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思想解放刚刚开始，报社老中青并存，观念冲突非常明显。《中国青年报》积极倡导改革，倡导思想解放，在推动观念转变方面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983年以后，改革进入大的发展阶段，开放了十八个沿海城市，党内和社会内思想冲突很大。《中国青年报》不仅在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改革，还在报界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在报道上有了经典性的突破。比如“大学生毕业成才系列访谈”，无论是在报道形式上还是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可称为开山之作。
后来，《中国青年报》还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星期刊（周末版），开创了用报纸展开的知识问答，组织过世界性球赛，开设了与读者面对面座谈的“读者日”。这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事，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报界却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报业的一个思想库、一个媒体的中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青年才俊可谓群星璀璨。1985年前后，一些老同志相继调走，年轻人迅速凸显，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判断，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们能拼能闯，创造并主宰报业的思想，而且一直影响到上世纪90年代。现在很多知名媒体的掌舵人都与《中国青年报》很有渊源。
采访者：那又为什么离开《中国青年报》呢？
杨浪：1989年那场风波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我。当时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理想主义在做报纸；后来就去探讨做报的一些新途径，比如把《中国地震报》市场化、参与新华社的《每日电讯》等。1992年《中国青年报》改版，出了三个周刊，我做其中的“社会周刊”。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1993年、1994年挂周末版逐渐形成潮流。
在深刻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刚性之后，我试图在纸媒体上做些其他尝试。做“社会周刊”时，在形式上做了些探索，比如：用杂文的形式写社会新闻，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写人物，凝练、耐读，还努力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在愚人节那天，我们放了一个“漂流瓶”，采集幽默段子，结果来了两千多稿件，可谓异彩纷呈，像“博士可以生两胎”、“世纪婴儿”、“济南铺设啤酒管道”等。见报后，舆论大哗，捅了马蜂窝，我也因此背了处分。突然间我认识到在那里的发展空间有限了。
采访者：请谈谈你参加《三联生活周刊》主创班子的经历吧。
杨浪：我很早就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办，“愚人节事件”之后，才实质性地介入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参与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大帮人，包括领军的钱刚、陶泰忠，做评论的何志云，做财经的胡舒立，做图片编辑的闻丹青等等，后来被称为“豪华阵营”。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大批新闻界有头有脸的人聚到《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在1993年，商业资本进入媒体的第一轮，规则我们是不知道的，香港《明报》的于品海跟我们谈了很多，在我们听来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因为有商业资本的进入，会有改制的机会，这一批人才会杀到这儿来，恰恰是商业资本的进入，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完全不懂政治，不到一年，就铩羽而归。后来我们又找了第二任投资方、第三任投资方，都是好景不长，人员变动也很大。
1994年底，团中央支持尝试把《中国青年》杂志这本机关刊物市场化，这活儿是我特愿意干的，于是就去了《中国青年》杂志。我们那一任班子的目标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让《中国青年》杂志走出低谷，使它有个比较好的市场形象。我们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各种发行数据和广告数量也有了较好的回升。
采访者：后来怎么又去做财经媒体了？
杨浪：当时联办想做媒体，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找我，要我推荐几个人，我说：“第一个胡舒立，第二个尹克，第三个张志雄，第四个王安。”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又来，说他打听了半天，结果是我最合适，要我一定去。后来，经过对联办的了解，认为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可靠的政治背景，就去了联办筹办《财经时报》。
采访者：资源控制权的分配是否在《财经时报》后来的变故中发生了重要作用。
杨浪：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既然展开这样多的资源，想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它的一把手对整个资源的掌控，使它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但事实上，联办整个经营媒体的思路、它的成败得失都在这儿，叫做放开中间，抓死两头。到现在为止，它的广告是高度集中、发行是高度集中的，编辑部你怎么折腾，但是经营的权利始终是在联办的手里，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确实是跟联办谈这个问题，也确实有许多的冲突摩擦就体现在编辑部与广告发行方式的摩擦，但后来发现这是联办的一种有效模式，这个事情是不可更改的。
你很难说这里的得失利弊和高下优劣。因为就联办自身来讲，到今天为止联办还处在一个很好的健康发展态势，《财经时报》是成了呀。我这两年都在做媒管部副总，更多地研究联办的经营模式，我觉得它还是有道理的。它是从联办这个层面上，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将来也可能改变管理模式。
在目前联办这个设置当中这种以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为主的模式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实际上这两年的联办自己内部发明了一个所谓小三角的方式，就是大三角、小三角，大三角就是从媒管部这个高度对做产品做发行做广告的资源配置关系。我的主要精力就是从媒管部的角度去协调各个媒体的产品内容和业务管理。然后，每个媒体就有一个小三角，以《财经时报》为例，《财经时报》有一个行政运营总监，去协调编辑部与广告项目经理和发行项目经理的关系，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段时间我在管理周刊，我挂着周刊主编头衔，实际上做的都是社长的活儿，控制人事、控制财务、控制大政方针，但同时控制周刊的小三角，控制周刊的编辑部内容和广告、发行之间的协调，这样来看是有效率的。你说的资源控制权的分配问题是从《财经时报》发展的局部看有问题，而且当时没有找到相对更好提高效率的方式。但我觉得现在联办大的功能设计是不可变的，这是联办的机构使然，现在找到一种方式从微观和中观层面去尽可能协调这个事情，看来效率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们在媒管部这个角度，这几年财务情况很好。
应该说，《财经时报》在过去一年的整合是有作用的，从报纸的形式到报纸的内容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时候再要发展，就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因为在报纸三角竞争关系当中，如果你给的资源配置不够的话，最多是老三。但对于联办来讲，我怎么给你配置。因为联办在大的思路上发生新变化，以媒体为主，以期刊为主，以走出财经的期刊为主。在这个模式里面，希望它通过时间的延宕来找到新的市场机会，反正已经有一块存量在那儿了。
第三部分第49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2)
采访者：你认为下一步传媒市场会如何发展？
杨浪：我始终认为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这么多年国有资产的不断注入，在市场化竞争面前生命活力越来越萎缩，咱们就不说WTO，在传媒业的竞争中不变就死。
采访者：主流媒体改制热点会集中在哪一类媒体上？
杨浪：可能是我“近朱者赤”的原因，我觉得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造可以说已经进行完成了，电子传媒、电台的专业台也已经完成了。电视台与网络的、图像信息的整合已呈明朗的趋势，很多人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这个路径，并往这个方向走。没有认真动作的只有纸质媒体，现在动起来的像《21世纪经济报道》都是处在体制边缘的。
采访者：细分平面媒体，改制热点是什么？
杨浪：现在改动的就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为了市场空间，全国性的综合媒体不会只有几家，就看是谁能占得先机。法制类报纸其实有很好的发行点，《法制日报》的文化传统和对商业资本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妇女类报纸呢，有很好的商业附着力，但商业能力有限，能动的像妇女杂志动得很好，然后就是经济类的和青年类的。
从市场空间来看，综合类报纸没有几张，大的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也就一两张，比如说《东方晨报》，看他们的趋势怎么样，至少它们做产品，他们市场化的路径、方式和管理是配套的，营销能力是配套的。在“长三角”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包括“珠三角”这样的区域，发展出一张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也不奇怪。这一轮是看十年，下一轮应该是商业资本与主流传媒的互动，并找到更好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特别是管理模式。
采访者：谈到管理模式，你认为最终谁会成为传媒的操控者？
杨浪：双方互动，对于投资方首先你要问他要什么，想短线挣钱的很多，可以理解。对于通过对传媒的投入获得无形的个人品牌和知名度，这也可以理解，但真正具有传媒的社会意义这种大理念的投资人真的不多。对于资本进入媒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理念，最终要通过人来体现，比如有一个人，如果股东大会投票不干了，他会屈从于这种商业逻辑，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未来十年就像过去的十年一样有成有败，且得反复地竞争呢，包括传媒人中有理念的传媒人。也许挣钱也是一种理念，挣钱也不能说不好。
采访者：多长时间能够形成共识？
杨浪：新产品的构造需要两三年的磨合，三年之内崩就崩了，成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准稳定状态吧。三年至少要有一代业务骨干的成熟期。纸媒体除了报纸以外还有一个大的空间是期刊，在中国的广告业构成当中，这些年电视占的比重太大了，期刊占的比重则很小，而且期刊这个品种比较灵动，对特定的市场、特定的读者群命中率和覆盖率非常高，所以从这几年中国的广告市场成长当中期刊的成长份额可见一斑。当然，参照国外的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比例关系，中国期刊市场普遍没有达到这个份额。
一天到晚，可以看到不停的有新的期刊出来，新生的和死亡的一样快，这就证明进入了一个活跃期。这个时候，有理念的、有比较大的展开平台的就可能有机会，期刊做单一经营不好做，显然成熟的方式是做期刊群，这是投入产出效益最好的。联办就是在这个点上有其很好的优势，有资金准备，有媒体运作的一套成熟经验，有自己运营的一套系统，有人才的储备，使自身的效益往期刊方向发展。所以不光是联办，未来出现一批期刊集团也在情理之中。
