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我觉得财经媒体应该做新闻判断。如果是硬新闻就可以做，就是财经界关心的重大新闻。我们责无旁贷。
这又涉及到什么算硬新闻。新闻业喜欢讲可读性，但我觉得更应当关注什么样的事情更为重大、具有关键性意义。至于《财经》为什么报得比其他媒体早一些，可能与在香港的认知相关。大约3月二十四五号，我们派了个记者曹海丽去香港驻站。到了香港以后，她发现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就她一个人不戴，反倒显得奇怪了。当时“淘大花园”爆发疫情，她立即去采访了，写了稿子回来。我们同时上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广东报告的疫情人数是七百九十二个（截至3月26号），已经翻了一倍。我们采访了卫生部，北京市、广东省卫生部门，还有世卫组织。做了一组特别报道。
当时就有朋友建议说，你们还是不要做，新华社也没有对内发稿，像《北京青年报》只登了一个特小的“豆腐块”，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说，杂志周期比较慢，但我估计这事是不会推的，很快会公之于众。这毕竟是传染病。果然，那天晚上，我们杂志都到印厂了，张文康（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们马上从印厂（尽管那时我们这杂志已经成型了）把杂志付印样取回来又增加了一个最新的疫情报告，就是张文康公布的截至3月底的报告数字。另外，我们在这一期杂志上刊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
我觉得在这个报道上，好像新闻界有一点过于谨慎。其实也没有规定不能报道，大家也都不登。
采访者：是不是有一点麻木，或者存在某种谨慎的惯性？
胡舒立：我觉得这个惯性不太好，所谓报喜不报忧的问题，我觉得做灾难报道的时候记者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找我采访，提了一个他们自以为设计得比较精致的问题，意思是说“做这种新闻是不是考虑到比较有卖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庸俗的问题。记者应该去报道灾难新闻，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它是不是有卖点，首先应该判断它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体现了那种“喉舌”的精神。我回答他们说我又不是卖报纸的，我又不是做销售的，我是做新闻产品的。
采访者：为了更新这个杂志，把最新的消息登上去，像前面提到的张文康上电视的那种情况，从印厂拿回大样修改肯定需要增加一些成本。这种投入有无必要？
胡舒立：的确有的媒体对成本算得比较精，但我们一直不太计较这个。我们赚钱是这样，我们不赚钱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出版号外估计也要赔好几万元（因为没有广告收入），昨天他们负责经营的人还在跟我提这个事。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付出。我觉得对做内容的人，成本约束当然是一种痛苦，但自己主动地、过分地考虑成本，没有必要吧？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成了经营行家，一上来就问我这方面的想法呢？
采访者：既要做好报道又要保证采访人员的生命安全，你们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胡舒立：我们在3月下旬就买了口罩发给大家。当时我们司机去买口罩，他咨询自己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朋友买几层的好，连他的朋友都笑他过于紧张，结果过几天他们医院就出现感染者，再不笑话我们了。我们3月底就规定：出差必须戴口罩，上飞机、坐地铁必须戴口罩。后来我们还专门请了治疗SARS的专家，给员工做了一个预防培训。此外，我们还采购了工作服等必备采访用品，在办公室设了专门的消毒室。在杂志社前台，我们给每个外出采访回来的记者发放酒精棉球擦手。
采访者：花了多少钱？
胡舒立：到4月上旬大概花了八千多块钱。
采访者：我有一个朋友不是做新闻的，但他很敬佩你们在号外中很早就已经把“非典”传播的基本脉络给理出来了，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有人帮你？
胡舒立：SARS出来后，你只要认真地采访，几乎到处都是新闻。当然，总要稍微前瞻一点想问题。这个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顺势的。比如对SARS的公开性，其实是可以想到的。这种事，怎么可能瞒着？一旦公开，就要考虑，如何总结教训？4月20号以后，我们主要在想，尽可能把报道做得深刻一些。我们当时设想，报道SARS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可能能够更尖锐地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发展的代价问题。因为SARS看上去很偶然，是病毒传染一批人接着往下传播，但从本质上来看是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的代价问题。我国这些年来恰恰在卫生的预测和预防上投入非常低。SARS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滞后、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我们当时就认为问题在中西部会比较突出，要做一个对中西部疫情比较全面的报道。最早是想去宁夏，但是发现去不了，而且宁夏并不是疫区，后来就转而报道山西，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那里疫情比较严重，仅次于广东；二是那里是北京疫情的发源地，至少北京的首批病例和山西有关系。另外，山西地理位置位于中部，也比较近，而且山西我们北京人是可以去的。
第一部分第14节 我在寻找什么？(2)
采访者：山西方面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山西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采访会比较顺利，后来发现当地并不像咱们想像中那样表现得很神秘。
采访者：你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调动足够多人马去做这个报道，你是不是早就已经做了这些准备了？
胡舒立：首先我们在香港的那个记者坚持做SARS报道。在北京，4月1号以后我们开始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做SARS报道。
采访者：当时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不希望你做SARS报道？
胡舒立：我们曾经在4月20日前后想报道北京对SARS的确诊方法和真实的数据，但采访难度特别大，结果报道做得不透。另外，我认为如果拿不到有说服力的事实——疫情报告等，就干脆以采访日记的形式刊出，不主张没有依据的分析。总的来讲，以我多年的新闻实践，我认为尽管新闻报道需要策划、也可以有许多表达的技巧，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用稿件还原新闻事实本身，就是认认真真地写事实，把重要的新闻事实写清楚。
采访者：我同意，这也跟《南方周末》早年的风格相一致。你们的SARS报道给人的感觉是采访特别扎实。
胡舒立：《财经》一直主张扎实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当时做的每周调查中对医院情况的采写，就是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长地问。我们要求每个医院最少采访四个人。比如人民医院，一定要找到院长、院方负责人，一定要找到最早接触首发病例的人，一定要接触护士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稿件中采用第二手资料，或者用什么技巧、角度表达，这些方法我们也会，但这种方式对读者了解现实的贡献相对较小。《财经》一直培训记者坚定不移地去报道新闻，用事实说话。
采访者：不少媒体在做负面报道时把握不好分寸。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些把握报道分寸的经验？
胡舒立：经验谈不上，只是做法。我觉得一是要发现事实，二是要审时度势。应报道新闻性比较强、已经开始引起各方重视的问题。所以这还是一个对新闻价值判断的问题。比如说“基金黑幕”，我们是2000年10月刊登的，当时我们觉得中国证券市场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当然，媒体的报道可能会有所推动，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从做财经报道来说，我觉得证券市场是中国最先进（公开、透明）的领域，尽管它充满了问题，但是它对许多问题都是承认的。
采访者：你对于未来媒体的竞争怎么看？从前面的交谈中，我们看出你已经意识到了其他财经类媒体发展对《财经》造成的压力。
胡舒立：未来的媒体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我们并不怕竞争，而且非常希望竞争。我觉得只有竞争才能使中国新闻事业有大的发展。从广东传媒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使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竞争仍能促进媒体更好地尽责工作。这是目前广东媒体不时有出色表现的重要原因，因为当地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因此我觉得竞争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就我个人来讲并没有很强的“小单位”进取心，一定要比别人强多少。也许这么说会让人失望。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反正我只是干我该干的事情。我很希望竞争，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引起竞争，但如果别人比《财经》做得好或者比我做得好，只能使我感觉很愉快。
其实做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做，如果特别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关心市场的反应，别人如何想，是做不好报道的。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在中国肯定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假如媒体对新闻的功能看不清楚，只是去取悦读者，而反映公众的声音、反映公众独立思考的意识不强，就不容易形成一种严肃的新闻价值观。我更关心的是怎么在这种竞争的格局当中、在更多的媒体成长中形成一种大家的价值共识。传媒必须通过充分的竞争，寻找到一种有价值共识的报道形式，它既不是单纯的官方说法也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商业化。它还应该促进一些所谓严肃性的新闻价值共识的形成。
采访者：你希望有这种共识，但是你的价值是什么？
胡舒立：我个人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共识中实现。
采访者：你的意思是只想成为精神领袖或者是精神的先导，你不希望在物质世界取得一些成功吗？
胡舒立：我不可能算什么精神领袖，我就是喜欢当记者，写稿子，当主编都嫌麻烦。
采访者：你用二十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舒立：我特别不爱当主编，我觉得麻烦死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写稿子，我就是记者出身，后来我不幸也当了所谓的“官”，在工人日报、工商时报都担任部门负责人。但我特别喜欢当记者，到处采访长见识挺好玩，也可以有时间独立思考。
采访者：你是否觉得你一直在寻找一个梦？
胡舒立：我在寻找一个新闻平台，让我可以比较幸福地当记者。起初我学新闻的时候，并不一定喜欢做新闻，但是毕业以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其他专长，只能干新闻，干别的还得重新学习，挺麻烦的。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很多时候有一些选题自己特别想报道却又不能见报，而且没有好编辑来指导。
另一方面我通过对西方新闻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认为新闻应该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客观事实。如果记者有立场也只能通过评论去表现。
我记得一位著名的记者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你先写一个东西影响了十三亿人再说，没有一个市场比这个市场更好了，有十三亿的人可以先读你的东西。只有中国的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我们。”我后来就开始坚定地做记者，职责也很明确，就是给十三亿人看。我这个人确实没有什么直接功利的想法，比方说想拥有一个报纸之类的。大家是不同年代的人可能想的不一样，我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随意的人，我就是希望在中国按照我理解的新闻观念干新闻——把事实说清楚，同时表达一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也就是说，我的判断是自己的而不是受利益牵扯的。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写稿子投给各家报纸发表，这样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新闻，但这种新闻不够集中。在中国新闻界摸爬滚打若干年以后，我意识到中国这个地方是值得干新闻的，而且读者们非常需要它。我所说的新闻是指严肃新闻。后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证明，干新闻在中国是可行的、是有意义的。我的目标定得比较实际，觉得（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第15节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1)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
--访《时尚》杂志社副社长刘江文/陈明月张伟杰张淑杰
采访者：《时尚》这几年一直很少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这次很感谢你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江：我们一直是埋头做事、低调做人。现在因为创刊十年，我们为了给杂志社的十年做个总结，自己也在整理思路，所以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本书的想法很好，有些新的角度，新的关注点。有好些人想写类似的书，也有好些人写了类似的书，但大多是一个人完成，熟悉谁就写谁，缺乏纵观性。另外，所定位领域深度不够，实际上很多人都说传媒领域是最后一块朝阳行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实际做事的人应该最有发言权。
