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是一些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家的流行口号。在他们看来，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已逐步从“英雄政府”时代进入了“平民政府”时代，已逐步从“政府统治”转向“政府治理”。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突出体现了政府职能已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2008年，国务院推行“大部制”改革，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集中为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也往往成为衡量政府是否属于服务型政府的判断标准，有目共睹的是，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民生公共服务难题。
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正在加快。从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种种举措来看，“治理”已经隐约可见，这昭示了“治理时代”先声的响起。
无论是党、政府，还是各级主政者们，建设“服务型、治理型”政府，培育公民社会，都是古之大儒者们所倡行的“公忠体国、为民立命”思想的应时践行。
为民立命：为民生鼓与呼
在21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电视屏幕上，有两道景象格外引人注目，一道是电视“选秀风潮”，另一道则是电视“民生新闻”。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以及“耳目”，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民生问题愈演愈烈之时，也积极走向前台，全心全意为民生“鼓与呼”，为政府“宣而传”。
2002年1月1日早晨8点，随着主播一声“早上好，这里是都市快报”的问候，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栏目正式亮相开播。
《都市快报》开播之后，紧紧围绕百姓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来发现新闻、摄制新闻，以崭新的民众理念，亲和的平民视角，贴近本土的概念和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最新、最好看、最有用的信息及时、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观众，使得节目紧紧地吸引住了百姓的耳目，在观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和普遍的赞扬。
在《都市快报》节目里，不仅有杀人放火、天灾人祸这样重大的突发性新闻事件，还有像停水断电、邻里纠纷、伪劣商品等这样关系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天气预报、旅游信息等这样的实用资讯，另外还组织策划为城市下岗职工培训就业等活动。观众纷纷感觉到电视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亲了。
在2001年冬天，设计者们开始酝酿策划《都市快报》这档栏目时，他们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全心全意为西安的几百万市民提供24小时的新闻资讯服务”。因此在节目的策划过程中，设计者们把重点选在老百姓的日常事上，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主要新闻题材，报道他们最想知道的生活资讯、突发事件和发生在普通人身边的市井新闻。在具体操作上，设计者们把西安市的三百多个社区分别划分成记者的采访责任区，并设立新闻热线，发生新闻时，社区记者能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现场。同时，记者们还经常深入社区，与市民拉家常、交朋友，为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鼓与呼。
《都市快报》在市民与政府、市民与社会、市民与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它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且还是群众的耳目，在这里不仅“上情下达”，还有“下情上达”，起到了特有的社会效应作用。用当初设计者们的话来说，他们精心策划的是一种新式的“民生新闻”节目。
就在《都市快报》的设计者们努力地筹划他们所要探索的那档“民生新闻”节目时，在千里之隔的江苏省南京市，一群图谋电视新闻变革的前卫电视人，也正在不约而同地筹划着他们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并且也在2002年1月1日正式开播。这一年就成了中国电视民生新闻的诞生年。
《南京零距离》以直播的形式，集中报道和反映“日常状态下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其所想所感”，它把突发事件、生活资讯、市民心声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综合传达给观众，让观众了解这个城市发生的最新新闻，同时又获得实用资讯，还可通过热线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内容题材和形式一开始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和欢迎。
《南京零距离》和《都市快报》的成功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后，“民生新闻”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到2006年底，全国有着类似理念、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的栏目约有一百多个，各大省会城市至少都有两档类似的新闻栏目。这些栏目“突破性”地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到普通百姓的身上，用平民的视角，带着亲和力、人情味去关注百姓，表现世间百态，在收视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国电视界继纪实热、综艺热、访谈热、游戏热等现象之后，又掀起了一场“民生新闻”热。
民生新闻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它关注民生疾苦，反映百姓呼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事”是这些节目的最形象概括。在选题内容上，民生新闻基本锁定在群众的生活状况、生活空间、生活环境三大方面，诸如贫困问题、住房问题、医疗改革、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都在其选材范围内。
在观众心目中，民生新闻就是“与市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形态紧密相关的新闻”，像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日常的七零八碎、家长里短，都能在民生新闻中找到踪影。民生新闻虽有大政方针、天下大事等时政性的选题，但更多的则是反映当地群众的小事、琐碎事、平凡事和烦恼事。
在实际操作中，像《南京零距离》的基本口号是“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南京零距离》栏目的一次节目内容分析显示，在170条新闻报道中，党政新闻只有5条，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正是更多地把百姓生活中的愿望、生活中的困难和他们的批评意见等作为反映的重点，才使该类节目拥有越来越多的“观众缘”。
