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跨媒体并购高手的个性人生（4）
关于海归与创业
记者：您在TOM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怎么解决的？
王兟：2000年刚刚上任，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差不多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去尝试，董事会也很支持，上手也很快，这一年还不错。到了2001年，在一些重大的发展上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以这么讲，我也有过意冷心灰的时候。而且整个公司的一些关系还没理顺，所以有蛮多的沟通和挑战，也有些比较剧烈的关于不同意见的争吵。针对一个有争议的合作伙伴，我的观点与董事会的观点不一样，我坚持我的观点，我把我的所有想法和盘托出，虽然他们没有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也没有很强烈地反对我所说的。最后达成相互谅解。
记者：东西方不同的商业文化理念和环境对您的事业有何影响？如何处理这些矛盾？
王兟：我比较欣赏的是“东方的智慧、西方的方法”。我们东方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学习历史，学习归纳性的方法，我们把许多不同的因素连接在一起。你跟一个中国的部长、省长谈话，他可以从秦始皇谈到现在，他有很宽广的视野。因为这个宽广的视野，加上非常有挑战意义的社会环境，一般而言，东方人有非常高超的智慧；而西方人比较注重方法。东西方不同的商业文化肯定是有矛盾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把西方的方法论学到手，然后结合东方的智慧。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用西方的方式做事会很生硬，一个纯粹的西方人用中国的方式他会搞不懂很多事。所以还是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中国的客户面前，我的同事说，好象我的头上有个光环，我的说服力还是很好的，可能我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学得更简练。
记者：您认为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兟：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新的理念和规范的商业运作；一些海归创业者的成功比如张朝阳，还有你采访的这些海归，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反思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国社会一直有一些不是太好的风气，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人们提到这些做互联网发了财的人，虽然还有些嫉妒，但也还是开始接受了。财富的创造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能够做到真心实意地去恭喜别人，但是嫉妒的心态减少了许多；海归创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斑斓的色彩，提高了我们的创业积极性，带来了更多的个性，推动了更多规范的商业运作，增进了中国文化和海外的交流。
在现阶段，大多数海归派比较热衷于创业和赚钱，这个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还没有真正出现创业成功后在文化上，在个人涵养、对社会的贡献、机构体制的建立上有独特贡献的人。假以时日，我相信会出现的。
记者：您如何做创业或职业生涯的规划？创业之初有没有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的规划？
王兟：我当时牛津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非常喜欢牛津，我当时想，我50岁或者再早一点45岁的时候，回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太好了。这个梦想一直没有消失。我还需要再做一点积累，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理想了。我也许不会长期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事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没什么不同了。我不希望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是每天起来去上班，还在规划一个伟大的事业，那么好的一个公司和机会，可以让给别人去做嘛（笑）。
记者：如何看待海归创业中遇到的资金难题？您自己怎么解决？
王兟：我在国内没有遇到。我在美国创业的时候，遇到过资金难题，我还是靠商业计划书做得好、比较有说服力来解决的。人家给我们投资200万美金，那时候我基本上是身无分文，就靠一个ideal。我觉得有的创业者很坚信一个理念，他没有去看价值，就一直做下去，结果就变得很有价值。像比尔盖茨。我觉得他创业时根本没想到要去做世界首富。这是很令人尊重的。但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是老要在看差价，比如美国政府的这片物业，我可以计算出来它的原始成本是5000万美金以上。但是到我收购它的价格不到500万美金。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差价，很好地把它表述出来，和人怎么样合作，有个很好的结构，那你蛮容易取得一定的回报。
记者：在您的创业过程中最感激的人是谁？为什么？
王兟：其实我最感激我大哥。古人说“长兄如父”，他年纪比我大很多，他的社会阅历比我多，对我们在国外国内的创业很有帮助。我父母作为知识分子，不太懂商业，总是怕我去冒风险。反倒是我大哥，他有很强的接受新的信息的能力，很冷静地为你去判断，不带他个人的喜好。他对我的创业和事业帮助很大。
记者：您认为财富对您的生活态度有哪些影响？
王兟：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应该让财富发挥出它积极的意义，能够对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回报。
互联网跨媒体并购高手的个性人生（5）
海归创业精英个性问答：
记者：您最欣赏的人是谁？
王兟：我这个答案可能有吹捧我的老板的嫌疑（笑）。我真正最欣赏的人是我的上司周凯旋小姐。她很有个性。她真正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智慧，做事情也非常刻苦。她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人，读过很多书，写的文章很优美。这是我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欣赏。她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也会做错误决策，也有她的冲动，但是总体来讲，她很大气，她的勤奋、她的成就、她的个性都非常强烈。我蛮愿意做一个像她这样的有个性的人。
记者：您认为您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王兟：缺点比较多（笑）。我觉得还是一个平衡问题吧。人生就是一种选择，就看你选择了什么。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对做商业很感兴趣的人，我付出的代价和心血很多，也会有顾不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太忙了，会发脾气，我觉得我的脾气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有逻辑思维，具有说服力和煽动性（笑）。
记者：您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是？
王兟：从我个人来讲，我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是当年在美国做的地产生意。在我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我说服投资商，以很小的价格买下政府的地产，然后装修出租，当时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当时很穷的。这个生意至今仍然为我带来大概每年50万美金的收入。
记者：预测5到10年后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王兟：有点难说，但起码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笑）。我觉得做事情做得成功很重要，做得潇洒也很重要。一个人有奉献精神、有贡献、被人所依赖固然重要，但是能够自我发挥、自我实现、精彩走人生也很重要。我现在在职业精神、作好本职工作方面是发挥比较多的，但是说潇洒地把自己个性全发挥出来，还没到那个时候。我想5到10年后，我个性会发挥得更潇洒。
我尊重中庸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在困难中生存可能使得他们变得圆滑和中庸。但我自己不想做那样的人。我会选择做一个有棱有角有个性、有风度比较潇洒的人。风度是一种心态。太多的人在考虑别人怎么想自己，管那么多呢？你自己做好就足够了。
记者：最喜欢的下属是什么样子？
王兟：我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下属应该是有正统价值观念的人里头有个性的人。比如说忠诚度、保密性、职业精神、按时间完成任务、充满热情、客户至上，这是大家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前提下，我还是喜欢有个性的人，我认为他们创造力也比较强。
记者：舒解压力的方式是什么？
王兟：我认为有主动和被动的两方面。我喜欢游泳，偶尔打打高尔夫、打打网球，也是蛮好的。但是坦率地讲，我认为舒解压力的最好的方式是，当你一天的事情做完以后，你就把你所有的事情忘掉。有很好的记性很好，但能够忘记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老是生活在某一种角色里，比如说，CEO只是我众多角色里的一个，虽然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但我可能还是一个很好的能侃大山的朋友、一个很好的旅游伙伴。无论如何，你要去发掘你其它的角色。中文有句古话叫“逢场作戏”，这好象是个贬义的词，其实我觉得“逢场作戏”非常好的，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是CEO，工作完了就别以为还在演这个角色。你做别的事情，就别老想着你这个角色，没必要！很多人说工作很累，有压力，因为他老放不下这个架子，老以为他自己怎么着呢，有什么了不起？CEO也是人哪！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电话要回答，身不由己。但不要把这个角色太多地延伸到生活中去。
记者：您喜欢的名车是？
王兟：我在国内蛮少开车。我对车的感觉都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产生的。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会租车到佛罗里达去，那时候也没多少钱，但是租一个敞棚的汽车，和一些朋友一起，在海滩上，太阳也很好，晒得皮肤黑黑的，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车的型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态，在海边开车实在是心旷神怡。
记者：座右铭或人生信条是：
王兟：Inlife,you do not solve problems,you survive them.在人生征途上，你不可能解决完所有的难题，但人就是在不断解决难题中生存下去的。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
王兟：应该有2本，一本是新闻集团默多克的传记，一本是维亚康母的雷石东自传——《赢的热情》。
《赢的热情》是从雷石东57岁的时候在波士顿酒店失火开始的，他从窗户里爬出去，等待救援。火焰飘起来的时候，烧到他的身上，为了自救，他只能把身子侧在外面，用一只手抓住窗台，结果这只手被烧坏了。后来在医院救了一年还是两年才恢复过来。最传奇的是，实际上在雷石东57岁的时候，才是维亚康母的开始。之前，他跟父母在波士顿开电影院、夜总会，一个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帮助父母把电影院从十几家做到500家，再用电影院的资源去并购MTV、收购维亚康母等。他从30来岁到57岁，把他的父母的公司从数百万美金价值的公司变成5亿美金价值的公司，但是他又把5亿美金价值的公司变成500亿美金价值的公司，这是他60岁后的事情。他的那种热情、敢于竞争、永不妥协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