采访者：《时尚》经过十年的发展，你是如何看《时尚》这个品牌的？经过十年这个品牌有变化吗？
刘江：品牌的发展就是品质的发展，开始我对《时尚》只是珍惜、爱护，我觉得它是高品质的代表，现在我看《时尚》品牌有更深层的影响力，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我对品牌发展的认识是这样的，原来它只是一个杂志，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企业，通过文化企业变成一个标识，以后作为标识会延伸到其他领域，现在的延伸还是在杂志，以后可能要跨媒体，包括自己的网站，因为我们内容资源好，做媒体没有内容就什么都干不成。总而言之品牌长期被人广泛认知，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
采访者：很多报业集团是以报刊兼营的形式运作，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份报纸？
刘江：报纸相对要遥远一点，没想好要做，但是可能会想。包括周刊也可能会接着上的。另外就是第二个十年之内，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市场。我的发展战略和创建战略是：方向一定要明确，方法一定要正确。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采访者：有些企业在品牌发展上都不断地追寻一个潮流，不断去改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时尚》有什么定位？
刘江：我觉得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应该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我给你举一个小例子，这是我2004年1月8日的笔记：我们马上要做《男人装》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调整，我们的《时尚》竞争可能更注重的是品位、地位、生活，我们的栏目《男士健康》更注重的是男性生活，实用、实际帮助，从衣装到包装到套装，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年龄的区分，你以前是白领，后来白领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办《时尚健康》，而且一部分人看《时尚健康》，一部分人看BAZZAR，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市场动态。
采访者：COSMOPOLITAN在小物品上面做品牌延伸，比如说咖啡店或者首饰，那么《时尚》有没有这个打算？
刘江：某一个时装公司做了一本杂志，但是他们做不成功。为什么呢？它犯了忌讳，你做的杂志，别的时装公司怎么会给你投很多广告呢？如果做品牌的话，我也不会拿它做营业模式，而是做服务。中国消费者和美国不一样，跟十几年前也不一样。要设计，要考虑。在南方，韩装比较活跃，但是在北方就要大气，要欧美风格的。这里面是有文化的。
采访者：《时尚》是否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原地带？
刘江：没有。这里我们常说一个登山理论，当登上山顶，就要下坡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座更高的山。
采访者：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别人熟视无睹的时候你却能发现空白？
刘江：其实空白特别多，我只不过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有很多人发现了，但是他实现不了，我发现了也实现了。我们面临很多诱惑，机会太多了，诱惑太多了，我们就提出只做这个事，别的事不做，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比做出版人更幸福的事了。
采访者：我觉得你做杂志上瘾，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你？
刘江：好多人上瘾，没成功的也上瘾。文化产品是谁做的，就会成为他的一个标识。就像我教过的中学生上大学人家要他，写的文章人家也刊发，这是价值的延续，创造力的延续。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影响力的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让我看到更多的希望。
采访者：你当年在门头沟的大台中学教书，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吧？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刘江：对！那里非常偏僻，其实我的家人原来在山区，在门头沟里。我父亲是煤矿工人。最初上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文学，喜欢诗歌、短文。后来我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师范的时候也写作。毕业以后，我分配到门头沟的大台中学教初中和高中语文。在教学期间还继续写作，并在首师大继续读中文系的研究生。
教书的时候，我性情变得比较开朗，善于表达了。我不断写东西，也培养我的学生。而原来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当了老师以后才有了一些改变，变得特别愿意跟人交流，在教学生的时候心灵都是敞开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快乐的。我在那里当班主任，那个时候学校条件挺困难，都是矿工子弟。我一开始就接到一个特别乱的班，但是最后我们班是一个特别团结的班，在各方面都争第一。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至今还有二三十个学生和我保持联系。
现在，培养人才也是我的乐趣，也是对《时尚》的一个贡献。我提出，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对主管的要求就是“你的心声就是下属的天空”。现在已经到十年了，下一个十年我提出来要持续发展，人才的培养是最重要的。
采访者：《时尚》怎样对员工进行考核？
刘江：我们内部有很多考核标准，你主管的那个部门的成员不开心，我就要检查怎么回事？我们有评稿，评选了很多最优秀的版面，最优秀的版式设计，还有优秀员工、“十佳”员工、优秀管理者。赵小东是我带出来的优秀管理者，苏萌、赵影等等他们做得非常棒，我特别欣慰的是一批员工成长起来。
采访者：你们内部流动是不是很大，有意识地培养他们？
刘江：《时尚》现在有员工四百多人，我们内部不允许随便跳槽。我们是调动，有需要我们就调动。当我认为成熟了就需要做一些调整，你要想随便跳不行，你必须从这里辞职，再到想去的部门竞聘。如果大家谁愿意去哪就去哪，那不就乱套了。《时尚》的机会很多，新上的项目也很多，就像我刚刚创业的时候还没钱，你愿意上，你自己到底自信不自信，有自信的话上来试试，有的人就退缩了，你退缩了我正好不想要你。
采访者：培养人才的体系建立起来以后，运作怎样？
刘江：比如，我们市场部的一个主管原来在公关公司是单枪匹马的，非常棒，但刚到市场部时管理不好，员工调查对他打分很低，今年他的分都上来了，成了一个合格的主管。我告诉过他，当主管首先要知道员工需要什么，你给我说说他的三个需求，你去问问那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主编也是主管，你一篇文章也不用写，只要你的文章卖得好就行了。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往下带，我带的苏芒，苏芒带的赵颖，赵颖带于慧，他们全往下带，非常好。《男人装》的广告部门经理今年带出四个人非常棒，一个女孩子性格内向，从来没有做过销售，可是现在销售做得很好，一个人发挥出潜能的时候，就离伟大不远了。因为他原来根本想都没有想的事情，现在做出来了。我给他机会，我激发他，告诉他，他就有自信了。
第一部分第16节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2)
采访者：难怪称你为伯乐，你还是有当老师的感觉，体味着学生成长的快乐。
刘江：我对这里人才的特征如数家珍，他们的特点不一样但都很出色。
采访者：我记得你曾经有一句很精辟的话，概括《时尚》杂志的精神：“商品文化化，文化商品化。”你自己定位是文化人还是商人？
刘江：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文化人，我不是为赚钱来做杂志。把商品文化化和把文化商品化是经过我的切身体验的。
首先从产品的整体来看，杂志就是商品，杂志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服务。我现在把服务定位成商品，这个服务对象就是广告商，这两者是结合的。把商品文化化，是我们帮助广告商更好地表达他们要说的内容，比如我们的一篇眼镜产品的文章，我把标题改为“多一道风景在眼前”，更加文雅，让读者更能接受。广告商跟我们合作密切、持久、热情。我们这里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好的，有很深的文化背景。我们把文化的东西，通过我们做的传媒传达出去，应该说我们影响了一些人的生活时尚，甚至品质的提升。
我提出《时尚》一切只在领先一小步。“《时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最优秀的，如不主动出击，无疑坐以待毙，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一分钟思考相当于百分之百的成功，任何读者都是上帝。”这是1993年3月，我们还在一座小院办公时我写的，这就是我对文化商品化、商品文化化的概括。
采访者：你特别有经商的头脑，不知道这是天赋还是后天学成的？
刘江：我自我总结，觉得首先是责任感，不要说都到那个时候，再去想该怎么样。如果你提前一点点就成功了。在2000年，我们考虑是办一本健康杂志，还是办一本美容杂志，我就说办健康。因为健康可以包括美容，但美容没有包括健康。现在《时尚健康》是同类刊物中最棒的。当时，前任主编觉得压力很大，他说“头儿呀！办健康杂志最多是十二块钱或者十五块钱，我能办好，二十块钱的杂志我办不好。”他们也都说《时尚健康》这个杂志不好卖，又是健康又是时尚，到底是哪一个？我说你要把健康内容时尚化，做到这一点，你就做成了。后来他们做得很好，中草药拍得跟花一样。
采访者：许多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不会在乎市场的效应，你如何将二者结合？
刘江：做杂志光自我陶醉不行。我对标题、选题很感兴趣，所有选题都是我出的。这个就是乐趣。比如有一个叫“圣诞欢乐总动员”，后来改成叫“放纵欢乐放纵爱”，还有两年前的圣诞节选题原来叫“销魂圣诞良宵”，后来改成“纵爱离情之夜”，还有圣诞节送礼物“给你最特别的，给我最想要的”，第三个想了半天叫“宠坏自己”，后来全改了叫“送你我合适，爱我就给我，没礼送不行”。看了以后你会受到感染，你会热爱生活。2004年度设计方案就是我改的标题。又如“萨达姆八个月流亡心理解密”，原来标题是“逃亡心路历程”，太文了，改成“解密”。
采访者：你对2004年有什么期望？包括你对自己？
刘江：就是所有的时尚人有更好的生活状况，时尚人群比原来扩大，扩大了以后就能找到文化代理，他们提高自己的生活状况、生活状态，体现生存价值。至于我自己，很简单。我生活的思维方法，包括审美，都特别粗犷。我在食堂吃饭，吃工作餐，我在吃上不太讲究，但是在形象上我还是要注意一些。第二就是很达观，我的逻辑就是你天天想要的东西，可能你永远也得不到，但是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然就会得到了。我很知足，我很快乐。
采访者：你对现在杂志类的状况有什么评价，你觉得杂志市场趋于饱和了吗？
刘江：趋同化是有的，但是还没有饱和。很多做杂志的上来就做，做了以后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导致了趋同。
有的时候，外人看起来有些趋同，但不是。比如说《好管家》，人家说是辅助类杂志，但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辅助类杂志。《时尚健康》广告手册从开始设定风格就是我设计的：“青春快乐，幽默生动。”手册中穿插幽默的“健康小贴士”、“健康小测试”。我还做过一个“时尚健康小护照”，意义上：独家推出，独家创意，人文关怀，体贴实用；形式上：跟真的护照一样，有持照人姓名、血型等；内容上：尽量想得周到，像护照一样丢失不得。
去年（2003年）我抓《好管家》，你看我对这个杂志精神气质的描述：“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婚了，艺术是婚纱，人性是婚床，空间里充满浪漫情结。沙发与餐桌对话，窗帘与床罩交流，卧室与卧房暗送秋波，钱够花，没什么时间观念，永远受宠爱，因此永远缺一件好看的衣服，永远缺一件可手的家饰，永远为一次家宴做准备，当然是永远缺一个随心所欲的房间。要求是高高的，责任是别人的。比如打扫房间，制作美食，收拾花园，兴趣是自己的，比如做几件女红，日子是滋润的，快乐是张扬的，声音是洪亮的，模仿是有用的，享受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没有孩子都没有关系，没有孩子男人就是女人的孩子，女人就是男人的孩子，有了孩子不过是多了一个孩子而已，想来参观一下吗？好的，三天后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采访者：真的很惊讶你怎么能把生活描写得这么美？你是把年轻时的诗情画意转移到这里来了。
刘江：这是我灵感的积累。
采访者：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商人？
刘江：大家都想成功，但没有人是永远成功的。今天你成功了有人认定，但是明天呢？文化人也好，商人也好，其实这两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同时存在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中，这两者会发生冲突的。我尽力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因为我的产品本身就是文化，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它，是因为其本身的价值就是文化。
时尚是一种表象的东西，体现着流行的感觉，比如说有的杂志一看就是美丽奢华的，内容是极尽锦衣玉食、声色犬马，这是表面的。但是，杂志实际上是有精神内涵的。我觉得时尚能带给人美的、审美的提升，带给人们生活多样化和高品质，带给人快乐的心境，美好的生活方式，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电视业是一个大的产业，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趋势：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形态的变化，电视会有更大的空间，适合网络、手机这些新型媒体结合的综合媒体。
期刊业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而我希望这个平台中的市场不那么血腥，更文性、更理性。我能在一个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将对手击倒。
