒精，尼古丁，咖啡因，大麻，摇头丸（亚甲基二氧化甲基苯丙胺，或称为MDMA），可卡因：所有带有特定神经学作用的药物都会使人们觉得快乐。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象阿尔道斯.赫胥黎写的那样，
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男人和女人们都在寻找，并能够适时发现一些休息的方法，以便逃避他们通常是乏味而极端不快的生活。他们需要一种休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进入永远的沉睡和狂喜之中，进入天堂或者视觉幻想的地狱。
《毒品论》，1931
的确如此，人们喜爱毒品。你可以抽烟，喝浓咖啡，喝下两大杯威士忌酒或者因为吃牡蛎喝香槟而兴奋不已，但结果都是一样，你会吸毒。人们过去做过这种事，以后也还会做下去。正如我在圣迭戈遇到里奇.罗斯时他告诉我的，“价格开得很高，周围到处都可以找到买（提纯可卡因）的路子。有些地方有四五家卖货的，但还是供不应求。美国人对毒品有着疯狂的需求。他们要个没够。他们都想飘飘然，而且他们一定能够飘飘然，有人保证为他们供货。”
但问题在于，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对于毒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开始对其提纯。两千年前，很少有人会因喝酒致死，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蒸馏酒精。他们酿制的酒劲很小，什么东西也杀不死。如今，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各种颜色和口味的纯度为百分之百的酒精，这样很容易就可以让人喝得一醉不醒。我们食用和饮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如此。吃水果和嚼甘蔗很少会使人体重超标。但糖一旦被提纯出来，只要你把它一吃到肚子里，几乎立刻就会导致肥胖。科学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种种销费品进行蒸馏和提纯，以便使人们从其中得到最大的快感，用这种方法快感来得更快，也更有效。对古柯和可卡因来说也是同样。无论是嚼食还是当作茶喝，古柯本身并不危险。古柯叶中的可卡因含量很低，因此是无害的。但如果将可卡因从叶子中分离出来，吸入你的鼻孔或者注入静脉，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尽管可卡因不断提高，但人们更加习惯于获得更大的欣快感。为了寻找更高的欣快感，他们开始吸食提纯可卡因，因为它的快感更加强感。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危险的程度。
这就是关于可卡因的第一个事实：它使人快乐。由于它使人快乐，人们就会使用它。
关于可卡因的第二个事实是它其中并没有什么恶魔的种子，它仅仅是一种商品。虽然我们承认它是非法商品，但也还是商品。如果想要禁止这种商品的买卖，就得找到是什么在推动市场前进。可卡因市场的形成，与其它市场一样也是供求问题。我决定试试看能不能打破它的供求链，但做到这一点，我得找一名经济学家。我在网上寻找，以便锁定一名合适人选。我立即找到了一个：米尔顿.弗里德曼.洛克斯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学家。他在1976年作为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好的经济学家赢得了诺贝尔奖。他凭借否定梅纳尔.凯恩斯爵士所有的观点而闻名世界。他先后担任罗纳德.里根，理查德.尼克松和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他与托马斯.杰斐逊齐名，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个中坚分子。
m/~garrrete/politics/ml
另一个网站告诉我弗里德曼1976年赢得诺贝尔奖是因为“销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他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但它听起来觉得不错。在这一页的最下面有一条新闻说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合唱队以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很明显，弗里德曼就是个中坚分子。我给他打了电话，他非常和蔼。首先，我想知道可卡因是不是与其它商品，比如面包有些地方有不同之处，因为它是非法的。
没有任何区别……对于面包来说，需求方是消费者，而供应方是面包房。对于可卡因来说，需求方是需要可卡因的吸毒者，而供应方则是那些生产可卡因并将其制成毒品，并愿意提供给买主的人。基础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它在市场上的行为也和其它商品一样。
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90节 可卡因(4)
然后我又问他供应商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为了赚钱。你写书是为了什么？想赚钱的人很多，这是他们能够赚钱的最容易的手段，只要毒品买卖中有巨大的利润，除非你使用真正的严刑峻法，否则无法制止毒品……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在那里对贩毒的惩罚是砍断手臂。我敢确认在沙特阿拉伯可卡因的价格一定很高，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个买卖。但事实上，如果涉及到其它一些主要国家，例如美国，他们不会如此极端的。
我告诉弗里德曼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里亚说美国的需要才是可卡因问题的动力，而哥伦比亚人的供货则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