默多克父亲出世的时候他还在牛津大学读书（他读的专业跟我一样，都是政治、经济、哲学），小小年纪，大概20几岁的样子，大学没毕业就接替他父亲的事业，就是几张报纸，他一点一点地做，做到今天这么大的一个新闻集团，凝聚了他多少智慧与艰辛。他的那种坚持信念坚韧的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我经常在公司内部讲，你看默多克的经历，人家从80年代起到现在做了20年，做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要问自己，20年后我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说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不是牵强附会，也不是自比。因为我做传媒，他们是传媒巨子，我觉得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精神，同样，他们的精神也对我从事比如投资和其他行业产生影响。
记者：您认为在未来5到10年最有竞争力的海归创业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王兟：海归将越来越没必要过分地强调。真正成功的海归企业家，他一定像本土的成功企业家一样。他既能吸收本地的智慧和经验取得成，同时又带来国际的规范操作和各种技能，以及通行的一些标准。
记者：能否预测一下您所在行业在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趋势。
王兟：我现在一直在提“数字文化科技”这个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收入越高，他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消费就越大。这个消费实际上受技术的限制。近50年来几个最重要的事件，第一个就是电脑的发明，改变了信息的传播过程。第二是10年前互联网的诞生，很多电脑就连在一起。第三个就是近几年的移动终端，作为接受信息的一个移动终端。这三个事情连在一起，人们的生活就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连在一起了。“数字文化科技”使得我们的生活在改变，未来的媒体行业科技的含量会更高，规模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张朝阳：竞争让我们更强大（1）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
张朝阳简历：
1964年出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
198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
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MIT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4年任MIT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
1995年底回国任美国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
1996年在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教授和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的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8年2月25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在张朝阳的领导下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2002年，搜狐逐步建立起具有搜狐特色的2C业务发展模式。
荣誉/成绩：
1998年10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
1999年-2001被《中国青年报》连续三年评为"年度IT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1999年7月被《亚洲周刊》选为封面人物。
2000年1月1日，在湖南岳麓书院"千年学府论坛"发表题为"千年学府话千年，网络英雄话网络"的重要演讲，湖南卫视做全面现场直播。
2001年5月7日，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二十五位企业新星之一。
200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之一。
2002年10月，张朝阳先生领导搜狐公司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在2002年第三财季实现全面盈利。
张朝阳先生目前担任的其它社会职务有：
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工商联执委
"阿尔布赖特全球发展趋势调查委员会"顾问董事（由美国前国务卿阿尔布赖特女士创办）
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
福特汽车环保奖执行评委
他把西方的风险投资带回了中国，创办了第一家中文门户网站；他的命运随着新经济的潮起潮落而大起大落；他的名字与互联网一起进入了千家万户，他愿所有的网民“生活从此更精彩”；他是时尚、前卫、年轻的象征，成为新经济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张朝阳以巨大毅力坚持度过互联网黎明前最黑暗的前夜，成为中国互联网最大的赢家之一。
2004年8月11日，黑头发黄皮肤的张朝阳出现在美国新奥尔良世界管理学界最高学术机构“国际管理学会”第64届大会上，他获得了大会的惟一最高大奖“管理学术奖”，这也是该会首次把素有“管理奥斯卡”之称的奖项颁给了一位中国人，一位将到不惑之年、出身“草根”阶层的互联网企业家。这是数年来亚洲乃至发展中国家第一位荣获世界管理学界最高管理奖的企业家。
对新知识的饥渴
普通人眼里的张朝阳是一个性格张扬很会做秀的网络先锋，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性格内敛并且深深眷恋母体文化。
张朝阳的小学时期是在文革最乱的时候度过的。1966年“文革”开始，国家停止了高考，那时的小学生们没有听说过高考，没有学习压力，也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除了学毛主席语录外，最为重要的是当上红小兵。三年级时张朝阳还光荣地当上了红小兵中队长。他模仿电影《向阳院的故事》，发起暑期“向阳楼运动”，组织一帮红小兵为百姓做好事，在居民区给树浇水、帮食堂择菜等。
那时在学校学不到多少知识，只好在家里学。张朝阳父母是某兵工厂的大夫，也算是知识分子，辅导孩子小学的知识没有问题。课堂上虽然学不到知识，但也没有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用他妈妈的话说就是，儿子“特猴”，张朝阳小时候容易被各种离奇的想法抓住，然后很投入地去尝试。9岁时练了半年武术，妈妈还特意给他做了一条像模像样的灯笼裤；然后学画画；10岁练了一年二胡。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张朝阳却在四年级时迷上《水浒传》，连看两遍。尤其羡慕里面的“没羽箭张青”打石子的绝技，他每天苦练飞刀，用石子儿砍树，打得还挺准。
1976年张朝阳小学毕业，就在这个暑期唐山发生大地震，西安也闹地震，西安震级虽然不大，可大家都住地震棚里。张朝阳就开始动脑筋搞创造发明，他发明了个“小小地震仪”：在凳子上放一个球。他想，如果一地震，球就会“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提醒人们赶快逃命。
小学时期五花八门的兴趣都没有坚持下来，学习终于成为张朝阳最大的兴趣。他对新知识处于一种饥渴状态，特别爱看《中国青年报》，那是一份当时对中国青年思想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让张朝阳如获至宝。陈景润、杨振宁等科学家成了他的偶像。“我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确喜欢物理，它对世界作出解释。”
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那年他才17岁。多年以后回顾大学时代时他说：“学物理的人非常纯洁，所以竞争才格外残酷。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就去游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
互联网张朝阳：竞争让我们更强大（2）
反叛与回归
美国的留学生涯，为张朝阳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束缚减少了，自由增多了，由于学习竞争而压抑了多年的反叛精神和浪漫情怀可以在美利坚合纵国的土壤上尽情抒发。
“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浪漫，“我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熟悉并融入到美国生活的张朝阳认识到，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根据市场需要来定位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学物理专业的中国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张朝阳的楷模，而获得诺贝尔奖则是张朝阳的夙愿。
“在决定经商之前，我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们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100万次电视才会看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张朝阳说。他在1996年时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没有一丝震动”。
为了引人注目，张朝阳想过想当好莱坞明星，又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过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做物理学博士后，这时他感到学了很多年的物理学并不太适合自己。“在物理实验中，我发现，我是个操作型的人，特别注重结果，不能容忍搞一套理论，而这套理论要在100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
张朝阳准备放弃物理研究而经商，浓重的中国情节使他看中了与中国有关的商务活动。他很快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了亚太区中国联络官的角色，这个职位他有多次回国的机会。1995年7月那次回国看到了高速发展的祖国，给他心灵造成强烈的震撼，也他看到了商机。张朝阳突然产生了回国定居的强烈念头，他发誓三个月之后一定要回国。
回国需要找一条最好的途径，张朝阳希望找到一个美国公司，让他们派自己回中国，他找了许多家公司都未成功。最后，张朝阳得到了曾经相识，并对收集中国经济信息在美国发布有类似想法的ISI总裁的支持，作了美国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
一个开放的新大陆
1995年11月，张朝阳拎着两只破箱子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首代生涯。“当时非常非常痛苦，尤其是在最早期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提着两个箱子，到北京什么人也不认识，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一回来，住在一个地方没有热水，整天想着吃饭怎么解决。”
不过同时张朝阳感到很高兴，“我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
张朝阳发现中国Internet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比印度，非洲接受Intemet概念要快，对Intenet理解也比它们透彻，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存在‘士大夫’阶层，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主义和概念，这些讨论使中国这个社会充满智慧和灵性，但这些讨论总停留在概念和范畴，没能前进一步，付诸行动。”
1996年4月，张朝阳开始拿着自己的工作业绩和一个创业的idea在美国寻求投资，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在国内去跟别人讲，说互联网，没人知道什么叫互联网。然后我只能去美国，去美国我又不知道怎么融资，一开始就去找风险投资。应该一开始，你在最早期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应该去找个人。但是我是去找了一些做风险投资的，对于他们，你必须有好的商业计划，他们是非常鬼的，他们给你玩花招什么的，所以就碰了很多很多的壁。最早期的融资经历是最痛苦的。而且没有人知道的，我一个人在纽约街头，到高楼大厦里面去找人融资，那个过程是没有人知道的。”
张朝阳给自己的idea标价200万美元，没想到这个定价首先被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爱德华·罗伯特教授接受了。罗伯特是有名的投资专家，他愿意给投资5万美元，买张朝阳的股份。但条件是要等张朝阳再说服一个投资者投钱，才愿意一块投。此时，麻省理工学院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名叫邦德的学生也表示愿意给张朝阳投资5万美元。