中国的文化要想更多地传扬出去就要进行艺术加工，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加工就拿不出去，或没有卖出价钱。
《时尚》引领着中国时尚媒体的时尚，而刘江正是“《时尚》神话”的主笔者之一。
刘江，男，1956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下过乡，教过书，当过记者。1993年初参与创办《时尚》杂志，现任《时尚》杂志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北京时之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自我评价：个性有一点儿，才情有一点儿，幽默感有一点儿，进取心有一点儿。喜创新，不因循；于是乎，搞策划，拍大片；开拓市场，购买版权；探索广告营销，在时尚平台之上创办系列杂志；乃至办时尚沙龙开时尚Party，乐在领先一小步。做事认真而有激情，做人低调且务实主义，历来如此。
入选理由
《时尚》杂志1993年创刊,是国内第一本高档杂志。十年过去了，《时尚》杂志社成为中国最具实力、最具潜力的高档期刊出版集团，旗下拥有《时尚·伊人》、《时尚家居》、《时尚家居置业》、《时尚·BAZAAR》、《时尚·先生》、《时尚旅游》、《时尚健康·女士》、《好管家》、《时尚时间》、《时尚健康·男士》、《娇点·CosmoGIRL!》、《座驾》、《华夏人文地理》、《男人装》等十四本刊物，还有北京时之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时尚书刊发行有限公司、北京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在期刊编辑、广告、出版、印刷、发行等方面形成了较强的规模。
《时尚》的快速发展，仿佛一个神话。它的版权合作、广告经营、团队建设、品牌延伸、发行策略，被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可操作的、可被拷贝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实践模式。但是，在采访中，刘江并没有滔滔不绝地讲述《时尚》的“发展神话”，他讲得最多的是做杂志的琐碎心得，是《时尚》杂志社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当他查找自己某一年某一日记录的心得、总结的警句，当他得意地为我们读着一个个的标题，我们真切感受到作为一位文化出版人的成就与快乐。我们更知道，写下《时尚》神话的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始终不忘文化人的本色，但不因此而清高；他们在以文化与商业为两端的跷跷板上寻找平衡，而且把平衡的艺术无私地传授下去，升华起来。
“雀跃的思想充满创意，丰盛的情感色彩纷呈，记忆被打湿了点点滴滴，都是春天的冲动。与太阳相约，有月亮为证，是爱、是歌、是智慧的光芒，冲出雾霭，于是，天空越来越蓝，一种伟大的快乐在熹微中启程。”这是刘江在2002年年底写的“时尚的快乐”。我们祝福，所有的中国传媒人都有这份快乐。
第二部分第17节 球场小，世界大(1)
球场小，世界大
--访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健翔文/宋悦曹红蓓杨雪梅
采访者：现在有这样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你是从张之老师算起的第四代体育解说员，另外一种说法把你归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足球评论员，你自己更倾向于哪一种说法？
黄健翔：第一种情况是编年体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编年体的发展史，这个很自然。行业中前辈的工作和积累，对后人都是有帮助有启发的，很多基本规范也是通过前辈的摸索来创立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需要，人在其中只是应运而生。如果把我放在二十年前就根本不可能成立，也许把我放在二十年后也不行。至于人们把我怎么归类，对我自己来说并无所谓。
采访者：《北京青年报》说，你，还有崔永元，改变了媒体的一种说话方式，开了风气之先。这个评价你自己怎么看？
黄健翔：这点我特别愿意接受，也比较聊以自慰。我成了一个标志，可能就是因为我改变了一些什么，而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做了什么。在我这儿，拐弯了，出现新东西了，除此之外我很多地方还不如别人做得好。
如果说我的解说里面带有所谓风格的话，我也不是有意为之的。完全是因为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学问，体育解说甚至连说相声的也比不了，即使有风格一说，也不会像在相声界，还能分成马派呀、侯派呀，没到那个份儿上，虽然我们很想把它做成一门艺术。
在我的行业里有前辈，但在我走的这条路上是没有前人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自己磕磕绊绊，顺其自然地走下去。
采访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从事足球评论的？
黄健翔：我们家是球迷世家，我从小踢球，一度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如果我不干这行，用在看球上的时间可能也少不了多少。现在一边看球说球，还一边挣工资养家糊口，多幸福啊！侯宝林有一个老段子里就说，人家京戏票友就是想登台表演，“不给钱我都干了，多过瘾哪”！我就属于那种。
采访者：入行这么久了，现在还和过去一样有激情吗？
黄健翔：一个真正喜欢足球的人，他的激情是永远都存在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表达方式可能会不一样，但内心还是一样的。就像一个热爱厨艺的厨子，他也不可能做每一道菜都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激动万状的，就和周星驰演的那个《食神》似的。
我们做这个比厨子还难出彩。厨子就是要把材料做活了，他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是足球评论只能是人家踢成什么样，决定我说成什么样，因为不可能他踢得很闷、很无聊，我把它说得唾沫星子四溅，不可能。我不可能凭空去创造，我是一个依附于原产品的副产品。虽然我是最希望球踢得精彩的，可是怎么也不能要求它像NBA那样一秒钟进一个球，不可能。要是那样就不是足球了。
采访者：在你一年几百场的解说经历当中，哪一次是让你觉得最心旷神怡的？
黄健翔：200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整个过程非常完美，比赛场场都很好看，我说得也很痛快、很过瘾；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四场，精彩赛事几乎都没有错过，而且也比较进入状态（陶醉在回忆里）。
采访者：球迷一般情况下都很认可你的解说，有没有他们不认可的时候呢？
黄健翔：有。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中国对卡塔尔，我的解说引起争议，观众、网民形成了两派，展开了激烈论战。回国之后看到网上的评论，我的第一反应可以说是震惊。
球场小世界，世界大球场。理智告诉我这一次舆论的爆发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因为直接发难的是一部分观众，是一部分球迷啊。这东西，还是让历史说话吧。
采访者：这次挫折对于你的工作风格有直接的影响吗？
黄健翔：没什么影响，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因为足球本身是无罪的，是纯洁的。
采访者：接着说说世界杯吧。世界杯期间，你，白岩松还有刘建宏的那个《三味聊斋》特别吸引人。只是节目当中某些时候你说话听起来有点冲，你自己觉得吗？
黄健翔：冲是冲，但不光我冲。你看节目里面我们三个不是经常互相攻击吗，一会儿这两人说那个，一会儿又那两人说这个，本身就是为了活跃气氛嘛。这种语言的交锋也是很必要的。有时做不好谈话节目就是因为有的人太虚伪，不能在公众场合有语言的交锋，有观点的不同，他觉得这是对人的，不是对事的，所以做谈话节目太累了。
采访者：作为一个体育记者和一个电视人，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体育传媒？
黄健翔：体育电视节目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二十年前很少有人看体育，那会儿全国才一份体育报，现在有多少！大家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文化消费的取向是多样的。而体育就是最多样化、最包容的一个文化消费的大项，所以说它吸引的人很多。但是同时，这个行业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第二部分第18节 球场小，世界大(2)
采访者：依你看来，现在中国体育传媒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黄健翔：最大问题是仍然没有注意到如何让体育成为老百姓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老百姓现在看体育仍然是隔岸观火，看热闹，自己的生活需不需要体育还不明确。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其实体育本身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找到快乐，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效益的节目。
而且这个还不能责备观众，中国的观众在电视上看体育才看了多少年？看了两年的占多少？看了十年的占多少？看了二十年的又占多少？而且还分怎么看，经常看？一年看多少个小时？多少场比赛？这都应该有个详细的统计，你才能够正确地认知现在中国的民众对于体育是怎么认识和理解的。
要让体育成为老百姓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只能是靠媒体的引导或者说经济发展，一段时间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是有优势的，那就是我们的媒体主要是国营媒体，是有导向作用的，可以做很好的宣教工作。
采访者：体育传媒和体育产业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
黄健翔：体育传媒本身就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这么多体育报纸、体育频道养活多少人哪。另外，国外的体育媒体也利用自己的优势搞些经营、组织赛事等等。据说我们现在每年的体育产业总值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也有专家说入世之后，中国体育产业的上升空间是几百倍，就因为体育产业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滞后的。体育本身就是大众文化消费。就跟大家过年放鞭炮一样，你说你花钱放炮还指望这炮放出什么效益来？不就听一响儿吗？那钱就是扔了。体育就是大家宣泄情感，摆脱烦恼的一种方式，不是买车买房子。
采访者：依你看来，中国的足球产业处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呢？
黄健翔：中国的足球产业还没有充分产生价值。原因很复杂。因为体育是大众文化消费，就有个消费观的问题。国外上百英镑一件的队服、围巾，一个俱乐部一年能卖掉几十万件，光这一项收入就多少？在国内你卖得动吗？一个个口口声声的铁杆球迷也没几个人会买。只有靠发展，再有持续稳定五十年的经济发展；另外，我们的文化生活空间还要再宽松一点。
采访者：你怎么看我们体育传媒的未来？
黄健翔：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体育是最国际化的，它有一个国际通行标准。你不可能说中国足球规则跟国际足联不一样，所以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
比如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是随便哪一个大学生认识三千汉字就能当体育记者的。可能未来的体育传媒队伍里会比较多地出现：运动员经读书深造之后来做体育记者，他们会提高中国体育传媒的专业报道深度和水准。短期之内还不行，我们的运动员文化课差得太多了，补都补不了。
采访者：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你觉得自己在中国体育传媒的发展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黄健翔：只是一颗螺丝钉而已。管好自己这张嘴，多传播一些体育运动当中的人文关怀、文化内涵，让大家感觉到体育的美好和魅力，这是很重要的。另外，能够让大家觉得体育离自己很近，需要体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再说我已经改变了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媒体的一种说话方式），而且已经快头破血流了。
采访者：在你的事业发展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黄健翔：是我的家庭。我爷爷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么早的时候，就看过阿森纳队的现场比赛。1999年美国有所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国际体育与文化交流的论坛。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爷爷早年留学的那个学校吗！就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说我爷爷曾经在那儿读过书。他们说好啊，带你参观。我到了那儿一看，他们还保留着我爷爷1932年毕业时的论文，还有学生证、成绩单。摸着论文封皮的时候我就想（抬头对天花板叹一口气），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啊！
那次论坛上我讲的是中国体育传媒的现状，就以足球为例。来听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他们听说中国人还喜欢足球？都觉得不可理解。当时别的演讲人都是一些老头儿老太太，做学问的，属于社科院学究的那种人，一看我这么一个小青年儿，开口就说我的节目动辄几千万人看，以为我吹牛皮呢。我心想，几千万人？三个亿的人都看过，吓死你们（笑）。
采访者：你对自己的成功是怎么看的？
黄健翔：可以说成功吗？不知道。贝利在他的自传里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他在退役的时候，回想自己踢了一辈子的球，而且十六岁就出名，就踢职业队，居然没有断过腿，没有受过一次大伤，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就像一个没被抓着的贼一样。我经常就有这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就是我的人生轨迹忽然之间搭上线了，是我的某一种命运安排，才能也好、积累也好，突然对路了，产生核裂变了。如果没搭上这条线我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其实这并不神秘，说白了就是一种人才机制，就是让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干活儿。而中国社会恰恰缺的就是这种人才机制，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寄希望于命运。