总体上看，期刊在传媒领域中的分量不是很大，但期刊业的发展应该是看得见的。更大的一块是要靠技术进步，就是电视与网络结合，但说心里话，对未来总的判断不敢说很清楚，但基本理念是这样的，产业发展和传媒业发展是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广播电视包括彩色电视进入中国市场以后，技术非常重要，中国有线传输网络绝对有一非常大的商业市场存在。原来我们曾经担心其发展会对平面媒体的竞争关系，但实际证明并没有你死我活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市场成长并不严重影响平面媒体的市场，各自有不同的传播方式。
采访者：目前几类媒体之间没有交叉点，是否未来出现交叉点之后，就将出现大的冲突？
杨浪：这是我说的统合问题，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运营已经到极点了，不可能再有戏剧性的膨胀和发展了，只是别人切你的蛋糕。它有优势，能够至今控制。但其实央视还有一块没有启动的资源。我曾经对他们说央视经济部再加上联办的资源，做一个布伦伯格的经济信息，我做布伦伯格，我不提供媒体我提供信息。我这个思路是在做信息源不只是做传媒。其实做通讯社，投入产出的效益非常好，无论电视制作还是新闻制作，我的全部成本就是采编，然后我发布我的消息，这种市场空间非常大，这是存在商业可能的。
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要改造主流媒体这种管理系统，还要改造它的干部系统。体制内文化的改造难度很大，要扒几层皮的。国内这些年的商业资本进入传媒行业的合法性空间已经存在，就像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一样都很痛苦，但趋势一定是这样。
有的人以资本为老大，但传媒是意识形态领域，资本要按规则、程序，控制好行为的分寸。党政传媒靠行政拨款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这些主流媒体在市场竞争中份额越来越小，影响越来越小，这和党的立党之本是有冲突的，所以总体改革的市场走向和传媒经营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在过去十年里，《南方周末》所体现出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始终在传承。理想主义有的时候是愚啊，理想主义在今天对于年轻人来讲有的时候不是个好名词。但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今天《南方周末》里掌控的是什么人，我都已经不清楚了，但至少从这张报纸的报面上能够体现出来这种历百折而不挠的为着一个方向往前走。你说《南方周末》凭什么在吸引着读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杨浪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能说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却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杨浪对于中国传媒的感悟，对于传媒市场的分析总能给人以启发。
杨浪，男，1970年底,年仅十五岁离开北京，远赴昆明军区当兵。1978年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并荣立三等功。
1982年正式调入《中国青年报》，其间多次获奖。积极倡导传媒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了全国十几家报纸的改版和运营。1993年起，作为主要编辑，参与了《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办，并长期负责军事与安全方面稿件的编辑。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筹备工作，并担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此后，出任《中国青年》副总编。1999年参与《财经时报》的创办工作，并于同年出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1年7月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媒体事业部副总经理，2002年5月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
采访是在杨浪的家中进行，他正因脚上旧恙复发行动不便被困家中，这也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更近的距离。
我们的到访也让他显得很开心，他还笑着对夫人说：“正好有人陪我聊天了。”但当目光扫过自己架在凳子上的脚时，脸上又露出些许无奈。
杨浪很健谈。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他一直滔滔不绝。尽管不时有电话打断他，但他的谈话好像从未受到干扰。他是个性情中人，每当他谈起从军时期和在媒体之中共同打拼的朋友或是敬慕的师长时，视线总是缓缓掠过我的头顶投向远方，思绪陷入回忆当中。
他说自己一直不敢看武侠小说，但已搜集齐整，留待退休之后再看。他说怕自己现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采访间隙，他还说起香山家中的地图收藏，如数家珍，只可惜我们未能亲眼目睹。
正如杨浪自己所说：“回顾我的经历，我算是阅尽沧桑。在我这一茬的报人里，我是几起几落。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在我这一代人看，是历历在目，每个重要的事情我几乎都是直接经过的，不能说我起了多么重大或是关键作用，但绝对是在风口浪尖上的。”
虽然，杨浪说传媒是很青春的职业，自己愿意做一些像丁旺一样扶植后辈的工作，承上启下是他们这一辈人的职责。但是，一个经过枪林弹雨、媒体沉浮历练，正值壮年的理想主义者，又如何能归隐山林呢。相信他一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第三部分第50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1)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访《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
文/常云王春华
采访者：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一直从事新闻事业，是你年轻时期盼已久的梦想，还是命运安排中的一个偶然？
杨大明：回想这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也许还是小学期间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文革”前我曾就读于北京小学，是寄宿制。当时的教育是很规范、严谨的，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但为我今天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所接受的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是在那个时期。
1971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二中学习。那也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1977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插队，幸好得知即将恢复高考，在老师的建议下，我留在了北京。那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二百七十分，不满意。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随着1978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人大就成为我的母校，人大新闻系成为我走上新闻事业之路的起点。
采访者：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对你后来从事新闻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大学，你还会选择新闻专业吗？
杨大明：当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人民大学及其新闻系都刚恢复，记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古代汉语，好像也没有什么教材可以读。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和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习方法很保守，还停留在上课认真记笔记的水平。所以回想大学四年，真没觉得获得太多新闻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影响我的，还是培养了一种职业新闻人的责任感，对社会、对报道的内容要保持一种客观、严谨的心态。
尽管如此，我今天认为做新闻最好还是要学过新闻的，这涉及到一种职业感觉、一种职业态度。比如在记者的眼里，国家领导人和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不过在观察他们、判断他们的新闻价值的时候会有不同。诸如对新闻的判断力，是要通过艰苦、系统的学习实践打下基础的。
我总觉得，记者这一职业，既要“目中无人”，又应“满眼风云”，这也许就是这种职业的魅力所在。
采访者：你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工作。在这几个阶段，你认为哪个时期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最重要？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杨大明：应当说，至今经历的几个阶段对我自身发展都很重要。
1982年秋天从人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部工业组做记者，跑过一些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第二年被调到编辑组，开始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点上班的生活。这六年的工作，最大的价值在于，熟悉了作为一种“喉舌功能”的综合新闻的报道特点，包括对时政、经济、政法、科教甚至农村新闻的判断和把握。除此之外，最大收获是磨炼了吃苦精神。1987年，我担任了编辑组长，直至1989年离开。
事实上，由于不满足于电台编辑那种“重复性”的劳动，从1986年我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并为自己的转向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去做报纸，而且最好不是那种综合性的“政府大报”。1989年得知有人正在筹办一份“真正按照新闻规律生存”的报纸，我便决定投身其中。8月，我加入了正在筹办中的《中华工商时报》。
当时聚集创办《中华工商时报》的也就二十几个人，大多是不安于寂寞者，希望在中国的新闻领域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初到工商时报，我觉得自己不了解版面，选择了去信息部做经济信息，手下只有一个学古典戏剧的研究生，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那正是我专注于财经新闻的开始。
在至今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如果说哪个人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应该是工商时报的第一任总编辑丁望，因为正是他带着我们一帮年轻人闯过最艰苦的创业时期。
1994年工商时报社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第二年，我担任副总编辑。这时，我却渐渐发现，这份报纸能够带给我的想像力已经有限，我每天做的事情好像再次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作。在朋友的邀请下，1995年3月我告假去了深圳，一起创办了《投资导报》旗下的《财源》周刊，并负责日常采编业务。四个月后，由于报纸投资方面的问题，我带着未能实现“创办中国第一份外资报纸”的遗憾，回到北京。
接下来的三年，我继续在《中华工商时报》，分管过总编室、新闻中心，总体上说，比较平淡沉闷。直到1998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多年的同事胡舒立建议，联手创办一份“高端一些的”财经类月刊。于是，在做了多年的日报之后，尝试做一份杂志的强烈欲望再次让我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就此投身于《财经》。