得到这两个人的承诺，1996年7月，张朝阳去美国住了一个月，写了商业计划，注册自己的ITC公司，公司的中文名字叫爱特信。罗伯特和邦德的一共投资15万美元。尼葛洛·庞帝先期投资了2万美元，后来追加的5.5万美元了。共22.5万美元，张朝阳就用这些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有了钱做什么？张朝阳先从立即就有利润的域名注册和网页制作做起。张朝阳开始了自己的尝试。1996年底一个风雪交加的白天，爱特信把一万多块钱攒起来的服务器打了一个面的送到中国电信。“我们把网络当成一个开放的人类新大陆，这个大陆上有很多内容提供商建立内容，把服务器托管。我们没有信息执照，只能是免费，开放平台从此开始。”
1997年1月初，ITC网站正式开通，没什么内容就把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ITC网站也和一些报纸谈过合作，但网站究竟该做什么并没有个头绪。网站当时的定位只是用于宣传ITC公司，为公司承揽网页制作业务。
到1997年12月，张朝阳又进入了一个艰难的阶段，他第一次融来的22.5万美元所剩无几，已经到了连工资都开不出来的地步。张朝阳迫不得已，向投资人发出了紧急求救，尽管他们对于公司的工作几乎不闻不问,但三位投资者还是为张朝阳提供了10万美元的“桥式”贷款。这笔贷款不是投资，只作为张朝阳融到下一笔资金的“救济”，但归还时要给他们一些ITC股份。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1998年2月25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1998年3月，搜狐获得了英特尔和道·琼斯等投资的215万美元。
互联网张朝阳：竞争让我们更强大（3）
竞争让我们更强大
“大学的洗礼，在美国的磨练，还有自己创业的艰辛，这一段段生活都是十分艰难的，这种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痛苦。因为自己当时总是很怀疑自己。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咬牙坚持住，使自己经得起磨难。那时在清华的时候常常去游冬泳，和他们一起去凿冰，然后再跳到冰下游泳，从冰下上来后者的感觉到很刺激，然后再跳下去，我和喜欢这种超越自己的感觉。”张朝阳说。
在张朝阳的顽强领导下，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2002年，搜狐逐步建立起具有搜狐特色的2C业务发展模式。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张朝阳说自己非常喜欢竞争，因为竞争使得搜狐更加强大。“我老是举那个例子，比如说温州的鞋，温州之所以能够造出那么好的鞋，是因为早年有一百家鞋厂都在温州，或者多少家，然后它们都互相的竞争导致最后竞争赢了的鞋厂它的企业就可以行销世界，打败天下无敌手。所以竞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任何领域都应该引入竞争。在互联网领域，竞争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因为互联网领域的这些企业都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就是靠一些创意和这种勇气能够融到资金，能够形成一个公司，靠这种管理团队的这样一种文化氛围把他们凝聚起来，产生一定的竞争力。所以互联网领域是竞争最充分的一个领域。具体到每一个每天的竞争，我觉得应该是有赢有输吧。某一件事情可能我们竞争失利，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其它事情竞争得利的。所以最后看来，还是一个综合的效果。所以我还是每天都是坦然面对，并且积极地去寻求如何增加搜狐竞争力的这种步骤。”
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张朝阳利用资金优势采取了新的战略举措。2003年11月中旬，张朝阳三天之内花掉了３亿元人民币并购了两个网站。11月17日，搜狐买下中国最大游戏门户17173.com；19日，搜狐又把最大房产门户网站焦点网召入门下。
搜狐所动用的资本折合人民币高达３亿元，成为国内互联网最大的一次连锁并购行动,这一数字使业界为之震惊。张朝阳表示，“搜狐的收购不是为刺激股市，而是看重未来，就像宝洁那样，搜狐以后要走多品牌、多域名的道路。”
在张朝阳看来，互联网的发展像盲人摸象一样，一个鼻子一个腿摸下来，它是人类获取公共通信、交流娱乐的虚拟城市。“这个平台将会更加深入。三四十岁的人对这样平台的使用，目前主要局限在对新闻的使用，也就是咨询的获得，我们下一代，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对互联网成为他们本土的社区，成为他们真正的生活平台，再过几年，一个社会决策者的群体将会越来越全面地拥抱互联网，使得整个电子商务和商业更多地应用在互联网上。”
“秀哥”做秀与品牌营造
而在搜狐逐渐走向赢利的同时，张朝阳的作秀风格日盛。2000年7月，在当代商场门前，张朝阳脚蹬旱冰鞋，与一群比他小20岁的年轻人一起为搜狐的新产品狐扯日造势宣传。他曾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开放：到天安门滑旱冰、跳霹雳舞、充当模特、开跑车……甚至为了宣传彩信去登珠穆朗玛峰……因此被有的媒体称为“秀哥”。
而最受人们争议的是搜狐公司推出六位彩信小姐的策划，但张朝阳说，这个创意是想通过打造豪华的生活，让普通女孩的梦想实现。这种策划也是基于当今时代的特色考虑。在他看来，当代中国最大的时尚是追求财富。
“在中国，企业家如同明星，追求财富，创造财富，被人们尊重和崇拜。而在美国，人们认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存在职业歧视。当前的中国，人们刚刚闻到财富的味道，所以追求财富是一种的时尚。而成功的市场策划不一定需要很多钱，而是要抓住时代特色。”
作秀无疑带来知名度，张朝阳说说，“无论是在1998年，1999年的那种享受了这种一夜成名的感觉，我并没有冲昏头脑，到现在一直也都是出名，然后公司也不断地壮大。但是我必须保持非常清醒，如果是骄傲自满或者不清醒，那就不会意识到新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存在，那就为公司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未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越来越依赖于品牌，技术创新，服务与管理。搜狐是一个立足长远的公司，我们要建立一个基业常青的公司，我们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对未来失去信心，我八年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回国创业就是基于对技术革命及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信心，搜狐到目前的成功证实了我当初的信心是对的。”
金融投资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1）
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
汪潮涌简历
1965年出生于湖北；
1984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管理工程学士学位。
1984－1985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首批MBA班最年轻的学员。
1985年赴美国留学并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
1987年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与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
1990年进入标准普尔评级公司，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
1992年，在美国《债信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破产概率与债信变化》报告，获标准普尔年度总裁奖，并入选《普尔工商名人录》。
1993年，受聘于摩根·士丹利，由纽约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1995年被提升为亚洲公司副总裁并调任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
1998年5月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局级投资银行业务顾问。
1999年5月创办信中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美国融资投资控股公司。
2000年5月，在信中利公司内部信息网的基础上推出中华资本网。
寸土寸金的国贸写字楼。装饰考究的信中利投资集团。送走又一批客户后，汪潮涌微笑着走过来与记者招呼。简练、明朗、职业，一切都与周围环境--包括总裁办公室的简明风格协调，透出华尔街的职业做派。
15岁上大学，20岁赴美留学，22岁进入华尔街投资银行，28岁成为摩根·士丹利北京首席代表，年收入百万美金——汪潮涌的人生经历顺利得很让人嫉妒。但他却毅然辞职，创办信中利投资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我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应该站在同辈人的最前列。”汪潮涌这样为他的精彩人生经历作出诠释。
从大别山走向华尔街
汪潮涌坦称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
1965年，汪潮涌出生在大别山脚下的湖北蕲春。在那个疯狂的文革时代，汪的父母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他们只好把不满两岁的汪潮涌寄养在小山村里的叔父家中。
“1岁到13岁的时候，我最大的理想是当农村的赤脚医生，因为我的养父是一个在当地非常有名的赤脚医生，而且他会武功，会骨科，还会自己种草药、采草药和煎草药。我觉得当医生特别好，尤其是那些村民胳臂断了、腿折了，你能用自己的医术数他们恢复劳动能力，很奇妙的感觉，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到了13岁的时候，中国开始高考了，我的哥哥姐姐们都考上大学了，我就开始考虑将来也当大学生。而且当时考大学是我唯一跳出山村的唯一的机会。父母把我送给当地农民的时候，我的养父母怕我将来走了，把我的户口迁到农村去了，就要跳龙门，要高考，我们那里高考命中率是很高的，经过两年的复习，就以不错的成绩考出来了，15岁进了大学。”
1980年，汪潮涌凭着他的勤奋努力和聪颖的天资，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成为小山村远近闻名的“娃娃大学生”。“1980年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很多的书，像江梓荣《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对我们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最大影响的是一篇报告文学，宝钢决策不慎，使得宝钢多花了几十亿国家的资金。比如说选址很不好，泥土冲积平原，为了建一个基地，给地底下打了几十万的钢管，那个地方没有深水港，宝钢的铁矿石要从澳大利亚进口，从宁波一个小船运到宝钢那个小的码头，又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当时我就在思索，那时候，80年、81年的大学生，都想当科学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为科学家，发明创造价值是有限的嘛，可是作为一个厂长、经理，有很大的决策权，而且稍微不慎，就把国家几十亿的资金浪费掉了，是多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创造的价值。所以这样就学习了管理专业。”
在宁静优美的华工校园读书学习成了汪潮涌四年中最幸福的事。“学完了本科，觉得不够，就考了清华上研究生，成为清华经管学院建院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这时候给自己确立了不同的目标了，开始对金融感兴趣了，科学技术、法律、外语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走进清华园，汪潮涌仿佛踏上一片新大陆。在这座著名的学术殿堂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时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是以擅长解决各种经济难题而闻名的朱镕基，他强调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人才，认为国内的引进工作经常是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金融，缺少复合型人才。去美国考察的朱镕基巧遇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的校长，带回来一个奖学金的名额，而这个机会幸运地落在了汪潮涌的头上。