采访者：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黄健翔：我觉得我也没说出我在哪儿影响未来啦（笑），我只是改变了过去。
采访者：改变了过去就意味着影响了未来。
黄健翔：我对未来的影响就是我是未来的前一篇儿，而前一篇儿已经翻过去了。
没办法把黄健翔和足球分开。当他像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大谈自己的赛季，他的表情是陶醉而骄傲的；他也不曾因为怕冒犯球迷而刻意掩饰个人好恶。我想这一切都是缘于他对足球本身的尊敬。
一边，他自嘲所做的工作只是电视圈里的“边缘角色”；另一边，他“始终自认是艺人，是拿艺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认为“只有自己投入感情，才能做出有煽动力的东西”。可见，对于足球评论员这一兼具专业和时尚、新闻和艺术性的角色，他也给予了足够的尊敬。
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在谈到音乐的时候，他屡次用到“神奇”这个词：莫扎特是神奇的，音乐是神奇的；别人也说他的足球MV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相信对音乐，他同样深怀敬意。
由此，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测：他那些“肆无忌惮”的言谈和笑语只不过是一张门帘子而已，掀开帘子，屋里边的严肃和寂寞便会一览无余。
没有光环，也没有面纱，月光泻地，他站在那儿很无辜的样子，和公众想像中的那个人无法重合。
不管是“未来的前一篇儿”还是后一篇儿，都是要翻过去的；可以留给自己的，惟有赤子之心。
第二部分第19节 没有设计的十七年(1)
没有设计的十七年
--访《中国经营报》执行总编李佩钰文/张银俊陈懿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内部推广积极面对竞争的所谓“狼群文化”，你作为在狼群中生活了十七年的领头狼，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李佩钰：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我比较忠诚，第二我比较敬业，第三我有一颗平常心。如何理解这个忠诚？我在《中国经营报》干了十七年，把青春和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它，我很爱我们的报纸。
我刚到报社的时候才二十三岁，我看着这个报社一天天由谁都不知道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曾经无数次地搬家，无数次变化。我刚到这个报社的时候它还叫做《农村经营报》。那时候在报社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多块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中国经济类报纸的老大，谁也不会想到，所以这么多年来能够坚持下来确实是出于对这个报纸的忠诚。
我在报社中做过记者、编辑、发行部主任、记者部主任、副社长。那时候我的宗旨就是别让领导说我不好，我这个人很顾面子，领导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我就好好完成。我现在是执行总编，那天我还和我们的总编说我很适合做执行总编，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执行能力很强。我去年曾经给我们的很多编辑发了那本书《把信送给加西亚》，我很欣赏里面的那个罗文，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就具有那种执行能力，就是领导说了把这件事交给我，只要不违法我肯定能想方设法把它完成。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为了听领导说一句：“这件事你干得真不错，你干得真好!”
其实十几年了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什么职务都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干，而且我从来没有干着记者就想当记者部主任，或者干着记者部主任就想当副总编，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是实话。就在我1994年三十一岁时做到总编连我自己都很吃惊，怎么让我当总编呀，我从来没有想过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做人欲望千万不要太高，那样往往成不了事。现在我的位置就是我一步步做过来的，我一直没有什么个人设计。
采访者：请谈谈《中国经营报》选择人才的标准？
李佩钰：我们的标准有三个：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还要是一个正派的人，缺一不可。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正派的人，那他越能干越有危险。所以尽管这个人特别能干，但是不正派那我绝对不要。你不能要求你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又正派又能干，你肯定要取一个平衡。我非常反感企业管理政治化，什么事不明说，给你穿小鞋，制造出这派和那派，我们编委会就非常团结，没有派别，人家说咱们《中国经营报》就一派，就是李佩钰那派。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成功运作了这么长时间，创造了中国民营财经类媒体的许多第一，听说你们又尝试了一项新举措——请全球最著名的广告公司Satchii&Satchii的媒体购买公司“实力媒体”来为《中国经营报》做咨询，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李佩钰：对，你们的消息还真是灵通。《中国经营报》花了二百多万请实力媒体来给我们作咨询，对我们的指导很大。它对我们的指导不光是广告经营方面，因为广告经营是与报纸运营的其他环节联系在一起的，广告经营是最后一个环节。它对我们的版面、发行都有要求和建议，我们现在已经合作了三个月觉得效果非常好。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价值观念和运作方式，我们需要一个“外人”进来以后给我们作诊断。可能有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东西不是完全对，但能促使我们思考，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天天在一起商量，商量了十几年了，现在突然有了一个外人，一个旁观者，可以很冷静地在旁边来观察我们。
在报纸向产业化过渡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认为经营本身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真没有那么简单。
采访者：请问你如何看待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广告、发行这三个方面的作用？
李佩钰：当然是要以编辑为龙头，我们一切都是以内容为主打的，没有内容谈不上发行量，发行队伍再强，内容很次也发不出去；其次是发行跟进，由发行来拓展渠道，发行就是一个送达，把渠道做好了送到读者的手里，同时也要运用一些手段，比如促销来扩大发行量；广告经营则是锦上添花，广告经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也需要技巧，否则不但锦上添不了花，还有可能应当获取的价值没有获取到，这就是广告发行没有做到位。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的发行情况是怎样的，现在有什么变化？
李佩钰：今年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发行渠道，《中国经营报》应该说是全国媒体中发行渠道最健全的，因为我们是自办发行，百分之七十是直接在我们全国十九个记者站和十五个分印点直接发行的。我们不是委托发行公司，渠道在我们自己手里，同时，我们还在各地寻找不同的批发商组织发行，我们要求我们的发行工作能够最终做到把我们的报纸铺在所有有效的发行渠道上，包括飞机、酒店、校园。现在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的读者群是如何构成的？
李佩钰：我们将读者分成实际读者、兼顾读者和潜在读者，我们的读者目标就是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目前我们的目标读者和兼顾读者重合率很高，比如大学生就是我们的兼顾读者。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的竞争目标是谁？《中国经营报》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李佩钰：现在不是我们选择别人，而是别人选择我们做竞争目标。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超越自己。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认为是以下几点：第一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第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我们经常说我们只花自己挣的钱，这可能听起来挺“农民的”。现在一般都是花投资人的钱，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花自己的钱所以我们那种随生存压力而来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才能够如此深入骨髓，这是《中国经营报》所独有的。第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团队精神，一个十几年来不断磨合的团队，这非常重要。
报纸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企业，靠的是主观能动性，只要有一个人懈怠就做不好，既汇集精英又要有团队合作，没有团队合作靠个人英雄主义是无法做好的。我跟记者、编辑都很熟，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脾气我都非常了解。我来这个报社工作十七年了，我们的十九个记者站中有一些都是我当初发展起来的，所以这种关系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我们互相之间太了解了，说实在的从我的态度表情他们都能猜出来我今天的情绪如何，我对他们也一样，我看一眼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事情是办成了还是没办成。
第二部分第20节 没有设计的十七年(2)
采访者：作为行业中的资深人士，你如何看待财经媒体今后的发展？
李佩钰：很多人问我《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的出现是不是瓜分了你们广告份额？其实不是这样，《中国经营报》一家成不了势，就像卖建材一样，一个孤单的门店不会很吸引人，你必须去那个建材一条街开店才能卖得好。
其实我们真是希望媒体能把蛋糕做大，大家把财经类媒体这个势造起来，而在这个造势过程中，《中国经营报》确实是因为自己独有的这种竞争力而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电视剧《橘子红了》中的一句话给我感触最深：“守住本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讨论新锐媒体对我们的冲击的时候我就说：“《中国经营报》现在要做的就是守住本分，同时又再创新，但是你的根本绝对不能动，就是要坚持。”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财经媒体的队伍能够不断壮大，谁说中国只能有一家财经报纸，我说不可能，中国多大呀，而且我觉得目前市场上的这几家财经报纸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两三家强势的媒体分享这个市场非常正常，大家都应该做得挺好，大家需要一起来做。
采访者：你能概括一下你认为成功的财经媒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李佩钰：读者认可的就是最好的。《中国经营报》从来不会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只会说市场怎么办？谁做得最好不是由自己评价的，不能孤芳自赏。我们目前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一张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报纸。
主流报纸包含这几个意思：占据主流地位，服务主流人群，发出主流声音。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财经类媒体就应该这样。因为你财经类媒体不是社会生活或都市类报纸，你是服务于主流人群的，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中发挥你的社会责任，发出你的主流声音，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不应该像都市类媒体那样只适合茶余饭后。
采访者：如何平衡报纸的市场化和发出主流声音之间的关系？
李佩钰：这个没有问题，之所以要发出主流的声音也是市场的要求，其实现在报业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报纸绝对不是那种没有报品和社会责任的报纸。如果我们只报假新闻，只收钱登公关稿，搞有偿新闻，《中国经营报》肯定没有今天的位置，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是统一的，没有社会责任得不来经济利益，不可能有那么多读者来看你的报纸，来拥戴你，发行量不可能那么大，像有的报纸只搞有偿新闻，谁看呀！那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
采访者：目前我们国家的报纸行业存在着发行量虚报的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李佩钰：我特别希望呼唤发行量公证制度，我们现在甚至自己想找国外的公证公司来公证我们的发行量。我认为发行量公证应该由一个社会第三方公证机关来做，他不是政府机关，应该是民间团体，这是一个整个行业需要一起去努力的事情。
采访者：你作为一个女领导如何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李佩钰：说一句让你们觉得我很没有事业心的话，如果让我排位，我的顺序是孩子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