采访者：你参与过《中华工商时报》和《财经》两个重要媒体的创业，而且这两个媒体的诞生，在当代中国报刊发展中都有某种创新性的意义。看起来，你每一次转向都决定得很坚决。当初做出抉择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犹豫过，退却过？
杨大明：的确，这两次换“单位”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次是从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铁饭碗”--电台跳到至少有一半市场机制的《中华工商时报》，在当年还是要有点决心；第二次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下海”了，同样要有决心。
离开工商时报的时候，主要还是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媒体都面临不可回避的制度变革，而我未来的“职业生命”，肯定要经历这种变革。市场经济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不过，真要离开还是挺痛苦的。除了对这张报纸整整十年的感情，还有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二十平米局级待遇的房子”，真有些舍不得。
当时胡舒立点醒了我，她说：“再这样待下去，你会退步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甘心退步的。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似乎也没那么重要，而且我亟须一个新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最后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工商时报也挽留我。当时，再有五个月，报纸就要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曾经在报社很多人离开的状况下真心承诺过“决不离开”，所以当向社长请辞时，我落了泪，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一方面，叹惜自己参与创办的报纸，历经几代变更，虽已物是人非，自己还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感慨新的媒体又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需要人悉心照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崭新的期望就在眼前，更是无法放弃。再三考虑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开始新的尝试。
采访者：有人说“《财经时报》是第一张由社会资本投资、按新机制运转的财经报纸，她的最终结局不但对中国财经报纸而且对整个中国报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您接手《财经时报》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目标担此重任的？
杨大明：《财经时报》创办于1999年6月30日，我也参与了最初的设计和运作。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比较简单，过于乐观，认为有资本运作的经验和基础，有《财经》杂志成功的先例，在两三年之内再办一张财经类日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过分的自信，至少导致了对市场的分析不够敏锐和全面。这样，《财经时报》从周报起步，半年后就改成周三刊，后来又扩展到周四刊。
2001年7月，投资人和新闻人坐到一起，重新反思了国内财经报刊的市场空间和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时发展中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咬牙坚持下去，按照日报的路子走下去；二是改版，“退回”到周报。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根据投资人整体收缩的意向，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部裁员，大约要减掉二十来人，留下的人也全部减薪。同时，我们加紧了报纸的改版，重新确定编辑方针。此时，我本能的想法是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是要求无论从记者、编辑的心态上还是报纸的形象上，先平稳下来；“创新”是第二步，因为报纸必须是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必须要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去创造性地发挥才能。
调整后的第一次编前会上，我提出报纸要“真实、扎实、平实”。从这么多年的办报经验来看，报纸首先要真实、客观；其次不可太浮躁，从采写方式、版面设计上都必须很扎实，而且报纸正处于转轨期，大家都要殚精竭虑；平实是当时心态的写照，既然要从头做起，就不能太轻狂。
第三部分第51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2)
采访者：近年来，财经类报纸竞争激烈，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局面。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重新赢得《财经时报》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你如何评价当今财经媒体的竞争局面？
杨大明：接手《财经时报》之初，我根据在《财经》、《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种“惯性”，暂时定下一个基调，边走边调整。面对竞争对手的迅速发展，编辑部内部大多数人坚持要“正面应对”，“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我当时的考虑是，其一，正面应对的难度非常大；其二，总体上，国内的财经类报刊还是刚刚起步，真正做到扎实、稳定地提供新闻的报纸很少，读者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为了谨慎，当年（2001年）11月我们又请瑞士荣格集团的专家来进行培训，主要分析了国外成熟的财经报纸的定位、思路、写作风格、新闻理念等等；另一方面，从版面等专业角度剖析了国内现有的财经报纸。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市场定位：首先，给中国人看的；其次，给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经济基础、经济常识的人看的；第三，这些人并非最高端的直接决策者，更多的是中层管理者，从某方面可以影响决策者的人；第四，这些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富，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到了今天，回头来看这些定位，其实也是在逐步调整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财经报刊的阅读者还没有清晰地分出层次来，《21世纪经济报道》也好，《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也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我们争夺的几乎是同样一批读者，读者群并没有真正达到细化，大家还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财经报纸准确的定位肯定是有助于报纸的选题策划和市场开发的，但这一定是与它的新闻资源优势、与编辑部的兴趣、欲望相吻合的。
事实上，财经新闻写作的困难是全球性的，不只在于中国，国外也如此。当然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有一点值得重视，国外的媒体特别强调“每一个读者”，特别尊重人。国内有的媒体不大尊重人，记者写完了不管读者爱不爱看；如果读者不爱看，那是读者阅读水平不够。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写作，这绝对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们常说文章要有人情味，人情味决不单指文字细腻，有场景有对话。人情味首先是要尊重读者，吸引读者读你的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大课题。
财经新闻与社会新闻有所不同，社会新闻可以有所夸张。比如说美伊开战，一张都市报纸，就可以用非常醒目、巨大的标题。财经新闻很难用这种很夸张的视觉冲击力来表现，它需要用细致入微的、平和的方式来表现。
采访者：《财经时报》一直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目标，与这样一张国际著名财经大报相比，你认为《财经时报》的差距在哪里？发展成如此级别的报纸还需要多久？
杨大明：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份能够客观、稳定、清晰地提供经济信息和评论的、有权威性的财经报纸的象征，绝不是说你照搬了它的写作风格、版式、栏目就成了《华尔街日报》了。
无论如何，报纸是对经济变动、成长的反映，既不可超前，也不能太滞后。从这个层面来说，《华尔街日报》非常稳定，能够把给读者的信息调控到最佳状态。也就是首先信息要清晰，然后是提供的信息量恰到好处，不能不够，也不能太撑。《华尔街日报》早期的报道和现在的报道都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体系。
在我看来，谁都不可能为一份报纸服务一百年，但我们可以享受这份追求和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所体现的价值。
作为一份报纸，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就怎么选择，这就是报纸的编辑方针。《华尔街日报》的定位是“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财经报纸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不能真正保持客观；二是财经新闻本身的专业性难度。因此，我们只能正视自己的差距，不能太“较劲”。
采访者：纵观你的事业轨迹，似乎每次变化都是由极大的“不安分”因素导致的。每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不愿再重复过去的工作，包括过去的成绩；而在你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又体现了沉稳的作风与平和的心态。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性格？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杨大明：双重性格，一方面很躁动，追求新鲜，追求完美；有一点时尚，还有一些自由、散漫。这也许决定了我只能做媒体，因为猎奇是记者的一种本能。不过，我想下辈子我不一定会去做记者，可能去做设计，诸如平面设计之类的工作。
同时，我也比较保守、传统。我是从电台记者起步的。当时那种基本属于政府部门性质的管理制度，对记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我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已经培养出了一些习惯。我平常不是很外向，内心也不是很刚烈的人，习惯水到渠成，通常在大的规则下做事情，比如我认为，财经报纸应当保守、谨慎一些。
其实年轻时总是看重目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体验过程。在我生命中受到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我父亲的去世。1997年7月6日，父亲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逝世，让我意识到原来很多东西会突然地降临到你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短暂而不能完全控制的生命中，以平和的心态与身边的人相处，在有限的时间中让别人了解。
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需要不断地迸发想象力，富有创造力。