20岁的汪潮涌怀揣30元美金，拎着一只寒酸的箱子在美国落了脚。留学之后，他知道他的目标又要进行调整了。他把目光投向了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漫步华尔街，看着趾高气扬精神抖擞的美国银行家擦肩而过，汪潮涌发出了又一个誓言：有一天，一定要跻身于他们当中。
要进入华尔街决非易事。在美国，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MBA，一个进入制造业，一个进入投资银行业，5年后，二者收入可能相差5到10倍。因此，各商学院的毕业生打破脑袋都想挤进华尔街。
1987年，年仅22岁的王潮涌经过十几轮严格面试，终于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从此迈进了华尔街，在大通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证券化工作。
金融投资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2）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
1989年，汪潮涌在大通银行成功地进行了房地贷款抵押证券化工作，所进行的资产抵押债券获得债信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大大降低了债券的利息即隔资成本。后来这一创新概念延伸进美国许多金融资产领域，如企业的应收账款、信用卡余额等。1990年，国际两大权威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把汪猎归门下，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他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当时，他才25岁。
90年代初，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铁板一块的金融证券市场开始对外开放。世界各大投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其中便有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摩根·士丹利公司拥有资产3200亿美元，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1993年，摩根·士丹利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急需具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兼具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才开拓亚洲市场。汪潮涌进入摩根·士丹利的视线。他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学语言出身而能说会道的，另一类是学理工出身而思维缜密的。”汪潮涌显然属于后一类。理工科的背景使得他不冲动行事，数理推理和模型范式是他思考的基础。
1995年，因业绩突出，汪潮涌被提升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这一年他刚刚30岁，成为华尔街上最年轻的驻外首席代表。
在摩根·士丹利期间，汪潮涌所在的中国业务部共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境外融资６０多亿美元，包括参与我国财政部１０亿美元全球债券的发行工作。同时，他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成功运作的范例包括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的中国首家民航企业--东方航空，中国首家在伦敦挂牌的电力企业大唐电力以及在海外上市的超额认购倍数达1260倍的“北京控股”。
1995年，汪潮涌直接参与了由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共同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组建工作。中金公司被人们称作是中国第一家较为完全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当汪潮涌在事业渐入佳境，被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暗示“前途无量”时，他却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原来，在华尔街12年的后几年，汪潮涌时常涌起回国创业的念头。“前六年就想好好地做一个金融的专业人员，把金融的知识和产品学到手。后六年，就觉得要把自己的经验、知识、技能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而且要为进入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市场做一个桥梁，而且还要做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美国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国家，人们爱以收入论成败，目前国内一些人也是如此，比如一提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有多少亿的财产，对其卓越的才能和学识却不甚了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多个角度去看，如把自身价值只与金钱划上等号，那这个人的发展就很有限。”促使汪潮涌放弃高薪回国创业的原因是他不想要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一个华尔街上大投资银行的海外公司总裁会享受很高的年薪之外，还包括诸如住五星级酒店、出入坐最豪华的汽车、一年两次欧美度假、外加十多万元的驻外补贴等等。而华尔街上的高级职员也许在４０岁时就退休，积累下几千万美元的个人财产是现实的。但是，华尔街是那些ＷＡＳＰ（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移民的后裔）们的天下，像摩根·士丹利，７０年代以前甚至连犹太人都没有。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里的黑人、少数民族族裔都还是很少的，而且地位不会太高。一个中国人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跨国投资银行中，充其量也就是做到大中国区的负责人，以后的发展就很有限了。”
汪潮涌的创业热情还有很大部分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而我把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视作同辈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站在排头兵的前列。”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由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美国的高盛公司为主承销商，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募集了42亿美元的股本。“这说明当前中国对投资银行业务具有极大需求。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我应该回来创业。”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汪潮涌进一步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从前人们以为只有制造业才有技术，其实金融业的技术更复杂，威力更大。被马哈蒂尔骂作‘强盗’的索罗斯，何以一个人就能摧枯拉朽，攻城略地，使一大片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这个‘强盗’掌握了一件‘核武器’--金融技术。金融危机展现出来的一切都在证明：金融技术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原子弹是战争时期的核武器，金融技术是和平时期的核武器。我想：中国怎么能缺少这一种核武器呢？中国不能没有金融核武器。我国金融领域开放程度不高，隐患很多，随着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亟需加强抵御外来金融机构、国际游资攻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海外学子应该承担起为国家开发尖端的金融核武器的重任。”
1998年，国家准备组建一家投资银行，汪潮涌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海外英才，欣然领命参与组建工作，后来这项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改变，那些归国的人大部分又回去了，而他留了下来。
“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以后，我的目标是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能够创造很大财富的投资人。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不断的在调整和确定新目标的一个过程。”为此，汪潮涌在1999年5月在北京成立信中利投资咨询公司，出任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迈出了回国创业的坚实一步。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不认识，而且永远也不会认识。”这是一部美国电影中男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在汪潮涌看来，这句话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遗憾，所以才有了投资银行家存在的必要性---在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充当中介。信中利定位在为国内中小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这是根据市场需求，经过认真的可行性研究的，填补了国内一个空白。国内除了民生银行外，证券公司、大投资公司基本上是忽视这块需求的；而国外大投资银行由于成本等等原因也不做这种业务。在摩根·士丹利，1个亿美金以下的项目都是没兴趣做的。这是一个断层。”
汪潮涌运作国际资本的优势尽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瞄向国际资本市场时，中国的企业家们面对窗外陌生的财富世界，无疑有着太多的困惑与茫然。而许多外国投资机构虽有投资中国的想法，但由于语言、文化、商业环境等背景的隔膜，总觉得进中国门槛有些高，需要有国际化运作能力的中介机构介入。“别看这些中国民营企业今天小模小样，未来他们可是新经济的中坚，而我仅仅凭着早入手就得以与他们为伍，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的幸运，以后的华尔街回归者怕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信中利创办不久，前来咨询和寻求合作的络绎不绝。信中利当时的业务，一是为企业提供融资、理财、并购等投资银行中介服务，二是进行项目投资。汪潮涌和信中利的理想在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倡导一种风险投资理念和金融服务意识，从而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投身此项事业，推动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刚从华尔街回国时，汪潮涌常常要煞费口舌地和企业家朋友们解释投资银行与银行的区别，什么是收购与兼并，企业为什么要IPO?如今，他们的对话已经上升到如何实施MBO（管理层并购）？如何设计ESPO（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引进战略投资人等专业性题目。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探讨什么是现代化的金融意识。与民营企业打交道强调的是专业性服务，“灰色”的东西少，对“关系经济”不在行的汪潮涌来说也是一种“扬长避短”。“我们要在不规范的环境中去创造规范。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诚信问题，我们一直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汪潮涌很认真地跟记者阐述信中利投资的理念。
金融投资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3）
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
“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指望天上掉馅饼是不现实的。”归国创业5年后的今天，汪潮涌坐在北京顶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这样对记者说。所有创业一开始都是艰难的。关于在国内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件事，汪潮涌说，“其实每件事情都是很难的，都是挑战。事过境迁，回过头来看，就觉得没什么。最难的事是做完第一个项目，客户不付钱；也有投完资的项目，创业者不好好做。”