民生新闻用下降了的镜头、降低了的视角，通过真实展现、个性叙述，反映民众心声、引导百姓生活、体现地域文化、传承本土精髓。在这样的构架下，民生新闻以其“平民视角”观念，确立“知心人”的朋友姿态，通过“平民化诠释”和“本色化点评”，与观众进行“贴心话”式的平等交流，以期达到凸显社会人文关怀、引导主流价值观念的目的，从而使得民生新闻突破了媒介的传统价值定位，赋予了全新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民生新闻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式样，是对传统的电视新闻观念的全面颠覆。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体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屑于报道那些在媒体专业人士看来不太富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媒体专业人士的新闻触角始终都停留在那些重大事件、名人活动上，将自己的“趣味”强加给受众，这种“代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百姓声音的压制，是一种媒介专制和霸权。而另一方面，普通百姓成了缄默的一群，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表达声音的独立渠道，自然也就缺失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民生新闻的出现，是一种民生话语权的体现，让民众在电视屏幕上有了一个表达自己心声的平台。民生新闻将视角转移到普通人身上，以人文关怀、人本主义的出发点真实地传播民众的心声，这一点恰恰是对以往新闻方式的最大改变。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并非偶然——它是在“政治昌明、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思维活跃”的社会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国情、民情以及媒介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许多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时，破天荒地提到了电视：“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邓小平对电视传播的这种批评，对中国电视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公民可以查阅政府公文，涨价前要开听证会，结婚无需单位证明，取消收容制度……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然而然地经受了经济、社会大潮的洗礼，逐步向“民生”拓荒，向“民本”回归，这成为一个时期新闻价值的新取向。
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快速发展过程中，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展。当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又遇到了诸如看病就医、上学就业、住房、出行、外来民工、社会保障等更带有时代特征的民生新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方针政策加以调控解决，又需要媒体舆论的支持，通过媒体舆论的传播、诠释，公众与政府之间就有了“桥梁”和“纽带”。
民生新闻的兴起还与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选择，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步入城市化发展的高潮阶段，在此后的20—30年间，中国城市将从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与结构变迁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对此有所反映，而民生新闻正是这一反映在传媒业务层面的体现。
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在宣传思想战线上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作为宣传工作一条重要指导原则，这为民生新闻的兴盛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民生新闻也是在“三贴近”语境政策下的新的演绎。
中国新闻改革、发展的轨迹，也是由受众客体向主体转变的过程。在保障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总体框架下，受众意识的渗透已经成为新闻改革的风向标，受众的喜好正在成为开办新栏目的重要杠杆。这为民生新闻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需求导向。
另外，规避与央视的正面竞争，走差异化竞争道路，也是地方台大力发展民生新闻的一种策略选择。而且随着家用DV机、数码相机、手机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的普及应用，也为民生新闻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所有这些因素的孕育，都为民生新闻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
当2002年民生新闻“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它给向往者带来了诱惑；当2003年民生新闻开始遍地开花的时候，它给实践者带来了实惠；而在进入2006年后，中国的民生新闻已经有些“泛滥成灾”的局面了。
在南京，有人说，“如果一个老大爷在马路边摔倒，立刻就会有三四台摄像机同时对准他”。身处民生新闻的发源地，南京人直接见证了民生新闻开播后的媒体效应。从2006年开始，各大城市的电视屏幕上都在纷纷上演民生新闻大战。此后，民生新闻“同质化、商业化、肤浅化、琐碎化、世俗化”等问题集中表现出来。有人甚至认为，民生新闻就是“一地鸡毛”，竟然会出现“大妈家小猫上树下不来”放在节目头条，而把凡是来自“官方”的新闻仅在屏幕下方用几个“飞字”来处理的现象。
按照产品寿命周期理论来分析中国民生新闻的发展历程，2002—2003年是民生新闻的“试播期”；2003—2004年是民生新闻的“成长期”；2004—2006年是民生新闻的“成熟期”；2006—2009年是民生新闻的“饱和期”；2009年以后民生新闻则进入“衰退—调整期”。《从社会民生新闻到公众公共新闻》，马泽文，《西部电视》，2006年05期。
如同潮起潮落，民生新闻在经历一段高歌猛进之后，2009年以后归于平淡。民生新闻“衰退”之后，它将何去何从？有人认为，大众媒体需要一种新的形态来完成转型，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或许是一条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是20世纪美国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一位教授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很快被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媒介“引进”，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行开来。公共新闻核心主张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与争论》，蔡雯，《新闻战线》，2004年04期。。公共新闻吁求新闻媒介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
中国国内有学者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用公共新闻构建城市新闻广播》，方东晓，《新闻采编》，2008年05期。也有人把其解释为：“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广泛参与，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
“民生新闻”是关怀民众，情为民所系，“公共新闻”则是尊重公民作用，想办法提高公众在应对社会问题、解决公共事务中的能力。两者定位不同，因而表现的主体也就各有侧重。学者研究认为：“民生新闻把受众定位于老百姓或大众，而公共新闻是公众。公众的内涵比大众更具有某种社会意义。特别是公共新闻突出的一些民权问题，突出公众的权益的问题。这种理念是对民生新闻的一种提升。”《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民生新闻的品质提升与自我超越》，赵虎，王欣，《新闻前哨》，2005年07期。
媒介有责任引导民众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高民众的政治、民主的参与意识，作为舆论导向的责任和喉舌功能不应当在公共讨论中销声匿迹。公共新闻以期在公共领域中搭建一个平台，让政府、媒体、公众得以相互沟通、理解、合作、制衡，以让公共事务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恰当的解决，进而构建和谐的公共空间。民生新闻在向公共新闻转化时，需要将更多的有参与能力、思考能力和影响力的观众吸收到媒体设置的话题中，让他们参与到公共事物的讨论中来。
无论是民生新闻还是公共新闻，它们在开拓中国电视新闻的报道形式和扩大电视新闻影响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它们更高的宗义，却都在于发出各界之声，以期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形成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推动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到来。