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情感、行动和各种争论，枯燥、繁琐与虚伪并不是财经新闻与生俱来的特色，新闻要讲故事，要有情节。
财经新闻是不能举重若轻的，它和娱乐新闻不同，它要求财经媒体具有扎实的制作水平，这一方面是指内容为主，内容上有看头有深度，另一方面是指一个财经媒体要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稳定和延续。
财经记者成功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新闻理想，这是记者或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态度和追求；二是对职业的兴趣和职业态度的把握能力；三是宽阔的视野和拥有的新闻资源；四是熟练的新闻专业和财经专业的技能；五是刻苦性、坚韧性和一种机会。
拥有可以量化的经济学常识当然是财经记者必备的业务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诚实、理性、具有献身精神。
致力于开创一张真正“在商言商”的财经报纸，实践“独立、独家、独到”的职业记者精神。杨大明的探索，堪称中国财经传媒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大明，男，1957年2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记者至新闻编辑组组长。1989年夏，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先后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春参与创办《财经》杂志，任联合主编。2001年起，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当我们向《财经时报》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杨总”时，得到的第一句回答却是：“我们都叫他‘大明’，他也喜欢这个称呼。”果然，他没有一点“老总”的架子，初次接触就让我们感受到他那如同邻家大哥般的平易。他在收到采访提纲后，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看了采访提纲，心中深感惶惑。但是，我也很希望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当我们一起做些业务交流吧。周六下午如何？我开车，可以就近你们。听你们的意见。”未见其人，心中已有几分亲近。
我们的采访就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的一家幽雅的茶馆中进行，平和安静又自然随意，正如杨大明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总是面带微笑，眯着笑眼，长相属于不帅但很有人缘的那种。他语调平缓，不紧不慢，那份实在劲儿不像在接受采访，俨然是唠家常。
杨大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身上不乏北京人的豁达、随和与坦诚，甚至还有一点北京人的散漫。他很健谈，但语言淳朴，从不夸张，更难找到什么豪言壮语。他不愿过多渲染自己的成绩，而对前辈和同事的帮助总是念念不忘。他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为人随和，心态平和，待人谦和。
杨大明称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在他的言语与思想中，的确时时会闪现出两种性格碰撞而出的火花。在平和之中求发展，在躁动之中求创新。
这就是杨大明，一个正在路上奔走着的中国传媒人。
第三部分第52节 模仿没有出路
模仿没有出路
--访导演兼电视节目主持人英达
文/郑伟刘丹
采访者：作为一个电视剧的导演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你认为中国的电视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英达：起步状态，非常混乱。实际上，电视业只能靠市场本身来调节，它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但目前市场调节只是发挥了一部分作用。我们的电视业正在向正路走，但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
采访者：在我们看来，国内电视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克隆”，比如说，北京电视台有个很不错的栏目《夫妻剧场》，别的电视台马上就会出个类似的节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英达：这是好事。说句实在话，这是因为存在着自由竞争机制。你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就垄断呀，没准我能做得比你更好呢？当然他们试试之后可能会发现他们做不了，这可能不是个资金问题，也不是电视台的垄断问题。比如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做这个节目就有很多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靠品牌好、人缘好来吸引名人、明星。反过来说，它就是再大的台，有再多的钱，再厉害，如果节目做出来没意思，主持人说出来的话没有质量，还是不会成功。不是说只要多给钱，话就更有趣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信心的。
采访者：那能不能这么说，艺术创作一定要经历从模仿到突破再到创新的过程？
英达：这是一定的。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要独占呀？别人可以来模仿呀，但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以为模仿有出路，还自以为得意呢。
采访者：美国的一些情景喜剧，比如《欲望都市》、《成长的烦恼》、《老友记(friends)》等等，有的一播就是七八年，为什么我们的情景喜剧，像《我爱我家》这样受人欢迎的作品，就不能拍个几百集，也播出七八年，有这种可能性吗？
英达：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的播出机制和他们不一样。观众只知道有些电视剧播出十几年，但是不知道这十几年来他们一共拍了多少集。一般美国人管一年叫一个演出季节，英文叫一个season，一个season一般是二十六集，一个礼拜播一集，一部戏播半年，最好的戏也就是五十二集。我们的《我爱我家》一共拍了一百二十集，这要在美国也够他们播几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的问题。这个还不能不承认，我们在拍《我爱我家》的时候报酬很低，如果你要是拍起来一拖几年，还不把人给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快拍，几个月就拍完。这样大家一看，几个月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而美国的情景喜剧，像你刚才提到的“friends”,它的拍摄费用，咱不从它的season开始的时候算，就说2002年，拍摄一集是六百多万美元，大约合四五千万人民币，那拍出来当然好了，那么多钱，大家慢慢精雕细琢呗。剧本也是如此，他们可以一年给剧作家一百万美元，就写一集，不好回去修改。而我们的作家有时必须几天写出一个剧本，不然他就吃不上饭了，因为我们给的报酬太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作没法和人家比，其实他们的作家还不如我们呢，如果叫他们来给我写剧本，让他三天写一集，他马上就跳楼了。
采访者：你说过“什么时候情景喜剧要是在黄金档出现，就会有无数的天才庸才都来搞情景喜剧，那时候就可能没我什么事儿了，所以现在我有独占鳌头的局面还得感谢它还没有成为强势”。最近《东北一家人》已经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这也标志着中国情景喜剧的春天似乎到来了，首先对你的成功表示祝贺。但是，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无限风光的同时，有没有感到竞争的压力？你会如何应对呢？
英达：那是我和他们客气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感到这种竞争的压力，因为真正的竞争者还没有出现。现在很多搞情景喜剧的都曾经是我的合作者。比如说拍《老威的X计划》的刘威就曾在我们的《我爱我家》里客串过；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快乐家庭》当时也是由我们给搭的班子。因为在情景喜剧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艺术方向上本着“以老带新”的原则，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如此。否则，你也许没有争取到新的观众，反而会失去原有的观众。
采访者：国内电视台的合并重组对你们的作品发行有影响吗？
英达：没有影响。他们合并重组就是用所谓的“打造航母”的办法，以规模效应来对抗竞争，这是非常愚蠢的。甭管他们的规模有多大，我心里有一条非常清楚，他们还是拍不出好戏来，在情景喜剧这个领域里，他们最终还是会来买我们的作品。
采访者：现在很多人都说，由于各省市的购片单位都合并了，对发行单位会有一定的控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英达：控制能够一时见效，但是不可能永远见效，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而且会输得更惨。就像过去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似乎可以垄断一个行业，似乎可以以大压人，最后一旦竞争真正开始之后，一些小的，甚至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都可以把这些国有企业逼到破产的边缘。看到他们这时的惨样和他们当年的牛样，简直就是我们某些电视台的写照。
采访者：现在，演艺界都很盛行出书，你想没想过自己出本书呢？
英达：没有，因为还不等我出书，像你们这样的同志已经把我的这一点点故事全都挖走了，我要不再发生点什么事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心的好写，就太对不起读者了。我说句实在话，不是讽刺你们，也不是讽刺其他的人，我的文化水平还不够。
采访者：这恐怕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
英达：不，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而是很多其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采访者：但我认为你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整理一下告诉广大读者，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你说呢？
英达：会有那么一天，但现在还为时尚早。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家庭情景喜剧已经占据电视剧的黄金档位。而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一百公斤的英达，因为《我爱我家》等二十多部电视剧，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知名“重量级”导演。
英达，男，1960年7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导演/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后自创英氏影视艺术公司，担任艺术总监。
第一部向世人证实英达喜剧才能的，是他导演的一百二十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是全世界首次用华语播出的情景喜剧。该剧的成功一举奠定了英达著名导演的地位，他本人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后，英达又拍摄了《候车大厅》、《起步停车》、《百老汇100号》、《东北一家人》等二十余部多集电视剧。除了是著名电视导演，也是著名的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经济上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闻传媒上,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是看好的。而且就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在媒体上的广告投入在世界上已经占到了第四位，只有美国、日本还有德国比我们的投入更多。按说我们在资金投入方面高于英国和法国，但是我们的节目却比他们差很多，包括新闻，包括整个传媒。