每一次融资对汪潮涌而言都是一种砺练。每一次都充满了智慧与技巧。为朗新高技术公司的融资是个经典的例子。朗新一开始是做电信行业系统集成的，其创始人徐长军、郑新标1996年脱离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下海”创办这家公司，到1999年时已有数亿元的年营业额。就在1999年初，他们开始关注LINUX---因孤军奋战打破了微软WINDOWS的一统天下而声名大噪的、基于开放式源代码的操作系统。1993年3月，比尔·盖茨在香港大力推介“维纳斯计划”，全中国都感到了WINDOWS的咄咄逼人，此时，朗新开始投入LINUX产品的开发，并成功推出TOMLINUX发行版。
此时的朗新产生了国际化的需求---寻求国际投资人和战略合作伙伴。两位创始人找到了汪潮涌。
1999年11月，汪潮涌和朗新的几位负责人来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有20万人参加的国际计算机技术展示大会（Comdex）。而他们到这里来则是为了找一个人，Redhat（红帽）公司的董事长BobYoung。行前汪潮涌已经在网上查到，这位董事长将在Comdex上发表演讲。
但这位董事长并不好见。在红帽的展位旁，红帽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董事长很忙，恐怕不能见你们。于是汪潮涌进到有董事长发表演讲的会场，结果发现那里有超过2000人的听众，几乎没有机会凑到BobYoung的跟前！
汪潮涌急中生智，一等BobYoung演讲完毕，他就高举起手，要求提问。举了好几分钟，终于被点到。汪潮涌站起来问到：董事长先生，红帽在LINUX领域是非常成功的企业，请问目前是否有全球化的计划？如果有，请问对亚洲及中国市场有何考虑？我们是中国最大的LINUX公司，不知是否有与您合作的机会？
一个刚刚上市两个月的企业的董事长对这样的问题很乐于回答，BobYoung立刻大讲了一通红帽对于全球化的设想，“要把LINUX开放式源代码的均享哲学推向全世界”，至于和中国的合作，“我们会下谈”。
会后BobYoung走到一直等在一边的汪潮涌等人身旁，进行了一番友善的交谈，但对合作事宜似乎并未表示太大兴趣。汪潮涌说，希望到红帽公司本部作些考察。BobYoung彬彬有礼地说：欢迎。你们可以和总裁秘书联系。但我很忙，抱歉不能陪你们去。汪潮涌说：谢谢，我们自己去。当天晚上汪潮涌一行四人就上了飞机，连夜飞往红帽公司的总部。这个总部在一个很犄角旮旯的地方：北卡罗莱纳州一个名叫德汉姆的小镇。飞机清晨到达离德汉姆最近的一个机场，大家在机场洗了把脸，汪潮涌去买了一张地图-得找到德汉姆的方位。然后按图索骥，在早晨8：30终于到达了那个似乎立志隐居的公司总部。红帽的总裁秘书大为吃惊，因为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见到的第一批外国人。总裁也十分感动，立刻出来会见了这四位不辞劳苦的中国人，双方相谈甚欢，有关合作的事宜进展得十分顺利。两周之后，红帽的亚太区总裁就从澳大利亚飞到中国，与信中利和朗新进一步商谈合作细节。
一年融资2亿美金
汪潮涌说10多年华尔街工作经历在他身上的烙印已经浸到骨子里去了，没办法抹去。与摩根·士丹利相比，信中利是一个小公司，员工只有20来个人。然而汪潮涌的做派一点都没变。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研究力量，2003年年末总结会，汇总产生了2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共分45篇，还有每周的市场行情分析。员工中有摩根的旧部，前中金的员工，还有国内外金融机构过来的，保证足够的多元化。
在一年时间里，信中利公司为12家高科技企业募集资金2亿多美元；为20余家政府机构、金融机构、高科技企业担任投、融资咨询顾问；直接投资15家高科技企业，主要客户包括北大青鸟、中国家庭网、中华在线、瑞星科技等，同时，还运营企业孵化器业务。一年之后，汪潮涌将公司的主营业务加以扩大，在投资银行业务之外兼做风险投资和网络，并组建了中华资本网。“投资家总是在幕后的，一般不与媒体打交道。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公司对我们甚至有这种要求。现在，我接触媒体，并不是业务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传教的心情。”汪潮涌说。
金融投资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4）
做中国的软银
“真正的海龟是既在海外接受过教育，又在职场上经历过系统的砺练；在IT、教育、科研、金融、娱乐、文化、传媒等领域，这些海龟回来以后，通过创业，把经验、理念、产品等带回中国，提升了这些行业的整体水平，多多少少形成了行业的标准，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推动行业的发展。”在回答记者关于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推动的表现时，汪潮涌这样阐述。很显然，汪潮涌在金融投资领域把国际金融投资的经验、理念、产品等带回到中国。
信中利刚开业时，汪潮涌曾意气风发地向媒体宣布，自己要做中国每一家民营投资银行。“那只是我的一个理念，而我现在是有三个理念，除去投资银行业务，我现在还要做风险投资和网络”。随着业务的进展和竞争的加强，汪潮通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理念，开始侧重于风险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回报更高、竞争性更强。”
从已有的业绩来看，汪潮涌现在是国内最大的天使投资人（以自有资金）。国内的一些风险投资人是将筹措的资金投入到项目中，他则是把个人的资金投进去。他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伙伴，信中利背后的投资群由于汪的如此做法而坚定了投资之心，他们相信汪对项目的筛选和孵化能力，更相信他对自己财富的爱惜。
“融资过程中的知己知彼非常重要，而‘彼’方的情况往往是需要融资的企业所不了解的，这就是投资银行、投资顾问存在的必要性。我在替人做融资的时候最注意的是讲究火候，火候不到，哪怕投资人是再熟的朋友，我也不会替企业引见。有些企业一上来就讲自己明年要在纳斯达克上市，其实这种话讲早了效果很不好。纳斯达克尽管门槛低，但要走到门前也有很长一段路，有些话你讲得过早只会让投资人觉得你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汪潮涌的梦想是做中国的Softbank（软银）。“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未来的一到两年，信中利投资的公司可能上市，到那时可变现的资金有几亿美金，如果再进行投资，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海归创业精英个性问答
1、最欣赏的人是谁：
沃伦.巴非特（WallenBaffet）
2、在成长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没有一个特定的人
3、您认为您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优点：待人诚信、宽厚，做事持之以恒；
缺点：太理性，缺乏表面激情。
4、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是：
事业上：创办信中利投资公司
生活上：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5、预测5到10年后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现在更成功、更快乐、更幸福
6、最喜欢的下属是什么样子：
装业与忠诚，主动，有事业心
7、舒解压力的方式是什么：
全家人周末在北京郊外爬山。
8、您喜欢的名车是：
奔驰
9、座右铭或人生信条是：
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10、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
很多，《人生》、《沉重的翅膀》、《往事并不如烟》，还有很多人物传记、历史的书如《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
11、您认为在未来5到10年最有竞争力的海归创业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学贯中西、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又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的海归。
12、请预测您所在行业在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趋势。
投资业将会越来越规范，出现一批更专业的大型投资机构。
金融投资国际资本飞人的中国情节（1）
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
胡祖六（FrederickZuliuHu）: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
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高盛公司成立于1869年，作为华尔街最老牌的投资银行，高盛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在华尔街百富榜中，高盛独占40席，业界称其为投资银行中的“西点”军校，1997年，高盛进军中国。2003年，高盛在其投资银行业务中共获得了25亿美元手续费进账，其业务增长高达25%。一举超过花旗银行，在个大投行中排名首位。
出生于中国，青年时代求学哈佛五载，顶着洋学位就职财富500强企业，位居高盛董事，拥有高薪和令人尊崇的地位--胡祖六用他的勤奋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人生；而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胡祖六以跨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身份，在国际资本和中国企业间搭起一座桥梁，为双方的合作共赢提供了许多契机。这个拥有强烈中国情节的国际资本飞人，已经成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变革洪流中的重要力量。
五年哈佛的烙印
胡祖六出生在湖南。在他看来，湖南近代有很多仁人智士，一直想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前仆后继吧，不只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有很多这种仁人智士，都是想为国家为这个民族的富强能够做一份贡献。”
胡祖六的话听起来当然非常理想主义，而实际上他还有非常强的使命感。17岁时，中国恢复高考，胡祖六考入清华大学，随后在清华获得了工科硕士。而他本人则一直对经济管理比较感兴趣，总想通过学习经济管理报富国之志。机会的来到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有几个公派留学生名额，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宏观经济，胡祖六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哈佛学子。
在哈佛学经济，最难的第一件事是语言。胡祖六在清华上的还是英文快班，但因为他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辩。“毕竟因为我是比较早出国的，因为那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跟外面接触还是比较少，尤其听这种以英语做为母语的人的交流，还是非常有限，所以到美国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的障碍，不是读不是写，我读写都没困难，但是跟人之间争辨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立不从心，即使你有非常好的主意或思想，但是你总觉得语言上有很大的障碍，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勤奋是克服语言障碍的唯一法宝。胡祖六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学习到两、三点才睡觉。可以想象，怀揣着梦想的胡祖六在异国他乡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而实际上，胡祖六感到困惑的还有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氛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因为我的成长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去美国，那时候中国的市场还是非常不成熟，非常陌生的，中国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证券市场，很多这种对人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所以学西方经济学，很多这种感性的认识和经验并没有。”