采访者：你平常公务非常繁忙，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李佩钰：我现在的时间确实不充裕，但是我保证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送我的女儿上学，从她六岁开始一直送到十三岁，七年来风雨无阻，我要出差就让别人去送。在一个月之前我还是每天下班去接她，有时把工作调整一下也要尽量去接她。大家都觉得：“李总你这么忙还有这个时间？”我觉得女儿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一般不愿意别人约我下班以后去吃饭，我也不愿意跟人把谈工作的时间约在晚上，我说：“希望能够下班后回家陪女儿。”我的家庭生活非常健康，包括我和丈夫的关系，包括我们的女儿。我们有的同事到我们家之后说：“呦，你家收拾得这么好啊！”说实话，我们家装修用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去买，我自己盯着装修。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要给我送一棵树，我的花园要种一棵树(笑)，一棵香椿树，我说一会儿我回家你给我送过来吧。
很多人认为女人事业有成后家庭就会受到影响，我真不这么认为，那纯粹是瞎说。我再怎么外面风光，我还是觉得家庭、丈夫和孩子最重要。我爱人是301医院的医生，我有一段时间先送孩子上学再送爱人上班，然后再到报社上班，从早上6点30一直送到8点30。现在孩子去西边上学比较远只能先送她了。
采访者：早就听说你是位美女，今天看来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人，不是我们想像的是比较严肃、比较憔悴的那种女领导。
李佩钰：我们同事也问过我：“你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打扮自己？”我其实是特别讲究穿戴的一个人。我经常穿着新衣服到我们总编室让他们发表意见。我一般闲的时候就爱去买衣服。什么时装啦品牌的我都了解，当然现在这个年龄不能穿得过于时髦了，但是我出差去哪里都要去逛时装店。现在我经常跟我女儿一起去买衣服，让她来给我当参谋。每一个假期我们全家都要开车出去旅游，这个春节我还和女儿一起去澳大利亚旅游，因为我爱人是军人所以他去不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女强人，我随时准备不干的时候我就回家，我今天上午还在会上说：“谁没有危机感？我也有危机感。我哪天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安慰自己的话就是回家当太太，当母亲。”
采访者：请你给向往成功的女性朋友几点建议好吗？
李佩钰：好的。现在社会上成功的女人肯定不是很强悍的那种，女人的所谓情商体现在什么方面？男人如果很强悍，人们就会觉得他有力量，女人要是张牙舞爪人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女人味儿，现在社会是很难容这种女人的，应该柔中有刚。其实我承认我有时对部下也很横，但是我认为自己总的来说还是很有女人味儿的，就是女人该有的气质我都有。比如我秘书的丈夫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妻子就要生孩子了，我就跟他讲，你要她多吃巧克力，多吃鸡肉，攒劲儿。因为我生过小孩，有经验。这些细节说明我虽然在工作的时候是他们的领导，但是在生活中我对他们都非常关心，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出去玩儿。
第二部分第21节 细微之处见精神
细微之处见精神
--访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文/苗颖梁其裕
采访者：现在新浪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网站，也是国内最成功的商业网站。作为与新浪网共同成长的“老人”，现在又是资深副总裁、总编辑，你觉得新浪网在做网络新闻方面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彤：我觉得新浪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和实践都是最领先的，我们起步早，而且起步时就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理念，那就是网络新闻要力求客观，要随时更新，以海量取胜。
我们是最早开始做新闻的互联网商业网站，1997年就有了最早的体育新闻频道，第二年就开始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更新。而很多网站都是在1999年或2000年的时候，才开辟新闻频道。从服务上说，我们的新闻力求客观，没有太多哗众取宠的地方，又给人比较亲近的感觉，贴近大众。我们新闻报道不仅数量多，而且速度比较快。很多突发事件都是新浪率先报道的，一旦突发事件爆发，你到新浪就能看到最多最全面的报道。我们在1997年确立的“快速、全面、准确、客观”的这个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当许多网站还在逐字逐段地对新闻进行页面编写时，我们的新闻自动发布系统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把一篇文章传到网页上。在网络时代，技术实力和时效以及影响力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到目前为止，新浪在国内的网站中技术上仍是最领先的。
采访者：许多传统的权威媒体，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办了自己的网站，希望能够占领网上舆论市场。可是，据我们了解，许多人在网上看新闻，首选都是新浪网。请问：你怎么看待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和商业网站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陈彤：商业网站的劣势就是没有采访权和原创新闻的权利，商业网站目前只拥有新闻“登载权”。相反，官方网站有几十年历史的媒体作支持，有深厚的历史积累，有庞大的笔者队伍，还有新闻的采访权。我们在这些方面是比不了的，但是我们在体制上有优势，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网民，面对我们的受众，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而官方网站的体制决定了它们报道的重点有些不一定是网民所关心的事情。新浪能博得大家的喜爱，跟我们的平民姿态是分不开的。
此外，国家不允许商业网站有原创新闻，我们自己也没有庞大的记者队伍，这样一来，我们正好将精力集中在对已有新闻的收集、整理和编排上，争取在这一层面给网民提供最好的服务。相对于官方网站，我们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我觉得搞新闻做媒体的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是坚决反对“记者是无冕之王”之类说法的。对于新浪网来说，我们只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而非观点的表达者，只是一个信息交互的平台，我们不愿意也不希望加入太多自己的意识和观点。
采访者：也就是说你想把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交给网民？
陈彤：可以这么说。这当中有一个新闻理念问题，就是整个编辑部选择什么样的新闻，对同样的新闻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其实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和观念。我们尽可能地给公众提供信息，让受众去按照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而不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提供给公众信息。而有一些传统媒体是没有这个理念的。
采访者：说到新闻理念，那么你觉得新浪在服务理念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或者说，在你看来，希望新浪给网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陈彤：新浪网针对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强调在细微之处见服务。我们希望不同的人群，从新浪都能得到满足，比如说，我们的“24小时新闻滚动”就可以满足随时希望了解事件变化的“新闻发烧友”，每分钟都有新闻，有时一分钟内会有好几条新闻。我们的“24小时要闻回顾”，可以满足每天回到家，希望上网了解最近二十四小时重要新闻的网友。我们还推出“每周回顾”，这是为了满足那些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有时间上网的人了解新闻的要求。
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首页每天在白天和晚上的栏目排序都不一样，每天下午5点，新浪首页的财经、科技板块就会和体育、娱乐板块的位置对调，符合大家在下班时间希望浏览轻松一些的话题的需求。
在提供新闻服务时，我们注重对事件的全面报道。同样的一件事，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可能一条新闻就足够了，但由于互联网的特性、优势，我们有能力把所有主要媒体的报道都放上去，哪怕这些报道只有微细的区别。我们以一种更全面的手法去报道新闻事件，就一件事，你可以看到各个不同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这样给人感觉会比较完整、比较系统。
在新闻的编排上，我们非常追求客观性。比如说那段时间的“北京第一例性骚扰案”，新浪就没有受当时某些社会情绪的影响。当一些媒体和网站都刊登了诸如“历史上发生的性骚扰案件”，并重点表示了对原告的同情。我们却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在新闻的编排上非常慎重，客观反映当事双方的观点。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慎重是对的，法院判决结果是原告败诉。
网络新闻要追求快，但我们并非一味求快，我们更看重准确。比如说，2002年“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发生的“5·7空难”，一开始有信息源说飞机是从大连飞北京的，也有网站抢先发了短信，而我们接到这个新闻线索时，没有急着把它报道出去，而是多方查证。因为我们认为，飞机起降地在此时是重要细节。最后，新华社的消息终于出来了，是北京飞大连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于较为重要的但不能确认的消息，我们都必须经过三个独立信息源或者国家权威媒体的确认才能报道。
对于重要版面新闻图片的选择，我们也是深思熟虑的。有时候你会发现新闻首页图片在上午9点和在8点不一样，如果没有突发事件，这往往是我们的编辑将更好的图片更换上去了。
我对新浪编辑在做新闻上有八字要求，那就是“快速、全面、准确、客观”。正是因为我们的客观、慎重和敏锐，使得新浪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使得我们有了一定的独享资源。许多人有话要说就会先选择新浪。比如前阶段发生的上影译制厂纠纷，当事人就在我们这里发表独家授权的声明，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采访者：现在网络也面临着舆论的压力，很多人认为网络的言论是很偏激的，它并不代表真实的世界。你认为呢？你觉得网络在整个传媒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彤：没有必要对网络上的言论太过于认真，网上的帖子、留言往往是情绪化的、偏激的，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有时候甚至不能反映大多数网民的态度，严格来说，只能反映在网上发言的那部分人的观点。过分看重这些观点是幼稚的。但这也的确体现了互联网在社会传播中的互动作用。网络的互动性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
这几年来，互联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网上千万别玩儿虚的，无论你的文章有多高深，只要在网上一发表，就要接受全世界网民的检验，很快就会有人指出你的漏洞，即使能够指出这种漏洞的人在全世界只有十几个人。比如，新浪科技频道编译的《自然》和《科学》的新闻往往会被网上的一些专业人士挑出毛病，这些人可能是美国的在读博士生。
采访者：短信和广告在你们的赢利中占有什么样的比例？
陈彤：互联网广告市场在一定时间里内容是有限的。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拓展我们在互联网广告市场中的份额和绝对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寻找其他赢利的模式。我们的短信收入增长非常迅速，它已经超过广告，成为我们的最主要收入来源。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寻找其他一些能带来收入的产品，比如我们的网络游戏、电子商务和针对企业的服务，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互联网广告额将持续稳步上升，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将会下降，今后主要的迅猛的增长点将在网络游戏和电子商务。从新浪2003年第四季度财务报告中可以看出，第四季度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非广告收入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百六十一。
除了新闻之外，我们也在努力完善网站其他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提起新浪，人们就会想到新浪的新闻，这还不够，新闻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应当是一个相互提升的关系。正是因为新浪网有良好的新闻服务，才提升了新浪网的其他服务，其他服务才得到广泛的承认。新浪有全球最大的中文E-mail系统，新浪还有全球最大的中文论坛群，这些都是和新浪的新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用一个产品吸引用户的同时，也要让用户发现你的其他产品也很好。
采访者：有人说你是“网络精神的守望者”，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如果同意的话，你觉得你在守望什么样的精神呢？
陈彤：这是个很虚的说法，我不太清楚是谁先说的，也不明白它准确的含义。但是我承认我对网络媒体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做网络新闻时我会坚持自己的理念，保持平等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与网民互动交流。
采访者：如今你是新浪网的全球副总裁、总编辑，你已经到了很高的地位了，你觉得你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工作你还会做下去吗？你觉得以后的人生会怎么过？
陈彤：我觉得我会干下去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每个人的发展都是需要积累的，我很珍惜积累。但是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感觉必须保持灵敏，不能因为年纪的增长，思维也跟着老化。所以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欣赏现在最流行的歌曲，虽然绝大多数最后都没有被我真正接受，但是我的确发现我最喜欢的CD中增加了一些新唱片。