承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宋阳为我们采访英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英达司机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获得英达的经纪人、制片主任李岩的手机号码。
电话里对李岩说明了采访目的，对方语调里似略有为难，因当时正值英氏影视公司有两部戏同时开机，英达亲执导筒，每日要工作到午夜时分，异常忙碌。对此，采访者恳请李岩念及英达乃我等同门师兄的情分上，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尽量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也许英达确对北大心存怀念之情，很快，李岩就回复说，英达同意接受采访，但可能要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待他执导的两部戏步入正轨后，才会有充足的空闲时间。
后多次与李岩联络，零星得知英达的一些行踪，如去录制央视倪萍主持的《聊天》节目，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形象大使出席活动，在戏里客串角色等等。当问到英达有无时间接受采访时，李岩总是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吧。”
终于等到2003年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逐渐扩散，媒体报道著名导演谢飞不幸感染了“非典”，于是采访者推测摄制组的正常工作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果然，与李岩电话联系后得知一些摄制组暂时中断了拍摄工作。考虑到“非典”时期人人自危的心理，采访者决定对英达进行电话采访。经与李岩联系，表明了电话采访的意图。李岩与英达商量后，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于是，在“非典”阴云笼罩下的“五一”前一天的晚上，我们的电话另一端连线到了英达在香山的家里。期待已久的与英达老师的对话，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交谈在他的小儿子稚嫩的钢琴声的背景音乐伴奏下徐徐展开。为使谈话不受干扰，英达换了个房间，改用手机与我们对话，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很畅快，用英达的话来说“手机都烫了”，但他认真地解答了我们所有的疑问。
这次愉快的采访似乎成了一剂驱散“非典”阴云的良药。英达的幽默、机智常常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名导演、名主持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喜剧所带给人的力量。
第三部分第53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
——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月1日刊号出版，在2001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两会”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及饭店、写字楼这些高档地方。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采访者：能具体解释一下“成长中的中产阶层”吗？
钟诚：不用“阶级”是因为这个词太敏感，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阶层可能还稍微准确一点。有“成长中”这么一个定语，说明中产阶层本身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领、精英等等，来描述这个阶层，但我想中产阶层更具有国际的认知度，管他叫中产阶层更合适一些。
中国现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个中产阶层，包括“三个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或者叫知识精英，还有就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就是各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在各个行业当骨干，比如说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律师、建筑师等；经济精英是指企业的领导，企业当中的经理阶层。我们的这个杂志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第三部分第54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2)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钟诚：现在我们表述发行量是十八万，但中国市场远远不止这样一个量。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里，《新闻周刊》这样一个杂志应该是社会当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国外中产阶层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样的杂志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只要有报摊有销售杂志的地方就能看到。
在美国，物流非常发达，杂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送到订户家里、信箱中。这种杂志订户非常多，忠诚度很高，一旦成为这个杂志的读者，那么他可能世代阅读、终生阅读，他们的子女在进入主流社会后，也开始阅读相关的或者同一本杂志。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有很广泛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中产阶层茁壮成长的话，可以说《新闻周刊》将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起成长。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有多大？
钟诚：如果说你狭义地理解生存空间是一个制度问题的话，那我理解的空间是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对周刊来说，这个市场空间应该是非常广阔的。有人问我，在网络时代，你这个平面媒体尤其是这么慢的平面媒体怎么生存？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可能电视、日报、晚报、晨报，受冲击比较大，但是像周刊这种相对传统的媒体，越是有一种古典、高档的色彩，阅读它反而成了很高雅的事情，在翻阅中有特殊的满足感、贵族感。
采访者：可否说说《新闻周刊》的特色？
钟诚：在我们创刊第一年的时候，别人把《新闻周刊》评为中国“四大新锐周刊”。“新”表现在外观上很新，创刊第一年是三本，包装也很新，我们的有些观点、写法也很新，根本是因为观点很新、我们运作媒体的观念比较新。“锐”指的是我们是一个时政杂志，锐利表现在它的思想性上，只有在思想性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冲击力才能称之为“锐”。
采访者：如果用“新锐”两字评价你，你满意吗？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自己，可以吗？
钟诚：你看我像吗？既不新又不锐。我觉得，你的人和你的产品，既相关又不相关，产品具有特定环境下的产品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个人具有个人属性。我评价自己既不新又不锐。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有时候还淘换点古董，倍儿旧倍儿旧的。平时谈话声音也不大，说话也不斩钉截铁，表面上看也比较温和。
采访者：如果这次让你下岗，你会考虑换职业吗？
钟诚：这是我现在正思考的问题，没有什么特殊答案，传媒会是我最主要的选择。
采访者：能谈谈你对中国传媒发展走向的预测吗？
钟诚：这个我想得很多，用“三、四、五”来说吧。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要有假设前提条件，预测中国传媒发展走势首先要有三个前提：一，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有一个继续翻两番的目标，就是继续保持每年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长率；二，思想要继续解放，这是环境和政策层面的；三，制度继续创新，这是人的层面上，作为传媒从业人员，无论领导者还是参与者，他们在不断探讨制度创新，愿意做出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愿意为尝试而付出代价。
“四”是四个方面军，我将国内传媒依据体制、归属特质分成四大军团。一，“中央军”：《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这些属于由国家拨款的。二，“地方军”：各省的日报、晚报、都市报，隶属于地方的新闻机构、宣传部。三，“八国联军”：指的是外国背景的媒体。四，“杂牌军”：《新闻周刊》等只要不归其他三方的都是杂牌军。“杂牌军”是现在最鲜活，成长最快，人才最集中，市场化最快的。这几大板块互相有大的冲突、大的穿插、大的整合、大的机遇。冲突指的是有时候你死我活，《人民日报》订数的变化，是因为都市报的订数上升。穿插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报业集团，居然出现了《京华时报》这样和我们想像有很大差距的新媒体，传统的“中央军”中派生出一个很有实力、很有前景的地方军。我觉得，下一步它们会出现一个互相整合的问题，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方式。最后，我估计“杂牌军”可能会分化，向“中央军”靠拢或向“地方军”靠拢，或向“八国联军”靠拢，整合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地方军”现在的实力、机制、人才、发展势头最为看好。“八国联军”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但劣势在本土化——媒体是本土化要求非常高的特殊产品。
五个前景：一，华文传媒将成为世界性的投资热点，中文媒体将成为异军突起的传媒产业。二，会形成几个传媒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传媒行业会成为这些大城市的重要行业，由传媒衍生相关的印刷行业、纸张行业、广告行业、公关行业等，也会有较大的发展。三，会形成几个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比如全世界知名的中文为主的电视台、报纸，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四，会出现一些重量级的、以传媒业为背景的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不一定是传媒人，也可能是传媒投资人。五，会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理念，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成长，真正有本土价值的、有创新精神的理念、理论、方法会诞生出来，对整个新闻行业、新闻事业有价值的东西会沉淀下来。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流行的这些新闻理念，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创新出来，为后来人所接受，并继续实践。
采访者：最后我想请教一下，你在做新闻工作中有什么得与失？
钟诚：我都是失，没有得。如果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认为做传媒也是一样。做新闻的最大失误就是，你总觉得你在追求真实，追求客观，但实际上你总也得不到。因为传媒本身的运作规律、市场的运作规律、人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现实会永远出乎我们的理念。客观、公正、理性，就像挂在拉磨的驴前面的草一样，吸引着我们前进却永远得不到。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所作为。也许人生、世界就是悲剧，但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做传媒要有理性，理性也包括你要对传媒本身的终极性悲剧有一个认识。