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点枯燥的经济学，胡祖六却觉得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是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哈佛五年的岁月给胡祖六打下了非常深的烙印，“我今天还是记忆犹新，我原来学理工，后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应该说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功底和基础，尤其是我学到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包括研究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那么在我今天接触很多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我们就有一种比较严谨的分析方法，这点是让我受益无穷的。”
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
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胡祖六，在毕业后的几年内很自然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1991年至1996年间，胡祖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1996年，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但此时的胡祖六却觉得“非常寂寞”。因为他感到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他的眼光投向了故土。
胡祖六选择了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的高盛。此时高盛准备在香港设立亚太地区总部，正在到处物色掌门人。一般说来，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而在高盛的眼中，胡祖六显然已经拥有了这个优势。“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高盛在香港设立其亚太地区总部后，胡祖六便走马上任。许多年后，当胡祖六回顾海归的历程时，他说，“能够把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能够帮助中国比如说制定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帮我们企业更加有竞争力，能够走向国际的舞台，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1997年，胡祖六刚刚赴任，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汇率极度动荡，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倒退十年。
正值世人震惊困惑之时，各种经济学纷纷抛出假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亚洲金融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到下之后，加之中国出现了广信事件，世界经济界自然产生下一个猜想，即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西方的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对中国的很多不利分析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预期多少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事后，市场证明了胡祖六是正确的，人民币平稳的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这次漂亮的亮像为胡祖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开端，让他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开始具有了话语权。
高盛公司是一个全方位的投资银行，包括像IPO（外资直接投资）帮助中国公司上市。在胡祖六的运作下，中国许多“最大的最重要的产业的最大的国营企业”，都基本顺利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除此以外，胡祖六领导的高盛(亚洲)也做过很多并购的财务顾问，“比如说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收购--像中国石油到印尼去收购一个油汽田，给他提供财务的顾问；有很多跨国公司想到中国来投资或者并购，那我们也提供财务顾问，比如说像日产汽车跟东风的合作，就是我们做的顾问，还有像戴姆勒奔驰跟北京的福田汽车进行合资也是我们做的顾问。”
高盛在中国还有自己投资，先后投资过平安保险还有网通等公司，他们很早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投资，还有一些像中国不良资产，像华融资产的拍卖，我们都积极投标，把资本和技术带进来进行处置，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是多方面的，尤其我们对中国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看好，也是非常置力于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够进一步做好做大。”胡祖六说。
胡祖六认为中国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进行一席洗礼，对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改善公司管理水平非常有好处，竞争力也会得到大大提高。
金融投资国际资本飞人的中国情节（2）
国际资本飞人的中国情节
为自己是湖南人感到骄傲的胡祖六坦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一股强烈的中国情节。“过去这么多年来，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中国经济在1998年1999年也是不够景气，内需不足），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非常悲观，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市场的乐观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在很多国际场合人家就怀疑，就是说这个胡博士是太偏向中国，太偏向中国，所以他们叫我RedFred，叫红色的夫雷德。”
红色的胡祖六博士迄今为止仍然只持有红色的中国护照。“现在让我寻思去效忠另外一个国家，我想永远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滞留很久，我因为工作（出国）当然是没关系，但是我绝对不想改变我的国籍。”
因为工作关系，胡祖六的出国出差机会很多，但这对他来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比如说去巴黎或者去东京，因为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办签证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很多国家我秘书都不能帮我办，一定我自己亲自去填写这个表去办，所以时间精力上是非常非常麻烦，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拿加拿大护照或美国护照，这样旅行就很方便，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一直把中国护照带在身上面。”
胡祖六说他从来不把高盛看成美国的公司，“我把高盛看成是全球性的公司，如果高盛进入中国来，设立高盛中国，那么我把高盛看成一个中国公司，因为它是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很可能大量雇用中国的优秀的就业人员，所以他就是本土性的企业，所以这是我这么看，我吸引外资或者是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所用，变成中国的公司。”
国际金融界沟通的桥梁
陈海：您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有什么见解？
胡祖六：中国经济必须也必然融入全球化，PC行业是最好的例子。这个行业外资进入很早，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中国出现了在亚洲市场占有率超过IBM的联想。再比如IT移动通信行业，中国自己本身没有多少知识产权，就是因为吸引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在中国生产手机等各种通讯设备，所以后来中国的移动通讯技术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一个行业有很多外资进入的情况下，一般会发展得比较快，国内的企业会进入这个竞争状态，或者背水一战，或者迎头追上。家电行业也是很好的例子，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家电完全是被日本的电器垄断，SonyPanasonic，全是日本牌子。但是到了1990年代，长虹、康佳、TCL，我们的东西做得和他们一样好，价格还便宜。当然我们可以不对外资开放，自己埋头做研究。但会有一个问题：追赶先进技术的过程将非常漫长。
陈海：中国公司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胡祖六：我发现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市场的最大困难还是在观念和企业文化上面，比如说中石油，走向规范化和海外上市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包括人员的分流，很多管理企业的职权划分等等，其实都是牵扯很多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不可避免有很多阻力。上市整个的准备工作时间表非常紧，压力很大，包括春节放假都不能休息，就是一门心思地工作。后来上市成功，中石油一位老总说，这次海外上市等于是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时是很痛苦很艰难，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以后，自己的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在市场经济下，尤其在国际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这么一个企业，对他的要求有更好的了解，对投资的期望有更好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自身的责任感、他们经营的目标，这种以股东价值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等于说是一次重建。
陈海：您撮合了很多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您认为这些合作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胡祖六：在把中国企业推向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带回来国际资本，带回来很多技术和信息管理的模式，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石油--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潜力的企业，但是他们多年在国有的独资的体制下，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不是一个现代的上市公司，但是他自身素质很不错，发展潜力也非常大，但毕竟受计划经济下这种体制的约束，显然一开始是不具备到香港或者到纽约上市的条件或者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我们是帮助这些企业帮他进行重组，改制，比如说业务的重组，资产的整合，管理架构财务报表信息批露等各个方面，为他们的各个环节提供咨询建议，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满足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中心。
我非常乐意担当中外金融界沟通的桥梁，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讲差距。
陈海：资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高额利润。这些国际资本有没有可能会给巨变中的中国市场带来什么不良影响？