刚进新浪的时候我是一个编辑，位置虽然低，但做的都是具体的编辑工作，百分之九十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是一份纯粹的快乐。而现在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坦率地说，真正感兴趣的不到百分之三十了，但如果做得好，比如在某方面做到全国第一，一样会有一种持久的快乐感。
陈彤，男，1998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1997年参与四通利方在线网站的初期工作，1998年正式加盟新浪的前身——四通利方公司，先后担任利方在线体育沙龙版版主、网站内容主编、新浪网新闻中心主管和内容总监。现任新浪全球副总裁、总编辑。
获北京理工大学通讯学硕士学位和北京工业大学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班和中欧国际管理学院EMBA。
从新浪网的第一个编辑到新浪网的第一编辑——总编辑,陈彤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中国互联网媒体发展历程的缩影。
采访陈彤是在什刹海的一个茶馆里。采访前，他先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上课，然后与同学们共进晚餐，尽管时间很紧，他仍然准时到达采访现场。这说明，陈彤是一个认真的人。
说起自己的新闻理念，说起对新浪发展历程的感悟，陈彤没有高昂的调子，没有夸张的表达，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采访中，陈彤一边流畅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不时低下头查看我们的数字录音笔是否运转正常。他说：“千万别让你们再返工。”这个细节，让我们再度感受到陈彤的认真。
一般来说，优秀的传媒人具有两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一是认真，一是旺盛的好奇心。四通利方和北美的华渊在1998年底合并成立新浪时，陈彤是个“光棍主编”，整个新闻部门就他一个人。一个本科学无线电、研究生学通信的理工科毕业生，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副总裁、总编辑，应当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和兴趣爱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陈彤很喜欢新闻工作，说起自己的事业滔滔不绝。“看不出哪一天会转行，我不欣赏不断跳槽以获取不断提升的‘职业道路’模式，我准备在新浪干到退休。”
新闻是令人兴奋的职业，而令人兴奋的职业容易让人骄傲。陈彤却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很好。“搞新闻的人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他说，“我们只是一个信息的收集者，至少目前网络能做的只是这些”。
第二部分第22节 革新源自本心(1)
革新源自本心
--访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程宏文/邹静殊晓岚江滨
采访者：你是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两次到美国学习新闻传播，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把中国的理念和国外的运作方式相比较，这种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程宏：在不同国家生活、学习的经历作为一种人生体验，当然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语境的互相参照之下，你的行为和你的观念一定会发生某种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你可能意识不到。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视野可能更加开阔、观察问题的方式可能更为多元化、对传统和创新的本质也可能更容易感知。
采访者：你在央视社教节目中心任职期间，一批文化类栏目成为社教节目大众化的典型。后来到了经济中心，又开办《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等栏目，这些栏目迅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你觉得这些节目的出现，是不是因为你受到了异国文化的影响？
程宏：也许吧。我一直持有一种理念，媒体必须是大众化的。因为我在外面学大众传播，有了大众的概念，给我的影响就是媒体是给最大多数人看的。但是，一个长期在国家传媒的从业者，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观念纳入到某一个既定的程序当中，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进入了这个状态。但是我始终在抗拒这样的成分，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因循的、缺乏想像力的、精英意识过强的人。
采访者：那么你在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任职期间，你主管的中央二套具体的定位从观念上有什么改变？
程宏：二套原来叫经济频道，从我来了之后，改叫“经济生活服务”频道。增加了一个“生活”和一个“服务”的概念。我觉得生活和服务的概念就是面对大众，强调的是投其所好，能让你喜欢，能让你满意，能让你舒服。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三贴近”吧。为什么之前这个频道的观众收视率和满意度有些问题？观念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此改变观念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选择。当然，整合当中的行政能力也受到了考验。不是你有一个理念，大家就能达成共识，就能拧成一股绳，就能把事情做成。
采访者：是不是还涉及到二套整体的品质，全体人员的素质问题？
程宏：准确地说是心气儿问题。当时二套全面改版，成功与否在此一举。我正好是2000年年初过去，当时我已经公开表明态度，如果到年底频道整体水平还不行，我就引咎辞职。这个话我既然能公开说就能做到，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因为我毕竟是新去的，跟这个部门的上千人不熟悉。为了增加凝聚力、团队感，希望他们能够对我认同，我采取了很多办法，也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现在想起来还常常是百感交集。
有一件趣事，许多同事现在还记得，时常提起。一次全台拔河，一般这种比赛领导都不参加，都是秘书组织。我穿着运动鞋就去了，我从来没干过这个事，这次我改变了自己，我只不过是想让大家在竞争的环境中认识我。我在现场指挥，上蹿下跳。每次拔之前我都领喊口号，我们统一服装、喊声震天，所有人都是激情状态……我们这支队伍打败了当天所有的对手，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传递某种信息，能够影响大家。原来大家只顾自己埋头工作，挣钱出名，虽然是团队的工作方式，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太强，互相之间协作感比较差。当时比赛能有这种状态我也觉得很意外，同事们回到办公室后还议论了很久。
我想，从那个时刻起，有一种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合作精神在这个团队中产生了，当然，这才仅仅是开始。正是由于大家有了同荣辱共进退的情感，二套的改革才顺利地推进了。后来我调离广经中心的时候，许多人流了眼泪，我也同样，可能留恋的正是这种氛围吧。
采访者：当年二套收视率提高得很快，比如名牌栏目《经济半小时》，在改革之前，最低的时候降到了零点零七，改版后很快上升到零点三，迅速恢复到零点五，同时，还诞生了几个脍炙人口的新栏目——《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到年底，你主管的这个频道获得多家媒体联合评选的“最有活力的电视频道”奖，这也是国内首个电视频道大奖。你对这个结果觉得满意吗？
程宏：我想我的观念大家都接受了，就是把生活和服务这个概念放进去之后，我们要求这个频道里必须要有娱乐类节目、服务类节目，加强和观众的互动、交流，这个频道才会有感染力。不仅仅是《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还增加了关于房产、汽车、IT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专门性栏目，这些在中央电视台都是首次出现的。最时尚的内容全部变成了独立的栏目，在这里成为支柱性的选择。关乎民生的栏目进入了频道，而且进入的时候不是边缘化的、羞羞答答的，而是以所谓非主流、非传统的内容在这里起到了支撑作用。同时我们对整个频道也进行了精心、独特的包装，一些崭新的视觉元素构成了这个频道新颖的识别系统，最终调动起人们观看这个频道的欲望。
采访者：那你现在调到总编室，对于央视整体的频道改革设想，会不会也借鉴了当年的经验？
程宏：的确如此。在此之前，我始终为我们没有一个既有鞭策力、科学性，同时又客观理性、取舍分明的栏目评价体系和规则感到遗憾。没有这样的评价和淘汰体系，容易导致员工不思进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对于保持一个电视台最重要的活力和创造力有着致命的伤害。我到广经中心后，就想，二套作为独立频道，是否可以尝试着对本频道的栏目进行综合评价、重新洗牌：在这个频道里实行好的栏目放在最好的时间段，收视率低迷的栏目，则放在早间或者深夜，再差的就不让它生存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取舍，我是想用收视率作为一个杠杆，加入其他的因素，比如观众满意度，比如专家对它的评价，比如它的成本指标：一期投入多少钱，如果投入高的达到的效果和投入低的效果都一样，那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第二部分第23节 革新源自本心(2)
这个理念我在广经中心开始实施。第一个月就开始干这件事，准备进行末位淘汰。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帮我做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很复杂，这么做特别累，额外增加很多负担，当时我一心要把这个事做成，但是还没等我做完，就调到了总编室。我就接着在全台做这个事，台长很支持，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用半年的时间制定综合评价体系，那是厚厚的一本，非常详尽。由于这个体系的实施，它引起了全台一系列的连锁变化。
采访者：现在末位淘汰已经执行了差不多一年半，已经淘汰了一大批栏目，以后呢？
程宏：这是常态的一种行为，每年都要淘汰，才能给新鲜的、充满竞争力的节目提供空间。同时，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现在十五个频道，将近四百个栏目，栏目的量太多，而且栏目之间互相交叉，内容重复，浪费经费。栏目比例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布局。一个频道里应该有多少栏目，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大体有一个定量。而我们最多的一个频道有三十五个栏目，可以说是完全不加节制的。
的确，以前我们不知道多少是适度的。频道设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栏目首播和重播配置应该有一个科学依据在里面。如果我们建立机制，能有效地把这种栏目无序增长的势头遏制住，还能不断加以调节性淘汰，而与此同时，这个方法、这个规则还能对从业人员有个约束和制衡，能起某种激励作用，还能对经费的使用起到某种限制和调控的作用，那这就确实是好东西。
节目评估体系是在反复论证后才开始运行的，推出后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有些节目做得好，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提高，排名自然靠前，而制作成本如果降低，也就是经费节约使用，综合评估分数还能高，排名还能往前。所以，有些栏目就主动要求缩减了经费。这都是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它的连带效应。
采访者：除了推行末位淘汰制，你在自己任上还有哪些计划？
程宏：现在我们的总编室共有四百多人，作为一个统合机构，这么多人，太庞大了。我认为理想的媒体节目中枢应该是简洁、高效的，在突发情况下和特别情境中有无可置疑的快速反应和应变机制以及支配、协调能力。但事实上这么庞大的机构，要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遗憾。
面对革新，常常是我先设想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在工作中再让它变成什么样。以前我在节目部门里，比如在经济中心，你的动作所及是局部的，现在我在总编室每做一件事都关乎全台，所以要有深入的研究论证、周全的考虑和翔实的实施方案，比如最近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关于频道的综合评价体系，就是一个更为敏感、更加复杂的项目。但不管怎样，提高总编室的综合调控能力，使它成为真正简洁高效的节目中枢，是我下一步想尽力做到的。
采访者：有很多电视媒体想挖你走，但是你从业二十年来一直留在央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程宏：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二十年在人的一生当中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我生命中最充满活力的岁月是和这个媒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太多的记忆是和它一起分享的，这些东西有时很难割舍。应该说，是它使我成长。我有志于这个事业，也希望看到它的变化，看到它的提升，希望我能一直参与其间。
另外，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媒体起着重要作用。中央电视台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小台和一个大台的作用确实不一样。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航空母舰级的巨大平台。这也是我选择衡量的一个理由。我们期待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我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里起到作用，应该说更为欣慰。
程宏，男，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在总编室任职，从此一直在央视工作。