采访钟诚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位原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的“新锐”杂志总编暂时赋闲，让我们有了与他深入交谈的机会。
钟诚，名如其人，对人对事都诚心诚意。这是朋友、同事对他的评价，也是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办公桌、书架和双人沙发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窗台上有一幅照片：一脸和气的钟诚笑容可掬，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上，上有四个大字“总是在编”。
钟诚平静地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编身份接受采访。”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二天，钟诚被免职。这个“总是在编”的传媒人，暂时选择了悠闲的“学习”生活。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将就此离开传媒界。
钟诚说：“幸运的本身就是我已经付出代价。”我们坚信，在付出代价之后，中国传媒界的幸福将越来越大。
做媒体要有一个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心是火热的，但脑子一定是冷的，要像冰箱一样冷藏、冻起来，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把很多东西还原到那种状态，要冷处理。但心要热的，对待社会上发生的新闻，要及时做出职业新闻人的反应，要快捷、要有同情心、要有公正心、要有公正意识。这些必须要结合。
一个自称“既不新也不锐”的传媒领军人物，钟诚在几年中参与造就了颇为“新锐”的《新闻周刊》。他离开了，留下了思索。他还会回来，因为他有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这几乎就是为做传媒而生就和锤炼的。
钟诚，男，1980年考入北师大实验中学。1983年至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至今。1999年参与创办后又出任《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该刊以新锐而著称，曾两次休刊。2003年改任副社长，并进党校学习。
200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EMBA学习。
第三部分第55节 为民请命当宽容
为民请命当宽容
——访《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
文/陈春彦栾辉戚占能
采访者：我最近仔细拜读了你写的那本《义无反顾》，很受感动。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案竟然引发一连串的官司，而你们竟然能够一陪就是五年，丝毫没有动摇，太难了。我想知道，你现在还在努力吗？
朱德付：你们也关心这个案子的事？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过，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刘秋海败诉，我们（编者注：指朱德付、《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都败诉。按我的理解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展示了中国的司法现状。我们是抱着虽败犹荣的观点。如果我们真的胜利的话，反而不正常。很多情况下，正义要伸张，要花时间。所以说，这个官司可能败了更好，能够反映目前真实的司法现状。从个例来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报道时间最长、报道量最大、牵涉范围最广的一个案子，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效果。
采访者：你认为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朱德付：我们败诉是肯定的。因为是反映司法腐败，如果胜诉了才奇怪。那样的话最后反而粉饰太平。我们现在把血淋淋的事实暴露给大家，引起大家去关注司法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不断地推进司法的进步。出现这个事件后，我们这么多年地跟进它，从一审到二审，我们能不断地反映我们的声音，也反映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很大，起码可以说出来了。
同时，我也看到了媒体的进步，媒体正在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采访者：这么多年，有没有广西的公安厅或者什么部门给你们发函不准报道这件事情？
朱德付：没有，而且发过来也没有什么用。这是两回事。司法有司法的程序，媒体有自己的程序。我只做我们的工作，他有他的道理。不一定真理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只是不断地展示事实。
采访者：看来，你们也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
朱德付：这个事情做到最后，我都觉得有点过了。即使我们想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对别人构成伤害的。包括对陈小俐，她虽然诬陷刘秋海，还做了不少坏事，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这样做起码对她的名誉构成了伤害。哪怕所说的全部是事实，但是还是构成了伤害。现在想来，作为媒体，也还是要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讲正义、非正义，但是具体对某一个人不能孤立地说是好人还是坏人。
毕竟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她是很弱的，是弱势，我们是很强大的媒体。搞到最后，她用司法来维护自己的名誉，对抗舆论，其实已经与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刘秋海也都没有什么关系，而变成了媒体与司法两家在拼杀。
采访者：那你怎样看待今天舆论监督的作用呢？
朱德付：现在舆论监督的作用，应该说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进步很大，舆论的监督是与国家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媒体的监督，不是一时的监督，并非图一时之快出口气，而是建设性的。我们不是要毁灭什么东西，而是要帮助建设一个东西。暴露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立在破之中，破是为了立。这就是理性的建设态度。
今天，我们《京华时报》注重监督的是个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事情来做，不去做现象。《京华时报》的稿子永远不做现象的东西。不要谈现象。谈现象把握不好，一棍子打翻一堆人，这样不好，政治上也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抽象地说公检法怎么黑，怎么腐败，这样谈谁都不高兴，也不符合事实。毕竟大多数都是好的，不可能大多数都是坏的，但是有局部和个别人确实不好。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讲这个人这个事做得对不对，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就事论事。
越个体越有杀伤力，越具体越生动，越具体越丰富。我们理解丰富就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我们创刊的时候，也走过一段弯路，动不动就是一团黑，很多人要做现象，要搞一个话题，我一直不主张做话题。我主张就是单纯，把复杂化成单纯。
据他们说，在北京报纸上头版头条批评公安的稿子，《京华时报》首开先例。这是前年，我们在一版配了交警收黑钱的稿子。当时我们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认为没有问题，这个标题是我起的。最初编辑是将这个稿子放在后面的版上，做得很小。我最后把它给调到了头版头条，题目就是“北京记者暗访个别交警收黑钱”。我们是说这个人，个别的事情，而不是说整个交警收黑钱。整个采访过程很真实，无懈可击。出报以后在北京警界反响很大，后来相关单位的领导给撤了，警察对照报纸进行整改。
这说明他们也是希望好的，暴露出问题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采访者：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媒体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异地监督比较多，《南方周末》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对此，你如何看待呢？
朱德付：这和报纸定位有关，《南方周末》是全国发行的报纸，当然全国都在它的报道范围之内，不是说为了异地监督，而是从事情的本身是不是具备典型性、可报道性来判断的。
采访者：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媒体的一种妥协。因为本地的事件有时不便于监督？
朱德付：都有这个问题。《南方周末》在广州，它要营造好它的宣传与生存环境，相对来讲，对广州报道少一些，不是没有报道，但是管制性较大，总的来讲，报道量很小，但是在别的地方提了以后，影响深远，这样的监督比较多一点。
另外这也与报纸定位有关。我们《京华时报》就不可能做异地，我们是北京发行，我们不做外地，很多人要到外地去搞，我不允许去，媒体的功能不允许，你到外地，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采访者：有人说《京华时报》因为是《人民日报》的子报，所以有着先天的优势。你同意吗？
朱德付：肯定有这样的因素，我们在北京的舆论监督，在北京的媒体中是重量级的。因为我们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很多北京的单位会尽力给予配合，对我们干预少一些，不能直接指示我们干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对北京市委宣传部所有的建议都会接纳，因为大家都在这里工作。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禁忌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叫你去做什么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要盯着几个不让你做的事情做，眼睛放在可做的上面。地雷就是地雷，叫你不要碰它，你就不要去碰。我们走过雷区，前面就是海阔天空。我们不要像工兵一样，每天排雷，报纸不是地雷兵，用不着天天去排雷。我们做的监督，任何报纸都可以做。
采访者：你在北京已经工作近两年了，你觉得北京的报业市场竞争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朱德付：非常的温和。你只要努力，就会有很稳健的发展，如果你放弃，就意味着牺牲。北京的报业门槛是非常低的。我说我们在北京都有机会再办一家日报，还可以让很多的老大哥变成先烈，因为北京办报纸，确实职业化的程度不会很高。
我觉得《信报》还有一点忍性，坚忍不拔的精神比较可嘉，不管是守住还是守不住，都要这个精神。
采访者：可不可以预测一下，北京的报业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比较激烈的竞争？
朱德付：我估计还要三两年，要有更加市场化的媒体再进入。如果北京再进两家日报，市场就可能完全地被激活，现在说温和的意思就是我不努力也可以做得很好，也能赚钱，稀里糊涂地也能赚钱，如果到了你不做就得关门的时候，就会做好。生存的压力永远大于理想的压力。没有饭吃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地工作。如果再出现两家日报的话，就会全面激活起来。
采访者：你能预测一下，中国媒体的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走向？
朱德付：这个很难，要看国家政治改革的步伐，现在的意识形态变化非常大，我在1979年绝对不能想像中国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基数上，在这样的加速度下，不可想像十年将会有多大的进步。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我估计五年的时间，也许报刊都放开了。