胡祖六:我觉得利远远大于弊，“这个资本的管制就像修长城一样，我们的祖先为了怕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所以修建一个雄伟的万里长城，但是还是不免最后清兵大举入侵中原，包括还有以前南宋的时候金兵入侵中原这种悲剧，就是因为国家国力不强，国力不强，你就一定会遭到入侵；反过来如果资本账户逐步逐步开放，但是如果我们花大力气去整顿我们的金融体系，提高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我们自身的素质和抵抗力，那么即使有很多资本流进流出，我们也可以安然无恙。”
海归创业精英个性调查问卷：
1、最欣赏的人是谁：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他目光远大、想象力惊人，有丰富的思想，特别务实，在政治、法律、哲学、音乐、生物科学等领域的伟大成就让人惊叹。
2、在成长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我的母亲。她做人善良、慷慨；还有湖南历史上的那么多风云人物，王复之、黄兴、毛泽东等，他们那种坚忍不拔、忧国忧民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3、您认为您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优点：扎实的理论功底、金融市场最前沿的实务经验，全球化的视野；
缺点：优柔寡断，不善言辞，在中文语言环境中表达能力较弱。
4、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是：
曾经心血来潮，在华盛顿郊外买了2000亩地，建造了符合自己意愿的建筑。
5、预测5到10年后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人到中年，壮心不已。
6、最喜欢的下属是什么样子：
勤奋、上进、忠诚。
7、舒解压力的方式是什么：
古典音乐；阅读历史；爬山；网球。
8、您喜欢的名车是：
不求名贵，安全可靠即可。
9、座右铭或人生信条是：
真诚、宁静、淡泊。
10、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
没有唯一答案。在不同阶段，很多本书都有影响。在求学和职业生涯，科学、金融、文化、历史类的图书和人物传记等对我都有影响。
11、您认为在未来5到10年最有竞争力的海归创业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未来5到10年，创业环境会有很大改善，这与台湾1980情况很类似。最有竞争力的海归创业者应该拥有知识产权和真才实学，能够把国际商业模式嫁接移植到中国尚未完全成熟的市场上来。
12、请预测您所在行业在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资本市场必然会经历量与质的飞跃，流动性更好，透明度与市场参与度更高，整体投资开放度更高，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健康、更有效率，成为知识人才密集型的重要产业。
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本色（1）
NEC通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卢雷
关于卢雷：
卢雷1987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和理学两个硕士学位，目前在读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在加盟NEC之前他是摩托罗拉副总裁、个人通信部门中国区总经理，全权负责摩托罗拉中国的销售、市场、合资制造企业、战略、商业计划、政府关系、财务和人事等事务。卢雷拥有10多年的通信产业职业经理人经验，对于市场环境、技术发展以及商业运作模式都具有深刻的了解。他在产业领域内建立了坚实的网络关系：与政府、管理部门、运营商、以及销售网络。卢雷具有在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了解不同的文化和商业模式，并拥有成功的经验和记录。
从摩托罗拉副总裁到NEC中国通讯公司总裁，卢雷在2004年5月的一次跳槽引起业界哗然。在成就了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辉煌之后，这个上海男人也因此成为NEC百年历史上首位中国本土总裁。在卢雷之前，NEC从未在中国尝试任命过一位本土人士担任总裁。对外界的惊讶与追访，卢雷坦言自己的感觉就是“只是换了一家公司打工而已”。
卢雷似乎是一个走运的人，11年间，他在摩托罗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让他出现闪失，这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金字招牌。在摩托罗拉的多年从业经历让NEC的这位新任总裁深深打上了“moto”的烙印。对卢雷而言，无论在摩托罗拉，还是在NEC，做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经理人一直是他的本色与追求。
“看到新的东西我就想学”
卢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母在上大学时参军，据说家里有很强的部队色彩，“有什么事都决定得比较快，而且什么事都是对事不对人。”6岁时卢雷随父母搬到上海定居，在那里读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随后考上西安交大。
1985年，西安交大毕业后，卢雷分配到上海制冷设备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设计工程师，设计商业用冰箱。“我当时真的是非常兴奋，因为一直都想设计产品。当时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工程师带着我们3个刚来的大学生做这个项目。那时的设计思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85年时，还不是以市场为导向，反正只要是你有了技术，你能够把产品设计出来，基本上产品就都能卖得出去，当时很少是看市场需要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挺想出去学点新的东西。”提起那个时候的想法，卢雷比较感慨，多年以后他还感激自己的这个改变自己一生的想法。经过多方努力，1987年，卢雷来到美国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攻读工程硕士。留学的前期费用是父亲的一个朋友资助，后期则完全靠自己的勤工俭学维持。
“在美国感觉没人管，和国内分配工作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里可以自己找工作，可以计划自己的很多想法，比如说我后来读博士、读商学院，然后又转行等等。”
攻读硕士的两年让卢雷学会更加独立。在读完工程硕士后，他又开始学习MBA。“当时学的是国际商业，那个学校的国际商业是当时的全美第一。”
MBA还没有毕业，老师就将卢雷推荐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下面的一家子公司——光洋精工，这家公司为丰田汽车提供零部件。
“我在光洋精工干得很开心，跟同事们沟通得非常好，一看到新的东西我就想学，学完了我就把它实践出来。我当时的脾气是做了再说，那时做了很多项目，没有项目我就自己找项目做。”
“干一行，爱一行”
1993年．学成之后的卢雷有个感觉：回到国内会有更好的发展。他打算“回家”发展。当时，有好几家公司与卢雷接触，其中就有摩托罗拉。这里有个插曲：当时美国强生公司承诺卢雷马上就可以回国工作。在卢雷准备选择“强生”的时候，当时在摩托罗拉任经理一个朋友说服卢雷到摩托罗拉公司感受一下。从此，卢雷就与摩托罗拉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93年开始，摩托罗拉开设干部培训班，每年从全世界选出10位精英人士，在美国本部经过一年半的培训，成绩合格后回国工作。卢雷成为了第一个班级里的学员。一年半以后，卢雷培训合格回国了。那是1994年底。
卢雷感觉自己很幸运。“可以说，那时的摩托罗拉正值鼎盛时期，所有从事的产品，除了半导体外，都居于全球首位。现在的竞争环境变了，但摩托罗拉仍旧是很好的公司。”
更幸运的是，1995年，摩托罗拉制定了一个“人才本土化”方针，卢雷又赶上了好机会。卢雷认为幸运也是通过自己努力才能得来的。“我父母一直跟我说要‘干一行爱一行’，只有真正这样去做，才能比原来想象的干得更好。这一点很重要，也许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理解。但的确是这样，你干好了一项工作以后，机会会向你招手的。”
“幸运”的卢雷在摩托罗拉一干就是11年，历任市场部经理、合资计划部经理、寻呼机工厂制造部经理、手机部销售总监、摩托罗拉副总裁兼个人通信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在他看来，人生的职业生涯就是一个坐标，“横轴代表具体工作，纵轴则代表一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当责任随着不同岗位的历练提升时，这个人的能力也在提高。”
奇迹的缔造者
卢雷加入摩托罗拉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BP机市场的腾飞，很快卢雷担任寻呼机工厂制造部经理。在寻呼机工厂的那段经历给卢雷的帮助非常大。
“以前，我一到很多人面前讲话，事先会写一份稿子，即使写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可是在那个管理1000多人运营的环境里，几乎天天都有讲话的工作，我喜欢在生产线上待着，跟工程师、跟线上的工人沟通。那时，与人沟通的技巧练得很多。”
卢雷很庆幸BP机在中国的整个过程都经历过，“能够看到整个行业从起步到消失的整个过程，这一点很不易。”摩托罗拉的BP机业务是在卢雷手上关掉的，同事全部转到手机部门。
“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所以一般我的决定比较快，做完决定我从来不会回过头去想，或者是总结经验，我很少总结经验。所以我是跟我的同事讲，你们要快，因为这个行业比较快，你们一天做十个决定，做对八个就行了。但绝对不希望你们一天做五个决定，只做对五个。大家很幸运在这个行业里边，做错了决定，失败了一次，还有第二次机会，不像有些行业比较稳，你做错一次决定，就是非常大的一次失误。”
卢雷在摩托罗拉的日子很开心，“接触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我在做人、做事方面向以前的同事、上级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的素质非常高，人非常好。”
凭借优秀的业绩，卢雷一路晋升为摩托罗拉全球副总裁，并带领摩托罗拉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外资企业：摩托罗拉在国内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上长年稳居第一，并让摩托罗拉中国成为摩托罗拉全球业务增长的发动机。如果说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的话，卢雷无疑就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本色（2）
再次选择中国
卢雷很怀念在摩托罗拉的日子，“那里有我熟悉的团队，我与他们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更感谢摩托罗拉给我的机会，如果没有摩托罗拉，也就没有我今天所拥有的经验和各方面的积累，我尤其怀念昔日一同并肩战斗的团队。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我必须学会面对一切变化。”
在摩托罗拉已经工作了11年后，卢雷再一次面临着一次选择。摩托罗拉公司有一个惯例，就是亚洲区副总裁级别以上的职员，都要在一定时间后调回总部任职，以培养更全面的管理能力。但是这种调回不是强制性的。摩托罗拉计划调卢雷回总部，在两年内分别在财务部、策略部、研发部和3G部门各工作半年。
“当时知道调我回去的消息，我挺开心，家人也很开心，他们说，好了，到美国后，你可以天天回家吃晚饭了。我当时也想是否要回总部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充充电。”
但从第二周开始，许多朋友打电话劝卢雷不要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机会很多。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发展瞬息万变，虽然两年后可以回来，但是，两年后市场早变得不知是什么样了。到时再重新适应中国市场，将会很难。因此，最好是留在中国。“事实上，我也舍不得离开中国。”卢雷说。
在与总部原同事谈话的一周之后，卢雷便接到许多公司的邀请电话，第三周卢雷开始与其他公司接触。“我记得包括NEC在内，面对面交流的就有4家公司，我婉拒面谈的有6家公司。”
卢雷留下了。他选择了NEC，NEC也选择了他。“选择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点，我感觉，NEC面试的时候，面试了很多同事，我公司的同事，都是非常想做很多事情，确实打动了我。另外，还有一点，NEC的公司在技术上是非常先进。所以这方面，当一个职业经理人，总希望做得那些产品是比较强势一些的产品。能为用户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当然NEC在这两方面，一个是人方面，还有产品方面，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吸引，我也非常有幸进入到这个公司。”
2004年5月28日，NEC正式宣布了对卢雷出任NEC通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的任命。