曾在中日合拍大型纪录片《望长城》节目中担任编导；在《建国35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和《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等文艺节目中担任总体设计和撰稿人；在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苍天在上》、《咱爸咱妈》、《水浒传》中担任主要策划人。
1993年任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处处长、文学部主任，主抓电视剧创作，一批产生轰动效应的电视连续剧在此期间产生。1996年任央视社教节目中心副主任兼专题部主任，一批文化类专栏节目成为当年CCTV-1的亮点。2000年任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这一年CCTV-2的面目焕然一新，并被多家媒体联合评为“最有活力的频道”，这也是国内首个电视频道大奖。
随后，程宏被调入央视总编室任主任，直接推动央视全台的频道改革及实行栏目末位淘汰制。
1986年、1990—1992年，程宏曾两度赴美国学习电视制作和大众传播。
媒体应该大众化。超强媒体不应该是给少数精英办的，而是为大众服务的。
中央电视台应该拥有这样的地位——既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又在国内民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成为社会的良心，同时又能给从业者带来荣誉、财富。
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资讯全球化，只有传媒才能把资讯以最快捷、最直接的方式进行传播，能够让所有的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百姓大众，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获得信息。传媒在国家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的成长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未来传媒还将扮演这个角色，甚至对国策的制定者们都产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的频道改革和栏目更新，不仅彰显了国家电视台的魅力、活力、创造力，而且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媒体市场中更加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主导地位。是谁撬动了这个航空母舰级的巨大平台？程宏给我们讲述着幕后英雄的良苦用心。
程宏给了我们将近四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从晚上7时半到11时，他听到问题迅速作出回应，而且回答问题时语速很快，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对自己掌握的内容非常有把握，显得极为干练。
他也比较坦率，向我们吐露自己的苦恼和思考，从二十年前讲到二十年后。给人感觉没有什么架子，在座的采访人员中有程宏以前的部下宋阳，他不时诙谐地说，“这个事儿宋老师也知道”。
有一点比较可贵的是，程宏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电视业的一些体制问题等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都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随时准备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解决问题。
但是，他同时也是非常“狡猾”的。他抓住大把的时间讲了自己的一些有趣的、能够抓住听众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描述细致生动，惟妙惟肖，非常吸引人，经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而就在笑声中很多的关节被忽略掉了，我们被他玄妙的谈资牵着鼻子走，陷入他的故事里，以至于影响了做继续深入的采访，进而挖掘出更为敏感的话题。老谋深算的他，巧妙地拖延了时间，轻而易举地过了“拷问关”，这也是在电视媒体中打磨多年练就的过硬功夫吧。
程宏从业二十年来一直留在央视。他说：“我们期待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我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里起到作用，应该说更为欣慰。”
许多观众看到了央视的转变与进步，相信程宏与我们一样，希望看到央视更大的进步。
第二部分第24节 随缘寻胜境(1)
随缘寻胜境
--访北京娱乐信报社原社长崔恩卿文/毕锋宋建华刘晓飞
采访者：你在新闻界始终给人一种积极进取的印象，可在一首绝句中你这样写道：“跋涉新闻路，九天云鹤渡。随缘寻胜境，妙在有无处。”请问，该如何理解“随缘”两字？
崔恩卿：我于1983年秋天到北京青年报社，1996年离开，2000年又来到北京娱乐信报社，前后差不多二十年。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求索的过程，所以我刻了一枚闲章叫“求索”。我最喜欢的唐诗是柳宗元的《江雪》。曾有一位书法家要给我写一幅字，当时他要书写“更上一层楼”，我要的却是“独钓寒江雪”。这幅字我一直挂在家里。我经常说：“唐诗千万首，偏爱读《江雪》，背负九重云，悬杆钓大鳖。”实际上，在“随缘”当中体现了一种求索，但这种求索不是刻意要从名利角度去占有，而是从实际出发，随着机会，随着事物的发展规律，因势而变。
采访者：在报业近二十年，你一直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你有没有为了不开罪广告商，而毙掉记者批评稿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个度，达到多少万元的广告会毙掉记者的批评稿子，多少就不会呢？
崔恩卿：这种潜在的现象可能会有，广告部和编辑部的矛盾《北京青年报》有，《信报》也有。我认为，从新闻角度，记者有权写批评文章，报社不能规定记者不能写批评文章。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但可以协调。尤其是在报社发展初期，可能需要有意识地保护一些广告客户。解决的办法是广告部要把一些大的广告客户通告编辑部门，编辑记者在一般情况下要尽量规避，保护报社的利益，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正常情况下发生了这种碰撞，不该批评我们的记者。
采访者：你说过办好一张报纸三点最重要：政策管理、规模、人才。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总编室主任，你肯每月给他多高的工资挖他到《信报》工作？还有广告部主任、发行部经理呢？
崔恩卿：我不主张以单纯的高薪去吸引人，我的原则基本上是同工同酬，比照报社同一层次级别，不搞“议价高薪”，否则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何况我们现在的工资还有相当大的透明度，做不到议价，需要相对平衡。但会给你一个有诱惑力的平台，如果这个平台适合你，你就来做，个人价值在这里是得到尊重的。
采访者：你在北京青年报社时改变了“团报只报团”的思路，针对老百姓，将它办成一张都市报。到了北京娱乐信报社后又刻意将“北京娱乐”几个字做小，突出“信报”两字。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只有办都市报才有出路，而专业性报纸已经没有了生命力？
崔恩卿：这是两个概念，专业报是追求行业权威，都市报是追求地域社会综合影响力。《信报》原来是一张《戏剧电影报》，是周报，是专业性报纸，它的影响力是在戏剧电影方面。我做《信报》是要把它做成一定规模，综合日报就是一个规模，这是一个出发点。我之所以要改造这张报纸，从文联角度出发，首先考虑的是规模化和产业化，使之能成为文联的一个文化产业、一个经济增长点，既要有社会效益，又要有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两点，就不是《戏剧电影报》所能承载得了的。综合日报是《信报》的归宿。把《戏剧电影报》放大，以大娱乐的形态出现，这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本质是以娱乐新闻为特色的综合日报。“信”实际上就是信息，信誉、信念都是延伸。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边缘报纸创造了“两论”“三化”的经验，即报业经营论、报纸媒介论和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任何一种报纸想要靠市场力量运作，就必须符合这“两论”“三化”。
采访者：《信报》只用两年多时间，不仅在内容上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在经营上达到了一定规模，你觉得里面有什么窍门吗？
崔恩卿：《信报》倡导的是“四轮驱动”，即：新闻采编+发行+广告+社会活动四项并举。基本要领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
发行抢点，就是巧干。要选择像地铁车站这样人员集中的点、可以看得见的点、可比拼的点，重点突击，然后扩展到城区主要的报摊，无效发行要严格控制。
活动拉动也是一种巧干。报社不能光闷着头在那儿编报，要依托版面，适时推出大型活动来快速扩展报纸的影响力。2003年开春以来，我们开展了万名“的哥”免费大体检、万名读者植树、万名市民游京郊的“三万”活动，目的不是通过活动来挣钱，而是利用社会力量寻求合作双赢。这样社会公众对《信报》有感情了，没有订报的就有可能订你的报，即使不看你报的，也知道你的报。
再一个巧干就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画龙点睛”是讲抓住重点和突出重点，“冲击有术”是讲认真策划和落实策划。例如，在新闻报道的选择上，不要平铺直叙，必须抓重点，有了突发性新闻，包括事件性新闻必须重拳出击。在活动的组织上也要体现这一要领。
采访者：你称自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的“三不闲人”，同时给自己立下了不惟上、不惟下、不惟书的“三不准则”，请问，你在担任“北青报”十三年社长后被正式调离，是不是你坚持“不惟上”的结果？上级部门和领导认为你犯了哪些错误？
崔恩卿：“不惟上”就是不惟上是从，一定要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要掂量自己执行的一些措施。“不惟下”就是不做群众的尾巴，一定要体现自己的意志。“不惟书”就是不要教条主义。“三不”的核心是要惟实，要务实，要从实际出发。
我离开“北青报”直接原因是关于娃哈哈的报道。当时有一份“内参”，这个内参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坐在办公室里写的，信息来源是娃哈哈集团单方面的。内参内容很简单，标题是“北青报失实报道，娃哈哈无辜受牵连”，先给我们定了性，一张小报毁了一个国有大企业。北京市委准备对其改组，但经核查，“北青报”对娃哈哈事件的报道没有一个字失实，这样一搁就是两个月。
直到当年8月10日左右，台北的《中国时报》发了一条消息：“北京青年报社长被免职”。这条失实的消息最要害的是作了无端的政治猜测，第二天还被香港《明报》全文转载。这两篇报道传到北京市委，于是，市委常委会决定调北京日报一个副总编辑过来当社长。最终认定“娃哈哈事件”的错误是违反三令五申强调的地方媒体不要报道外地新闻的新闻纪律，把失实报道抹去了，我承担了这次“违纪”报道的法人责任，调离社长的岗位，总编辑“记过”，常务副总编“记大过”。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
离开“北青报”时，我说：“我无怨无悔。”这无怨无悔中体现的还是“独钓寒江雪”，我只是沧海一粟，改变不了大环境，我就不去改变；能改变小环境，我就发挥我的作用。
采访者：据说当年你在“北青报”是以能写检查著称的。意识到某篇报道会犯“错误”时，你甚至会在前一天就把检查写好，等到批评下来，你的检查是交得最快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你一共写过多少份检查？
崔恩卿：这是一个误传。我这个人很少写检查。我写的最长的一份检查就是关于“娃哈哈事件”的检查。这篇检查就是已收入《报业经营论》一书中的“1996年的述职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我不写检查不等于“北青报”不写检查，一般地，我们写检查的责任都是落在编辑部。一篇报道不合适，让你写检查，你就得写检查。回过头来看，《北京青年报》在发展过程中是以种种方式来回答来自上下左右的议论，但核心是《北京青年报》面向市场、面向大众、走报业经营化和报纸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没有变，也不能变。这样就出现了1993年的“新闻冲击波”，就出现了1993年以后的“众说纷纭北青报”现象。
采访者：你现在对“北青报”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崔恩卿：我真希望“北青报”浓眉大眼的风格能够做些调整，它确实长大成人了，在标题上应更加给人以沉稳感，标题过大给人感觉比较水。如果“北青报”把标题再处理好，给人感觉会更规范，信息量也还可以增加，与新生的报纸拉开距离。现在是“北青报”发展最好的时候，调整好自己完全可以再上一个台阶。人家说我有“北青报”情结，不愿说“北青报”的坏话，其实不是。
采访者：在你看来，京城报业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已经进入最激烈的程度？你觉得现在的竞争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崔恩卿：目前京城报业市场的竞争仍属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992年，《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出来，发行两万份就对零售市场起了很大震动，当然那时只有《北京晚报》和我们竞争。到了1998年，《北京晨报》出人意料，用了一千人的发行队伍，一出手就是十五万份，一下就把零售市场撬动了。到了2000年，北京报业市场仍相对平静，只有《北京青年报》、《晚报》，加上《晨报》，而且基本上算是一大家子。《信报》诞生也就是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直到《京华时报》出现，北京报业的竞争才开始激化起来，我当时的判断仍然是“竞争待发”，北京市场上真正的报业大战可能会在2005年以后爆发。
当时《京华时报》融资规模达到四千万元，而《信报》只融到六百九十万元，实际上，《京华时报》和《信报》实际使用的启动资金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千万元左右。现在要在北京办报，门槛就更高了，达不到二十万份发行量，就进不了北京的报业市场，三年周期，你有两亿元的资金做保证，你的报纸才有希望。这就使大的传媒集团和大的外来资本有可能凭资金优势进入中国媒体，表现的形式不完全是在办报质量上，而是在发行和广告市场的争夺上。
采访者：你觉得民间资本给中国报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信报》的股东既有广电集团，又有鲲鹏网，姜昆还担任了《信报》的名誉社长。如果我能给《信报》带来三千万元的资金，是不是也能有个名誉总编辑的头衔？