采访者：你觉得海外的媒体对我们压力有多大，或者说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朱德付：不存在压力这个东西。狼来了，你也会变成狼。海外媒体的加入会激活很多的东西。报业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是把事业做得很大，蛋糕做得很大。过去是小蛋糕，大家活得都不自在，通过竞争，蛋糕做得很大，大家活得更愉快一些。西方的媒体过来，会推进本土报业的革命，这是助推器，是本土化。媒体就是本土化。
采访者：最后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你有什么感悟？
朱德付：我大学毕业以后做过党校的老师，读过研究生。就我这样的性格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做自由职业者。
媒体有一个好处，媒体它是一个社会。我们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媒体是整个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汇聚点，整个社会环境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下，包括政府官员，包括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都是我们事业关注的。这个职业应该讲，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职业感和崇高的追求。
我的性格，估计是非常的理想主义者，只能做除暴安良这类事。而且这个职业不仅可以解决生存，同时可以赚到一点钱养家糊口。理想与现实是结合的。
采访朱德付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的，直到下午4点半《京华时报》要开编前会、我们不得不让出所在的会议室和我们的采访对象时才结束。
当我们把大小二十多个问题展示在朱德付面前时，他快速浏览了一遍，说了句“这么多问题”。我们赶紧表明，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不方便有的可以不回答。他却很爽快地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都可以回答。”
在快速进行的访谈中间，他曾经抽空下楼去签了一份购房贷款。这是两年前他初来北京时所不曾想到的。因为他说过，《京华时报》人员流动性很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他本人随时准备流动。他解释此次买房的原因说，夫人喜欢上北京了。
而他对北京的评价是“山高水深，藏龙卧虎”。2001年，他初来北京时，来来往往的都是“高人”，听得他云里雾里，简直感到自己根本“不懂报纸”。他便去请教，怎样才能做一张中国的《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结果没有人给他锦囊妙计。他只好自己去做，说干就干，干了再说。
虽然远离目标，但却已经开始努力。他说自己确立的是百年目标。最近，他似乎明白南北确有差异：南方重操作，北方重理论。孰优孰劣，他未作评论。但是，看起来，他是留下来了，哪怕只是因为夫人的缘故。
《京华时报》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朱德付坦言，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一家报纸是在说真话。但是，他反问道：“如果说我们的订户超过了《北京青年报》，你们信吗？”信不信其实都不重要。当我们一起采访的同事打电话说一万多字的录音稿无从删起时，我不得不承认，北京的报业又多了一个“高人”。
只不过，他不是跳高运动员，他是用脚一步步地走上去，有时甚至还往后退几步。他可能永远无法企及理想之高，但只要在不断实践，他以后的采访录音会不会更难删节呢？
什么叫封杀你？他不可能不让你办报纸。他们封杀不了。等你报纸做大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你支持他。他会主动找上门来。所以，现在我们采访没有问题，这个和你的影响力有关，总有人可以接受采访的，除非你的报纸真有问题。
记者采访被打是个例。记者采访是一种职业行为，没有一个单位说想去打记者。打人犯法呀。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是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太霸道，要很平等地介入，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坐在那里认为，弱者就一定是正义的化身，不是这个概念，弱者也可能是刁民，胡作非为的有，胡说八道的也有。不能先入为主，不要带成见进去。要求记者看问题的时候，心态是平和的，通过查访，一步一步地揭露事实的真相，还原事实的真相。
因为他的一次意外发现，牵扯出一串长达五年的官司；因为他和同事们的不懈追击，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报道演变成媒体与司法腐败的公开较量；因为他的一本《义无反顾》，激励多少青春少年铁肩担道义，梦为新闻人。朱德付，这个极普通的名字因此具有了传奇色彩，并且脱颖而出。
朱德付，男，1963年5月生于江西。中山大学文学硕士，主任记者。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辑兼副社长。历任《南方周末》编委兼记者部主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南方日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兼机动记者组组长、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总编辑。出版长篇纪实报道《义无反顾》，新闻作品集《我不是个坏女人》、《包房里的公仆》等。
第三部分第56节 文化：传媒的根本力量(1)
文化：传媒的根本力量
——访策划人郑俊琰（阿正）
文/陈斌华臧运洁魏莹
采访者：阿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走上策划这条路的？
阿正：我1984年从厦门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社。当时给自己提的要求就是要成为文化走向的参与者，要能够通过经手的书体现自己对文化学术和社会的理解。真正开始做图书策划大概是在1989年前后，在出版社里牵头组建“青年编辑室”，出了一些不错的书。但由于太超前，改革失败了。
业余时间，我帮一家很大的房地产公司做广告策划。结果是老板邀请我下海，给车、给房，还可以把孩子送到澳洲。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我最后还是谢绝了。我努力策划好书，并研究出版业的一些宏观理论问题。当时，我们社领导开会就说：“咱们社里有的编辑，满脑子想的都是新闻出版署署长考虑的问题。”
看到下海潮中出版界人才大量流失，我就想通过帮助出版界里能干的中青年人成名成家的方式来留住人才，于是做了一个谁都认为不可能的方案：给出版界有理论建树的中青年出版家每个人出一本自选集。运作了两年，最后给九个人出了自选集，结果这批人大都坚守在出版或相关行业（只有我自己后来完全脱离了出版界），成为今天出版界的中坚力量。
出版是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行业，我意识到做策划才是使自己进入社会前沿的一个有效途径。于是，我更加积极地介入策划，介入报刊、广播、电视、广告领域，有了一批成功的案例。结识了考察南极的一批科学家后，我就一直在想南极的问题，2000年初，我提出能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家到南极去，让他们从人文的角度去看一看南极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的这个想法得到科学家的支持，但周边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光费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通过大半年时间的运作，我把这个本应是企业行为的项目，运作成国家项目。六个人到南极体验了两个月，才花三十几万，只相当于原来预计（费用）的百分之十。
近现代的人类历史是一个科技至上、人文式微的“独腿”历史，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很多世界性问题都和此有关。其实地球不应该只是一个实验场，更应该是我们生存的家园，这个事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以行动向世界呼吁：让人文与科技联姻，让我们共同关注人类的未来。
从南极回来以后，我被倪萍请去做《聊天》节目的策划，那是2001年4月。做了将近一年，全节目组一起努力，将节目的收视率提高了大约三四倍。之后，我就换了一个舞台——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因为当时西部频道正在招兵买马，而且实行对台里台外的人一视同仁的新体制。这对于我这样到北京来“漂”的人太有吸引力了。但尽管在频道担任策划部主管，在频道还是边缘人。坦白地说，我现在处在相对无为的状态。
采访者：你觉得你在电视节目里，最擅长做哪一类型的策划？
阿正：没有最擅长的。但是，有文化含金量的节目我都有信心去面对，只要电视里有文化含量的东西，就特别适合我。我是一个“半桶水学者”，电视缺文化，所以需要“借”文化，但是大文化家他的水倒不到电视这边来，距离太远了，很难把他的理论体系变成一个鲜活的东西。而我是一个“半桶水学者”，我不把自己当学者看，我愿意给公众做节目，这是我的一个心态；另外就是我的知识比较杂，对出版、报刊、网络、广告、评论、理论研究各方面均有涉猎，刚好可以把复杂的东西做成老百姓知道的产品；第三是因为有文人的素养，对文化的理解不会不着边际。有这三点，我觉得有文化含金量的东西我都能介入。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比其他策划人高明在哪里？
阿正：不敢说高明。策划人有两种。一种是能够提出一个方案，并且把它做成产品，这种人偏少；更多的是能说的不会写，会写的不会做。如果说我还有一点优势，就是我从来都要把问题想通，在想通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理论的积累，同时除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外，还能把它写成文字并加以实施。思想的火花会在空气中消失，当你用文本把它固定下来的时候，火花就变成有效的可传播的思想。
采访者：你可能也认为，自己应该有比这（指西部频道策划部）更大的一个空间。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未来，你一定有一个想法，是吗？
阿正：1995年在做出版业的时候，我发表题为《对中国出版业实行分流管理的战略构想》的长篇论文，提出全国的出版业要切为三块，然后实行分流管理。第一块，把出版社中真正的喉舌压缩成每一个省一家出版社，这支队伍国家要包起来，给他们提供社会中上水准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专心当“喉舌”；第二块，把占全国出版社百分之九十的专业出版社全部推向市场，让他们“自谋生路”；第三块，开放私营出版业，真正实现“出版自由”。
当时，我的观点因为太超前而遭到“批判”，但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2004年初，中央关于出版业的改革决定，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我当年提出的前两步，我相信第三步也不会太久了。有传闻说中国的报业，中央将只保留“三报一刊”，其他统统“赶到海里去”，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方案。假如真的一步到位，那么中国传媒业真正的春天就快到了。
所以，在这个传媒革命的年代，一个传媒人如果说没有想法的话，那是假的。但北京能人太多了，多得你气都喘不过来。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东北时无数次到北京来出差，感觉相当不错。但是当有一天真正调入北京，从东北入关进入北京的路上，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在这么大一个天地里会被淹没。其实我在北京也是这种感觉，无数人都比你能干，你只能把梦想藏起来，而把生活先安排好。
采访者：这是当时的想法，那么现在呢？
阿正：依然是这样，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你的文化理念融进去，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响你周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共同兴趣的朋友，然后给自己带来需要的体面生活，然后有一份宁静的心态。我是说给自己的心灵一个角落去听天籁之声。我特别渴望能够有一点业余时间，去读一点书，去感受那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功利的，和朋友喝茶、喝酒、聊天，那种状态特别好。我骨子里的文人习气还在。做了近二十年的文化后进入电视，人家说电视是没有文化的领域，但是你仍然把自己当成文化人，电视始终是你不能完全投入其中的一个东西，你改变不了它，它也改变不了你，这就是我眼下比较尴尬的局面。