职业经理人的本色
记者：从摩托罗拉，到NEC，您个人感觉上有什么变化？
卢雷：因为在中国扎根的时间比较长，整个经营的理念很多其实都是在国内，中国公司的理念，所以从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我自己好像在运营方面，很多决定的过程上面，并没有感觉这两个公司非常不一样，相反我自己感觉好像是在以前的公司跨部门工作一样，以前在这个部门工作，我现在到这个部门工作，当然两个公司肯定还有不同的地方。
记者：如您所说，在摩托罗拉，您有一支高效的团队，在NEC，如何快速适应这个新环境拓展市场？
卢雷：当时在摩托罗拉取得的成绩，确实跟当时运营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还有当时的那么多的同事，肯定不是某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成绩。但是来到NEC以后，我确实发现NEC有非常多优势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我现在的团队，也是花很多精力，希望把这些非常优秀的东西都挖掘出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市场能够做出来。其实我的感觉是，经验是很重要，但是竞争是在变，市场是在变，技术是在变，所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经验，过去实际上比较适合的，也未必能在目前完全适应，关键就是要组织好一片好的团队，能够更贴近用户，为市场做一批好的产品。
我们现在的团队，有欧美的同事、本地的同事，还有日本来的同事，许多高层都有海外的经验。星期一早上开会确实是很有意思，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谈自己的想法，大家的观点非常国际化。其实，我想再本土化，怎么样本土化也“本土”不过本土的公司。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家庭”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争强的，好强的人，那什么事都是第一，不第一绝对不行，就是那种感觉。”卢雷说，但一个朋友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他是美国丹佛的一家工程师做软件的，可能已经是做到经理了，但是他对这种东西没有一点任何的追求，我几次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在院里割草或干其它，对生活不紧不慢。他的家庭非常的幸福，两个孩子开开心心的，每回给他打电话开开心心，工作他也很喜欢，他是搞电脑的东西，他从来不觉得你当个经理是多荣耀的事儿，几次让他当经理他还不当。他觉得非常开心，就是对生活的看法，不是非常的急，不是非常的忙，但是生活很好。”
就是和这位朋友接触多了以后，卢雷自己感觉其实生活其实可以，“不是那么就只盯着一个东西，那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所以我自己感觉，我其实是很幸福的，我觉得一个是幸运，另外一个很多东西是自然会来的，不要太心急。”
在卢雷他随身携带的棕色皮夹里，有四张照片：与妻子的合影、两个孩子的单人照和全家福。6岁的女儿和3岁半的儿子是他最大的骄傲。
忙碌的职业经理人生涯使得卢雷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给家人买的礼物中，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在机场买的。所以，我现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尽可能多地与孩子们在一起，陪他们玩。”卢雷一脸的歉意，又洋溢着一种幸福。
“把工作完全看成工作挺累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工作看成能够接触很多朋友，学到很多东西，能够为家庭提供很好的生活，这样乐趣自然就来了。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家庭，工作是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跨国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个追梦的过程（1）
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
关于叶莺：
叶莺，生于北京，长在台湾，拥有国际关系和英语文学学士学位；
1970年加入美国政府，先后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政治处官员；
1978年加入新闻界，任职新加坡海峡时报集团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1980年在华盛顿为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1982年加入美国商务部，先后在广州和香港任商务领事；
1995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
1997年加盟柯达，出任大中华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1999年升任柯达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2001年升任柯达大中华区副主席、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2002年升任柯达全球副总裁、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叶莺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一位以苛刻闻名的记者同行在一个高层企业家论坛上由衷地感叹说。其时叶莺正坐在台上侃侃而谈，妙语连珠。这个处处都散发着魅力的女人，似乎总能很轻易地赢得更多的喝彩与掌声。
叶莺的商业生涯和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她曾经是美国新闻界的名记者；也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位、至今为止也是唯一一位被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女性。作为柯达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和亚太区对外事务部总经理，叶莺也是第一位出现在世界500强企业高级领导岗位上的华裔女性。
梦想与选择
叶莺生于北京，长在台湾，父亲是满族人，母亲是杭州人，她身上流淌着满汉两族的血液，既有游牧民族的豪爽个性，又有农耕民族细腻丰厚的情感。
叶莺说她一生有三个梦想，一是跳芭蕾舞；二是做记者；三是做外交官。因为训练太辛苦，第一个梦想没能实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追梦的过程，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寻梦园，只是每一个人可能在周遭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当中，你的梦变了。那么也可以这么说，我从来没有说是定一个目标，说有一天我要从商，而由于后来的环境的改变，而使你走上了这条路。”
念初中的时候，叶莺就立志做记者。后来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她在台湾的一家广播公司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采访政治新闻和要闻。那个时候，跑政治和要闻是没有女记者的，而她却一帆风顺，所有的大人物，美国的、台湾地区的，都采访过了。
1978年，叶莺先后供职于新加坡的海峡时报集团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过很多政治家和外交界人士，对政治和外交产生了兴趣，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也能做。这样，叶莺走出了人生的第二步：加入美国政府做外交官。这一做就是17年。
当叶莺在美国政府外交官的道路上顺风顺水时，商界却向她伸来了橄榄枝。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总裁裴学德邀请叶莺加入摩托罗拉。叶莺谢绝了邀约，因为她知道自己将会被调到北京，做美国政府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商务参赞。当时她意识到，在美国政府中，这是第一次由女性接受公使衔商务参赞的位置，“我自己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必须为今后的东方女性开出一条路。”
1995年叶莺被调到美国驻华使馆任职，从广州历经香港、台北，再到北京，在长达十五年的外交官生涯中，叶莺见证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崛起，形成了对中国事务真实深刻的见解，同时她在工作中的沟通与桥梁作用，都使她在后来的从商道路上获益匪浅。
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叶莺同时有机会了解到柯达跟中国合作的想法。而正是柯达在中国的全行业合作模式吸引了叶莺，激发了她的创业激情，“在那时候绝对是空前的，而且我当时也相信是绝后的。你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机会踩上这样的浪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就是那个时候加入柯达的。”
做事之前，一定要做人
叶莺离开外交界加盟柯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对柯达这个百年品牌的认可和对柯达价值观的认同。“你看世界著名的品牌，你经过调查之后，差不多一个著名品牌的寿命不会超过五十年，有很多过去很著名的品牌，现在都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柯达能够持续了一百多年，当然这个当中它的企业文化、它的价值观对我很有吸引力。”
叶莺到柯达的第一天是元旦，而第三天，她就以大中华区副总裁身份从香港飞到汕头，加入柯达已经持续了３年、正陷入僵局的谈判。
当时的中国感光行业，正值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海外大鳄富士、柯达的汹涌而入，“吃人不吐骨头”；另一方面是被称为中国感光行业支柱的辽阳辽源、保定乐凯、汕头公元等7家企业在一股“引进热潮”中无一例外地陷入崩溃边缘——为寻求战略突围，他们纷纷引进柯达、富士的生产线甚至全套设备，最后由于汇率的变动和核心配方被他人掌控，负债和亏损累计近百亿元。中央政府下决心对整个感光行业进行整合——破产已在所难免，如果有人收购，显然再好不过。1994年底，上任不过两周的柯达全球总裁裴学德访问中国，表达了与中国感光行业全面合作的愿望；几个月后达成初步的原则意向。
然而，柯达与各企业之间的谈判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各方利益分歧过大，并且缺乏必要的沟通，谈判常常陷入僵局，这一谈就是三年多，直到叶莺出现在谈判桌前。
作为柯达谈判小组的三个核心人物之一，在外交官生涯多年的叶莺善于沟通，谈判自然得心应手。正是叶莺靠她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在参加谈判的双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促成双方之间建立了互相的信任，并最终达成著名的“98协议”。
柯达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成功地获准在华投资12亿美元建立感光材料生产基地，创造了轰动一时的“柯达模式”。此后，柯达成功收购乐凯公司20％的股份。从此，柯达在中国市场打下了深深的基础，将竞争对手甩在后面或根本踢出局。
叶莺在纸上画了两个圆圈说，“‘９８协议’的谈判很简单，你要的在这里，他要的在那里，中间有这么长的距离，我必须想办法让距离缩短，只要两个圆圈有接触点，那么大家再求同存异。”
“从小我父亲就教我，与别人一起做事之前，一定要做人。人做正了，做直了，做事就差不到哪里去。所以，我每次做事前，绝不可能只从单方面思考，不可能只考虑到自己利益，把别人当傻瓜。我会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想问题，由于环境、文化、价值观、地域的不同，可能我做不到１００％，但至少能做到５０％，这总比做１０％好，更比０％要好。”
跨国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个追梦的过程（2）
让顾客全面满意
叶莺正式进入柯达公司后，她发现要想使柯达的业务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必须要顾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她曾经半开玩笑的说，柯达公司员工的薪水不是公司发的，也不是老板发的，而是顾客给的，只有顾客满意了，其他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顾客满意，一定要让顾客满意，因为顾客是我们的主宰，如果你没有顾客，你没有用户，你再好的什么这个观，那个观，什么策略，什么战术，什么模式，等于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