崔恩卿：《信报》目前已不再“增资扩股”了，所以你想当名誉总编也就无缘了。在2000年以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那些民营资本投资的传媒几乎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报业里的人，他们没有把报业当作一项文化事业，他们仅仅把报业看成是一块肥肉，但又不懂得报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报业经营和赢利模式。报纸是综合的，必须形成综合的影响力才行。不像盖楼，你十个亿花光时，这座楼肯定是立在那儿了，哪怕是少卖点，早晚都能卖出去。报纸不行，第一天是一摞，第三百六十五天还是一摞，而且这一摞的特点是早晨上市有人抢，到了下午就成一堆废纸。它的收益只有靠影响力。他们不了解这个规律，看不见报纸的影响力，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民营资本绝大多数是大个体户，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素质，故多是近视眼，说的是着眼长远，实际上是只顾眼前利益，这是“投资无果”的真正原因。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但我们现在没有，即便有，这些投资者也不会用，也用不好。我们国家会编报的人多，但会管理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并不多。这就是民营资本投资报业的两难之处。
第二部分第25节 随缘寻胜境(2)
采访者：你认为外资需要多长时间能真正进入中国的大众传媒？
崔恩卿：我估计这个过程还相当漫长，但是不意味着不能进入那些边缘媒体和小的媒体。外资一旦进入，投资方必定左右你的经营，不能左右你的经营，他的投资就没有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左右经营一般来讲是个经营权问题，利大于弊，其利在于可以推动报纸市场化，而绝不是掌控报纸的内容制作，搞新闻自由化。
采访者：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你认为中国目前传媒产业的生态环境如何？它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崔恩卿：我从事报业以来，2003年春季首次听到高层领导讲报业发展问题，核心是“三贴近”，这是报界的春风。尽管推进相当难，但会像雨后春笋一样，时机到了，气候到了，不可阻挡。但媒介作为党的喉舌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主张“新闻自由化”的激进行为必然导致混乱。中国是个大国，我主张“报业市场化”，是把大众传媒作为信息载体，进入经营领域，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解决生存危机。在经营层面上，今后十年会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主流传媒，今后十年会成为改革的主体。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报纸越来越厚？
崔恩卿：厚报是大趋势。一是由报纸的媒介特性决定的，当代大众传媒本质上是“实用信息纸”，必然要承载足够的实用信息，以体现服务功能；二是竞争的结果，要增加信息量，不加到一定的厚度不行；三是广告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广告和消费信息。但盲目加也不行，加厚意味着要加大成本，没有一定的广告市场，加厚就有可能亏本，就会自己把自己拖死，所以一定要适度。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网络媒体？在新闻或广告市场上，你是否感受到网络媒体的压力？
崔恩卿：我是个网盲，也不上网。但对网络，我的直觉是，网络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促进。第一，信息来源增加了，眼界扩大了，传统媒体的参照物更多了。第二，我们的信息如果不能够更好、更及时地反映最快的新闻，那肯定就要落后了。同时，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也是一种补充和延伸。过去，传统媒体地域性强，但穿透力不足，主要靠其他传媒去链接，现在有网络这个新渠道，信息发出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两者是帮手，而不是对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补、互助、互动的。在广告市场上，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与传统媒体竞争的局面。
采访者：你最尊敬的一位新闻人是谁？你认为中国哪份报纸最棒？
崔恩卿：这个很难回答。新闻人的概念一般是指报业中写新闻的。我基本上是做经营的，我是把报社作为一个经营实体来解决报社生存和报业发展问题，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好新闻的概念、标准基本上是相对淡化的。我主张评好新闻，但我们评出的好新闻与市场上畅销的、老百姓认可的新闻不是一个概念。难怪有人说抢好新闻不如早出报纸，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我对老一辈新一辈新闻人都没法评价。报纸没有好报坏报之分，只有市场能不能接受之分，只能看它的影响力。具有相对深度的报纸可能只卖十万份，很市民化的报纸可能卖三十万份。我觉得，一张现代化的报纸包括党报基本构成应该是A+B，A就是新闻信息，B就是服务信息，比例是3∶7。
采访者：明年（2004年）你就六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如果《信报》还需要你留任社长，你会答应吗？
崔恩卿：我与《信报》董事会已经签了一个“卖身契”，是第一任社长、董事长，而且是法人代表，根据规定，一届三年，我可能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但我确实想“告老还乡”，我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和家人说这句话。我这叫阴错阳差续报缘，因为我现在还是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本来是兼社长，分管报纸，现在却成了主办者、操盘手。但是，毕竟是年龄不饶人，事业是青年人的，这是规律。
崔恩卿，男，河北沧县人，1944年2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制）进修班，1991年毕业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曾任共青团石景山区区委书记、中共石景山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团市委常委。1983年至1996年，任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京青年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青年报刊协会副会长兼经营管理委员会主任。
2000年开始，任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北京娱乐信报社社长、北京信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红骏马报刊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获“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奖”，事迹收入《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奋斗史》，并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主持编辑“《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丛书”《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文集》、《我们尝试了什么》、《新闻周刊三级跳跃》、《产业化：青年报刊业发展的前景与挑战》等，出版个人专著《报业经营论——北京青年报发展的轨迹》，主持编辑《北京娱乐信报》系列丛书《老实交代》等。
《北京青年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经营化和报纸市场化的先河，而带领大家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崔恩卿。这位“报界奇才”的可书之处还在于，不但没有因“娃哈哈事件”与报界隔绝，而且再燃激情，重续报缘，创造了一个难以拷贝的新闻奇迹。
专业报是追求行业权威，都市报是追求地域社会综合影响力，综合日报是一个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边缘报纸创造了报业经营论、报纸媒介论和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的经验。任何一种报纸想要靠市场力量运作，就必须符合这“两论”“三化”。
报纸是综合的，必须形成综合的影响力才行。不像盖楼，早晚都能卖出去。报纸不行，早晨上市有人抢，到了下午就成一堆废纸。它的收益只有靠影响力。
我们国家会编报的人多，但会管理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并不多。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
网络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也是一种补充和延伸。两者是帮手，而不是对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补、互助、互动的。
一张现代化的报纸基本构成应该是“A+B”，A是新闻信息，B是服务信息，两者比例是3∶7。
崔恩卿与报界有缘，在北京青年报社一干就是十三年，之后尽管离开了报社，但仍是另一家报纸的分管领导，仅四年光景，他又进入报界，成为《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者、首任社长，而且是法人代表。他也格外崇尚“随缘”，在给朋友的诗中写道：“跋涉新闻路，九天云鹤渡；随缘寻胜境，妙在有无处。”他告诉我们，这首诗的题目叫《随缘》。
前后在报界英勇搏杀将近二十年，他一直坚守着“事在人为”、“无为而治”、“团队办报”、“办给大众”的信条，的确随缘找寻到了“胜境”。昔日，他在众说纷纭中和“北青报人”一起制造了“北京青年报现象”，导演了“新闻冲击波”，开辟了一条报纸市场化的新路，为中国报业经营论和媒介论奠定了基础。今天，他又带领“信报人”创造了“一个不可拷贝的新闻奇迹”，将一张周报改造成综合性日报后，仅用两年多的时间，《信报》的社会影响力就飞速提升，总资产达到一亿多元，是创刊时的四十八倍；广告收入成倍增长，2003年6月已“闯过天门”，月广告刊出额超过四千万元；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数十万份，新办公地址面积将近四千五百平方米，是原有办公地的四倍多。
首都报业，风起云涌，《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晨报》“三足”鼎立，《信报》、《京华时报》“二马”奔腾。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上，能以这种裂变的速度迅猛发展，谈何容易！
在接受采访时，他称自己是个好激动的人，我们倒觉得他是个很自信而又谦虚的人，无论是说到过去的辉煌，还是谈及今天的灿烂，他都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自满和狂傲。他给自己的画像是：竖子无谋，无以高求；心中有数，有所追求；扬长避短，风雨同舟；立而不折，胸有成竹。他说竖子无谋是真的，有所追求是在做事，胸有成竹比较牵强。他不承认自己有“北青报”情结，但我们从他的言谈中却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他对“北青报”的那份独特感情。
原定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持续了三个多小时。采访他，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那诗化的语言脱口而出，出口成章。诸如“雨雨风风十度秋，陋船有幸泛中流，游天戏海云为伴，指点江山笑作酬”，“无为闯奇路，意在事业兴，是非处处有，大可不必争”，既朗朗上口，又发人深思。
现实中，传媒往往宣传别人积极，宣传自己不力，常常总结别人热情，总结自己不够。崔恩卿却不一样，他不仅注重而且善于借口传言、借笔立传。临别时，他还送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是反映“北青报”发展轨迹的《报业经营论》，另一本就是从策划到面市只用二十天、记录《信报》绝处求胜五百天的《老实交代》。
（本书出版时，崔恩卿已从北京娱乐信报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据悉，香港某报业集团有意邀请其出任董事局主席）
第二部分第26节 一切为了读者(1)
一切为了读者
--访《职业女性》杂志社副社长段炼文/张晓飞
听到电话那端传来“好吧，我接受你的采访，周六见”，笔者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经过四易采访对象，这时的笔者忽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了解这个新的采访对象——《职业女性》杂志社副社长段炼。
段炼个子不高，瘦瘦黑黑的，他说话不多，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在朋友聚会上，他经常会在讨论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说出自己的看法，有点拨云见日的感觉。一个有思想的人，是笔者对他的印象。
段炼的办公室，位于一座离二环路很近的四层小楼。和笔者想象中的不一样，办公室里并没有挂着名人的书画。一张大书桌，两把扶手椅，一个大书架，这就是全部。正在我们要开始的时候，他的妻子来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士，她想在旁边听听。我们欣然同意。笔者的问题不少，段炼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中间一口水也没喝。在说到资金问题阻碍了杂志社的发展时，他不禁握起了拳头轻轻捶到桌上。
结束采访闲聊时，他妻子告诉笔者他一年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因为每天回家都太累了，躺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想说。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走进来，段炼说是他的女儿。看着这幸福的三口之家，笔者想起了他对成功的看法：有一个很幸福、很和睦的家就行了。
采访者：作为《职业女性》杂志社的副社长，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杂志社和你创办的杂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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