采访者：策划人是项目的灵魂，但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有的创意提出来了，委托方说你这个不行，可是等过了半年，你发现它做的正是你原来提出的策划方案。你是否觉得，策划人的角色是尴尬的？
阿正：所有的策划人在一定时期，都会碰到你说的这样的问题。策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点破以后就不再值钱了，谁都可以做。所以，策划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太难了，所有的策划人都有类似的悲惨经历。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选择好为谁做，比如我替斌华（指本书主编之一陈斌华）做策划，可能我就会有回报；其次，就是尽可能要参与全过程，很多策划人会通过对项目的执行，来实现他策划的报酬。
策划人最好的生存之地肯定是北京。他们（指此地的决策人或生意人）对策划的认知要深刻得多，知道策划的重要意义。我有一个基本观点，被一些朋友戏称为“阿正语录”：“定位决定命运，策划改变命运，传播影响命运。”定位是不是准确，决定了一个项目的命运。到了一个路口有三个选择，你选择错了永远都是错的，越发展越错，所以定位决定命运。策划可以改变命运，可以使你在有效定位的前提下，获得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然后，通常来说需要有传播来配合，有效的传播可以影响命运，影响它的实施效果，影响它的效益。
采访者：策划本来应该是扮演主体作用的，但却往往得不到尊重，甚至被认为是耍嘴皮子。你觉得这算不算策划人的悲哀？
阿正：是很悲哀，但也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家都把策划当成业余的、兼职的。有人说，现在有三种劳动，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一个是嘴力劳动。很多策划人确实是靠“说话”谋取一部分报酬。但实际上，“说”的背后，还是智慧。
第三部分第57节 文化：传媒的根本力量(2)
采访者：有没有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改变这个领域？
阿正：我觉得要影响一个领域，除了做出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事以外，你还要能够给这个行业留下一些理论的东西。策划人不能只单单满足于一个项目换来多少银子，而要在这个项目中传播一种追求和理念，这种理念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会被接受。还有，策划人要在生存空间内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当那么多策划人在每一个点上都做到最好的时候，他们就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无数个策划人都围绕着中央台的三百个栏目做策划，如果每一个人都真心把某一类型的栏目推到最好的状态，最适合社会，最适合媒体的发展，最适合市场化，其实就是合力把这个行业的状态往前推进了一步。
采访者：你的策划案有没有被人打回来过？
阿正：肯定有。最好的东西往往因为你要好到极致，所以超前、极端，有时与市场需求就会有差距。
采访者：就是说非常欣赏，说你很好，但是他不采用？
阿正：一种是他欣赏，还有一种是看不懂，他不懂你这个好。
采访者：你想要什么样的环境？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环境能发挥得最好？
阿正：允许任何异想天开的想法加入到讨论的行列里。
采访者：中国策划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你继续这么做？
阿正：我原来想从出版社跳出来做一个自由人，但后来与西部频道有了契约，这就显得很无奈。一个机构有时能给你提供非常基本的东西，既能够生存，又能够有一些机会。当然，它也会让你失去自由。
采访者：也就是说，目前这样的选择相对要现实些？
阿正：关键是心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态。我虽然在体制内，但是我比体制内的其他人心态要自由得多，我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它。我能够利用我的业余时间，去做所喜欢的策划工作，它能够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弥补我在这个体制内受到的制约。
采访者：你在乎社会对你的评价吗？
阿正：1995年因为想跳一级直接评正高职称“阴谋未遂”，我年轻气盛，把职给辞了，后来再也不愿意参加那样论资排辈的评定了。但现在的社会很势利，公众认同的还是一个既定的传统的评价体系。一些大学请我去讲课的时候，要做广告，需要说某某某是什么什么。这让我这样的人有点儿尴尬。当一些人知道你曾经的业绩时，你多少会有一些安慰。这一次，你们看走眼把我选进来，我也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多少证明社会给了我认同。
这个社会目前还没有给自由策划人一个合理的评价。但是我想，大家一起努力，最终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采访者：你后悔吗？是不是当年不应该意气用事？
阿正：那是另一条路了，代价也很大，得牺牲个性、天性，做很大的妥协。如果那样去等待，我成不了今天的我。我更喜欢现在的样子，当然有时候会有点尴尬。比如说到一个场合，主持人会介绍这是新华社首席记者，那是什么台长，到我这儿，主持人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采访者：这或许正是你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吗？如果说别人有一二项一百分，而你可以说有四五项八十分，你的综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阿正：也许是吧！我也相信自己能有比现在更大的作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指在西部频道当策划部主管）不会扮演太久。总有一天，不是这个机构对我失去信心，就是我对它失去耐心。要是这个（指这本书）被领导看到了，我已经想好怎么说了。我说你们有影响力，所以影响现在；我因为没有影响力，所以只能影响未来……
1556年，当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传媒时代。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从此都通过传媒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世界的进程。作为一个文化人最大的价值，或者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就是把你对世界的理解传导出去，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别人做什么你传播什么这个被动“客观”层面上，你将永远是滞后的，是一只传声筒。
图书是经典文本传媒，在多媒体抢夺注意力的今天，中国的出版业要切为三块，然后实行分流管理。第一块，把出版社中真正的喉舌压缩成每一个省一家出版社，这支队伍国家要包起来，给他们提供社会中上水准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专心当“喉舌”；第二块，把占全国出版社百分之九十的专业出版社全部推向市场，让他们“自谋生路”；第三块，开放私营出版业，真正实现“出版自由”。
电视是最直观便捷的大众传媒，它的平民化本质和市场化取向迫使电视节目必须平俗，要最大程度满足最大群落的民众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也就是收视率。电视的文化取向，素来都是在整个文化的平均值里头取一个中下值，所以电视“没文化”是与生俱来的。如何有效改变电视“没文化”的现象呢？“没文化”其实是由大一统观念造成的，满足了所有人，其实就等于谁都满足不了。所以应该考虑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深入到不同群落的不同文化形态中，做市场细分和分众营销，电视要从一个频道发展到几十个频道，节目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多种形式，满足分众化的需求，让不同受众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在产品同质、内容为王的时代，策划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传媒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阿正是一个横跨诸类媒体、常常能在瞬间抓住问题本质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优秀策划人。然而，由于思想力和话语权的不对称，中国策划人在媒体中的地位却有些尴尬。在阿正的身上，策划的“威力”和策划人的“无力”都得到充分展现。
阿正，男，本名郑俊琰,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同年进入出版社工作，以图书为基点开始了他策划传媒的历程，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四十一次。
发表各类作品近二百万字。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出版自选集《大出版的视野》、对话集《世纪对话——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及南极考察札记《企鹅的请柬——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等五部书。
1996年入选全国九位“中青年出版理论家”，1998年入选“中国书评三十家”，1999年入选出版界“新生代十位精英”，2000年入选“中国书界十大风云人物”。
2000年初进京，突破出版疆域，策划“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担任总策划兼领队奔赴南极。2001年4月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聊天》节目总策划。2002年出任央视12频道策划部主管。2004年夏出任中宣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致力于传媒策划及各种大型活动策划。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阿正抽着很淡的焦油含量为五毫克的“中南海”香烟。不知道是本来就喜欢抽淡烟，还是因为这是北京白领的新时尚。
阿正是坦诚的，他没有回避任何问题，而且都给予了坦诚的回答。采访结束后，他有点儿腼腆地说：“今天连续说了四个小时，从来没有说这么多的话。”他说：“我很珍惜与大家交流的机会，珍惜每一个新朋友！”
我们都为他的真诚所打动。对于每一个“北漂”者来说，尽管他们在北京的年头也不短，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总怀疑自己是否真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他们苦在此、乐在此、理想在此，却不会自居主人。他们有着超人的才智、自信与决断，但却敏感甚至常常委屈着自己。
阿正是一个“北漂”策划人，他从事出版、报刊、电视、广告、网络、评论的经历，使他的策划时常具有创意领先、可操作性强、媒体整合的多重优势，但他仍然低调。他的“代表作”“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新闻媒体关于此次活动的相关报道超过三千条次，报刊不少于一百个整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聊天》等节目也都竞相追踪报道，并有十二集的电视片《去南极》在全国播出。而南极归来的他，因为极地的洗礼内心更加远离喧嚣。
我们选择阿正，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策划人，而且我们以为，现在该是策划人——这些在中国传媒业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者”角色的人——走到前台的时候了。
居京大不易，有想法有追求者更不易。在复杂的社会面前，阿正不得不妥协。他在极力坚持着一个文化人的本色和自尊。阿正有些郁闷，但他坚持着。他说：“机会是需要等待的。”
对于中国的策划人，给这一群体正名的机会是否也还在等待中？
（2004年7月，阿正终于被追踪多时的“猎头”说动，出任中宣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这是阿正所等待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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